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盟，神不聽！”——孔子何意？

作者：羅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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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十四日乙亥

           耶穌2015年10月26日

有不少反儒的人或以為(wei) 由於(yu) 孔子的某些言行不符合他的口味或觀點而反儒。例如，有人因為(wei) 夫子背蒲人之盟而認為(wei) 夫子背信棄義(yi) ，以之作為(wei) 反儒依據。關(guan) 於(yu) 夫人違背蒲人之盟，當時子貢就有疑問，曰：“盟可負邪？”孔子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①對於(yu) 這件事，夫子當時就明確地作出了解釋，所以針對那些個(ge) 反儒者不懂儒家誣蔑夫子，筆者很是不以為(wei) 然。

近翻閱《二程集》，讀到其中有一段語錄明道先生是這樣說的：“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wei) ，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②觀此語錄，明道先生程顥似乎也是以為(wei) 夫子背蒲人之盟是不對的，認為(wei) 日後夫子哪裏還有臉麵再見蒲人？！明道先生是北宋大儒，連他都這麽(me) 認為(wei) ，故筆者覺得這件事比較嚴(yan) 重，有必要考究一番。

關(guan) 於(yu) 夫子背蒲人之盟一事的前因後果《孔子家語·困誓》中有較為(wei) 詳細的記述，為(wei) 了方便我們(men) 對整個(ge) 事件的全麵理解，這裏將整個(ge) 曆史事件抄錄如下：

孔子適衛，路出於(yu) 蒲，會(hui) 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wei) 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cong) 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cong) 夫子遇難於(yu) 匡，又伐樹於(yu) 宋，今遇困於(yu) 此，命也夫，與(yu) 其見夫子仍遇於(yu) 難，寧我鬥死。”挺劍而合眾(zhong) ，將與(yu) 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dong) 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yi) 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yu) 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wei) 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誌，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yu) 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③

此事件在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之中也有記載，內(nei) 容基本一致。

孔子和他的弟子去衛國，經過蒲地時正碰上公叔氏欲憑借蒲地背叛衛國，公叔氏害怕其陰謀讓孔子帶到衛國國君那裏去，因此就阻止孔子不讓他們(men) 通過，並想把孔子師生扣留下來。孔子弟子和蒲人正要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應該說公叔氏他們(men) 當時叛亂(luan) 的時機還不成熟，因為(wei) 大多數蒲人是反對公叔氏背叛國家的，故公叔氏他們(men) 提出：隻要孔子他們(men) 不去衛國都城把他們(men) 欲背叛衛國之事告訴國君，就讓孔子他們(men) 離開蒲地。也就是說，隻要孔子他們(men) 就開蒲地不管衛國及蒲地的“閑事”，他們(men) 就讓孔子師生平安離開蒲地。公叔氏們(men) 也知道，孔子是個(ge) 誠信君子，隻要孔子答應這個(ge) “盟誓”，也就不為(wei) 難他們(men) 。那麽(me) 在這裏擺在孔子麵前的隻有二個(ge) 步驟三條道路：第一，不答應“盟誓”，任由弟子公良儒組織與(yu) 蒲人戰鬥。第二，答應與(yu) 蒲人立“盟誓”。與(yu) 蒲人“盟誓”後，夫子隻有兩(liang) 個(ge) 選擇，一是“盟誓”後，象明道先生所說的遵守盟誓，信守承諾，不管閑事，離開衛國，因為(wei) 那是他國之事；二是“盟誓”後繼續去衛國都城，管定了這“閑事”——即將公叔氏欲背叛衛國一事告訴衛國國君，阻止其陰謀。

由此我們(men) 來看，如果孔子選擇第一個(ge) 方案，不答應“盟誓”。那結果將會(hui) 怎樣呢？那必定是孔子的弟子們(men) 與(yu) 蒲人將要進行一次血鬥，弟子們(men) 也必然是寡不敵眾(zhong) ，孔子和弟子們(men) 也必將戰死或被囚禁。並且，如果象這種結果下來，還很有可能導致公叔氏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控製蒲地人心，促使公叔氏加快叛亂(luan) 步伐。如果孔子師生選擇了第二個(ge) 方案，孔子師徒與(yu) 公叔氏訂立“盟誓”後不管閑事，息事寧人一走了之。但這樣做的結果孔子師徒倒是自我保全了，可是公叔氏的背叛計劃則是沒有得到任何製約，反而會(hui) 氣焰更加囂張，公叔氏會(hui) 認為(wei) 別人都害怕他們(men) 的邪惡；並也會(hui) 這樣認為(wei) ，由於(yu) 他們(men) 的叛亂(luan) 陰謀已被孔子他們(men) 得知，他們(men) 不想夜長夢多，也許會(hui) 加快叛亂(luan) 步伐。第三個(ge) 方案則是孔子選擇了的事實，孔子“盟誓”後繼續去衛國都城，管下了這“閑事”，將公叔氏欲背叛衛國一事告訴衛國國君，建議衛公討伐公叔氏阻止其陰謀。結果避免了因“血鬥”會(hui) 帶來的犧牲，雖然衛公沒有接受夫子討伐公叔氏的建議，但從(cong) 曆史記錄的史實上來看，顯然是遏製了公叔氏的公然背叛。

我們(men) 知道，孔子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一個(ge) 不但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是胸懷天下、關(guan) 愛天下蒼生的聖人。當他們(men) 師徒遇到這樣一個(ge) 棘手的事情的時候，他不可能不去“管”，但也不可能盲目地去“管”。象第一種方案，如果孔子選擇了，可以獲得一個(ge) 勇敢或烈士的稱號，但那是與(yu) 事無補的。這樣的結果則是不但把自己師生擺上了身家性命，對衛國和蒲地人來講也沒有絲(si) 毫益處，還可能會(hui) 加速公叔氏的反叛。這對夫子來講，是一種子路式的方式，正如夫子對子路的評價(jia) ：“暴虎馮(feng)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yu) 也。必也臨(lin)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④而象第二種方案，如果孔子選擇了，也可以獲得一個(ge) 守信的名譽。但要知道，這樣雖然是守了信，可於(yu) 夫子來講這卻是見義(yi) 不為(wei) ，是不仁不義(yi) 的人所做之事。所以作為(wei) “聖之時者”的夫子，自然采取了第三個(ge) 方案。對於(yu) 這個(ge) 做法，當時子貢雖是有疑問，然而夫子斷然回答說：“要盟也，神不聽。”

這就是孔子的權道。

權道是一種麵對重大而又棘手的事情非常難以把握的處理藝術。關(guan) 於(yu) 什麽(me) 是權道，餘(yu) 東(dong) 海先生是這樣解釋的：“經者，常道也、基本原則、普遍規定也；權者，權宜變通也，方便善巧也，因地製宜隨機應變也，是對經的靈活運用。易經中說：窮思變，變則通，通乃久，講的就是權道。易經的易，有變易、不易（不變）、簡易三義(yi) 。其中不易與(yu) 變易，就是經與(yu) 權的關(guan) 係。”⑤夫子說：“可與(yu) 共學，未可與(yu) 適道；可與(yu) 適道，未可與(yu) 立；可與(yu) 立，未可與(yu) 權。”⑥學、道、立、權，四個(ge) 境界，層次分明。學是各種學問。道是修行聖人的大道。立是修道而能立定根基。權是推行大道而能通權達變。由此可見，要把握權道是要有相當高的修學境界。

正因為(wei) 權道難以把握，所以人們(men) 對之常常會(hui) 產(chan) 生誤解或錯解，甚至把儒家的權道妄等於(yu) 陰謀、妄認同於(yu) 為(wei) 了利益的“兩(liang) 害相較取其輕”，以為(wei) 也是“靈活性和原則性的統一”。其實都不是。儒家的權道是有相當嚴(yan) 格的前提條件的，更與(yu) 近代以來所謂的權變思想截然不同。於(yu) 此，蔣慶先生在《公羊學引論》有明晰地論述： 

“我們(men) 知道，公羊家的經權思想與(yu) 現代流行的權變思想雖然都講權，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公羊家講行權必須有道，必須在可以然之域，決(jue) 不能‘害人以行權’，更不能‘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現代流行的權變思想不擇手段地殺人以行權，是行權無道，不在可以然之域，公羊家的經權思想堅決(jue) 反對這種無道之權。二、公羊家的經權說講經，流行的權變說也講經（目的的崇高與(yu) 正確），但流行的權變說用目的的正確去證明手段（行權）的正確，而公羊家的經權說則是用行為(wei) 的結果去證明行權的正確（反經然後有善者、前枉而後義(yi) ）。用目的去證明行權的正當性，不把證明的基點放在行權的結果上，實際上並不能起到證明的作用，因為(wei) 目的的正確與(yu) 手段（行權）的正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目的正確並不決(jue) 定手段就一定正確，很可能目的正確而手段錯誤。另外，‘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的權變思想道德評判的標準從(cong) 外在的結果拉回行為(wei) 者心中，隻有行為(wei) 者心中的目的才可以證明行權的正確，這樣，‘目的使手段正確’的思想就非常專(zhuan) 斷，最容易被政治上的犯罪者用來為(wei) 自己的政治罪行辯護。公羊家用行為(wei) 的結果去證明行權的正確，‘行為(wei) 的結果’是一個(ge) 經驗的標準，有事實依據存在，大家都可以進行評判。公羊家的經權說雖然反經，但結果必須是善，否則不能叫權；流行的權變說雖然說得好聽，堅持目的的正確，但在實現目的時可以不擇手段，實際上就是在行權時不要任何人類道德的限製，其結果必然會(hui) 導致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所以，公羊家的經權說堅決(jue) 反對這種時髦的權變思想，認為(wei) 是異端邪說。”⑦

由此我們(men) 回到上麵的孔子“背盟”一事，夫子的反經是合道的，合仁義(yi) 之道。因為(wei) 其所行的結果是善的，既避免了弟子們(men) 與(yu) 蒲人的衝(chong) 突，保全了孔子師徒一行，又在很大程度上遏製了公叔氏公然背叛衛國行為(wei) 。當然，如果要說孔子因為(wei) “背盟”也要付出代價(jia) 的話，則受傷(shang) 害的恰恰是孔子本人。因為(wei) 這樣一來，讓人認為(wei) 夫子是不守誠信之人，大大地有損於(yu) 孔子的名譽。當時就連孔子的高足子貢都有疑問呢。要知道，“信”是孔子推崇的五常道之一，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不是為(wei) 了他人的生命和利益，作為(wei) 一個(ge) 推崇道德人生的智者，誰願意挖自己道德品質的牆腳呢？由此也可知權道難行，也易遭受小信小仁之人的誤解。

而近現代以來推崇權變思想的許多所謂的革命者，他們(men) 往往首先預設一個(ge) 所謂崇高的目標，比如象為(wei) 了“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之類的目標，認為(wei) 為(wei) 了達到這一目標進行的革命總是會(hui) 有犧牲、需要有人作出犧牲，因而根本不把他人的生命和財產(chan) 當一回事，因而大行特行“權變思想”。

鳳凰網轉載有賈振勇《周恩來談郭沫若之子遭迫害自殺：這也是針對我》中說到，在“文革”中郭沫若之子郭世英遭迫害自殺後，周恩來專(zhuan) 門來到郭家安慰，說：“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為(wei) 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⑧試想，周恩來同誌應該是為(wei) 人們(men) 公認為(wei) 有智慧、有道德的革命家吧，連他都對冤死的亡者抱這樣一種認識，可見“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的權變思想是多麽(me) 地具有盅惑性！

這種近現代以來人們(men) 的權變思想，甚至至今還大有市場。就如在現今多年來的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社會(hui) 建設過程中，一些官僚們(men) 為(wei) 了所謂的政績，好大喜功大搞工程而進行強拆血拆，宣揚的說詞也不外是什麽(me) “從(cong) 大局著想、從(cong) XXXX的整體(ti) 利益著想”。他們(men) 因為(wei) 有了這樣一個(ge) “目的的崇高與(yu) 正確”，而將他人的利益以至身心生命視為(wei) 草芥！

《春秋公羊傳(chuan) 》桓公十一年曰：“權者何？權者反於(yu) 經，然後有善者也。”權反於(yu) 經是指用“權”的時候，由於(yu) 麵臨(lin) 的事情複雜，因此在不違背根本的原則——“經”前提下，以善的目的采取某種委曲、曲折方式行事，並取得了善的結果。夫子說的“要盟也，神不聽”也正是基於(yu) 此而成立，而其他任何有違善的目的而產(chan) 生的善的結果來妄談權變都是屬於(yu) 邪說邪行！

注釋：

①《史記·孔子世家》。

②《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shu) 》，第16頁，中華書(shu) 局出版，1981年7月第一版。

③《孔子家語·困誓》。

④《論語·述而第七》。

⑤《經權略論》，餘(yu) 東(dong) 海著，

⑥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0arjh.html

⑦《論語·子罕第九》。

⑧《公羊學引論》（修訂本），蔣慶著，海峽出版發行集團、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

⑨來源於(yu) ：鳳凰網資訊 > 曆史 > 中國現代史，

⑩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1/23/21521208_1.shtml）

羅   輝

時間：乙未年九月十四日

西曆2015年10月26日

（作者簡介：羅輝，男，屬猴，西曆一九六八年生，江西吉安人。）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