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不需要為(wei) 清朝背黑鍋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南華早報中文網

時間：甲午年閏九月廿九

      西曆2014年11月21日

清末以來多數學者將清朝衰敗和滅亡的原因歸結於(yu) 儒家。這也是始於(yu) 五四、延續至今的倒孔反儒運動的第一因。其實完全搞反了，清朝的衰敗，恰恰是尊儒不到位而偏離了儒家政治正道所致。清朝的問題在於(yu) 政治上的滿族主義(yi) 和君本位傾(qing) 向，民族歧視和文字獄等惡果都根源於(yu) 此。

這兩(liang) 種傾(qing) 向有違民本位原則和“中國一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偏離了王道精神和儒家正確的方向，政治正義(yi) 性不夠。因此，我將清朝與(yu) 元明定位為(wei) 中華偏統，其特征是，能夠以儒家為(wei) 指導思想，政治為(wei) 德治，製度為(wei) 禮製，但由於(yu) 種種原因又偏離中道，不夠儒家。

我說過，揚州嘉定的屠殺和文字獄是清朝兩(liang) 大汙點，是滿族主義(yi) 病症的大發作，沉重地拉低了清朝的文明度和中華性。仁義(yi) 不足，故開國多殺戮，治國太狹隘，都有違儒家義(yi) 理。有此兩(liang) 大障礙在，清朝再怎麽(me) 尊孔尊儒，也無法進入中華正統的行列。

偏統政權，有善有不善，爭(zheng) 議特別大，或見其善而讚美之，過度拔高；或見其不善而抨擊之，完全否定。唯儒家“正法眼”，才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給以如理如實的評價(jia) 。

尊儒是清朝的成功和清初的興(xing) 旺的根本原因。多爾袞雖非儒家，但他尊孔尊儒，重用儒家，頗受儒家影響。清入關(guan) 前已祭孔，入關(guan) 後第二個(ge) 月，多爾袞即派人祭孔，並成為(wei) 定例。順治二年六月，多爾袞“謁先師孔子廟，行禮。”並尊奉四書(shu) 五經為(wei) 最高經典，列為(wei) 士子必讀必考書(shu) 。

明王朝本就尊儒不夠，儒化不足，中晚期更是漸入魔道，大失民心，故讓李自成成了氣候。但李自成集團盜匪成性，不能尊儒用儒，不知重民愛民，同樣不得人心。不仁不義(yi) 之師，必然無智無勇，故將官雖眾(zhong) ，不堪清軍(jun) 一擊。滿清入關(guan) ，撿了一個(ge) 曆史性的大便宜。但撿便宜也需要一定機會(hui) 和功夫。機會(hui) 是李自成給的，功夫是儒家給的。

順治進一步尊儒，為(wei) 康乾盛世打下了紮實的文化道德根基。“迨帝親(qin) 總萬(wan) 幾，勤政愛民，孜孜求治。清賦役以革橫征，定律令以滌冤濫。蠲租貸賦，史不絕書(shu) 。踐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於(yu) 衽席。雖景命不融，而丕基已鞏。”（《清史稿》）

他不顧滿洲親(qin) 貴大臣的反對，倚重漢官，迅速而牢固地樹立起儒家的意識形態地位。他親(qin) 政後的第二個(ge) 月，即遣官赴孔子故鄉(xiang) 闕裏祀孔子，號召臣民尊孔讀經。九年九月他親(qin) 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qin) 行兩(liang) 跪六叩禮。他諭學官、諸生說：“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他讚美說：“天德王道備載於(yu) 書(shu) ，真萬(wan) 世不易之理也。”

接著康熙在位61年零10，是秦漢以後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自幼好儒家，樂(le) 學不倦，《清史稿》稱他：“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wei) 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le) ，克致太平。”日本人對他也極為(wei) 推崇，翻譯了《聖諭》，稱之為(wei) “上國聖人”。

康熙治下，清帝國成為(wei) 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經濟最富庶、人口眾(zhong) 多的帝國。《全球通史》評價(jia) ：“康熙有理由這樣自信。他統治的大清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就連那些自命不凡的歐洲來訪者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反孔反儒的柏楊也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

清朝國子監設率性、修道、誠心、正義(yi) 、崇誌、廣業(ye) 等六堂作為(wei) 講習(xi) 所，學習(xi) 內(nei) 容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主兼習(xi) 書(shu) 法，還可選修諸子和《十三經》《二十一史》。設置不錯，卻也不夠科學和全麵。如率性、修道、誠心、正義(yi) 、崇誌，沒必要細分，可以合而為(wei) 一。不如依大學八條目，分為(wei) 格致、誠正、治平三堂。

湯斌是清初理學名臣著名清官，曾陪順治讀書(shu) ，給康熙講課，做太子師傅，官至工部尚書(shu) 。他一生清廉，所到之處，體(ti) 恤民艱，弊絕風清。後與(yu) 李光地一起被康熙帝斥為(wei) 偽(wei) 道學。雍正十年平反並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諡文正公，道光三年從(cong) 祀文廟。《國聞備乘》載：

“湯文正公斌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吾至此未嚐食雞，誰市此者？仆以公子對。公怒，立召公子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於(yu) 河南耶？汝思啖雞，便可歸去，世無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並笞其仆而遣之。”

類似湯斌這樣的儒者，清朝層出不窮。到了晚清，依然有不少高官清廉節儉(jian) 成風。胡思敬在《國乘備聞》中“督撫奢儉(jian) ”篇分別介紹了晚清高級幹部的奢儉(jian) 情況。袁世凱、端方、唐炯、唐紹儀(yi) 等奢侈，左宗棠、閻敬銘、陶模、李秉衡及於(yu) 蔭霖丁寶楨“皆以清操自勵”，又，“秉衡與(yu) 鄂撫於(yu) 蔭霖為(wei) 密友，敬銘與(yu) 東(dong) 撫丁寶楨為(wei) 姻親(qin) ，四人皆有儉(jian) 德，唯疾惡太甚，小人多不便之。”雲(yun) 。

《國乘備聞》中“翁師傅晚境”這則紀實讓人感慨萬(wan) 千：“晚年罷官家居，薄田數頃，不足供家用，歲暮大困。無子，有侄曰曾桂，當同龢在軍(jun) 機時，一手挈之以起。時任浙江藩司，缺甚腴，因貽書(shu) 告貸。蘇、杭相距隻一日程，竟置書(shu) 不答。翁同龢憤甚，檢書(shu) 畫朝珠數事付質庫，始獲度歲。”雲(yun) 。

翁同龢曆任戶部工部尚書(shu) 軍(jun) 機大臣等，為(wei) 同治光緒兩(liang) 朝帝師，門生故吏遍天下，在京師貴幸用事者聽說老師和老領導一貧至此，湊了些錢托翁的同鄉(xiang) 和弟子孫雄轉交，結果孫“盡幹沒之，不以告同龢”。翁是大書(shu) 家，楹聯尤值錢，“同龢沒後書(shu) 名大噪，一值二十金。以曾為(wei) 帝師入樞府，不便鬻技自給。”雲(yun) 。

以儒學為(wei) 意識形態又為(wei) “整個(ge) 華夏種族在人格智力與(yu) 骨氣上”提供了底線。能出現康乾之盛，能有效抗擊洪楊幫，衰落時還能孕育洋務派和改良派，湧現眾(zhong) 多仁人誌士，非偶然也。

清政優(you) 點明顯。例如，清朝對宗室的約束極為(wei) 嚴(yan) 格。《國乘備聞》載：“舊製，皇族不得離城，不得經商，不得置產(chan) ，不得外任，防範極嚴(yan) 。後此例稍破，郎中文瀛、禦史惠銘皆以京察一等簡放道府以去，而經商置產(chan) 者無聞。生齒既眾(zhong) ，貧富不均，專(zhuan) 恃公祿贍養(yang) ，坐食無所事事，窘甚，多不能自給。”雲(yun) 。可見，即使到了晚清，清朝對宗室的約束大體(ti) 仍在。

清朝皇族雖然清貴，清貧者眾(zhong) 。如溥倫(lun) 還是宗室近支，家境就很清寒。《國乘備聞》中記載了一個(ge) 宗室貴婦陪酒的故事：“嚐有友人入內(nei) 城赴宴，各征一妓侑酒。門外車馬闐咽，忽見一豔妝少婦，年約二十許，乘紅托泥車揚鞭竟入。問從(cong) 何來？曰：王府街宗室某宅。及入座，遍拜座賓，即侑酒者也。”

君主權力及財權也受到一定製約。“文宗北狩，行在提款過多，寶鋆堅不奉詔。穆宗大婚，內(nei) 務府告匱，假之部庫，部臣力爭(zheng) ，謂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牽混從(cong) 事。孝欽初興(xing) 園工，遊百川、屠仁守先後入諫，幾罷者數矣。李鴻章等雖善迎合，不能不籍海軍(jun) 報效之名，掩飾國人耳目。是用財之權君主亦不能專(zhuan) 也。”

《國聞備乘》載：“總管太監李蓮英有養(yang) 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戶、兵、刑、工四部候補，亟請於(yu) 孝欽謀實授。一日，刑部尚書(shu) 葛寶華入見，孝欽以福海托之，寶華曰：與(yu) 以小烏(wu) 布則可，補缺當遵部例，臣何敢專(zhuan) ？孝欽默然，不敢言破例也。”孝欽者，慈禧也。

清朝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員，實際負責辦事之人稱為(wei) “烏(wu) 布”，屬低級官吏。慈禧太後想幫親(qin) 信太監李蓮英的四個(ge) 養(yang) 子謀官，被刑部尚書(shu) 葛寶華以“補缺當遵部例”的理由駁回，隻能給以“烏(wu) 布”低級職位。晚清尚且如此，之前可知；慈禧和李蓮英尚且如此，他人可知。

清朝堪稱儒家政權中最差勁的一個(ge) ，但仍有底線，不低於(yu) 60分，有一定的文明性寬容性。建政以來，大儒大德賢臣清官仁人義(yi) 士層出不窮，中期之前還能受到各國一定的尊重。到了晚期，體(ti) 製內(nei) 還能夠出現包括光緒帝在內(nei) 的洋務派、改良派和立憲派，試圖救國救世。

晚清儒家群體(ti) 領導的戊戌變法是中國憲政追求的發端。康有為(wei) 在《上清帝第六書(shu) 》、代擬《清訂立憲開國會(hui) 折》，《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提出定憲法，開國會(hui) ，行三權鼎立之治，建議光緒帝“上師堯舜禹三代，外采東(dong) 西列強，立行憲法，大開國會(hui) ，以庶政與(yu) 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製”。

大學士孫家鼐勸光緒：“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光緒答：“朕但欲救中國，若能救民，則朕無權何礙？”變法失敗，憲政追求遭受重大挫折，但一蹶又振。日俄戰爭(zheng) 前後，眾(zhong) 多開明之士和清朝中央地方大員，包括軍(jun) 機大臣瞿鴻暨、直隸總督袁世凱、兩(liang) 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都要求立憲。

《鎮國公載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中指出：“憲法之行，利於(yu) 國，利於(yu) 民，而最不利於(yu) 官”，“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nei) 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昔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you) ，於(yu) 是設為(wei) 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於(yu) 無形。彼其心非利有所受於(yu) 朝廷也，保一己私權而已，擴一己之私利而已”。

或說立憲有損君權，載澤指出立憲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nei) 亂(luan) 可彌；或說立憲利漢不利滿，他說：“方今外強逼迫，合中國之力尚不足以禦之，豈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不為(wei) 國家建萬(wan) 年久長之祚，而為(wei) 滿人謀一家之私有”，“忠於(yu) 謀國者決(jue) 不出此。”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上諭，派員考察各國憲政；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一日，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憲法保障國民諸多權利，包括參政，言論，著作，出版，集會(hui) ，結社以及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等等。但清廷堅持以九年為(wei) 預備立憲期，導致立憲派的大規模請願抗議，要求立即召開國會(hui) ，組織內(nei) 閣。

清廷接受了資政院關(guan) 於(yu) 取消皇族內(nei) 閣、召開國會(hui) 的建議。於(yu) 十月三十日連發三道上諭，表示要“誓於(yu) 我國軍(jun) 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並立即釋放政治犯，開放黨(dang) 禁，命令資政院起草憲法，在頒布憲法前擬定重大信條十九條，宣誓於(yu) 太廟。《十九信條》采英國虛君共和製，比《欽定憲法大綱》更為(wei) 先進。

或說：“滿清乃是部落政權，不能期待部落政權會(hui) 自我更化”雲(yun) 雲(yun) ，非也。部族政權比家族政權品質差些，自我更化能力也差些，但不至於(yu) 差得太多。光緒康有為(wei) 的維新變法盡管因為(wei) 種種原因失敗了，不能否認那是清朝自我更化的努力。

晚清憲政運動當然是內(nei) 憂外患形勢所迫，卻也相當真誠，光緒康譚集團不用說了，慈禧也頗有誠意。如果康譚智慧手段略高，或者光緒大權在握，或者光緒慈禧任一位壽命略長，或者革命黨(dang) 具備湯武精神，真正以民為(wei) 本，中國都有立憲成功之望。如果當時文化知識界能夠將清朝和儒家適當區別開來，認識到清朝衰敗的真正原因是偏離儒家正道，認識到儒家的無辜，那麽(me) ，倒孔反儒就運動不起來，中國後來就不至於(yu) 滑向最壞的道路。可惜曆史不能假設。

把清朝偏離儒家造成的種種問題栽到儒家身上，將儒家與(yu) 清朝捆綁在一起打倒和摧殘，導致空前嚴(yan) 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毀和聖賢自侮，惡果彰明昭著，民國以來內(nei) 憂外患之深，人禍天災之巨，無不種因於(yu) 此，後患至今未已。要深入清算五四，重新尊孔尊儒，就必須把這個(ge) 問題講清楚：儒家不需要為(wei) 清朝背黑鍋！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