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說旨在說明人性中先天具足為(wei) 善的能力,理論旨趣上頗合乎康德倫(lun) 理學“應當蘊含能夠”這一基本原則。思想史上,該說往往被強化為(wei) 這樣一種觀點:人於(yu) 現實中必然會(hui) 為(wei) 善,因而禮義(yi) 、王教乃至一切後天努力均為(wei) 多餘(yu) 。荀、董二子都是基於(yu) 對孟子性善說的這一強的解讀而對其予以批評;為(wei) 說明後天教化的可能性條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
考察《河南程氏遺書(shu) 》中程頤的言論,可以推斷出程頤並不反對婦女改嫁。當代學人對程頤產(chan) 生誤會(hui) 的直接原因在於(yu) 將“節”字解釋為(wei) “貞操”。根據“節”字在古籍中的使用情況,將“節”解釋為(wei) “貞操”並不符合中國傳(chuan) 統古籍經典中“節”字的使用習(xi) 慣。分析程頤語錄中“節”字的內(nei) 涵,“節”指征人的品格、操守時,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的含義(yi) 。於(yu) 行為(wei) 而言,是外在行為(wei) ···
在三禮學體(ti) 係中,以國家為(wei) 主體(ti) 的《周禮》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到重視,北方更是參照《周禮》的政治製度,說明禮對於(yu) 促進魏晉時期的最終統一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通過春秋戰國時期禮學的轉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禮學的發達這兩(liang) 個(ge) 曆史事例可以看出,禮在中國曆史文化上的發展是連續不斷的,是維係中國文化的統一以及中國曆史的統一的重要文化因素···
自然宇宙觀是一種文明形態的世界觀基礎,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首先體(ti) 現在自然宇宙觀上。唐君毅基於(yu) 中西印比較的視角,以《周易》哲學為(wei) 主要思想資源,對中國自然宇宙觀之特質作出了深刻揭示。隻有深刻把握中國自然宇宙觀的深層特質及其真理性,並主動涵攝機械論自然宇宙觀於(yu) 自身之中,才能使中華文明形態的自然宇宙觀獲得現代性和有效性。
隨著儒教的發展,表麵的禮教性與(yu) 最初的宗教性分離,使儒教成為(wei) 一種“沉默的宗教”。在這樣的內(nei) 在邏輯下,儒教的倫(lun) 理體(ti) 現出其連續性、共生性和現實性的特點,並使作為(wei) “倫(lun) 理宗教”的儒教在具體(ti) 的道德要求、理性轉向與(yu) 教化功用上彰顯出“人間性”。儒教對於(yu) 人的關(guan) 心與(yu) 肯定指引著人們(men) 不畏苦難、積極入世,發揮著人間關(guan) 懷的作用。正因為(wei) 如此,儒···
作為(wei) 人存在的精神形態,德性在意向、情感等方麵展現為(wei) 善的定勢,同時又蘊含了理性辨析的能力及道德認識的內(nei) 容,它為(wei) 道德實踐提供了內(nei) 在的根據。道德行為(wei) 的普遍指向與(yu) 評價(jia) 的普遍準則離不開一般的規範,而規範的現實有效性又與(yu) 德性聯係在一起。德性既表現為(wei) 內(nei) 在的精神結構,又體(ti) 現於(yu) 現實的行為(wei) 過程,與(yu) 化外在規範為(wei) 內(nei) 在德性相關(guan) 聯的是化···
中國古代母教起源於(yu) 原始母係氏族公社時期,人類在認識母教之前,母教就已經存在了。母教文化的形成,經過漫長的曆史時期,她植根於(yu) 中華元典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發展於(yu) 西周宗法製度建立之後。母教有廣義(yi) 與(yu) 狹義(yi) 之分,內(nei) 容及其豐(feng) 厚,是一個(ge) 龐大的教育體(ti) 係。目前,母教文化複興(xing) 的形勢是嚴(yan) 峻的。傳(chuan) 承母教文化的目的,不是為(wei) 了複古,更不是···
君子之道植根於(yu) 中華元典精神之中。中華元典精神所涵蓋的“乾道”與(yu) “坤道”是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君子”一詞的含義(yi) 在文明進程中逐漸演進為(wei) “品德與(yu) 才能”的象征,從(cong) 此“君子人格”的內(nei) 涵跨域了社會(hui) 階層的局限,君子形象更為(wei) 立體(ti) ,故而君子人格的內(nei) 涵理應跨越男女性別的局限。女性也可以成為(wei) “君子”。由於(yu) 坤道懿德的熏陶,君子人格也是中華女性向往···
春秋戰國時代,在整個(ge) 天下及各基本領域中發生了一場同構性變革,即從(cong) 中介性轉向直接性、從(cong) 群體(ti) 性轉向個(ge) 體(ti) 性。封建傾(qing) 向於(yu) 中介性、群體(ti) 性,郡縣則體(ti) 現直接性、個(ge) 體(ti) 性。周秦之際的這場同構性變革,可稱為(wei) 從(cong) 封建模式向郡縣模式的轉變,這就是周秦文明變革的實質所在。
具體(ti) 言之,章太炎轉向褒孔為(wei) 主有以下原因:他認為(wei) 孔學之精髓是史學,史學作為(wei) 國粹可激動種性;基於(yu) 古文經學、“真如”哲學立場來相對客觀地評說孔子、孔學,符合其本願;孔學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與(yu) 其新哲學高度契合,可為(wei) 傳(chuan) 播新哲學、增進國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揚孔學亦有助於(yu) 團結崇信孔學的革命力量。
儒家繼承周公以來的禮樂(le) 傳(chuan) 統,注重“以天合人”,強調天道為(wei) 人事服務,其重點在於(yu) 王道政治。故儒家使用“貞”字,從(cong) 祭祀占卜之對鬼神的順從(cong) ,衍生為(wei) 下順乎上的政治秩序之“正”,其闡釋重點由“神”轉向“人”。“真”“貞”二字雖然源出宗教祭祀,但在儒道兩(liang) 家的運用中均注重於(yu) 人與(yu) 社會(hui) 的合理秩序。
孔子卒後,七十子及其後學的離散,對於(yu) 推動儒學南傳(chuan) 具有關(guan) 鍵作用。楚國儒學之所以能夠興(xing) 盛,不僅(jin) 得益於(yu) 魯、魏儒學文化圈的輻射影響及其“為(wei) 王者師”傳(chuan) 統的光大,更離不開吳起變法所引起的楚國士風、學風的轉向。吳起入楚在楚國儒學發展史上起著關(guan) 鍵性的轉捩作用。
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天人關(guan) 係,元問題則是人應當如何活在這個(ge) 世界上。為(wei) 了解決(jue) 其元問題與(yu) 基本問題,中國哲學形成了本原論、人性論、人心論、人生論、倫(lun) 理學和政治學六個(ge) 組成部分。
近代聞人章士釗親(qin) 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政治、文化巨變,也是長期保有相當地位的舊派文化人。他晚年所成的《柳文指要》,正是在藉柳宗元之文為(wei) 媒,麵對趨新世變調和新舊的論史之作。
當代儒學發展的使命,是通過重建道統觀、經典係統和哲學體(ti) 係來建構原始儒學和宋明理學之後的第三個(ge) 儒學範式,即當代儒學範式,其宗旨不應該局限於(yu) 吸收德先生和賽先生,而是應該建構真正具有世界高度和人類關(guan) 懷的思想學說。道其實就是形成於(yu) 軸心時代的人類基本價(jia) 值係統,道統則是建立和傳(chuan) 承人類基本價(jia) 值係統所形成的傳(chuan) 統。
在生存分析視角下,對〈訟卦〉從(cong) 問題意識-情感傾(qing) 向-概念體(ti) 係這三者間的互動關(guan) 係展開解讀,以析取〈訟卦〉中內(nei) 含他者意識之主體(ti) 性的生成以及它在處理“主體(ti) 間”生存張力時內(nei) 在的原則-原理。
“悟本體(ti) 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體(ti) ”兩(liang) 種教法可謂陽明後學兩(liang) 大功夫進路。陽明學者在這兩(liang) 大進路下各展其才,發展出豐(feng) 富的功夫實踐形態,其出於(yu) 對“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討陽明後學致良知功夫的六種形態和五級次第所構成的論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現陽明學功夫的普遍性特征與(yu) 豐(feng) 富的思想圖景。
鄭玄“天道成於(yu) 三”的讖緯思想、“存二王之後”的三統觀念、三層次的宇宙觀及三重天下體(ti) 製的社會(hui) 現實等因素影響了《詩譜》結構的三重架構,而鄭玄以政教思想與(yu) 尊君思想為(wei) 內(nei) 核的政治哲學決(jue) 定了《詩譜》結構的劃分標準。
張謇身為(wei) 近代著名的民族實業(ye) 家之一,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近代化、工業(ye) 化的先驅人物,更是經由傳(chuan) 統儒學熏陶,投身實業(ye) 的典範人物。他不僅(jin) 將傳(chuan) 統的“工商末務”觀念轉變為(wei) “國以農(nong) 工為(wei) 本”,強調“實業(ye) 賅農(nong) 工商”,而且由實業(ye) “及教育,又及慈善”。他認可儒學的基本價(jia) 值和道德規範,強調“立人之道,以義(yi) 以仁”,呼籲資本與(yu) 勞工的和解以及對貧富問題的調···
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乃是指主體(ti) 對其觀照感通從(cong) 而使其生機得以對主體(ti) 彰顯,並呈現出主客體(ti) 未發生關(guan) 聯前的意義(yi) 世界。“寂”非客體(ti) 不存在,而是指主體(ti) 對客體(ti) 無感應、客體(ti) 未進入主體(ti) 意義(yi) 世界之狀態。雖主體(ti) 對客體(ti) 有證明、詮釋之主動性,然主客體(ti) 之間並非孤立之存在,而是相互成全之共同體(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