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三問：從(cong) 朱熹思想看儒學的現代性新開展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十四日庚子

           耶穌2016年7月17日

題記：本文為(wei) 2015年3月在貴州文史館舉(ju) 辦的朱熹學術報告會(hui) 上的發言，主要針對台灣學者楊錦富教授的高見而展開。楊教授之報告，尤其強調朱子乃中國儒學複興(xing) 史上極具關(guan) 鍵性之人物，不論文化的傳(chuan) 承，或是文化的創新，他都都扮演了承先啟後之角色。“承先”主要指其將舊有的思想逐一整理、消化，“啟後”則以為(wei) 他提供了文化係統之新統緒、新麵貌。因之，就儒學思想傳(chuan) 承與(yu) 創新之意義(yi) 看，他可以是唯一能和孔子相比擬之人物。我之發言，則主要以提問之方式而展開，所問雖多，不無三個(ge) 方麵，故標題亦以“暮春三問”示明。初稿由郎啟飛君根據錄音整理，再由新民適當修改潤色，刊發於(yu) 伟德线上平台。謹向啟飛君致謝!

楊錦富教授講得非常好，有風采，受啟發。朱熹在中國思想史上確實地位很高，孔子之後第二的評價(jia) 是恰當的。他是又一座思想發展史上的高峰，自宋迄今八百年來的第一人。但朱熹之後有陽明，陽明也是思想史上的高峰，他們(men) 都在曆史上發出了很大的聲光電響，因而對我們(men) 也可說陽明是五百年來第一人。五百年前是陽明，八百年前是朱熹，正好是兩(liang) 峰對峙，三水分流，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高潮迭起，學派眾(zhong) 多的有趣局麵。

我的發言因楊教授的啟發而引起，想先談談朱熹學術貢獻和影響的曆史定位問題，然後再有三個(ge) 方麵的提問供大家思考，不妥之處楊教授可率直回應或批評。

一、我們(men) 應該如何評價(jia) 朱熹的曆史地位

朱熹無疑是儒家學術的集大成者。我在這裏想起上世紀初(1919年)陳寅恪和吳宓留學歐洲，他們(men) 兩(liang) 人比較中西文化，梳理中國學術，從(cong) 他們(men) 身處的異國環境回頭看中國，其中也談到了朱熹，認為(wei) 他在中國的地位，就類似於(yu) 西洋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阿奎納同時兼擅哲學和神學，是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用他來比況朱熹，當然是很恰當的。陳寅恪與(yu) 吳宓身處的時代，乃是中國文化麵對西方的衝(chong) 擊，大開大合已成為(wei) 潮流的時代，所以他們(men) 看中國問題，已明顯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或者可以說，他們(men) 是最早從(cong) 世界整體(ti) 範圍出發，其中當然也包括胡適、陳獨秀等一批學者，評價(jia) 朱熹一類的曆史人物，尋找中國文化未來發展出路的人。

現在我們(men) 回頭看朱熹，同阿奎納一樣，他也是中國古典學問的集大成者。錢穆先生說他綜合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是中古晚期學術史上罕見的一人，決(jue) 非過分溢美之辭。他僅(jin) 整理了不少儒家經典，特別是其中的《四書(shu) 》，而且一生講學不輟，教育上的貢獻很大。至於(yu) 哲學思想上的闡釋發揮，例如理氣、心性以及格物致知等問題，討論頗多，範圍亦大。而無論理氣或心性，與(yu) 其他宋明大儒的看法一樣，都與(yu) 更廣大的宇宙論問題相聯係。一方麵他強調“理”即為(wei) “天理”，乃是本體(ti) ，顯然理具有先在性和先驗性，另方麵他又主張理不離氣，“理在氣中”，說明理也可以顯現出具體(ti) 性與(yu) 經驗性，實際仍是堅持中國傳(chuan) 統一貫持守的本體(ti) 與(yu) 現象、先驗與(yu) 經驗不可二分的立場。理不同於(yu) 氣又不離於(yu) 氣，不同於(yu) 情又不離於(yu) 情，既是外在超越的，可稱為(wei) “天理”，又是內(nei) 在切身的，當名之為(wei) “性理”，“性”與(yu) “天”相通，更重要的是“天”、“性”、“心”、“情”根本就不能間隔，當然也可用簡單明了的“天人合一”說來表述，關(guan) 鍵所在無非是我們(men) 應該怎樣看世界，應該怎樣看人生。宇宙的創化過程與(yu) 人的創造實踐活動，無論在本體(ti) 論或目的論上都是一致的。盡管從(cong) 整體(ti) 上看，朱熹與(yu) 陸象山的進路不一樣，所謂“靈處隻是心，不是性，性隻是理”，屬形而上的世界,設有將“理”下貫至心的層麵，形上與(yu) 形下兩(liang) 個(ge) 世界總感覺有些分隔,因而牟宗三批評他的天理隻存有不活動，超越絕對的理固然可以顯象為(wei) 可經驗的具體(ti) 事物，但與(yu) 王陽明的“心即理”說相較，“性即理”說的確缺少了感性直觀的活動的環節。前者顯然配合了世俗化的文化發展走向，後者則更容易讓人感到一種超驗的威嚴(yan) 。朱熹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擅長分析的一代大儒，他認為(wei) 人性之理直接稟受於(yu) 形而上的天道天理，性之理本質上與(yu) 天地萬(wan) 物之理相貫相通，但也主張“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流行的天理當然可以顯發於(yu) 人的道德實踐，因而在突出“眾(zhong)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的同時，也強調了“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認為(wei) “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完全可以由人心見天心,見天心本質上就是見道心,當然也是《大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境界，最終建立了一套心、性、情三分的格局，形成了理氣二元不雜不染的形上哲學體(ti) 係，既維係了儒家人文主義(yi) 取向的精神傳(chuan) 統，也高揚了人之所以為(wei) 人應有的道德實踐主體(ti) 性。可見他的精神境界並不偏枯，盡管入道未必就很深，尤其與(yu) 王陽明的證量工夫相較，似乎仍有一間之隔。人性人心對善或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乃是生命的永恒的，即使麵對黑暗我們(men) 有深層的理由懷抱拯救的希望。如何在人間現實社會(hui) 開出萬(wan) 世太平，我以為(wei) 始終都是理學關(guan) 心的中心問題。

朱子的思想來源，我想主要是孔孟，同時也繼承了二程，最突出的便是發展了程頤“涵養(yang) 須用敬”的思想，當然也可說是回歸儒家原典——注釋《四書(shu) 》的結果，但荀子對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與(yu) 荀子一樣，他不僅(jin) 重視人的道德實踐，同時也強調知識學方麵的積累。涵養(yang) 方麵的“用敬”與(yu) 進學方麵的“致知”，在他看來似乎都不應偏廢。從(cong) 宋代學術淵源流變看，北宋四子——周、張、二程——對他的影響也很大，《近思錄》主要介紹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等人的思想就是明證。與(yu) 陸象山的交鋒辯論，未必就不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助緣。值得注意的是，從(cong) 他的思想的整體(ti) 係統看，《四書(shu) 》的地位是壓倒《五經》的。這就決(jue) 定了漢儒與(yu) 宋儒的不同，也決(jue) 定了經學與(yu) 理學的不同。他強調“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可見他十分講究為(wei) 學的次第，也重視下學上達的工夫，他的思想言說的體(ti) 係範疇固然主要是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展開的，但未必就與(yu) 佛教的挑戰或影響毫無關(guan) 係。我們(men) 看佛教講心性論講得極為(wei) 細密，儒家要重建形上的世界就不能回應佛教的挑戰，當然就會(hui) 涉及心性的問題，但《五經》論及心性的地方並不多，反倒是《大學》、《中庸》，《孟子》的相關(guan) 思想資源較為(wei) 豐(feng) 富，所以《四書(shu) 》曆史地位的上升，其本身就有佛教刺激的曆史因素。我們(men) 從(cong) 朱熹一生事履及其身處的整體(ti) 時代觀察，他受佛教的影響是既大且深的。隻是他們(men) 巧妙地運用了避名取實，買(mai) 珠還櫝的方法,將佛教義(yi) 理化為(wei) 儒家思想資源，暗中融入到《四書(shu) 》一類的儒家經典之中，一方麵避免了用夷變夏的惡評，彌補了中國思想文化固有的不足，一方麵也強化了儒家學說發展壯大不可或缺的精神元氣，開創了一個(ge) 時代理學發展的時代新格局。朱熹承上啟下的功勞，當然絕對不容低估。後來的學者如康有為(wei) ，批評說孔子的思想學說，一壞於(yu) 荀卿，再壞於(yu) 劉歆、三壞於(yu) 朱熹，立論顯然是偏頗的，不符合曆史真實的。

二、如何應儒、耶、回三教文明對話的新格局

宋明儒吸收整合佛教思想資源來發展儒學，但始終又未喪(sang) 失儒家本位立場，說朱熹是集大成的思想家，開創了一個(ge) 時代，代表了理學的成熟和完成，顯然佛教也發揮了助緣的作用。

與(yu) 其他同時先後的大儒一樣，朱熹並不諱言自己受過佛教的影響，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不失為(wei) 開辟儒學新天地的重要人物。理學世界的成熟與(yu) 完成，隻有到了朱熹的時代才有可能。這一過程也是中國人不斷吸收和消化佛教思想資源的過程，從(cong) 發生學的角度看，佛教的本土化與(yu) 儒家理學世界的建構，猶如一枚銅幣的兩(liang) 麵，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兩(liang) 件事。

我現在的問題是，回顧曆史，瞻望未來，如同宋明儒麵對佛教的挑戰一樣，我們(men) 今天也需要回應西學的挑戰，因此，如何整合西學資源來謀求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發展的同時又不丟(diu) 失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即一方麵將西學包容進中國的學問係統之中，極大地豐(feng) 富中國思想文化的內(nei) 涵，一方麵又重新激活我們(men) 固有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開創出民族精神的嶄新天地。

與(yu) 朱熹的時代及其所遭遇的問題相較，我們(men) 麵臨(lin) 的挑戰更嚴(yan) 峻。因為(wei) 朱熹的時代佛學的挑戰主要仍在形而上層麵，講心講性，講理講氣，主要均集中在形而上的層麵，與(yu) 佛教的對話主要是不同精神傳(chuan) 統之間的對話。但現在西學從(cong) 器物到製度再到精神，挑戰是形下形上全方位的，而無論形上世界或形下世界，在中國文化看來都是一體(ti) 的，兩(liang) 個(ge) 世界本質上就是一個(ge) 世界。盡管現在多元的文化環境較之朱熹的時代更為(wei) 錯綜複雜，但我們(men) 仍有必要尋找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和諧相處之道。盡管現實的社會(hui) 環境條件並不理想，我們(men) 仍有必要回答，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宋明儒成功地回應了佛教的挑戰，我們(men) 能不能也成功回應西學的挑戰？我們(men) 如何重建形下與(yu) 形上的世界，既不排斥外來的他者又決(jue) 不跟人腳跟，真正做到吸收西學資源隻是豐(feng) 富自身文化的中國性而非徹底地去中國性？如果說過去儒、釋、道三教相摩相蕩助長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元氣，那麽(me) 我們(men) 今後又應該怎樣回應儒、耶、回三教文明對話的新格局呢？

三、《四書(shu) 》與(yu) 《五經》之間的思想資源是否能夠整合

再一個(ge) 問題，就是我們(men) 剛才講朱熹一生精力花在《四書(shu) 》上麵最多，宋明儒則根據《四書(shu) 》建立起了他們(men) 的學問係統，但這個(ge) 係統重《四書(shu) 》輕《五經》，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後來成了官方科考必用的課本，晚近以來的港台新儒家，包括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他們(men) 思想資源的經典依據也主要是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同時也吸收了大量西方的哲學思想，建立一套邃密的理論體(ti) 係，紮根則在心性體(ti) 驗之上，學界一般稱他們(men) 的儒學為(wei) 心性儒學。現在大陸也有一個(ge) 儒家學者群體(ti) ，則強調《四書(shu) 》之外的《五經》的重要，主張返本到《五經》重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麵。《五經》中如《春秋》、《尚書(shu) 》都有大量的政治思想資源，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與(yu) 古文經學不同的今文經學，最能發揮孔子寄寓在經典中的微言大義(yi) ，也最關(guan) 心人間社會(hui) 的製度安排。

大家知道，漢儒董仲舒對西漢的建製貢獻頗多，兩(liang) 漢的典章禮樂(le) 製度也是世界上最燦爛文明的製度。這顯然與(yu) 兩(liang) 漢經學的發達有關(guan) ，譬如董仲舒的貢獻就得力於(yu) 他的《春秋》學。所以我想追問的是，我們(men) 今天應該如何整合《四書(shu) 》與(yu) 《五經》的思想資源？由於(yu) 漢儒與(yu) 宋明儒一偏重《五經》一偏重《四書(shu) 》，我們(men) 是否在整合《四書(shu) 》、《五經》的思想資源的同時，也要整合經學與(yu) 理學的思想資源？從(cong) 內(nei) 聖外王一體(ti) 兩(liang) 麵的角度看，心性儒學與(yu) 政治儒學是不是也可以整合？王陽明龍場悟道以後，曾撰寫(xie) 《五經臆說》，可證《五經》也是他思想構成的重要來源，但他以後又重新解釋《大學》，撰寫(xie) 了《大學問》等重要文章，可證《四書(shu) 》在他思想的地位也很重要。其實他在專(zhuan) 製製度的壓抑下，政治關(guan) 懷的強烈未必就比朱熹差，那麽(me) 朱熹與(yu) 陽明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整合？

當然，整合不是無原則地和稀泥，而是最大化地調動一切資源來謀求新的發展。我們(men) 不能局限於(yu) 一部《四書(shu) 集注》，如同僅(jin) 僅(jin) 為(wei) 了科考而老死場屋的俗儒一樣考慮問題，我的提問就是想要盡可能地拓展大家思考問題的空間。道既然遍及自然及社會(hui) 中的一切存在，當然就可以經學化，同時也應當曆史化，我們(men) 難道不應該多方麵地尋找生命與(yu) 經典的源頭活水嗎？

四、遵德性與(yu) 道問學是否能夠相互彌補

最後，格物致知是很複雜的一個(ge) 問題，正德、利用、厚生、立製、致知，在儒家思想係統中一個(ge) 也不能缺少。牟宗三認為(wei) 朱子的理論是一個(ge) 橫攝的糸統，陽明的思想是一個(ge) 縱貫的係統。這當然與(yu) 朱子偏重道問學，陽明偏重尊德性有關(guan) 。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wei) 戴東(dong) 原是朱子道問學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陽明學說在傳(chuan) 衍過程中產(chan) 生了現成良知說學派，都可見朱熹與(yu) 陽明兩(liang) 人的學問，的確在路徑取向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我們(men) 今天看朱子思想體(ti) 係中的“心”，確實有突出的認知的取向，但他的終極目標又是成賢成聖，也就是說他要進入聖境，但又不願放棄知識學的進路。所謂橫攝的係統即知識聯結主體(ti) 與(yu) 客體(ti) 所成就的隻是平麵的知識世界，而縱貫的係統即道德聯結主體(ti) 與(yu) 客體(ti) 所產(chan) 生的是立體(ti) 的道德境域，兩(liang) 個(ge) 世界可以並行不悖地發展，但卻不能顛倒錯位。朱子想要以知識的方法進入道德的境域，雖然不能說全錯，但較諸象山、陽明，顯然是繞道行路，不能不有支離煩瑣之弊。

現在我想強調的問題是，人類當前麵臨(lin) 的世界，當然不能不有知識世界，必須成就知識的世界，沒有知識人類一天也不能進步發展，但我們(men) 也不能變成隻有知識而無道德的存在，變成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動物，因而我們(men) 在成就知識的世界的同時，是不是也有必要成就道德的世界呢?或者在知識心之外，我們(men) 是否應該開出道德心呢？現在人類知識積累已經很多，但道德情操能說與(yu) 日俱增嗎？無論知識的世界或道德的世界，我以為(wei) 都同樣重要，不能以知識僭越道德，也不能以道德取代知識，兩(liang) 個(ge) 世界巍然屹立，相得益彰，才是我們(men) 理想的存在狀態。而朱子致知格物遍攝世間一切知識，然後再成就一個(ge) 人道人倫(lun) 的世界，譬如現在知識不斷積累，以致有人形容為(wei) 知識爆炸，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吾生有涯而知無涯，請問道德的世界又如何能成就呢？而知識一偏大，可以用之於(yu) 善，也可以用之於(yu) 惡，缺少了道德的主體(ti) 性，又用什麽(me) 來駕馭它呢？所以我們(men) 是否可以用陽明來彌補朱熹，尊德性與(yu) 道問學雙管齊下，做到知識與(yu) 道德兩(liang) 個(ge) 輪子一起轉動呢？朱熹與(yu) 陽明的異同擴大開來也是程朱與(yu) 陸王的異同，他們(men) 後來都各有傳(chuan) 人，形成了不同的知識譜係，影響甚至延至當代，我們(men) 在看到其多元分化的同時，是否也可以進行多元的整合呢？強調尊德性是否就意味著排斥道問學，主張道問學是否就意味著拒絕尊德性呢？如果陸王的尊德性傳(chuan) 統可以用程朱的道問學來加以豐(feng) 富和發展，那麽(me) 程朱的道問學傳(chuan) 統是否能夠用陸王的尊德性來加以補充和完善呢？ 人不能墮落，人也不能狂妄，人應該在天地之間為(wei) 自己準確定位，人不能不學會(hui) 謙虛，人總是要謀求發展，發展總是全麵的發展，全麵的發展即意味著人的價(jia) 值的全麵實現。人的心性的完善和發展要求我們(men) 在道德與(yu) 知識兩(liang) 個(ge) 方麵也有完整健全的自覺和發展。無論知識的儒學或價(jia) 值的儒學，都為(wei)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發展所必需。因而從(cong) 人的主體(ti) 性或主觀能動性方麵說，我們(men) 可不可以一心開二門，既要不斷擴大我們(men) 的認知心，依據德性主體(ti) 開出知識主體(ti) ，也要不斷豐(feng) 富我們(men) 的道德心，憑借知性主體(ti) 維護德性主體(ti) ，終極目的則是最大化地謀求人類的永恒福祉呢？中華文化始終在潛移默運的的過程頑強地生長發展，我們(men) 是不是應該結出更加璀璨的知識與(yu) 道德的生命之果呢？時代需要我們(men) 重新建立德性與(yu) 知性打成一片的新典範，但現在我們(men) 現在能調動和利用的資源究竟又有多少呢？

五、簡短的結語

以上一連提了三個(ge) 方麵問題，占用了很多時間，隻是為(wei) 了引起思考，不一定都要回答。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的憂患其實也是我們(men) 今天的憂患，前提當然是對現實社會(hui) 生活有所關(guan) 心和質疑。我們(men) 表麵是在談古，其實也是在論今。古今交融的視野可以避免現實的利益的考慮的盲點。所以我以為(wei) 真正的思考總是有賴於(yu) 古今視野的交融，入思而非回答才是討論的核心關(guan) 鍵。

尋找有真實理想的同道或談伴，始終都是我的人生向往和追求。講了很多感言，無非是在尋找同道。在一個(ge) 日益脫魅和市場化的時代，我們(men) 更需要借助古典文明來反觀自己當下的現實處境。古典的記憶與(yu) 現實的關(guan) 懷之間並不存在什麽(me) 區隔和障礙。我把楊錦富教授的報告由宋代的朱熹引向了現實，目的則是為(wei) 了激發更深刻的思考和更熱烈的討論。

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