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學堂事件與(yu) 北大公共傳(chuan) 統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新產(chan) 經》2014年第8期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六

           西曆2015年2月4日

短短數月之間，北大“燕京學堂事件”已成為(wei) 中國教育界的重要文化公共事件。為(wei) 與(yu) 清華大學的“蘇世民書(shu) 院”競爭(zheng) ，北大校方可謂快馬加鞭，拋棄重大校務決(jue) 策的”群眾(zhong) 路線”，在中央“反四風”的當口冒險利用校園“官僚主義(yi) ”，從(cong) 項目設計、項目融資、教師招聘、學生招生到堂址選擇，以真正的“中國速度”上馬。然而，校方忘記了，這是在北大，這是在人文精神與(yu) 民主意識雖不斷退守卻依稀尚存的北大。直接的導火索是“靜園選址”，這在根本上觸動了北大的“文脈”，觸動了北大在校園官僚主義(yi) 和精致功利主義(yi) 雙重熏蒸之下依然清新殘存的曆史文化記憶與(yu) 人文傳(chuan) 統。如果不是動了靜園這塊北大集體(ti) 的“精神奶酪”，而是以未名湖畔若幹校級行政樓為(wei) 基礎建設“燕京學堂”，則這一公共事件或許就不會(hui) 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會(hui) 達到如此規模。

如果不是這次事件，我這個(ge) 離開北大已有兩(liang) 年的學子可能真的以為(wei) 中國的“校園民主”和“學生政治”已經死亡。1990年代以來，在告別革命和躲避崇高的時代精神下，校園官僚主義(yi) 和精致功利主義(yi) 成為(wei) 中國大學的主導文化，而整個(ge) 二十世紀積累起來的校園公共性與(yu) 學生政治參與(yu) 傳(chuan) 統幾近絕跡。當然，北大或許是這一精神傳(chuan) 統的最大承繼者，即使在新的校園文化下，依然時有不凡表現，以突破校園官僚主義(yi) 和精致功利主義(yi) 的聯合精神圍剿。盡管數年前，長期領導“傳(chuan) 知行”公民社會(hui) 運動的郭玉閃先生曾經當麵感慨，如今的北大確實是“精致功利主義(yi) ”，學生們(men) 似乎更有知識，但更無道德責任感和公共情懷了。我想說的是，這隻是北大的一個(ge) 麵向，“燕京學堂事件”證明了，北大的公共傳(chuan) 統仍然流淌在生活與(yu) 學習(xi) 在這片精神熱土上的普通教師和學生的精神血液之中。7月9日的燕京學堂溝通谘詢會(hui) 是一個(ge) 頂峰，不同專(zhuan) 業(ye) 的教師和學生構成了這一傳(chuan) 統的堅強捍衛者。誠如北大哲學係吳天嶽老師所言：“這些可愛的小朋友們(men) ......對學校、對學術、對公共事業(ye) 的熱情，都是北大最可珍貴的資源。”這是不死的北大。

在此事件發生之前，我剛剛來香港大學訪問研究，就近觀察香港政改。我驚奇地發生，商業(ye) 社會(hui) 傳(chuan) 統下的香港大學校園竟然高度“政治化”，學生會(hui) “高度自治”，對政治與(yu) 社會(hui) 問題高度關(guan) 注並積極參與(yu) ，民主牆與(yu) 民主女神像遍布，“大字報”也頗有創意。這種氛圍很容易勾起我對中國20世紀主體(ti) 曆史的回憶，在那樣的曆史時空中，學生表現出了超過市民的愛國與(yu) 民主熱忱。是這同一種熱忱澆灌了共和國的熱土，塑造了追求自由與(yu) 解放的公共精神傳(chuan) 統。盡管港式民主有種種複雜問題，但學生的公共精神與(yu) 政治活力是值得肯定的，如能秉持愛國情懷、法治精神和理性傳(chuan) 統，則可成為(wei) 積極的建設性力量。我曾回想，大陸是否還存在類似的校園民主與(yu) 學生精神。這是一種以學生為(wei) 主體(ti) 表現出來的公共性。

燕京學堂事件表麵上是針對一次偶然的北大校務決(jue) 策，是捍衛具有人文象征意義(yi) 的靜園，但卻不經意間激活了北大綿延已久但日益蒙塵的公共傳(chuan) 統。更可貴者，此次北大學生的公共行動是秉持理性精神、對話意識和程序正義(yi) 的。我們(men) 不妨看看他們(men) 的集體(ti) 行動具體(ti) 表現：第一，教師發聲，主要是北大英語係的高峰楓和蘇薇星，分別著文提出了基本的質疑框架，他們(men) 不是直接的利益受損者，但卻是北大人；第二，學生建立“靜園小組”和“啤酒學報”，編撰事件文獻，進行宣傳(chuan) 動員；第三，開展項目問卷調查，獲得項目支持率和靜園選址支持率（低於(yu) 5%），類似香港政改博弈中的“占中電子公投”；第四，與(yu) 校領導連續通信溝通並在微博發布，訴諸具體(ti) 理由，使行動透明化和公共化；第五，推動籌備7月9日的谘詢溝通會(hui) ，與(yu) 校領導麵對麵，盡管沒有解決(jue) 實質問題，但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機製、現場組織秩序和民主互動經驗；第六，保留就事件進一步發展的參與(yu) 權和抗議權。這一連串高度組織化和理性化的學生民主行動是校務決(jue) 策者事先沒有想到的，但校方還是表現出了積極的聽取意見與(yu) 合理考慮的姿態。這可能推動事件朝著一個(ge) 可共識與(yu) 可妥協的方向進展。

我相信，如此進退有序、有理有節的校園民主事件，背後肯定有組織、有“預謀”，但有關(guan) 方麵不必為(wei) 此忌憚或秋後算賬，因為(wei) 學生們(men) 表現的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一種科學精神與(yu) 民主精神的結合，同時也是在幫助彌補校務決(jue) 策的正當性缺陷。在這一事件中，是學生在教育校園決(jue) 策者如何進行重大校務決(jue) 策，如何探索建立符合現代大學精神的治理體(ti) 係。筆者曾專(zhuan) 題研究過2007年的廈門PX事件，就像此次“燕京學堂事件”一樣，截然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個(ge) 階段，前一階段是決(jue) 策方關(guan) 門決(jue) 策，快馬加鞭，終於(yu) 陷入公共決(jue) 策危機，後一階段是公眾(zhong) （市民）采取理性的民主抗議和參與(yu) 行動，決(jue) 策方積極回應，從(cong) 善如流，結果達成雙贏。我曾將廈門故事歸結為(wei) 中國公共行政的“PX模式”，其中“市民”教育了政府官員，二者互動生產(chan) 出了真正的政治公共性。為(wei) 什麽(me) 這些“精致功利”的市民/學生在日常時刻表現平平，專(zhuan) 注於(yu) 個(ge) 人利益，而在非常時刻（PX項目觸動市民健康權益，燕京學堂促動學生精神權益）卻可以挺身而出，從(cong) 樸素的正義(yi) 感和同理心出發，運用各種形式學習(xi) 積累的民主知識，活躍為(wei) 具有共和主義(yi) 底蘊的“公民”呢？這或許可以用美國憲法學家阿克曼的“私人公民”複合身份來解釋，每個(ge) 人都有私性，也有公性，它們(men) 活躍於(yu) 不同的處境與(yu) 時刻，構成完整的人格形象與(yu) 表現周期。一個(ge) 偉(wei) 大的民族生生不息，必有特定的公共性傳(chuan) 統存在，其表現形式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非民主的，平時看不見，但它就在那裏。

燕京學堂事件直接捍衛的是靜園的人文公共性，但也波及了對學堂本身合理性的質疑。最大的疑問有二：第一，“中國學”到底是一種什麽(me) 學問？第二，一年製碩士這樣的“文化速成班”與(yu) 中國文化之間有何關(guan) 係？對“中國學”有兩(liang) 個(ge) 層麵的理解：第一，學術理想主義(yi) 的理解，似乎是要將海外“中國學”本土化，將中國傳(chuan) 統和中國經驗提升到真正的學術理論和文明論層次，打造為(wei) 類似“新經學”式的、作為(wei) 中國國家軟實力基礎的學理形態，這樣就一改蔡元培學製改革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百年瓦解，而重建中國學術精神的自主性，在這一層麵，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支持，如果“燕京學堂”誠意如此，也是功德無量；第二，國際關(guan) 係學與(yu) 國際戰略的理解，這一層麵較為(wei) 實用主義(yi) ，即以“中國學”為(wei) 賣點和幌子，其根本目的不在學問，而在搞國際精英關(guan) 係學，也就是張旭東(dong) 說的，以後也好讓這裏出去的學生為(wei) 中國說句公道話，如果是這樣，就成了“孔子學院”總院，就成為(wei) 中國的高級“文化MBA”，也就允許學生在“一年製”範圍內(nei) “學貫中西”，成為(wei) 大中華的忠實盟友。如果是學術理想主義(yi) 的理解，則“燕京學堂”的現有建設方案顯然不合格，既沒有與(yu) 北大各文科院係進行充分溝通並尊重吸納專(zhuan) 業(ye) 意見，也沒有關(guan) 於(yu) “中國學”具體(ti) 的學術研究規劃。因此，項目更像是一個(ge) 滿足校領導“政績需求”、倉(cang) 促應對清華同類項目挑戰、以“中國學”為(wei) 賣點進行的中國高級“文化MBA”政治經濟學營銷，一端大肆汲取“善意”校友的捐助資源，另一端開展“國際精英統一戰線”的速成培訓。如果“燕京學堂”最終成了這樣一個(ge) 高級文化營銷體(ti) 係，實為(wei) 北大之悲哀，如靜園被征用，也委實不值。

進一步追問，中國高校在“中國夢”時代瘋狂追求“國際化”的精神動力及其本質到底是什麽(me) ？“中國夢”本應該是一個(ge) 回歸“自我”的曆史辯證過程，是一個(ge) 具有充分的“文化自性”前提下的自我理解與(yu) 選擇性學習(xi) 過程。中國式的“國際化”卻表現出一種文化表麵自信下的深刻的自卑，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謙虛，而近乎精神病態了。無論中美如何在政治上對罵和博弈，無論我們(men) 如何在公共語言上表彰“道路自信”和“製度自信”，我們(men) 的內(nei) 裏精神，至少在精英層，仍然是盯住最強者“美國”的，對美國的全盤模仿仍然是中國對“世界大國”整體(ti) 前途想象的基本模板。這樣，“中國夢”與(yu) “國際化”之間的表麵張力就可消解，即我們(men) 在戰略上“藐視”美國，在戰術上“重視”（甚至機械模仿）美國，而且要展開慘烈的同行競爭(zheng) ，最終在政治上宣布我們(men) 的全部成就都是“中國的”。如此，則“燕京學堂”就很難堅持一種“學術理想主義(yi) ”的自性定位，而隻能演變為(wei) 簡單跟進清華“蘇世民書(shu) 院”而進行的在中國的“羅德獎學金”模式之爭(zheng) ，而不是關(guan) 於(yu) “中國夢”及中國軟實力的嚴(yan) 肅學理成就之爭(zheng) 。這樣的“燕京學堂”實際上是一種沒有“中國”的中國學，它滿足了校領導、文化左翼學者、善良校友捐助者、中國夢的遠程觀察者、實際受益的國際學生等多方主體(ti) 的各自利益，卻實實在在傷(shang) 害了靜園“文脈”和北大公共傳(chuan) 統。

所以，此次“燕京學堂事件”才具有了超越靜園保衛、校園民主、學生政治的一般意義(yi) ，而成為(wei) 當代中國如何自我理解和自性存在的重大文化精神事件。作為(wei) 事件主要參與(yu) 者的各方，包括慷慨激昂的普通教師和學生，盡管深愛靜園，熟悉民主知識，成功操作了校園民主和學生政治，扮演了合格反對派的角色，但對於(yu) 什麽(me) 是“中國學”，什麽(me) 是中國所需要的“國際化”，什麽(me) 是“中國夢”，自身如何參與(yu) 中國文明自性的再造，也尚未提出一套相對清晰完備的、區別於(yu) “蘇世民書(shu) 院”和“燕京學堂”的規範性理解和共識。這才是真正要害的地方，而這並不是民主可以解決(jue) 的。

（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