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儒學之新氣象

作者：姚中秋

來源：原道25輯，陳明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七月初四日乙醜(chou)

           耶穌2015年8月17日

接《天府新論》編輯趙榮華君信，囑為(wei) 該刊2013～2014年刊發之儒學文章匯編作序。檢視目錄，自己名字數次出現，寫(xie) 一點文字以襄盛舉(ju) ，義(yi) 不容辭。

在接到此信前後，應邀為(wei) 杜維明先生新著《二十一世紀的儒學》撰寫(xie) 書(shu) 評，即發表於(yu) 《新京報》的《儒家義(yi) 理是一套世界公民語言體(ti) 係》，其中兩(liang) 段，或可表達我拜讀這個(ge) 文集的心情：百年來，中國學人信心盡喪(sang) ，在思想、學術上自甘為(wei) 奴，包括新儒學的諸多努力，也隻是身處絕境中的勉強防禦而已，其論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實也有，隻是不夠充分，可在西方刺激發展。姿態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隻是讓儒家向西方靠攏，曆史仍將終結於(yu) 西方的宗教、價(jia) 值、製度。儒家內(nei) 在的偉(wei) 大價(jia) 值被取消了，中國之道終究要被拋棄。如此心態，儒學其實難說發展。杜先生則轉奴為(wei) 主，立足於(yu) 儒家，觀世界之眾(zhong) 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見世人之迷於(yu) 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義(yi) ；見神教之過於(yu) 執，而闡明和而不同之大義(yi) ；最終確立仁為(wei) 普適價(jia) 值。儒家內(nei) 在價(jia) 值凸顯出來，這價(jia) 值是普遍的，不僅(jin) 解決(jue) 中國問題，更解決(jue) 世界問題。有如此對世界敞開的天下情懷，儒家才有發展之契機，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在港台新儒家中，錢賓四先生和杜維明先生的經曆、見解較為(wei) 獨特：

賓四先生完全立足中國學問，而所持之論，無不清明開通；尤可驚異者，先生凡涉西方之論說，無不暗合西方賢哲，而更為(wei) 平正高明。先生之學，隨時間推移，反而更見其可信、可貴。先生不僅(jin) 坐而論道，更兼起而行道，在香港殖民地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守護和弘揚中國文化。

杜維明先生經曆與(yu) 賓四先生正好相反：多數時間任教美國名校，與(yu) 歐美、印度、伊斯蘭(lan) 世界賢哲廣泛交遊。此亦為(wei) 行道之方。正是在此廣泛而深入的文明對話中，先生慧眼獨識於(yu) 孔子之道和中國文化之精微、卓越之處，並堅信，孔子之道實可普適於(yu) 人類。

大陸新儒學承接了錢先生、杜先生的自我肯定態度，而《天府新論》近兩(liang) 年所發表的文章，最為(wei) 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這是這個(ge) 文集最可注意者。

今日大陸儒學約有兩(liang) 個(ge) 源頭、兩(liang) 種學術範式：第一個(ge) 源頭是現代新儒學，第二個(ge) 源頭是康有為(wei) 的政治儒學，而為(wei) 蔣慶先生重新揭示。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yu) 新文化運動催生中國思想之覺醒，現代新儒學興(xing) 起，主要表現為(wei) 援西入儒的哲學構造。隻不過，1949年後，此一傳(chuan) 統出現分叉：留在大陸者，被迫退化為(wei) 中國哲學史，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張岱年先生之學，在學院內(nei) 根深葉茂。另一支去往港台、海外者，繼續保持哲學樣態。八十年代後，以港台新儒學名義(yi) 回流大陸，產(chan) 生廣泛影響。

此一係統的大陸儒學，上焉者，以西方哲學詮釋儒家思想，下焉者，僅(jin) 對儒家作哲學史的考察。理論上的關(guan) 注點是心性；進入現實，所關(guan) 注者僅(jin) 為(wei) 文化。社會(hui) 、政治、國際等領域的製度，不在其關(guan) 注之列。

這一關(guan) 注點受製於(yu) 其關(guan) 於(yu) 儒家於(yu) 當世之價(jia) 值的判斷：西方代表了知識、製度的現代、先進，儒家隻在心性、價(jia) 值上略有價(jia) 值。塑造人間秩序之種種製度，儒家已無力發言，西方所創製者就是中國所當行者。因此，現代新儒學所做的哲學努力是轉化儒家，令其心性之學有助於(yu) 西式製度在中國落實，所謂“良知坎陷”，所謂“創造性轉化”，所謂“抽象繼承”，無不措意於(yu) 此。

究其實，在此思考方式中，儒家是文化上的負擔。當然，在解決(jue) 人類精神問題上，儒家似有可取之處，但在製度上，儒家已屬多餘(yu) ，甚至反動。而現代新儒學又普遍接受西人看法：製度至關(guan) 重要，製度帶來一切富強、民主等好東(dong) 西。這樣一來，總體(ti) 上，儒家不過是未來即將成立的現代中國的一個(ge) 點綴，根本無關(guan) 緊要。儒學於(yu) 今日要做的工作無非是自我改造，以遷就西人創製之現代製度。至於(yu) 儒學對於(yu) 世界，當然全無價(jia) 值。

儒學之現代史實始於(yu) 康有為(wei) ，康氏立足公羊學，接納西學，而發展出儒家現代創製立法之說。但此學長期中絕。蔣慶先生於(yu) 90年代上接康有為(wei) 之思想範式，相比於(yu) 學院主流的狹隘儒家哲學和哲學史研究，不僅(jin) 極大拓展了儒學之研究範圍，更深層次的價(jia) 值在於(yu) ，走出上述範式中儒學自我否定之陷阱。蔣慶先生斷言，儒學不僅(jin) 有能力安頓心性，更有能力籌劃各種製度。儒學是整全的，因而是自足的。儒學完全有能力在中國完成優(you) 良秩序之構建，西學盡可發揮補充作用。

中國知識人在過去一百年積極構造的思想上的主奴關(guan) 係牢籠，轟然坍塌。因此知識上的起義(yi) ，過去十年來，大陸儒學界發生了一場精神革命：大陸儒學從(cong) 自我否定意識中解放出來，確立了自己的主體(ti) 性。

現代新儒學大約誕生於(yu) 百年前，於(yu) 今日，終於(yu) 漸入佳境。《天府新論》編輯慧眼獨具，近兩(liang) 年所刊發之儒學文章之作者，基本上出自獲得精神解放的儒學者之手。還有很多儒學者依然在自我否定的框架中苦思冥想，尋找不可能的出路，而這本文集的作者普遍具有了儒家的主體(ti) 性意識，由此可略窺大陸新儒學之風采。

首先，留心治道，無所不涉。

現代儒學在康有為(wei) 那裏，主要關(guan) 注變法、創製。但晚清政治變動劇烈，儒者應對不足，導致儒學與(yu) 政治逐漸脫節。在晚清立憲和民國成立過程中，盡管有些立憲者有道統意識，儒學本身卻並未有效提供製度方案。大約隻有孫中山先生留心於(yu) 儒家治道之現代構建。

相反，在學界，現代新儒學傳(chuan) 統中的儒學研究就是哲學式研究，或者哲學史式研究。宋明時代的著名儒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學者們(men) ，研究、寫(xie) 作了一遍又一遍，朱子、陽明的一個(ge) 字、一句話，被反複考證、解讀。而人們(men) 無從(cong) 知曉，這些不斷重複的探討，意欲何為(wei) 。

本文集所收論文，雖隻有二十餘(yu) 篇，卻涉及眾(zhong) 多領域，基本上呈現了儒家之學的全貌：從(cong) 心性，到教化，到政治，乃至於(yu) 國際秩序。孔子行道天下，致力於(yu) 重建秩序，由內(nei) 到外，自近及遠。關(guan) 乎人間秩序的所有領域，都在孔子關(guan) 心之列。孔子的思想，是圍繞著治道展開的，是關(guan) 於(yu) 人、關(guan) 於(yu) 秩序的完整的義(yi) 理體(ti) 係。

現代新儒學拱手讓出諸多領域，導致其學問之路越走越窄。晚近十年來，由於(yu) 政治儒學之興(xing) 起，儒家進入廣泛領域。大陸新儒學正在收複失地，重建儒學為(wei) 一整全的義(yi) 理體(ti) 係。盡管所持之論容或生硬、幼稚，但全麵覆蓋，本為(wei) 儒學應有之知識形態，儒學不能不走向廣闊的知識世界，探索，冒險。

其次，通經致用，創製立法。

在孔孟荀那裏，在董子那裏，在程朱陸王那裏，儒家之學不是純粹思辨的哲學，也不是尋求救贖的神學，而是成己成物之學。儒者為(wei) 學之目的，在成就天人之際的良好秩序，讚天地之化育。因而，儒學者不能不有行道天下之情懷，不能不有經世濟民之用心，不能不有創製立法之抱負。

既往哲學或者哲學史形態的儒學，讓儒學者無從(cong) 切入現實，即便有心，也過於(yu) 虛玄。由於(yu) 缺乏足夠具有感召力的現實論述，在大轉型的舞台中心，幾乎不見儒學蹤影。

隨著眾(zhong) 多治道議題的展開，通經致用的儒學品質得以充分展現。由此，儒學者就不再隻是書(shu) 齋裏的學者，而具有士君子之人格，敞開了實踐的可能性。由此，儒學得以重新進入中國社會(hui) 變革的舞台中心。儒學不再隻是旁觀大轉型，而是引領大轉型。唯有如此，儒家中國才有可能重現，而這是中國這個(ge) 超大規模文明與(yu) 政治共同體(ti) 命定的生命形態。

再次，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

前麵提到，新一代大陸儒家確立了自身的主體(ti) ，但這絕不意味著，儒家固步自封。儒學從(cong) 未自我封閉，夫子之教就是“博學於(yu) 文”。曆史上，儒學的每一次發展，都以吸納、消化新知識為(wei) 要務：漢代儒學吸納、消化了諸子學；宋代儒學吸納、消化了佛、老之學。但由這兩(liang) 次曆史經驗也可看出，唯有當儒家立定主體(ti) 性，才有真正的學習(xi) ，才有真正的創造。

過去百餘(yu) 年，憑借著物質之勢，西學對儒學保持高壓態勢，中國學者震懼之餘(yu) ，忙於(yu) 確立西學為(wei) 信仰。於(yu) 是，中國學人對西學之理解，始終停留在較低層次，概括西學為(wei) 若幹條簡單的真理，信之不疑，且大膽地以之判斷中國之學、中國之製。人們(men) 崇敬西學，反而無心深入了解西學。尤其是在儒學者中，對西學了解始終極為(wei) 膚淺，比如，在儒學者的論述中，民主、科學兩(liang) 個(ge) 詞近乎神話。

然而，晚近二十年，中國學人對西學的理解逐漸加深。伴隨著加深，籠罩在西學之上的神聖光圈消散。過去十年，有一批中青年學者，對西學有深入把握，反而轉回中學，服膺儒學。這些學者入得虎穴，頗得虎子，不再視西學為(wei) 真理，而以平和心態對待之。

至此時，西學才漸歸正位，那就是“用”。儒學者從(cong) 來不會(hui) 自我封閉，但儒學者之博學於(yu) 文，必堅持張之洞兩(liang) 甲子前提出之“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這是真正的學，以我為(wei) 主的學，學的目的是為(wei) 了豐(feng) 富儒學，而絕不是為(wei) 了自我改造，自我否定。

最後，心態從(cong) 容，天下情懷。

百餘(yu) 年來，中國人充滿焦慮：中國還能不能生存下去？相應地，儒學者充滿焦慮，其中最強烈的是存在的焦慮：在現代世界中，儒學還有沒有意義(yi) ？儒學還有沒有資格繼續存在下去？還有沒有可能發揮作用？現代新儒學就是在這樣的生存焦慮中形成、展開的，焦慮心態清楚體(ti) 現在思想、學術中：學者忙於(yu) “開出”，忙於(yu) 靠攏，忙於(yu) 論證自身的現代價(jia) 值。可以說，在過去大多數時間，現代新儒學基本采取防禦態勢。

今天，儒家的焦慮大大減弱。由於(yu) 立定了主體(ti) 性，大陸新一代儒學者的心態普遍較為(wei) 從(cong) 容。因為(wei) 議題豐(feng) 富，儒家的精彩之處逐一顯現，儒學者逐漸具有心性和義(yi) 理上的雙重自信，不僅(jin) 能在自足的儒學框架中思考中國問題解決(jue) 之道，而且能夠從(cong) 儒家角度評騭西方得失。

由此，儒學者真正具有了天下視野。從(cong) 根本上說，過去百年的儒學，自我限定於(yu) 民族主義(yi) 的心智牢籠中，反複申明自己的中國屬性，盡管這屬性本身又引發自卑感。儒學者與(yu) 整個(ge) 中國知識界一樣把中國特殊化，視西方之價(jia) 值、知識、製度為(wei) 終極的普遍性。自我特殊化的儒學者喪(sang) 失了向來具有的天下情懷，反而深陷逆向普適主義(yi) 心障中。

大陸新一代儒學者立定主體(ti) 性後，真正具有了天下視野。儒家之學是整全的，並且是普遍的。中國自身的成長即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就是天下的第一步。於(yu) 是，對儒家之道化成中國、中國持續成長之曆史的研究，逐漸成為(wei) 熱門，而這樣的研究又具有普遍的天下指向。

大陸儒學晚近十年逐漸形成的上述四個(ge) 特點剛剛顯露，且相當零散，而《天府新論》所刊文章，於(yu) 兩(liang) 年當中就相當完整地呈現，可見編輯之有心、用心、盡心。這一冊(ce) 文章未必有傳(chuan) 世之作，但足以展示今日大陸儒學之新氣象，指示大陸儒學未來發展之大方向。儒學圈內(nei) 外，可不珍之重之歟？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