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引咎辭職慣例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欄目

時間：2014年4月28日

4月27日，韓國總理鄭烘原宣布就“歲月”號沉船事故引咎辭職：“就未能阻止事故發生以及在事後未能適當應對，我作出道歉。見證了家屬的痛苦以及人們(men) 的悲痛和憤怒，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是負全部責任並辭職。”鄭烘原請辭的新聞，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一陣感歎與(yu) 議論，用《環球時報》評論文章的話來說，它“給中國公眾(zhong) 帶來視聽上的衝(chong) 擊”。

有意思的是，不管對鄭烘原辭職行為(wei) 抱何種看法——是“撂擔子”，還是“有擔當”？中國的評論者一致認為(wei) ，政府首腦“引咎辭職”的製度以及“責任政府”的理念，均來自西方體(ti) 製，仿佛這樣的製度與(yu) 理念，於(yu) 中國人傳(chuan) 統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異己之物。但我想指出，政府首腦“引咎辭職”、以示對重大災害的負責，其實是中國古典政治的倫(lun) 理要求，且是漢、唐、宋時代的政治慣例。

在中國曆史上，特別是在漢代與(yu) 宋代，像韓國總理鄭烘原那樣的宰相引咎辭職事例，是不勝枚舉(ju) 的。我這裏且以北宋仁宗朝為(wei) 例，介紹幾則例子：

天聖七年（1029年），汴京皇城內(nei) 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著火，燒毀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隻餘(yu) “一二小殿”幸免於(yu) 難。劉太後聞訊大哭：“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辭職，後罷相出守青州。

寶元元年（1038年），宋境發生“冬雷地震”，災害頻仍，而以宰相陳堯佐為(wei) 首的政府應對無方，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對政府發起彈劾，認為(wei) 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副宰相）韓億(yi) 、石中立屍位素餐、庸碌無能，必須對眼下發生的災異負責，最後迫使王隨、陳堯佐、韓億(yi) 、石中立四位宰執同日請辭。後來韓琦也當上了宰相，因為(wei) “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不到文德殿簽到），被禦史中丞王陶彈劾為(wei) “跋扈”。雖然剛剛登基的神宗皇帝並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

慶曆七年（1047年），天下大旱，參知政事賈昌朝認為(wei) 宰相應當對此負責，“上表乞罷參知政事”，主動向仁宗皇帝提出辭呈。宋仁宗谘詢了另一位大臣的意見後，批準辭呈，將賈昌朝改任北京大名府留守。

皇佑元年（1049年），宰相陳執中辭職，原因是當時發生洪澇之患，“災異數見”，陳執中身為(wei) 宰相，卻“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於(yu) 是台諫官接連彈劾，最後陳執中以足疾為(wei) 由請辭，“罷為(wei) 兵部尚書(shu) ，出知陳州”。

因為(wei) 發生災異，導致人民受到傷(shang) 害，作為(wei) 政府首腦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辭職，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似乎不可理解。不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天災乃是上蒼對人間執政的警告，“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天災降臨(lin) ，執政的宰相難辭其咎，當然需要引咎辭職。這一點，跟現代政府“理性化”的問責邏輯並不相同，但是，政府“可問責”、“要擔責”的執政倫(lun) 理，則是古今一理的。

於(yu) 是，我們(men) 從(cong) 宋朝曆史中看到，每當出現嚴(yan) 重的災害事故，有擔當的宰相總是主動引咎請辭；如果他對災異裝聾作啞，代表天下公議的台諫也會(hui) 上書(shu) 彈劾，迫使執政官辭職。辭職可能於(yu) 事無補，卻表明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這種政治姿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適用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還會(hui) 質問：皇帝才是帝國的最高領袖，為(wei) 什麽(me) 不是皇帝引咎辭職呢？原因很簡單，因為(wei) 君主的更迭震動太大，假如頻繁地更換君主，勢必引發政治動蕩。因而，在君主製下，不論古今中外，君主不擔行政責任幾乎是一個(ge) 通則，英國普通法中即有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之原則；儒家政治學說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叫做“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yu) 君，惡皆歸於(yu) 臣”。

恰恰正是這種“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推導出了建立“君主立憲製”與(yu) “責任內(nei) 閣”的可能性——君主既然不容有錯，那麽(me) 就隻能作為(wei) 尊貴的國家象征，而不得過問實際行政，不負行政責任，如是，政府有錯，由宰相擔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宋代當然不會(hui) 有“君主立憲”與(yu) “責任內(nei) 閣”的概念，但宋人無疑已經產(chan) 生了近似的意識，如宋神宗時常插手具體(ti) 政務，富弼便堅決(jue) 反對，他的理由是，“內(nei) 外事多陛下親(qin) 批，雖事事皆是，亦非為(wei) 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意思是說，君主親(qin) 裁政務，即便事事皆對，也不是為(wei) 君之道，何況若有一事批錯了，又該如何問責？

出於(yu) “可問責”的考慮，宋人主張將執政的權力交給一個(ge) 專(zhuan) 業(ye) 的團隊，即宰相領導的政府。補充說明一下：“政府”並不是一個(ge) 外來的現代詞，宋人也使用“政府”一詞，用來描述執政的團隊，而且宋人認為(wei) ，這個(ge) 團隊是可以問責、可以更替的。

體(ti) 現在製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詔書(shu) ）盡管出自君主之名義(yi) ，卻必須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製是“責任內(nei) 閣”的製度起點。這其中的道理，晚清的梁啟超說得很清楚了：西方君主立憲國家因“君主不能為(wei) 惡”，不能負行政責任，而創立國務大臣副署之製，副署者，即證明“此詔敕已得大臣之同意也，故以有副署而大臣之責任緣之而生，同時亦以有副署而君主之責任緣之而卸”。“大臣認為(wei) 不當發布之詔敕，可以拒不副署”，“爭(zheng) 之不得，則辭職耳”。

梁啟超描述的“西方君主立憲國”這套政製，其實在宋朝已可見其萌芽。用南宋的朱熹的話說：“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yu)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yan) ，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於(yu) 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顯然，在朱熹看來，君權應當象征化，故君主不負責任，但治理有過失必問責，責任即由副署之宰執承擔，這是通過非成文法（祖宗法）確立下來的憲法慣例——這樣的治理形式，離虛君立憲製下的“責任內(nei) 閣”不遠了。

說到這裏，我們(men) 可以總結一句：宋朝宰相因為(wei) 發生災異而引咎辭職，既是“陰陽不和，責在宰相”這一古老觀念的邏輯結果，也是宋人有意識地構建“責任政府”的製度結果。如果說前者已“不合時宜”，後者則顯然具有普遍的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