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先秦思想的現代性

作者：白彤東(dong)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南方周末

時間：2014年3月28日

有讀者可能覺得，我的說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國比歐洲早近兩(liang) 千年進入現代社會(hui) ），還很有害，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說中國在20世紀前後沒落後、沒有要學的東(dong) 西，關(guan) 於(yu) 落後在哪、要學什麽(me) 的判斷，往往並非如此。

在前文（2014年2月27日，《正麵傳(chuan) 統，去“封建專(zhuan) 製之汙名）中提到，西周封建製的一個(ge) 本質特征，是層層代理、每一層的統治者（比如諸侯）在其管理範圍內(nei) 相對自治、各級統治者由血緣意義(yi) 上的、“有種”的貴族擔任。

任何一個(ge) 政治實體(ti) ，都要麵對一些共同問題。如，其內(nei) 部要有辦法凝聚，否則隻能是烏(wu) 合之眾(zhong) 。當這個(ge) 實體(ti) 過大，就要有人來統治管理，統治者如何產(chan) 生？在實體(ti) 外部，有對外關(guan) 係的問題。

春秋戰國的政治問題

西周這麽(me) 大，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其答案可能就是《左傳(chuan) 》裏記載的：“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這說法看似簡單，但恰恰回應了上述的政治核心問題。

祭祀以及更廣義(yi) 的禮儀(yi) 活動，讓周天子和諸侯（或諸侯和他的大夫）定期聚會(hui) ，聯絡感情。在當今中國的酒宴中，下級要給上級敬酒，類似地，祭祀活動也強化了既有的統治秩序。當然，祭祀還追思祖先，強化周天子從(cong) 開國而來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最終來自上天；諸侯/大夫的合法性，分別來自周天子/諸侯。諸侯國之間如有衝(chong) 突，周天子是最終的仲裁者。諸侯國不是現代獨立主權國家，因為(wei) 主權國家的一個(ge) 重要特點是其上再沒有政治實體(ti) 可以合法地幹預其內(nei) 政。

總之，封建統治秩序和內(nei) 部的凝聚，通過祭祀及更廣義(yi) 的周禮（也就是各級統治者/貴族/政治實體(ti) 的行為(wei) 準則和共享的道德與(yu) 文化），也通過周天子控製的強大的軍(jun) 事力量來維持。

對外，也就是對那些不服膺周文化的政治實體(ti) 與(yu) 人群，即所謂蠻夷，“戎”，即戰爭(zheng) ，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方式（“戎”本來就是指蠻夷，而它成了戰爭(zheng) 的同義(yi) 語很說明問題）。

不幸，這套體(ti) 係，在西周末年，瓦解了。諸侯不尊天子，大夫不尊諸侯，金字塔式的封建統治結構坍塌了。繼之而起的（尤其到戰國），是一個(ge) 王要在沒有這種層層代理的情況下，直接統治千萬(wan) 萬(wan) 民眾(zhong) 。

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ge) 洞見（韓非子也明確指出過），就是對共同善的分享，若不借助暴力，隻有在小群體(ti) （共同體(ti) ）才能實現。祭祀、周禮等辦法，不足以再凝聚沒有了中間層級代理結構的廣土眾(zhong) 民的大國。周天子和諸侯之間的互助協作的動機，是靠包括定期的祭祀活動在內(nei) 的周禮（以及周王的直屬軍(jun) 隊）來提供和強化，就像我們(men) 要幫常常一起喝酒的哥們(men) 兒(er) 打架一樣。但是，你跟兩(liang) 萬(wan) 人喝酒，喝上10年，也跟他們(men) 產(chan) 生不了太多內(nei) 在凝聚。並且，從(cong) 周天子以下的各級統治者，也失去了封建製下的統治合法性，這就使得誰來做統治者的問題，再一次被放在了桌麵上。

與(yu) 現在的主權國家也很類似，沒有天下共主規管，國與(yu) 國的關(guan) 係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因此，春秋戰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政治體(ti) 係，可以在內(nei) 部凝聚廣土眾(zhong) 民的陌生人的大國、產(chan) 生統治階級並賦之以合法性，並建立起一套國際秩序。

上述的理解，意味著先秦諸子最可能關(guan) 注的問題（不排除有人對當時的最迫切的問題不敏感），是政治問題。即使他們(men) 發展出一套個(ge) 人倫(lun) 理學說，其出發點，也很可能是回應這些政治問題。

這可能是個(ge) 很顛覆的說法，因為(wei) 現在多把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當作一套個(ge) 人道德修養(yang) 學說。於(yu) 丹的可以配合維穩的心靈雞湯就不用說了，即使同情傳(chuan) 統的海外新儒家以及很多大陸的中國哲學學者，也常常強調中國傳(chuan) 統乃是道德形上學。這肯定是把韓非子等人忘了，韓非子對心性修養(yang) 隻有鄙夷。並且，如果關(guan) 於(yu) 春秋戰國的分析是對的，先秦儒家很可能也是以政治問題為(wei) 主要關(guan) 注點的。

曆史上看，漢代儒學中，是政治而非心性修養(yang) 占首要地位的，“內(nei) 聖外王”（出自《莊子》）直到宋代才跟儒家扯上關(guan) 係。現在一談宋代，就是一套道德形上學。但是，餘(yu) 英時的《朱熹的曆史世界》，就展示了宋儒的政治向度及其重要性。

為(wei) 什麽(me) 政治在先的儒家，變成了道德形上學在先呢？答案在前一篇專(zhuan) 欄文章裏提過：哪怕是文化保守主義(yi) 的新儒家，骨子裏跟五四激進派相去不遠，也看低中國傳(chuan) 統政治。他們(men) 隻是覺得作為(wei) 文化或道德形上學的儒家，與(yu) 激進派的攻擊不同，還是好的、可以跟民主接軌的。這也符合以胡觀華的“胡說”視角：我們(men) 還是前現代，所以儒家是多元主義(yi) 之前的一套講天地性命的形上學，最多是多元中的一元，這不是很正常嗎？

春秋戰國的“現代性”

雖然忽視先秦思想的政治首要性可能是誤解，但是，如果這些思想及之後兩(liang) 千年的傳(chuan) 統政治無可取之處，忽視了倒也無妨。前篇文章講過，歐洲政治史上跟西周製度最接近的，是中世紀的feudalism。而這種層級代理、含有自治成分的貴族政體(ti) 衰落後，歐洲進入了所謂現代。如果是這樣，春秋戰國的中國，是不是也已經是向現代的一個(ge) 過渡？

這個(ge) 看似驚人的說法，從(cong) 春秋戰國間的製度演變來看，很平常。與(yu) 現代性聯係起來的很多特征，完全可以從(cong) 這種製度變化來解釋。如平等與(yu) 自由——這兩(liang) 個(ge) 詞都有很豐(feng) 富的含義(yi) ，但是，在某種意義(yi) 上，它們(men) 可以用這種製度變化來解釋。

貴族體(ti) 製下，人天生不平等，但是這種體(ti) 製垮台後，人自然就天生平等起來（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封建體(ti) 製下，人的出身決(jue) 定了他的職業(ye) 選擇範圍，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人，附屬於(yu) 那片土地。體(ti) 製一垮，人就有了更多的職業(ye) 選擇和遷徙的自由。

封建體(ti) 製下，土地主要通過政治手段賜予、轉讓，貴族的合法繼承權沒有後，市場自由買(mai) 賣得以迅猛發展。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春秋戰國的中國就步入了市場經濟，隻不過是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為(wei) 基礎而已。

跟現代性聯係起來的官僚製，在西周時已開始出現，貴族製不再，官僚體(ti) 係在中國迅猛發展起來。當然，不是說中歐沒差別。前一篇文章已列舉(ju) 了一些差別。並且，麵對同樣的變局，不同思想家會(hui) 在學理上根據不同的資源和個(ge) 人傾(qing) 向，給出不同表述。但這種製度變化和觀念變化上的共性是明顯的。其實，這也幫助我們(men) 理解，為(wei) 什麽(me) 西方近代早期，中國思想的傳(chuan) 入會(hui) 對歐洲思想家有那麽(me) 大的正麵影響：他們(men) 要解決(jue) 的問題，恰恰部分地是先秦諸子已麵對並試圖解決(jue) 的問題！

有讀者可能覺得，我的說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國比歐洲早近兩(liang) 千年進入現代社會(hui) ），還很有害，因為(wei) 它否認中國落後，否認我們(men) 有向西方學習(xi) 的需要。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說中國在20世紀前後沒落後、沒有要學的東(dong) 西，而是，關(guan) 於(yu) 落後在哪、要學什麽(me) 的判斷，往往並非如此。在主流（但錯誤）的觀點影響下，有病亂(luan) 投醫，不但沒治好自己的病，反而把好東(dong) 西全殺死了。

補課“工業(ye) 革命”

中國周秦之變的現代性，在學理上缺乏的一個(ge) 因素，是希臘和羅馬傳(chuan) 統。但這種缺乏意味著什麽(me) ，我不敢斷言。我覺得傳(chuan) 統中國所缺乏且有比較明顯後果的，是工業(ye) 革命。也就是說，歐洲現代化直到工業(ye) 革命的很多因素與(yu) 變化，中國的周秦之變是有的。真正缺乏的因素（之一），是後來工業(ye) 革命及其帶來的經濟與(yu) 政治的巨變，以及社會(hui) 必須做出的調整。

在經濟上，工業(ye) 革命帶來的GDP的增長，遠遠超過農(nong) 業(ye) 經濟GDP的增速與(yu) 增幅。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層麵，封建製以後的中國，在政商構成的上層有很大的流動性，但農(nong) 業(ye) 和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的人口還是占了很大比例，流動性不是特別強。而工業(ye) 革命讓社會(hui) 最底層的人也流動起來。這也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儒家講了兩(liang) 千年的有教無類，但比較徹底的普及教育是在西方的工業(ye) 社會(hui) 裏實現的。

鄉(xiang) 土上生活的農(nong) 民，沒有認字的需要，有事兒(er) 帶著濃重的鄉(xiang) 音去說一聲就行了（費孝通先生《鄉(xiang) 土中國》裏的說法）。但是工業(ye) 社會(hui) ，來自各地的工人要有基本的、共通的交流手段，講“普通話”、識字就成了所有人（而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中國流動的商人與(yu) 官員）迫切的要求。（我還記得，小時候，北京遠郊“朝陽區”來的農(nong) 民窮親(qin) 戚，居然分不出男廁、女廁，還要問上小學的我，讓我莫名驚詫！）工業(ye) 社會(hui) 也切斷了下層人民的鄉(xiang) 土宗族紐帶，好聽呢，叫個(ge) 性解放，難聽呢，叫人的孤獨與(yu) 異化。

因此，隻要不想落後挨打，工業(ye) 革命及其相應的變革，是不得不擁抱的。但是，西方走出中世紀到工業(ye) 革命的現代早期的很多變化，中國是有的，先秦諸子及後來的中國學人從(cong) 理論上，秦以降的傳(chuan) 統中國從(cong) 政治實踐上，都對這種變局所帶來的問題給出了種種應對。

西方現代的政治理論、政治實踐，有些是他們(men) 特有的（比如工業(ye) 革命），並且應該或是不得不去學的。但有些與(yu) 傳(chuan) 統中國所處理的問題是相通的。麵對如國家內(nei) 部凝聚、統治/管理階層的產(chan) 生及其合法性、國際關(guan) 係等問題，我們(men) 要抱著開放的態度，把西方的理論與(yu) 實踐和傳(chuan) 統中國從(cong) 春秋到清末的理論與(yu) 實踐放在一起，以一種新諸子時代的精神，以公允的態度，理解曆史，發明理論，從(cong) 而評估不同理論與(yu) 實踐的優(you) 劣。這個(ge) 評估的結果，或說人類的曆史，我認為(wei) ，還沒有終結。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