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理學,將“十六字心傳(chuan) ”看作是“堯、舜、禹所傳(chuan) 心法”,標誌著理學在實質層麵上開啟了“心學”這一儒學新路向。陽明的道統論與(yu) 其心學構建則是接續理學的道統論及其所蘊含的心學路向展開的。在陽明那裏,道統是在曆時性的時間脈絡中確立儒家學術的精神命脈,而正統則是在共時性的多元學術形態中貞定儒家學術的發展方向。
中國話語的當代建構有賴於(yu) 對文明結構的深刻把握,而詮釋的技藝是促成此項思想創造的有力工具。因此,無論是弘揚中國傳(chuan) 統經典,還是將中國傳(chuan) 統經典作現代性轉換,事關(guan) 思想本身,而非詮釋學理論所能負載的使命。中國經典詮釋如何在現代社會(hui) 條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義(yi) ,是現代中國經典詮釋學建構的應有之義(yi) 。
學界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釋義(yi) 漸有趨同之勢,但仍有分歧。實際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當作“知曉”解,不宜破讀。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經上》對“知”的定義(yi) 相同,在與(yu) “民可使由之”相對立的語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強力手段或空洞說教使人知曉的含義(yi) 。“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
古代東(dong) 西方的思想傳(chuan) 統中不乏對人的身體(ti) 和知覺予以負麵評價(jia) 的。在宋儒張載那裏,形(質、形質)和知覺卻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和積極作用,有關(guan) 形的論述構成其哲學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他認為(wei) 宇宙原始的混沌之氣必然發生聚散的分化和對立,這就使形的出現具有必然性,這是對佛教以現實世界為(wei) 幻妄之觀點的直接回應。
記憶與(yu) 遺忘構成了宋明理學道德修養(yang) 工夫論中的內(nei) 在張力。理學家對道德本體(ti) 之記憶與(yu) 修養(yang) 工夫之遺忘的兩(liang) 層劃分,有助於(yu) 厘清其間的糾葛。本體(ti) 記憶在經驗層麵的過去、現在、未來三個(ge) 時間維度展現自身,並決(jue) 定了經驗層記憶內(nei) 容的變異。
道體(ti) 論者的體(ti) 用論卻非如此,他們(men) 的形上—形下的結構不是套套邏輯的恒真式構造,而是形上—形下互涵,形上既是完美自足的,但同時也要自行創化的。落在道器論上講,即是道器相涵的形上學,道的內(nei) 涵有待器來補足;器的內(nei) 涵,其本質也是流動的,它是“流形”,它需要作為(wei) 本體(ti) 的道的支撐。
郭沫若荀子研究散落於(yu) 其20世紀30、40年代的多篇作品之中,涉荀研究持續時間長,對荀子保持了一以貫之的較高關(guan) 注度,產(chan) 出成果豐(feng) 碩,屬民國荀子研究的精湛之作,極富思想史研究特色。
葉適的批判具有邏輯曲解與(yu) 思想誤讀的鮮明特點,在當時及後世,非但對於(yu) 闡揚荀學無功,反而融入了貶抑、解構荀子的“反荀”思潮,產(chan) 生了極大的思想流弊。
家是儒家開展人倫(lun) 教化的核心場域,家禮則是維係家庭或家族和諧穩定的倫(lun) 理觀念與(yu) 儀(yi) 禮規範的綜合體(ti) 。伴隨著家形態的發展演變,家禮也經曆從(cong) 無到有、逐漸完備,並由貴族而普及平民百姓,成為(wei) 指導人們(men) 日常居家生活的各種禮儀(yi) 規範以及冠、婚、喪(sang) 、祭四大人生禮儀(yi) 。
“美”字的源起表明古人的美觀念起源於(yu) 視覺形象及視覺心情,並非是起源從(cong) “大羊”或“羊大”的味覺義(yi) 。“美”字初指人形象好而令感官喜悅,但今作價(jia) 值概念早已超越對視聽價(jia) 值的指稱,佳好者尤感官感覺好者皆可語稱為(wei) “美”。美學的基本內(nei) 容或基本體(ti) 係主要在美的概念(語文)、美感機製(心理)、美治機製(工藝)、美的學說(史論)四方麵,一切···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的著名命題。這一命題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導思想和《春秋》經的思想內(nei) 涵都是以“禮”作為(wei) 價(jia) 值標準。南朝梁人皇侃強調禮在六經中的統攝地位說:“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wei) 本。”皇侃的這一論述與(yu) 司馬遷關(guan) 於(yu) 《春秋》為(wei) “禮義(yi) 之大宗”的命題是相通的,有異曲同工之妙,非常···
荻生徂徠《論語》詮釋具有顯明的政治倫(lun) 理向度與(yu) 本土契合性邏輯,是近世日本儒典在地化闡釋的代表性案例之一,亦可視為(wei) 儒學日本化進程之重要一環。其內(nei) 在邏輯及本質意義(yi) ,是在學、德、政之意義(yi) 邏輯上,展開選擇性接受和變異性闡釋,從(cong) 而將儒學內(nei) 在化於(yu) 本土學術文化範疇,建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當下關(guan) 切的政治儒學。
薛瑄重視默識的概念,是因為(wei) 貫通性與(yu) 天道是其哲學思想的核心內(nei) 容。從(cong) 薛瑄對默識工夫的重視,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論上明顯有注重內(nei) 向體(ti) 驗的傾(qing) 向。薛瑄對默識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繼承程朱,他所說的默識並不單純指默坐澄心、體(ti) 驗未發的工夫,而是兼具內(nei) 外的默識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論中,默識與(yu) 體(ti) 認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識主要是心地工夫,體(ti) 認則···
將情作為(wei) 禮的基礎根源必然推導出親(qin) 親(qin) 優(you) 先於(yu) 尊尊的禮製原則,但當禮要落實應用於(yu) 具體(ti) 場景之時,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原則亦當根據實際情形而有所考量權衡,是以萬(wan) 斯同提出“情固宜從(cong) 厚,禮貴乎得中”的理念,以調適平衡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的適用範圍。
“見之於(yu) 行事”作為(wei) 中國曆史意識的原則,內(nei) 嵌到中國的經史傳(chuan) 統之中,形成了不是以空言(概念、理論、學說等)顯明道義(yi) ,而是即事明理、寓道於(yu) 事的“道事合一”的基本原理。這一原理意味著儒家曆史形上學的在道與(yu) 事之間建構的原初關(guan) 聯,道的顯現不能脫離人所行之事,道之顯現優(you) 先於(yu) 道之存在,以事顯道凸顯了儒家曆史形上學的實踐品格。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兩(liang) 條線索。備受學界關(guan) 注的“從(cong) 周”與(yu) “正名”的思想線索,接續的是春秋霸政時期以禮維護層級秩序的傳(chuan) 統,並非單一維護君主集權。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線索,依托於(yu) 春秋末期出現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層擔負政治責任,以實現良好的政治局麵。
跳出尊《序》與(yu) 疑《序》的二元劃分,重新審視《詩經新義(yi) 》與(yu) 《毛詩序》的關(guan) 係,把握荊公對詩歌本質是“法度”的認識以及“教化”的設計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荊公的《詩》學觀與(yu) 政教思想,並對熙寧變法中《詩經新義(yi) 》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為(wei) 全麵的評判。
圓善有廣義(yi) 和狹義(yi) 之分,廣義(yi) 圓善包含社會(hui) 製度問題,狹義(yi) 圓善隻屬於(yu) 倫(lun) 理道德層麵。“倫(lun) 理共同體(ti) 之圓善”是其廣義(yi) ,牟宗三所論圓善則主要取其狹義(yi) 。廣義(yi) 圓善固然有意義(yi) ,但不能認為(wei) 據此便可以完全解決(jue) 狹義(yi) 的圓善問題了。
通過考察不同曆史時期儒醫群體(ti) 的麵貌,並對影響這一群體(ti) 變化的社會(hui) 背景的分析,認為(wei) 中國古代儒醫群體(ti) 的曆史變化可分為(wei) 師徒授受時期(兩(liang) 漢)、門閥世襲時期(魏晉南北朝至隋朝)、儒醫分流時期(唐代至五代十國)、儒醫繁榮時期(宋代至清代)四個(ge) 階段。而
《春秋繁露·順命》的部分內(nei) 容見於(yu) 《穀梁傳(chuan) 》而不見於(yu) 今本《公羊傳(chuan) 》,引起學者爭(zheng) 論。由《春秋繁露·觀德》與(yu) 《順命》篇的文辭在結構與(yu) 內(nei) 容上的嚴(yan) 格對應,可證《順命》之文當出董學。進一步分析《觀德》與(yu) 《順命》二篇的內(nei) 容,可知“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皆屬“天倫(lun) ”。“天倫(lun) ”隻見於(yu) 《穀梁傳(chuan) 》而不見於(yu) 今本《公羊傳(chuan) 》,《五經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