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yu) 政治之大轉折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2014年1月

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都在進入一個(ge) 新階段，那就是文明自覺。經過百餘(yu) 年奮鬥，到中國現代大轉型的收官階段，中國人亦不得不如此。

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都在一次深刻的轉折中。轉折的動因，既在二三十年來流行的各種意識形態解釋中國故事之無力，更在中國文明自身演變的內(nei) 在邏輯。隨著這種轉變，中國思想與(yu) 中國秩序都隱約可見。

甲. 中國故事與(yu) 思想的無力

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出現了較為(wei) 快速的增長。從(cong) 農(nong) 民到工商業(ye) 主，中國各階層民眾(zhong) 的財富大幅度增加，在社會(hui) 結構上，形成了一個(ge) 相當龐大的中產(chan) 階層。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大大增強，GDP逐次超過多個(ge) 國家，坐二望一。這就是“中國故事”。快速增長，加上中國的超大規模，使得中國越來越強烈地影響世界。人類已進入“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也即，在世界塑造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塑造世界的時代。這是一個(ge) 最基本的事實。對於(yu) 今日整個(ge) 世界來說，都是最為(wei) 重要的事實。

然而，各種流行的意識形態對中國故事卻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一種是中國模式論。這種解釋說，中國之所以有長期較高增長，是因為(wei) 中國強有力的政府主導發展。然而，如果強有力的政府是主因，為(wei) 什麽(me) 其他國家強有力的政府沒有做到這一點？為(wei) 什麽(me) 二十世紀中期最強的政府也沒有做到這一點？近來，中國模式論已經悄無聲息。

第二種解釋出自新、老左派。他們(men) 說，五六十年代國家以集中計劃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動的重工業(ye) 化策略，為(wei) 這三十多年來的增長奠定了基礎。可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那三十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東(dong) 亞(ya) 經濟體(ti) 中相對較低的，甚至可能是最低的。更為(wei) 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建立的諸多重工業(ye) 工廠，在1990年前後的十年間，紛紛陷入絕境，或被關(guan) 停並轉，或被迫進行產(chan) 權製度改革，引進外資，進行股份化改造。相反，中國新一輪工業(ye) 化是另起爐灶，從(cong) 鄉(xiang) 鎮開始的。現在人們(men) 稱中國是“世界工廠”，可這車間實在江南、錢塘江以南中國的鄉(xiang) 鎮。正是這些企業(ye) 的發展，才給了集中到資源、要素、重化部門的國有企業(ye) 以生機。

與(yu) 上述兩(liang) 種意識形態不同，九十年代以來盛行的自由主義(yi) ，不管是經濟自由主義(yi) ，還是政治自由主義(yi) ，通常並不願談及中國故事。他們(men) 的眼睛盯著前麵，有一個(ge) 法治、憲政的理想，而今日中國尚沒有這樣的製度。所以，他們(men) 更多看到的是當下中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製度的問題。製度至關(guan) 重要，而當下中國的製度顯然很不健全。所以，他們(men) 經常說，中國的增長其實是虛假的。至少從(cong) 九十年代末以來，就不斷有人預言，高增長再也維持不下去了，中國經濟就要崩潰了。但就在這預言聲中，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解說的無力、預言的失靈意味著，八十年代以來支配中國人的種種意識形態，普遍失效了。同樣的失語，發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的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頒布之後。這個(ge) 改革囊括了學界、輿論界多年呼籲的幾乎改革措施，但似乎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也許是因為(wei) ，經曆了年中反憲政的風波，人們(men) 有點不大相信。也許是因為(wei) ，精英們(men) 想不明白，為(wei) 什麽(me) 會(hui) 有這麽(me) 一個(ge) 方案。知識分子運用自己熟悉的意識形態詞匯發明了一個(ge) 詞，形容已經展開的新時代的特點：“政左經右”。曾經活躍於(yu) 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權威主義(yi) 者再度活躍起來。然而，這些臨(lin) 時拚湊起來的說法果真能夠解釋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嗎？

乙. 意識形態洪流淹沒中國價(jia) 值

這個(ge) 世界上，大概隻有中國人還亢奮地生活在意識形態時代。

十九世紀之前的歐美、中國，都在古典價(jia) 值觀的支配下。在西方，以基督教為(wei) 中心的教化體(ti) 係滲透社會(hui) 各個(ge) 方麵，各種政治思想也與(yu) 之有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在中國，儒家士大夫、紳士群體(ti) 守護著儒家最清晰闡述的中國價(jia) 值，而以教育、宗教、民間藝術等為(wei) 教化渠道，由此而維係著文化、社會(hui) 、政治秩序。

十九世紀後半期，“上帝死了”，基督教在西方漸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種現代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yi) 、民族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無政府主義(yi) 。歐洲率先進入意識形態時代。

1905年，清廷廢科舉(ju) ，興(xing) 辦現代教育。傳(chuan) 統士紳群體(ti) 的影響力逐漸衰減，在城市則逐漸形成現代知識分子群體(ti) 。歐美意識現代形態正好滿足了這個(ge) 新興(xing) 知識分子群體(ti) 的胃口。通過留日學生的倒手，在讀書(shu) 人群體(ti) 中，歐美各種意識形態大麵積傳(chuan) 播，中國價(jia) 值觀被棄置一旁。外來意識形態，以及本土知識分子基於(yu) 外來元素創造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大行其道。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ge) 意識形態時代。關(guan) 於(yu) 意識形態的特征，馬克思有過精彩的論述。各種現代意識形態通常具有美國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所說的“靈知主義(yi) ”特征，都通過進化的、曆史終結論性質的概念，虛構一個(ge) 沒有神靈的人間天堂，並承諾，人們(men) 隻要按照其劃定的路線，就可達到這個(ge) 終極幸福的時刻。在歐洲，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撕裂了世界、社會(hui) ，在階層、階級、種族、國家之間製造怨恨和仇殺。

在中國，意識形態另有一種功能。中國於(yu) 流行的所有重要意識形態都是外來的，而中國的意識形態信奉者都有真理傳(chuan) 播者的自信。他們(men) 用外來的意識形態審查中國的一切，信仰、價(jia) 值、知識、習(xi) 俗、社會(hui) 結構、經濟形態等等。他們(men) 毫不猶豫地操起意識形態的手術刀切割中國，從(cong) 根本上改造中國。因此，中國所有意識形態信奉者對中國文明都秉持激進主義(yi) 立場。新文化運動中的自由主義(yi) 、貫穿百年的民族主義(yi) 、及各種左派意識形態，相互之間始終爭(zheng) 鬥不休，但在一點上卻出奇地一致：全盤摧毀中國文明，徹底改造“落後、愚昧的”中國。

丙. 中國文明，中國故事

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是依據意識形態，中國出現了一套全新的命令式國家集中控製體(ti) 製。為(wei) 建立這樣的新製度，權力做了一波又一波努力，以圖徹底清除中國固有的種種製度。以經濟為(wei) 例，春秋末期，封建製解體(ti) ，所有人均可自由流動，包括可以自由從(cong) 事工商業(ye) 活動；農(nong) 民獲得相對完整的、可交易的土地產(chan) 權。這兩(liang) 個(ge) 因素具備，中國經濟就以市場體(ti) 製運作。中間當然有一些反複，不過，從(cong) 宋代開始，中國就始終存在一個(ge) 相當完善的市場製度。也因此，自宋以來，在和平時代，中國經濟始終保持穩定增長。

中國也向來是開放的，中國，尤其是江南、錢塘江以南中國，深度卷入全球分工網絡中，且居於(yu) 支配位置：在這場貿易網絡中，歐洲人為(wei) 換取中國的絲(si) 綢、瓷器、棉布、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地把白銀輸入中國，以至於(yu) 從(cong) 明代中期起，白銀成為(wei) 中國的基本貨幣，而中國的白銀產(chan) 量向來極低！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中國以此市場製度為(wei) 基礎，借助西方技術，實現技術、尤其是能源使用技術突破，繼續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比如在北伐後、抗戰前的黃金十年中，工業(ye) 年均增長在8%以上。

二十世紀中期的製度是這一市場經濟傳(chuan) 統的一次重大斷裂。不過，新製度注定了是不能維持下去的，因為(wei) 它與(yu) 中國人習(xi) 慣的經濟生活形態截然相反。中國人長期生活與(yu) 私人產(chan) 權、家庭經營、農(nong) 工商並舉(ju) 的經濟習(xi) 慣中，天生就是私人企業(ye) 家。儒家價(jia) 值也支持這種經濟、社會(hui) 製度。

於(yu) 是，發生了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shu) 所描述的“邊緣革命”。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而民眾(zhong) 自發回歸的力量已非常強大。在此情況下，鄧小平等領導人采取了更為(wei) 明智的政策：承認民眾(zhong) 以“創新性違法”方式創立的製度之合法性，由此而有了製度的“改革”。其實，民眾(zhong) 創造的新製度就是他們(men) 祖祖輩輩生活於(yu) 其中的傳(chuan) 統製度。

因此，中國過去三十年所發生的諸多良性變化，其實是中國文明之複歸。下麵的事實，可為(wei) 這個(ge) 命題提供一個(ge) 論證：中國私人經濟最早成長的地區，目前而言也是經濟最為(wei) 發達、且市場秩序最為(wei) 健全的地區，恰恰是傳(chuan) 統文化、儒家價(jia) 值保存較為(wei) 完好的地區，也即錢塘江以南中國和江南。也就是說，當城市精英群體(ti) 陷入激進狂熱時，生活於(yu) “野”的普通民眾(zhong) 守護和部分恢複了本於(yu) 儒家的中國文明。

經由下麵討論的儒學的提撕，有越來越多的精英有中國文化的自覺。這其中最為(wei) 積極的是新興(xing) 的私人企業(ye) 家群體(ti) 。其實，錢塘江以南、江南的人們(men) 借助於(yu) 儒家價(jia) 值，天然地知道如何組織、管理企業(ye) 。城市的企業(ye) 家為(wei) 管理企業(ye) ，也自然回向傳(chuan) 統。當然，以佛教為(wei) 主的傳(chuan) 統，也有效地安頓了那些富裕起來的企業(ye) 家的心靈。“儒商”被越來越多的企業(ye) 家認可。

丁. 中國思想界的儒學化

在大傳(chuan) 統層麵上，以儒學為(wei) 中心的整個(ge) 中國文化在複興(xing) 。佛教、道教等傳(chuan) 統宗教都日趨繁榮，儒學同樣在強勁複興(xing) ，從(cong) 而帶動了中國思想界之大重組。整個(ge) 二十世紀中國，唯一具有思想意義(yi) 的知識成是現代新儒學，其他各家都不過是在進行意識形態宣傳(chuan) 而已。當中國與(yu) 西方深度交往，儒家就在調適。現代新儒學在康有為(wei) 那裏就已起步，康氏會(hui) 通中西之學，重建儒學體(ti) 係。新文化運動的激進主義(yi) 刺激了新儒學的發展：梁漱溟先生為(wei) 反對西洋文明優(you) 越論，而掀起“東(dong) 西方文化大論戰”，張君勱先生為(wei) 反對科學主義(yi) ，而掀起“科學與(yu) 玄學大論戰”。到四十年代，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錢穆、陳寅恪等先生，循張之洞之理念，以中學為(wei) 體(ti) ，以西學為(wei) 用，迸發出巨大的思想創造力。

四十年代末政局大變，現代新儒家在大陸絕跡，而花果飄零於(yu) 港台、海外。八十年代，港台、海外現代新儒學重回大陸。隻是，這個(ge) 時代，大陸知識分子為(wei) 反思文革慘劇，而再度走上秦暉先生所說“荊軻刺孔子”的鬧劇，掀起反傳(chuan) 統浪潮。儒學在八十年代相當邊緣。

不過，隨著時間推移，九十年代以後，現代新儒學在學院中的影響日趨擴大，以至於(yu) 有了“中國哲學”學科之設立。九十年代，大陸更有儒學新範式之形成，包括以蔣慶為(wei) 代表的政治儒學。

這兩(liang) 股儒學力量，從(cong) 學院體(ti) 製內(nei) 外，共同推動整個(ge) 中國思想界之儒學化。確實，過去十年來，中國各個(ge) 思想流派，不論是自由主義(yi) 者，左派，還是官方馬克思主義(yi) 者，都逐漸改變了對儒家的態度。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程度不等地趨向儒家化，甚至許紀霖、周濂這樣的自由主義(yi) 者都可以接受儒家價(jia) 值為(wei) 中國的“公民宗教”。略加觀察也可發現，越來越多的思想者借助儒家思想資源思考這個(ge) 時代的大問題，比如“天下主義(yi) ”、“王道政治”備受關(guan) 注，比如“家哲學”之提出。在不少流派提出的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方案中，儒家也成為(wei) 必須認真對待的核心問題，其著名者如甘陽之“通三統”。

稍微具有責任心、現實感的思想者都相信，中國還是儒家的中國，那怕儒家在今天似乎並不是那麽(me) 強烈。越來越多睿智的年輕學者逐漸克服了西學優(you) 越論，轉而認真對待儒學。

可以預料，中國思想界之儒學化將持續深化，儒學將涵濡各種外來、內(nei) 生的現代思想、意識形態，後者又可借助儒學資源而趨向成熟。雙方相互對話、會(hui) 通，中國思想將在此過程中生成。中國思想是中國之道在開放環境下的現代表達，當然是豐(feng) 富的表達。但中國思想的根底是儒學，以及作為(wei) 儒學源頭的經學。這是中國知識場域中的常道。

隨著思想界的儒學化，百餘(yu) 年來競相極化的現代意識形態將被馴化，從(cong) 而更多地具有建設性。因為(wei) 有共同的價(jia) 值基礎，而逐漸地中國化，彼此間也將減少敵意。百年來，一直到今天，各種現代意識形態之間形同水火，勢不兩(liang) 立。儒家化帶來的知識和價(jia) 值共享，或將讓他們(men) 可以共生，從(cong) 而有可能生成中國思想。

戊. 文明複興(xing) ，全麵改革

在文化、思想領域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中國的政治也悄然發生巨變。理解中國現代政治，關(guan) 鍵在理解文化立場。如同張之洞《勸學篇》所展示的，現代中國轉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中學、西學，或者更準確地說，如何中體(ti) 、西學的關(guan) 係，由此而有文化上的保守主義(yi) 、激進主義(yi) 之分。政治激進主義(yi) 貫穿二十世紀，其根源則在文化激進主義(yi) 。那麽(me) 反過來，文化激進主義(yi) 退潮，文化上的保守主義(yi) 興(xing) 起，也就必然伴隨著政治的保守化。

這正是過去三十多年間中國政治演進之大勢。 

政治轉型具有象征意義(yi) 的一步由鄧小平邁出。鄧公在70年代末提出“小康社會(hui) ”目標，一直沿用至今。“小康”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這一用語具有極大文化象征意義(yi) ，它用一個(ge) 中國式平實的社會(hui) 理想，替代了外來激進意識形態描繪的烏(wu) 托邦。它表明，中國人將追求自己的傳(chuan) 統理想，則其道路當然也將是中國的。

接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八二憲法序言的重大調整，在此之前的1949年共同綱領、1954年憲法、1975和1978年憲法，第一段都是革命和繼續革命的敘事，八二憲法序言卻這樣開篇：“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在憲法中，曆史和文化率先登場，此序言以曆史消解權力，以文化消解革命。它承認了中國文明相對於(yu) 革命之優(you) 先性，憲法開始順承生活。正是憲法序言這一調整，開放出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之巨變。

至江澤民，提出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之目標，政治之中國性不斷強化，且日益聚焦於(yu) 中國文化。胡錦濤、溫家寶提出和諧社會(hui) 、以人為(wei) 本等觀念，都立足於(yu) 傳(chuan) 統中國政治理念。過去時間大規模興(xing) 辦於(yu) 各國的漢語教育機構，被命名為(wei) “孔子學院”。2011年底，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公報對黨(dang) 與(yu) 中國文化的關(guan) 係予以了全新的界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這不是描述曆史，而是宣示執政黨(dang) 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之政治立場。

習(xi) 近平當選為(wei) 總書(shu) 記後，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為(wei) 中共的責任，並將其概括為(wei) “中國夢”。在“8•19講話”中，習(xi) 近平論述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中國將要走的政治道路之間的關(guan) 係：“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成為(wei) 政治選擇的決(jue) 定性因素。

11月26日，習(xi) 近平來到曲阜孔府考察，並表示，要仔細看看《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兩(liang) 本書(shu) 。在這之後，國務院法製辦公布《教師法》修訂意見，教師節日期調整到孔子誕辰日。孔子獲得高度肯定。

李克強的人生中，最可注意的是六十年代後期跟隨桐城派後學李誠先生學習(xi) 國學五年的奇特經曆。有其文化熏陶，他才會(hui) 在兩(liang) 會(hui) 記者招待會(hui) 上有這樣的表白：“在我個(ge) 人的經曆中，從(cong) 讀書(shu) 、做事、文化熏陶當中，悟出一個(ge) 道理，就是行大道、民為(wei) 本、利天下。”這九個(ge) 字，具有深邃的中國文化內(nei) 涵。

由此可以看出，過去三十年間，中共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在持續變化，從(cong) 最初的全盤反傳(chuan) 統，到今天大體(ti) 肯認儒家，而具有文明複興(xing) 之自覺。七十年代開始、但尚不自覺的保守化過程，至此躍上了政治自覺的層麵。

也因此，中國政治正在發生一場相當重大的變化。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與(yu) 國民價(jia) 值、法律與(yu) 生活、權力與(yu) 文化之間的緊張、衝(chong) 突正在逐漸緩解，政治的極端性正在緩和。由此，一種更為(wei) 開放的、包容性的政治有可能出現。

至於(yu) 現實政治的主線，則可用八個(ge) 字概括：文明複興(xing) ，全麵改革。全麵改革，於(yu)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中已可看到，是為(wei) 政治的顯性線索。文明複興(xing) ，則是隱性線索。兩(liang) 者實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正是文明複興(xing) 的自覺，讓中國政治正在艱難地走出意識形態時代。必然還有反複，但趨勢是相當明顯的。中國文化的政治主體(ti) 性地位日益強化，曾經支配政治的現代意識形態的作用正在弱化。

也正是文明複興(xing) ，催生了全麵改革。人們(men) 討論正在展開的新政治，隻看到了全麵改革，而沒有看到文明複興(xing) 這個(ge) 維度。然而，若無文明複興(xing) 維度，就不可能有這麽(me) 一個(ge) 自覺而全麵的改革方案：實現文明複興(xing) 的目標，需要推進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反過來，文明複興(xing) 目標也將全麵改革納入一個(ge) 確定的軌道：全麵改革並不意味著全盤引進外國既成製度。本輪改革與(yu)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兩(liang) 輪改革最大的不同，在於(yu) 文明自覺。這樣，改革中陸續出台的新製度，將具有日益明確的中國性。在關(guan) 於(yu) 城鎮化的諸多描述中，已可見端倪。

中國人要創造自己的現代秩序。這是談論改革時不能不深加留意的。而這，正是中國思想用武之時。

己. 中國思想與(yu) 中國秩序

中國的文化與(yu) 政治都在進入一個(ge) 新階段，那就是文明自覺。經過百餘(yu) 年奮鬥，到中國現代大轉型的收官階段，中國人亦不得不如此。孔子為(wei) 中國人樹立了好學的典範，麵對富強、文明、憲政的西方，中國精英放低自己的身段，虛心學習(xi) 。百餘(yu) 年來，中國的精英群體(ti) 都是小學生心態。中國一直在西方或者蘇聯等老師的後麵專(zhuan) 心追趕。趕超他者，達到他人的現代狀態，這是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夢想。

因為(wei) 自身文明深厚的生命力，中國的追趕是卓有成效的。中國已經在各個(ge) 領域中，零零散散地、程度不等地建立了現代製度。到了這個(ge) 時代，一個(ge) 重大的問題擺在思想者和政治家麵前：完整的現代中國秩序是什麽(me) 的？

中國以學生心態照抄國外製度，已不可能。就自身言，中國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政治體(ti) ，形成於(yu) 且有效於(yu) 比中國小一個(ge) 量級的共同體(ti) 中的諸多製度，是否在中國有效？至少存在巨大風險。中國也有悠久的文明，中國人有自己的秩序想象。在他國行之有效的製度架構，一定能在中國塑造令人安心的良好秩序麽(me) ？

另一方麵，人類已進入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中國承擔著讓人類變得更好的世界曆史責任，這是中國的天命。今日思考中國之良好秩序，不能僅(jin) 局限於(yu) 解決(jue) 中國問題，而須有同時解決(jue) 人類現有諸多問題的視野。

基於(yu) 這兩(liang) 點，中國的大轉型就不能隻是簡單地學習(xi) ，而應當是一場偉(wei) 大的製度創造，型塑作為(wei) 中國之道的現代實現形態的中國秩序。這就是中國政治的使命。這一中國秩序不僅(jin) 可以解決(jue) 中國現有的種種問題，更可給其他文明體(ti) 示範新秩序的可能性。

這當然絕不意味著全盤複古，或閉門造車。相反，中國的世界曆史責任要求中國須對人類既有一切優(you) 良治理技術保持開放心態，因為(wei) ，全世界都看著中國。但同時，基於(yu) 文明自覺，中國也須對中國特有的治理超大規模共同體(ti) 的治道，及長期積累的製度和智慧，保持開放。如同當年的美國立憲者，中國人須調用古今中西的資源，重新組合、裝配並適當創新，以創生一個(ge) 適合於(yu) 治理這個(ge) 超大規模文明與(yu) 政治共同體(ti) 的體(ti) 製，並使之具有向天下開放的潛力。 中國思想創發的機運在此。百年來，中國人大體(ti) 上是歐美思想之消費者。也因此，中國人沒能有效地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對於(yu) 解決(jue) 人類難題，中國人也全無貢獻。今日氣運轉移，中國人自應當仁不讓。而中國思想之創發需要思想者具有中國文明主體(ti) 性與(yu) 世界曆史主體(ti) 性的雙重自覺。

2013年12月19日完稿，刊於(yu) 21世紀商業(ye) 評論，2014年1月。

責任編輯：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