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大宋提刑官》劇照。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絡。）

相比之下，宋朝的輿論環境在曆朝中應該是最為(wei) 寬鬆的，時政得失，士民皆得議論，通常朝廷並不禁止。但也並不是所有的當政者都能容忍尖銳的批評，比如王安石集團掌權時，就很討厭士民議政，認為(wei) 朝野的議論紛紜，是惑亂(luan) 民心，幹擾了變法大業(ye) ，所以必須嚴(yan) 加鎮壓。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在應對所謂的“誹謗”時，宋朝官府出現了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來看兩(liang) 個(ge) 例子：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派當政，為(wei) 打壓異議，替變法掃清障礙，他們(men) “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許多人都因為(wei) 對新法表示過不滿的意思而被捕入獄。新黨(dang) 此舉(ju) ，讓舊黨(dang) 領袖司馬光大為(wei) 震怒，他上書(shu) 朝廷，質問宋神宗：“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子產(chan) 執政，不毀鄉(xiang) 校，何今之執政，異於(yu) 古之執政乎？”

宋神宗元豐(feng) 年間，舊黨(dang) 陣營中有一個(ge) 叫做許將的龍圖閣待製，到鄆州任太守。鄆州這地方，大概因為(wei) 以前的官員施政不得人心，當地的公共知識分子養(yang) 成了聚在一起非議官政的習(xi) 慣，“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不過許將對此並不幹涉，而是埋頭做好自己的本職，有冤理冤，有災賑災，施以寬仁之政，最後“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鄆州士子“聚肆以謗官政”的風氣，也慢慢地改變了。

司馬光對新黨(dang) 禁錮言論的譴責，以及許將治鄆的實踐，正好反映了中國傳(chuan) 統士大夫對待“謗政”的方法論：他們(men) 固然沒有像今人一樣從(cong) “權利”的角度，提出批評政府乃是公民言論自由的主張，但他們(men) 卻從(cong) “義(yi) 務”的角度，對政府提出了嚴(yan) 格的要求：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反過來，如果庶民有議，則意味著政府的施政有了闕失。根據這樣的道理，他們(men) 要求主政者，麵對民間的謗政，應當躬身自問，反省過失，以求重獲民眾(zhong) 的認同；而不是粗暴地禁止庶民謗政。這便是儒家政治學的邏輯。

其實在政治學中，權利與(yu) 義(yi) 務是互見的關(guan) 係，從(cong) “權利本位”賦權於(yu) 民，與(yu) 從(cong) “義(yi) 務本位”求責於(yu) 官，顯然是殊途同歸的。

傳(chuan) 統士大夫這種看待誹謗的政治學邏輯，在宋孝宗與(yu) 執政大臣的一次對話中，有很清晰的呈現。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孝宗宴請幾位宰執大臣。宴席上，孝宗說：“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倡為(wei) 清議之說，不宜有此。況今公道大開，朝政每有缺失，雖民間亦得論之，何必更言清議？”在這裏，孝宗表達了對朝中“清議”現象的擔憂，因為(wei) 在皇帝看來，“清議”常常跟“朋黨(dang) ”勾連在一起，是基於(yu) 派係利益而非出自公心的政治攻訐。

當然以現代政治學目光來看，基於(yu) 政治派係的“清議”，也是可以發展出競爭(zheng) 性的黨(dang) 際監督的，不過我們(men) 大可不必苛責900年前的君主，我們(men) 要注意的一個(ge) 細節是，宋孝宗雖然不願意看到“清議”的出現，卻也認為(wei) 朝政“或是或非，自有公議”，“每有缺失，雖民間亦得論之”，即承認朝廷之施政，應當接受公議包括民間謗政的考驗。

那麽(me) 執政大臣是如何回答孝宗皇帝的呢？參知政事龔茂良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惟公道不行於(yu) 上，然後清議在下，此衰世氣象，不是好事。”暗示現在朝廷之所以出現“清議”，是因為(wei) “公道不行於(yu) 上”。簽書(shu) 樞密院事李彥穎也說：“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議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無可議。”也是為(wei) 謗政辯護。

按照儒家政治學的邏輯，如果朝廷施政不公，有了是非，當然人人“得而議之”，而應對之道，就是上至人主、下至執政，先檢討自己的過失。宋孝宗也不敢違背這樣的政治哲學，說道：“若有不是，處上之人與(yu) 公卿，卻當反求諸己，惟不可更為(wei) 清議之說。”雖然他還是認為(wei) 不應該有“清議”，但這是出於(yu) 對“朋黨(dang) ”政治的顧忌，並不是反對士民議政，一個(ge) 明顯的證據就是，在這次“宴席會(hui) 議”之後，孝宗向宰相下發了一道詔書(shu) ，提出“以朝廷闕失，士民皆得獻言”。

如果說，秦人將“誹謗罪”（實際上就是謗政之罪）入法，體(ti) 現了法家之法對於(yu) “不毀鄉(xiang) 校”的古老憲則慣例的背叛，那麽(me) 在秦後一千年中，“誹謗罪”時廢時用，最終在律法中被取消，則可以說是國家立法向“不毀鄉(xiang) 校”慣例的艱難回歸。對“古之執政”抱有強烈認同的傳(chuan) 統士大夫，當然反對以“誹謗罪”禁錮言路。他們(men) 盡管沒有明確提出民眾(zhong) “有權利”批評政府，卻非常明確地主張政府“有義(yi) 務”善待民間謗政。以此邏輯，作為(wei) 公訴案的“誹謗”（謗政），自然不應該入罪；那剩下的，便是詆毀他人人格與(yu) 名譽的誹謗罪了，按現代法理，應列入“民不告官不理”的自訴罪範疇。這屬於(yu) 另外的話題，且不展開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