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為(wei) 中國立製度？

——答複對於(yu) “反腐敗從(cong) 正人心做起”的批評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發表

時間：2013年6月3日

【摘要】很多人認為(wei) 拙文“反腐敗從(cong) 正人心做起”（原發於(yu) 《中國青年報》2012年12月31日）的主旨是主張道德反腐、否定製度反腐，這完全是出於(yu) 誤解。問題在於(yu) 人們(men) 忽視製度賴以存在的文化土壤，將反腐希望完全寄托於(yu) 製度，卻不去思考製度在中國文化中如何確立。在製度決(jue) 定論思維支配下，不可能認識到人心朝向、社會(hui) 風氣、行業(ye) 自治等等對於(yu) 塑造反腐製度至關(guan) 重要，當然也不可能認識到普遍的道德淪喪(sang) 與(yu) 社會(hui) 風氣敗壞的根源。本文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的製度向來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廢；隻有整合人心、移風易俗、任賢使能，才能在中國文化中牢固確立製度。文章從(cong) 儒家思想出發，討論了如何進行反腐製度建設。

【關(guan) 鍵詞】人心 風氣 製度 反腐

2012年最後一天，本人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反腐敗從(cong) 正人心做起”一文（以下簡稱“拙文”），引起許多爭(zheng) 議。因我曾在博客上撰文澄清有關(guan) 誤會(hui) ，本不打算再作回應。最近同事張緒山在《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4月上撰長文“‘正心反腐論’仍是官本位政治學——駁方朝暉教授《反腐敗從(cong) 正人心做起》”（以下簡稱“張文”），對我進行了全麵反駁。蒙其雅愛，我撰寫(xie) 此文，對包括張文在內(nei) 的有關(guan) 批評統一回應。由於(yu) 批評較多，回應無法麵麵俱到，希望能討論有關(guan) 要點。

一、莫讓誤會(hui) 占據你

首先我想說的是，盡管我在拙文中明確交待，“這個(ge) ‘人心’的問題，就是社會(hui) 風氣問題”，批評者卻幾乎一致認為(wei) 我主張用道德手段——包括加強道德教育、提升道德境界等——來反腐（“張文”亦然）。盡管拙文所引董仲舒“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一段易產(chan) 生誤會(hui) ，但本段以“風氣已徹底敗壞”為(wei) 主旨則異常明確，並從(cong) 四個(ge) 方麵討論了風氣敗壞原因。細讀不難發現，我所謂的“人心”意指一個(ge) 社會(hui) 流行或占主導地位的、人心的普遍朝向——即社會(hui) 風氣。盡管拙文是編輯從(cong) 6千字原文大幅刪減而成，但從(cong) 頭到尾沒說過通過開展道德教育、提升道德境界來反腐。

社會(hui) 風氣問題就是道德問題嗎？當然不是，至少我是把它作為(wei) 影響一個(ge) 社會(hui) 的非正式製度之一。美國新製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曾從(cong) “正式約束”與(yu) “非正式約束”兩(liang) 方麵來理解一個(ge) 社會(hui) 中有效的製度，並強調了非正式約束對於(yu) 製度建設的重要性。他所謂“非正式約束”，包括風俗、習(xi) 慣、傳(chuan) 統甚至道德等。我因此認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製度包括正式與(yu) 非正式的兩(liang) 種類型，茲(zi) 列如下：

顯然，這裏的非正式製度，不是什麽(me) “‘反求諸己’的‘內(nei) 功’”，或仁義(yi) 道德的說教；塑造非正式製度，當然會(hui) 改變一個(ge) 社會(hui) 的道德麵貌、從(cong) 而與(yu) 道德有關(guan) ，但它與(yu) 道德訓誡、道德教育根本上是兩(liang) 碼事。我在文章中正是從(cong) “義(yi) 利”、“均寡”、“賢能”、“養(yang) 士”四個(ge) 方麵來討論如何塑造非正式製度，根本談不上開展道德教育來反腐。然而，“張文”在讀過我的博客澄清的情況下，仍認為(wei) 我通過道德教育來反腐，讓我愕然。

我們(men) 知道，除了諾斯之外，重視非正式製度的學者還有許多。比如，托克維爾詳細論述了美國民主有效運作的條件，並明確指出，“法製比自然環境更有助於(yu) 美國維護民主共和製度，而民情比法製的貢獻更大。”“隻有美國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體(ti) 美國人能夠維護民主製度的獨特因素。……我確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製，沒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維護一個(ge) 政體(ti) 。”（《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8年，頁354、358）又如，亞(ya) 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論述了政體(ti) 建立在於(yu) 人口的量和質的基礎上的，政體(ti) 的劃分也是由於(yu) 人口成分及其勢力對比所決(jue) 定；沒有絕對理想的政體(ti) ，城邦好壞由多重因素決(jue) 定（包括疆域、人口數量、人口質量等決(jue) 定），並在卷七、卷八對人的素質（他所謂善德）進行了詳細分析，強調善德決(jue) 定善邦。

我在拙文中明確指出，“如果把製度比作冰山的話，人心和社會(hui) 風氣則好比汪洋大海，它們(men) 深刻地決(jue) 定、影響著製度的運作”；因此，我強調人心和風氣，隻不過是為(wei) 了探索在中國文化中建立製度的途徑，“絲(si) 毫不是說不需要製度防腐，也不是說不需要對權力的監督、製衡。我隻是想提醒人們(men) ，奢談製度不如探索製度之路，重視製度不如研究製度之基”。盡管如此，批評者還是將我一棍子打死，認定我否定了“製度”對於(yu) 反腐的重要性。於(yu) 是一係列批評甚至謾罵就顯得無的放矢，不值得一駁。

多數批評者都認為(wei) ，儒家政治理論建立在人性善假定上，期望通過道德教育來培養(yang) 聖賢，然後依靠聖賢來治國；由於(yu) 儒家用道德而不是製度治國，結果適得其反，人治橫行，法治不立。這種觀點在“張文”中表現得尤其典型。按照這種思路，我就成了“道德反腐論”的典型代表，也形成了 “道德反腐論”與(yu) “製度反腐論”的所謂爭(zheng) 論。可是，既然我並未主張用道德手段來反腐，把我說成是道德反腐論者自然就不成立。對我的這一標簽化處理不僅(jin) 是錯誤的，也包含著對儒家政治學說的膚淺認識。

儒學雖以道德為(wei) 重心，但是將儒家政治學說曲解為(wei) 以性善論為(wei) 基礎、依靠道德和聖賢、不要製度和規則，則是對儒學缺乏應有的了解。如果說在八十年代初剛改革開放之初對儒學的認識如此膚淺還可理解，到今天對儒學的認識還停留在這樣的地步就顯得太不應該。首先我們(men) 知道，儒家人性學說中除了性善論，還有性惡論等；其中最重視製度建設的荀子、董仲舒等人恰恰是反對性善論的。隻要讀讀他們(men) 的書(shu) 就知道，他們(men) 如何論證由於(yu) 人性的貪婪而需要禮樂(le) 等製度來約束。儒家的製度理論決(jue) 不是像一些人想當然地理解的那樣，由於(yu) 認識不到人性中貪婪、自私的成份，把人性理想化，一切寄托於(yu) 聖賢。

我們(men) 知道，儒家曆來是主張禮、樂(le) 、刑、政四者並舉(ju) 的，這四者都跟製度有關(guan) ，其中禮、樂(le) 跟非正式製度有關(guan) ，刑、政跟正式製度有關(guan) 。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雲(yun)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wei)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孟子·離婁上》）這不是在講製度是什麽(me)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當然也是在講製度。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正大法”，當然也是為(wei) 了立製。儒家的製度理論沒有低估人性的複雜性，沒有指望完全靠道德教育來反腐，沒有把天下秩序寄托在人人成聖成賢上。我曾在有關(guan) 地方論證過，認為(wei) 儒家製度理論的精髓在於(yu) 禮大於(yu) 法，重視通過人心整合、行業(ye) 自治、移風易俗等途徑來確立正式製度。它符合中國文化的習(xi) 性，和中國社會(hui) 製度確立的規律。

最後補充一點，一些批評者從(cong) 性惡論來說明西方現代民主、法治、憲政製度的人性論基礎也讓人感到奇怪。西方近代史上主張性惡論的學者如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皆主張君主專(zhuan) 製，而為(wei) 現代民主、憲政奠定理論基礎的人如盧梭、孟德斯鳩、洛克等恰恰都從(cong) 自然狀態說出發，其自然人性假定更接近性善論，孟德斯鳩甚至專(zhuan) 門批判了霍布斯的性惡說（《論法的精神》第1章第2節）。由性惡論出發主張君主專(zhuan) 製一點也不奇怪：因為(wei) 人性不可靠，所以要人管，西方學者馬基雅維利、霍布斯與(yu) 中國學者韓非子等人均是例子。認為(wei) 現代西方民主、憲政和法治以人性惡假定為(wei) 前提，則是中國學者對西方政治學的曲解。恰恰相反，作為(wei) 現代西方體(ti) 製思想基礎的自由主義(yi) ，所謂liberalism，恰恰以承認每個(ge) 人都有自我主宰的能力為(wei) 前提，至少這一點與(yu) 儒家性善論完全一致。

二、製度是如何確立的？

“張文”和其他批評者所犯的一個(ge) 共同錯誤，在我看來就是對於(yu) 製度建立過程之艱難缺乏清楚認識，根本認識不到製度賴以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礎，想當然地認為(wei) 隻要根據某種人性原理（如性惡論）就可設計製度，把理想的製度看作可以超然於(yu) 一切文化、心理、習(xi) 慣和傳(chuan) 統的普世存在。這種幼稚的製度烏(wu) 托邦，在“張文”中體(ti) 現得非常明顯。比如文中說，“大抵‘製度’，都有具體(ti) 的實施措施與(yu) 細則，隻要人人遵守，照章辦事，即可收立竿見影之效”，可是如何來保證人人遵守呢？如果人們(men) 不遵守怎麽(me) 辦呢？千百年來人們(men) 在製度問題真正構成困擾的，從(cong) 來都不是不知何為(wei) 好製度，而是無法落實好製度。“張文”又說，“一種製度的有效性與(yu) 優(you) 越性一旦得到公認，那麽(me) ，即使在既有社會(hui) 風氣阻力下麵臨(lin) 困難與(yu) 險境，甚至被摧毀，但最終還是能建立起來，並最終改變社會(hui) 大環境與(yu) 社會(hui) 風氣”，可是即使得到了公認，也隻是停留在理論上，如何保障從(cong) 理論到實踐不發生變異呢？為(wei) 何那麽(me) 多第三世界國家真心誠意學習(xi) 、仿效西方製度都不成功呢，難道不正是因為(wei) 理論與(yu) 現實的差異總是一次又一次發生作用嗎？

多年來，我心中一直思考著這樣的問題：什麽(me) 是中國文化中有效的權威？中國文化中的秩序究竟建立在什麽(me) 樣的基礎上？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直接關(guan) 係到如何在中國文化中製度如何建立。如果靠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等一些西方概念就可以解決(jue) 製度問題，那確實一切就都變得簡單了，隻要老老實實地按照西方製度的模式就行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多年來，無論我們(men) 怎樣強調憲政和法治，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行之有效的製度，從(cong) 來都還是建立在中國文化習(xi) 性的基礎上。它體(ti) 現在諸如一個(ge) 基層村長的行政工作能力上，表現在一個(ge) 普通廠長的行事風格中，甚至展現在每一個(ge) 家庭的管理方式上。隻要我們(men) 稍加思索，即可發現，中國社會(hui) 中的製度，總是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廢。千百年來，凡是在中國文化中建立製度的人，都必須從(cong) 人事出發。脫離這一點，空談法治和憲政，總是受到現實的無情教訓。

不妨設想一下:假如要在你現在的工作單位真正建立一種好製度，需要依賴什麽(me) 條件？你可能認為(wei) ，需要好的、有魄力的領導，需要製定好的政策，還需要領導自身帶頭去遵守，等等。我們(men) 很容易發現，有時真正的問題不是出在製度上，而是出在人上麵。如果領導不能以身作則，帶頭執行，就不能整合全單位的人心，也就無法建立真正有效的製度。這並不是一些人所誤解的、支持“人治”和關(guan) 係學的問題，而如何“治人”、理順關(guan) 係以及特別是任賢使能的問題。我們(men) 可以說，中國文化中有效的製度建立在人心整合的基礎上。但是，等到它已經建立起來，也會(hui) 反過來對人心構成約束。這正是董仲舒、陳亮“正人心而後正天下”之意。

我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製度，從(cong) 根本上講是禮而不是法。原因部分在於(yu) ，禮比法在中國文化中有更牢固的基礎。因為(wei) 禮不同於(yu) 法的地方，一方麵在於(yu) 它依據於(yu) 習(xi) 俗，另一方麵在於(yu) 它尊重人情。古人講“緣人情而製禮”（《史記·禮書(shu) 》）、“因人之情為(wei) 之節文”《禮記·坊記》、“人情以為(wei) 田”（《禮記·禮運》），正因為(wei) 隻有尊重人情，才能整合人心，所以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建立抽象製度上。這就是儒家製度思想的核心——即“禮大於(yu) 法”——的問題。因為(wei) 中國人不可能脫離人情去愛製度，與(yu) 其抽象地討論製度，不如從(cong) 理順人情、整合人心做起。人情理順了，人心整合了，製度也就自然建立起來了。理順人情和整合人心，決(jue) 不同於(yu) 搞親(qin) 親(qin) 庇護和鄉(xiang) 願，而是指從(cong) 正麵引導和塑造它們(men) 。但是，重禮不等於(yu) 棄法，古人隻是強調兩(liang) 者輕重之分。為(wei) 什麽(me)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wei) 政》），因為(wei) 禮可以防於(yu) 未然，禁於(yu) 內(nei) 心；而法隻能懲於(yu) 已然，禁於(yu) 外表（《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從(cong) 社會(hui) 治理上講，禮樂(le) 才是治本，刑政隻能治標。儒家常將衰落社會(hui) 形容為(wei) “禮崩樂(le) 壞”，因為(wei) 隻有當製度能夠通過禮樂(le) 來表現時，才表明它在人心中紮下了根。

儒家認為(wei) ，理想的社會(hui) 秩序是一切製度之基石，它從(cong) 根本上講以人與(yu) 人關(guan) 係之基本準則的確立為(wei) 前提。所謂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其實是一些倫(lun) 理規範和行為(wei) 規矩。當一個(ge) 社會(hui) 中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遭到了破壞，這個(ge) 社會(hui) 的秩序就失去了基礎；一旦秩序崩潰，製度也建立不起來。這也是儒家“三綱五常”思想的實質所在。這一思想，很容易被現代人理解為(wei) 主張用道德教育來治國，於(yu) 是大肆批判，一味誤解。儒家隻是認為(wei) ，要想重建社會(hui) 秩序、建立有效製度，就必須分析是哪些因素導致了人與(yu) 人關(guan) 係基本準則的破壞。例如，“文革”中鼓勵公開說謊、打壓正氣、偽(wei) 善盛行、小人得勢，就是對人與(yu) 人關(guan) 係基本準則的重大破壞。除此之外，政策急功近利導致拜金主義(yi) ，分配不公、貪汙腐敗導致人心變質，行業(ye) 不能自治導致社會(hui) 不能自主，道德說教導致道德淪喪(sang) ，等等，都是重要的破壞因素。按照《大學》、《孝經》等的看法，道德教育主要不是靠學校，社會(hui) 教育才是道德教育的最重要戰場。早在兩(liang) 千多年前，董仲舒在跟漢武帝分析當時社會(hui)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原因時，正是從(cong) 一係列國家大政方針的失誤出發的，而從(cong) 未指望過用行政手段來推動道德教育。“張文”將現實中大量的道德淪喪(sang) 現象歸咎於(yu) 儒家式的道德教育，這是從(cong) 當代人道德教育失敗的經驗來比附古人，對古代道德教育思想缺乏應有的了解，是很不應該的。

三、不要迷信競爭(zheng) 和對抗

我在拙文中質疑將反腐希望寄托於(yu) 司法獨立和分權製衡，被很多批評者理解為(wei) 反對司法獨立和分權製衡本身。從(cong) 長遠來說，讓法律找回到自身的價(jia) 值，走上一條自治的道路，而非成為(wei) 政治的工具，是我一向堅決(jue) 支持的。但我所擔心的是，人們(men) 忽略司法自治的內(nei) 在條件，把司法獨立簡單等同於(yu) 不受行政幹預；在獨立的法律傳(chuan) 統尚未形成、司法自治的內(nei) 在條件尚不成熟的條件下，指望用一個(ge) 自身尚不能自立的司法係統解決(jue) 腐敗，未免望梅止渴。事實上，在今天實施司法獨立和分權製衡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或地區，之所以並沒有取得像在歐美那樣大的抑腐成效，原因恰在於(yu) 這些源於(yu) 西方的製度在各民族文化中發生了變異。司法的自立與(yu) 自治決(jue) 不是一朝之功，可能需要幾代人的難難努力，需要大批優(you) 秀的法律家經過可能是艱苦卓絕的奮鬥。而在當下，將反腐的希望寄托於(yu) 司法獨立，就好比指望一個(ge) 尚未長大的小孩來解決(jue) 大人才能解決(jue) 的問題。

如果分權製衡是指通過社會(hui) 與(yu) 行業(ye) 自治來限製政治權力，我認為(wei) 這是中國社會(hui) 走向文明的必要條件，是我一貫堅持的主張（其他地方有述）。但是，作為(wei) 分權製衡前提的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同樣是一項艱苦、持久的工作，決(jue)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為(wei) 行業(ye) 的自立與(yu) 自治決(jue) 非政府放權那麽(me) 簡單，它依賴於(yu) 偉(wei) 大的行業(ye) 傳(chuan) 統的形成、獨立的行業(ye) 精神的興(xing) 起、獨特的行業(ye) 價(jia) 值的塑造等等，而這同樣需要幾代人的艱苦努力。今天，經過“文革”前後幾十年的摧殘，行業(ye) 精神荒於(yu) 無形，行業(ye) 傳(chuan) 統一窮二白，行業(ye) 價(jia) 值同於(yu) 政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行業(ye) 行為(wei) 極容易為(wei) 金錢或權力所收買(mai) 或控製，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也可能發展成不同行業(ye) 、不同團體(ti) 之間的無理性爭(zheng) 鬥，分權製衡也可能演變成不同利益集團合謀瓜分全民利益。這正是拙文“不著邊際、無從(cong) 下手”之意。

今天，很多中國人受西方思想影響太深，總是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競爭(zheng) 、對抗、利益激勵是促進社會(hui) 活力甚至建立製度的主要動力；他們(men) 所謂反腐主要靠製度，指的主要是通過司法獨立、分權製衡等手段，在不同部門之間建立競爭(zheng) 、對抗的機製，以達到相互監督的效果。這一觀點當然不能說沒道理，信息公開、新聞自由、相互監督等製度對於(yu) 反腐確實異常重要、必不可少。但是，我要提醒人們(men) 注意一個(ge) 事實：鬥爭(zheng) 和對抗從(cong) 來不是在中國文化中建立製度的最有效途徑。這涉及到中國文化的習(xi) 性（“張文”我提到的文化習(xi) 性有嚴(yan) 重曲解）。我曾在論著中根據中國學者費孝通、梁漱溟、許烺光等人，以及西方學者Harry Triandis，Richard Nisbett等人的研究成果，從(cong) 文化心理學角度將中國文化的習(xi) 性理解為(wei) “關(guan) 係本位”，體(ti) 現為(wei) 中國人在人與(yu) 人、人與(yu) 對象的關(guan) 係中尋找安全感和人生歸宿，在實踐中以人情和麵子為(wei) 內(nei) 在整合機製。我所謂的文化習(xi) 性，類似於(yu) 文化心理學家所說的“文化模式”。它決(jue) 定了中國文化中的製度會(hui) 走“禮大於(yu) 法”的道路，也決(jue) 定了競爭(zheng) 和對抗在中國文化中的局限性。因為(wei) 競爭(zheng) 和對抗雖有積極作用，但也可能撕裂中國人的人情世界，讓中國人的心理安全感徹底破壞；當人情已徹底撕裂，當麵子已不複存在，中國人之間是不會(hui) 再相互妥協的。到那時，競爭(zheng) 變成無理性的鬥爭(zheng) ，對抗變成麵子的較量。由此出發，再重要的製度也可能被弄得百孔千瘡，無法運作。

那麽(me) ，在中國文化中製度如何才能建立起來呢？前麵說過，必須整合人心，必須有賢能示範，必須在全社會(hui) 樹立新風。有人懷疑任賢使能不切實際，因為(wei) 賢能無法鑒別。這確實是個(ge) 問題，但我們(men) 不妨以學術界為(wei) 例。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學術基本步入正軌，名家林立，群星璀璨。難道不正是通過一批學術大家樹立風範，才在中國學術建立了好的學術規範和學術體(ti) 製的麽(me) ？如果沒有這批人的出現，可以想像一下，還能有什麽(me) 更好的方法建立健全的學術體(ti) 製呢？同樣，今天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墮落，固然與(yu) 體(ti) 製有關(guan) ，但是從(cong) 重建的角度看，將來如果沒有一批傑出的學者特別是大師出現，為(wei) 學術界樹立風範，為(wei) 學子們(men) 建立規矩，請問中國學術如何能建立自身獨立的傳(chuan) 統、形成自己健全的體(ti) 製從(cong) 而徹底走出當前的混亂(luan) ？因此，中國學術傳(chuan) 統以及學術體(ti) 製的重建，決(jue) 不是政策放開那麽(me) 簡單的事情，它需要一大批優(you) 秀學者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政府的正確引導。誠然不能將全部希望寄托於(yu) 政府，但是如果政府能走出思維誤區、以其龐大資源正確引導而不是誤導學術發展方向，將會(hui) 發揮極為(wei) 關(guan) 鍵的作用，這難道不是我們(men) 應該大力呼籲的嗎？有人說我是官本位，其實我不過是認為(wei) 社會(hui) 精英率先垂範、官方當局正確引導是實現行業(ye) 與(yu) 社會(hui) 自治的必要條件。至於(yu) 說賢能難於(yu) 鑒別，這屬於(yu) 領導的素養(yang) 問題。

再談社會(hui) 風氣問題。我相信，今天的中國，最嚴(yan) 重、最可怕的也許不是製度缺位，而是人心糜爛、全民皆腐。腐敗幾乎已成為(wei) 一種生活方式。隻要不改變人們(men) 的人生觀和價(jia) 值信仰，隻要占主導地位的價(jia) 值觀是功利的，再好的製度也可能被侵蝕、破壞乃至瓦解。因此，重塑人心、重整社會(hui) 風氣才是至關(guan) 重要的。《孟子·梁惠王上》記載了一段孟子與(yu) 梁襄王的對話如下：

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yu) 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yu) 之？”

對曰：“……如有不嗜殺人者，則……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所謂“天下定於(yu) 一”，就是“大一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春秋》大一統”不是“《春秋》大統一”。“大統一”就是追求思想、行為(wei) 、言論等的統一，“大一統”則不然，是指讓人心歸一。人心歸一就是同心同德、眾(zhong) 誌成城。惟此，才能為(wei) 社會(hui) 發展累積無盡的精神能量，為(wei) 製度建設提供強大的社會(hui) 基礎。孟子的話，正是出於(yu) 對中國社會(hui) 內(nei) 在規律的識破。今天我們(men) 要建立能反腐防腐的製度，真正重要的決(jue) 不僅(jin) 僅(jin) 是好製度，而更在於(yu) 如何讓好製度在中國文化中奠定人心的基礎。

我奉勸那些死抱三權分立思想不放的朋友想一想，你們(men) 那一套法治思想聽起來非常美妙，但是究竟怎樣才能在中國建立起來呢？你們(men) 如何能保障這套製度在中國文化中不變異呢？如果你們(men) 認為(wei) 當前法治不健全的主要障礙是當局的話，那豈不說明你們(men) 自己也寄希望於(yu) 政府、回到了官本位嗎？如果法治不健全是因為(wei) 社會(hui) 力量不夠的話，你們(men) 可曾想想，你們(men) 心目中理想的那套製度，在中國文化中可有深厚的基礎，又如何才能建立起深厚的基礎？我在拙文中說，

如果我們(men) 真的重視製度建設，就應當重視人心和社會(hui) 風氣問題……隻有從(cong) 人心和風氣這個(ge) 突破口出發，有些製度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在進行製度建設時，不能盲目崇洋、空談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認識中國社會(hui) 的規律。製度建設永遠都不錯，但是為(wei) 了製度而製度，不思考製度建設的艱難曲折，難免流於(yu) 空談，不切實際。

請問我說錯了嗎？這是在否定製度反腐嗎？

四、製度決(jue) 定論何以淺薄

張緒山在自己的文章裏一再表達了這樣的觀點，那就是今天社會(hui) 道德敗壞的主要根源，全在於(yu) 沒有好製度。他聲稱：“在惡行得不到及時有效遏製時……任何‘正心’勸善的理論，都難以避免淪為(wei) 偽(wei) 善的說教”。“一個(ge) 幹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er) 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ge) 國家會(hui) 墮落成為(wei) 一個(ge) 偽(wei) 君子遍布的肮髒國家”。這些說法用意在於(yu) ，隻有先確立了製度，才能談道德建設。這不僅(jin) 不符合人類一切國家，包括張先生自己向往的歐美國家的經驗；其分析方式的特點，在我看來就是典型的製度決(jue) 定論思維，根本不知道道德有獨立於(yu) 製度的自主性。須知道德有自身存在的規律，決(jue) 不完全是製度的產(chan) 兒(er) 。

事實上，今天中國社會(hui) 道德空前淪喪(sang) 、風氣極度敗壞，不是由於(yu) 不該搞道德教育，而是由於(yu) 教育方式錯了。這一方麵表現在長期以來把道德教育政治化，道德教育本來應當是以人格的健全與(yu) 完善、個(ge) 人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為(wei) 目標，而我們(men) 卻長期把愛國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這些本來是“流”的東(dong) 西當作了“源”，不探索道德的人性論基礎，違反了人性的正常需要。另一方麵，本來道德教育隻能是道德家、宗教家這些身體(ti) 力行之人來從(cong) 事的專(zhuan) 門工作，但我們(men) 長期以來不尊重道德教育的規律，用行政方式推行道德教育，才使道德教育形式化、教條化，走到了適得其反的境地。而在中國古代，人們(men) 從(cong) 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推行道德教育，不僅(jin) 以“為(wei) 己”、“成人”——即人性價(jia) 值與(yu) 尊嚴(yan) 之實現——為(wei) 神聖目標，而且基本上是通過儒、道、釋等宗教傳(chuan) 統以獨立於(yu) 政治的方式開展。試問古人可曾像今人這樣把道德教育政治化、並用行政手段推行道德教育？試問在古代中國宗教組織在政府之外可有相當大的獨立發展空間？“張文”既然不了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實質，當然也隻能混淆今古，更不可能找到今日中國道德問題的症結。

與(yu) 製度決(jue) 定論思維模式將風氣敗壞和道德淪喪(sang) 歸咎於(yu) 一個(ge) 渺不可及、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實現的“理想製度”不同，我站在儒家的立場來分析，則認為(wei) 除了上述道德教育方式的失誤之外，還有如下幾重原因：

一是“文革”的遺產(chan) 。人們(men) 感覺在“文革”中受騙上當，對執政者失去信任；由於(yu) 一切從(cong) 政治需要出發，讓人們(men) 相互揭發，摧毀了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正常紐帶；由於(yu) 意識形態高於(yu) 一切，說假話受欣賞，說真話遭懲罰，人品正直的人受打擊，巧言令色的人受提拔，久之讓越來越多的人學會(hui) 昧著良心說話和做事，導致整個(ge) 社會(hui) 的良知麻木和道德沉淪。

二是權貴與(yu) 民爭(zheng) 利，公平正義(yi) 得不到實施。正如董仲舒在上漢武帝對策中所言，由於(yu) 百姓自知與(yu) 權貴爭(zheng) 利力單勢孤、決(jue) 非對手，於(yu) 是想到用違法犯罪手段來與(yu) 權貴抗衡。當人們(men) 感到這個(ge) 社會(hui) 沒有公平、正義(yi) 可言時，自然易鋌而走險，犯罪不再可恥，詐騙也覺光榮，故而有董氏所說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三是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的許多行為(wei) 讓百姓感到是在做假，比如憲法規定的許多權利根本無法落實；新聞聯播節目形式主義(yi) 說教令人反感；貪官汙吏得不到應有懲罰，公檢法部門執法犯法；食品汙染、空氣汙染、房價(jia) 暴漲這些關(guan) 係民生的頭等大事長期得不到解決(jue) ……當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感時，他們(men) 會(hui) 認為(wei) 官方推行的價(jia) 值觀都是騙人的，根本目的在於(yu) 維護當權者的既得利益；既然他們(men) 這麽(me) 想，又怎麽(me) 可能真心按照政府教導的道德準則做呢？

四是意識形態僵化、功利，不能正確引導全社會(hui) 的風氣和價(jia) 值導向。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在大政方針上注重利益激勵、強化競爭(zheng) 機製，以經濟建設為(wei) 重心、以GDP增長為(wei) 要務，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偉(wei) 大成就、不可否認，但也在同時促成了整個(ge) 社會(hui) 急功近利的風氣，導致各行各業(ye) 好大喜功、追名逐利、目光短視，這些負麵效應長期以來受到了忽視。

五是行業(ye) 不能自治。當前中國社會(hui) 價(jia) 值混亂(luan) 、道德淪喪(sang) 的另一重要根源是行業(ye) 價(jia) 值踏空。行業(ye) 價(jia) 值長期失去基礎，什麽(me) 都是為(wei) 了報效祖國、振興(xing) 中華，一切隻能為(wei) 了奉獻、為(wei) 了政局。行業(ye) 自身價(jia) 值黯然不彰，行業(ye) 獨立性受到忽視，故而導致人們(men) 到最後隻知道利益，沒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職業(ye) 的神聖感，沒有對人性尊嚴(yan) 的深刻體(ti) 認。隻有實現行業(ye) 自治，才能鑄造社會(hui) 道德的巨大蓄水池，抵禦壞風氣的中流砥柱。

上麵我從(cong) 六個(ge) 方麵總結今天道德與(yu) 社會(hui) 風氣敗壞的根源。對於(yu) 這些根源，也許製度決(jue) 定論者會(hui) 說，你講的這些我全知道，但我還知道問題的最後根源還是製度不立；隻要有了自由、民主、憲政和法治，這些問題就全解決(jue) 了。此言差矣！正如前麵說過的，當一個(ge) 社會(hui) 行業(ye) 的自治沒有建立起來，獨立的宗教傳(chuan) 統還不能在全民道德教育方麵扮演關(guan) 鍵角色，當整個(ge) 社會(hui) 還不能從(cong) 金錢決(jue) 定一切的迷霧中走出來，如果大幅度開放政治自由，直接引進三權分立，非但不可能取得預期成效，還可能走向自身願望的反麵。另外，正如世界各國的經驗所已證明的那樣，民主、自由和法治也可能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導致地方主義(yi) 、山頭主義(yi) 、幫派主義(yi) 橫行，導致新的權貴當道、官官相護並合起夥(huo) 來巧取豪奪、魚肉百姓，形成可怕的惡性循環；由於(yu) 民主可能為(wei) 鄉(xiang) 願和巧言令色提供巨大溫床，並使之合法化，也可能極大地敗壞社會(hui) 的風氣，引發新的社會(hui) 道德問題。

我並不否認好的製度對於(yu) 道德進步作用巨大，但我也看不出今天中國的道德問題如何可以通過三權分立等製度來解決(jue) 。

五、今天當如何反腐？

最後，讓我們(men) 回到反腐上。經過幾麵一係列分析，我想總結一下儒家的反腐觀。孔子曰：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為(wei) 政》）

從(cong) 這段話可以看出，儒家的德治思想並非不重體(ti) 製，“禮”就代表一種體(ti) 製。孔子的意思隻是說，隻有通過領導者率先垂範，主持公正，引導風氣，治禮作樂(le) ，成人成己，才能牢固確立製度，真正治好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以德化民”。

那麽(me) 如何才能以德化民、反腐防腐呢？從(cong) 今天的現實看，我認為(wei) 包括如下幾方麵：

一、改變價(jia) 值導向，扭轉社會(hui) 風氣。當前中國社會(hui) 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社會(hui) 風氣向錢看，人心朝向太功利。隻要此風不變，腐敗問題就難以從(cong) 根本上好轉。必須認識到，這一風氣的出現與(yu) 國家政策導向有極大關(guan) 係。我建議國家在引導社會(hui) 上，從(cong) 過於(yu) 功利的思維方式中走出來，把“人的全麵發展”這一標準真正落實到大政方針和各地、各行業(ye) 的發展計劃中去。一個(ge) 社會(hui) 的最高指導價(jia) 值不應是功利的物質成就，而應包括每一個(ge) 人精神、心理的健全，每一個(ge) 生命潛能、創造力的發揮，還有人格尊嚴(yan) 與(yu) 完整性的確保、人生幸福與(yu) 價(jia) 值的實現等核心內(nei) 容。多年來，我們(men)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嚴(yan) 重忽視國家大政方針對社會(hui) 價(jia) 值導向的深刻影響，導致今天全社會(hui) 的急功近利和人心浮躁，進一步成為(wei) 腐敗的巨大溫床。需要開展一場關(guan) 於(yu) 人生觀、價(jia) 值觀的大討論，讓全民都來思考究竟什麽(me) 樣的生活才是健全的，究竟什麽(me) 樣的人格才是完整的。

二、確立行業(ye) 價(jia) 值，推動行業(ye) 自治。長期以來，各行各業(ye) 名義(yi) 上都把一些宏大的政治價(jia) 值當作目標，卻忽視了行業(ye) 自身的內(nei) 在價(jia) 值，和行業(ye) 的獨立性，由此導致行業(ye) 從(cong) 業(ye) 人員缺乏職業(ye) 的神聖感和尊嚴(yan) ，缺乏功利之外的崇高價(jia) 值和人生境界。比如在科研領域，長期以來過份強調學術的價(jia) 值在於(yu) 滿足國家和社會(hui) 需要，而忽視學術自身的內(nei) 在價(jia) 值，包括學術獨立於(yu) 社會(hui) 和他人需要的神聖境界和內(nei) 在魅力。由此導致學術不能自治、學者不能自立，被社會(hui) 風氣牽著走。在商業(ye) 領域，長期以來以為(wei) 經商的目的就是賺錢，或為(wei) 社會(hui) 作貢獻，而忘記了經商作為(wei) 一種人生事業(ye) 的精神價(jia) 值和意義(yi) ，包括人格的自立、自我的實現等核心內(nei) 容。隻有當商人在自身行業(ye) 中找到了自身的神聖價(jia) 值和崇高理想時，他們(men) 才不會(hui) 成為(wei) 官場腐敗的溫床和社會(hui) 風氣的犧牲品。在教育領域，我們(men) 強調教育的目的在於(yu) 報效國家，把一切道德教育變成政治教育，忽視對人性價(jia) 值的反思和人格獨立性的探索。這導致教育者缺乏神聖感，被教育者缺乏人格獨立性，如此豈能引領社會(hui) 潮流？凡此種種，表明中國今天急需確立行業(ye) 的價(jia) 值，推動行業(ye) 的自治。

三、實行吏治改革，改進幹部製度，確保黨(dang) 和幹部隊伍的純潔性。今天我們(men) 從(cong) 大量的腐敗案例中發現，一個(ge) 人沒有堅定的信仰，是無法抵抗來自現實的巨大誘惑和強大壓力的。然而，我們(men) 不禁要問：目前通行的黨(dang) 員培養(yang) 機製真的能培養(yang) 出真正有信仰的人麽(me) ？目前采取的幹部選拔機製真的能發現真正有信仰的人才麽(me) ？要回答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就必須認真思考，目前黨(dang) 的意識形態在培養(yang) 人的信仰方麵，是否有僵化、教條、落後於(yu) 時代的成份，是否有形式主義(yi) 、不合乎人性規律的東(dong) 西；時代變了，它所堅守的信仰體(ti) 係是否真的還能全部讓人確信？此其一；其二，目前推行的幹部選拔機製堅守民主集中製，經多年實踐已有一套成熟的經驗，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但是它否足以發現那些有風骨、敢說真話、人格高邁、信仰堅定的人才呢？還是容易把一些沒有棱角鋒芒、處事圓滑世故、善於(yu) 獻媚討好、擅長結黨(dang) 營私的奸滑之徒或巧言令色之輩提拔上來？

四、改革教育體(ti) 製，培育健全人格。一個(ge) 人年輕時在學校學到的價(jia) 值觀，長大後發現毫無用處，這時他容易走到另一個(ge) 極端，那就是對主流話語的仇視和對抗。今天這種仇視和對抗情緒可以在網絡上輕而易舉(ju) 地找到。應該改革我們(men) 的價(jia) 值教育體(ti) 係，幫助人們(men) 建立起適合於(yu) 市場經濟、現代化、全球化時代需要的健全人格和堅定信仰。長期以來，由於(yu) 片麵推動愛國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價(jia) 值觀，主流價(jia) 值與(yu) 實際生活不銜接，人們(men) 每天帶著麵罩生活，對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價(jia) 值導向以及社會(hui) 風氣都產(chan) 生了巨大的負麵效應。要徹底走出當前的價(jia) 值混亂(luan) 、信仰失落和道德淪喪(sang) ，就必須拋棄教條主義(yi) 的道德說教，真正把每一個(ge) 人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每一個(ge) 人格的獨立與(yu) 完整等作為(wei) 最重要的價(jia) 值來提倡。隻有當我們(men) 的教育真正落實到每一個(ge) 人的尊嚴(yan) 和價(jia) 值上，符合人性需要和教育規律，才能真正培育健全的人格、樹立堅定的信仰，成為(wei) 抵擋腐敗之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五、狠抓大案要案，重視社會(hui) 效應。反腐行為(wei) 要有目的、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可由中央設立專(zhuan) 門反貪機構，確立各地貪汙數額較大、受賄程度嚴(yan) 重的標準，將反腐的工作重點指向那些腐化特別嚴(yan) 重、群眾(zhong) 意見相當大的對象或部門。每發現一起，即廣泛宣傳(chuan) 、全民討論，使之成為(wei) 重要的社會(hui) 學習(xi) 過程，讓社會(hui) 凝聚共識，使人民心悅誠服。對於(yu) 情節不是特別嚴(yan) 重的貪腐行為(wei) ，一定要區別對待，以鼓勵自首為(wei) 主，打擊麵不要太寬，懲罰不要太重，不要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要讓絕大多數人找到一條安定生活、沒有風險的生活道路，這樣才真正有利於(yu) 法治的確立。

除了上述幾條之外，一定要打擊特權利益、實行社會(hui) 正義(yi) ；實現公平分配、消除兩(liang) 極分化，等等。比如當前民眾(zhong) 特別關(guan) 心的房價(jia) 問題、食品摻假、空氣汙染等關(guan) 乎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應當著實解決(jue) ，作為(wei) 贏得民心的重要舉(ju) 措。我們(men) 必須明白，反腐的最終目標是要創建一個(ge) 人心向善、人人自覺維護法律的社會(hui) ；如果人心不服，法律就沒有尊嚴(yan) ；法律沒有尊嚴(yan) ，反腐就可能走入死胡同。因此，反腐行為(wei) 應該帶著這個(ge) 目標，以振奮人心、敦化風俗、示範他人、引導全社會(hui) 為(wei) 重點，才是事半功倍的做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大學》）如果說嚴(yan) 刑峻罰是治標，以德化民則是治本。“以德化民”的反腐措施並不是像一些人簡單地理解的那樣，指靠聖賢治國，從(cong) 事道德說教。它的特點是指通過端正風氣、振奮人心、促進行業(ye) 自治、重建價(jia) 值導向等方式，讓反腐、防腐製度真正穩固地建立起來。需要強調的是，“以德化民”的精神實質根本不是人治。儒家之所以反對法家，正因為(wei) 法家本質上是一種人治的思維；它過分抬高君主權威，一味相信嚴(yan) 刑峻罰，結果使腐敗越治越多。

（本文發表於(yu)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05上，此處有發表前原文，發表時有更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