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倫(lun) 重建是中國文化複興(xing) 必由之路

作者：方朝暉(郵箱：fangzh@tsinghua.edu.cn)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6月18日

 

 

 

【內(nei) 容提要】儒家認為(wei) ，當一個(ge) 社會(hui) 中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遭到了破壞，人與(yu) 人之間缺乏基本的相互安全感，意味著文明已墮入野蠻，人已淪落為(wei) 禽獸(shou) 。本文從(cong) 文化心理學成果說明：中國文化以人倫(lun) 關(guan) 係為(wei) 基礎；要了解今天中國社會(hui) 一係列問題的根源，需認真反省人倫(lun) 關(guan) 係是如何一步步遭到破壞的。長期以來我們(men) 迷失了中國文化價(jia) 值建設的正確方向，找不到人倫(lun) 重建的正確途徑，也是導致今日道德普遍淪喪(sang) 的重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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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的提出

 

《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中有雲(yun) ：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yu) 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淡，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楊、墨之言至於(yu) 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yu) 禽獸(shou) 者也。……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

 

方按：此條論正始年間事而發。按照顧氏觀點，當時玄風盛行，“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國亡於(yu) 上，教淪於(yu) 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日知錄》卷十三）。顧氏舉(ju) 嵇康之子嵇紹為(wei) 例，稱其不計其父為(wei) 司馬昭所殺之仇，委身事晉，“三十餘(yu) 年之間，為(wei) 無父之人亦已久矣”。嵇紹不以為(wei) 恥，反以為(wei) 榮；時人不以為(wei) 恥，反以為(wei) 尚；“自正始以來，而大義(yi) 之不明，遍於(yu) 天下”（《日知錄》卷十三）。顧氏“亡天下”之語雖常被引用，然若揆諸原文語境，真正同意其觀點者又有幾人？憑什麽(me) 說魏晉時“仁義(yi) 充塞”、“入於(yu) 禽獸(shou) ”呢？

 

吾以為(wei) ：說魏晉時仁義(yi) 充塞、入於(yu) 禽獸(shou) ，是指當時人倫(lun) 關(guan) 係的正當準則遭到了破壞，當時人與(yu) 人之間奉行的原則是利益與(yu) 需要，而不是仁義(yi) 忠信或道義(yi) 。比如，為(wei) 什麽(me) 說嵇紹為(wei) 無父之人？設想你的父親(qin) 被人殺了，你還會(hui) 效力於(yu) 他或他的後代嗎？如果會(hui) 的話，你於(yu) 心何安？你還算個(ge) “人”嗎？所以說，所謂忠孝，所謂五常，代表的是中國人在人倫(lun) 關(guan) 係中如何成為(wei) 人的基本準則。拋棄了這些準則，人將不成為(wei) 人，即所謂“無父無君，入於(yu) 禽獸(shou) ”。這就是孟子人禽之辨的要義(yi) 。正因為(wei) 仁義(yi) 忠信不行，君臣之道不彰，父子之義(yi) 不明，所以政權更迭像走馬燈一樣頻繁，誰的勢力大誰就稱帝。先是曹氏代漢，接著是司馬氏代魏，再接著戰火燒到了司馬氏內(nei) 部。沒有“八王之亂(luan) ”，何來“永嘉之禍”？西晉王朝才延續半個(ge) 世紀就覆滅了，難道與(yu) 綱常毀棄無關(guan) ？

 

以顧炎武的眼光看今天，可以說我們(men) 今天同樣有“亡天下”之虞。什麽(me) 意思？你看：從(cong) 食品中摻假，到奶粉中投毒；從(cong) 丹頂紅地溝油，到三聚青胺明膠囊；還有什麽(me) 電話詐騙、網絡詐騙；坑蒙拐騙，層出不窮；假冒偽(wei) 劣，不勝其多；坑人害己，防不勝防……這不是“人相食”是什麽(me) ？人心麻木，良知蕩盡；見死不救，見利忘義(yi) ；唯我獨尊，罔顧他人……這些不是“仁義(yi) 充塞”是什麽(me) ？你再看：成千上萬(wan) 個(ge) 單位裏，忠心耿耿、肝膽相照的有幾個(ge) ？還不是相互利用、唯利是圖？千千萬(wan) 萬(wan) 個(ge) 家庭中，生死相守、忠貞不渝的有幾個(ge) ？還不是各揣算盤、得過且過？在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上，人與(yu) 人之間、下與(yu) 上之間、男與(yu) 女之間、夫與(yu) 妻之間難道不是同樣失掉了恒常的準則，以至於(yu) 人心大亂(luan) ，秩序不穩嗎？正因為(wei) 人心皆為(wei) 勢利和欲望所主宰，人倫(lun) 關(guan) 係出現了空前未有的扭曲和變態，才會(hui) 經常出現各種各樣的怪現象。在人倫(lun) 關(guan) 係徹底失去準則這一現象背後，我們(men) 看到成千上萬(wan) 顆心的撕裂，成千上萬(wan) 個(ge) 靈魂的煎熬，和成千上萬(wan) 個(ge) 人格的墮落。當人的精神長期找不到家園，自然會(hui) 由扭曲走向變態，由痛苦走向瘋狂。這正是今日中國人精神麵貌的寫(xie) 照，由此出發可以理解，顧炎武亡天下之憂，在今天並非過時之論。

 

荀子雲(yun) ：

 

聖也者，

盡倫(lun) 者也；

王也者，

盡製者也。

兩(liang) 盡者，

足以為(wei) 天下極矣。

（《荀子·解蔽》）

 

所謂“盡倫(lun) ”，乃是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達到了理想、完善、極致的境地。在儒家傳(chuan) 統中，理想的人際關(guan) 係（盡倫(lun) ）至少包含如下方麵：一是親(qin) 情，即家庭和睦、親(qin) 人相愛、父慈子孝；二是人們(men) 遵循仁、義(yi) 、禮、智、信、忠、孝等價(jia) 值做人，人與(yu) 人之間友愛、信任和忠誠；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做領導就象個(ge) 做領導的樣子，做父母就要有父母的修為(wei) ，當老師就要有當老師的風範，做商人要有做商人的德性。據此看來，今天中國社會(hui) 的失序也表現為(wei) 領導不象領導，商人不象商人，教授不象教授，子女不象子女。原因是人們(men) 一切向錢看，自我中心、唯利是圖。按照儒家的觀點，這是由於(yu) 仁義(yi) 忠信被廢棄後，人心被撕裂的產(chan) 物。無論如何，今天我們(men) 看到家庭關(guan) 係、同事關(guan) 係、上下關(guan) 係、朋友關(guan) 係等一切關(guan) 係的扭曲，以及與(yu) 此相應的道德滑坡、信仰失落和社會(hui) 失序等問題，進一步說明了顧炎武的觀點：亡國亡的是政權，而亡天下亡的則是文化和文明。

 

 “盡倫(lun) ”並非荀子個(ge) 人一己之言，而是整個(ge) 儒家社會(hui) 政治思想之重要方麵。我們(men) 不能忘記，數千年來，“盡倫(lun) ”代表著中華民族道德的基礎。隻是自從(cong) 20世紀以來，中國人崇尚西方，將一些西方價(jia) 值觀奉若神明，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一些口號或者國家至上意識形態支配下，中華民族幾千年賴以立身的基礎性道德遭到了摧毀。

 

大抵來說，這一摧毀過程是從(cong) 兩(liang) 方麵展開的：一是“文革”時期以國家利益和政治需要為(wei) 壓倒一切的前提，徹底否定親(qin) 情、否定仁義(yi) 忠信等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運動；二是西方自由主義(yi) 思潮泛濫。經過一個(ge) 多世紀的思想洗禮，今日之中國，社會(hui) 道德的基礎已被連根拔起，具體(ti) 表現為(wei) 千萬(wan) 個(ge) 家庭在解體(ti) 中，無數個(ge) 單位在分裂中，整個(ge) 社會(hui) 已陷入混亂(luan) 中。這是一個(ge) 民族精神徹底淪喪(sang) 的時代，一個(ge) 文化之魂慘遭泯滅的時代，因而也是一個(ge) 社會(hui) 嚴(yan) 重失序的時代。

 

今天，在中華民族重建社會(hui) 秩序和道德基礎的緊要關(guan) 頭，重新反省儒家人倫(lun) 思想賴以建立的基礎尤為(wei) 重要。本文試圖說明，儒家所強調的以人倫(lun) 關(guan) 係為(wei) 社會(hui) 秩序之本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礎；由此說明，即使是今天，人倫(lun) 重建仍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秩序重建的基礎，同時也是儒學複興(xing) 的必由之路。

 

2、人倫(lun) 重建的現實基礎是文化心理結構

 

有人會(hui) 說，現代社會(hui) 與(yu) 古代不同，人倫(lun) 關(guan) 係是法治所保障的。所以隻要推動法治，保障人權和自由就可以了。然而，單靠人權和自由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倫(lun) 關(guan) 係？

 

早在上世紀初葉，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所領導的文化相對論思潮，對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文化進化論展開激烈的批判，以大量雄辯的人類學和考古學等方麵的資料推翻了古典進化論的一係列重要觀點，這些論點大多數也都在長達一個(ge) 多世紀的漫長時間裏在我國長期流行，至今不衰。這些論點包括：人類所有的文化都遵從(cong) 同樣的發展規律、從(cong) 低級向高級不斷進化，人類各文化的發展有共同的終極目標或方向，等等。文化相對論證明了人類不同文化存在不同的邏輯和規則，就象語言的語法規則一樣；因此，不同的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價(jia) 值體(ti) 係和評判標準；在對一個(ge) 文化的深層規則或內(nei) 在邏輯沒有充分了解之前，千萬(wan) 不要對其作價(jia) 值的評判；並不存在對人類所有文化普遍適用的統一的文化進化規律或方向，也不能輕易對其他文化是否高級/低級作出結論。其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987-1948）、薩皮爾（Eward Sapir，1884-1939）、克魯伯（Alfred Kroeber, 1876-1960）等人分別從(cong) 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明文化的“模式”（patterns）問題，指出每一種文化均有自己的獨特模式，它可能是由與(yu) 該文化相關(guan) 的“文化無意識”構成的。文化的深層無意識結構，可能決(jue) 定了一個(ge) 文化的價(jia) 值體(ti) 係、運行機製及目標追求等。[①]

 

一個(ge) 民族的政治、經濟、製度、科技等可以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它的文化心理基礎可能並沒有發生什麽(me) 明顯的變化；而一個(ge) 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社會(hui) 整合方式和製度模式，有時建立在其深層文化心理結構之上。今天，在工業(ye) 化、現代化席卷全球的時代裏，世界上每一個(ge) 民族都麵臨(lin) 著極為(wei) 深刻的社會(hui) 結構、政治製度、經濟基礎等各方麵的變化；但曆史已經證明，這些變化不足以說明一個(ge) 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生活方式就會(hui) 被顛覆。在工業(ye) 化和現代化方麵被公認為(wei) 非常成功的日本就是典型一例。[②]文化價(jia) 值的連續性部分地可以歸因於(yu) 某種風俗習(xi) 慣的慣性，但也不盡然。根據目前文化心理學界對於(yu) 中國文化模式，也即中國文化深層心理結構的研究，我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可以從(cong) 中國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來說明；鑒於(yu) 中國文化自身數千年來一貫的深層心理結構至今並未發生變化，所以今天及未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仍然不變。

 

李澤厚先生曾在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過有名的“文化積澱說”，探討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③]真正在這個(ge) 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的是美籍華裔學者孫隆基先生。孫同樣站在文化心理學的角度試圖說明，中國文化對於(yu) “人”的設計與(yu) 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即中國文化把“人”設計成“身—心”的聯動結構，而西方文化是把“人”設計成“靈（魂）—肉（體(ti) ）”的分裂結構。我試以下表示之：

 

	外	內(nei)	深層結構
中國“人”	身	心	安心安身
西方“人”	肉（體(ti) ）	靈（魂）	動態超越

 

我想這樣來簡單總結一下孫的觀點：西方文化中的“靈（魂）”與(yu) 中國文化中的“心”是不對稱的，因為(wei) 靈是不死的，靈與(yu) 肉是分裂的、對立的；肉代表墮落、世俗和邪惡，靈代表超越、彼岸和真理。而在中國文化中，“心”是會(hui) 隨“身”一起死的，“心”與(yu) “身”從(cong) 來都不是分裂的，“身”也不是墮落和邪惡的象征。我認為(wei) ，西方文化的“靈—肉設計”是他們(men) 理解個(ge) 體(ti) 人格獨立性的最重要背景，也是自由、人權、法治等成為(wei) 西方文化核心價(jia) 值的重要根源。同時我也認為(wei) ，[④]中國文化的“身—心設計”使我們(men) 理解中國文化是一個(ge) 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即把人理解為(wei) 存在於(yu) 層級化的關(guan) 係網絡中的存在，每個(ge) 人都是依存於(yu) 其他人和對象的，“人情”和“麵子”成為(wei) 人際關(guan) 係中最重要的兩(liang) 個(ge) 樞紐。所謂“層級化”，費孝通稱為(wei) “差序格局”，指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按照親(qin) 疏遠近分出層次來，距離越近雙方感情聯結越深；隨著親(qin) 疏遠近的不同，相互對待的方式也發生變化。這種設計導致人生的安全感不是來自於(yu) 從(cong) 背景和對象中獨立出來，而是相反，來自於(yu) 個(ge) 人最大限度地融入關(guan) 係、融入世界，在身心一體(ti) 、物我一體(ti) 、天人一體(ti) 的和諧中尋求精神的安寧。用孫的話來說，安身和安心是中國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而追求動態的不斷超越則是西方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⑤]我認為(wei) ，孫隆基所揭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不僅(jin) 可以說明為(wei) 什麽(me) 中國文化是一種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說明，為(wei) 什麽(me) 五常和忠孝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具見後）。

 

先認識一下孫隆基學說的局限。孫隆基在理論上的最大誤區有二：一是完全缺乏文化相對論的視野，認識不到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即：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文化的深層結構是超出價(jia) 值評判而客觀存在的文化現實；不同文化的深層結構之間有時缺乏可比性，不能用一種文化的立場來衡量另一種文化。他實際上陷入了用西方文化中的人格概念來衡量和評判中國文化中的人格問題，結果完全不能欣賞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優(you) 點，更不能欣賞中國古代的修道者在這一文化結構中如何超越深層結構的束縛，實現中國文化的自我發展。二是不能從(cong) 自我修複機製這一角度來理解文化的深層結構。什麽(me) 意思？每一種文化都有一種針對其內(nei) 在問題的自我修複機製，體(ti) 現在文化中先師、思想家和宗教領袖們(men) 出於(yu) 對自身文化心理結構致命問題的洞察，而提出相應的解決(jue) 方案；這一解決(jue) 方案的功能和價(jia) 值往往並不是旨在改變其深層結構（其實改變不了），而是在其深層心理結構的基礎上對症下藥。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中國曆史上的儒、道、釋、法等諸家學說，從(cong)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正在針對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問題而提出的相應的解決(jue) 方案；這些解決(jue) 方案當然不是為(wei) 了改變中國文化的“身—心設計”及其關(guan) 係本位，但卻體(ti) 現了針對關(guan) 係本位的問題而來的鮮明特征。比如，如孫所言，中國文化中對人的“身—心”設計，導致了中國人的自主性不強，有所謂強烈的“母胎化”傾(qing) 向；但是另一方麵，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佛家，所追求的恰恰是如何通過身心的修煉，來實現人格的獨立，從(cong) 而擺脫對環境的依賴心理。[⑥]再比如，孫指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導致中國人有強烈的要麵子、鏟平主義(yi) 、嫉妒他人、相互攀比心理，但是他認識不到：道家的修煉所要達到的境界恰恰是讓人們(men) “無己、無功、無名”（《莊子·逍遙遊》），來擺脫這些世俗的物累；而儒家則主張讓人們(men) 通過義(yi) 利之辨、人禽之辨，通過克己修身等幫助人們(men) 正確看待別人，節製自己的情欲和本能，並基於(yu) 層級化的關(guan) 係來重塑人倫(lun) 世界，使之歸於(yu) 理性。由此我們(men) 理解，“盡倫(lun) ”實際上就是儒家對於(yu) 如何組織、完善人倫(lun) 關(guan) 係的理想，而五常和忠孝正是為(wei) 了實現“盡倫(lun) ”。

 

總之，儒、道、釋所提供的方案都不是要改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身—心設計、關(guan) 係本位），但卻體(ti) 現了如何把人倫(lun) 關(guan) 係導向積極的方向，即導向如何在關(guan) 係中建立自我，完善人格，實現獨立。因而中國文化中人的獨立、自由表現形式就與(yu) 西方不一樣，即不是完全從(cong) 其背景性關(guan) 係中完全超拔出來，而是在關(guan) 係中、通過重建關(guan) 係來實現的。這正是今日以狄百瑞、杜維明、安樂(le) 哲等人為(wei) 代表的北美社群主義(yi) 所試圖說明的，茲(zi) 不贅述。[⑦]

 

3、人倫(lun) 重建從(cong) 親(qin) 親(qin) 開始

 

如前所述，在一個(ge) 以人倫(lun) 關(guan) 係為(wei) 本位的文化中，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呈一“差序的格局”（費孝通語）。關(guan) 係本位的一個(ge) 必然後果就是，家庭是中國人常規普遍的人生歸宿，親(qin) 情是中國人揮之不去的精神寄托；因為(wei) 在所有的關(guan) 係中，家中的親(qin) 情是最親(qin) 密的也是最重要的關(guan) 係，它理所當然地成為(wei) 了中國人最大的心靈港灣；更重要的是，家庭和親(qin) 情是中國人能夠活出人樣子來的最重要基地。由此我們(men) 就能理解中國文化中社會(hui) 秩序重建的主要起點是親(qin) 親(qin) ，以及儒家為(wei) 什麽(me) 倡親(qin) 親(qin) 之道：因為(wei) 中國文化中最大的現實是人人皆欲親(qin) 其親(qin) ，人人皆欲建其家；從(cong) 經營家這個(ge) “私”的領域開始，使之歸於(yu) 正，社會(hui) 秩序才能開始；家是社會(hui) 的最基本單元，也是社會(hui) 最強固的單元；從(cong) 親(qin) 親(qin) 開始，道德教育才能落實，社會(hui) 秩序方能起步；否認這個(ge) 現實，社會(hui) 道德的理想將不切實際，社會(hui) 秩序的方案將流於(yu) 空談。在其他文化中，家庭可能也有類似功能，但不象在中國文化中這麽(me) 強烈和突出。

 

儒家認識到的正是中國文化中這一鐵的邏輯：中國人是必須在家和親(qin) 情之愛中成為(wei) 人的，因此中國文化中對人民真正的愛，就必須體(ti) 現為(wei) 鼓勵人民經營家庭，追求親(qin) 情；而不能把國家利益和政權利益淩駕於(yu) 親(qin) 情之上，讓人們(men) 在二者衝(chong) 突時為(wei) 國家利益而背叛親(qin) 人、拋棄親(qin) 情。既然真正的道德是為(wei) 了成全每一個(ge) 人的生命，而在中國文化中隻有訴諸親(qin) 情才能實現這一點，因此培育親(qin) 情就是培育社會(hui) 道德的肥田沃土。牟宗三先生在《曆史哲學》一書(shu) 中對於(yu) 中國文化中的“親(qin) 親(qin) 之情”作了極為(wei) 精彩的描述，他說，

 

宗法的家庭族係，依著親(qin) 親(qin) 之殺，尊尊之等，實兼融情與(yu) 理而為(wei) 一，含著豐(feng) 富無盡藏的情與(yu) 理之發揚與(yu) 容納。….在此種情理合一的族係裏，你可以盡量地盡情，你也可以盡量地盡理。而且無論你有多豐(feng) 富的情，多深遠的理，它都能容納，決(jue) 不能使你有無隙處之感：它是無底的深淵，無邊的天。五倫(lun) 攝盡一切，一切攝於(yu) 五倫(lun) 。[⑧]

 

無論為(wei) 天子，為(wei) 庶人，隻要在任何一點上盡情盡理，敦品勵行，你即可以無不具足，垂法後世，而人亦同樣尊重你。[⑨]

 

就在此“盡”字上，遂得延續民族，發揚文化，表現精神。你可以在此盡情盡理，盡才盡性；而且容納任何人的盡，容許任何人盡量地盡。（荀子雲(yun) ：王者盡製者，聖人盡倫(lun) 者也。孟子雲(yun) ：盡心知性知天。）在此“盡”上，各個(ge) 體(ti) 取得了反省的自覺，表現了“主體(ti) 的自由”，而成就其為(wei) “獨體(ti) ”。[⑩]

 

梁漱溟先生也曾將中國人親(qin) 情關(guan) 係的理想境界描述為(wei) ：

 

要在有與(yu) 我情親(qin) 如一體(ti) 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間尤相依以為(wei) 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癢，彼此相體(ti) 念。——此即所謂“親(qin) 人”，人互喜以所親(qin) 者之喜，其喜彌揚；人互悲以所親(qin) 者之悲，悲而不傷(shang) 。蓋得心理共鳴，衷情發舒合於(yu) 生命交融活潑之理。[11]

 

牟宗三和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中國文化中的人倫(lun) 世界，雖偏重於(yu) 家庭親(qin) 情，但其意義(yi) 決(jue) 不限於(yu) 親(qin) 情，而可延伸至所有類型的人際關(guan) 係中，從(cong) 而體(ti) 現人倫(lun) 世界的精彩和魅力。“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論語·學而》）親(qin) 親(qin) 變成了現實，人心才有了依歸；親(qin) 情得到了深化，人生才有了溫暖。親(qin) 情是人間之愛的起點，親(qin) 親(qin) 是社會(hui) 秩序的基礎；故曰：“人人親(qin) 其親(qin) 、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讓人們(men) 舍親(qin) 而愛人，廢私而愛公，就是在追逐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就是在掏空社會(hui) 道德的根基，毀壞社會(hui) 秩序的源泉。

 

孟子是這樣解釋的：“親(qin) 親(qin) ”的最大功能在於(yu) 激活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四端”好比暗夜裏的明燈，一旦被點亮，人間之愛就有了源頭；從(cong) 此它就象那潺潺的溪水，奔騰不息，流向遠方；有了這個(ge) 源頭，人生才複歸正位；有了這個(ge) 源頭，生命才贏得尊嚴(yan) ；有了這個(ge) 源頭，人性才放射光芒；有了這個(ge) 源頭，人道才步入坦途。故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yi) 之端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於(yu) 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孫醜(chou) 上》）

 

曾幾何時，中國人在一種來自於(yu) 西方的現代意識形態的感召下，把國家需要和公共利益當作衡量道德的至上準繩，把家庭和親(qin) 情當作見不得人的“私”而予以否認，乃至於(yu) 鼓勵父子、夫婦、親(qin) 人之間相互揭發，彼此檢舉(ju) ，或劃清界限。這種做法完全違背了中國文化的基本邏輯，無視中國文化中人成為(wei) 人的常規方式，使千千萬(wan) 萬(wan) 的人性扭曲。其結果就是：一方麵你看到無數人一心一意地追逐著子孫和家庭的利益，另一方麵又不得不高喊著要舍親(qin) 而愛人、廢私而愛公。於(yu) 是這個(ge) 社會(hui) 天天都在上演著“皇帝新裝的故事”，人人都在表演著自欺欺人的鬧劇，誰也不知道最後結局是什麽(me) 。人們(men) 從(cong) 這場戲中學到的經驗就是要學會(hui) 蒙騙、慣於(yu) 作假。久而久之，人心開始冷漠，良知和正義(yi) 感開始從(cong) 人心中消失，於(yu) 是在今天這樣一個(ge) 時代，我們(men) 才真正體(ti) 會(hui) 到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的深刻含義(yi) 。人不成其為(wei) 人，何談道德建設！

 

應當公開地提倡人們(men) 以親(qin) 情為(wei) 本，教育人們(men) 由己及人，由私及公，學習(xi) 長幼之序、敬長之方、忠信之道，並以此為(wei) 基礎讓人們(men) 學習(xi) 如何成為(wei) 真正的人。

 

4、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

 

以親(qin) 情為(wei) 基礎，可以實現一個(ge) “盡倫(lun) ”的社會(hui) 。而這正是曆代儒家所追求的目標（五倫(lun) 為(wei) 天下之達道），而這又決(jue) 定了儒家以五常和忠孝為(wei) 基本價(jia) 值。易言之，仁、義(yi) 、禮、智、信、忠、孝等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是由於(yu) 中國文化適合於(yu) “盡倫(lun) ”的社會(hui) 理想。今天我們(men) 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深層心理結構未變，仍然以“盡倫(lun) ”為(wei) 社會(hui) 理想，由此也決(jue) 定了適合於(yu)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仍然未變，即仍然是五常和忠孝。

 

長期以來，有兩(liang) 種意識形態一直在誤導著我們(men) ：一是國家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二是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它們(men) 代表了兩(liang) 個(ge) 極端，一以國家需要或集體(ti) 利益為(wei) 至高無上的道德準繩，要人們(men) 無條件地把為(wei) 國家或集體(ti) 獻身當作道德。這種價(jia) 值觀違背了中國文化“差序格局”的現實，導致人們(men) 將真實的情感隱蔽起來。早在兩(liang) 千多年前，儒家就對墨子所主張的、不顧“愛有差等”現實的“兼愛”提出了強烈批評；同時，也堅決(jue) 批評法家所主張的、將國家權力和公共利益置於(yu) 至高無上地位，而不尊重個(ge) 體(ti) 生命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否認社會(hui) 自治的邏輯和私人生活的合法性。從(cong) 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習(xi) 性看問題，可以發現，私人情感、私人需要、私人動機容易與(yu) 關(guan) 係的平衡相對立，與(yu) 社會(hui) 的和諧相對抗，和天下的安寧相矛盾。這是導致法家、墨家廢私存公的主要原因，也是現代國家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意識形態產(chan) 生的思想動因之一，但是他們(men) 卻忘記了“公”是以“私”為(wei) 基礎的，“公”的最終目標還是成全“私”；如果完全否認私人生活的合理性和私人情感的合法性，也就容易走到初衷的反麵；即摧殘人們(men) 的正當生活，閹割人們(men) 的正常情感，乃至於(yu) 抹殺人格獨立，毀滅人性尊嚴(yan) 。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曆史上曾經上演過無數次，早已證明了其過時。相反，儒家雖在注重親(qin) 情之愛，提倡子為(wei) 父隱，但是他們(men) 決(jue) 不是要人們(men) 去沉溺於(yu) 家庭之私，固守其親(qin) 情之愛，而是要人們(men) 在理解中建立自我，在五倫(lun) 中完善人格，在治平中提高修養(yang) ；為(wei) 此他們(men) 必須將其善端擴而充之，“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此即所謂“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大學》）之真義(yi) 。這一點，杜維明、狄百瑞等一大批學者已經作過大量有說服力的論證。[12]

 

另一種長期誤導我們(men) 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以追逐個(ge) 人自由、權利為(wei) 至高無上的道德價(jia) 值，這種價(jia) 值觀自從(cong) 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國人的思想影響甚巨。一個(ge) 多世紀以來，許多學者強調了自由、民主等西方價(jia) 值觀的重要性，但卻忘記了中國人在人倫(lun) 關(guan) 係中安身的基本邏輯。我曾在有關(guan) 地方指出，“自由”之所以沒有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不是如一些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樣，由於(yu) 中國人愚昧落後、慣於(yu) 聽命於(yu) 權威，而是由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所決(jue) 定的。[13]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因為(wei) 中國文化是一種關(guan) 係本位的文化，人倫(lun) 關(guan) 係是這個(ge) 社會(hui) 中人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土壤，中國人需要在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然等的關(guan) 係中尋求人生的安全感，承認這一事實才是中國文化中一切秩序和道德建設的正確起點。上麵我們(men) 說，私人情感、私人需要、私人動機容易與(yu) 關(guan) 係的和諧、整體(ti) 的團結以及世界的安寧這些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對立，這決(jue) 定了中國文化中人有時易走向極端、錯誤地把“私”當作惡來對待；這也決(jue) 定了另一種後果，即自由主義(yi) 引進中國後，很容易在現實中導致個(ge) 人主義(yi) ，進一步演變成自我中心主義(yi) 而遭受批判。其原因不是別的，自由主義(yi) 也罷，個(ge) 人主義(yi) 也罷，都沒有把建立和諧的關(guan) 係，確立中國人心靈的恰當歸宿當作主要任務。這等於(yu) 對中國文化的現實視而不見。[14]我認為(wei) ，由於(yu) 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不同於(yu) 西方，自由主義(yi) 和個(ge) 人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不可能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

 

20世紀以來，阻撓我們(men) 正確認識中國文化核心價(jia) 值的因素是多方麵的。一個(ge) 主要原因是在亡國滅種的威脅麵前，人們(men) 對傳(chuan) 統智慧的信心徹底動搖了；另一個(ge) 重要原因是被西方意識形態和時尚思潮的美麗(li) 外表所迷惑，往往從(cong) 抽象的人性論、價(jia) 值論、形而上學角度來理解一些西方價(jia) 值觀，而嚴(yan) 重忽視其賴以產(chan) 生和運作的曆史文化基礎。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所倡導的“忠”這個(ge) 價(jia) 值。

 

長期以來，在我們(men) 的主流話語中，盛行著這樣一種觀點：五常和忠孝是封建道德，是為(wei) 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是建立在“愚忠”的基礎上。然而，“忠”代表一個(ge) 人對自己生命尊嚴(yan) 的理解。宋明理學家常常說“盡己之謂忠”（程頤、朱熹皆有類似言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忠”是為(wei) 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當一個(ge) 人接受一項職責時，也就是他用自己的人格向另一個(ge) 人、乃至向國家甚至天下人作出了一項神聖的承諾，即自己將盡最大努力來完成它，正是在這種“忠”的精神中才能樹立一個(ge) 人的人格尊嚴(yan)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men) 才能感受到古人身上的體(ti) 溫。中華民族過去幾千年曆經無數艱辛一路走來，它的每一步前進，它的每一項成就，它所熬過的每一道難關(guan) ，都有這種“忠”的精神在其中。“忠”的功能在於(yu) 讓人格獲得尊嚴(yan) ，讓靈魂獲得升華，讓生命獲得價(jia) 值。

 

用同樣的方式來思考，我們(men) 可以發現，仁、義(yi) 、禮、智、信、孝等價(jia) 值觀具有同樣的功能。以“仁”為(wei) 例。前麵已說過，它是指建立在“愛有差等”基礎上的愛，以親(qin) 情之愛為(wei) 起點，進一步上升到對他人、對萬(wan) 物和整個(ge) 世界的愛，也體(ti) 現了中國人是從(cong) 親(qin) 情出發開始學會(hui) 理解人，並擔負起做人的責任。仁這種愛區別於(yu) 其他類型的愛的另一重要特點在於(yu) ，它建立在人對別人真實、深切的情感的基礎上，因而也應當是自然的愛。通過它，同樣讓一個(ge) 人的人格獲得尊嚴(yan) 、靈魂獲得升華、生命獲得價(jia) 值。

 

之所以說仁、義(yi) 、禮、智、信、忠、孝等價(jia) 值觀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價(jia) 值，因為(wei) 這些價(jia) 值的主要功能在於(yu) 維護一種合情合理的人與(yu) 人關(guan) 係，因為(wei) 這些價(jia) 值都是以人際關(guan) 係為(wei) 導向的。因而，它們(men) 不象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那樣，以個(ge) 體(ti) 的需要為(wei) 導向。五常和忠孝鮮明地體(ti) 現了關(guan) 係本位的中國文化自我整合——即盡倫(lun) ——的需要；也體(ti) 現了中國人從(cong) 親(qin) 情出發、從(cong) 齊家做起理順一切人際關(guan) 係，特別是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文化邏輯。和自由、人權等一樣，五常和忠孝也是普世價(jia) 值；但是正如自由、人權等隻能成為(wei) 西方文化而非東(dong) 方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那樣，五常和忠孝是中國文化而非西方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我們(men) 區別普世價(jia) 值和核心價(jia) 值，普世價(jia) 值是就一種價(jia) 值的人性意義(yi) 而言的，而核心價(jia) 值則是考慮一種價(jia) 值賴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礎。中西方文化的心理結構不同，所以會(hui) 有不同的核心價(jia) 值。

 

如果我們(men) 能擺脫由文化進化論所強加於(yu) 我們(men) 的錯誤的思維框框，並能認識到國家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以及自由主義(yi) /個(ge) 人主義(yi) 這兩(liang) 類價(jia) 值觀都不符合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就會(hui) 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其實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並不是不清楚、不明白，是我們(men) 自己被各種思想的誤區所誤導，才對這些價(jia) 值視而不見，甚至嗤之以鼻。也正是這個(ge) 原因，一個(ge) 多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被扭曲了，中國文化的方向被誤導了，中國社會(hui) 的秩序被打亂(luan) 了。這是一個(ge) 十分可怕和危險的時代，我們(men) 不能再這樣誤己誤人，自欺欺人，我們(men) 該醒醒了！

 

5、社會(hui) 秩序的終極基礎在於(yu) 各遂其性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儒家雖然重人倫(lun) ，但從(cong) 來不認為(wei) 人倫(lun) 關(guan) 係或集體(ti) 本身就是目的，相反，儒家一直以“盡性”、“生生”、“各正性命”[15]為(wei) 文化的最高理想，也可以表述為(wei) “各遂其性”。一個(ge) “盡倫(lun) ”的世界，是人情被發揚到極致的世界；正是在人情這個(ge) 無邊無際的海裏，個(ge) 人才找到人生的安樂(le) 和精神的歸宿。牟宗三、梁瀨溟所渲染的，正是這個(ge) 人情世界的魅力。亦可這樣來說明：“盡倫(lun) ”讓人找到生命的終極歸宿，“盡倫(lun) ”是為(wei) 了讓人成為(wei) 人——：“盡倫(lun) ”的終極理想就是每一個(ge) 生命最大限度的自我實現和健全發展，即“盡性”、“生生”和“各遂其性”。孔子倡“為(wei) 己”之學，主張“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論語·雍也》），《大學》中“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的名言，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孟子·盡心上》）的思想，均體(ti) 現了儒家以人格的完善和自我的實現作為(wei) “外王”的基礎。事實上，儒家的修己、修身，是在人倫(lun) 關(guan) 係中進行的，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guan) 係的建設中實現的。也可以說，“盡性”通過“盡倫(lun) ”來實現，“盡倫(lun) ”以“盡性”（即各遂其性）為(wei) 價(jia) 值目標。按照孟子的觀點，仁、義(yi) 等價(jia) 值內(nei) 在於(yu) 人性，因此，仁、義(yi) 、忠、信等價(jia) 值是以讓每個(ge) 人的人性得到健全發展為(wei) 終極目標的。

 

我曾指出[16]，孟子的性善論有兩(liang) 個(ge) 重要的前提假定：

 

1）每個(ge) 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成全自己的人性/天性，即所謂“盡其性”（《中庸》）、或“知其性”（《孟子·盡心》）。

 

2）人要成全自己的人性/天性，就不能作惡，因為(wei) 作惡會(hui) 戕害自己的人性/天性，即所謂“戕賊杞柳以為(wei) 桮棬”（《孟子·告子》）。

 

性善論具有強大的現實意義(yi) ：（1）它揭示了道德的真正基礎不在於(yu) 外部的社會(hui) 需要或總體(ti) 目標，而內(nei) 在於(yu) 每個(ge) 人的天性之中；（2）它主張人性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是比其他一切外在的社會(hui) 需要或總體(ti) 目標重要得多的東(dong) 西，因為(wei) 隻有每一個(ge) 人的人性都得到充分尊重和實現，才談得上理想社會(hui) ；（3）它包含一種全新的政治理論（王道），即統治者隻需引導人民自覺追求自身天性/人性的完滿實現即可天下太平，而絲(si) 毫不必害怕人民為(wei) 非作歹。因為(wei) 隻要人民知道如何實現自身的天性/人性，自然就不會(hui) 為(wei) 非作歹。這是一個(ge) 革命性的結論，是刺向一切不尊重人性尊嚴(yan) 的專(zhuan) 製統治的一把匕首，這也是孟子性善論比荀子性惡論在曆史上更受青睞的原因所在。

 

孟子的性善論啟發我們(men) ：道德教育必須基於(yu) 一個(ge) 全新的起點，即全心全意地為(wei) 了每一個(ge) 人自身人格的健全、自我的完善、個(ge) 性的獨立、價(jia) 值的實現這一方向。這將是中國社會(hui) 人心回歸正途的重要起點。這才是對人真正的關(guan) 心和愛，真心實意地為(wei) 千千萬(wan) 萬(wan) 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生價(jia) 值服務，而不是出於(yu) 統治的需要來推動道德建設；如能這樣做，一定會(hui) 激發出無窮無盡的人心潛力，化為(wei) 長久不息的道德資源，成為(wei) 整合社會(hui) 秩序、收拾世道人心最強大的武器之一。

 

一個(ge) 致命的誤區是認為(wei) ，讓人們(men) “各遂其性”，將導致天下大亂(luan) 。這種觀點的致命誤區是把“各遂其性”當作自由主義(yi) 、利己主義(yi) 。殊不知，儒家盡性立命的思想是讓人們(men) 學會(hui) 正確認識什麽(me) 是真正符合自己人性的東(dong) 西；儒家認為(wei) ，一旦人性回歸於(yu) 正常而不是扭曲、健康而不是邪惡的狀態，自然會(hui) 捍衛人間的正義(yi) 和社會(hui) 的秩序。孟子雲(yun)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盡心上》）；“知其性”就是喚醒了心中的良知，是“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由萌動至閃耀；這是人間一切道義(yi) 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是一切社會(hui) 秩序賴以建立的最強大基礎。

 

另一個(ge) 致命的誤區是：社會(hui) 秩序的基礎在於(yu) 所有人的思想和行為(wei) 都能接受統一領導。這種觀點建立在這樣一種理想化的假定之上：人的思想可以用人為(wei) 的方式來塑造和統一，而不管其自身的規律；據說通過無數次灌輸某種有利於(yu) 集體(ti) 利益的思想，可以把所有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使所有人的行為(wei) 趨於(yu) 一致。這是一種非常主觀、想當然的錯誤觀點，是在政治決(jue) 定一切的思想前提下想出來的，它的最大誤區在於(yu) 沒有認識到：這種做法違背了人性自身的邏輯。也就是說，人性有它自身的本質特征，不是誰想要塑造就能塑造得了的；而道德教育也有它自身的規律，不是可以人為(wei) 地、想當然地用灌輸方式來強加於(yu) 人的。前麵我們(men) 說過，人性受製於(yu) 文化的心理結構，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決(jue) 定了中國人在什麽(me) 樣的情況下才能成為(wei) 人，才能保證其人性不被扭曲；不尊重文化習(xi) 性的邏輯，隻會(hui) 使人性被扭曲，人心被撕裂，而不能建設社會(hui) 秩序和道德。

 

此外我們(men) 也知道：人不是豬，隻要吃飽了、喝足了就很幸福，人的價(jia) 值包括人格的完善、精神的獨立、自我的實現、尊嚴(yan) 的樹立等等，這些都是隻能由個(ge) 人親(qin) 身來實踐，而不能由國家或任何第三者代勞；要人們(men) 把自己的全部靈魂都交出來，由第三者來為(wei) 他們(men) 負責，既是對人性尊嚴(yan) 和人格獨立性莫大的蔑視，也是對他們(men) 不負責任的表現；畢竟人一生的幸福和價(jia) 值即使極其痛苦的自我奮鬥、極為(wei) 殘酷的自我磨礪也不一定能實現，把自己的一生交給別人來主宰，對自己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我們(men) 必須明確一個(ge) 原則：個(ge) 人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高於(yu) 一切，任何國家利益都必須全心全意地為(wei) 這個(ge) 目標服務才對。

 

寄望於(yu) 用集體(ti) 的意誌來統一每個(ge) 人的意誌，即使成功了也十分危險。因為(wei) 這將催生一個(ge) 高度集權的社會(hui) ，一旦掌權者犯錯誤，整個(ge) 社會(hui) 將付出無可挽回的代價(jia) 。由於(yu) 追求統一意見、統一思想，容易構成一種“集體(ti) 的專(zhuan) 製”，讓天才滅絕，讓人才壓抑，讓無數人的意誌歸於(yu) 沉寂；從(cong) 而不能真正集思廣益，充分發揮賢達、豪傑和社會(hui) 不同階層意見的作用。此外，它容易滋生一種極端錯誤的傾(qing) 向：認為(wei) 為(wei) 了國家利益和集體(ti) 需要，有時不得不犧牲個(ge) 人的正當利益，少數人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在國家利益和集體(ti) 需要麵前不算什麽(me) ，這種思想是十分可怕的。

 

事實證明，出於(yu) 自身方便的需要而試圖統一別人的思想，往往都會(hui) 失敗，原因是其動機很容易被人窺破；畢竟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他們(men) 寧可相信自己的理智，而不會(hui) 輕易地把自己一生的禍福交給別人來打理。孟子曰：

 

以善服人，

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yang) 人，

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離婁下》）

 

善哉，斯言！

 

6、社會(hui) 道德依賴於(yu) 風化

 

按照儒家的觀點，一個(ge) 理想的社會(hui) 確實是人心統一的社會(hui) ，表現為(wei) 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眾(zhong) 誌成城[17]。但是這樣的社會(hui) 不是通過外在手段人為(wei) 地灌輸或塑造出來的，而是建立在“化民”的基礎上。隻有“以德化民”才建立理想的政治和理想的社會(hui) 道德麵貌。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毛詩序》雲(yun)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儒家所謂的“化民”就是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感化人民。也可以這樣說：“化民”就是不把人民當傻子——群眾(zhong) 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men) 會(hui) 自己看：哪些是做出來給他們(men) 看的“政績”，哪些是虛浮不實的宣傳(chuan) ，哪些是有目的的說教。他們(men) 自己會(hui) 判斷：那些口口聲聲講大道理的人，自己在幹些什麽(me) ；那些宣稱為(wei) 人民服務的人，自己在為(wei) 誰服務；那些要人們(men) 無私奉獻的人，自己有沒有奉獻。《孝經》對此有經典的論述：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qin) ；陳之以德義(yi) ，而民興(xing) 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zheng) ；導之以禮樂(le)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雲(yun)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孝經·三才章》）

 

聖人因嚴(yan) 以教敬，因親(qin) 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yan) 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孝經·聖治章》）

 

要“化民”就必須認識到：當社會(hui) 正義(yi) 得不到伸張時，正直無私的人就越來越少；當欺壓百姓得不到懲罰時，遵紀守法就會(hui) 被當成傻子；當權錢交易得不到遏製時，克己奉獻就不再是美德。奸巧者得利、老實人吃虧(kui) ，人民自然越來越自私；說假話受提拔、說真話會(hui) 倒黴，社會(hui) 的良知自然會(hui) 埋沒。對於(yu) 其他部門來說同樣如此。古人雲(yun) ：

 

上老老，而民興(xing) 孝；上長長，而民興(xing)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yu)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yu) 下，毋以事上。所惡於(yu) 前，毋以先後。所惡於(yu) 後，毋以從(cong) 前。所惡於(yu) 右，毋以交於(yu) 左。所惡於(yu) 左，毋以交於(yu) 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cong) 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cong)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cong) 。（《大學》）

 

當人民的良心已經麻木，整個(ge) 社會(hui) 也就失去了道德的肥田沃土；當社會(hui) 的良知已然沉寂，一切法令政策都無濟於(yu) 事了。各種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的掙錢手段將層出不窮，防不勝防！正所謂：

 

法出而奸生，

令下而詐起，

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

（《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然而，按照儒家的觀點，扭轉社會(hui) 風氣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件很難的事，隻要你真心想扭轉。關(guan) 鍵不在於(yu) 你怎麽(me) 宣傳(chuan) ，而在於(yu) 你怎麽(me) 做；包括正義(yi) 的伸張、貪官的懲治；包括維護千百萬(wan) 普通人的利益，尊重每一個(ge) 人的生命及價(jia) 值；還包括鼓勵人們(men) 說真話，維護每一個(ge) 人的個(ge) 性及尊嚴(yan) ；等等。隻要做到了這些，社會(hui) 風氣會(hui) 立即會(hui) 發生根本性扭轉，君不聞：

 

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會(hui) 不會(hui) 出現這種情況，那就是：當官的做了好事別人不知道，從(cong) 而達不到改變社會(hui) 風氣的效果？答曰：非也！孔子雲(yun) ：

 

德之流行，

速於(yu) 置郵而傳(chuan) 命。

（《孟子·公孫醜(chou) 上》）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今天中國人的信仰世界麵臨(lin) 著徹底崩潰。在這個(ge) 社會(hui) 上，我們(men) 除了看到金錢和利益主導一切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神聖的東(dong) 西了。無論是從(cong) 事什麽(me) 行業(ye) 的人，仿佛都不再為(wei) 什麽(me) 崇高的價(jia) 值而奮鬥，一切的算計和籌劃，都沉浸在金錢和利益的汙泥濁水中。導致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yu) ，多年來，在“以發展經濟為(wei) 中心”這個(ge) 指導思想支配下，經濟增長指數特別是GDP成為(wei) 衡量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工作績效的主要標準，利益激勵被當成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經過多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傳(chuan) 和動員，整個(ge) 社會(hui) 都已經被成功地引導到經濟利益這個(ge) 方向上去。由於(yu) 風傳(chuan) 有些人利用特權辦公司、做買(mai) 賣，由於(yu) 有些政府部門也加入到以權謀利的行列中，許多政府官員想方設法撈錢，由此自然導致了整個(ge) 社會(hui) 見利忘義(yi) 的瘋狂。發展到今天，各行各業(ye) 的人們(men) ，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掙錢謀利當作了主要任務，而忘記了行業(ye) 自身的目標和價(jia) 值。比如教育行業(ye) 的主要價(jia) 值是教書(shu) 育人，如果教育機構將掙錢當作主要目的，就會(hui) 腐蝕教育工作者的動機，最終毀壞這個(ge) 行業(ye) 的神聖性。孟子雲(yun) ：

 

王曰“何以利吾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孟子·梁惠王上》）

 

董仲舒指出，當權貴們(men) 與(yu) 民爭(zheng) 利，當豪強們(men) 橫行霸道，當公平正義(yi) 得不到彰顯，社會(hui) 就會(hui) 象朽木和糞土之牆一樣，愈治而愈亂(luan) ——：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yu) 民爭(zheng) 利於(yu) 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zhong)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chan) 業(ye)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民蹵民……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18]

 

這才是我們(men) 反思今日中國社會(hui) 道德風氣敗壞的重要視角。

 

因此，必須從(cong) 根本上改變整個(ge) 社會(hui) 的價(jia) 值導向。那就是，不能再把經濟利益當作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要目標，必須從(cong) 國家政策層麵確立新的指導思想，並層層落實、具體(ti) 實施，這個(ge) 指導思想就是：一個(ge) 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在於(yu) 每個(ge) 人尊嚴(yan) 的確保，自我的完善，價(jia) 值的實現；在於(yu) 人性魅力的展示，道德水準的提升，文明程度的進步；通過激發人們(men) 內(nei) 心深處的良知和做人的尊嚴(yan) ，讓人們(men) 為(wei) 人格的自我完善，為(wei) 潛能的自我開發，為(wei) 正義(yi) 的無限伸張，為(wei) 精神的不斷升華而奮鬥。具體(ti) 到每個(ge) 地區、每個(ge) 部門，不應當把經濟利益或GDP當作其考績的最重要標準，而應當從(cong) 地方社會(hui) 及行業(ye) 本身的邏輯出發來確立相應的衡量標準。《大學》雲(yun) ：

 

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

外本內(nei) 末，

爭(zheng) 民施奪。……

國不以利為(wei) 利，

以義(yi) 為(wei) 利也。

 

7、如何進行人倫(lun) 重建

 

今日之中國，人倫(lun) 重建是當務之急，也是一切秩序重建之起點——：

 

必須明確人性的邏輯高於(yu) 社會(hui) 的邏輯，社會(hui) 的邏輯高於(yu) 政治的邏輯。當政治邏輯高於(yu) 一切時，社會(hui) 的邏輯必遭破壞，而最終受傷(shang) 害的是人性的福祉。這就是儒家王霸思想的精髓；

 

必須明確認識到，道德教育的最高宗旨不是讓人們(men) 去愛國家、愛集體(ti) 或任何外在的對象，也不是為(wei) 了追求個(ge) 人形式上的自由或權利，而是讓人們(men) 喚醒做人的良知，確保人格的獨立，捍衛人性的尊嚴(yan) ，追求自我的完善，實現自身的價(jia) 值等；

 

必須放棄以國家主義(yi) 或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為(wei) 核心價(jia) 值或衡量道德的最重要標準，確立仁、義(yi) 、忠、信、孝、禮、智為(wei) 社會(hui) 基本價(jia) 值或核心價(jia) 值，並由此開展與(yu) 如何做人有關(guan) 的一係列待人接物之道教育。成人教育主要不是教育人們(men) 大公無私或聽話，而是教育人們(men) 修身成為(wei) 人格獨立、健全的君子。

 

國家主義(yi) 者說，隻有把國家發展好了，個(ge) 人才能有發展。這是對人性尊嚴(yan) 的公然漠視：一個(ge) 人的自我成全是一件極其艱難而痛苦的事，決(jue) 非“國家好了，個(ge) 人自然好”的邏輯所能概括的。人隻有從(cong) 小就學習(xi) 如何捍衛自身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才有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度過無數曲折，保全人格。

 

自由主義(yi) 者說，隻有保障每一個(ge) 人的自由和權利，個(ge) 人才能發展好。但它忘了，個(ge) 人權利和自由隻是最低限度的保障，不代表個(ge) 人人生價(jia) 值本身，而且不知道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每個(ge) 人如何實現在與(yu) 親(qin) 人、他人、社會(hui) 及自然的關(guan) 係中來實現自身生命的健全是一項多麽(me) 艱巨的工作。

 

現代中國人在盲從(cong) 西方文化的時候，認識不到每一個(ge) 文化中的道德賴以建立的基礎可能不同。即：雖然道德有普世性，但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卻有特殊性，因為(wei) 不同的文化遵從(cong) 不同的邏輯。比如說勇敢、智慧、節製、正義(yi) 雖可看成是人類一切社會(hui) 的普世價(jia) 值，但也許隻有在古雅典城邦才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成為(wei) 核心價(jia) 值；又比如仁、義(yi) 、禮、智、信等就其內(nei) 含而言，也可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jia) 值，但是隻是在中國或東(dong) 亞(ya) 少數地域才成為(wei) 核心價(jia) 值；同樣的道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是普世價(jia) 值，但未必能成為(wei) 人類其他所有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核心價(jia) 值，指對一個(ge) 民族和社會(hui) 來最重要的價(jia) 值觀，它的基礎是什麽(me) 呢？本文認為(wei) 核心價(jia) 值與(yu) 一個(ge) 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關(guan) ，認識不到這一點，是一個(ge) 多世紀以來無數中國學人知識分子盲目崇尚西方文化價(jia) 值，導致對中華民族文化生命摧毀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須認識到：道德教育不是指設立重要的價(jia) 值、原理或信條，由專(zhuan) 門機構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從(cong) 上往下推廣，讓全社會(hui) 接受；這會(hui) 把道德教育變成若幹人所共知的信條教育，違背了道德教育的基本規律。[19] 把隻有道德家-宗教家才有資格做的事，交給一些行政人員來做，是對人性複雜性的低估，也是對“道德”一詞本身的不尊重。正因為(wei) 我們(men) 不承認道德教育在政治之外的獨立性，完全用政治標準來衡量它，才會(hui) 強行地把人納入到若幹整齊劃一的模塊中來教育；今天看來，其所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可悲的。

 

我們(men) 必須明白：人的精神的改變是世間最艱難的事，不能指望用工程項目的思路，期望在預定的期限內(nei) 達到預定的目的；道德教育是一項長久、係統的建設過程，必須充分尊重其自身的規律，通過幾代人逐步累積出效果，而不能追求一些人人可見的、大而空的效果（這些效果多半是一些人根據自己對社會(hui) 需要的判斷主觀地、想當然地製定出來的），不能把道德教育政治化。要建立社會(hui) 道德的深厚基礎，使之成為(wei) 一個(ge) 民族長治久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必須按照社會(hui) 道德建設自身的規律來做，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巨大力量，並以人性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為(wei) 最高目標。

最後，我想指出，從(cong) 儒家的觀點看道德建設，社會(hui) 教育重於(yu) 學校教育。這是指，一個(ge) 社會(hui) 的風氣和人心導向，一個(ge) 社會(hui) 中千千萬(wan) 萬(wan) 個(ge) 官員、父母、行業(ye) 從(cong) 業(ye) 人員的行為(wei) 方式，以及一個(ge) 社會(hui) 的公平正義(yi) 程度等對人心的塑造作用，比任何學校教育力量都大。我們(men) 必須放棄選官製度的過度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讓人品正直、敢於(yu) 極言直諫的人被提拔，從(cong) 正麵引導社會(hui) 的道德方向。在社會(hui) 道德教育方麵，中華民族有幾千年實踐的豐(feng) 富經驗，世界各國也有許多偉(wei) 大的傳(chuan) 統，決(jue) 不是什麽(me) 難以操作的事。

 

總之，必須改變整個(ge) 社會(hui) 的風氣和人心導向，必須改變道德教育的指導思想，必須正確認識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必須促進行業(ye) 的自治與(yu) 理性化、大力引導宗教的繁榮與(yu) 發展，讓道德教育由道德家、宗教家而不是政府來承擔，等等。下麵我引用《孝經》上的幾段話來結束本文：

 

教民親(qin) 愛，莫善於(yu) 孝；教民禮順，莫善於(yu) 悌；移風易俗，莫善於(yu) 樂(le) ；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wan) 人悅。（《廣要道章》）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wei) 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wei) 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wei) 人君者也。（《廣至德章》）

 

（本文發表於(yu) 《文史哲》2013年第3期，總第336期，頁83-93。此處為(wei) 發表前原文）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①] 關(guan) 於(yu) 文化相對論、文化模式學說及對他們(men) 的批評，參拙著，《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7月），頁71-73，259-335。

 

[②] 參John Clammer, Difference and Modernity: Soci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td., 1995; John Clammer, Japan and Its Others: Globalization, Difference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Melbourne, Australia: Trans Pacific Press, 2001.

 

[③] 李澤厚的文化積澱說，參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84），頁56－57，415，435－437，等；氏著，《美的曆程》（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30，32，35，59，265－266，等；氏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頁7－40（孔子再評價(jia) ），295－322（試談中國的智慧），等。對李澤厚這一思想的評述參見拙著，《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頁73-75。

 

[④] 參《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頁73-87。

 

[⑤] 孫隆基指出，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具有動態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趨向無限的權力意誌”，它“不斷追求變動，而變動又總是導向超越和進步”（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9-10）。相比之下，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則具有靜態的‘目的’意向性”，“在個(ge) 人身上造成的意向是‘安身’與(yu) ‘安心’，在整個(ge) 社會(hui) 文化結構中則導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團結’，而其政治意向亦為(wei) ‘鎮止民心，使少知寡欲不亂(luan) ”（同上書(shu) ，頁10）。

 

[⑥] 比如《中庸》有“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孟子講浩然正氣，講大丈夫；莊子講所謂“物物而不物於(yu) 物”（《莊子·山木》）。

 

[⑦] 參關(guan) 論著參Wm. Theodore de Bary, Asian Values and Huam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o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David L. Hall, &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an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9; Tu Wei-ming,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 (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⑧] 牟宗三，《曆史哲學》（增訂八版），台北：台灣學生書(shu) 局，1984年，頁74。

 

[⑨] 同上，頁74-75。

 

[⑩] 同上，頁75。

 

[11]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載：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術委員會(hui) 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87。

 

[12] 參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chuan) 統》，李弘祺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該書(shu) 英文版由同一出版社同年出版）；狄百瑞，“《大學》作為(wei) 自由傳(chuan) 統”，劉瑩譯，載：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shu) 店主編，《儒家與(yu) 自由主義(yi) 》，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頁184－193; Wm. Theodore de Bary, Learning for one's self : essays on the individual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Tu, Weiming,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Berkeley :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13] 參《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頁68-98。

 

[14]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中國文化是一倫(lun) 理本位的文化，故無人權自由觀念。梁認為(wei) ，西洋人的個(ge) 人有向外求自由之“勢”，形成扞格、對抗，故求“消極性的自由”（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載：中國文化書(shu) 院學術委員會(hui) 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49）。而在中國，“倫(lun) 理本位使中國人混而不分，不成對立，不過使自由不得明確而已。而遇著對立時候，又無可以對立者（個(ge) 人抗不了），則自由不立”（同上，頁248），中國人的“人生向上”，“相與(yu) 之情厚”，故“人權自由首先就在這裏發生不了”（同上，頁249）。

 

[15] 《周易·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周易·係辭》：“生生之謂易。”《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盡其性。”

 

[16] 方朝暉，“重新認識強大的性善論”（陳菁霞整理），《中華讀書(shu) 報》2011年3月9日第10版。

 

[17] 可參《孟子·梁惠王上》“可使製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公孫醜(chou) 下》“得道者多助”等處。

 

[18] 董仲舒雲(yun) ：“今世……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yi)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wan) 千數。” （《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夫萬(wan) 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19] 中國曆代的儒學大師們(men) 都反對將道德教育變成了若幹客觀規則、原理或信條的教育，故而朱熹、王陽明等人生前皆反對門人將其平時教育人的話刊印出版。《王陽明全集》記載這樣一則故事雲(yun)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nei) 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yu) 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wei) 贅疣。若遂守為(wei) 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複追贖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