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心學精神的現代性新啟示

——在黔浙兩(liang) 省學術論壇上的演講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廿三日乙卯

      耶穌2015年8月7日

今天非常高興(xing) ，我們(men) 有機會(hui) 共同討論陽明的學術思想。這麽(me) 好的夜晚，這麽(me) 多的朋友，這麽(me) 熱情的同道，大家濟濟一堂共同討論，真是千載難逢的因緣。

今天會(hui) 議的主旨是王學，我們(men) 自然首先想起王陽明。大家都知道，王陽明出生在餘(yu) 姚，又隨父親(qin) 遷到紹興(xing) ，在紹興(xing) 成長，一生都在和朱子學對話，尋找自身人格價(jia) 值實現的現實性和可能性，最後在權力世界的迫害中到了貴州，到了龍場，做了一個(ge) 不入流的龍場驛丞。麵對生死之痛，通過百死千難的磨練，最終大徹大悟，生命從(cong) 此煥然一新，走出了一條儒學發展的新路，史稱“龍場悟道”。

“龍場悟道”既是中國思想史上一件象征性的大事，也是中國精神史上一件符號化的要聞，直到今天仍有難以說清的解釋學意義(yi) ，因為(wei) 它代表了一個(ge) 時代的精神的大躍動，預示著曆史將要折轉入一個(ge) 以心學為(wei) 標誌的新階段。這當然也是我們(men) 今天願意繼續討論他的思想的一個(ge) 重要原因，他的人格風標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men) 懷想。

熱愛陽明學的學者，都會(hui) 到陽明悟道的地方，尋找他當年活動的曆史蹤跡，遙想五百年前他在生死關(guan) 頭悟道的情形。陽明悟道的地方不在今天的龍岡(gang) 山，而在條件更為(wei) 艱苦的玩易窩。玩易窩是一個(ge) 天然石洞，陽明將它當作直麵死亡的石棺。日本學者岡(gang) 田武彥、矢奇勝彥參訪玩易窩，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想不到王陽明在這麽(me) 苦難的環境中，為(wei) 人類苦苦尋找真理。這個(ge) 真理就是宇宙的真諦、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是什麽(me) ？其實與(yu) 宇宙的真諦是不一不二的。人的內(nei) 心世界可以與(yu) 整個(ge) 宇宙大千世界交相照映，生命之中即有超越個(ge) 體(ti) 存在和世界萬(wan) 有的內(nei) 在深層根據。

也就是說，人在宇宙中決(jue) 不是孤立的，他是和宇宙中的其他存在相通的。人的信心力量就來源於(yu) 自身存在的真實，存在的真實就是欲念化盡之後呈現出來的潔淨空闊的純理的世界。所以悟道不能不重返純粹的精神本質，重返純粹的精神本質即是回歸宇宙的終極本質。它是超越的本體(ti) 的智慧獲得，但堅守的卻是儒家的精神發展方向。無論“知行合一”或“致良知”說，本質上都是儒家顯發人的“自性”之說。陽明晚年講“敬畏”與(yu) “灑落”，顯然既表征了他的精神世界的廣袤，也展示了他的心智力量的堅韌，而與(yu) 儒家道統淵源始終一脈相承。

我經常感慨，王陽明在貴州悟道講學，陽明學是在當地發源的，知行合一說發端於(yu) 貴州，後來良說的提出也與(yu) 龍場悟道的經曆有關(guan) 。陽明與(yu) 朱子有別的一套思想體(ti) 係，其創發地應該是在貴州。我們(men) 現在有必要追問，他是在什麽(me) 環境中創造出這個(ge) 學派性的思想體(ti) 係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一文的教育經費，沒有一分一厘的科研經費，沒有任何的政府資助，沒有我們(men) 這樣好的一個(ge) 講堂，即使在苦難之中他也從(cong) 未放棄形而上的沉思，一切苦難都化為(wei) 生命悟覺的助緣，幫助他踏上超越的不歸之路。他的思想長期受到官方的冷遇，他實際是以民間身份開創了一個(ge) 時代學術發展的方向的。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德性生命精神，任何苦難都可化為(wei) 增上的資源，決(jue) 非任何整天忙碌於(yu) 功利的人所能攀附比擬。他的知行合一說追求的不僅(jin) 是抽象的精神價(jia) 值，更重要的是將它實踐化和人格化，必須顯現為(wei) 生命行動，活化為(wei) 人格風姿。

陽明主要在江西建立他的事功。他在戎馬倥傯(zong) 之際也不忘講學，做了大量整頓鄉(xiang) 裏秩序的工作，思想傳(chuan) 遍大江南北，形成了陽明後學。可見他的悟道雖然直接指向永恒性、絕對性、超越性，但仍然有化為(wei) 人間行動的現實性、經世性、曆史性的一麵。因此，陽明之學固然可歸屬為(wei) 心學或道學，但也未嚐不是經世之學或濟世之學。體(ti) 之外必有用，而體(ti) 不離用，用不離體(ti) ，才算是獲得了學問的大全。後來的顧炎武提出“明道”與(yu) “救世”兩(liang) 大人生目標，大體(ti) 已概括了儒學的整體(ti) 精神取向，即使是重心性的陸王之學，其實也難以例外。他們(men) 都是傳(chuan) 統精神世界的代言人。

陽明後學按地域又可分成許多學派，比如浙中王門、江右王門、楚中王門等——其中也包括黔中王門——從(cong) 東(dong) 南亞(ya) 傳(chuan) 到歐美，越來越多的人受到他的影響，從(cong) 他的學說中體(ti) 會(hui) 到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化為(wei) 人類永遠值得珍藏的精神價(jia) 值。人類總是行走在不斷向前發展的途中，完整的發展不僅(jin) 是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發展，陽明心學即代表了一種精神性的發展方向。

現在反過來，對比王陽明當時的生死困境，天還是原來的天，地還是原來的地，我們(men) 的條件與(yu) 古人相較不啻千裏萬(wan) 裏——有很多科研經費，有很好的校園環境，溫飽問題早已解決(jue) ，根本不必麵對生死參悟人生的究竟。但是我們(men) 有必要反問自己，1949年到現在，我們(men) 開創了什麽(me) 學派，創立了什麽(me) 獨特的體(ti) 係，我們(men) 有什麽(me) 值得人類驕傲的人文學術思想成就？我們(men) 恰好處在一個(ge) 大轉型、大變動的時代，人文思想世界的蒼白空虛難道不令我們(men) 痛心？作為(wei) 一個(ge) 時代的知識分子，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樣來回應這個(ge) 時代？我們(men) 是否應堅持和固守時代應有的精神價(jia) 值，成為(wei) 自覺的擔當道義(yi) 的知識群體(ti) ？如果說人文學關(guan) 涉意義(yi) 的解釋和價(jia) 值的呈現的話，我們(men) 今天究竟為(wei) 人類的意義(yi) 世界和價(jia) 值世界增添了什麽(me) ？陽明的心學傳(chuan) 統，中國讀書(shu) 士子一貫的道義(yi) 擔當精神，難道就終結在我們(men) 這一代人手中嗎?

毫無疑問，我們(men) 今天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出現了各種現實人生的困境，困境未必都是曆史的遺產(chan) ，主要是由我們(men) 自己一手造成。古人以宗教式的生命情感來嚴(yan) 肅對待學問事業(ye) ，我們(men) 今天則完全是以功利境界來打發炒作學術問題。我們(men) 喪(sang) 失了意義(yi) 探尋的熱情，缺乏來源於(yu) 合理秩序的敏銳價(jia) 值感。因此，我們(men) 的反思和批判不能隻針對古人不針對自己，髒水隻往古典文明身上潑而不往現代文明身上倒。這即使不是曲學阿世，至少也是理性的傲慢。

莊子說：“天下大亂(luan) ，聖賢不明”，這是有感於(yu) 時代退墮的痛心之言，今天讀來依然感到振聾發聵。不為(wei) 表象所欺，不為(wei) 權勢所屈，社會(hui) 的發展必須透過高遠的理想來隨時加以匡正或調整，而不是一味地迎合或討好世俗或庸眾(zhong) 。真理作為(wei) 一種無上的價(jia) 值，並非隻為(wei) 現代人所壟斷。真理在哪裏我們(men) 就追隨到哪裏，根本就不存在古今勢若水火般的對立或衝(chong) 突。西哲懷德海（A.N. Whitehead）說，一部西方哲學史可以看作是柏拉圖思想的注腳，可見我們(men) 總是在不斷詮釋古人已經解決(jue) 或有待解決(jue) 的問題。問題是永恒的，解釋卻是當下的。我們(men) 今天仍不能不堅持固守的，便是獨立人格和氣節情操。當然也要以正確的方法為(wei) 古典賦予新義(yi) ，使其經過創造性的轉化，重新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

陽明講知行合一時，席書(shu) 是提學副使，管教育的官員，是服膺程朱理學的。他與(yu) 王陽明討論朱陸異同，陽明卻告訴他悟中所得，他往返四、五次與(yu) 陽明辯論，最後他完全改變了原有的理論主張。雖然席書(shu) 地位比陽明高，年紀也長他九歲，但卻甘願拜陽明為(wei) 師，不僅(jin) 執弟子禮甚恭，而且聘請他到貴陽文明書(shu) 院講學。這明顯是一種禮賢下士的精神，體(ti) 現了傳(chuan) 統中國一貫的尚賢風氣。尚賢的風氣直到民國年間仍有保留，我們(men) 不妨稍舉(ju) 一二例證。

譬如竺可楨是喝洋墨水回來當浙江大學校長的，他準備找人來主浙大文科的講席，不少人推薦馬一浮。馬一浮當時是開了應聘的條件的，即《禮記·曲禮》上的話：“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就是隻有學生來學者，沒有先生往教者。學生必須按古禮登門受業(ye) 。所以他不能到浙大上課，隻能學生到他家上課。雙方談了很久，反反複複，往來信函也不少，最後竺可楨雖然感到他“學問固優(you) ，世故未通”，依然謙遜地找了一個(ge) 中間的地方，主動讓浙大學生去聽他上課。馬一浮到江西，又到四川，在爾雅台——我們(men) 貴州給《爾雅》作注的舍人曾往過的地方——辦複性書(shu) 院。竺可楨三請、四請馬一浮，真是繼承了古代禮賢下士的學風。

當然，馬一浮的學問是不得了的，也是很難懂的，嚴(yan) 格說竺可楨也不是很懂，但是他知道傳(chuan) 統古典學問的重要，千方百計地廣攬人才。錢鍾書(shu) 的父親(qin) 錢基博，抗戰時期曾經寫(xie) 過一篇重要文章，題目是《吾人何以自處》，講知識分子處在那個(ge) 時代應該怎樣安身立命，因為(wei) 前方在抗戰，國家處在危急存亡之秋，前方戰士在殺敵流血，在戰場上衝(chong) 鋒陷陣，大批知識分子卻輾轉南遷，躲在大後方，不上前線，有什麽(me) 合理性的依據呢？透過曆史的濃霧，我們(men) 仍可清晰地看到，他們(men) 有一種使命感，認為(wei) 知識分子以一國文章道德托命之身，能夠保留一國民族之文化精神，保存古代聖賢的真血脈，即使中國亡了，隻要讀書(shu) 種子還在，文化精神還在，總有一天還會(hui) 複興(xing) 。中國的國土可以被侵占，文化卻不可以消亡，隻要人格生命還在，氣節精神還在，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將來必有複興(xing) 的一天。這是當時多數讀書(shu) 人的共識，讀書(shu) 報國，學問報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即使在流浪的途中，也在認真讀書(shu) ，在也在刻苦治學。

錢穆《師友雜記》中講得很清楚，當時二、三十人住在學校南遷的房間裏，聞一多半夜三更也在讀書(shu) 。我的父親(qin) 的眼睛就是在油燈下看書(shu) 看壞的。陳寅恪抗戰期間避難香港絕島，他自己說在蒼惶逃死之際，仍手不釋卷地拿著一本巾箱坊本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整日抱持頌讀，而金兵圍困汴京所引的複雜國論是非，詭譎人事利害，一旦與(yu) 自己當日親(qin) 身經曆目睹之事比較印證，便立刻感到心通慧解，所以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cong) 來沒有如此的親(qin) 切有味，以致死亡饑餓等一切苦難困厄全都早已置之度外。可見即使在顛沛流離的苦難歲月，他們(men) 都依然在固守傳(chuan) 統士人特有的操守氣節。

因此，如果追問陽明精神在抗日戰爭(zheng) 時期有沒有延續？答案是肯定的。馬一浮精研過陽明的著述，他認為(wei) 陽明的“心即理”應該改作“心具理”。表麵隻是一字之改，卻牽涉重要的哲理問題。“心即理”顯然容易走向現成良知說，導致王門後學流弊；“心具理”則內(nei) 涵重視工夫之意，因為(wei) 心具理不等於(yu) 心全然是理，仍必須憑借工夫才能做到心體(ti) 全然是理。他十分讚賞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認為(wei) 最能體(ti) 現儒家成己成物的精神價(jia) 值，代表了一種合“仁”與(yu) “智”為(wei) 一體(ti) ——成己是“仁”，成物是“智”，物我不二，仁智雙成——的精神發展方向。他極力調和程朱與(yu) 陸王的異同，認為(wei) 二者雖有“漸”與(yu) “頓”的分別，但歸根到底依然是殊途同歸，關(guan) 鍵是自己如何在見地上會(hui) 通無礙。

陳寅恪世代家傳(chuan) 陽明之學，劉夢溪的研究已很能說明問題。他始終強調“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表明他雖是曆史派的儒家，但在心體(ti) 自性上依然一派光明磊落。竺可楨雖然拿的是美國天文學的博士學位，但抗戰期間他讀得最多的也是陽明的書(shu) ，陽明精神是幫助他戰勝苦難的重要力量資源，甚至還轉化成了他的“求是”的辦學理念。可見我們(men) 說王陽明在苦難中悟得人生的真諦，竟然開創一個(ge) 學派，並非就是曆史的“奇跡”，而是中國文化一貫提倡的動忍增益精神的顯現。這種精神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直到抗日戰爭(zheng) 期間，依然在不少讀書(shu) 人的血液中流淌。

在座的青年學子，享受的物質條件遠遠超過古人，學校給你們(men) 的條件，社會(hui) 給你們(men) 的條件，時代給你們(men) 的條件，與(yu) 陽明相較不啻天上地下，但反過來我們(men) 怎麽(me) 回報每一個(ge) 人都必須麵對的時代呢？王陽明是以其一生的學問精神來回報他所置身的那個(ge) 時代的，盡管他始終遭到權力世界的迫害，在迫害中悟道，在迫害中講學，在迫害中建立事功，在迫害中超越得失榮辱，一生灑落光明。迫害鑄就了他一生的三不朽成就。

黔中大儒鄭珍曾有詩說：“多能出少賤，此事特深至。”我想學問都從(cong) 甘苦中來，應該是古來今往的一大事實。而龍崗山上的何陋軒曆經五百年風雨，也似乎始終都在象征著陽明的人格精神。良知說的提出雖然在江西，但知行合一說已蘊含了良知學說的因素，代表了他的學說的前後一貫性，體(ti) 現了中國文化始終堅持的成德方向——儒學本來就是生命之學、心性之學、良知之學、活潑潑的實存主體(ti) 的體(ti) 認之學。

《金剛經》一開首就問：“菩薩應雲(yun) 何往?”意思就是人應該如何存在？在儒家看來，人的存在不能背離良知，背離良知的存在就是異化的存在，就是生命的病象。陽明的人格有豪放的一麵，也有儒雅的一麵，他愛好兵法，喜歡騎射，後來帶兵打仗，平定朱宸濠，用兵如神，有將帥氣質，決(jue) 非拘陋小儒，是頂天立地的豪傑，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種人格代表了中華民族講氣節、講情操的精神，也反映了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不可分割。從(cong) 孔子到顏回，從(cong) 顏回到孟子，從(cong) 孟子到濂、洛、關(guan) 、閩，從(cong) 濂、洛、關(guan) 、閩到王陽明，包括後來的劉宗周，他們(men) 都有一種宗教式的人格精神。

劉宗周是王門後學重要人物，他麵對的時代問題是明朝亡了怎麽(me) 辦？他是絕食二十多天而死的，先是斷食，後是斷水，可說寧可蘭(lan) 摧玉折，不能瓦礫長存。臨(lin) 終之際，他留有遺言告訴兒(er) 子：“胸中有萬(wan) 斛淚，半灑之二親(qin) ，半灑之君上。”與(yu) 西方學者不同，儒家人物曆來很少因為(wei) 貧困艱難自殺的，但卻多有堅守道義(yi) 為(wei) 國殉身的。劉宗周的死，既是殉國，也是殉道。家國天下就是他的道場，可以為(wei) 之生也可為(wei) 之死。他是一個(ge) 遺腹子，出世時父親(qin) 已經死去，他的死既是報答父母，也是報答國家，滿含血淚，卻是一片赤誠。

唐代的劉知己著《史通》，也是淚盡而繼以之血，才最後完成他的宏著，死而無憾的。王逸塘說讀散原老人(陳三立)的著作，不能不感到“真摯沉痛，字字如迸血淚，滄茫家國之感，悉寓於(yu) 詩，洵宇宙之至文也”。可見散原老人的著述，也是滲透著生命情感的血淚之作。至於(yu) 司馬遷的不朽名著《史記》，更是在常人難以忍受的屈辱痛苦中完成的。杜甫的偉(wei) 大傳(chuan) 世詩篇，也無一不是憂患之作。國家不幸詩家幸——優(you) 適的生活造就不了偉(wei) 大的詩人，沒有偉(wei) 大的詩人就沒有偉(wei) 大的作品——苦難才是家最好的老師。文天祥的《正氣歌》就艱難選擇饋贈給他的最好人生禮物。

孔子、佛陀、耶穌都是主動擔荷人類苦難的偉(wei) 大人物，他們(men) 都以代替人類受孽遭罪的方式顯示了存在的真理。如同人格一樣，一切偉(wei) 大的著述，都是用生命來完成的。缺少了 “先乎立其大”的工夫，不僅(jin) 人格挺立不起來，即文字亦難有生命的熱力或溫度，自己都感動不了自己，不怎麽(me) 能感動別人呢？

遙想逝去的古人，比對我們(men) 今天的處境，不能不嚴(yan) 肅思考的是，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存在？西方學者也重視這一問題，比如薩特就認為(wei) 存在先於(yu) 本質，選擇做什麽(me) 樣的人生，本身就決(jue) 定了你的本質。中國古代先賢也講義(yi) 利之辨，他們(men) 不僅(jin) 要以“先應乎其大”的方法來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同時更要營造出一個(ge) 能實現生命價(jia) 值與(yu) 道德理想的現實秩序世界。陽明說良知說作為(wei) 生命行為(wei) 的一個(ge) 指南針，幫助他渡過了一生中遭遇到的各種難關(guan) 。

其實，良知就是存在論意義(yi) 上的真實生命狀況。我們(men) 有必要追問，人應該怎樣把握生命的真實狀況，做到學問與(yu) 人格的交相輝映呢？我們(men) 應該用生命的存在來見證和回應中國文化的“自性”是永遠不可磨滅的。中國文化要發展，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弱則中國弱，少年富中國富，少年窮則中國貧，強、弱、富、貧都是精神意義(yi) 上的，精神上的貧弱才是最可怕的貧弱，精神上的富強才是最根本的富強，內(nei) 在的豐(feng) 富比外在的擁有更重要。

文化發展的希望總是寄托在人的身上，人的希望就是國家的希望。如同人的全麵發展不能不以道德理想為(wei) 其立身的基礎一樣，國家的現代性發展也不能不以道德理想為(wei) 其立國的基礎。內(nei) 在心性的善必須轉化為(wei) 社會(hui) 生活客觀的善，無論個(ge) 人的善或國家民族的善，都表征著生命的願望和存在的追求，人類的終極目標乃是成為(wei) 自由的善的聯合體(ti) 。而以心靈秩序為(wei) 連接中介，如何將自然秩序與(yu) 人文秩序整合為(wei) 和諧的一體(ti) ，則是我們(men) 麵向未來必須思考的重大學術課題。

孫中山臨(lin) 終時講：團結、奮鬥、救中國，那時正是中國受人奴役宰割的苦難時代，政治和文化秩序全麵解體(ti) ，現在中國已經獨立於(yu) 世界之林了，但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建工作仍很艱難，我們(men) 當然就要團結、奮鬥、發展中國。救中國或許隻需要一百年的時間，發展中國則需要三百年的時間。發展中國不僅(jin) 要關(guan) 注國家的富強，更要實現人類社會(hui) 的正義(yi) 。

與(yu) 前人相較，我們(men) 肩負的責任更大，時機的把握必須更準，不能不盡量地減少試錯的風險概率，增大成功的目的性預期可能，當然就應該擴大經驗積累的來源，從(cong) 傳(chuan) 統中涵養(yang) 吞吐古今中外思想智慧的胸襟和氣度，以紮根於(yu) 產(chan) 生人類文明成果的傳(chuan) 統土壤的方式來謀求新的發展。文化的價(jia) 值從(cong) 來都來源於(yu) 自我的批判力量和建設能力，一切曆史性地形成的文化都是我們(men) 必須取用的資源，發展中國必須有高明廣大的智慧和腳踏實地的功夫，隻有拜托大家了。

(王勝軍(jun) 教授根據錄音整理)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