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易經》哲學的脈絡而言,回到存在本身,是從(cong) “存”講“在”、從(cong) “屯”講“生”。“存在與(yu) 價(jia) 值的和合性”優(you) 先於(yu) “思維與(yu) 存在的一致性”。存在不是靜態的被確立,而是動態的生成,更重要的是人的參讚化育。“生生哲學”的智慧亮光將會(hui) 為(wei) 現當代哲學帶來更多的實存反思,迎向“文明互鑒”下的哲學交談。由此,我們(men) 可以體(ti) 知生生、契入存在、啟動覺性、迎···
把血緣關(guan) 係上升到一種天定法則的高度予以確認,等於(yu) 在為(wei) “親(qin) 親(qin) ”之製建構可靠根基。以嫡係長房、長孫為(wei) 大宗,血緣正統可靠,是“百世不遷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係統、旁支所出為(wei) 小宗,是先祖餘(yu) 澤播撒。“五世而遷之宗”要求小宗超過五世則剔出喪(sang) 服範圍。“大宗維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維城”則能夠起到拱衛、守護作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大意是乾坤形成,其抽象、超驗的方麵叫做“道”;乾坤形成,其具體(ti) 、經驗的方麵叫做“器”。前者指存在於(yu) 乾坤的次生易,即易道;後者為(wei) 乾坤的物質存在形態。因而,將“metaphysics”譯為(wei) “形而上學”是一場基於(yu) 誤讀的誤會(hui) 。
“氣”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的重要範疇,中國傳(chuan) 統宇宙觀從(cong) 對氣與(yu) 世界萬(wan) 物關(guan) 係的理解出發,以氣為(wei) 基,描繪了“一個(ge) 世界”的整全圖景。《莊子》所謂“通天下一氣”,展示了中國古代“此世一元觀”的哲學基礎,在這一世界圖景當中,沒有主觀和客觀的對待,沒有自然與(yu) 社會(hui) 的二分。宋代及以後的思想家同樣強調“一個(ge) 世界”的重要性,朱子同樣是在“氣化的···
荀子的邏輯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還是惡的,卻並不能歸因於(yu) 天,而隻能是出於(yu) 人自身的創造。若一個(ge) 人無力創造,即無法“具”其“樸”“資”,那便是荀子所謂的“性惡”,康德稱之為(wei) “根本惡”。至於(yu) 人如何“具”,一方麵,“俄而”間的“決(jue) ”與(yu) “斷”成為(wei) 生死關(guan) 頭,另一方麵,“長久”的“積”和“漸”又事關(guan) 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問題,···
行走在“孔子之城”的來華西人,近距離觀察曲阜,深層次解析孔廟,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當時西方社會(hui) 對聖地曲阜及孔子的認識。這些旅行紀聞,既引發了西人對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學在中國的地位與(yu) 影響,為(wei) 我們(men) 多方位認知孔子提供了豐(feng) 富視角。
“仁樹”說集中體(ti) 現了方以智仁學思想的精粹。此說由三個(ge) 主要比喻構成,即全樹全仁之喻、剝爛複反之喻和二芽之喻。本文係統梳理了仁樹說三喻的內(nei) 容和含義(yi) ,並分析了方以智仁學思想的體(ti) 用論基礎。仁樹說代表了一種“盡性”或生成人性論的新範式,深刻影響了清代學術發展。
儒學乃至整個(ge) 中國文化固然有著重視道德的特質,但儒學自始便存在著消極倫(lun) 理的思想因素,對道德化視角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自覺——不可將世界化約為(wei) 單純道德化的世界,這就體(ti) 現出人的自知。而隻有以人的自知之德為(wei) 基礎,人與(yu) 萬(wan) 物的一體(ti) 和共生共在方可實現。對生生之大德的推崇正意味著超越單純道德化視角與(yu) 人類中心主義(yi) 的局限性。儒學對人與(yu) ···
清代學者反對“疏不破注”舊例,重新構建義(yi) 疏之作的詮釋體(ti) 例,體(ti) 現出實事求是的為(wei) 學精神。新疏是清代經學研究的結晶,內(nei) 容上具有集大成的特點,在《十三經注疏》、“四書(shu) 五經”之後,構成又一個(ge) 頗具特色的經典詮釋體(ti) 係,對於(yu) 後世的經學研究和經典傳(chuan) 承,具有重要價(jia) 值和深遠意義(yi) 。
羅欽順哲學對張載哲學的繼承性並不似傳(chuan) 統哲學史中所表述的那麽(me) 強。具體(ti) 而言,可以從(cong) 三個(ge) 方麵證明:其一,在北宋五子中,羅欽順主觀上更欣賞的是程顥,而非張載。其二,在問題意識方麵,羅欽順討論張載時更關(guan) 心的不是氣本,而是理氣一物。這本質上是朱子學的問題意識,而非氣學。其三,羅欽順對張載的理解與(yu) 傳(chuan) 統氣論學者對張載的理解不···
天理是二程和朱熹哲學的核心概念,但二者對其理解不一樣。在二程那裏,天指蒼天,天性、天命都是蒼天之命令。天理即蒼天之理,進而延伸為(wei) 宇宙之理,天理觀便是宇宙觀。在朱熹這裏,天被當作形容詞用,表示像蒼天一樣的自然性、自足性和絕對性等,天理指具有類似於(yu) 蒼天性質的理,即,理是自足而絕對之理,而不再專(zhuan) 指蒼天之理。理學家的···
立足於(yu) 一般經驗性的“聽”,孟子認為(wei) 個(ge) 體(ti) 在“聽”上有“同聽”的趨向,節製對某些“聲”的偏愛,個(ge) 體(ti) 得以通由“聽”培塑自身德性。“聽”同時與(yu) 國家治理相關(guan) ,廣泛聽取各方意見成為(wei) 了製定正確決(jue) 策的重要前提。在這一過程中,君主歸正“聽”上的一些偏好,理性判別和積極聽納有價(jia) 值的意見,使其不斷向聖王邁進。
在朱子學的詮釋下,“禱”作為(wei) 麵向特定信仰對象的意向性行動,是聖人基於(yu) “天理之自然”確定的禮儀(yi) 準則,在氣化流行的宇宙秩序中有獲得“回應”的真實性依據。禱者正是以這些基礎信念為(wei) 前提,將自身生活困境向神靈敞開,並在與(yu) 神聖的“遭遇”中獲得如何麵對這些困境的精神經驗和意義(yi) 依據。
社倉(cang) 法源自隋代實施的義(yi) 倉(cang) 製度,在南宋時期經朱熹重新設計並編定《社倉(cang) 事目》後發揚光大,對後代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往學者的研究認為(wei) 朱熹所行社倉(cang) 的目的之一是在民眾(zhong) 經曆災荒時對民眾(zhong) 予以救濟和幫助,從(cong) 而發揮其鞏固統治的社會(hui) 功能。社倉(cang) 法盡管具備如上的社會(hui) 功能,但其設計本身卻存在固有的問題,諸如貸款利率過高、催科期限過急等。
以經驗知識的進路解釋良知如何呈現,需要以良知不學而能的先天性與(yu) 其呈現於(yu) 經驗中的差異性、多樣性為(wei) 前提,給予“經驗知識如何觸發良知”和“良知如何運用經驗知識”兩(liang) 個(ge) 核心問題以有效的解釋。同時,認知能力的提高與(yu) 經驗知識的積累都影響了主體(ti) 對當下道德場景的把握,從(cong) 而也參與(yu) 到良知直下的判斷中。
作為(wei) 經典世界中的思想史事件,孔子的“川上之歎”存在著傷(shang) 逝、勉學、道體(ti) 三種詮釋路徑。相較而言,“道體(ti) ”說既克服了“傷(shang) 逝”說的消極觀念,也深化了“勉學”說的思想內(nei) 涵,並且還實現了聖賢之間的“視域融合”,在經典解釋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yi) 。從(cong) 形而上學的視域來看,孔子“川上之歎”所表達的核心主題是對存在與(yu) 時間關(guan) 係問題的哲學思考。
一方麵,注意於(yu) “名節”的自覺性與(yu) “士風”或“學風”間的關(guan) 係,試圖重塑“士人”這一政治身份在道統觀下的重要意義(yi) ;另一方麵,對“罔死”與(yu) “變節”的批評在延續明季道德嚴(yan) 格主義(yi) 風向的同時,也經由對名節觀的厘正,而為(wei) 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開生存空間。回視程伊川之論黨(dang) 錮,在某種程度上,此兩(liang) 者皆可視為(wei) 喪(sang) 亂(luan) 之後對宋學的回歸。
張載在政治社會(hui) 思想上主張宗法製,但不等於(yu) 《西銘》的宇宙論也是宗法模式的,不能據此否定《西銘》具有博愛與(yu) 平等觀念。把博愛與(yu) 差等之愛對立起來,對兩(liang) 種觀念都極為(wei) 有害。借助對若幹博愛觀念的討論,重新肯定差等之愛之於(yu) 博愛的重要性,突出差等之愛中厚薄之分的意義(yi) ,具有較大理論價(jia) 值。
宋代早期理學家集中展現了思維轉型的理論自覺,其“體(ti) 用”之“體(ti) ”,一方麵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麵又較佛教之“體(ti) ”更具實在性,一種既超越又實在的“體(ti) 用”思維逐漸形成。早期理學家各具特色的思維轉型的努力是理學得以產(chan) 生的核心動力,也促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第一次大型範式轉換。
實際上,從(cong) 訓詁上看,一律以“宜”訓“義(yi) ”是不通的;從(cong) 德行上看,這些現代詮釋混淆了“義(yi) ”與(yu) “權”“智”的區別;從(cong) 思想上看,這些詮釋混淆了某種情境下具體(ti) 行動的權變智慧與(yu) 行動背後不變的道德原則或道德價(jia) 值之間的區別。此種詮釋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實則是一樁美麗(li) 的誤會(hui) 。孔子“義(yi) ”概念與(yu) 其說是情境適宜性的權變智慧,毋寧說是絕對的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