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義(yi) 是如何被民族主義(yi) 綁架的？

作者：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十九日戊寅

           耶穌2016年2月26日

【內(nei) 容提要】與(yu) 西方民族主義(yi) 相比，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有兩(liang) 個(ge) 鮮明的特點：一是家族主義(yi) ，二是團體(ti) 主義(yi) 。這兩(liang) 個(ge) 特點導致東(dong) 亞(ya) 國家容易產(chan) 生神化祖國的強烈衝(chong) 動，希望把本民族打扮成一個(ge) 完美的圖騰來崇拜。當這種民族主義(yi) 進入國學後，導致國學研究變成向西方宣戰的武器，以論證中國文化偉(wei) 大和中國思想高明為(wei) 主要興(xing) 趣。這樣做並非出於(yu) 真心愛國，而是為(wei) 了滿足某種難以啟齒的心理需要，其結果是破壞學術規範，掏空行業(ye) 價(jia) 值。為(wei) 了徹底清理民族主義(yi) 的消極影響，需要從(cong) 曆史教育等多個(ge) 不同方麵綜合開展。

【關(guan) 鍵詞】民族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國學研究

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兩(liang) 個(ge) 特點

蔡孟翰先生最近深入地分析了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形成的曆史過程，認為(wei) 作為(wei) 西語nation的對應詞，東(dong) 亞(ya) 各國所用的“民族”概念，“實出自宋代以來之宗族論。”[[2]]他發現，中國曆史上與(yu) 封建製度深固相聯的宗法傳(chuan) 統中的大宗思想，在現代早期的日本得到了發展，最後由留歐歸來的會(hui) 澤正誌齋（1782-1863）係統闡述，經過穗積八束（1860-1912）等人的係統、完整闡發，而正式形成現代意義(yi) 上的“民族”概念，流播到中國、朝鮮、越南等地，並被廣泛接受。[[3]]這暗示我們(men) ，“民族”及“民族主義(yi) ”在東(dong) 亞(ya) 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與(yu) 西方既聯係又區別的特定含義(yi) ，其特殊之處在於(yu) ，家族或家族主義(yi) 思想可能與(yu) 現代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深刻相連。

今按：“族”是一個(ge) 非常古老的漢字，甲骨文中即有。根據《說文解字》及段注，“族”字從(cong) 㫃從(cong) 矢，本義(yi) 當為(wei) 眾(zhong) 矢束集，[[4]]引申為(wei) 叢(cong) 聚、集合之義(yi) 。然而現當代學者多認為(wei) ，“族”字本義(yi) 即為(wei) 氏族或家族，“㫃所以標眾(zhong) ，矢所以殺敵。古代同一氏族或家族即為(wei) 一戰鬥單位”。[[5]]不管如何解釋，有一點可以肯定：早期文獻中“族”用作“叢(cong) 集”時，主要限於(yu) 物；而用於(yu) 人時，主要指血緣共同體(ti) ，如金文、《尚書(shu) 》、《左傳(chuan) 》、《詩經》、《國語》、《禮記》等早期文獻中的“九族”、“七族”、“三族”、“五族”、“乃族”、“公族”、“王族”、“族人”、“族類”、“邦族”、“宗族”、“國族”、“合族”、“收族”、“絕族”、“無族”等術語。《左傳(chuan) ·隱公八年》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wei) 諡，因以為(wei) 族”，明確以血緣親(qin) 屬為(wei) 族。

雖然古漢語中早有“民族”一詞（最早見於(yu) 《南齊書(shu) 》），但現代意義(yi) 上的“民族”概念在中國則於(yu) 1837年首見，正式流行是1900年以來的事情。[[6]]古人雖有宗族概念，但不曾以一國之人合稱為(wei) “一族”。古人所謂“天下一家”、“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隻是浪漫想像。以一國之人合稱為(wei) 一族，乃是近代世界曆史的變化所致。即：既然“天下”已分裂為(wei) “萬(wan) 國”，那就隻能認同一國；既然“天下”不能為(wei) “一家”，不妨以國為(wei) 家。以一國為(wei) 一家，即以一國為(wei) 一族，此即“民族”或“國族”（孫中山常采後一用法）。總之，民族也罷、國族也罷，其實質是把傳(chuan) 統的宗族或家族放大為(wei) 涵蓋一國之人。

例如，在梁啟超1902年對“民族主義(yi) ”下過的、可能是最早的中文定義(yi) 中，即以“相視如同胞”為(wei) 民族主義(yi) 之重要特征，透露出中國人心目中的“民族”應包含共同血緣的家族概念，故“同胞”、“僑(qiao) 胞”、“台胞”之類術語今日亦常見於(yu) 官方話語。[[7]]又如，孫中山在有名的“三民主義(yi) ”（1924）演講中，亦明確主張以家族、宗教為(wei) 基礎建構中華民族。他的理由是，“中國人的團結力，隻能及於(yu) 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8]]；中國人在家族、宗族內(nei) 部的團結力量特別強大，隻有以家族、宗族為(wei) 基礎建構中國民族（即孫中山所謂“國族”）才能讓中國人真正團結起來，實現救中國的目標；因此，

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guan) 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如果用宗族為(wei) 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ge) 人為(wei) 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9]]

如果說西方原生的民族主義(yi) 以公民或市民為(wei) 基礎，東(dong) 亞(ya) 後起的民族主義(yi) 則以家族或宗族為(wei) 基礎。[[10]]

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家族化”特點的一個(ge) 重要證據，就是對於(yu) 始祖的重新確認。這具體(ti) 表現為(wei) 中國人放棄眾(zhong) 聖、樹立黃帝為(wei) 始祖，以及日本人放棄吳泰伯、改立天照大神為(wei) 皇祖，朝鮮人放棄箕子、改立檀君為(wei) 始祖，越南人放棄炎帝、改立雒龍君為(wei) 始祖這一共同現象。[[11]]既然是一家人，總能沒有一個(ge) 共同的祖先呢？即使沒有，也要人為(wei) 造出來呀。當然始祖必須是“本族”的，不能為(wei) 外國人，否則何以顯示本族與(yu) 外族的區別來？誠如蔡孟翰所言，“在19世紀末以前，在東(dong) 亞(ya) 思想史一般的認知裏，很難想像所有的民是同一族，因為(wei) ，民有百姓，既然有百姓就是不同族。”[[12]]

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家族化特點，還體(ti) 現為(wei) “祖國”概念的神聖化。我們(men) 知道，在西方民族國家形成史上，祖國作為(wei) 一個(ge) 民族形成的地理條件而主要具有空間的意義(yi) ；由於(yu) 現代西方民族都是羅馬帝國崩潰後逐漸形成的，祖國是後起的，未必具有天然的神聖性。[[13]]但在東(dong) 亞(ya) 曆史上，一旦民族概念誕生後，“祖國”立即變得十分神聖。這是因為(wei) 在東(dong) 亞(ya) 人看來，正象每個(ge) 家族都有自己神聖的發源地或居住地一樣，民族作為(wei) 放大版的家族也必須有自己神聖的發源地和居住地。這個(ge) 發源地或居住地是自己的祖先由始以來就擁有的、天賜的，決(jue) 不是後起的。由於(yu) 現代東(dong) 亞(ya) 主要民族起源較早，從(cong) 古代到現代，其生存空間未大變化，族群結構未大分化，從(cong) 而大大強化了上述信念。於(yu) 是在東(dong) 亞(ya) ，正象家族不可以批評或指責、隻能無限讚美和感恩一樣，祖國也不能批評或指責、隻能無限讚美和感恩。在公民民族主義(yi) （civic nationalism）或自由民族主義(yi) （liberal nationalism）看來，祖國可以象公司一樣自由加入或退出，甚至腳踩兩(liang) 隻船（雙重國籍），因為(wei) 它本來就是公民契約的產(chan) 物。[[14]]但在家族化的民族主義(yi) 看來，祖國是不可以隨便選擇的，而是前世注定的；祖國是獨一無二的，人們(men) 隻有接受的義(yi) 務，沒有放棄的權利。[[15]]雖然今天的東(dong) 亞(ya) 人對於(yu) 國籍已經不再固執，但是對於(yu) 雙重國籍這種“背叛祖國”的行為(wei) 還是難以接受的。

然而，要認識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實質，僅(jin) 僅(jin) 停留在家族主義(yi) 上還遠遠不夠。既然“民族”已經東(dong) 亞(ya) 化，自然也就要接受東(dong) 亞(ya) 文化心理的改造。由荷蘭(lan) 學者Geert H.Hofstede等人挑起、美國學者Harry C.Triandis等一大批學者跟進的文化團體(ti) 主義(yi) （collectivism）研究表明，東(dong) 亞(ya) 各國均可稱為(wei)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相當強的典型國家或民族。[[16]]所謂“團體(ti) 主義(yi) ”，作為(wei) 文化心理學術語，是與(yu) “個(ge) 人主義(yi) ”（individualism）相對的，其主要特點之一是在團體(ti) 中尋找自我認同的基礎、區分自己人與(yu) 外人、以團體(ti) 作為(wei) 個(ge) 人安全感的主要保障等。比如研究發現，東(dong) 亞(ya) 大學生更多傾(qing) 向於(yu) 畢業(ye) 後在大集團工作，而歐美大學生更多傾(qing) 向在小公司或小單位工作；再比如，幫派主義(yi) 、團體(ti) 主義(yi) 、山頭主義(yi) 之所以在東(dong) 亞(ya) 文化中長盛不衰，是因為(wei) 人們(men) 非常強烈地依附於(yu) 團體(ti) 來獲得生存保障。現代東(dong) 亞(ya) 的民族主義(yi) ，帶有鮮明的文化團體(ti) 主義(yi) 色彩。

由於(yu)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以團體(ti) （collective或group）為(wei) 個(ge) 人安全感的最重要屏障，當它與(yu) 民族主義(yi) 相結合後，就產(chan) 生了一係列不可思議的後果。例如，在一種無意識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人們(men) 產(chan) 生了把自己的民族美化或神聖化的強烈衝(chong) 動；無限誇大祖先的“光榮曆史”和“輝煌成就”，以此獲得心理安慰；從(cong) 小進行愛國主義(yi) 教育，把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都打扮成愛國的典範；千方百計證明，自己的祖先自古最熱愛和平，曆來都受人欺壓；對於(yu) 自己祖先做過的可能是傷(shang) 害外族的行為(wei) ，包括侵略或欺壓等在內(nei) ，則諱莫如深；任何外國或外族人對本國或本族的批評或指責，或對本國或本民族不利的行為(wei) ，都被視為(wei) 敵對；對於(yu) 現實的國際衝(chong) 突，動輒上升到全民狂暴的仇視心態；在國家政策製定及發展規劃方麵，容易以國家需要壓倒人性需要和文明需要，甚至打著民族或國家需要的旗號，肆無忌憚地侵犯正常的學術研究和私人生活。

綜合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上述兩(liang) 個(ge) 特點[[17]]，我認為(wei) 它確實更接近於(yu) 一種“族群民族主義(yi) ”（ethnic nationalism）。[[18]]其中團體(ti) 主義(yi) 成分與(yu) 家族主義(yi) 成分共生共長，難分難解。這種民族主義(yi) 包含著許多非理性的因素。對這些非理性因素的審視和反思，理應引起高度重視。這是因為(wei) ，不管“民族”作為(wei) 一個(ge) 共同體(ti) 是“想象”出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還是捏造出來的（厄內(nei) 斯特·蓋爾納[[20]]），但它既已形成，也就成了一個(ge) 無法回避的事實存在；不管你接受還是不接受，它都在有意無意中主宰著人們(men) 的思維，影響著人們(men) 的生活。

被綁架的國學研究

如果說文化無意識是指一個(ge) 文化中特有的、在無意識中支配著人們(men) 的思想或觀念，那麽(me) 可以說，東(dong) 亞(ya) 民族概念和民族主義(yi) 形成後，作為(wei) 一種揉和了家族主義(yi) 和團體(ti) 主義(yi) 的無意識，操縱了無數人的神經。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卻又像是土生土長的。至少，由於(yu) 它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穩固的根基，已變得非常強大、不可一世。

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中的“文化無意識”，就是人們(men) 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時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經的思想觀念。比如，一個(ge) 人愛國、希望自己的祖國富強，本來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學術研究中以證明自己的祖國無比偉(wei) 大、自己的文化輝煌燦爛為(wei) 唯一興(xing) 趣，必然難以客觀麵對那些和這一目標不一致的事實，不可能嚴(yan) 格遵循學術研究的規則和規範，從(cong) 而極容易敗壞學風、破壞學統。文化團體(ti) 主義(yi) 者的心理是，集體(ti) （“祖國”）越強大，我個(ge) 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為(wei) 他們(men) 真的愛國嗎？在他們(men) 的心中，所謂國家利益、民族需要，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罷了。隱藏在國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後的，其實隻是某種難以啟齒的個(ge) 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來，民族主義(yi) 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國學術界發揮著根深蒂固的強大作用，在國學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國學研究中，把國學研究當作弘揚民族精神的工具，當成向西方宣戰的武器，當成滿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許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喊著“天人合一”口號的學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證明中國文化偉(wei) 大；宣揚儒學的學人，未必真踐履儒學價(jia) 值，而是要證明中國模式優(you) 越。宣稱仁義(yi) ，未必就有仁義(yi) ，而是在尋求身份認同；高唱和合，未必真想和合，而是在尋找自豪感。我們(men) 看到一些大談傳(chuan) 統文化的學者，一遇到國際爭(zheng) 端，馬上想到訴諸武力，或者韜光養(yang) 晦以便將來訴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學人，一遇到西方威脅，立即叫罵不已，毫無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學自居的人士，一聽到批評中國，頓時惱羞成怒，完全喪(sang) 失了理性。

比如，有些人到處批判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批判基督教文明侵略性強，總之西方人不如中國人高明，中國文化向來就是主張“和而不同”的。但是與(yu) 此同時，恰恰也是這些人，認為(wei) 今天中國文化的使命就是要與(yu) 西方文化爭(zheng) 奪地盤。且不說其對亨廷頓的原意誤解甚深，更重要的是自己才是從(cong) 完全對立的立場來理解西方文化，故而宣揚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爭(zheng) 奪戰或陣地戰。造成這一狀況的真實原因隻有一個(ge) ：論者自己從(cong) 來沒有真心相信過和合之道，唯一感興(xing) 趣的不過是證明中國文化優(you) 越於(yu) 西方而已。

又比如，我曾指出，在西方哲學史上，斯賓諾莎、萊布尼茲(zi) 和黑格爾可算從(cong) 哲學上係統地證明了“天人合一”的三位偉(wei) 大哲學家。[[21]]許多國學研究者熱衷於(yu) 宣揚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多麽(me) 偉(wei) 大。但這三位哲學家對於(yu) “天人合一”的論證，從(cong) 思辨性上遠勝幾乎所有的中國古代思想家了。如果是真心宣揚“天人合一”的話，為(wei) 什麽(me) 不提及這三位哲學家呢？難道喜歡“天人合一”是假，要證明中國文化偉(wei) 大是真？

總是想證明中國文化舉(ju) 世無雙，總是不接受對中國文化的批評，總是喋喋不休地責備他人，其實隻是要發泄一種情緒，尋找到一種慰藉，不管這種情緒或慰藉是健康的還是變態的。為(wei) 什麽(me) 國學研究會(hui) 變成這種狀態呢？因為(wei) 在我看來，今天的儒學研究者往往不再有基於(yu) 人性永恒需要的偉(wei) 大信念，不再有為(wei) 全人類立法或開太平的宏偉(wei) 自信，於(yu) 是他們(men) 隻能墮入民族或國家的集體(ti) 想像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yi) 者。

本來，在公民民族主義(yi) 或自由民族主義(yi) 看來，沒有國界的個(ge) 人自由與(yu) 有國界的民族空間是相輔相成的。因為(wei) 民族國家被理解為(wei) 公民的契約，個(ge) 人價(jia) 值與(yu) 國家需要分而置之。民族主義(yi) 對集體(ti) 利益的追求和捍衛，隻能在有限的、不侵犯個(ge) 人自由的範圍內(nei) 發揮作用。但在中國或東(dong) 亞(ya) 則不同，由於(yu)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影響，個(ge) 人價(jia) 值曆來與(yu) 集體(ti) 需要合而論之，不能分置。於(yu) 是集體(ti) 利益變得無限神聖，可以打著國家或民族利益的旗號肆無忌憚地侵犯個(ge) 人自由、占領一切領域。在學術領域中，這就表現為(wei) ：無視學術規則，沒有學術規範，一味地要證明中國思想高明，把學術這一人類本來崇高的事業(ye) 變得低俗、無趣。如此下去，如何能走出國門，贏得世人的尊重？還是反而讓外人更加瞧不起？

本來，在西方，民族國家由於(yu) 是自發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ya) 條約之後，人們(men) 認識到民族國家是作為(wei) 帝國的替代而形成，所以民族主義(yi) 本來與(yu)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以征服和統治天下為(wei) 宗旨的帝國主義(yi) 是相反而對立的。但是在中國和東(dong) 亞(ya) ，由於(yu) 民族主義(yi) 完全是擠壓出來的。出於(yu) 擠壓的反彈，它似乎帶有天生的複仇情結。這一情結進入國學研究中，使學者們(men) 在精神生命深處不甘心與(yu) 其他民族相安無事；古代的輝煌和近世的屈辱，被鄙視的傷(shang) 痛和被排擠的壓抑，各種豐(feng) 富複雜的情感合在一起，終究要找一個(ge) 發泄的窗口。所以他們(men) 的民族主義(yi) 是帶有攻擊性的，與(yu) 西方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yi) 殊途同歸了。

然而，一味重視國家需要，忽視文明價(jia) 值，不利於(yu) 找到社會(hui) 秩序的精神基礎；把國家需要淩駕於(yu) 文明需要之上，決(jue) 不能保障社會(hui) 生活的長治久安。狹隘民族主義(yi) 的形成固然與(yu) 近代中國倍受欺壓的特殊命運有關(guan) ，但從(cong) 深層上是由於(yu) 一些儒學研究者無意識中把西方民族國家概念與(yu) 自己血液裏深藏的文化團體(ti) 主義(yi) 因子相結合的結果；試圖塑造一個(ge) 統一、強大的新型國族當然沒錯，但把王道主義(yi) 的文明理想置於(yu) 次要位置，絕非儒家觀點。

在一些中國學人心中，成為(wei) 一個(ge) 民族國家隻是手段，最終還是要走向一個(ge) 世界性帝國的，唯此方能找回昔日的輝煌。所以，在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中，民族主義(yi) 變得非驢非馬了，因為(wei) 它的終極目的似乎是要擺脫民族、統治世界。它確實追求民族和國家利益，但骨子裏是要建立帝國。因而，它骨子裏是由傳(chuan) 統的家族主義(yi) 、種族中心主義(yi)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所衍生出來的帝國主義(yi) 思維。

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地位的提升，恰恰也是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地區對國人的修養(yang) 、胸懷、心態密切關(guan) 注的時候。一個(ge) 令人憂心的事實是，就在這個(ge) 時候，一些國學學者缺乏應有的心胸和氣度，不能真正吸納各國的優(you) 秀方法和成果，不能包容異見和批評；喜歡自吹自擂，用中國文化引領世界；樂(le) 於(yu) 自我標榜，用中國思想拯救人類。他們(men) 動輒建立學派、提出流派，創說法以代替研究，喊口號以引領潮流。凡此種種，給外人預期以巨大落差，也和這樣一個(ge) 大國應有的國際形象不相稱。

例如，有的學者動不動說，西方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思想，真正理解中國思想的是我們(men) 自己。他們(men) 確實容易從(cong) 其著作中找到一些證據，證明對方對中國經典的了解不夠準確、到位。然而事實上，即使是同樣的經典和材料，不同的學者基於(yu) 不同的學術傳(chuan) 統，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從(cong) 不同的視角來解讀，不能以中國人所習(xi) 慣的那套訓練作為(wei) 所有人研究國學的共同基礎。我們(men) 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西方漢學家們(men) 有自己的一整套相當成熟、健全的研究範式。在對後者缺乏入乎其內(nei) 的了解的基礎上，僅(jin) 僅(jin) 由於(yu) 其對中國經典的了解程度不如我們(men) ，就急於(yu) 下判斷，否定西方漢學研究的意義(yi) ，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如能掌握西方漢學家的研究範式，就會(hui) 發現其不容置疑的意義(yi) ，認識到西方漢學研究或儒學研究有中國國內(nei) 同類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yi) ，其在很多重要領域的成就早已超過國內(nei) 同行。相比之下，一些中國學者由於(yu) 長期沉浸在一些大而無當的課題上，缺乏研究規範上的成熟和嚴(yan) 謹，學術成果總體(ti) 質量很差。其中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就是對國外同行的成果了解較少，低水平重複甚多，往往對某一問題沒有係統、完整、全麵的前期掌握就急於(yu) 下筆。

必須清理民族主義(yi) 遺產(chan)

首先應該承認，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yi) 是18世紀以來全世界範圍內(nei) 伴隨民族國家興(xing) 起而產(chan) 生的全球浪潮的一部分，是19世紀末以來中國人迫於(yu) 應對西方殖民主義(yi) 和帝國主義(yi) 、包括二戰以來全球化浪潮而形成的。正因如此，隻要民族國家沒有消亡，並且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nei) 仍然是人類世界結合政治共同體(ti) 最主要而有效的方式，民族主義(yi) 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康有為(wei) 、梁啟超、孫中山等所開創的民族主義(yi) 運動，都沒有也不會(hui) 過時。

然而，民族主義(yi) 也是一把雙刃劍，對於(yu) 它的負麵因素缺乏清醒認識可能導致非常嚴(yan) 重的後果。在西方，民族主義(yi) 曾經導致殖民運動和帝國主義(yi) ，導致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通過與(yu) 東(dong) 亞(ya) 自身的文化土壤相結合之後，形成了東(dong) 亞(ya) 特有的民族主義(yi) 思潮，其負麵效應同樣不容小視。為(wei) 了徹底清理民族主義(yi) 遺產(chan) ，我認為(wei) 應注意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必須認清民族主義(yi) 特別是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本質。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反對民族主義(yi) ，而隻是要反對那種極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yi) ，代之以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yi) 。對於(yu) 極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yi) ，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尤其警惕它滲透到其他各個(ge) 領域。民族主義(yi) 好比是一個(ge) 幽靈，能輕而易舉(ju) 地鑽進任何人的體(ti) 內(nei) ，讓人神不知、鬼不覺。從(cong) 儒學特別是國學的角度看，這類學問的性質決(jue) 定了極易成為(wei) 民族主義(yi) 的工具。在儒學/國學與(yu) 民族主義(yi) 的結合中，民族主義(yi) 是裏，儒學/國學隻是表。儒學/國學被民族主義(yi) 所利用、扭曲，而從(cong) 事它們(men) 的人卻可能渾然不知，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不僅(jin) 國學，民族主義(yi) 這個(ge) 幽靈也可能鑽進其他一切領域中，發揮無與(yu) 倫(lun) 比的作用。比如科學、技術、市場、宗教、學術這些行業(ye) ，本來是帶有超國界、超民族的性質的，但是在民族主義(yi) 盛行的時代，它們(men) 也可能變成為(wei) 民族主義(yi) 服務的工具，從(cong) 而逐漸掏空行業(ye) 的價(jia) 值，毀壞行業(ye) 的規則。比如一項研究表明，二戰以後日本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麵的投資遠超過德、法等歐洲強國。但在半個(ge) 世紀的時間裏，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數量遠少於(yu) 德國或法國。研究者認為(wei) ，這主要是因為(wei) 東(dong) 亞(ya) 國家傾(qing) 向於(yu) 把科學研究當作解決(jue) 實用需要的工具，而嚴(yan) 重缺乏真正的科學精神。今天我們(men) 發現在東(dong) 亞(ya) 許多國家，科學研究不是為(wei) 了滿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為(wei) 了給民族爭(zheng) 光，這才是科學精神喪(sang) 失的主要根源。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其他領域。

第二，必須倡導客觀、科學的曆史觀，開展理性、健全的曆史教育。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創傷(shang) 性記憶是人格扭曲的重要根源。對於(yu) 個(ge) 人來說，如果不能從(cong) 其不幸遭遇過的創傷(shang) 中走出，就難以用一種健全的心態來看待很多事情。隻有正確認識過去的曆史創傷(shang) ，還原其本來麵目，才能走出曆史的陰影，恢複健全的人格。對於(yu) 中國人、以及亞(ya) 洲許多國家來說，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態度看待過去的曆史，開展正確的曆史教育，是決(jue) 定千千萬(wan) 萬(wan) 人走出民族主義(yi) 的陷阱、擺脫其消極影響的關(guan) 鍵之一。一個(ge) 人受到過傷(shang) 害後，在心理安全感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容易無限誇大威脅的存在，通過把敵人絕對化、本質化和妖魔化來發泄自己在情緒上的不安。我們(men) 不能讓子孫後代永遠生活在過去的陰影中，生活在曆史的傷(shang) 痛中，讓他們(men) 從(cong) 小埋下仇恨的種子。我們(men) 應當培養(yang) 下一代對其他民族、包括曾經傷(shang) 害過我們(men) 的民族及其人民的包容和愛心。

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所遭受的侵略和殖民，是16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範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並非針對任何一個(ge) 特定的國家或民族而來。而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之所以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yu) 資本主義(yi) 的興(xing) 起，需要在全世界範圍內(nei) 開拓市場、追逐利潤所致。經過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的洗禮，西方現代民族國家多數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不以侵略為(wei) 尚。我們(men) 不應該由過去的曆史遭遇上升到認為(wei) 西方民族“本質上”就是侵略性的，不應該由這些曆史的屈辱上升為(wei) 曆史的仇恨或對某個(ge) 國家、某個(ge) 民族總體(ti) 性敵對情緒，更不應該過分誇大曆史上的屈辱。

應該認識到，在幾千年來曆史上，中國人也曾經對周邊許多人，包括許多族群和小國進行過侵略或欺壓。今天華夏後裔的生活空間從(cong) 原來黃河中小遊的狹小空間，擴展到近千萬(wan) 平方公裏的版土，並不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得來的，其中也包括許多戰爭(zheng) 和殺戮；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yu) 秦以來對江南大片區域的強行擴張，蒙古人對中國及其周邊大量區域的武力占領，滿人針對漢族、蒙族、回族、維族、藏族等在內(nei) 幾乎所有族群的軍(jun) 事征服，等等。凡是研究過春秋戰國史的都知道，當時中原國家如晉、齊、楚、秦、魯等國對周邊很多少數族群進行過無數次毀滅性打擊。通過甲骨文我們(men) 也知道，三代以來中國周邊的許多族群，包括什麽(me) 鬼方、土方、羌方、虎方、人方、萊夷、九夷、犬戎之類，早已消失在曆史的雲(yun) 煙裏，它們(men) 應該早就都被漢族所消滅或同化了。假如有人今天以這些曆史故事為(wei) 由，上升到“本質”的高度，說中華民族“從(cong) 本性上”就是侵略性極強，像今日許多韓國人、越南人所認為(wei) 的那樣，你能接受嗎？

當我們(men) 為(wei) 過去百年來的民族屈辱而耿耿於(yu) 懷時，可曾想過我們(men) 的祖先也曾經欺壓或侵略過其他人；當我們(men) 為(wei) 近代以來喪(sang) 失的土地而憤憤不平時，可曾想過我們(men) 也曾在征戰中得到大片原不屬於(yu) 我們(men) 的領土？如果把過去幾千年人類曆史綜合起來看，華夏族群不僅(jin) 未像無數其他族群一樣被消滅，而且能像滾雪球似地不斷壯大，其今日生存空間更是全球屈指可數，相比之下我們(men) 還算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幸運者之一吧？我們(men) 有不什麽(me) 理由不知足呢？假如我們(men) 希望別人原諒我們(men) 祖先的侵略和好戰，我們(men) 是否也應對近代以來曾經侵略和欺壓過我們(men) 的民族多一份諒解？

第三，必須正確看待民族自豪感問題。有人說，曆史教育和傳(chuan) 統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yang) 民族自豪感，這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實踐中，這往往導致片麵強調或一味誇大自己民族的輝煌或成就，導致強行阻止客觀的評價(jia) 和對立觀點的爭(zheng) 論。片麵強調或一味誇大自己民族的成就，必然會(hui) 忽略或片麵對待曆史上本民族的消極麵、陰暗麵。這導致許多年輕學生們(men) 在出國之後，由於(yu) 看到了自己民族不光彩的一麵，而心生自卑。有人進一步極端地認為(wei) 自己從(cong) 小被蒙騙，而這種“被蒙騙”的感覺有可能讓他們(men) 走上另一條道路，即從(cong) 愛國轉向恨國、賣國。在國外，我曾多次親(qin) 眼目睹一些中國留學生以賣國為(wei) 榮，我也從(cong) 未見過任何別國公民象中國人那樣賣國的。同時，如果年輕人看到的曆史是片麵的，會(hui) 致使他們(men) 無法與(yu) 外國人心平氣和地交流和溝通，反而讓外國人瞧不起，這樣的例子我因為(wei) 長年給外國人上課而看得太多了。曆史和文化教育應當培養(yang) 人們(men) 全麵、客觀地看待本民族的能力，這樣才能真正增進人們(men) 的心智，真正有益於(yu) 人們(men) 的愛國心和自豪感。誠然，曆史和文化教育能培養(yang) 人們(men) 的民族自豪感，但不應把自豪感當作首要任務來追逐，首要目的應當是培養(yang) 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把培養(yang) 民族自豪感當作曆史和文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以政治目的壓倒專(zhuan) 業(ye) 目的，顛倒了這些學科自身的真實使命，導致這些學科不能真正健康發展。這是出於(yu) 政治家的主觀想像，而一廂情願地將某種政治意誌強加於(yu) 專(zhuan) 業(ye) 領域，卻忽視了專(zhuan) 業(ye) 自身的規則和要求，其最終的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另一方麵，把培養(yang) 民族自豪感當作曆史文化教育的首要目的，也是對人性缺乏信心的表現。它似乎假設了人的信念可以根據外在目的人為(wei) 地建構起來，而忘記了人性自身的規律。須知任何人隻要心中有親(qin) 情之愛，就能為(wei) 自己的民族或祖先而自豪，正象窮人的孩子同樣可以對家族有自豪感一樣。與(yu) 此同時，看到曆史上真實的東(dong) 西，才能讓人們(men) 成長和成熟，讓一個(ge) 民族的心智日益健全，根本不必擔心我們(men) 的後代因為(wei) 看到了自己民族不光彩的一麵而喪(sang) 失自豪感。

第四，必須避免一種原教旨式的中國文化本質論或西方文化本質主義(yi) ，以完全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人類各國文化。從(cong) 血緣關(guan) 係上看，今天考古學家已經日益發現中華文明有多個(ge) 源頭、並非單線相傳(chuan) [[22]]，這難道不是對華夏文明本質論的一種駁斥嗎？從(cong) 文化發展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都沒有永恒不變的“本性”存在。

誠然，今天複興(xing)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非常必要。但是如果以一種近乎圖騰崇拜的方式來論證一種與(yu) 儒教與(yu) 政體(ti) 合一、或以儒家為(wei) 核心的“中華文明”及其再生，仿佛有一種中華文明的“原型”（prototype）等著我們(men) 去找回似的，這是從(cong) 一開始就將中華文明自絕於(yu) 其他文明，何況原型意義(yi) 上的中華文明本來就不曾存在。我自己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曾主張中國未來的方向是文明重建，堅信儒學必將在其中扮演至關(guan) 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我看來，用現代人文社會(hui) 科學之人所共知的語言來說明中華文明的未來方向，也許更有意義(yi) 。儒家的政道或治道是不是一定比人西方的或人類其他文化中的政道或治道優(you) 越，最好不要言之過早；在涉及文明優(you) 劣問題上，最好多給外人留下謙卑而不是自負、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印象。

今天研究傳(chuan) 統文化的人一定要拋棄自戀心理，因為(wei) 看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優(you) 秀的成分，就說中國文化一定比西方文化偉(wei) 大，非常荒唐。毫無疑問，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各有優(you) 劣。也許在某些方麵，中國文化有比西方文化優(you) 異的地方，這一點即使是一些西方政要和學者也承認；但是在其他方麵，中國文化確有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在理解中西方文化的關(guan) 係時，一定要拋棄一種錯誤的心理：從(cong) 總體(ti) 上尋找所謂的自豪感，或從(cong) 總體(ti) 上證明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

最後，我想指出，要想徹底清除民族主義(yi) 的消極影響，意識形態、教育、媒體(ti) 、行業(ye) 精英（尤其是知識分子）、國際交流等所有因素都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需要所有這些領域聯合起來、多管齊下。

回到儒學的兩(liang) 個(ge) 基點

最近，著名學者葛兆光撰長文，對當前國內(nei) 學界流行的天下主義(yi) “思潮”進行了係統、全麵而深入的分析批評，嚴(yan) 厲質疑有人“會(hui) 在‘清洗百年屈辱’的情感和‘弘揚中華文明’的名義(yi) 下，把‘天下主義(yi) ’偽(wei) 裝成世界主義(yi) 旗號下的民族主義(yi)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做一個(ge) ‘當中國統治世界’的‘大夢’”[[23]]。顯然這一批評包含著對當下國學研究中的民族主義(yi) 傾(qing) 向異常清醒而深刻的判斷。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提出或研究“天下體(ti) 係”或“天下主義(yi) ”的學者，都是出於(yu) 民族主義(yi) 或帝國思維，否則會(hui) 失之偏頗。[[24]]

該如何評價(jia) 中國古代的天下觀或天下主義(yi) ？我認為(wei) ，應該認識到朝貢體(ti) 係下的天下主義(yi) 既有霸道的一麵，也有王道的一麵。也正因如此，它曾經對東(dong) 亞(ya) 及古代世界的秩序維持作出巨大貢獻。[[25]]如果把中國古代朝貢體(ti) 係下的天下主義(yi) 理解為(wei) 完全建立在武威和殺戮之上，可能無法正確評價(jia) 朝貢製度的曆史功績和意義(yi) 。[[26]]

當然，古人天下觀也有重要局限。對此，我認為(wei) 要站在具體(ti) 曆史處境中來理解。比如古人天下觀中的華夷、內(nei) 外、尊卑思想，是與(yu) 當時特定的地理空間限製有關(guan) 的。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古人把自己所見到的世界當作就是“天下”，這是時代限製所然，並非刻意坐井觀天或妄自尊大。另一方麵，周邊幾乎所有族群在文明程度上確實遠低於(yu) 華夏，這也是事實。別的不說，華夏周邊的少數民族中最先發明文字的藏族和突厥族，也是直到公元7世紀才發明文字的，比漢字發明時間晚了3、4千年。朝鮮人直到1424年才發明朝鮮文，越南人直到1651年才正式建立自己的文字；日本人、西夏人在文字上都深受漢文影響；漢字幾乎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北亞(ya) 地區通行的國際語言。同時，古代中原王朝的典籍、製度幾乎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的樣板。所有這些，都是上述華夷、內(nei) 外、尊卑思想形成的曆史條件。到20世紀，當中國人發現中國文明的上述優(you) 勢不複存在時，主流意見也就不再堅持這些成見。不理解上述尊卑、內(nei) 外、華夷觀念形成的曆史條件，把“族群歧視”或“華夏中心”視為(wei) 古人天下觀的本質特點，未免不夠公允。[[27]]

有人認為(wei) ，儒家的天下主義(yi) “是包裝成世界主義(yi) 的自我中心主義(yi) ”。[[28]]也有人認為(wei) ，“新天下主義(yi) ”隻能是“去中心、去等級化”的[[29]]。這涉及未來世界究竟是去中心、無中心，還是有中心、多中心的？正象日常生活中每個(ge) 人不得不以自我為(wei) 中心開展活動一樣，人類文明史也隻能以各個(ge) 文明為(wei) 中心開展活動。重要的是，以自我為(wei) 中心不等於(yu) 隻承認一個(ge) 中心，自我中心完全可以在多中心的條件下發揮好的作用。正因如此，自我中心不等於(yu) 反對世界主義(yi) 或天下主義(yi) ，恰恰是世界主義(yi) 或天下主義(yi) 理想賴以實現的基本途徑。從(cong) 儒家的立場看，“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這一思路也假定了以自我為(wei) 中心做起，才是把愛推向全世界最切實可行的途徑。

另外，在理解古代天下主義(yi) 思想時，不能混淆理想與(yu) 現實，不能因為(wei) 現實的殘酷而否認理想的意義(yi) 。就象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歐洲曆史上的新老帝國主義(yi) ，就否認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想是真實的；我們(men) 也不能因為(wei) 中國曆史上的霸道現實，而否認儒家天下主義(yi) 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想是真實的。如果因為(wei) 現實中的“血與(yu) 火”，就認為(wei) 儒家的天下主義(yi) 本質上要麽(me) 是一種“烏(wu) 托邦想象”，要麽(me) 是一種民族主義(yi) 或甚至帝國主義(yi) ，恐難令人信服。理想也許永遠不可能完全實現，但不等於(yu) 不需要理想，也不等於(yu) 理想對於(yu) 阻止惡的膨脹沒起到抑製作用。[[30]]

一方麵，儒家從(cong) 愛有差等的邏輯出發，和民族主義(yi) 並非不相容，[[31]]甚至一定會(hui) 支持溫和、理性的民族主義(yi) 。因為(wei) 正如“一個(ge) 真正的國際主義(yi) 者必定熱愛自己的祖國”一樣，在儒家看來，一個(ge) 人不愛自己的民族，就不可能真正愛這個(ge) 世界。但是另一方麵，儒學從(cong) 本質上以天下主義(yi) 為(wei) 精神，堅決(jue) 反對狹隘民族主義(yi) 。這是因為(wei) 儒學建立在兩(liang) 個(ge) 前提之上：一是普遍的人性，二是普世的文明。這才是儒家天下主義(yi) 的精神實質。

從(cong) 人性的角度說，儒學的精神力量來自於(yu) 對於(yu) 個(ge) 體(ti) 生命意義(yi) 的深刻理解。儒家雖然講仁義(yi) 忠信、三綱六紀、人倫(lun) 之道等，但曆來強調這一切都是要“成己”（《中庸》）、“為(wei) 己”（《論語·憲問》）。“盡其心、知其性”（《孟子·盡心上》），就是要讓人們(men) 通過自省來實現人性的健全發展；“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論語·雍也》），就是強調精神上自立才是一切的根本；“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係辭》），就是主張每一個(ge) 體(ti) 生命之繁榮、不息、燦爛才是“硬道理”。

從(cong) 文明的角度說，儒家的“天下主義(yi) ”是以全人類共同的文明、進步、繁榮等最高宗旨的。所謂的修齊治平、保合大和，所謂“為(wei) 萬(wan) 世立法”、“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當然不可能隻是為(wei) 華夏這一個(ge) 族群著想的；普天之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風雨所至莫不尊親(qin) 、皆有禮儀(yi) ，這當然是超越一切族群和地理界限的普世文明理想。它之所以成為(wei) 文明理想，是因為(wei) 這是他們(men) 所認識到的惟一合乎人性的生活。這種天下主義(yi) 理想，用今天的話講，也可以說引伸為(wei) 就是要在一切人間世界建立永久的公平、正義(yi) 和秩序。

錢穆先生曾指出：

中國古人，自始不以民族界線、國家疆域為(wei) 人文演進之終極理想。其終極理想所在，即為(wei) 一‘道’字。……此乃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精神所特有的偉(wei) 大處。[[32]]

錢穆先生所言、古人所求之“道”，用今天的話講，包括人性價(jia) 值（道在個(ge) 人）與(yu) 普世文明（道在人間）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過去數千年儒學史上，之所以出現了那麽(me) 多人在政治鬥爭(zheng) 中拋頭顱、灑熱血，在內(nei) 憂外患中前仆後繼、舍身忘死，我想主要是因為(wei) 他們(men) 從(cong) 儒學中建立了偉(wei) 大的信念，那就是找到了人性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找到了人間文明的最高理想，即找到了他們(men) 心中的“道”。不管他們(men) 所理解和接受的文明理想和人性價(jia) 值今天是否過時，至少在當時，他們(men) 確曾真誠地信仰它們(men) ；並且正因為(wei) 他們(men) 是從(cong) 抽象人性和普世文明的立場出發，才能建立起無比堅定的信仰。

因此，今天儒學乃至整個(ge) 國學研究被民族主義(yi) 綁架，不是由於(yu) 儒學或國學複興(xing) 過了頭，而是由於(yu) 儒學或國學複興(xing) 走錯了路，那就是：儒學或國學的真精神——天下主義(yi) ——被遺忘了。換言之，如果今天存在文化保守主義(yi) 被民族主義(yi) 綁架的現象，也是因為(wei) 今天的儒學或國學學者們(men) 失去了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崇高信仰，失去了對於(yu) 普世文明的偉(wei) 大理想。因此，要想真正走出民族主義(yi) 陷阱，必須回到儒家的天下主義(yi) 精神，即回到它賴以建立的兩(liang) 個(ge) 前提，即對普遍人性和普世文明的信念。隻有從(cong) 抽象人性的不朽價(jia) 值和普世文明的偉(wei) 大理想這兩(liang) 個(ge) 基點出發，才能真正發揚儒學精神，接續儒家命脈，光大儒學傳(chuan) 統；而且更重要的，才能為(wei) 現代文明的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然而，要真正回到儒學傳(chuan) 統的這兩(liang) 個(ge) 前提並不容易。由於(yu) 學術長期沒有真正獨立，學人們(men) 沒有真正接受非功利的學術追求和超民族的文化理念，不能在永恒、普世的學術真理中安身立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men) 自然極易為(wei) 民族主義(yi) 驅使，在民族國家中安身。由於(yu) 知識結構的局限，對於(yu) 西方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的精神旨趣缺乏深入了解，對於(yu) 現代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應有的認知主義(yi) 精神以及一整套與(yu) 之相應的學術研究規範未入其內(nei) ，一些學者早已習(xi) 慣於(yu) 在單一學科思維特別哲學思維的主宰下，閉門造車、固步自封。他們(men) 喜歡從(cong) 概念到概念，從(cong) 空到空，玩弄語言遊戲，從(cong) 事體(ti) 係建構，用民族主義(yi) 話語包裝自己，以民族主義(yi) 旗號炫人耳目。

因此，今天懷抱複興(xing) 國學、傳(chuan) 承儒學使命的學人們(men) ，應當認真地考慮清楚，如何用合乎人性的邏輯、合乎文明的規則來闡明你們(men) 的觀點。弘揚傳(chuan) 統文化固然不錯，但在學術研究中，一定要嚴(yan) 格按照全世界共同接受的學術規則來論證，才能被世人接受；建構儒家治道或政體(ti) 理論誠然很好，但最好充分理解人類各重要製度賴以產(chan) 生的曆史文化條件及其限製，才不至於(yu) 讓人覺得孤芳自賞、夜郎自大；欣賞“三綱五常”當然可以，但隻有從(cong) 社會(hui) 秩序的普遍原理出發，才真正有說服力。[[33]]

（本文節版發表於(yu) 《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2期。發表版時有重大刪減）

【注釋】

[[1]]2015年11月7日，我應邀參加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及《探索與(yu) 爭(zheng) 鳴》雜誌在京聯合舉(ju) 辦的“本土經驗與(yu) 他者視域：當前民族主義(yi) 新麵孔學術研討會(hui) ”，會(hui) 後雜誌社讓我在會(hui) 議發言基礎上寫(xie) 一篇萬(wan) 字左右的論文，討論“當前民族主義(yi) 的新麵孔”這一問題。我對民族主義(yi) 問題本無專(zhuan) 門研究，但考慮確有些想法，遂答應下來，寫(xie) 成此篇。本文初稿隻有第四小節、沒有第三小節，後因編輯意見增加第三小節，正式發表時刪除了第四小節和大量注釋。初稿完成後，曾獲台灣中央研究院李明輝研究員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2]]蔡孟翰，“從(cong) 宗族到民族——‘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形成與(yu) 原理”，載《思想史》（台灣）第4期，2015年3月，聯經出版公司，頁58。

[[3]]蔡孟翰，“從(cong) 宗族到民族——‘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形成與(yu) 原理”，頁57-165。

[[4]]《說文解字》：“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3年版，頁14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版，頁312）“矢鋒”作“矢鏠”，謂此字為(wei) “鏃”本字，“矢所以標眾(zhong) ，眾(zhong) 矢之所集。……謂旌旗所以屬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鹹在焉。”

[[5]]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shu) 出版社，1998年，頁735。多家意見參周法高（編撰），《金文詁林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zhuan) 刊之七十七），第四冊(ce) 卷七、八，1982年，頁2240-2246（字碼7-0898）。

[[6]]金觀濤、劉青峰統計表明，在中文中，1895年之前，“民族”一詞很少使用，且含義(yi) 不明；1830-1895年間共使用13次；1895-1900年之間，“民族”一詞較少使用，且多為(wei) 外國人使用或用於(yu) 指外國；1900年之後，“民族”一詞的使用呈井噴式增長，其中1903年達2500次左右。現代意義(yi) 上的“民族”一詞最早見於(yu) 1837年《東(dong) 西洋考每月統紀傳(chuan) 》（道光丁酉年九月），“民族主義(yi) ”一詞最早見於(yu) 1901年，“民族國家”一詞最早見於(yu) 1902年。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頁241-242,560-563，等。

[[7]]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zhuan) 集之四（第三冊(ce) ）》（全四十冊(ce) ，典藏版），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5年，頁4：“民族主義(yi) 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xi) 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上文明言民族主義(yi) 即nationalism）。

[[8]]孫中山，《三民主義(yi) 》，長沙：嶽麓書(shu) 社，2000年，頁2。

[[9]]孫中山，《三民主義(yi) 》，頁54。

[[10]]Pierre van den Berghe在T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Praeger,1981/1987)中“強調了族群和血緣對於(yu) 民族認同的作用，而所謂血緣包括和族群成員之間的家族生物關(guan) 係（family ties to members of an ethnic group）”,認為(wei) 來自共同祖先的家族意識乃是某些民族的生物性基礎（此據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ism，上網日期：2015年12月29日）。

[[11]]蔡孟翰，“從(cong) 宗族到民族——‘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形成與(yu) 原理”，頁137-141。

[[12]]蔡孟翰，“從(cong) 宗族到民族——‘東(dong) 亞(ya) 民族主義(yi) ’的形成與(yu) 原理”，頁80。

[[13]]關(guan) 於(yu) 歐洲現代民族國家興(xing) 起的具體(ti) 過程（特別是疆域形成過程），及其與(yu) 亞(ya) 洲民族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等）形成過程的比較，參[英]休·西頓-沃森，《民族與(yu) 國家——對民族起源與(yu) 民族主義(yi) 政治的探討》，吳洪英、黃群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該書(shu) 初版於(yu) 1977年，《維基百科》稱該書(shu) 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ti) 》之前對於(yu) 民族主義(yi) 研究作出了根本性貢獻。參：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

[[14]]公民民族主義(yi) 或自由民族主義(yi) 的理論先驅包括Ernest Renan和John Stuart Mill(密爾），其中Ernest Renan在以“什麽(me) 是民族？”為(wei) 題的演講（1882年）中，認為(wei) “民族”是以人民意誌即公議（public plebiscite）為(wei) 基礎建立起來的，與(yu) 自由、平等及個(ge) 人權利等價(jia) 值相一致。(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ism,上網日期：2015年12月29日)相關(guan) 理論參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自由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該書(shu) 強調以自由主義(yi) 為(wei) 基礎建立民族主義(yi) 的意義(yi) 。

[[15]]安樂(le) 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說東(dong) 方的民族主義(yi) “將個(ge) 體(ti) 成員從(cong) 其出生開始就打上去不掉的民族烙印”（《民族主義(yi) ：理論、意識形態、曆史》,葉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43），“個(ge) 體(ti) 生來就屬於(yu) 某個(ge) 民族，並且不論他們(men) 移民於(yu) 何方，他們(men) 依然是自己出生的那個(ge) 民族的內(nei) 在一部分”（同上，頁43-44）。

[[16]]Geert H.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abridged edition,Newbury Park,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1980/1984;Harry C.Triandis,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Inc.,1995.

[[17]]杜讚奇強調了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yi) 與(yu) 西方民族主義(yi) 共通的一麵，即中國近代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yi) 在主流意義(yi) 上是用西方啟蒙以來的線性曆史進化的世界觀構造出來，而他本人傾(qing) 向於(yu) 從(cong) 複線而不是直線、多線而非單線角度來理解中國近代的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yi) 。本文強調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yi) 與(yu) 西方不同的側(ce) 麵。參杜讚奇（Prasenjit Duara,《從(cong) 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民族主義(yi) 話語與(yu) 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譯，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8]]史密斯主張“將以‘疆域’為(wei) 基礎的民族主義(yi) 與(yu) 以‘族群’為(wei) 基礎的民族主義(yi) 區分開來”（《民族主義(yi) ：理論、意識形態、曆史》，頁44），前者被作者稱為(wei) 源於(yu) 西方的公民民族主義(yi) ，後者則為(wei) 主要體(ti) 現於(yu) 東(dong) 方的族群民族主義(yi) ，認為(wei) “東(dong) 方的各種民族主義(yi) 形式則是建立在對共同文化和族群本原的信仰基礎之上的；後者導向認為(wei) 民族是一個(ge) 有機的、無縫的和超越個(ge) 體(ti) 成員的整體(ti) ”（同上，頁43）。史密斯的觀點受漢斯·科恩影響，參Hans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1944),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此書(shu) 本人未讀到，錄以為(wei) 參考）.

[[1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體(ti) ：民族主義(yi) 的起源與(yu) 散布》（增訂版），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吳叡人在本書(shu) “導讀”部分強調“民族”雖然是“想像”的，但不要把“想像”等同於(yu) “捏造”，因為(wei) “想象”“是形成任何群體(ti) 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體(ti) ’這個(ge) 名稱指涉的不是什麽(me) ‘虛假意識’的產(chan) 物，而是一種社會(hui) 心理學上的‘社會(hui) 事實’（le fait social）。這個(ge) 主觀/認知主義(yi) 的定義(yi) 界定了安德森以後整個(ge) 論證的基調，也就是要探究‘民族’這種特殊的政治想象（認知）成為(wei) 可能的條件與(yu) 曆史過程。”

[[20]]厄內(nei) 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強調在民族形成過程中，不僅(jin) 存在主動的認同、依附、忠誠和團結，也同時存在畏懼、脅迫、強製（甚至包括希望、利益或陰謀）等因素（蓋爾納，《民族與(yu) 民族主義(yi) 》，韓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頁71），我認為(wei) 後者不一定全來自外部，也可能來自內(nei) 部，因此“是民族主義(yi) 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同上，頁73），“民族主義(yi) 自欺欺人的基本做法是：民族主義(yi) ，從(cong) 根本上說，是把一種高層次文化全盤強加在社會(hui) 之上……它意味著廣泛散播一套由學術設計和管理的、適用於(yu) 比較精確的官僚機構和技術溝通的習(xi) 慣用語。它意味著建立一種毫無個(ge) 性特性的非個(ge) 人化的社會(hui) ……以取代從(cong) 前由微型群體(ti) 在本地複製的民間文化所支持的、由地方群體(ti) 組成的複雜結構。”（同上，頁75）。

[[21]]方朝暉，《學統的精神與(yu) 再造：儒學與(yu) 當代中國學統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1-35。

[[22]]李學勤，“在‘合符文化與(yu) 龍圖騰的形成文化論壇’上的發言”，載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1年，頁15-18。

[[23]]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ge) 烏(wu) 托邦想象背後的政治、思想與(yu) 學術”，《思想》（台灣）第29期，2015年，頁54。

[[24]]近年來為(wei) 天下主義(yi) 辯護的觀點可參：盛洪，“從(cong) 民族主義(yi) 到天下主義(yi) ”，《戰略與(yu) 管理》，1996年第1期，頁14-19（另參氏著，《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一個(ge) 經濟學家對文明問題的思考》[1999]，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0年）；趙汀陽，《天下體(ti) 係》，南京：江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王達三，“儒家天下觀念與(yu) 世界秩序重建”，《中國儒教網》（（https://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7671），2010年11月22日；郭沂，“天下主義(yi) ：世界秩序重建的儒家方案”，《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03下，頁28-35；幹春鬆，《重回王道——儒家與(yu) 世界秩序》，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許紀霖，“新天下主義(yi) ：重建中國的內(nei) 外秩序”，載許紀霖、劉擎主編：《新天下主義(yi) 》（《知識分子論叢(cong) 》第1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3-25；等。批評意見除了前述葛兆光文之外，還有如朱其永，“‘天下主義(yi) ’的困境及其近代遭遇”，《學術月刊》2010年第1期（第42卷），頁49-54，等等。

[[25]]我本人對這個(ge) 問題沒有專(zhuan) 門研究，這裏隻是個(ge) 人判斷。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曾經對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的霸業(ye) 給予極高評價(jia) ，《論語·憲問》中稱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左傳(chuan) 》中對齊桓公之霸道和王道的兩(liang) 麵性均有詳細記載（參方朝暉著，《春秋左傳(chuan) 人物譜》，濟南：齊魯書(shu) 社，2001年，頁84-103）。從(cong) 《左傳(chuan) 》記載時人對齊桓公“糾合諸侯，謀其不協，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僖公26年）、“不藏賄，不從(cong) 欲，施舍不倦”（昭公13年）的評價(jia) 也可看出，春秋五霸在那個(ge) 特定的時代對於(yu) 維持地區秩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中國古代的朝貢體(ti) 係對維持地區秩序的貢獻，是否有與(yu) 此類似的特點？

[[26]]葛文稱，“古代中國‘天下’秩序中原本就隱含的華夷之分、內(nei) 外之別、尊卑之異等因素（頁7-8），以及通過血與(yu) 火達成‘天下歸王’的策略”（頁54），“中國曆史上的‘天下’何嚐是德化廣被、四裔大同?‘華夏-中國’的誕生，何嚐是協和萬(wan) 邦、和合萬(wan) 國?就連提倡‘天下體(ti) 係’的學者，也不能不承認‘事實上的古代中國帝國的確與(yu) 『天下/帝國』理想有相當的距離，以至於(yu) 在許多方麵隻不過是個(ge) 普通的帝國’”（頁11）。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ge) 烏(wu) 托邦想象背後的政治、思想與(yu) 學術”，《思想》（台灣）第29期，頁1-56。

[[27]]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參邢義(yi) 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yu) 社會(hui) 》，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頁84-109；羅誌田，《民族主義(yi) 與(yu) 近代中國思想》（修訂2版），台北：三民書(shu) 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95；[日]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yu) 天下秩序：從(cong) 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徐衝(chong) 譯，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

[[28]]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ge) 烏(wu) 托邦想象背後的政治、思想與(yu) 學術”，《思想》（台灣）第29期，頁46。

[[29]]參許紀霖，“新天下主義(yi) ：重建中國的內(nei) 外秩序”，載許紀霖、劉擎主編，《新天下主義(yi) 》（《知識分子論叢(cong) 》第1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3-25（全文版，見於(yu) 《愛思想網》（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1702.html。更新日期：1015年8月26日，上網日期：2015年12月30日）。在《愛思想網》（（https://www.aisixiang.com）“新天下主義(yi) 專(zhuan) 欄”中還有多篇許紀霖等人討論這一話題的文章。

[[30]]幹春鬆在《重回王道——儒家與(yu) 世界秩序》（頁42-53）亦從(cong) 內(nei) 外、遠近、尊卑、理想/現實等角度為(wei) 儒家天下觀作了類似的辯護。

[[31]]貝淡寧先生認為(wei) ，儒家雖然是天下主義(yi) 的，但差等之愛的邏輯決(jue) 定了其與(yu) 民族主義(yi) 並非不相容；但是儒家民族主義(yi) 與(yu) 種族民族主義(yi) 、法家民族主義(yi) 有根本區別。種族民族主義(yi) 以種族中心主義(yi) 為(wei) 基礎，法家民族主義(yi) 以對曆史上傷(shang) 害過我們(men) 的民族或國家的怨恨為(wei) 基礎，把富國強兵當作了民族/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參貝淡寧，“儒家與(yu) 民族主義(yi) 能否相容？”，《文化縱橫》2011年第3期，6月刊，頁113-118。

[[32]]錢穆，《民族與(yu) 文化》（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6。

[[33]]參拙著，《為(wei) “三綱”正名》（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迄今批評我的人，多半很少認真檢討我的論證方式，喜歡先入為(wei) 主地認為(wei) 我對儒家傳(chuan) 統有一種“原教旨式的捍衛”。大概現在大家都不喜歡讀書(shu) ，一遇到新觀點，較少從(cong) 學理上分析，臆測人家的“動機”和“目的”，然後給人貼標簽。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