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梁濟、王國維自殺說“三綱”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中國》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8月16日

1918年農(nong) 曆十月初七，清末名儒梁漱溟之父梁濟（字巨川）自殺，自殺前留下萬(wan) 字《敬告世人書(shu) 》，稱自己雖為(wei) 殉清，實為(wei) 殉“綱常名教”而死；書(shu) 中痛陳今日國人為(wei) 西洋新說所惑，失去了國性。書(shu) 中雲(yun) ：

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chuan) 與(yu) 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yu) 世道有責任為(wei) 主義(yi) 。此主義(yi) 深印於(yu) 吾腦中，即以此主義(yi) 為(wei) 本位，故不容不殉。

今人為(wei) 新說所震，喪(sang) 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為(wei) 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cong) 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以忠孝節義(yi) 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

（轉引自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二卷[1919-192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2）

梁濟遺書(shu) 反映了當時名儒對“綱紀禮教”毀於(yu) 一旦的深刻擔憂。

無獨有偶，若幹年後，一代宗師王國維亦於(yu) 1927年農(nong) 曆五月初三日投湖自盡。陳寅恪認為(wei) ，王國維表麵殉清，實為(wei) 殉“三綱六紀”（與(yu) 梁一樣）。其挽詞序有雲(yun) ：

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sang) 於(yu) 不知覺之間……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wei) 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

清末以來，“三綱”被當成儒家政治思想中最大的糟粕，和中國人最沉重的精神枷鎖。“三綱”的罪狀，我曾概括為(wei) ：“為(wei) 專(zhuan) 製張本”、“倡絕對服從(cong) ”、“倡等級尊卑”、“人格不獨立”、“人性遭扼殺”，等。

然而今天，我們(men) 不禁沉思，如果“三綱”就是我們(men) 所理解的樣子，就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梁濟、王國維之死，難道他們(men) 會(hui) 愚蠢到為(wei) “絕對服從(cong) ”、“等級尊卑”、“扼殺人性的教條”而死嗎？本人以前寫(xie) 過幾篇討論“三綱”的文章，本文試圖從(cong) 純學理的立場進一步探討該如何理解“三綱”。

1.“綱”針對“紀”言

我們(men) 今天所使用的“三綱”一詞，在可查的文獻記錄中，最早出現於(yu)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嚴(yan) 格說來，“三綱”在董仲舒那裏隻是指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種關(guan) 係，不是指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至少字麵上不是），董仲舒從(cong) 來沒有說過“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在董仲舒那兒(er) ，“三綱”應是針對“五紀”而言，“五紀”應指另外五種重要相對次要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最早係統、明確地論述“三綱”的書(shu) 是《白虎通》。該書(shu) 雖曾引用《禮緯•含文嘉》“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一語，但實際上也把“三綱”理解為(wei) 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種關(guan) 係，而不指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或夫為(wei) 妻綱；以這三種關(guan) 係本身為(wei) “綱”，而不是在三種關(guan) 係內(nei) 部確立“綱”；“綱”隻是相對於(yu) 其他六種關(guan) 係——即六紀——而言的，“六紀”就是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和朋友。“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該書(shu) 明確地論述了，“綱”之所以為(wei) “綱”，正因為(wei) 它要“統帥紀”。“六紀者，為(wei) 三綱之紀者也。”（《白虎通•三綱六紀》）

後人將“三綱”普遍地理解為(wei) “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往往以董仲舒和《白虎通》為(wei) 依據，這是有疑問的。今天看來，“三綱”的含義(yi) 在後世有了演變，《含文嘉》的理解方式逐漸取代了董仲舒、《白虎通》的理解方式。

2.漢儒受了多大冤屈

那麽(me) 董仲舒、《白虎通》究竟有沒有“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的思想呢？正像我們(men) 說先秦儒家未使用三綱術語、並不妨礙他們(men) 可以有三綱思想一樣，這涉及到董仲舒、《白虎通》等書(shu) 對於(yu) 君臣、父子、夫婦關(guan) 係的理解究竟是怎樣的？

先讓我們(men) 來看董仲舒對於(yu) 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種關(guan) 係的理解。董氏多次用陰陽關(guan) 係來比喻君臣、父子和夫婦。細讀《春秋繁露•基義(yi) 》、《陽尊陰卑》、《順命》、《玉杯》等篇，可以發現董仲舒的基本思路是：陰陽之間存在著高低貴賤、同時也是主次輕重的分工（陽上陰下、陽貴陰賤、陽經陰權、陽順陰逆、陽善陰惡、陽德陰刑等），這種分工原理正是君臣、父子、夫婦關(guan) 係所遵循的。“君臣、父子、夫婦之義(yi) ，皆取諸陰陽之道”（《基義(yi) 》）。然而，以陰陽解釋人事，並不等於(yu) 說臣、子、妻隻能絕對服從(cong) 君、父、夫。“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基義(yi) 》）這句話，隻是說三種關(guan) 係的陰陽之道合乎天理，並沒有說它們(men) 內(nei) 部有絕對的等級尊卑。

董仲舒有關(guan) 君臣、上下之間雙向互動的論述尤多。一方麵他從(cong) 正麵主張“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以正萬(wan) 民”（《賢良對策》，“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二端》。另一方麵，又從(cong) 反麵強調“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春秋繁露•玉杯》）），“君賤則臣叛”（《春秋繁露•保位權》），“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春秋繁露•玉杯》），“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總之，他的結論是，“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wei) 義(yi) ”（《春秋繁露•仁義(yi) 法》）。所以徐複觀總結說，

董氏的工作，正是“把人當人”的人性政治，對“把人不當人”的反人性的極權政治的決(jue) 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4年版，頁253）

董氏尤其強調限製君權。細讀可知，董氏天命觀的實質在於(yu) “正君”，包括以天正君、以災異正君、以六藝正君、以德正君、以民正君、以名號正君、以古正君、以臣正君等。《春秋繁露》一書(shu) 中譏君、諫君、評君、糾君、正君俯拾皆是，不勝枚舉(ju) 。他強調為(wei) 君者當敬慎、自律，為(wei) 君須守君道。書(shu) 中有臣不聽君命，而董氏大之者（《竹林》《精華》）；有無道之君被殺，而董氏予之者（《王道》、《玉杯》）；《順命》篇甚至稱無道之君被弑，無道之父被殺，可視為(wei) “天罰”、“天討”。所以，劉師培指出，“《繁露》的大旨，不外限製君權”（《劉申叔遺書(shu) 補遺》，廣陵書(shu) 社2008年版，頁413）。蕭公權看法類似。

此外，《白虎通•三綱六紀》也用陰陽關(guan) 係比附君臣、父子、夫婦，同時明確強調了“雙向互動”。講到“臣”時強調要“厲誌自堅固”；講到“子”時，引用了《孝經》“父有爭(zheng) 子”；在講到“婦”時，引用了《昏禮》“夫親(qin) 脫婦之纓”。把《白虎通》中的“三綱”解釋成絕對服從(cong) 的人，往往忘了《白虎通》卷五有“諫爭(zheng) ”篇，共八章，分別包括“總論諫諍之義(yi) ”、“論三諫待放之義(yi) ”、“論子諫父”、“論妻諫夫”等等，大力倡導諫爭(zheng) 。類似倡導諫爭(zheng) 的觀點還顯見於(yu) 劉向、班固、馬融等漢儒的論述。

綜上所述，如果董仲舒、《白虎通》確有“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思想，其含義(yi) 應當這樣理解：一方麵，他們(men) 要求在下位者以上位為(wei) 重，尊重上的地位，維護綱的權威。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把小我淩駕於(yu) 大我之上，不把個(ge) 人淩駕於(yu) 集體(ti) 之上；另一方麵，又要求在上位者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真正做出綱的樣子，發揮綱的作用。前一種含義(yi) 即董仲舒所謂“陽貴陰賤”、“陽尊陰卑”等說法。後一種含義(yi) 即董仲舒“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白虎通》亦有類似思想。

3.  “三綱”究竟何義(yi) ？

現在我們(men) 可以追問，在古人心目中，“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究竟是什麽(me) 意思？是不是指下對上聽話或絕對服從(cong) ？根據《說文解字》，“綱”本義(yi) 是提網之總繩，“紀”是羅網之“別絲(si) ”（糸部）。據此，“綱”並不必然包含絕對服從(cong) 的要求在內(nei) ，而是指事物關(guan) 係中的主次輕重之別，“以某人為(wei) 綱”就是“以某人為(wei) 重”的意思，即董仲舒“合必有上下”之義(yi) 。什麽(me) 意思？事物之間發生了關(guan) 係，必然有上下之分。這就好比陰陽關(guan) 係一樣，一定要有上下分工，這可以說是宇宙萬(wan) 物關(guan) 係的常態和常理。因為(wei) 在事物的相互關(guan) 係中，不可能人人位置和作用都一樣。位置或角色不同，發揮的作用自然不同，必然有主次之分、輕重之別。盡管這種上下、主次、輕重的劃分，容易給一方濫用權力的機會(hui) ，甚至帶來極為(wei) 嚴(yan) 重的後果。但是在實踐中，還是必須這樣做。這是因為(wei) ，任何集體(ti) 必須有最高決(jue) 策者，也可以說爭(zheng) 議的最後裁決(jue) 者。如果持不同意見的人都可以自行其是，違犯最後決(jue) 策，集體(ti) 就會(hui) 如一盤散沙，無法正常運轉下去。可以證明，這種思想正是後世儒家“三綱”思想的核心內(nei) 容。

行文至此，我想可以總結一下，如果“三綱”指“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的話，其內(nei) 含應該如下：

本義(yi) 是指從(cong) 大局出發、盡自己位分所要求的責任，其核心精神是“忠”。具體(ti) 說來，這要求——：

●在上位者（君、父、夫）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做出“綱”的樣子，發揮“綱”的作用；

●在下位者（臣、子、婦）要有“忠”的精神——：

a)一方麵，顧全大局，服從(cong) 大我，尊重“綱”的權威，不妄自尊大，不輕易背叛；

b)另一方麵，適時諫爭(zheng) ，格其非心，保證“綱”的功效，不盲目服從(cong) ，不阿諛奉承。

  無論是上還是下，其所作所為(wei) 共同體(ti) 現著“綱”的含義(yi) 。

正因為(wei) 從(cong) 大局出發，不自我中心，才會(hui) 尊重綱的地位，維護綱的權威；正因為(wei) 從(cong) 職責出發，不單求自保，才會(hui) 指正上的錯誤，格正君的非心。這兩(liang) 方麵雖然不同（一是服從(cong) ，一是諫爭(zheng) ），卻共同體(ti) 現著忠的精神——忠於(yu) 自己的良知，忠於(yu) 做人的道義(yi) 。惟此，才能確保在下位者人格的挺立。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如果一有分歧矛盾，即離心離德，擅做擅為(wei) ，往往都是由於(yu) 自我中心所致；如果明知上有錯，卻順上意行，不敢進諫，曲意奉迎，也是自己人格不獨立的表現。因此，“三綱”是讓人們(men) 學會(hui) 在分工、輩分、性別的差異中盡好自己的職責，保證自己的人格獨立性。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沒有說過，如果大局已完全不可能或不值得維護，還要盲目地維護。孔子明確主張“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孟子也說“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wan) 章下》）。問題往往出在，在下位者剛愎自用，自我膨脹，一有矛盾即背叛，稍有分歧即變心，導致全局性混亂(luan) 。這正是孔子作《春秋》，倡尊王、大一統的主要原因。

據此，“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的含義(yi) 非常簡單、明白，在我們(men) 的現實生活中到處存在，普遍通行。比喻我們(men) 今天常常說，作為(wei) 領導集體(ti) 中的一員，你可以對上級決(jue) 策提出批評，或保留個(ge) 人意見，但對於(yu) 組織上已經形成的決(jue) 定，在實踐中沒有擅自違背的權力。這不正是“以上為(wei) 綱”嗎？又比喻，在學校裏，我們(men) 絕對是執行“以師為(wei) 綱”的。雖然老師的決(jue) 定或做法可能不當，學生可提異議，但在實踐中沒有輕易違背的權力。由此也可以理解，宋明理學家（如二程、朱子）之所以會(hui) 說“盡己無歉為(wei) 忠”，正因為(wei) “三綱”所代表的道理，是符合一個(ge) 正常人做人的基本道德或良知的。

這裏必須強調，無論是董仲舒，還是《白虎通》，都沒有預設“君權至上”、“家長製”或“男性中心主義(yi) ”。不少現代學者把董仲舒“陽尊陰卑”、“尊天受命”、“以人隨君”等解釋為(wei) 臣、子、婦要絕對服從(cong) 於(yu) 君、父、夫，未免斷章取義(yi) 。因為(wei) 如果從(cong) 董氏書(shu) 的上下文看，可以發現董氏隻是在談人與(yu) 人由於(yu) 身份、輩份、性別所導致的主次輕重的分工而已。

4.  幾種常見的說法

一種非常有影響的觀點，是認為(wei) 三綱不是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孟、荀的思想，因為(wei) 他們(men) 都主張君臣、父子、夫婦的關(guan) 係雙向、對等、互動。也有人說，先秦儒家講仁愛和五倫(lun) ，從(cong) 先秦的“五倫(lun) ”進到西漢的“三綱”，是從(cong) 相對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演變成絕對的人倫(lun) 義(yi) 務。這一說法有一個(ge) 致命的問題，即它預設了漢代以後的儒家主張絕對君權父權夫權，強調片麵之愛。而事實上，重視人倫(lun) 關(guan) 係的雙向互動，是後世儒家一直堅持的。所謂“不可則止”、“格君非心”、“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等等，不僅(jin) 董仲舒、班固、馬融、劉向等如此主張，王安石、司馬光、程頤、朱熹、薛瑄……等等莫不如此主張並力行。

其次，盡管先秦儒家主張雙向互動，但是他們(men) 無論如何都不會(hui) 、也不可能主張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是平等的關(guan) 係，而是都強調了二者之間的輕重、主次關(guan) 係，此即本文“三綱”之義(yi) 。比如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這是在倡導“尊王”。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cong) ，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裏仁》）孟子說：“不順乎親(qin) ，不可以為(wei) 子。”(《孟子•離婁上》《禮記•內(nei) 則》雲(yun) ：“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這些是講父為(wei) 子綱。孟子說，“以順為(wei) 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君道》論“為(wei) 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cong) 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這些不正是夫為(wei) 妻綱嗎？可見西漢三綱思想與(yu) 先秦儒家一脈相承。

另一種頗有影響的觀點是認為(wei) ，“三綱”思想來源於(yu) 法家，並常引《韓非子•忠孝》“三順”之言作證。這其實是一種倒果為(wei) 因的邏輯，先預設了三綱就是主張絕對尊卑和服從(cong) ，然後說三綱出自於(yu) 法家。如果預設的前提就是錯誤的，還如何能證明三綱源於(yu) 法家呢？如果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韓非子一句話就可證明的話，那麽(me) 前已說過，孔、孟、荀等先秦儒家說過的類似的話多了。

還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說，三綱思想是適應於(yu) 秦漢大一統的集權專(zhuan) 製需要產(chan) 生的。這種說法可能忽略了另一重要事實：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le) 壞的政治現實更需要“三綱”。理由很簡單，天下大亂(luan) ，諸侯紛起，天子權威掃地，生靈遍遭塗炭，至少在儒家看來這樣的現實迫切需要強加中央權威。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和大一統為(wei) 核心，正是出於(yu) 此因。

其次，如果“三綱”是為(wei) 專(zhuan) 製統治服務的，這與(yu) 整個(ge) 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的精神不符合。我們(men) 都知道，儒家政治傳(chuan) 統的基本精神是主張道統高於(yu) 政統（即所謂“道尊於(yu) 勢”）。這一說法一方麵將三綱與(yu) 孔子以來的先秦儒家傳(chuan) 統割裂開來，另一方麵又要將漢代以來整個(ge) 儒家傳(chuan) 統看成是內(nei) 在分裂的。難道漢代以來整個(ge) 儒家傳(chuan) 統都處在這樣一種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自我對立中？

綜上所述，現在在要對“三綱”作出各種判斷，前提是先要回到漢儒本身，擺脫各種成見。

5.  正確理解“三綱”

從(cong) 今人的角度理解“三綱”，我認為(wei) 有如下幾方麵值得重視：

第一，“三綱”反映了古人如何在尊重人與(yu) 人關(guan) 係之差異性現實的條件下保證人格獨立性（尤其是處在下位時）。現代人一味地高喊平等、自由等口號，不尊重人與(yu) 人之間由分工、角色、性別等差異造成的現實。然而在現實中，人與(yu) 人之間的差異是無法回避的，不是光靠平等、自由、民主等口號就能解決(jue) 問題的。比如上下級之間的所謂平等僅(jin) 僅(jin) 是人格上的，而在工作上他們(men) 不可能平等，必然存在服從(cong) 與(yu) 被服從(cong) 的問題。一旦自己處在領導位置，又希望下屬對自己言聽計從(cong) ，像奴才一樣效忠自己。另一方麵，自己做下屬時，在領導的權力與(yu) 權威麵前，也不知道如何捍衛自己的人格和尊嚴(yan) 。這種理論與(yu) 現實的自相矛盾，本身恰恰再好不過地反映了無視人與(yu) 人差異的現實所帶來的問題。正視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差異現實，如何恰當地做上級與(yu) 下級，這就是“三綱”的基本含義(yi) 。

第二，“三綱”體(ti) 現了中國文化中“私德”高於(yu) “公德”的現實。梁啟超先生曾在20世紀初不遺餘(yu) 力地抨擊中國文化缺乏公德（參《新民說》）。費孝通先生亦在《鄉(xiang) 土中國》中總結了為(wei) 什麽(me) 中國文化中私德盛而公德衰。19世紀以來，中國人在追求以公德代替私德的道路上走得很遠，從(cong) 太平天國到各種政治運動，從(cong) 自由主義(yi) 到公民社會(hui) 學說，莫不如此。然而，以公德代替私德在中國文化中真的行得通嗎？我對此持懷疑態度。梁啟超等人曾想到改造國民性的辦法。然而，國民性是幾千年曆史造就的，宛如文化長河中最堅固的河床，不是誰想改就能改的。有時表麵上改得越瘋狂，其發揮作用的方式越可怕，“文革”就是典型一例。而且，既然國民性反映的是不同文化模式的差異，每一種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的利與(yu) 弊，何必非要棄此適彼呢？中國文化中私德盛固然有弊，然而解決(jue) 問題的最好途徑不是以公德駕於(yu) 私德，而是改造私德，塑造人倫(lun) ，由私入公，才是現實可行的途徑，“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三綱”代表的正是一種處理私德的哲學，其精義(yi) 在於(yu) 以正確的態度對待我與(yu) 同事、父母、愛人等之間的私人關(guan) 係，則“公”亦在其中矣。

第三，“三綱”反映了中國文化中的秩序以人倫(lun) 關(guan) 係為(wei) 基礎這一特殊現實。所謂“綱常”，嚴(yan) 格說來是指一個(ge) 社會(hui) 中占統治地位的倫(lun) 理規範。從(cong) 這個(ge) 角度說，世上任何一個(ge) 國家皆有自己的綱常。然而，何以無人宣稱數千年西方人是靠綱常維持其社會(hui) 秩序，惟獨中國人這麽(me) 宣稱？我認為(wei) 原因要從(cong) 文化習(xi) 性上來找。我曾論述，中國人缺乏對於(yu) 抽象製度的內(nei) 在熱情，中國文化沒有對於(yu) 普遍法則的深厚信念。中國人從(cong) 內(nei) 心深處認為(wei) ，“製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凡是不合人情的東(dong) 西，總是可以變通。所以，指望通過抽象的製度、特別是法治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社會(hui) 失序問題，是不現實的。當然，今天法治是已成為(wei) 一種不可動搖的神話，任何人不能反對。但是，隻要現實中人倫(lun) 關(guan) 係的準則遭到了破壞，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秩序混亂(luan) 有難以根治。強調“三綱”對於(yu) 秩序重建的重要性，並不等於(yu) 要對大眾(zhong) 進行道德說教，而是要思考今天中國社會(hui) 中的人倫(lun) 關(guan) 係是如何遭到破壞的。

第四，“三綱”代表一種忍辱負重的精神。數千年來，中華民族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推動下，克服無數困難，戰勝無數災難，走向團結，走向繁榮。“三綱”包含著這樣一種精神：在與(yu) 對方有不同意見時，能夠忍辱負重，舍己從(cong) 人，以巨大的耐力來麵對分歧，化解矛盾。我曾崇拜自由、平等、人權等價(jia) 值觀多年，後來才逐漸認識到人與(yu) 人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往往都不是靠權利二字即可解決(jue) 的。尤其在上下級之間、父子之間、夫妻之間，有了矛盾主要要靠情理而不是權利、法律才能真正解決(jue) 。中國曆史上那些成大功業(ye) 、受人緬懷的人們(men) ，往往並不是由於(yu) 他們(men) 比別人更珍惜個(ge) 人權利，而因為(wei) 比常人有更多的耐心去化解矛盾、消除誤會(hui) ，比常人有更大的能力忍受屈辱、承受痛苦，也比常人有更持久的恒心來證明自己、惠澤於(yu) 人。人最可貴的地方決(jue) 不在於(yu) 講道理、爭(zheng) 權利，而是在蒙受屈辱的情況下，還能堅守信念，默默耕耘，無私奉獻，讓時間來證明自己，讓歲月來抹平創傷(shang) 。這種精神，就包含在“三綱”之中。

第五，“三綱五常”成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是曆史自然選擇的結果，決(jue) 不是若幹儒家、統治者所能人為(wei) 強加。從(cong) 孔、孟等的尊王、大一統，到“三綱”的正式提出，有一個(ge) 曆史過程。為(wei) 什麽(me) “三綱五常”一經提出，就牢不可破地建立起來，曆朝曆代的士大夫和學者們(men) 堅信不移，甚至讚美成“扶持宇宙之棟幹”（真德秀語）、“千萬(wan) 年磨滅不得”（朱熹語）；乃至於(yu) 到了近代，從(cong) 曾國藩、張之洞到王國維、陳寅恪，皆信之不移。這些，豈是“絕對尊卑”、“等級壓迫”、“極權專(zhuan) 製”、“扼殺人性”、“人格不平等”等現代術語概括得了的？如果要正確評價(jia) “三綱”，就必須先搞清它的本義(yi) ，以及它所以長盛不衰的根源。

（本文發表於(yu) 《中華讀書(shu) 報》2013年8月14日國學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