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重建王道

作者：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安徽大學中國哲學與(yu) 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7月10日

內(nei) 容摘要：如果說新中國前30年以“合”為(wei) 主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則以“分”為(wei) 主要特征。但是多年來，由於(yu) “分”的方法不當，不能從(cong) 價(jia) 值方向上正確引導社會(hui) ，不能有意識地推進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等，今天以“分”為(wei) 特征的中國改革正麵臨(lin) 著失控的巨大危機。如何保證“分”的改革不至於(yu) 失控，達到以“分”促“合”，則是考驗執政黨(dang) 的最大難題之一。儒家王道提出了解決(jue) 分—合矛盾的一種理論方案。從(cong) 儒家王道、特別是《春秋》正始之道看，當前中國改革的首要任務並非激進的政體(ti) 改革，而是通過政府力量重建價(jia) 值、重塑人心，引導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中國改革的根本出路在於(yu) 重建王道。

關(guan) 鍵詞： 改革  重建王道  分—合矛盾  重建人心  行業(ye) 自治

“十八大”後，人們(men) 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是中國改革下一步怎麽(me) 走。過去30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係列新的社會(hui) 問題、社會(hui) 矛盾。如何在改革中解決(jue) 這些矛盾和問題，無疑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所有這些問題中，什麽(me) 才是最重要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如果找到了這個(ge) 問題，無疑找到了下一步改革的最佳切入口。《鳳凰衛視》邱震海先生曾在2012年12月下旬以來的若幹節目中提出這樣的問題。但是對於(yu) 這個(ge) 問題的回答，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是城鎮化，有的說是反腐敗，有人說是縮小貧富差距，有人認為(wei) 是政治體(ti) 製改革，有認為(wei) 是利益結構調整，也有說是收入分配機製，還有人說是GDP增長，等等。

我認為(wei) ，這個(ge) 問題的答案不在別處，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中，更具體(ti) 地說是在《春秋》公羊學中。董仲舒《春秋繁露》有雲(yun) ：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

其中所謂“元”，董仲舒解釋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這段話闡釋《春秋》的“正始”之道，其精神是，天下安定係於(yu) “元”；“元”即天地之始、化生萬(wan) 物者，可以“生生之道”稱之；這個(ge) “元”，可借牟宗三之語稱為(wei) “人生宇宙之本源”[1]；我曾稱為(wei) 文化的最高理想[2]。《春秋》學的核心之一在於(yu) 認為(wei) ：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先確定價(jia) 值理想，此即所謂“道統”；其次，讓各行各業(ye) 回歸正位，即所謂“正名”，本文稱為(wei) “行業(ye) 自治”。這套治道，也被稱為(wei) “王道”。

儒家這套王道在今天有什麽(me) 意義(yi) 呢？本文將說明，它是指通過重塑人心，重建價(jia) 值和信仰，通過把人人能夠接受的最高價(jia) 值理想（即所謂“元”）貫徹落實到現實中去，即可找到中國改革的根本有效之路。

1、中國政治的千年死結：分與(yu) 合的矛盾

美國著名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1921-2008）認為(wei) ，中國文化有強烈的集權和專(zhuan) 製傾(qing) 向，不能容忍多個(ge) 權力中心並存並處於(yu) 競爭(zheng) 狀態；在中國人看來，分權會(hui) 導致幫派之爭(zheng) （factionalism），破壞和諧秩序。[3]根據他的分析，中國人重視集權，恰恰是因為(wei) 分裂、離心的傾(qing) 向根深蒂固。具體(ti) 表現為(wei) 中國人真正信得過的從(cong) 來都是私人關(guan) 係，而不是官方權威；隻要一遇到個(ge) 人問題，他們(men) 首先想到的是求助於(yu) 私人關(guan) 係，而不是官方渠道。[4]

白氏點出了數千年來中國曆史的內(nei) 在張力，即分與(yu) 合的矛盾。中國古代就有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謂“合”指統一的中央集權以及專(zhuan) 製；所謂“分”，指社會(hui) 的獨立與(yu) 自由，其中包括行業(ye) 、宗教及地方的獨立與(yu) 自治。“合”的極端而典型的體(ti) 現，就是秦朝為(wei) 代表的集權與(yu) 專(zhuan) 製。它不顧人民死活，不許行業(ye) 自治，不給社會(hui) 以空間，不讓思想有自由。它對於(yu) 地方的管理，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武力鎮壓。這種高度集權和專(zhuan) 製的政體(ti) ，為(wei) 人們(men) 深惡痛絕，往往不能長久。“分”的極端而典型的體(ti) 現，則是以春秋戰國所代表的分裂與(yu) 混戰，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不止一次。它的最大特點是中央權威喪(sang) 失殆盡，地方勢力各行其是；諸侯爭(zheng) 霸，國無寧日，生靈塗炭。它的另一特點是“利”和“力”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中的主導力量，由於(yu) 道德價(jia) 值為(wei) 人不恥、人心個(ge) 個(ge) 唯利是圖，社會(hui) 秩序徹底崩潰，社會(hui) 信任和安全感普遍喪(sang) 失。這種狀態，被儒家稱為(wei) “禮崩樂(le) 壞”。

無論是“分”，還是“合”，哪一個(ge) 走到極端，都會(hui) 造成巨大的破壞和悲劇，也是任何中國統治者必須嚴(yan) 肅麵對和絕力避免的。但是，“分”“合”雖相互對立，卻又共同需要。道理很簡單，隻有“分”沒有“合”，就變成了分裂與(yu) 混亂(luan) ；隻有“合”沒有“分”，就變成了極權與(yu) 專(zhuan) 製。“分”與(yu) “合”這種既共同需要、又相互矛盾的關(guan) 係，決(jue) 定了它們(men) 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特殊重要性，處理不好容易導致“一統就死，一放就亂(luan) ”。可以說，“分”與(yu) “合”的矛盾主導了中國曆史幾千年。

研究過歐洲曆史的人知道，希臘人喜歡分裂和自治，安於(yu) 分裂和自治。古希臘同一民族據說有近千個(ge) 城邦，小的隻有幾千人，大的也不過幾十萬(wan) 人。希臘人並不認為(wei) 國家越大越好。亞(ya) 裏士多德曾在《政治學》第七卷探討了一個(ge) 理想的城邦人口和疆域的限製，以能在物質上自給自足、人際上相互熟識為(wei) 原則，超過了這個(ge) 限度將不利於(yu) 建立理想城邦。這種把“分”發展到極致的傳(chuan) 統，在羅馬帝國崩潰後的西歐再次出現過。金觀濤、劉青峰曾用“馬鈴薯”與(yu) “混凝土”來分別形容西方和中國古代社會(hui) 結構之別。[5]然而，這種希臘式的分而不合傳(chuan) 統，在中國文化中似乎走不通。春秋戰國就是與(yu) 希臘類似的分而不合，但由於(yu) 長期戰亂(luan) ，人心思定，最終走上了“合”的道路。可以說，分與(yu) 合的矛盾是中國特色。

既然中國文化不適合走希臘式“分而不合”的道路，又不適合於(yu) 秦朝式“合而不分”的道路，那麽(me) 它是如何擺脫“分”與(yu) “合”的張力的呢？如果說，在現實中，中國曆史上的多數王朝走的是一條“寓分於(yu) 合”的中道的話；那麽(me) 可以說，在理論上，儒家的王道學說提供的就是徹底解決(jue) 分—合矛盾的方案。我們(men) 都知道，儒家堅決(jue) 反對無止境的“分”。孔子的《春秋》講尊王、正名分，後世的“三綱”提倡君為(wei) 臣綱，講的皆是此理。那麽(me) ，儒家既然要維護“合”，憑什麽(me) 解決(jue) 分與(yu) 合的矛盾呢？儒家的邏輯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認為(wei) ：如果你不搞專(zhuan) 製和特權，老百姓就會(hui) 真心實意地擁護你；如果你愛民如子、任賢使能，你的地位就會(hui) 穩固，權威就更強大；如能真正順應民意，尊重人民的尊嚴(yan) ，天下就更統一，就“合”得更好。換言之，如果利用特權與(yu) 民爭(zheng) 利，淩駕於(yu) 人民之上，控製人民思想，打壓社會(hui) 正氣，人民就會(hui) 背叛，與(yu) 你“分”道揚鑣。孟子曾經非常經典地說明了這個(ge) 道理。他說，“王如施仁政於(yu) 民，省刑罰，薄稅斂”，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醜(chou) 下》）。“天下順之”，就是理想意義(yi) 上的“合”，故有“地方百裏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

我曾在有關(guan) 地方論證說明：孟子的性善論會(hui) 導致行業(ye) 的自治[6]；同樣，孔子的“修文德”思想（《論語·季氏》）在今天也會(hui) 導致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的自治，這可以從(cong) “正名”的角度來解釋。儒家認為(wei) ，仁政愛民、行業(ye) 自治等等，由於(yu) 讓人們(men) “各盡其性”，能導致“人心歸服”、“天下一統”，所以能徹底解決(jue) 分與(yu) 合的矛盾。這就好比有的家長強迫子女服從(cong) ，教育手段僵化，故與(yu) 子女關(guan) 係緊張；有的家長尊重子女意見，教育方式民主，故與(yu) 子女關(guan) 係融洽。前者是求合而導致分；第二種是由分而實現合。可見，分與(yu) 合並不是必然矛盾的，關(guan) 鍵是領導者、管理者能否認識到這個(ge) 道理，實現思想的突破，處理好二者的關(guan) 係。

然而，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上，真正能按照孔、孟倡導的王道來做的王朝基本上是沒有的。這並不是因為(wei) 王道本身不現實，而是由於(yu) 帝王的心胸不夠。朱熹在與(yu) 陳亮的交流中，之所以說過去千百年都是“架漏牽補”[7]，原因正在於(yu) 此。現實中所存在的之所以多是王霸雜用，甚至外儒內(nei) 法，問題就出在君王的心胸上。因為(wei) 急於(yu) 求合，即統合、控製天下，是每一個(ge) 執政者本能的渴求；當他們(men) 遇到分的要求時，往往難免想到用霸道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從(cong) 而在壓製分的時候也扼殺了社會(hui) 的生機與(yu) 活力。然而，王霸雜用事實不能說明儒家王道理想不現實。正因為(wei) 多數王朝沒有完全拋棄王道，所以不會(hui) 像秦朝那樣短命；也正因為(wei) 多數王朝不能完全行王道，所以往往長不過二、三百年。

大家可能說，王道既然是尊重人性的需要，實現行業(ye) 和社會(hui) 的自治，那為(wei) 什麽(me) 非要走大一統道路，而不走希臘式的分裂道路呢？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習(xi) 性決(jue) 定的。關(guan) 於(yu) 文化習(xi) 性（the cultural predispositions），這裏無暇多說，但可以簡單地概括一下。按照目前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一方麵，中國文化是一種集體(ti) 主義(yi) 文化。中國人需要在一個(ge) 更大的集體(ti) 中尋求安全感，這使人民願意歸附賢能之君；另一方麵，中國文化是一種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人際矛盾普遍，勾心鬥角盛行。這種文化習(xi) 性在政治上的後果是，在同一漢文化圈內(nei) ，當分裂發生時，諸侯國之間相互覬覦、明爭(zheng) 暗鬥，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到最後，大家鬥得筋疲力盡，人心思定，統一成為(wei) 大勢所趨。從(cong) 春秋到戰國，諸侯國之間鬥得越來越厲害，秦統一中國雖靠武力，與(yu) 人心思定也不無關(guan) 係。同樣的規律也發生在從(cong) 三國到隋唐的統一。從(cong) 五代十國到宋、遼、金，因為(wei) 有多個(ge) 異族王國興(xing) 起，情況比較特殊，我們(men) 這裏講的統一主要針對漢民族內(nei) 部而言的。

2、今日中國政治的最大困境仍然是分—合矛盾

現在我們(men) 來思考從(cong) 清末到建國、從(cong) 建國到現在的道路，就可從(cong) 發現分—合的矛盾同樣一直貫穿其中。1912—1949年的中國曆史證明：當中央政府不強大時，諸侯興(xing) 起、地方稱雄，中國曆來都是天下大亂(luan) ，國無寧日；所以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直是國家安定、經濟發展、社會(hui) 繁榮的前提。但是，不是誰都能建立一個(ge) 真正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更不是任何一個(ge) 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都符合民心，因為(wei) 國民黨(dang) 的統一和集權也會(hui) 帶來專(zhuan) 製極權、壓製人民、特權腐敗等一係列問題。

現在我們(men) 來看看1949年後分與(yu) 合的矛盾是如何演變的。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文革”中，“合”的趨勢被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在經濟領域，一切歸黨(dang) 領導；在私人生活中，一切按意識形態宗旨辦事；在學術、教育以及各行各業(ye) 中，國家意識形態可以說無孔不入。這是一種典型的集權式統治，與(yu) 曆史上的“合”的傳(chuan) 統並無二致。可以想象，由於(yu) 它把黨(dang) /國家/意識形態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談不上社會(hui) 的自治，個(ge) 人的自由，思想的獨立，行業(ye) 的自立。這從(cong) 根本上是不利於(yu) 合的，有可能導致相反的極端，即徹底的分裂。因為(wei) 這種做法會(hui) 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感，激烈官民的強烈對抗。

改革開放以後，“合”的趨勢被解禁，國家對社會(hui) 生活的控製放鬆了，學術和思想有了一定的自由度，經濟領域更是實現了大規模的自由化。但與(yu) 此同時，又出現了另一種趨勢，那就是各種社會(hui) 矛盾日益激化，群體(ti) 性事件時有發生，國家官員失去信仰，群眾(zhong) 與(yu) 政府離心離德。事實上這早已成為(wei) 執政黨(dang) 的巨大心結，擔心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會(hui) 出現政治動蕩、社會(hui) 分裂，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黨(dang) 和政府長期處在極端痛苦的兩(liang) 難徘徊中：一方麵，不能再走回頭路，必須允許社會(hui) 一定的自由，這是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活力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麵，“分”的終極方向究竟是什麽(me) 尚不清楚，如何才能保證“分”的趨勢不至於(yu) 失控亦不得而知。

讓我們(men) 來具體(ti) 分析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的中分—合矛盾是如何展現的：

首先，意識形態與(yu) 市場經濟矛盾。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在改革開放後遭到了比較多的質疑，共產(chan) 主義(yi) 信仰受到嚴(yan) 峻挑戰。這不僅(jin) 與(yu) 開放後越來越多的西方思潮湧入有關(guan) ，也與(yu) 市場經濟在行為(wei) 方式上對人們(men) 的改變有關(guan) 。今天，信仰真空問題已構成對執政黨(dang) 合法性的巨大挑戰，嚴(yan) 重地妨礙著國家大政方針的貫徹落實。

其次，主流價(jia) 值與(yu) 利益驅動矛盾。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權讓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動機雖然是為(wei) 了全民富裕，但卻導致了全社會(hui) 瘋狂的逐利潮，摧殘著社會(hui) 道德的底線。於(yu) 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悖論的現象：一方麵鼓勵人們(men) 去逐利，另一方麵仍然要不斷地宣揚集體(ti) 主義(yi) 、愛國主義(yi) 。理論與(yu) 實踐的背離和脫節，對於(yu) 剛剛從(cong) “文革”噩夢中醒來的中國人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今天，對於(yu) 教條主義(yi) 說教的反感及其所導致的道德滑坡，已日益嚴(yan) 重地瓦解著社會(hui) 的秩序，陰礙著製度的實施。結果是違法亂(luan) 紀很正常，坑蒙拐騙不可恥。

其三，特權爭(zheng) 利與(yu) 人民覺醒矛盾。中國人自古有強大的反特權、抗暴政的“革命”傳(chuan) 統，這一點隻要拿中國與(yu) 印度、日本比較一下即可看出。沒有永久的貴族、沒有永遠的王朝、沒有固定的階級[8]，這種中國特有的社會(hui) 結構特征背後所暗含的，是中國人對權貴強烈的反叛意識。然而，改革開放之後，特權現象日益嚴(yan) 重，貪汙腐化無處不在，極大地傷(shang) 害了執政黨(dang) 在人們(men) 心目中的公信力，導致一部分人對於(yu) 政府和執政黨(dang) 離心離德。

其四，民主意識與(yu) 中央集權矛盾。改革開放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wei) ，民主政治才是公天下理想的真正實現，強大的中央集權體(ti) 製難以有效地自我監管、阻止腐敗。因此人們(men) 對於(yu) 政治體(ti) 製改革的呼籲，往往也同時伴隨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men) 對黨(dang) 和政府的抵觸心理也日益強烈，對於(yu) 國家大政方針的自覺認同和執行意識興(xing) 趣降低。

以上諸方麵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政府合法性的挑戰，是一股巨大的“分”的力量。它的最嚴(yan) 重的後果，當然是發生類似於(yu) 蘇東(dong) 劇變的革命，導致中國的分裂和社會(hui) 的混亂(luan) 。

3、今後改革的首要任務：重塑人心

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前30年，我國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合”；那麽(me) ，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基本特征就是“分”。為(wei) 什麽(me) 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dang) 對自身進行了大量相當大的改革，在政策路線方麵沿著從(cong) “合”往“分”的方向前進了很多很多，也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福利，卻陷入了上述一係列矛盾之去呢？根本原因在於(yu) ，改革開放政策並沒有找到一條有效解決(jue) 分—合矛盾的途徑。其根本問題並不在於(yu) “分”得不夠，而恰在於(yu) “分”得不當。主要體(ti) 現為(wei) 對於(yu) “分”的過程缺乏正確引導，病根則出在意識形態上。

本來，改革需要有正確的價(jia) 值理想和終極目標，這是個(ge) 意識形態問題，也是本文的“正始”問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黨(dang) 在放棄過去的僵化意識形態教條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一直在摸石子過河。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社會(hui) 價(jia) 值導向上的特點，我認為(wei) 可概括為(wei) “利字當頭”。一味追求利益、相信物質、狠抓經濟，這種過分功利化、利益化的價(jia) 值導向，或盲目地依賴利益驅動和競爭(zheng) 機製，不能為(wei) 新生的各行各業(ye) 確立應有的價(jia) 值導向，導致實利和腐敗盛行，人心和價(jia) 值混亂(luan) 。總之，執政黨(dang) 在“分”的時候該發揮引導作用的地方沒有發揮，過分相信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不僅(jin) 導致全社會(hui) 的信仰失落，也導致了自身的信仰失落。須知，國家在大政方針上一旦發生偏差，給整個(ge) 社會(hui) 帶來的價(jia) 值導向的誤導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後果極其嚴(yan) 重。因此，今天要想使“分”的趨勢不至於(yu) 失控，就必須用一根紅線把分出的各部分栓住，使之“合”起來。這根紅線就是重建信仰，重建中國人的價(jia) 值理想，也即重建意識形態。

然而，今天中國人的信仰重建決(jue) 不是去信仰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自由主義(yi) 或其他主義(yi) ，也不是在耶、佛、道等教派之中選一個(ge) 。在今天這樣一個(ge) 文化高度多元化的時代，我們(men) 不能把任何一種現有的意識形態或宗教當作全民必須共同接受的信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men) 找到全民族共同接受的信仰，我認為(wei) 這就是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信仰。我相信，把生命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作為(wei) 文化的最高價(jia) 值，是今天任何一個(ge) 黨(dang) 派、學派，也是任何一個(ge) 階層、職業(ye) 的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也可以作為(wei) 指導我們(men) 一切工作的共同價(jia) 值原理。

需要注重的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具體(ti) 建設目標雖然很有價(jia) 值，但不一定可能成為(wei) 這個(ge) 民族的共同信仰。比如，和諧社會(hui) 、小康社會(hui) 、富強國家、現代化、民族複興(xing) 是我們(men) 的奮鬥目標，但相對於(yu) 生命的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來說，它們(men) 隻是實現它的途徑，而不能成為(wei) 全民的最高信仰本身。一個(ge) 民族的共同信仰應當基於(yu) 個(ge) 體(ti) 的人性，而不是基於(yu) 群體(ti) 的需要；應當使人性在現實生活中走向超越和升華，變得崇高和莊嚴(yan) ，而不是變成物質的奴隸、國家的仆役、政治的工具。

自由主義(yi) 者說，信仰重建的辦法很簡單，就是開放宗教自由。他們(men) 說，今天中國人的信仰危機主要來源於(yu) 宗教的破壞和不開放。重建民族信仰當然包含理性地開放宗教自由這一項。但是我們(men) 也知道，不同宗教的信仰屬於(yu) 個(ge) 人性質，不同教派的信徒之間是無法共享信仰的。宗教信仰雖好，但不能代替一種公共性質的、全民可以共享的信仰，即對人性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信仰。開放宗教自由當然可取，但不能代表改革的價(jia) 值目標，不能直接引導社會(hui) 風氣，塑造主流價(jia) 值。所以不是不要宗教自由，而是這個(ge) 做法並未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道統問題。

那麽(me) ，是否可以將個(ge) 人自由、平等、人權之類當作中國文化的最高價(jia) 值理想呢？回答也是否定的。這是因為(wei) ，這些隻是一些消極的價(jia) 值，文化的價(jia) 值理想要有對社會(hui) 製度建設和社會(hui) 生活有積極的引導作用。我們(men) 需要自由、平等和人權，但自由、平等和人權隻能給我們(men) 提供活動空間，不能給我們(men) 提供精神歸宿。比如在經濟改革中，我們(men) 奉行的正是自由、平等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原則不代表人們(men) 在從(cong) 事經濟活動時就有了自身的精神價(jia) 值和做人的信仰。對經濟活動需要從(cong) 價(jia) 值觀上引導，這是政府不應該放棄的職責。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wei) 現代人的價(jia) 值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不等於(yu) 能作為(wei) 文化的終極理想或最高信仰。相對於(yu) 實現每一個(ge) 人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它們(men) 仍然是途徑而不是目的本身。

那麽(me) 是否可以將儒家價(jia) 值觀，如“五常”當作各行各業(ye) 改革的最高價(jia) 值理想呢？當然也不行。我們(men) 不能說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實現仁、義(yi) 、禮、智、信。毋寧說，“五常”是實現每一個(ge) 人價(jia) 值和尊嚴(yan) 的途徑。中國人自古就有對於(yu) 生命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的崇高信仰，但三綱五常是實現這一信仰的途徑而不是最高信仰本身。所以，無論是自由、平等、人權，還是仁、義(yi) 、禮、智、信，都是好的價(jia) 值，都必不可少，但相對於(yu)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來說，它們(men) 還是次一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工具性的價(jia) 值。

今天中國人失去信仰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在大政方針上沒有在社會(hui) 生活中各方麵真正落實、推進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即人的全麵發展）。改革的方向不明，是導致全社會(hui) 急功近利、浮躁盲動的主要原因。如果國家能夠改變自身急功近利的改革思路，真正落實每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社會(hui) 風氣就將被引導到一個(ge) 健康的方向上去，不會(hui) 出現如此空前的心靈空虛和信仰失落。

比如在經濟領域，實現以私有財產(chan) 為(wei) 基礎的市場經濟改革本來是正確的，因為(wei) 平均財權不僅(jin) 不利於(yu) “通貨財之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充分尊重每一個(ge) 人的個(ge) 性，發揮每一個(ge) 人的潛能。所以，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不應當是放任市場自由來促進經濟發展，而應將經濟自由作為(wei) 有利於(yu) 每個(ge) 人人生價(jia) 值實現的途徑，把確立商人個(ge) 人自身尊嚴(yan) 和價(jia) 值在商業(ye) 交易中的實現作為(wei) 重要目標來對待，為(wei) 此自然會(hui) 狠抓商業(ye) 交易規則、誠信和道德，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經濟效益。市場經濟改革可以致富，但不應當以致富為(wei) 首要目標，不能以GDP增長為(wei) 主軸，而應以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為(wei) 首要目標，其中包括人格的獨立、潛能的發揮等。坑蒙拐騙不利於(yu) 人格的獨立、人性的完善和價(jia) 值實現，所以從(cong) 一開始就應該狠抓，把它看得比發展經濟更重要；每發現一起重大的坑蒙拐騙，在處理的同時要發動全民大討論，如此才能真正確立商業(ye) 交易的規則體(ti) 係。我國市場經濟改革受西方市場理論影響太深，盲目地相信製度本身的力量，忽視市場製度建設中的價(jia) 值引導。在其他所有領域也存在同樣的由於(yu) 目標偏差所帶來的混亂(luan) 。

撥亂(luan) 反正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將每一個(ge) 人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為(wei) 其最高價(jia) 值目標，以此來看我們(men) 過去的體(ti) 製不適應於(yu) 它的方麵在哪裏，與(yu) 此相應地進行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文化製度、教育製度、學術製度等一係列領域的改革。今天，當人們(men) 驚訝地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ge) 連水、空氣和食物這些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環境裏，醫療、教育這兩(liang) 項關(guan) 係到每一個(ge) 生命一生成長的最重要領域也已經沒有信任可言，他們(men) 不禁追問：究竟是什麽(me) 原因導致的？原因之一就在於(yu) ，多年來，我們(men) 把經濟發展當作了重中之重，自然忽視了各行各業(ye) 道德和正義(yi) 的建設；當經濟改革中一係列欺詐現象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執政者沒有及時放慢腳步，把糾正這些現象當首要工作來抓。

4、今後改革的基本方向：行業(ye) 自治

如果說改革開放後黨(dang) 和政府在經濟等領域一味注重“分”，增加個(ge) 人自由，沒有注重它應該履行的“合”的職責；那麽(me) ，它們(men) 在社會(hui) 其他領域又過於(yu) 注重“合”，以國家目標代替社會(hui) 目標，不能正確引導行業(ye) 價(jia) 值的確立和行業(ye) 自治。

一個(ge) 理想的社會(hui) ，是每個(ge) 行業(ye) 皆有自己行業(ye) 的價(jia) 值，按照自身的行業(ye) 邏輯運轉，形成行業(ye) 的自治、自立和理性化發展。行業(ye) 自身的邏輯和價(jia) 值，是由行業(ye) 的本性決(jue) 定的、合乎人性需要的東(dong) 西。比如，藝術創作這個(ge) 行業(ye) 的自身價(jia) 值是發現美，其邏輯要求是追求美。如果我們(men) 改變這一邏輯，認為(wei) 藝術的主要價(jia) 值就是為(wei) 政治或為(wei) 人民服務。表麵上聽起來似有道理，但在實踐中由於(yu) 違背了藝術自身的規律，把藝術之外的其他目標人為(wei) 地強加給藝術創作過程，就不利於(yu) 培養(yang) 孩子們(men) 愛美的興(xing) 趣，不利於(yu) 藝術創作靈感的湧現，不利於(yu) 藝術大師的誕生。當然，偉(wei) 大的藝術作品一定是能夠有益於(yu) 政治、社會(hui) 和人民的（不僅(jin) 服務，更有引領），但這裏有本末、源流的關(guan) 係。藝術作品之所以有這樣的社會(hui) 效益，前提是要有遵循藝術創作的規律，否則就不可能有偉(wei) 大的藝術出現，也談不上為(wei) 後者服務了。

又如，科學研究這個(ge) 行業(ye) 的主要目標是發現真理，其邏輯要求是滿足人無窮的未知欲。這是科學的人性論基礎。如果我們(men) 改變這一邏輯，把曆史上偉(wei) 大的科學家都塑造成愛國者，假定他們(men) 首先是因為(wei) 愛國、奉獻才成為(wei) 科學家，那就違背了科學研究的規律。科學的真正生命力來源於(yu) 人性深處的求知欲。把政治或社會(hui) 需要說成是科學的內(nei) 在邏輯要求，因為(wei) 違背了科學研究過程的規律，自然不利於(yu) 培養(yang) 科學探索的熱情，最終不利於(yu) 科學事業(ye) 的進步。誠然，每個(ge) 科學家都可能愛國，甚至確實有些科學家從(cong) 國家需要出發來獻身科學，但這些都帶有個(ge) 人性質。如果上升到從(cong) 整體(ti) 上以國家需要作為(wei) 科學的動力，就違背了科學事業(ye) 自身的邏輯要求。科學事業(ye) 本身是無國界的，而且隻有從(cong) 人性自身的內(nei) 在興(xing) 趣才能找到科學發展的真正動力。

又如，道德教育這個(ge) 行業(ye) 的主要目標是培養(yang) 健全人格，邏輯要求是把每個(ge) 人都當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多年來，我們(men) 雖然也承認健康人格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推行時卻又把愛國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等價(jia) 值觀當作道德教育不容置疑的內(nei) 容灌輸給人民。由於(yu) 我們(men) 的道德教育沒有以人性自身的價(jia) 值和尊嚴(yan) 為(wei) 首要目標，特別是不能自由地討論和質疑，導致大量的偽(wei) 善和麻木。道德教育的失敗並不能歸咎於(yu) 官方推動，而要歸咎於(yu) 官方推動時缺乏對道德教育規律的遵循。嚴(yan) 格說來，道德教育隻能由真正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家來推行，不能用行政手段來推行，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和支助道德家。然而目前我們(men) 主要都在靠行政手段推行道德教育。由於(yu) 目前的道德教育在人性深處缺乏根基，其實際效果是導致社會(hui) 道德的全麵崩潰，成為(wei) 今天社會(hui) 風氣敗壞的又一重要根源，極大地破壞著正常的社會(hui) 秩序。也就是說，它過分追求“合”的成效，結果是導致“分”的後果。

嚴(yan) 格說來，各行各業(ye) 賴以存在的價(jia) 值都在於(yu) 人性，或者說，是人們(men) 實現自身價(jia) 值的領域。但各行各業(ye) 的具體(ti) 價(jia) 值目標和邏輯要求並不相同，所以不能要求所有行業(ye) 追求共同的目標，無論是政治目標還是社會(hui) 目標。如果說一個(ge) 民族有一個(ge) 所有行業(ye) 共同追求的目標的話，那也是暫時的，比如外敵入侵時。但即使是有時有階段性的共同目標存在，也要以各行業(ye) 自身的價(jia) 值目標和邏輯規則為(wei) 基礎，不能用國家目標、政治目標或外在需要來破壞後者，要求後者服從(cong) 於(yu) 前者。如果把國家目標淩駕於(yu) 各行業(ye) 自身的目標之上，就可能用社會(hui) 需要或政治需要的邏輯來破壞各行業(ye) 自身的邏輯，最終將導致百業(ye) 凋零，極大地摧殘社會(hui) 繁榮的基礎。然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我們(men) 長期走不出自身思維的陷阱，人為(wei) 地、甚至可以說是盲目地追求“合”（統一領導），結果反而破壞了行業(ye) 的真正繁榮。

長期以來，我們(men) 最大的執政誤區之一就是“以國家目標代替社會(hui) 目標”（或稱為(wei) “以政治需要代替行業(ye) 價(jia) 值”）。這種思維方式，並不符合一個(ge) 文明社會(hui) 的正常運行方式，反而會(hui) 傷(shang) 害行業(ye) 的邏輯，破壞社會(hui) 的秩序，阻礙文明的進步。嚴(yan) 格說來，黨(dang) 或國家為(wei) 全社會(hui) 製定的真正目標應該是：引導全社會(hui) 各行各業(ye) 按照自身的規則繁榮發展，形成百業(ye) 並進、百舸爭(zheng) 流的合理局麵。它要幫助各行各業(ye) 確立自身的邏輯，追求自身的價(jia) 值，防止一切違背人性價(jia) 值和尊嚴(yan) 的事情發生。此外，國家確實擔負著推動經濟建設，平衡地區差異，打擊特權利益，建立勞動保障，投資教育事業(ye) ，促進文化繁榮……等一係列重任，但是這些應當由專(zhuan) 門部門的人來做的事，不應該淩駕於(yu) 全社會(hui) 之上。我們(men) 時刻應該注意的是，政府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在於(yu) 不是自己把一切都包攬下來，而是最大限度地推動各行業(ye) 的自治和理性化，促進全社會(hui) 的主動性、自覺性。與(yu) 此同時，它自身好比是一位仲裁者，防止社會(hui) 混亂(luan) ，阻止行業(ye) 和社會(hui) 自身不能解決(jue) 的失序，進行更宏觀的規劃和指導。

前麵指出，行業(ye) 的自治與(yu) 自立，與(yu)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間並不矛盾。孟子的性善論告訴我們(men) ：恰恰相反，如果執政黨(dang) 能夠真正從(cong) 社會(hui) 自身的需要出發，懂得尊重行業(ye) 自身的內(nei) 在價(jia) 值，以巨大的敬畏之心來推行行業(ye) 的自治與(yu) 理性化發展，不僅(jin) 可以逐漸把許多不必要的擔子卸下，而且由於(yu) 社會(hui) 找到了自身的價(jia) 值落腳點，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會(hui) 越來越牢固，“分”反而有利於(yu) “合”。社會(hui) 的自治，特別是行業(ye) 的自立與(yu) 自治，是一個(ge) 社會(hui) 道德的蓄水池，風氣的中流砥柱；也是保證一個(ge) 民族在各行各業(ye) 上真正繁榮昌盛、乃至走向世界的根本保障，因而是任何一個(ge) 現代民族建成文明國家的前提條件之一。在這裏，需要改變一個(ge) 誤區：行業(ye) 的自治與(yu) 自立，不是指給予行業(ye) 無限的自由，而是指政府按照行業(ye) 自身的規則和價(jia) 值來引導行業(ye) 自治，政府行為(wei) 本身也因此而納入到規範化境地。所以這裏我們(men) 並沒有倡導西方式的自由，並不是一味主張“分”。

今天，能否走出思維誤區，真正學會(hui) 引導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的自治與(yu) 理性化，用一種合理的方式去引導“分”，是決(jue) 定中國能否建成現代文明社會(hui) 的關(guan) 鍵。

5、小結：王道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前麵我們(men) 分別從(cong) “合”（意識形態）與(yu) “分”（行業(ye) 自治）兩(liang) 個(ge) 相反的方麵來分析中國改革的根本出路。雖然這兩(liang) 方麵相反，但我認為(wei) 他們(men) 在現實中非但不矛盾，並且完美統一。原因正在於(yu) ，本文所講的“分”其實是“合”的應用，甚至是其必然結果。換言之，行業(ye) 自治乃是保證人性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得以實現的製度條件。如果說行業(ye) 自治涉及到製度問題，意識形態就涉及到精神價(jia) 值問題。事實上，任何改革都必然涉及製度與(yu) 精神價(jia) 值兩(liang) 方麵，但是隻有當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這兩(liang) 方麵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礙時，才能真正做到分、合兼顧，以分促合，保證改革成功。最近30多年改革中的最大問題，恰恰也在於(yu) 製度改革與(yu) 意識形態改革不相匹配，所以會(hui) 有“分”的失控，分、合不能兼顧。

亨廷頓曾分析傳(chuan) 統的集權式國家在現代化改革過程中所麵臨(lin) 的深刻困境，即一方麵，要想有效推進改革，就必須集中權力；另一方麵，隨著改革進行，國家權威越來越受到質疑和挑戰，導致改革進行不下去。[9]有人在探討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時，發現了這樣一種常見的改革困境[10]：改革是由於(yu) 政府權威流失，政府合法性遭遇巨大危機，所以改革者希望通過激進的變革來克服危機；但是越是激進的改革措施，引發的問題越多，局麵越是難以駕馭。問題的根源在於(yu) ：沒有認識到先解決(jue) 權威流失的問題，是有效推進製度改革的前提，而不是希望用一個(ge) 還沒有建立起來的製度來解決(jue) 一切；因為(wei) 任何新製度有效發揮作用都需要時間，特別是需要在人們(men) 心目中樹立權威。隻要權威流失的問題不解決(jue) ，社會(hui) 就“合”不起來，再好的製度也可能付諸東(dong) 流。

從(cong) 文化心理學的角度看，可以發現，人們(men) 接受一種權威，並不完全是由於(yu) 它合乎“程序正義(yi) ”，有時是基於(yu) 一種“心理習(xi) 慣”。在中國文化中，一種能夠統帥全社會(hui) 、特別是全國各級行政機關(guan) 的新型權威，絕不是可以人為(wei) 地、單純靠製度合理性本身自動建立起來的，而往往是借助於(yu) 重大曆史事件（如國共內(nei) 戰導致共產(chan) 黨(dang) 全國權威的建立，這與(yu) 中國曆史王朝更迭的情形類似；還有如新中國成立後，共產(chan) 黨(dang) 不斷地通過運動來推行變革，也是為(wei) 了樹立新製度的權威）。激進的變革之所以容易失敗，原因往往是由於(yu) 嶄新的體(ti) 製難於(yu) 在人們(men) 心理上產(chan) 生力量，出現了上下相欺、人人共犯的局麵。所以改革如不能促進人們(men) 在心理和行為(wei) 上的廣泛整合，很容易事與(yu) 願違。

有人認為(wei) 落實法治是當下中國改革中最重要的使命，這當然也屬於(yu) 程序合法性重建，也符合行業(ye) 自治的精神。但是問題同樣在於(yu) ，執政者可能敏銳地意識到，推行西方模式，不能給自己累積“合”的力量，而是在製造“分”的趨勢，使其無法掌控中國這艘大船的舵。有理由相信，單純地追求法治，會(hui) 因為(wei) 當今普遍盛行的裙帶關(guan) 係、幫派主義(yi) 、利益集團、腐敗風氣等而無法進行下去；隻有執政黨(dang) 動用強大的政治力量，改革意識形態改革，改造社會(hui) 風氣，累積人心資源，才能確保法治的體(ti) 製真正建立起來，確保分權的改革不滑向失控的深淵。這就是說，政體(ti) 方麵的分權改革，應有政府的正確運作為(wei) 前提，從(cong) 而保證有利於(yu) 全民的“整合”。

總之，中國未來的改革應當朝著既有利於(yu) 分、也有利於(yu) 合，分合兼顧、以分促合的方向前進。這條道路不是自由主義(yi) 之路，也不是極權專(zhuan) 製之路，而是儒家的王道之路，其中根本特點是主張以中央為(wei) 主導，通過合理引導，特別是價(jia) 值方向上的正確引導，全麵整合人心，促進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實現分、合統一。本文所分析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那麽(me) 這條路的終極方向是什麽(me) 呢？如果按照王道的方式改革下去，就將為(wei) 執政黨(dang) 累積無盡的執政合法性，和推行政治體(ti) 製改革的龐大資源。究竟以什麽(me) 樣的方式來推進中國式民主、甚至未來中國建成什麽(me) 樣的政體(ti) ，我認為(wei) 至今難有定論。我們(men) 其實也不必過分地把政治體(ti) 製改革看得那麽(me) 重要（像今天一些學者所想像的那樣），真正重要的是精神信仰重建、社會(hui) 風氣改造、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等等。這些是中國未來任何一種政治製度最重要的基礎。

回到邱震海先生的問題，什麽(me) 是對於(yu) 中國改革來說牽一發即可動全身的核心切入點呢？邱先生在媒體(ti) 討論中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是經濟增長，通過經濟增長的紅利來推動各領域的改革。這一看法在一定範圍內(nei) 是相當有效的。然而，正如本文所論證過的，目前累積的、對於(yu) 執政黨(dang) 的合法性基礎構成巨大挑戰的問題恰恰來源於(yu) 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改革。僅(jin) 靠政績合法性是遠遠不夠的。本文認為(wei) ，重建執政黨(dang) 的合法性基礎，根本途徑是實行王道，核心內(nei) 容是重塑人心、重鑄價(jia) 值，包括重塑各個(ge) 行業(ye) 的價(jia) 值以實現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這些也就是我開頭所說的、《春秋》正始之道中的“元之深”。

當然，本文所講的兩(liang) 方麵，即重塑人心和行業(ye) 自治，並不能解決(jue) 所有當下中國的所有問題，包括一些重大問題。比如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城鎮化問題、幹部製度改革甚至房價(jia) 過快上漲問題等等，皆是改革的重要任務，而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外。但是我相信，本文所提的兩(liang) 方麵對整個(ge) 改革有著全局性影響和生死攸關(guan) 的意義(yi) 。我把這一措施稱為(wei) 王道之路。

今日之中國是實現王道政治的大好時機，因為(wei) 王道政治的實現需要以強有力的領導集團來推行，才能保證分、合統一。但是曆史是否給我們(men) 這樣的機會(hui) 則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我們(men) 認識到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規律，就知道未來的方向是什麽(me) 。

注釋：

[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yi) .台北：台灣學生書(shu) 局，1982:序.

[2] 方朝暉.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21.

[3]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with Mary W. Py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83-191.

[4]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pp.187-191, 201-202, 292, 295-296.

[5]金觀濤、劉青峰.興(xing) 盛與(yu) 危機——論中國社會(hui) 超穩定結構（增訂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21-22.

[6] 方朝暉.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86-203.

[7]答陳同甫第六書(shu) .朱文公文集(卷36).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8] 參見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書(shu) 院.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0:141-585、1－316。

[9] 塞繆爾·亨廷頓,王冠華、劉為(wei) 等譯.變化社會(hui) 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1989:169-174.

[10] 蕭功秦.清末新政與(yu) 改革政治學.天涯,2000(2).

（本文發表於(yu) 《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3年第6期頁25-30）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