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家族化的文化基因與(yu) 對策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4月23日

據報道，山西運城“房媳”張彥因兩(liang) 個(ge) 戶口和多套房產(chan) 被停職調查，她的背後是以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wei) 核心的“官員家族”——“房媳”丈夫孫宏軍(jun) 是原夏縣公安局局長，孫家成員及親(qin) 屬至少15人在運城市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2013年6月24日《新京報》）

一人被調查，一個(ge) 家族落馬，看上去讓人心驚的現實，在今日中國並不是稀罕事。北京大學馮(feng) 軍(jun) 旗博士訪談某縣161名副科級及以上幹部寫(xie) 出博士論文《中縣幹部》，描寫(xie) 了和山西運城相似的農(nong) 村：一個(ge) 普通縣城有21個(ge) “政治大家族”和“140個(ge) 政治小家族”。“房媳”所處的“政治家族”隻是不小心露出狐狸尾巴的那一個(ge) 。

所謂“權力家族化”，我認為(wei) 有兩(liang) 個(ge) 重要方麵：一是與(yu) 家人親(qin) 友共享權力，二是與(yu) 家人親(qin) 友共享財富。二者密不可分，但各有所重：前者是利用手中權力將家人親(qin) 友提拔，形成權力場中的近親(qin) 繁殖；後者是利用自身特權為(wei) 家人親(qin) 友謀利，形成權力與(yu) 財富的循環互動。“權力家族化”催生出以血緣和姻緣為(wei) 紐帶的“官員家族”，內(nei) 部彼此勾連、互相庇護、榮辱與(yu) 共，衍生出畸形的官場生態。本文從(cong) 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這一現象，並嚐試提出解決(jue) 的辦法。

中國曆史上的權力家族化

權力家族化在中國曆史上起源甚早。三代行“封建”，分封的往往是自己的親(qin) 戚、族人；爵祿皆世襲，從(cong) 天子、諸侯、卿大夫甚至到最普通的官職莫不世襲。尤其是西周“封建親(qin) 戚”（《左傳(chuan) ·僖公二十四年》），政治製度完全以血緣宗法為(wei) 基礎。然而，“世卿世祿”也意味著任何一位官員的爵位都不能隨便任免，天子不僅(jin) 不能隨便廢除諸侯，甚至不能隨便廢除身邊普通的工作人員（如宰、工、史之類），這對王權不能不是一個(ge) 限製。另一方麵，爵位的世襲還意味著每個(ge) 人必須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對得起子孫後代，這當然也是一種約束。然而，這種製度最致命的局限，是容易導致諸侯興(xing) 起、地方割據。到東(dong) 周時期分封世襲的弊端徹底暴露，隨之而起的是長達五百多年的戰亂(luan) 。

應該承認，從(cong) 戰國遊士的興(xing) 起到秦漢郡縣的確立，是對權力家族化製度的沉重打擊。人才的流動加大了，官員的選拔公開了，家族和背景的作用削弱了。但這絲(si) 毫也不意味著權力家族化就消失了，相反，它以新的方式凸顯出來，並體(ti) 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因為(wei) 當世襲不再，當權者就可以為(wei) 所欲為(wei) ，提拔親(qin) 信的阻力小多了；當世祿消失，為(wei) 官者就沒了穩定感，依賴裙帶的欲望強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縣製雖然廢除了世卿世祿，卻廢除不了世家大族。雖然從(cong) 漢到唐，中央政府為(wei) 完善郡縣製作了不少努力，但門閥世族仍然控製著國家官員的選拔和任命。如果說在西周，權力家族化采取公開、合法的形式；到秦漢以後，權力家族化則采取間接、隱蔽的方式。宋代以來，隨著門閥世族毀於(yu) 戰亂(luan) ，科舉(ju) 製度全麵落實，權力家族化再受重創，“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有了根本扭轉。但即使如此，也不意味著權力的家族化就消失了。明代的中央集權和清代的部族政治，都使得外戚、宦官更易登上權力中樞的核心。

西漢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漢宣帝下令將前朝大司馬、大將軍(jun) 霍光家族滿門抄斬，與(yu) 霍氏相連坐誅滅者達數千家。霍光本漢室重臣，功勳卓著，堪稱忠良。但他長期專(zhuan) 權，讓自己的親(qin) 友一個(ge) 接一個(ge) 登上權力舞台的中心，又縱容家人占用皇室資產(chan) ，聚斂無量財富。故司馬光說霍氏之敗是因為(wei) “光久專(zhuan) 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qin) 黨(dang) ，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yu) 上，吏民積怨於(yu) 下”（《資治通鑒》卷25），而班固則用“黨(dang) 固親(qin) 連”（《漢書(shu) ·霍光傳(chuan) 》）四個(ge) 字來形容霍光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情形。可以說，霍氏之滅是郡縣製下“權力家族化”的一個(ge) 典型，類似的情形在後世幾千年中從(cong) 未中斷過。

文化心理結構能根除嗎？

為(wei) 什麽(me) 中國古代數千年間政治製度滄海桑田，而權力家族化卻綿延不絕？從(cong) 三代到戰國，從(cong) 秦漢到隋唐，從(cong) 兩(liang) 宋到明清，官員製度幾多變遷，可權力家族化卻花樣繁多、不斷以新的形式複活，根源究竟在哪裏呢？

應當充分認識到，權力的家族化雖受製度影響，其根源卻在文化習(xi) 性，即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具體(ti) 說來，權力家族化的深厚土壤是中國文化的關(guan) 係本位。費孝通先生曾在上世紀40年代末將中國文化稱為(wei) “差序格局”的文化，意指每一個(ge) 中國人都生活在一個(ge) 由近及遠、由親(qin) 及疏的關(guan) 係網絡中；台灣學者黃光國指出，在以人際關(guan) 係為(wei) 基礎的、中國人的權力遊戲中，人情和麵子起著樞紐的作用。

H. C. Hofstede, Harry C. Triandis等人深入地研究了世界各地文化中的“團體(ti) 主義(yi) ”（collectivism），中國也是團體(ti) 主義(yi) 文化比較發達的民族。在我看來，中國文化中的團體(ti) 主義(yi) 乃是其關(guan) 係本位的自然發展；中國人將自己生活於(yu) 其中的“團體(ti) ”看作個(ge) 人的避風港，傾(qing) 向於(yu) 在關(guan) 係團體(ti) 中找到人生安全感。按照許烺光、Richard Nisbett等人的看法，西方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自立和超越中，中國人的心理安全感建立在關(guan) 係和團體(ti) 中。

中國文化的上述心理結構決(jue) 定了親(qin) 情至上，因為(wei) 親(qin) 人是一切關(guan) 係中最近的關(guan) 係；親(qin) 人之間不僅(jin) 分享權力和財富，更共享幸福和安樂(le) 。另外，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心理還導致關(guan) 係超過公義(yi) 、人情大於(yu) 法理、小團體(ti) 高於(yu) 國家。這些，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權力家族化的文化根源。

正因為(wei) 上述文化心理根深蒂固，才導致權力家族化無法根除。隻要這一心理結構持續存在，無論你變換什麽(me) 樣的製度，它總能見縫插針，變相再生。也正因為(wei) 這個(ge) 原因，一個(ge) 多世紀以來，不少人提出改造國民性、鏟除中國文化心理本身，以求治本之策。例如，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曾提出“新民說”，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習(xi) 性是有臣民而無國民，有私德而無公德，將中國的積貧積弱歸咎於(yu) 缺乏獨立、自治的人格。後來從(cong) 魯迅到柏楊的國民性說，延續了這一思路。

然而，這一思路的最大錯誤不僅(jin) 是低估了文化心理結構的力量，也錯估了它的價(jia) 值。今天看來，各國文化心理結構皆有優(you) 劣，不能因部分而否定全體(ti) 。文化心理結構代表的是一個(ge) 民族的生活方式、情感歸依和心靈狀態，對它不能持一種洗澡水和嬰兒(er) 一起倒掉的心態。中國人的關(guan) 係本位和親(qin) 情至上，雖有很多缺陷，也有巨大價(jia) 值：畢竟它是我們(men) 幸福安樂(le) 的源頭、安身立命的基礎和生生死死的道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不能好好地經營它、完善它，非要徹底鏟除它呢？千百年來儒家的態度就是要積極地經營和完善它，而不是鏟除它。現代人自視甚高，動輒疑古非古；以為(wei) 能徹底鏟除，結果傷(shang) 害更大，“文革”就是典型一例。所以，我認為(wei) 文化心理結構可以改造，但不能鏟除；可以利用，但不能拋棄。

民主政治真的有效？

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wei) 權力家族化可以通過民主政治來根治；很多學者正因為(wei) 對民主的威力深信不疑，才動輒批評古人愚昧。應該承認，在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新聞自由、輿論監督、議會(hui) 質詢等製度對於(yu) 避免權力家族化有著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但這隻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民主政治也容易使權力家族化更盛行。這是因為(wei) 在民主政治下，家族化可以打著個(ge) 人自由的旗號公開進行，家族、親(qin) 友、人脈可以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以滾雪球的方式不斷發展；它以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為(wei) 特點，綁架選民、操縱輿論，收買(mai) 議員、控製司法。“二戰”以後各國的經驗表明，個(ge) 人主義(yi) 傳(chuan) 統越強的文化，其民主實踐越容易成功；團體(ti) 主義(yi) 傳(chuan) 統越強的文化，其民主實踐越容易走樣。在幫派林立、小團體(ti) 主義(yi) 盛行、私人關(guan) 係吃香的文化中，民主實踐更容易造成族群的撕裂、社會(hui) 的動蕩。這是因為(wei) 當每個(ge) 人都是關(guan) 係團體(ti) 的一員時，競選就不再是個(ge) 人的自由選擇，而成了若幹勢力集團間的對決(jue) 。今天你到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菲律賓、印度等地看看，裙帶關(guan) 係非但沒有因民主而削弱，反而更加盛行，並由於(yu) 可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成為(wei) 民主政治無法鏟除的毒瘤，極大地妨礙著民主製度的完善和公平正義(yi) 的實施。

民主無效、鏟除文化心理無效，究竟怎樣做才有效？隻要我們(men) 正視曆史，不難得到啟發。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men) 就提出了如何規範官員選拔、以避免權力家族化的問題。《左傳(chuan) 》中所謂“外舉(ju) 不避仇、內(nei) 舉(ju) 不避親(qin) ”，講的就是“任人惟賢”的問題。孟子提出的“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公孫醜(chou) 上》），可以說鮮明地體(ti) 現了當時的時代需要。“任人惟賢”與(yu) “任人惟親(qin) ”相對，顯然有針對“權力家族化”的含義(yi) 。

但是，要把“任人惟賢”（或“尊賢使能”）的原則落實為(wei) 製度絕非易事，也許直到漢代人們(men) 才真正有意識地建立一套尊賢使能的製度，並在此後兩(liang) 千多年裏不斷完善和發展它。從(cong) 漢代的察舉(ju) 、辟舉(ju) 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再到隋唐以來的科舉(ju) ，實際上是試圖通過社會(hui) 推薦加公開考核的方式把權力社會(hui) 化、公開化、透明化。由於(yu) 當時社會(hui) 上受教育人數稀少，普遍民眾(zhong) 根本沒條件受教育，加上魏晉以來門閥世族興(xing) 盛，直到宋代科舉(ju) 製度才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落實。

這裏需要強調，雖然權力家族化在中國曆史上從(cong) 未中斷，但是總體(ti) 上確實有一個(ge) 不斷削弱的趨勢。如前所述，從(cong) 西周封建到秦漢郡縣，就是一個(ge) 巨大進步；從(cong) 魏晉世族到隋唐科舉(ju) 又是一個(ge) 進步；宋代科舉(ju) 製的完善，則可以說是人類製度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ju) 。明、清兩(liang) 朝雖專(zhuan) 製，但較為(wei) 完善的科舉(ju) 製度仍發揮著破除權力家族化的巨大作用。

因此，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權力家族化未能根除，而輕易詆毀古人。事實上，正因為(wei) 文化心理結構根深蒂固，不可能根除，才導致製度的完善是一個(ge) 漫長曲折的過程。指望找到一種可以徹底鏟除權力家族化的製度，隻是現代人浪漫、不切實際的幻想。現代人正因為(wei) 長期受這種幻想支配，才無視古人的經驗，找不到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

切莫小視古人的製度創新

多年來，不少人對古代官員選拔製度（包括察舉(ju) 辟舉(ju) 製、九品中正製和科舉(ju) 製等）的評價(jia) 停留在“維護中央集權”、“箝製人民思想”等之上，認識不到這套製度的特點之一是通過把權力社會(hui) 化、公開化、透明化來避免權力的私人化和家族化，是把“尊賢使能”（也稱“任賢使能”）製度化的偉(wei) 大努力。而它之所以經過一千多年、到宋代才達到比較完善的境地，說明任何製度的建立都不僅(jin) 是思想家個(ge) 人的美好設想，而取決(jue) 於(yu) 一係列複雜的文化及社會(hui) 因素。我認為(wei) ，中國古代的科舉(ju) 製等至少在三方麵給我們(men) 以深刻啟發：

第一，官員選拔過程透明化。科舉(ju) 製度等告訴人們(men) ，一個(ge) 人不需要搞關(guan) 係、找後台，隻要有真才實學，即可能通過正常製度一舉(ju) 成名，成為(wei) 國家最重要官員。這當然沉重地打擊了裙帶關(guan) 係，可以說科舉(ju) 製在官員選拔過程的公開化程度上遠遠超越了今天，極大地帶動了全社會(hui) 共同參與(yu) 國家事務的積極性。

第二，官員培養(yang) 過程社會(hui) 化。即由於(yu) 國家官員的選拔標準之一是學術和人品，特別是後來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取士教材，這使得官員的培養(yang) 過程可以社會(hui) 化。政府不需要親(qin) 自主導教育過程，社會(hui) 自發形成了一個(ge) 長期、持續的人才成長的學習(xi) 過程。

第三，官員選拔標準非政治化。古人認為(wei) 衡量一個(ge) 人是否合格，不看他是否與(yu) 現政權保持一致，不看他是否聽話、服從(cong) ，而看他是否孝親(qin) ，是否正直（抗言直諫），以及是否精通“四書(shu) 五經”，等等。這些標準嚴(yan) 格說來是非政治化的，更有利於(yu) 發現人品端正和信仰堅定的人。

最後，要指出，古人為(wei) 了避免權力家族化所采取的努力還有一個(ge) 重要方麵，即對官員的監督製度，這就是曆史上相當發達、完備的監察禦史製度。

今天如何避免權力家族化

今天要想找到比較有效地解決(jue) 權力家族化的途徑，一方麵要學習(xi) 西方的經驗，另一方麵更要學習(xi) 祖先的經驗。要知道古人的經驗針對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設計，因而針對性更強，有時效果也更好。本文試提出若幹思路如下：

首先，官員的培養(yang) 。長期以來，我們(men) 把官員的培養(yang) 過程政治化，以對一係列大政方針的貫徹、執行程度，以與(yu) 黨(dang) 中央是否保持高度一致為(wei) 考核幹部的重要標準。結果導致形式主義(yi) 盛行，往往把一些人品不端、巧言令色之徒提拔上來。我認為(wei) 今後國家幹部的選拔應該淡化“政治性”，回歸人性，真正發現人品端正、信仰堅定、不阿諛奉承、敢直言極諫的人，不應以是否黨(dang) 員、是否聽話、是否保持一致等為(wei) 標準。漢代的察舉(ju) 、辟舉(ju) 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為(wei) 取士標準，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hui) 參與(yu) 政治的熱情，對社會(hui) 風氣也起到了強有力的正麵影響，這一點值得我們(men) 學習(xi) 。

其次，官員的選拔。應加大官員選拔過程的社會(hui) 化、公開化和透明化過程。借鑒古人經驗，我認為(wei) 今天可以采取社會(hui) 推薦、公開招標、組織考察等相結合，使得國家官員的選拔成為(wei) 一個(ge) 全社會(hui) 可以共同參與(yu) 的過程，徹底粉碎人脈、關(guan) 係、家庭等因素的作用，讓人們(men) 真正體(ti) 會(hui) 到，一個(ge) 人即使沒有任何後台、背景，照樣可以成為(wei) 國家高級官員，掌握重要權力。中國古代王朝正是通過這個(ge) 方式，極大地促進了人才的自由流動，激發了無數士人的獻身熱情。

其三，官員的監督。除了現有監察製度外，我認為(wei) 根據今天的社會(hui) 現實，可以學習(xi) 西方民主國家的一些經驗，有計劃、有步驟地全麵實行國家官員家庭財產(chan) 公示、家庭關(guan) 係公開、主動接受媒體(ti) 監督、定期接受人大質詢等製度。無論在現實中這樣做麵臨(lin) 多大困難，它所代表的方向無疑是不錯的。

總之，向全社會(hui) 開放權力，淡化政治性、回歸人性，最大限度地實行官員培養(yang) 、選拔、監督的公開化和透明化，也許是未來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避免權力家族化的最重要舉(ju) 措。西方民主國家的有些經驗值得借鑒，但寄希望用民主政治來解決(jue) 權力家族化，無異於(yu) 緣木求魚。事實證明，任何無視文化心理結構的做法，都可能適得其反。

（本文應約而撰，發表於(yu) 《人民論壇》2014年4月下。發表時更名，略有刪節）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