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把傳(chuan) 統文化批判推進到新的層次

作者：鄧曉芒

來源：共識網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八日戊申

           耶穌2016年1月27日

拙文《我與(yu) 儒家》在半年多前於(yu) 《探索與(yu) 爭(zheng) 鳴》雜誌發表以來，關(guan) 於(yu) “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的“怪論”引起了眾(zhong) 多議論，大致有兩(liang) 種。一種是屬於(yu) 批判儒家的一方，有人說你鄧曉芒幹嗎要自己把個(ge) 儒家的帽子給自己戴上，未免汙了自己一世清名；有人說連鄧曉芒都妥協了，可見輿論的壓力多麽(me) 可怕！一種是屬於(yu) 捍衛儒家的一方，有人得意地歡呼，說這是儒家陣營的一次“勝利”；還有人以儒家正宗代表自居，鄙夷不屑地宣布：我們(men) 不承認你是儒家！給人一種入黨(dang) 申請書(shu) 被支部書(shu) 記拒絕了的感覺。

所有這些議論都是建立在誤解之上的。我的本意，既不是向儒家倫(lun) 理作出退讓，也不是想混入儒家陣營裏麵充當“臥底”，而是以自我批判的公開姿態向儒家倫(lun) 理的更深層次突進，使它建立於(yu) 中國人的潛意識或集體(ti) 無意識中的隱秘基礎暴露出來，受到觸動和質疑。

(一)作為(wei) 集體(ti) 無意識的儒家文化

首先，要把儒家文化看作中國人的集體(ti) 無意識，就必須跳出儒家學說那些具體(ti) 瑣碎的細節規定而把握其總體(ti) 的精神，這種精神幾千年來支配著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幾乎到無孔不入的程度。

今天很多儒家學者所做的恰恰相反，他們(men) 的研究中充滿著尋章摘句和繁瑣考證，這些考證超不出前人兩(liang) 千多年所積澱的學術遺產(chan) ，卻又平添了現代學者由於(yu) 幼學功底無法與(yu) 前人相比而生出的無數錯謬和紕漏，但他們(men) 僅(jin) 憑這種熱心於(yu) 讀經解經的態度就為(wei) 自己贏得了學問“紮實”、路子“純正”的美名。

其次，我們(men) 還要避免當代儒學研究中常見的謬托知己、強解古人的衝(chong) 動。上個(ge) 世紀的新文化運動以來，學界精英從(cong) 日本和西方翻譯和習(xi) 得了一套一套的現代學術話語，這套話語的背景和中國傳(chuan) 統幾千年的文化土壤是完全不同的，但由於(yu) 急功近利的心態，這些精英分子在未能吃透這些概念、甚至是用自己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加以附會(hui) (所謂“中國化”)的前提下，便以之作為(wei) 武器來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弊端。

這種做法一方麵由於(yu) 並沒有展示出西方觀念中真正與(yu) 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觀念相異的地方，因而不能擊中傳(chuan) 統文化的要害；另一方麵也正好給傳(chuan) 統文化的捍衛者們(men) 留下了口實，即認為(wei) 你所說的那些詞匯的含義(yi) ，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甚至女權等等，在中國古已有之，西周早已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共和國”，用得著你們(men) 來啟蒙嗎？

最後，我特別要提醒人們(men) 關(guan) 注當前社會(hui) 生活中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現實變革，這種變革對傳(chuan) 統儒家文化幾乎每一個(ge) 命題都來了一個(ge) 徹底的顛倒，但唯一沒有變化的是人們(men) 的思維方式。

前年，茅於(yu) 軾先生去長沙做講座，遭到“毛粉”們(men) 的圍堵，講座被迫取消，但留下了一段五分鍾的視頻。茅先生在視頻中說，假設一個(ge) 人在文革的時候得了昏睡病，一覺睡到今天，他會(hui) 感覺這是到了另一個(ge) 世界。當時我接替他做講座，我接過他視頻中的話說，這隻是一個(ge) 方麵，假如這個(ge) 睡醒了的人看到今天茅先生受到的圍堵，他就會(hui) 感覺到其實還是原來那個(ge) 世界，一點都沒有變！我這裏的所說的沒有變的東(dong) 西，就是指人們(men) 潛意識中的觀念。

儒家文化在當代所具有的意義(yi) 就是這樣，它隻存在於(yu) 人們(men) 的潛意識中，隻表現在人們(men) 不自覺的思維方式中，而在人們(men) 有意識的行為(wei) 活動中，誰都知道這些傳(chuan) 統的潛規則是不適應當前的現實生活的。隻不過知道歸知道，人們(men) 雖然並不按照這些被鼓吹的原則去做，卻習(xi) 慣於(yu) 將它們(men) 寫(xie) 在字麵上，掛在口頭上，希望讓別人去做、去建立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風氣”。

我們(men) 可以說，廣義(yi) 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國人傳(chuan) 統中根深蒂固的人格結構模式，不是輕易的什麽(me) “主義(yi) ”能夠改變的。而在經曆了當今如此巨大的現實變革以後，我們(men) 才能真正體(ti) 會(hui) 到這種集體(ti) 無意識的頑強性和深刻性，才能直接麵對它而采取有針對性的反思。

因此，要揭示出中國人的集體(ti) 無意識，光是停留於(yu) 書(shu) 本是無濟於(yu) 事的，必須要深入生活本身，對中國的現實有切實的生活體(ti) 驗和廣泛的底層信息，對一般老百姓的生存狀態有貼近的觀察和親(qin) 身體(ti) 會(hui) ，知道他們(men) 會(hui) 說什麽(me) 、想什麽(me) 。

儒家文化幾千年來一直是以貼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見長的，但在今天，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的一個(ge) 差不多是共同的特點恰好就是脫離實際，有的躲在遠離大城市的偏僻之地構想整個(ge) 國家甚至整個(ge) “天下”的理想的政治宏圖；有的積極介入當前高層政治動向，以尋求知遇和做帝王師為(wei) 此生終極的追求目標；有的則努力將儒家變成一門“行為(wei) 藝術”，把自己從(cong) 裏到外打扮成古之儒者，享受一種傲視群氓、自鳴清高的快感。

至於(yu) 當今現實生活中到處發生的與(yu) 老百姓息息相關(guan) 的問題，如維權問題、拆遷問題、礦難問題、農(nong) 民工問題、失業(ye) 問題、司法不公問題等等，都基本上在他們(men) 的視野之外。這些人的作為(wei) ，其實還不如那些利用“國學熱”開班賺錢的偽(wei) 儒，後者至少還有一種對中國當今時代的現實感，盡管欺人，卻不自欺。

(二)集體(ti) 無意識的核心是臣民對聖王的渴望

那麽(me) ，這種傳(chuan) 統的集體(ti) 無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呢？應該說，與(yu) 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文明有關(guan) 。

三代體(ti) 製雖有損益，但基本的大原則是不變的，這就是立足於(yu) 中國自古以來以家庭為(wei) 單位所從(cong) 事的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自然經濟。這種自然經濟要達到一定的穩定性和安定性，沒有一個(ge) 大一統居高臨(lin) 下的皇權是不可能的，因為(wei) 自然的家庭或家族依靠血緣紐帶聯係，不需要每個(ge) 個(ge) 體(ti) 都具有理性來習(xi) 得參與(yu) 國家政治行為(wei) 的能力。國家隻有通過由聖王把老百姓全體(ti) 關(guan) 進籠子裏才得以成立，否則就隻能是一盤散沙、兵荒馬亂(luan) 、盜賊遍地、民不聊生。儒家倫(lun) 理正是順應了這種時代的需要而產(chan) 生出來的，在中國曆史幾千年的緩慢進程中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它的那些基本信條和思維模式，已經成為(wei) 了這個(ge) 民族長期習(xi) 焉而不察的生活態度。

這種生活態度已經積澱在民族文化心理深處，成為(wei) 了中華民族的集體(ti) 無意識，它包含的核心內(nei) 容，首先就是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臣民對一個(ge) 聖王或明君的渴望。據說孔子就是“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的“喪(sang) 家犬”，不管孔子是承認還是否認這種心態，這是從(cong) 古代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的一種潛意識。

當然，同一個(ge) 潛意識表現出來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儒家學者肯定是“學而優(you) 則仕”，不但在廟堂之上為(wei) 君分憂，而且在江湖之遠更加倍地“憂其君”；老百姓則公認“萬(wan) 般皆下品，唯有讀書(shu) 高”，哪怕是引車賣漿之徒，也對帶有“官家”印記的一切事物肅然起敬。道家表現得有所不同，在個(ge) 人生活中遠離官場和政治。

不過，雖然他們(men) 對於(yu) 現實的權力時常表現出不屑和輕蔑，但在理想中仍然是將“聖王”擺在一個(ge) 至高無上的地位。《莊子·大宗師》中就談及“聖人用兵”之道，“利澤施乎萬(wan) 世”；《莊子·應帝王》中實際上也是在給理想中的帝王出主意，和老子的“治大國如烹小鮮”意思相同。他們(men) 盡管都遠離權勢，但並非不想做官，而隻是不想做現在這個(ge) 充滿肮髒小人的世界的官，而向往在古代聖王手下當官。

至於(yu) 那些隱士，如“采菊東(dong) 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在同一首詩中自況為(wei)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其實是憤世疾俗之言，相當於(yu) 說：“眼不見心不煩”。他還另有《感士不遇賦》，直接表達未能遇到心目中的聖王的遺憾。道家對儒家的批判主要是針對其虛偽(wei) ，而對儒家所宣揚的那些價(jia) 值基本上還是認同的。所謂“黃老之學”就是將傳(chuan) 說中的老子和黃帝思想雙方結合、也就是學術和權力結合的產(chan) 物。

法家本身出自於(yu) 儒家(說見郭沫若《十批判書(shu) 》及熊十力《原儒》)，雖然它已經朝政治實用主義(yi) 單向發展，並反過來指責儒家空談誤國，但除了斥責儒家那套社會(hui) 理想不切實際之外，從(cong) 來也沒有說過這些理想本身的壞話(在這點上和道家對儒家的批判類似)，反而將它們(men) 當成愚弄百姓不可缺少的統治工具。傳(chuan) 說宋代趙普為(wei) 太祖重臣，長於(yu) 吏治而拙於(yu) 學術，自稱他是“半部論語治天下”，此話長期以來被儒生們(men) 引以為(wei) 自豪，沒有人聽出裏麵的嘲諷的意思。

至於(yu) 墨家，除了主張兼愛而與(yu) 儒家主張差序之愛有所不同之外，在《貴義(yi) 》和《尚同》等篇中的觀點，所謂“一同天下之義(yi) ”，即“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yu) 天子”，而“天子又總天下之義(yi) ，以尚同於(yu) 天”，在最終歸宿上和儒家如出一轍。儒家雖有“和而不同”一說，但那隻是針對具體(ti) 事務，在“上同於(yu) 天”這點上和墨家是一致的。據說墨子原為(wei) 孔子的學生，後來自立門戶，與(yu) 儒家成為(wei) 當時並立的兩(liang) 大顯學，這是可信的。但墨子的學說由於(yu) 不具有政治可操作性，盡管他日夜奔走於(yu) 權貴之間，卻無人采納他的主張，不久便淪於(yu) 衰落，幾乎被人們(men) 遺忘了。

此外，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nong) 家、方技家(醫、卜、星、相等)等等，都有一個(ge) 共同的特點，就是最終無不著眼於(yu) 一種治國之道的建構和傳(chuan) 播，總是找機會(hui) 將自己的一技之長獻於(yu) 君王、求得賞識。

總之，所有各家各派雖然皆有自己的學術研究，但其實目的並不在於(yu) 發展學術，而在於(yu) 擴大影響力，希望被上麵當權的人注意到，最後得遇求賢若渴的君王“禮賢下士”地納入麾下。為(wei) 此各派之間不惜采取各種卑劣的手段，對其他對立學派栽贓誣陷、攻訐謾罵、落井下石、甚至大開殺戒(如孔子之殺少正卯)，而真正富有學理的學術爭(zheng) 鳴其實很少。

所以，我認為(wei) 先秦時期號稱“百家爭(zheng) 鳴”的那個(ge) 時代，其實應該改稱為(wei) “百家爭(zheng) 寵”，即各家各派都爭(zheng) 相用自己的見解向君王和權勢者邀寵。

然而不可否認，儒家學說所立足的這一集體(ti) 無意識在中國幾千年的農(nong) 業(ye) 自然經濟條件下，是適合於(yu) 當時的社會(hui) 一般狀況的，這也正是為(wei) 什麽(me) 它能夠滲透到諸子百家甚至後來的佛教以及五四以來的近代知識分子的內(nei) 心世界中，被視為(wei) 一切思想活動的不言而喻的前提的緣故。

在這種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也沒有錯，隻不過這種儒家是放大了的儒家，我稱之為(wei) “大儒家”文化，包括道、法、墨、佛和近代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在內(nei) ，就連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青年”和文革“破四舊”的紅衛兵也不例外。這種情況隻是在最近30多年以來才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改變。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導致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已經開始解體(ti) ，數以億(yi) 計的農(nong) 民離開世代據以為(wei) 生的土地進城打工，動搖了中國人幾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也悄無聲息地在儒家集體(ti) 無意識的文化心理背景上打開了一個(ge) 缺口。

(三)用“新批評主義(yi) ”批判”大儒家“文化

有些做國學的人有時也感到很冤枉，因為(wei) 他們(men) 自認為(wei) 自己也受到某些壓製，屬於(yu) 學術界的“弱勢群體(ti) ”。但其實問題並不在這裏。隻要是百家爭(zheng) 寵，得寵的總是個(ge) 別的，當年孔子還不是一生不得誌、惶惶如喪(sang) 家之犬？後來得寵的是法家，再後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成為(wei) “術”，其實還是儒家和法家分寵。所以受壓製受冷落也有不同的情況，有的是在爭(zheng) 寵過程中受到冷落，被另外更加得寵的勢力蓋過了風頭；而有的則是根本就不去邀寵，自甘邊緣化。隻有後者才是真正開始試圖跳出集體(ti) 無意識的怪圈，開辟一條新的學術之路。

當然這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學西學的總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學問仍然當作一種治國平天下缺少不了的工具。包括我本人在內(nei) ，就是想要通過對西方哲學思維的研究來“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以便真正走出中國在當今世界上所麵臨(lin) 的困境，這一宗旨賦予了我的學術研究以強勁的動力。

當然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ge) 與(yu) 此並行的宗旨，那就是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本身的極大的興(xing) 趣，想要在一般人生哲學問題上與(yu) 西方哲人達到某種對話和交流，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提出某些創造性的觀點，以深化問題本身。後一宗旨屬於(yu) “純學術”的範疇，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中不能說沒有先例，但往往被前一宗旨(屬於(yu) “現實性”範疇)蓋過了，因此力量極其孱弱，不足以支持學者在學問上的不斷進展。

我的“新批判主義(yi) ”在這一點上自認為(wei) 有一個(ge) 重大的突破，就是通過我對自身中的集體(ti) 無意識方麵所作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與(yu) 之保持必要的距離，最大可能減輕它對學術研究本身的幹擾，但仍然保留它對學術研究的動力。我知道完全擺脫它是不可能的，但隻要我具備充分的自我批判精神，這種集體(ti) 無意識的消極作用是可以得到控製的，而它的積極作用則能得到恰當的利用。

這樣一來，事情就顛倒過來了。本來集體(ti) 無意識把學者的一切研究都當作提供給政治目的和政治權力來利用的工具或手段，而現在，我卻把集體(ti) 無意識本身當作了促進學術研究的手段。從(cong) 這種顛倒了的結構中，中國學者的個(ge) 體(ti) 獨立性才有了一個(ge) 前所未有的立足之地，才確立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

其實，知識分子作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精英，對於(yu) 社會(hui) 現實的關(guan) 懷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yi) ，即使那些潛心於(yu) 數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他們(men) 的研究本身也具有其社會(hui) 意義(yi) ，而且他們(men) 本人也必定會(hui) 自覺到這種意義(yi) 。西方知識分子雖然不像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這樣具有社會(hui) 使命感(所謂“憂患意識”)，但仍然時常顯露出改良社會(hui) 的意念，常常是以抨擊和批判現實社會(hui) 的方式，或者通過訴諸上帝正義(yi) 的方式，這在人文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更為(wei) 直接。

然而有一點根本不同的是，西方知識分子對自身的身份有明確的獨立意識，與(yu) 世俗權力更自覺地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們(men) 的學術研究決(jue) 不是為(wei) 了當官，而是有自身的純學術目標。因此我們(men) 不能說西方知識分子就不關(guan) 心社會(hui) 現實而隻做純學問，而隻能說他們(men) 對純粹學問和社會(hui) 現實的關(guan) 係的擺放與(yu) 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是不同的，甚至是顛倒的。

這種顛倒，正好合乎我們(men) 的時代。我們(men) 的時代是一個(ge) 顛倒的時代，一切都處於(yu) 顛倒中(“轉型”隻是委婉的說法)。城鄉(xiang) 關(guan) 係在顛倒，工農(nong) 業(ye) 關(guan) 係在顛倒，體(ti) 腦關(guan) 係在顛倒，官民關(guan) 係在顛倒，個(ge) 人和集體(ti) 的關(guan) 係在顛倒，權利和權力的關(guan) 係在顛倒，“皮”和“毛”的關(guan) 係在顛倒……這種顛倒從(cong) 一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但總是在顛倒一陣子後，又“順”過來了。

其原因，就在於(yu) 這種顛倒不是深層次的顛倒，不是觸及集體(ti) 無意識的顛倒。“新批判主義(yi) ”的一個(ge) 最大的推進，就在於(yu) 把這種批判轉向對批判者自身的自我批判，從(cong) 而深入到自身內(nei) 部的集體(ti) 無意識的深處。這看起來好像是個(ge) 人私下裏的一種自言自語，但卻顯示出對整個(ge) 民族傳(chuan) 統最頑固的根基的一種無聲的摧毀。

從(cong) 此我們(men) 再也沒有什麽(me) 現成的基礎可以依賴了，一切都必須依靠我們(men) 自己個(ge) 體(ti) 的自由意誌的創造和選擇。當然在這種自由麵前，一個(ge) 從(cong) 未有過自由經驗的民族最可能的選擇就是逃避自由，回歸傳(chuan) 統的母體(ti) ；但是在當代現實條件下，這已成為(wei) 了幻想或者幻覺。一切有良知和上進心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當看清這一形勢，要盡一切所能地促進“啟蒙的進化”，自覺地抵製目前盛行的開倒車的逆流，將對傳(chuan) 統文化即“大儒家”文化的批判推進到一個(ge) 新的層次。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