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統論

——仁本主義(yi) 曆史觀之一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三十日甲子

           耶穌2015年4月18日

一

一部人類曆史，是文明和野蠻、正善和邪惡、真理和邪說、進步和反動、華夏和蠻夷、光明和黑暗的鬥爭(zheng) 史。雙方仿佛拉鋸戰，此消彼長，此起彼伏。

據亂(luan) 世，黑暗占完全上風；太平世，光明為(wei) 絕對主導。在升平世、即升向太平的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光明雖然占上風，但不是絕對的，常常光明中有黑暗，甚至黑暗會(hui) 壓倒光明。

也就是說，在升平世，曆史是螺旋式前進的，常常會(hui) 拐彎倒退，甚至局部地、暫時地拐回據亂(luan) 世。例如，中國曆史從(cong) 戰國開始繞了一個(ge) 大彎，漢朝轉回來了；從(cong) 民國開始繞了一個(ge) 更大的彎，至今未能轉回來。

光明占上風的時候，為(wei) 正淘汰，又稱為(wei) 順淘汰，具有正義(yi) 性和進步性，野蠻成主流的時候，為(wei) 逆淘汰，是社會(hui) 常道、政治正道、曆史潮流的反常和反動。例如，暴秦統一天下就是典型的逆淘汰，後來劉項滅秦則是正淘汰。

需要指出的的是，很多人會(hui) 誤判順逆，或認逆為(wei) 順，或認順為(wei) 逆。最典型的是劉邦滅項羽，很多人認為(wei) 是流氓戰勝貴族。其實，劉邦雖算不得君子，卻比項羽卻強得多。

劉邦對儒家的態度有一個(ge) 轉變的過程，從(cong) 輕蔑排斥到尊崇器重，其德性也產(chan) 生了質的飛躍，智慧也隨之水漲船高，豪邁豁達，寬仁大度，有智有勇，知人善任，善於(yu) 納諫，樂(le) 於(yu) 從(cong) 善。

項羽“喑惡叱吒千人皆廢”，匹夫之勇而已；“見人恭敬慈愛”婦人之仁而已，實則狹隘殘暴，嫉賢妒能，師心自用，頑固自是，殘忍嗜殺，小節或有可觀，大處一無可取，雖梟張一時，莽夫加屠夫而已，非真英雄也，其敗亡是必然的，遲早的事。

劉項相爭(zheng) ，劉邦轉弱為(wei) 強，最終勝出，是軍(jun) 事的勝出，也是文化和德性的勝出。劉成項亡，正是人競天擇、優(you) 勝劣汰的結果。李清照僅(jin) 憑“不肯過江東(dong) ”一事許項羽以人傑鬼雄，詩人筆法耳，婦人之見耳。蔡東(dong) 藩說得好：

“惟觀於(yu) 項王之坑降卒、殺子嬰、弑義(yi) 帝種種不道，死有餘(yu) 辜，彼自以為(wei) 非戰之罪，罪固不在戰，而在殘暴也。彼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天亡天亡，夫複誰尤！”（《前漢演義(yi) 》）

儒家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以品格論英雄，以德性論英雄。德高者勝為(wei) 正淘汰，德劣者勝為(wei) 逆淘汰。德高者雖敗猶榮，德劣者縱成功，也是賊寇。

二

在正淘汰時代，正人正義(yi) 力量容易成功；在逆淘汰社會(hui) ，惡人惡勢力容易得勢。這種社會(hui) 以力服人，或唯武力，或唯權力，或武力權力密結，為(wei) 叢(cong) 林社會(hui) 和惡社會(hui) 。

文化逆淘是最嚴(yan) 重和根本的逆淘，最容易導致社會(hui) 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文化逆淘意味著正理不彰，邪說泛濫，正邪不分，是非不明，善惡顛倒，為(wei) 不良勢力崛起和成長提供了最佳的社會(hui) 土壤和群眾(zhong) 基礎。反儒社會(hui) ，民意也會(hui) 喪(sang) 失理性和公正性，特別容易被誤導、愚弄、裹挾和利用。

幾千年來，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社會(hui) ，文明程度也較高；凡是異端邪說占上風的時代，文明必遭破壞，野蠻也占上風，這已成為(wei) 中國的曆史規律。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常和逆淘。所以，在反儒時代，惡勢力最容易成長和成功。古今中外的極權惡製，往往有反常思想學說為(wei) 先導。暴秦的成功有賴於(yu) 法家學說的獨秀，洪楊的興(xing) 起有賴於(yu) 拜上帝教的泛濫。

在政治上，儒家是民本位，強調仁民親(qin) 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強調“民為(wei) 重，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反儒意味著反之而動。法家反儒，為(wei) 君本位，君為(wei) 重，社稷次之，民為(wei) 輕，以忠君為(wei) 最高道德，不論君主的明昏仁暴，一味強調效忠。這個(ge) 原則一錯，一切不可收拾。

注意，即使邪說邪法，也會(hui) 講道德講正義(yi) ，問題出在道德和正義(yi) 的標準上。標準錯誤或者顛倒，越講道德越缺德，背道而馳。法家和各種邪說的問題就出在道德標準上。比如，黃宗羲早已在《原君》中指出，讓國民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是政治大惡，惡君之行。對民眾(zhong) “毫不利己專(zhuan) 門利人”的教育和要求，是反道德的。

儒家愛有差等而無止境，愛有親(qin) 疏而無局限，不偏不倚，大中至正。孟子說：“君子之於(yu) 物也，愛之而弗仁；於(yu) 民也，仁之而弗親(qin) ；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言對此義(yi) 理作了準確的表達，一言而決(jue) ，無庸再議。比較之下，墨子無差等的“兼愛”，楊朱有己無他的“為(wei) 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論。

“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這個(ge) 秩序不能顛倒，更不能為(wei) 物而害民，為(wei) 民而滅親(qin) ；“仁民”也有層次，先國內(nei) 後國外。如果是儒家社會(hui) ，殺本國之貧、濟異國之富的情況就難以發生。

儒家的諸多文化政治道德教條都非常中正。例如，仁者愛人，智者知人；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毫無疑問，如果反掉了這一切，人與(yu) 社會(hui) 必然反常。

反儒的人與(yu) 社會(hui) 往往“家不家”。儒家強調五倫(lun) ：“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反儒意味著反其道而行之，家庭中父子無親(qin) ，夫婦無別，長幼無序，甚而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兄不弟兄不弟，更甚而父子相殘，夫妻相叛，兄弟相滅。五四至今，例子無數無量。

無儒還好說，反儒最可怕，這種社會(hui) 甚至小人也罕見。小人者，小心人也。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小人，不懂孔子但懂得尊重孔子，良知不明卻也不喪(sang) ，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wei) 利者，蹠之徒也。”雖然孳孳利己但不損人。今日蹠之徒，特別惡劣，為(wei) 了利己不吝損人。

倒孔運動堪稱一條曆史分界線。在此後的思想和語境中，很多詞語和概念都變義(yi) 或變質了，如革命、起義(yi) 、大同、啟蒙等等。大同是同道，不是共產(chan) ；革命隻能革暴君暴政的命，不能以某個(ge) 階級為(wei) 敵也。

啟蒙更是變成了蒙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何可得也。啟蒙派於(yu) 西學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了解，宣傳(chuan) 追求民主自由有功，卻屬無用功，蓋他們(men) 昧於(yu) 中華文化，昧於(yu) 道德心性，蓋釜底抽薪似的抽掉了本土文化道德根基，不僅(jin) 讓禮製成為(wei) 不可能，也讓民主成為(wei) 不可能。

反儒社會(hui) 是極權主義(yi) 的最佳土壤。反掉仁愛，激發仇恨；反掉誠信，流行欺詐；反掉天理，泛濫邪欲；反掉良知，爆發惡習(xi) ；反掉中道，橫行邪說；反掉正義(yi) ，樹立歪理；反掉民本，利益君本；反掉王道，興(xing) 起暴政。注意，霸道非仁義(yi) 和王道，卻假借仁義(yi) 和王道的名義(yi) ，唯有極權暴政，才反仁義(yi) 王道。

在這樣的社會(hui) ，少數正人和正派人讓政治社會(hui) 正常化的努力，就像愚公移山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必定困難重重，往往勞而無功，智慧如果不足，很容易白白犧牲。故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無道就是政治失常、反常和逆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曆史上，政治性反儒派都是反派人物、反麵角色：一是暴君，如秦始皇洪秀全；二是奸相，如商鞅李斯韓侂胄；三是宦官。這個(ge) 群體(ti) 反儒派特別多，反得特別狠，東(dong) 漢張讓、唐朝仇士良、明朝汪直劉瑾魏忠賢就是其中佼佼者。五四以後，反儒成了正義(yi) 事業(ye) ，大量正派人物加入了反孔反儒大合唱。

空前的顛倒導致空前的劫難。五四至今，劫難不斷。軍(jun) 閥割據是劫難，日寇侵華更是劫難；民國是劫難，共和國更是劫難，是浩劫---文革是浩劫，“改革”也是浩劫。反儒崇馬雙重劣，雙重劫。近現代政治、製度、教育、科學各個(ge) 領域的落後，尤其是道德的惡劣，都可以從(cong) “反儒崇馬”四個(ge) 字中找到根源。

三

一部人類曆史，歸根結底，是良知和惡習(xi) 的鬥爭(zheng) 史。由於(yu) 惡習(xi) 深重，人類進步的道路注定無限曲折，充滿難險；由於(yu) 良知不滅，人類終將穿越一切艱難險阻，向著理想進進不已。正義(yi) 和邪惡並存，光明和黑暗交織，但光明畢竟更為(wei) 根本，正義(yi) 才是“天下的主人”。

正義(yi) 會(hui) 缺席但不會(hui) 永遠缺席，光明會(hui) 被蔽但不會(hui) 永遠被蔽，曆史會(hui) 倒車但不會(hui) 永遠倒車，社會(hui) 會(hui) 倒退但不會(hui) 永遠倒退。人類曆史總體(ti) 上是從(cong) 據亂(luan) 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發展。人類文明是螺旋式上升而永無止境的。無論拐多少彎，多大彎，終將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在太平理想實現之前，文明與(yu) 野蠻拉鋸。置身於(yu) 黑暗占上風的逆淘汰社會(hui) ，尤其不幸。但對於(yu) 正人君子來說，逆緣可以變順緣，不幸也是一種幸運。

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子罕篇》第二十七章）能否行道，有賴於(yu) 外緣，特別是政治社會(hui) 環境；能否成就仁德，取決(jue) 於(yu) 自己，即完全看自己的努力。環境之惡，反而會(hui) 成為(wei) 有誌之士成仁的助力和品格的襯托。東(dong) 海有詩自勉曰：

曠古風霜莫逞凶，人間自有歲寒鬆。

花花草草摧殘遍，浩氣淩霄貫始終。

四

敵對雙方有各種情況，並非都有正邪之別，除了一方正善一方邪惡，有的雙方都邪惡，有的雙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正義(yi) 性。《尚書(shu) 泰誓》說“同力度德”，雙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勝；反過來也成立，同德度力，雙方力量都有一定正義(yi) 性的時候，或者說，雙方正邪對比不太懸殊的時候，力大者勝。

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民國取代清朝就是這種情況。

明滅元、民滅清都有一定的正義(yi) 性，但不能因此認元清為(wei) 蠻夷和邪惡。清滅明是少數民族政權進犯，卻也不乏曆史合理性，不屬於(yu) 逆淘汰。元明清和民國都屬於(yu) 中華偏統，它們(men) 之間的戰爭(zheng) ，隻能論勝負，無關(guan) 乎正邪。

儒家強調華夷之辨，華是中華，華夏，代表文明；夷是夷狄，蠻夷，代表野蠻。

中華又有正統、偏統之別，偏統政權的文明度遠高於(yu) 夷狄但遜色於(yu) 正統。因此，偏統有一個(ge) 特點，比上不足，比下有餘(yu) ，從(cong) 正麵看，可以發現很多好東(dong) 西；從(cong) 反麵看，可以挑出大量毛病。

當然，即使是夏商周漢唐宋正統，要挑毛病，照樣多多，這就需要一定的“曆史的體(ti) 諒”，不能用現代文明標準要求古代王朝。就像“有誌於(yu) 學”士，比小人強得多，比君子有所不足，但有誌於(yu) 學，有誌於(yu) 成德成聖。

偏統這個(ge) 概念是我專(zhuan) 為(wei) 元明清民（民國）四代發明的，可以視為(wei) 我對中華史學的貢獻之一。於(yu) 此四代，認其為(wei) 中華正統，固然不行，不夠格；以之為(wei) 蠻夷政權，卻也不宜。不宜有三：一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不符合曆史事實；二貶低了儒家的作用。元明清以儒立國，民國也相當尊儒，居然蠻夷不改，儒家作用何在？三不利於(yu) 中華文明和中國領土的曆史認知。偏統說的提出，如理如實，恰到好處。

判斷一個(ge) 政權的正偏優(you) 劣，必須從(cong) 主導文化、政治模式、製度架構、社會(hui) 狀態、物質科技發展程度等各方麵作出綜合考量，對君臣品格和政策措施也要作全方位的觀察。元明清為(wei) 偏統的結論，就是綜合考察的結果。

元明清都是尊儒家為(wei) 主體(ti) 文化，以儒家為(wei) 指導思想的，並非逆淘汰時代，而明滅元、民滅清的時候，易如反掌，勢如破竹，可見當時天心厭亂(luan) ，民心思定，整體(ti) 民意已厭倦戰亂(luan) 也不向前朝，故元明清都無法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清滅明難度略大，但也有限。當時李闖和殘明特別惡劣腐敗，人心盡失，民心思定，清朝收拾殘局，重建秩序，有其曆史大勢的必然。抵抗意誌的衰退喪(sang) 失，也意味著天道民心對明朝的放棄。因此，盡管清滅明正義(yi) 性不高，但不屬於(yu) 逆淘汰。

元朝取代宋朝也不能說為(wei) 逆淘汰。隻能說，正統王朝的衰落期，敗於(yu) 偏統王朝的興(xing) 盛期。古代儒式家天下君主製，君相賢明，法度嚴(yan) 明，可以代表中華。但若君昏臣奸禮崩樂(le) 壞又不能改良，就違反了敬天保民的道統精神，等政治品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會(hui) 喪(sang) 失中華代表性和天道合法性，退為(wei) 一家一姓的小朝廷，甚至淪為(wei) 劣質利益集團。

家天下君主製本屬“曆史的權道”，製度品質有限，存在先天性疾弊，難以擺脫興(xing) 衰敗亡的曆史輪回。到了晚期，各種弊端集中爆發，導致內(nei) 憂外患深重，即使沒有外敵，也會(hui) 自潰自滅。這是家天下的宿命。

換言之，正統不是一勞永逸的。如果政治違反了道統，就會(hui) 喪(sang) 失了正統的地位和維護正統的能力，“鹹有一德”、得乎天命的人物和勢力就可以取而代之，另開政統，以續道統。道統原則有三：以民為(wei) 本、為(wei) 政以德和齊之以禮，三個(ge) 原則相輔相成相互貫通。

宋朝雖為(wei) 中華正統，但南宋品格不斷降低，韓侂胄的反理學運動，已自絕於(yu) 儒家和中華，宋末權奸賈似道當道，官德低下，民不聊生。幾個(ge) 君主雖非暴君，但昏庸無能，重用奸相，其罪維均。而忽必烈在潛邸時即廣招諸國大儒，立下以儒立國之誌。登基之後，已大力推行儒化工作，其君臣之英明雄武，蓋世無雙。此消彼長，南宋朝廷已無文化道德優(you) 勢可言，軍(jun) 事武力更加不行，敗亡是必然的。

有學者論斷，如果不是元朝的武力中斷，宋朝有望實現政治現代化，何其幼稚乃爾。虛君立憲製，清末有可能，宋末沒可能，並非清廷高於(yu) 宋廷，時代不同耳。

注意，元對宋的戰爭(zheng) 雖然不乏曆史合理性，但不能作過度理解，說元滅宋“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仿佛宋民簞食壺漿歡迎解放似的。過猶不及，也不符合曆史事實。崖山一戰，為(wei) 宋朝殉葬的軍(jun) 民就有二十多萬(wan) 。同樣，元清滅亡的時候，也各有不少殉葬的烈士和懷念前朝的遺民呢。

一句話：元對宋，明對元，清對明，雙方都有一定的正義(yi) 性，同德度力，力大者勝。

五

認可忽必烈和推崇文天祥，兩(liang) 不矛盾。文天祥誓死抗元，自有正義(yi) 性；元朝消滅南宋，統一中國，以儒立國，結束了持久的分裂戰亂(luan) 局麵，不乏曆史進步意義(yi) 。後來元朝失政，明太祖起兵滅元，但仍然高度推崇忽必烈，仍尊元朝為(wei) 正統，還為(wei) 諸多為(wei) 保衛元朝而犧牲的烈士祭奠或立廟，正是儒家風範。

關(guan) 於(yu) 元朝，明太祖和明初諸儒最有發言權，明儒宋濂領銜編撰的《元史》最為(wei) 權威。《元史》分析元朝刑法得失說：“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為(wei) 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同時指出：“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元史刑法誌》）

這也是元政的得失：能仁厚，正是拜儒家所賜；但過猶不及，偏離中道之正，以致緩弛而生弊。元朝社會(hui) 自由度之高和賦稅之輕在曆史上首屈一指，但這種高和之輕並不符合儒家中道，太寬仁了，仁而不義(yi) ，貉道也。不過，比起明清，還是略優(you) 。明政嚴(yan) 苛，清政狹隘，與(yu) 元朝同為(wei) 偏統，都是過分，比較而言，我與(yu) 元。

或說“為(wei) 蒙元統治辯護的儒者餘(yu) 東(dong) 海先生”如何如何，僅(jin) 這句話就暴露了他的虛和渾。蒙古帝國和元朝大不同，元脫胎於(yu) 蒙但換了文化政治之骨。我隻承認元朝為(wei) 偏統，不及蒙古—蒙古帝國不在我的研究範圍內(nei) 。

我論元朝，如理如實，自有儒經和正史憑據，是者是之，非之非之，非之不是攻擊，是之不是辯護。肯定元朝的偏統地位並非為(wei) 蒙元辯護，也不是否定宋朝的正統性，任何嚴(yan) 肅的學者對此心知肚明。

正史的真實性可信度是最高的。要深入了解某個(ge) 王朝的政治經濟製度法律文化教育社會(hui) 各方麵真實狀況，必須通過該朝的正史，各種野史僅(jin) 有參考價(jia) 值，道聽途說則毫無意義(yi) 。要了解研究元朝，《元史》是必讀書(shu) 。那什麽(me) “初夜權”、“九儒十丐”之類傳(chuan) 說當論據，是對讀者和自己的侮辱。

儒家強調公正公平，對人對事都必須公正，讚美批判都必須公平。對曆史人物和曆代王朝，也必須給予如理如實的評價(jia) ，如理是符合中道義(yi) 理，如實是符合曆史事實。對於(yu) 元清政治得失，應該實事求是。謬讚虛美，尊為(wei) 正統，固然不可；惡意貶低，斥為(wei) 蠻夷，同樣不行，同樣是對公道和儒家的背離。

關(guan) 於(yu) 元朝，我有係列文章《忽必烈儒化：一次華麗(li) 的曆史轉身》和微博係列《元朝微集》詳述，台灣著名史學大家李則芬《明人歪曲了元代曆史》亦可參看，茲(zi) 不詳論。

六

關(guan) 於(yu) 民國和清朝。承認三民主義(yi) 革命一定程度正義(yi) 性，並不意味著否定清朝的中華性。根據華夷之辨，“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清朝高度儒家化，無疑屬於(yu) 中華政權，但畢竟是異族，儒化不夠徹底，常常表現出滿族主義(yi) 的嚴(yan) 重傾(qing) 向，入關(guan) 時殺戮過重，得國不正。我給它它打六十分。

元明清都一樣，有善有不善，爭(zheng) 議特別大，或見其善而讚美之，過度拔高；或見其不善而抨擊之，完全否定。唯儒家“正法眼”，才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給以如理如實的評價(jia) 。關(guan) 於(yu) 清朝政治的種種，這裏不論，隻指出一點：清末的改良努力和憲政追求，就非蠻夷政權所能。

中國憲政追求發端於(yu) 晚清儒家群體(ti) 領導的戊戌變法。康有為(wei) 在《上清帝第六書(shu) 》、代擬《清訂立憲開國會(hui) 折》，《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提出定憲法，開國會(hui) ，行三權鼎立之治，建議光緒帝“上師堯舜禹三代，外采東(dong) 西列強，立行憲法，大開國會(hui) ，以庶政與(yu) 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製”。

大學士孫家鼐勸光緒：“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朕但欲救中國，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變法失敗，憲政追求遭受重大挫折，但一蹶又振。日俄戰爭(zheng) 前後，眾(zhong) 多開明之士和清朝中央地方大員，包括軍(jun) 機大臣瞿鴻暨、直隸總督袁世凱、兩(liang) 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都要求立憲。

《鎮國公載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中指出：“憲法之行，利於(yu) 國，利於(yu) 民，而最不利於(yu) 官”，“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nei) 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you) ，於(yu) 是設為(wei) 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於(yu) 無形。彼其心非利有所受於(yu) 朝廷也，保一己私權而已，擴一己之私利而已”。

或說立憲有損君權，載澤指出立憲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nei) 亂(luan) 可彌；或說立憲利漢不利滿，他說：“方今外強逼迫，合中國之力尚不足以禦之，豈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不為(wei) 國家建萬(wan) 年久長之祚，而為(wei) 滿人謀一家之私有”，“忠於(yu) 謀國者決(jue) 不出此。”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諭，派員考察各國憲政；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憲法保障國民諸多權利，包括參政，言論，著作，出版，集會(hui) ，結社以及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等等。但清廷堅持以九年為(wei) 預備立憲期，導致立憲派的大規模請願抗議，要求立即召開國會(hui) ，組織內(nei) 閣。

清廷接受了資政院關(guan) 於(yu) 取消皇族內(nei) 閣、召開國會(hui) 的建議。於(yu) 十月三十日連發三道上諭，表示要“誓於(yu) 我國軍(jun) 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並立即釋放政治犯，開放黨(dang) 禁，命令資政院起草憲法，在頒布憲法前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宣誓於(yu) 太廟。《十九信條》采英國虛君共和製，比《欽定憲法大綱》更為(wei) 先進。

晚清憲政運動當然是內(nei) 憂外患形勢所迫，卻也相當真誠，光緒康譚集團不用說了，慈禧也頗有誠意。如果康譚智慧手段略高，或者光緒大權在握，或者光緒慈禧任一位壽命略長，或者革命黨(dang) 具備湯武精神，真正以民為(wei) 本，不是為(wei) 了革命而革命，中國就有立憲成功之望。可惜曆史不能假設，眾(zhong) 緣共推中國滑向最壞的道路…

或問元與(yu) 清有何不同。答：元清都是異族而尊儒。因為(wei) 儒化，都屬中華；因為(wei) 異族，有民族主義(yi) 傾(qing) 向，或蒙族主義(yi) ，或滿族主義(yi) ，偏離儒家之中正，都不過中華，故為(wei) 偏統。此為(wei) 兩(liang) 朝之同。元政過寬，寬而近乎弛；清政過嚴(yan) ，嚴(yan) 而近乎酷，此為(wei) 兩(liang) 朝最大的不同。在嚴(yan) 酷方麵，明清不謀而合。

元清還有一個(ge) 共同點：在民眾(zhong) 抗爭(zheng) 激烈、矛盾高度激化的情況下，雖然鎮壓，意誌不強，最後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退讓。元朝最後一任皇帝元順帝的號就是朱元璋加的。《元史·順帝》“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號曰順帝”雲(yun) 。

清朝對革命黨(dang) 也是強而不硬，凶而不惡，直到最後退位，多少體(ti) 現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和禮讓精神。

清帝退位詔書(shu) 表示：“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qing) 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yu) 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yu) 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nei) 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wei) 共和立憲國體(ti) ，近慰海內(nei) 厭亂(luan) 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wei) 公之義(yi) ”雲(yun) 雲(yun) ，雖屬無奈，懂得政治大義(yi) ，畢竟是尊孔尊儒的效果。

置身當代社會(hui) 的反元反清的勇士們(men) ，多是民族主義(yi) 者，以民族區分華夷，以漢族為(wei) 華，凡異族皆夷。在他們(men) 眼裏，洪楊幫為(wei) 華，曾國藩和清王朝為(wei) 夷。儒家的華夷之辨，則是文化和文明為(wei) 基本標準，尊儒為(wei) 華，悖儒為(wei) 夷；有禮為(wei) 華，無禮為(wei) 夷；文明為(wei) 華，野蠻為(wei) 夷。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