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坎坷人生與(yu) 思想智慧

演講人：郭齊勇

演講地點：中國科技大學

演講時間：2016年4月

整理：李陳續 陳鵬（光明日報記者）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四月十三日辛醜(chou)

           耶穌2016年5月19日

郭齊勇：儒學專(zhuan) 家，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及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珞珈傑出學者，國家級教學名師，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副執行會(hui) 長，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會(hui)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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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餘(yu) 姚人。因常講學於(yu) 會(hui) 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他為(wei) 陽明先生。在浙江餘(yu) 姚的王陽明故居壽山堂正門，懸掛著一塊“真三不朽”的匾額。所謂“三不朽”，出自《左傳(chuan)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真三不朽，當然就是後人稱讚王陽明在三個(ge) 方麵都做到了極致。

立誌學為(wei) 聖賢 陽明十歲那年，他的父親(qin) 王華舉(ju) 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狀元。陽明也就跟著父親(qin) 來到京師，從(cong) 師問學。讀書(shu) 是學聖賢的前提。那時讀書(shu) 主要是讀儒家的經典，四書(shu) 五經與(yu) 北宋以來理學家的著作。理學是北宋發展起來的一種儒學形態，主要學者包括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學的大宗，他們(men) 的學問被稱為(wei) 程朱理學，是官方的正統學問，讀書(shu) 人必須修習(xi) 。

青年時期的陽明，一方麵認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養(yang) 目標，另一方麵對於(yu) 程朱的修養(yang) 功夫則無法契入。成聖成賢的為(wei) 學目的和如何成聖成賢的功夫修養(yang) 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這個(ge) 矛盾及其解決(jue) ，開啟了陽明後來的整個(ge) 国际1946伟德生涯。

希做聖賢而無望，陽明難免轉向其他途徑。按照同時代大儒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說，這一時期的陽明經曆了“五溺”，即：初溺於(yu) 任俠(xia) 之習(xi) ，再溺於(yu) 騎射之習(xi) ，三溺於(yu) 辭章之習(xi) ，四溺於(yu) 神仙之習(xi) ，五溺於(yu) 佛氏之習(xi) 。任俠(xia) 之習(xi) ，是指扶危濟困，打抱不平，大約有點江湖習(xi) 氣。騎射之習(xi) ，是指騎馬射箭，排兵布陣。陽明最為(wei) 佩服諸葛孔明與(yu) 伏波將軍(jun) 馬援，學前者活用兵法，學後者立誌“馬革裹屍還”。辭章之習(xi) ，是寫(xie) 八股，應科舉(ju) 。神仙之習(xi) ，是學習(xi) 道教長生之學。佛氏之習(xi) ，指陽明還曾愛好佛學，有不少詩詞流露出他的這一向往。在正統儒家看來，這五種學問都不是關(guan) 於(yu) 身心性命的根本學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從(cong) 成賢無望後轉向佛老可以看出，陽明對人生根本價(jia) 值、如何安頓身心性命等重要問題的思考顯然是積極而且迫切的。“五溺”階段實際上醞釀著後來巨大的哲學突破。這一突破，就發生在貴州龍場。

貴州龍場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的王陽明，上疏批評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獄，隨即被貶貴州龍場驛任驛丞。陽明的父親(qin) 也遭到了牽連，被迫辭去官職。

在流放途中，陽明曾被劉瑾派出的刺客追殺，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這些都不斷刺激陽明去思考生死大問題。他不斷地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即聖賢該如何麵對這樣的艱難困苦，安頓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攝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獨處，都力求澄清雜念，不肯妄言妄行，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追求內(nei) 心的寧靜與(yu) 專(zhuan) 一。這樣的自我鍛煉產(chan) 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參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陽明終於(yu) 打通了長期橫阻在為(wei) 學目的和修養(yang) 功夫之間的關(guan) 隘，悟通了“物之理”與(yu) “人之心”之間的關(guan) 係！這一悟，史稱“龍場悟道”，又叫做“龍場頓悟”。陽明在龍場通過“澄默靜一”的修習(xi) 而超脫了生死之念，同時還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陽明又推進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說法。

陽明認為(wei) ，聖賢經傳(chuan) 當中有時偏重說知，有時側(ce) 重說行，實際上是針對不同的人來說的。在根本意義(yi) 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之學，在修養(yang) 功夫上是主張先致知、後涵養(yang) 的，也就是主張知先行後的。陽明認為(wei) ，程朱實際上將知和行割裂了開來，造成後來學者離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說，也是針對程朱理學功夫論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風墮落的現實情況而產(chan) 生的。

在龍場期間，陽明建造了龍岡(gang) 書(shu) 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聚徒講學，培植後進，弦歌不輟。陽明在貴州不隻是悟道、講學，他與(yu) 這裏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物相處，播撒中國文化的種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陽明認為(wei) ，天下沒有不被感化之人，應邀寫(xie) 了《象祠記》。他尊重少數民族，尊重其上層人士，又堅持原則。對待少數民族，《禮記·王製》說：“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儒家的這個(ge) 主張很有道理。

龍場悟道在陽明學發展史上乃至整個(ge) 儒學思想史上，都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yi) ！

政德與(yu) 事功 陽明肯定孔子的“為(wei) 政以德”，他認為(wei) 做事在得人，事業(ye) 必靠有德之人去積極推行。他下力氣在基層興(xing) 教化，美風俗。他批評當時的風俗，“爭(zheng) 功利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認為(wei) 長此下去，必釀成禍患。

陽明堅持儒家的寬政主張，以佚道使民，強調官員要從(cong) 老百姓的利益出發，雖勞不怨。他勤政守職，視民如傷(shang) ，治廬陵時，辟城中火巷，絕鎮守橫征，製定了一係列規章製度。

整頓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關(guan) 於(yu) 權力，他認為(wei) ，權為(wei) 天下利害所係，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君子欲濟天下之難，不能不操之以權，但君子用權，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誠之心立德，扶植愛護良善；昭示不可奪去的氣節操守，引導下屬走正路。慎重地對待權，用好權，在用人上，在心態上，“坦然為(wei) 之，下以上之；退然為(wei) 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wan) 物而莫與(yu) 爭(zheng) 。”這裏用老子“不爭(zheng) ”的思想，調節心靈。足見懲治腐敗，一靠製度，二靠良知，一內(nei) 一外相互作用。

陽明是書(shu) 生，但不是無用的書(shu) 生，他有書(shu) 生本色，同時又是馬上之英雄，領兵打仗的統帥。他叱吒三軍(jun) ，是曠世罕見的大豪傑！真正的儒家都是內(nei) 聖修己與(yu) 外王事功兩(liang) 方麵同時並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譽為(wei) “三百年事功第一”。最為(wei) 人津津樂(le) 道的，叫作“三征”，即征南贛、征寧王、征思田。終日勞累誘發了王陽明的肺病頑疾，遺言留下：“此心光明，亦複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陽明終年57歲。

《傳(chuan) 習(xi) 錄》其書(shu)

陽明一生著述豐(feng) 富，他的作品有極高的造詣和豐(feng) 富的思想內(nei) 涵。最能代表陽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傳(chuan) 習(xi) 錄》。“傳(chuan) 習(xi) ”二字見於(yu) 《論語》首篇記載的曾子語“傳(chuan) 不習(xi) 乎？”《傳(chuan) 習(xi) 錄》由陽明門人徐愛、陸澄、薛侃、錢德洪等根據平時記錄輯成，分為(wei) 正文三卷、附錄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shu) 》中。

作為(wei) 陽明心學的最主要文獻，《傳(chuan) 習(xi) 錄》的影響非常大。從(cong) 時間上來說，四百多年過去了，曆朝曆代的文人學者都是常讀常新；從(cong) 空間範圍上來講，《傳(chuan) 習(xi) 錄》傳(chuan) 播到了日本、朝鮮、歐洲、北美。本書(shu) 已經成為(wei) 了解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了解儒學的一把鑰匙，更成為(wei) 反照我們(men) 內(nei) 在心靈的一麵鏡子，幫無數的人挺立起人生價(jia) 值與(yu) 信念。所以清代大學者王士禎說：“王文成公為(wei) 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這絕不是過譽之辭！

當然，陽明著作不止《傳(chuan) 習(xi) 錄》一本，他的著作被編為(wei) 《王文成公全書(shu) 》，有三十八卷，《傳(chuan) 習(xi) 錄》隻占其中的三卷；現今吳光、董平等學者們(men) 編了《王陽明全集》，卷數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陽明著作最重要的還是《傳(chuan) 習(xi) 錄》。錢穆先生在論及國民必讀的國學書(shu) 目時，開了七本書(shu) ，它們(men) 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和《傳(chuan) 習(xi) 錄》。前四本書(shu) 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壇經》是中國化佛教也就是禪宗的主要經典，記載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錄》是南宋朱熹和呂祖謙合編的一本書(shu) ，是北宋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等四位理學家的語錄匯編，是理學的經典；與(yu) 《近思錄》相應，《傳(chuan) 習(xi) 錄》就是心學的經典。這七本書(shu) ，大家應該找來認真地讀一讀。以下第三部分專(zhuan) 講《傳(chuan) 習(xi) 錄》的思想內(nei) 容。

王陽明思想要旨

陽明一生的活動，實際上是圍繞講學和社會(hui) 教化為(wei) 中心而展開的。陽明講學究竟講些什麽(me) 內(nei) 容呢？

“心即理” 陽明心學的根本觀點是“心即理”。《傳(chuan) 習(xi) 錄》記載了陽明與(yu) 弟子徐愛對“心即理”命題的探討。意思是：父母身上並沒有蘊藏著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沒有蘊藏著忠的道理，同樣，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沒有蘊藏著信和仁的道理。一個(ge) 人要講究孝、忠、信、仁，總歸不是向別人身上去求。那麽(me) 這些道理都在哪裏呢？陽明認為(wei) ，就在你我和每一個(ge) 人的心中！我們(men) 的心本來就具有敬老孝親(qin) 、忠於(yu) 職守、言而有信、仁民愛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這個(ge) 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賦予人的善性。為(wei) 了和一般意義(yi) 上的心區別開來，我們(men) 稱這個(ge) 心為(wei) “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實踐中將心之理賦予行為(wei) 和事物，因此也就無需求理於(yu) 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個(ge) 道理。陽明所說的“物”，是與(yu) 心即理的“心”關(guan) 聯著的，“物之理”實際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實，也就是道德原理與(yu) 道德法則，而不是指客觀知識性的理。這些道德原理和法則，隻能來自於(yu) 繼承了天性、蘊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實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剛剛好，這種情形就叫作“義(yi) ”。因此，求義(yi) 或者求理，就隻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無物的說法，外界事物是否獨立於(yu) 吾心、還有沒有客觀實在性呢？一直以來我們(men) 由此而對陽明心學有一些誤解。陽明的回答真的否認了事物的客觀實在性嗎？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隻有你來看時，此花才與(yu) 你的心發生關(guan) 聯，心賦予了花以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陽明在講“心外無物”時，並不是針對外界事物是否獨立於(yu) “吾心”而存在這類問題而發的，而是與(yu) 他對“物”的特殊規定以及他的整個(ge) 思想係統密切關(guan) 聯著的。存在是客觀的，但存在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則由人來賦予。這才是陽明所講的“心外無物”的根本意義(yi) ，也是心學體(ti) 係中心物之間的根本關(guan) 係。

“知行合一” 我們(men) 要聯係陽明“心即理”的思想，來分析和討論他的“知行合一”說。

從(cong) 《傳(chuan) 習(xi) 錄》看，陽明在論及知行關(guan) 係時，有一個(ge) 反複申明的觀點，叫做“知行本體(ti) ，原來如此”。他本人有時候又將“知行本體(ti) ”稱為(wei) “知行之體(ti) ”、“知行體(ti) 段”。究竟什麽(me) 是“知行本體(ti) ”呢？這四個(ge) 字包含了兩(liang) 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如陽明所說：“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ti) 。”這裏的“本體(ti) ”，就是本來麵貌的意思，“知行本體(ti) ”也就是指知與(yu) 行互相聯係、互相包含、本來一體(ti) ；知行分離，也就背離了知行的本來意義(yi) 、違背了知行本體(ti) 。第二層意思，陽明又說：“‘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ti) ，即是良知良能。”這裏的“知行本體(ti) ”，就是指良知良能。二者相較，後一種“知行本體(ti) ”的含義(yi) 無疑更為(wei) 根本。

陽明完全是從(cong) 道德出發來討論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來，知必須表現為(wei) 行，能知必然能行。知與(yu) 行相即不離，兩(liang) 者是同一功夫過程的不同方麵。

一般來說，“明覺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篤實”是形容行的，但陽明要求，人在知的過程中要抱有“真切篤實”的態度，在行的過程中要保持“明覺精察”，知不離行，行不離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這樣的知才是真知，這樣的行才是真行。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論含義(yi) 。我們(men) 今天講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範疇、意義(yi) 上的，而是社會(hui) 實踐意義(yi) 上的，這是我們(men) 與(yu) 王陽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陽明在去世前曾說：“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陽明一生思想的總結。

王陽明認為(wei) ，良知是一個(ge) 貫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陽明所講的良知，又指“隨時知是知非”的道德認知與(yu) 判斷能力，是一個(ge) 貫通體(ti) 用的概念。總之，陽明五十歲前後提倡的“致良知”之學，實際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也蘊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論內(nei) 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礎上，陽明將良知視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賦予了天地鬼神萬(wan) 物以存在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是價(jia) 值意義(yi) 的創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絕對性和根源性。人因為(wei) 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會(hui) 通，可以充當宇宙天地之心，從(cong) 而肩負起協理宇宙天地萬(wan) 物的責任。正因為(wei) 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陽明斷定：“‘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yi) 。”

良知既是“性與(yu) 天理”，又是道德認知與(yu) 判斷。因此所謂“致良知”，也就包括兩(liang) 層意思：一是不斷地向至善的道德本體(ti) 的複歸，以達到極致；二是以道德認知和判斷為(wei) 依據，加以實行。一方麵，良知本體(ti) 的至善性、絕對性和普遍性為(wei) 人們(men) 的道德踐履和成聖成賢的追求提供了內(nei) 在根據和根本保證。“人胸中各有個(ge) 聖人”、“人人皆可成堯舜”的道德洞見，能有效促使道德主體(ti) 挺立，激發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麵，又要對良知本體(ti) 在現實環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對性、具體(ti) 性以及致良知過程的無限性保持清醒認識，以防道德主體(ti) 的自我膨脹、猖狂及虛無。

致良知的第二層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這裏相當於(yu) “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實行。陽明更為(wei) 強調這一麵，他說：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隻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準則。“致良知”說既簡易直接又內(nei) 涵豐(feng) 富，將陽明的整體(ti) 哲學思想完滿地表述出來了，標誌著陽明哲學建構的最終完成。

陽明學的影響與(yu) 現代意義(yi)

陽明學的影響 陽明學產(chan) 生以後，迅速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王門弟子分化成為(wei) 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等，遍布中國十幾個(ge) 省，尤其是在中下層民眾(zhong) 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wei) 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張，擺脫了長期的文字訓練和經典閱讀，是一種簡單直截、當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夠引發中下層老百姓的極大興(xing) 趣，直接推動了儒學平民化運動，構成了對官學也就是朱子學的衝(chong) 擊，實際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當然，王學在曆史上也因此由極盛而衰落。由於(yu) 後學中有些人流於(yu) 狂禪，不務實事，無關(guan) 修養(yang) 。當然，這也可以說是王學體(ti) 係中的內(nei) 在矛盾使然。與(yu) 古今中外一切思想體(ti) 係一樣，王學體(ti) 係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張祥浩先生認為(wei) ，身處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陽明倡導致良知教，意在從(cong) 士人內(nei) 心喚起維護仁義(yi) 道德的自覺性，因而屢屢強調良知即天理，即準則。這適應了特殊處境下的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這也包含著一種危機，即隻強調內(nei) 心的道德自覺，忽視了綱常倫(lun) 理的客觀準繩與(yu) 聖人言教的權威性。良知說有忽視客觀規範、標準，漠視溫凊定省諸禮法儀(yi) 節的傾(qing) 向，後來成為(wei) 言行不檢點的人掩飾自己醜(chou) 行的口實。

另一方麵，陽明學對後世影響之深，再沒有其他學派可以與(yu) 之比肩。明亡以後，清代陽明學受到打壓，但被譽為(wei) “同治中興(xing) 名臣”的曾國藩，一生都崇拜陽明、效法陽明。進入近現代，陽明學作為(wei) 一種平民哲學，被當作反抗壓迫、爭(zheng) 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煥發出光彩。譬如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就是由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發展而來。蔣中正也喜歡陽明學，到台灣後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為(wei) 陽明山。

儒學的現當代發展也受惠於(yu) 陽明心學。現代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先生及其開創的新儒家學派就是例證。近年我們(men) 受郭沫若紀念館委托，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劄。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圍繞陽明展開了討論。郭沫若繼承了陽明學的實行觀點，主張“事上磨練”；熊十力則說“事上磨練”固然不錯，但必須加上“保任良知”四個(ge) 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練”，方能無弊。今天看來，熊先生得到了陽明學的真髓。他自己也說，在他的哲學體(ti) 係中，仁、誠、本心、本體(ti) 等範疇，就是陽明所講的良知。他的學生、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幟性人物牟宗三創立的“道德形上學”特別強調良知本體(ti) ，直接繼承了陽明心學的主要內(nei) 容。

陽明學不隻是中國文化的無盡寶藏，而且流傳(chuan) 到日本、朝鮮，推進了他們(men) 的近代曆史進程。陽明四十二歲時，曾在浙江與(yu) 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會(hui) 晤。中江藤樹最先在日本傳(chuan) 播陽明學。大鹽平八郎則將張載太虛說與(yu) 陽明心學結合起來，發展了陽明學，他本人甚至在陽明學鼓舞下，領導了大阪農(nong) 民和都市貧民的起義(yi) ，雖因失敗而自殺，卻發出了倒幕運動的信號。稍後的維新誌士如梁川星岩、西鄉(xiang) 隆盛、吉田鬆陰等，都是陽明學的信徒。他們(men) 以陽明學為(wei) 團結下層武士、平民的紐帶和行為(wei) 動力，開展倒幕和維新運動。有學者認為(wei) ，陽明心學影響了明治維新。岡(gang) 田武彥先生甚至認為(wei) ，中國陽明學在明亡以後，“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難”；“然而在日本，陽明學則得到了徹底的發展”。

朝鮮半島大約在陽明逝世前後就已經了解了陽明學說，有“朝鮮朱子”之譽的李退溪甚至撰寫(xie) 了一部《傳(chuan) 習(xi) 錄論辯》，專(zhuan) 門駁斥陽明學說。退溪的巨大影響力，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朝鮮陽明學的發展。但他本人卻有很明顯的心學傾(qing) 向，甚至提出了與(yu) 陽明學頗為(wei) 相通的“心即理”命題。17世紀，鄭霞穀潛心研究陽明學，開創了江華學派，一直流傳(chuan) 至今。同時，陽明學的實用因子也影響到作為(wei) 朝鮮民族啟蒙思想前兆的實學派學者。實學思潮的重要學者，如李瀷、樸齊家、丁若鏞等，無不受陽明學之影響。朝鮮近代實學思潮代表學者樸殷植更是力圖通過陽明學實現“儒教求新”的目的，將當時流行的社會(hui) 進化論與(yu) 陽明學結合起來，開展了名為(wei) “大同教”的宗教運動。所以錢明認為(wei) ，“陽明學乃是朝鮮實學思潮產(chan) 生的重要哲學基礎”。

以上簡要地介紹了陽明學在東(dong) 亞(ya) 傳(chuan) 播的情況，實際上也是為(wei) 了說明，陽明學絕不僅(jin) 僅(jin) 屬於(yu) 中國，也絕不僅(jin) 僅(jin) 屬於(yu) 古代，恰恰相反，它作為(wei) 東(dong) 亞(ya) 諸國共同的思想資源，在各國近代化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yi)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yi) ，其實是由陽明學本身的特質決(jue) 定的。

它的第一個(ge) 根本特點，就是強調人的道德主體(ti) 性，即道德自由。王陽明對自然萬(wan) 物，都有一種深厚的生命關(guan) 懷，強調“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他發揮孔子的“仁愛”與(yu) 孟子的“仁民愛物”思想，認為(wei) ，天地萬(wan) 物是一個(ge) 生命整體(ti) ，雖然人類必須取用動植物，但動植物仍有自身的價(jia) 值。儒家肯定天地萬(wan) 物皆有內(nei) 在價(jia) 值，要求一種普遍的道德關(guan) 懷。

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誠惻怛”的仁愛之心發揮、擴充、實現出來，去應對萬(wan) 物，使萬(wan) 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著從(cong) 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貪欲、占有欲及人對自然萬(wan) 物自身權利與(yu) 價(jia) 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產(chan) 生的過度取用與(yu) 開發。

陽明學的第二個(ge) 特點，就是知行合一。“知”在這裏指良知，陽明強調真知真行。陽明學告訴我們(men) ，要在日用倫(lun) 常之間，在禮樂(le) 刑政之間，將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發用出來，用來敬老愛親(qin) ，用來修身齊家，用來盡倫(lun) 盡職，為(wei) 政理事。做一分，就體(ti) 認一分良知，體(ti) 認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這個(ge) 道理。這一點，可以賦予今人實踐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氣。

陽明的親(qin) 身經曆也提醒我們(men) ，為(wei) 政之道在於(yu) 明德、親(qin) 民。陽明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時，特別強調在明明德的基礎上親(qin) 民。他首先是強調為(wei) 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為(wei) 核心價(jia) 值，引導和實現政治的正義(yi) 。官德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職業(ye) 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業(ye) 上的直接運用。為(wei) 官不講官德，就是違背良知。進一步說，親(qin) 民就是要以民為(wei) 本，視百姓為(wei) 骨肉親(qin) 人，尊重民心民意，體(ti) 察民間疾苦。在具體(ti) 的政治實踐中，陽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社會(hui) 教化、社會(hui) 治理以及具體(ti) 的行政手段結合起來，治理了很多難治之地，實現了民不駭政，四方鹹寧。陽明的為(wei) 官之道，對於(yu) 今天加強幹部修養(yang) ，化解社會(hui) 矛盾，轉變政府職能等，有借鑒意義(yi) 。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