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潘伯鷹《玄隱廬詩》 
作者：劉夢芙


[一]潘伯鷹先生簡介

    《玄隱廬詩》的作者潘伯鷹先生，新加坡著名華僑(qiao) 詩人潘受稱之為(wei) 近代中國詩壇代表人物，“他的詩意境高遠，具有時代感情與(yu) 曆史意義(yi) ”；周穎南先生也認為(wei) 《玄隱廬詩》“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文學遺產(chan) 之一”（參見本書(shu) 《序》與(yu) 《跋》。這裏的“近代”，是大陸史學界所言現代至當代）。然而我們(men) 查閱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的《中國文學大辭典》、中華書(shu) 局版《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以及多種版本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皆無潘先生之名。曆史往往是吊詭的，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出現自古未有之大變局，傳(chuan) 統文化包括舊體(ti) 詩和詞，在歐風美雨的狂烈衝(chong) 擊下，珠玉沉埋，不知凡幾。在滄海桑田、一陽來複的今天，我們(men) 拂拭塵埃，方能認識到潘先生堪稱一代詩壇大家的卓越成就和《玄隱廬詩》的珍貴價(jia) 值。

    潘先生名式，字伯鷹，別署鳧公，又號有發翁、卻曲翁，安徽懷寧人，生於(yu)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歲十二月二十四日（1904年元月）。少時從(cong) 桐城吳闓生北江先生受詩古文辭，以穎秀稱。嗣入交通大學，畢業(ye) 後遊日本。歸國後從(cong) 長沙章士釗先生治邏輯學，發表小說《人海微瀾》於(yu) 《大公報》，聲名鵲起。曾任教於(yu) 北平中法大學、上海暨南大學。日寇侵華，先生入川避難，寓居重慶，與(yu) 詩友結飲河社，宣揚民族大義(yi) 。抗戰勝利後還上海，值國共內(nei) 戰，先生從(cong) 章士釗、顏駿人、江翊雲(yun) 、邵力子四老北飛，斡旋和議。議卒不就，乃渡遼浮海，止於(yu) 香港。

1949年歸上海，任同濟大學及音樂(le) 學院教授。因陳毅賞識，聘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hui) 參事，兼為(wei) 市文物保管委員會(hui) 委員、書(shu) 法篆刻研究委員會(hui) 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特邀委員。1966年5月25日（丙午年四月初六）以肝疾逝世於(yu) 上海，得年六十三歲。著作豐(feng) 富，小說除《人海微瀾》外，尚有《隱刑》、《稚瑩》、《生還》、《殘羽》、《蹇安五記》諸說部及《南京感憶錄》、《冥行者獨語》；學術、藝術類著作有《南北朝文選》、《黃庭堅詩選》、《中國書(shu) 法簡論》、《中國的書(shu) 法》、《玄隱廬錄印拓本》，發表散文、書(shu) 評不計其數。未完成或已完成尚未出版者，有《古代璽印藝術》、《觀古紀餘(yu) 》、《觀畫錄》、《卻曲翁書(shu) 畫論》、《卻曲翁筆乘》、《明清印派述略》、《今代印人》及《玄隱廬文集》、《詩集》（以上據許伯建《潘伯鷹先生小傳(chuan) 》、陳兼與(yu) 《回憶潘伯鷹先生》二文綜述）。先生逝世後，詩集由夫人張荷君保藏，幸免“文革”之劫。1979年至80年，荷君夫人將詩集分批寄香港何竹孫先生收後轉周穎南先生，再轉新加坡潘受先生審校，1987年交新加坡文化學術協會(hui) 出版（參見本書(shu) 潘受《序》、周穎南《跋》）。

    從(cong) 上述簡曆與(yu) 著作情況，可見潘先生具有多方麵的才能，集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學者、書(shu) 法家、書(shu) 畫篆刻鑒賞家於(yu) 一身，生前在文學藝術界乃至政界都有廣泛的影響。除《玄隱廬詩》外，先生其它著作，筆者皆無緣得讀，未敢妄論；而僅(jin) 就《玄隱廬詩》而言，潘先生的造詣實已登上了中國現當代傳(chuan) 統詩壇的巔峰，與(yu) 古代名家相較，亦未為(wei) 遜色。以下為(wei) 之闡析。

[二]潘先生的儒家思想和君子人格

    《玄隱廬詩》經潘受先生整理校閱，按年度順序編為(wei) 十二卷，古近體(ti) 詩共一千零九十九首。詩之題材豐(feng) 富、內(nei) 涵深廣，凡國家戰亂(luan) 、民生疾苦、家庭親(qin) 情、師友交誼、山川風景、花木鳥蟲、讀書(shu) 吟詠、書(shu) 畫篆刻乃至監獄與(yu) 醫院生活，無不入詩。大量精品力作，蘊含著詩人熾熱的情感和深邃的哲理、超卓的識見，顯示潘先生經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學說陶冶而成的君子人格。國學大師錢穆指出：中國文學正宗必以作者本身為(wei) 中心，以個(ge) 人日常生活為(wei) 題材，由此個(ge) 人日常生活，連及於(yu) 家國天下。儒家思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從(cong) 個(ge) 人出發，文學亦然。其特點為(wei) ：

    “中國文學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重在即由其個(ge) 人生活之種種情感而反映出全時代與(yu) 人生。全時代之心情，全時代之歌哭，以及於(yu) 全人生之想象與(yu) 追求，則即由其一己之種種作品中透露呈現。此文學家之一生，即其全時代之集中反映之一焦點，即全人生中截取之一鏡，而涵映有人生全體(ti) 之深麵者。故時代醞釀出文學，文學反映出時代，文學即人生，人生即文學，此一境界，特借此作家個(ge) 人之生活與(yu) 作品而表現”（《中國文學論叢(cong) 》第40頁，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2年版）。

    儒學是道德人倫(lun) 之學，也是安邦濟世的政治哲學，要求讀書(shu) 的士子“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論語·述而》），將所學的知識力行於(yu) 日常生活，知行合一，畢生追求至善，成為(wei) 品德高尚、學識高明、對人類有傑出貢獻的君子。對於(yu) 文學家，儒學強調真與(yu) 善（誠與(yu) 仁）的人格理想應居第一位，文學藝術是第二位，一個(ge) 人的詩文之所以具備傳(chuan) 世價(jia) 值，主要是其中流露出來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而藝術上雖有成就但人品不高或作品情調低下的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顯著的地位。錢穆先生闡明這一點：

    “欲成為(wei) 一理想的文學家，則必具備有一種對人生真理之探求與(yu) 實踐之最高心情與(yu) 最高修養(yang) 。抑不僅(jin) 於(yu) 此而已，欲成為(wei) 一理想的大文學家，則必於(yu) 其生活陶冶與(yu) 人格修養(yang) ，有終始一致、前後一貫、珠聯璧合、無懈可擊、無疵可指之一境，然後乃始得成為(wei) 一大家。其真能到達此境界與(yu) 否，則隻須將其生平作品編年排列，通體(ti) 觀之，便成為(wei) 一最科學最客觀之考驗，而更無遁形”（《中國文學論叢(cong) 》，第41頁）。

    何為(wei) “一種對人生真理之探求與(yu) 實踐之最高心情與(yu) 最高修養(yang) ”？這就是儒家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禮記·大學》），是“修齊治平”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道的核心即孔子主張的“仁”，推而廣之，則為(wei) 對全人類、對宇宙萬(wan) 物的終極關(guan) 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對個(ge) 人而言，並非一定要做出治國平天下的偉(wei) 大事業(ye) ，隻要他能在日常生活中處處保持君子人格，於(yu) 人類社會(hui) 和文化有所貢獻，成為(wei) 融真善美於(yu) 一體(ti) 的榜樣，即為(wei) “道”之所在。如果人人能成為(wei) 君子，社會(hui) 發展的前景必然一片光明。中國偉(wei) 大的詩人，如屈原、陶淵明、杜甫，其人格光照千古，是崇高道德的化身。我們(men) 通觀《玄隱廬詩》，對照潘先生所處的時代，可以斷定他畢生實踐了儒家的道，成全了完美的君子人格，因而《玄隱廬詩》是近百年來極具人文精神和真善美價(jia) 值的著作。其思想內(nei) 涵與(yu) 精神品格體(ti) 現在以下諸方麵：

    1、仁者的情懷

    《玄隱廬詩》卷一中七古《女挽車行》，寫(xie) 作者冬夜坐上人力車，車破而行慢，才發現車夫是一位頭裹黑巾的瘦弱婦女。於(yu) 是仔細詢問，女子自言丈夫臥病，孩子幼小，白天拉車害怕警察禁止（說“國都皇皇”，有礙觀瞻），隻能在夜間出來掙一點錢養(yang) 家糊口。無論是回鄉(xiang) 下種田還是在城裏做生意，都要遭到凶狠的官吏征收繁重的租稅。詩人在篇末悲憤地指出：窮民走投無路、凍餓而死的狀況南北東(dong) 西普遍存在，除非老百姓奮起反抗，官府和富豪不聞不問。卷二中《拾煤核》的題材與(yu) 《女挽車行》類似，前半篇寫(xie) 貧家小孩在風雪中拾取豪門拋棄的煤核，流露詩人深切的同情，正是孟子所言見孺子入井而生惻隱之心。但後半篇筆鋒陡轉，寫(xie) 遼寧的撫順和本溪為(wei) 工業(ye) 重鎮，已被日軍(jun) 侵占，民眾(zhong) 成了奴隸，遭到血腥屠殺。當局不能關(guan) 懷民眾(zhong) ，收複國土，富貴之家也必將與(yu) 黎民百姓同歸於(yu) 盡。兩(liang) 詩作於(yu) 北洋軍(jun) 閥與(yu) 國民黨(dang) 政府先後統治的二三十年代，以民不聊生的悲慘映照朱門權貴的奢侈和當局的抗敵無能，筆力極為(wei) 深刻。

    民為(wei) 邦本、仁民愛物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重要內(nei) 涵之一，《尚書(shu) 》、《詩經》、《禮記》、《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無不貫穿這種精神，代代傳(chuan) 承。宋儒張載作《西銘》，說“天地之塞，吾其體(ti) ；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yu) 時保之，子之翼也。樂(le)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西銘》中的名言“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更是成為(wei) 宋以後曆代儒家士大夫的座右銘，並在社會(hui) 生活、文化事業(ye) 中努力付諸實踐。在詩人作品中，屈原首先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心聲，杜甫和白居易有廣廈長裘、普濟蒼生的弘偉(wei) 抱負，這種憂患黎元的意識綿延不絕地影響到近現代，積澱為(wei) 詩人的心理基因。在《玄隱廬詩》中，潘先生的仁者情懷始終一貫：

    “我思中國支大鑊，快哉一煮傾(qing) 千囷。飯顆如山酒如海，盡飽四裔饑寒民”（《黃敬臨(lin) 遷其酒肆於(yu) 百花潭，張之以詩》）、“萬(wan) 方烽火盈城骨，九折江流一往心。忍死莫辭頭更白，太平終望死前臨(lin) ”（《調甫有“九折江流一往心”之句，愛誦其語，因書(shu) 所懷》）、“六合縱橫悲蟻戰，五更危坐惜雞鳴”（《沈君君匋五十，屬題其〈風雨一廬圖〉》）、“軍(jun) 興(xing) 周六年，雨暘獲天賜。哀哀墟裏民，猶有饑寒淚”（《田間見早稻多已獲，晚稻得雨青茁，喜賦》）、“卻慚露宿千家哭，大被殘冬何處邊”（《納貲貰得羨餘(yu) 軍(jun) 罽》）、“朝朝萬(wan) 瓦霜華積，黃落山川瑣尾民”（《秋來》）、“冰雪橫封大九州島，僵骸戰骨冱難流。聖人馬廄慈悲願，正換豪門徹夜遊”（《基督誕》）、“春耕竊所憂，瓶粟係私計。烏(wu) 乎率土民，勞慘局天地。何心懷粒食，惟望豁蒙蔽”（《陰沴篇》）、“平生誌節同流俗，舉(ju) 世饑寒待拊循”（《甲午十一月十七夜寒甚》）、“老夫方寸亦有塔，大地湧出青蓮花。光明寶塔戛寒韻，十方蒙福無等差”（《欲從(cong) 窗外望龍華塔不見》）、“陽烏(wu) 默循環，雲(yun) 狗益吊詭。多艱哀生民，不舍歎逝水”（《觀生》）、“悲淚漫教成海水。眾(zhong) 生誓度入香林”（《自儆》）、“得飽深慚托幸民，荒茫九土見饑貧。……委巷爰旌行比比，太倉(cang) 紅腐自陳陳”（《幸民》）……警句紛紜，舉(ju) 之不盡，詩人隨時隨地都會(hui) 想到天下民眾(zhong) 的饑寒，懷有拯斯民於(yu) 水火的弘願。國共內(nei) 戰期間，他同章士釗等四老北飛謀和議，目的是勸說兩(liang) 黨(dang) 停止戰爭(zheng) ，實現和平統一，減少民眾(zhong) 的災難，“霜雪勁堪知白發，瘡痍深待解蒼生”，是詩人悲憫心境的寫(xie) 照。六十年代初，潘先生因肝病住院，正值“大躍進”後的饑荒時期，作《黑麵》詩雲(yun) ：“粗糲腐儒餐，鄉(xiang) 閭半菽難。充腸矜黑麵，穩體(ti) 尚青氈。玉食養(yang) 賢鼎，金輿乘鶴軒。君臣皆醉飽，四海諱饑寒”。揭示當時盛行報喜不報憂的浮誇與(yu) 欺騙之風，上層不知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度日的艱難，對照鮮明，婉而多諷。在中央調整經濟政策，人民生活稍有好轉時，潘先生則寫(xie) 出由衷的喜悅：“菜畦青茁雨肥痕，野叟居然醉竹根。陌上漸聞歌踏踏，宵分亦值舞蹲蹲。朝廷暫緩增倉(cang) 穀，裏巷先堪具瓦盆。羊酒不須煩太守，三年今喜食雞豚”（《野叟》）。詩人立足於(yu) 現實，以民眾(zhong) 之憂為(wei) 憂，以民眾(zhong) 之喜聞喜；而當時許許多多寫(xie) 作新詩、舊體(ti) 詩者，一味歌功頌德，粉飾升平，喪(sang) 失了詩人的良知，作品全無價(jia) 值。

    2、憂國的悲歌

    憂民與(yu) 憂國緊密相關(guan) ，沒有民眾(zhong) ，就沒有國家。不同之處是國家處於(yu) 外敵入侵之時，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最為(wei) 緊迫，詩人的情感因而悲壯激烈。《詩經》中的《無衣》、《出車》、《六月》諸篇，最早紀錄了華夏民族同仇敵愾、出征禦敵；屈原則是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詩人，目睹楚國的危難無法挽救，憤而投江自殺，遺篇《離騷》、《國殤》、《哀郢》彪炳千古詩壇。屈子的精神同樣為(wei) 曆代詩人傳(chuan) 承，杜甫、陸遊、文天祥、謝翱、陳子龍、夏完淳、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以至黃遵憲、陳三立、丘逢甲、秋瑾，在詩史上留下一係列閃光的名字。鴉片戰爭(zheng) 以後的近現代，神州大地四夷交侵，萬(wan) 方多難，尤其是日寇強占東(dong) 三省後發動“七七事變”，中國陷入將徹底淪亡的境地，中華民族被迫奮起抗戰。從(cong)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知識人士與(yu) 民眾(zhong) 一同在彌天烽火中輾轉流離，悲歌慷慨，諸多詩詞名家如楊圻、馬一浮、劉永濟、唐玉虯、王蘧常、夏承燾、徐聲越、錢仲聯、丁寧、沈祖棻、饒宗頤等，都寫(xie) 出了大量呼喚抗倭救國的篇章，潘先生也有多首作品：

    自恃投鞭足斷流，西來猛識陣雲(yun) 愁。淞濱初濺蝦夷血，要洗炎黃一代羞。

    露布朝馳萬(wan) 戶看，凜然共見寸心丹。東(dong) 風未轉深壕濕，切語軍(jun) 中慎曉寒。（《聞十九路軍(jun) 屢殲倭寇，喜賦》）
    朱瓦雕欞四麵開，異時長到好樓台。還家雲(yun) 鬢喧吳語，送客星眸倦玉杯。壞壁半傾(qing) 難覓柱，殘屍叢(cong) 葬倏成堆。三年痛見金甌碎，豈獨昆明是劫灰。（《倭亂(luan) 後經上海北站》）

    陰山莽風雪，誌士涉濤浪。長鯨跋東(dong) 海，疾電劃其上。會(hui) 看海水立，無地托漁唱。卻憶斬蛟雄，洗血返清曠。（《芝岡(gang) 寫(xie) 示近詩，愛其“孤往多黃昏”一語，愧不能效之也。次韻二章，聊抒所感》）之二

    神劍悲鳴夜躍空，可憐削牘竟何功？時危隻益詩篇富，戰猛從(cong) 知士氣雄。積痛卌年須雪恥，僉(qian) 謀一意斷和戎。眼看血染天津市，怒焰真當卷海東(dong) 。（《聞天津戰事慘烈，感憤成詩》）

    夜半鳴鳶結隊飛，金天霜重厲陰威。林皋火熾寒鴉絕，戰地風腥野狗肥。化石空傷(shang) 遙海隔，成塵惟見滿船歸。東(dong) 人曷起圖新命？重奠蓬瀛息殺機。（《讀報紀淞滬兵燹之慘與(yu) 倭艦載骨灰返國事》）

    九陌淒風首重回，金陵城闕尚崔嵬。江南萬(wan) 古傷(shang) 心地，一賦蘭(lan) 成未盡哀。（《別南京》之一）

    另如《七月二十八日我軍(jun) 克複豐(feng) 台、廊坊喜紀》五古四首、《喬(qiao) 壯翁次子無遏五月十二日在零陵空戰中擊落日本飛機，喬(qiao) 壯翁賦圍棋詩，次韻三首》等，篇長不具引。諸詩或謳歌我軍(jun) 殺敵的英勇，或哀痛戰火中萬(wan) 民塗炭、繁華蕩盡，或期待誌士奮發神威，早日驅除日寇，悲壯沉鬱，動人心魄。五古組詩中追述日本曆史上文明的發展得益於(yu) 中國：“徐生昔帆海，肇啟扶桑運。聲教阻中華，要荒下遠郡。慕義(yi) 始來同，文德治餘(yu) 潤。榛莽喜初開，禮樂(le) 自先進”，但自幕府專(zhuan) 權直到近代明治維新，軍(jun) 國主義(yi) 者開始向外掠奪：“貪壑無由填，直欲驅國殉。射羿學逢蒙，食母等梟獍。嗚呼日本人，胡不革其命！”憤怒指斥日本執政集團的狼子野心，慨歎日本人民為(wei) 何不起來革命，筆力深透，到今天仍然不失其警示意義(yi) 。1945年抗戰勝利後，潘先生作《即事》詩雲(yun) ：“山河戍卒連年血，旄鉞元戎蓋世功。歸路仍悲三楚隔，遺黎長望九州島同”，渴望早日實現國家統一。雖然接踵而來的內(nei) 戰粉碎了詩人的夢想，億(yi) 萬(wan) 人民又卷入災難，但足見先生一片憂國憂民的耿耿丹心，詩中的情感穿越時空，與(yu) 史長存。

    3、風義(yi) 與(yu) 氣節

    儒家注重道德倫(lun) 理，以“孝悌”為(wei) 做人的根本，教人自幼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從(cong) 家庭擴展到社會(hui)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求在人間建立一種和諧合理的秩序，實現天下太平。儒家之道德取法於(yu) 天，有高遠的超越性，但必須落實在人倫(lun) 日用之中，其入世精神與(yu) 佛、道等出世、避世的宗教截然不同。潘先生雖然出生於(yu) 歐風美雨侵蝕中華古國文明的近代，但少年時期受教於(yu) 桐城名宿吳北江門下，飽讀儒家經典，培育成溫厚而又堅毅的性格，詩中極見友朋風義(yi) 與(yu) 立身的氣節。先生交遊甚廣，《玄隱廬詩》中有大量唱酬題贈之作，與(yu) 先生有交誼者，可以開出一份長長的名單：吳闓生、賀孔才、章士釗、曾履川、宋繼春、蔡華輔、蕭純錦、高紀毅、葉恭綽、邵力子、沈尹默、江翊雲(yun) 、顏駿人、吳宓、葉公超、浦江清、朱自清、俞平伯、張友鸞、程潛、於(yu) 右任、喬(qiao) 大壯、汪東(dong) 、高二適、宗白華、蕭公權、繆鉞、詹安泰、龍榆生、林庚白、蕭勞、郭紹虞、陳兼與(yu) 、謝稚柳、陳仲陶、陳蒙安、溥雪齋、張伯駒、周棄子、顧佛影、沙孟海、吳湖帆、蘇淵雷、許伯建、陸抑非、許寶馴、錢伯城、王辛笛……還有許許多多現在已不為(wei) 人所知的人物，以及普通民眾(zhong) 。上列名單中，大多數為(wei) 現代學術界、詩詞界、書(shu) 畫藝術界一流名家，並有政界、軍(jun) 界名流，由此可見潘先生當年的社會(hui) 影響。孔子說“詩可以群”，但詩人如果沒有高潔的人品、寬厚的胸襟和超凡的才藝，則難以得到諸多賢智之士的尊重並保持長久的情誼。三十年代初，潘先生被人誣陷下獄，拘禁三月，有賴多位朋友營救，得以釋放，因作《六先生詩》以誌感，詩序雲(yun) ：“此六君者，或為(wei) 今世名德，或浮沉卑位，其仁俠(xia) 之情則一也。且處卑者衣食之慮尤重，有所瞻徇而不救者，非忍於(yu) 情，力不足也。今奮於(yu) 義(yi) 烈之氣，一切為(wei) 之，詎非至難者乎！餘(yu) 用是慷慨流涕，發為(wei) 歌詩，以勵季世、敦薄俗焉。”詩中雲(yun) “時危識忠貞，患至見良友。不逢生死關(guan) ，安貴嬰與(yu) 臼。平時道義(yi) 交，倉(cang) 卒或喪(sang) 守。是以衛荊軻，所善惟屠狗。悠悠千載間，烈士痛已久”；“縱觀載籍上，急難凡幾人？所得逾古賢，足以傲千春。幽囚誠苦痛，感此鴻毛輕。道義(yi) 立本真，摛藻成其文”，字字出於(yu) 肺腑。此事在潘先生人生旅程上可謂是一次銘心刻骨的體(ti) 驗，他極為(wei) 珍視朋友之間的情感，尤其是對身處逆境的友人懷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不為(wei) 時風所左右。本文篇幅所限，不能悉舉(ju) ，且觀其晚年作品《寄平伯》（平伯以所著《紅樓夢》書(shu) 獲譴）：

    絕世佳人淡冶妝，綃衣空穀九秋涼。蛾眉侵鬢痕禁細，鳳紙傳(chuan) 心語苦長。針線遲逢中婦怒，羹湯熱畏小姑嚐。人間合剩江南月，解照蒹葭鬢上霜。

    俞平伯為(wei) 著名紅學家，五十年代初因《紅樓夢研究》一書(shu) 采用胡適的學術觀點，受到猛烈批判，其中有許多學者參與(yu) 圍攻，潘先生寄詩慰之。詩用比興(xing) 手法：首聯與(yu) 頷聯以“絕世佳人”形容平伯風度與(yu) 文筆之美；第三聯化用唐詩，喻平伯不知逢迎時世而獲譴；尾聯融情於(yu) 景，表達朋友的關(guan) 心與(yu) 安慰。全詩寄情沉摯，用筆委婉，深得風人之旨。在階級鬥爭(zheng) 盛行的極左年代，知識分子迫於(yu) 高壓，紛紛揭發批判師友，至有獻書(shu) 告密者。發展到“文革”，更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間互相鬥爭(zheng) ，如同仇敵，傳(chuan) 統倫(lun) 理中“父子有親(qin) 、夫婦有義(yi)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全遭毀棄，隻剩下改造後的“三忠於(yu) 、四無限”，中國成為(wei) 一個(ge) 表麵狂熱實則冷酷凶殘的社會(hui) 。潘先生品格可貴之處，正在於(yu) 他對操守的堅持，對情感的執著，經得住人世冰霜的考驗。《玄隱廬詩》中《為(wei) 湖帆題〈七姬誌〉原石孤本》、《奉同呂君方子所作綠珠故裏》讚美古代女子以死殉夫的義(yi) 烈，《黃生愛馬行》、《墜馬行》描寫(xie) 良馬之戀主和救主，大量篇章念慈母、夢亡妻、夢亡友，以及多首詠花卉鬆柏之作，無不顯示潘先生情感之厚、風義(yi) 之篤和氣節之堅，與(yu) 憂國憂民息息相通，在人倫(lun) 日用的平凡生活中完成其君子人格。

    4、《春秋》之筆

    孟子雲(yun) “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春秋時代諸侯殺伐，禮崩樂(le) 壞，孔子欲行王道仁政的理想不能實現，在灰心失望的晚年作《春秋》，懸為(wei) 後世的史鑒。《春秋》為(wei) 儒家五經之一，蘊含著許多微言大義(yi) ，主要宗旨是尊周室、斥諸侯，明善惡、辨是非，嚴(yan) 夷夏之防，主張大一統，文字極為(wei) 洗煉，“一字之褒，榮於(yu) 華袞；一字之貶，嚴(yan) 於(yu) 斧鉞”。後世的良史多能秉承“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的正氣和《春秋》的精神，在紀錄史實的同時懲惡揚善，司馬遷堪為(wei) 典範。《春秋》的精神也影響到詩歌創作，杜甫寫(xie) 唐代安史之亂(luan) 期間的萬(wan) 方多難，有“詩史”之稱，曆代直麵人生、反映現實的詩人，大都詩中有史，或詩可證史。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後走的是一條越來越“左”的路線，從(cong) 批判“胡風反黨(dang) 集團”、批判電影《武訓傳(chuan)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俞平伯紅學研究、批判胡適思想、反“右派”、反“右傾(qing) ”到“文革”初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罷官》、“文革”後期“批孔”，知識分子都是首當其衝(chong) 的鬥爭(zheng) 對象，成為(wei) 政治運動的犧牲品，中國當代史上灑下了斑斑血淚。民國期間許多頗有才華的詩人詞家，一部分人到五、六十年代自覺難以適應急劇變化的時勢，輟筆弗為(wei) ；一部分人則有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宗朱頌聖”，以詩詞服務於(yu) 政治。隻有極少數人保持正直不阿的品格，以《春秋》之史筆為(wei) 詩，明辨是非善惡，留下彌為(wei) 珍貴的詩篇，潘先生即為(wei) 極少數詩人之一。

    《玄隱廬詩》卷八到卷十二的作品，寫(xie) 於(yu) 1950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傑作殊多，分量沉重。如《鸚鵡》一詩，以“鸚鵡舌”喻指政治之善變，從(cong) 對知識人士的器重轉為(wei) 不信任，以至施加高壓，批判鬥爭(zheng) ；士人即使能似古賢之堅守氣節，或偷生避禍，但已墜網羅，難以幸免。《市庖懸賣野禽，榜之曰“鶴”。餘(yu) 趨視之，赫然鶴也》，通篇設象取譬，喻指品性高潔的人士受迫害而死，還要繼續“批倒批臭”，至為(wei) 悲慘：“生為(wei) 威鳳儔(chou) ，死共鮑魚處。……琴桐既可薪，鶴肉固當煮”。《廷尉》則揭示司法部門隨意製造冤假錯案卻不許人辯白，“九州島同一暴”的恐怖局麵必不能長治久安。民心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古有明訓，但這樣的意見不能提，“恐懼金鐵嬰”。另如“棋經陰計換，詩賴背吟成。仗馬須銜勒，先防萬(wan) 一鳴。”（《觸緒》）、“霜重無風知肅殺，雲(yun) 低不雨更森沉。……筋力正堪供跋躓，人間淵默是雷音”（《冬初陰霾自蘇州歸上海車中作》）、“雪意方難定，風威或不虞。梟盧身世擲，牛馬姓名呼”（《雪意》）諸詩，以及哀悼老友喬(qiao) 大壯詩中的“子去誠灑然，不複畏彈射”，《泖屋八首》中羨慕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念君生盛世，頓覺杳難攀”，無不真實反映當年知識分子的艱危處境和憂懼心態，是《春秋》之筆在詩中的運用。讀這一類詩篇，促使我們(men) 反思曆史，總結教訓，避免再犯類似錯誤，國家才能健康發展，才能真正建設和諧社會(hui) 。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標舉(ju)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成為(wei) “文革”後知識分子向往的人格境界。“自由”、“獨立”這兩(liang) 個(ge) 詞，內(nei) 涵甚豐(feng) ，一般人認為(wei) 取自西方學說，實則中國古代早有類似的理念。孔子雲(yun) “三軍(jun) 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歲寒知鬆柏之後凋也”；孟子雲(yun) “我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其為(wei)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ang) 而無害，則塞於(yu) 天地之間”、“居天下之廣居，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莊子之精神獨與(yu) 天地相往來，向往鯤鵬萬(wan) 裏翱翔和藐姑射之山神人的境界，拒絕諸侯的征召；屈原《桔頌》讚美桔樹“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都顯示了人性的尊嚴(yan) 、人格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儒家思想曆來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為(wei) 了捍衛人間正道，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其社會(hui) 責任意識，與(yu) 西方重在爭(zheng) 個(ge) 人權利的自由主義(yi) 迥然有異。儒學哺育了一代代仁人誌士，如魯迅所說，是民族的脊梁，就連信奉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共黨(dang) 員也有同樣的文化心理積澱，彭德懷、張誌新即為(wei) 範例。潘先生作為(wei) 詩人、藝術家，雖然未能以生命為(wei) 代價(jia) 向極左路線抗爭(zheng) ，但能在亂(luan) 世保持人格的清白，不作違心之言，寫(xie) 出嚴(yan) 正的詩篇，同輩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已是極為(wei) 不易了。

    在儒家經典中，“聖人”是人格德行最高的典範，其次即為(wei) 君子。君子標誌著一種理想人格，集道德、學識、智慧、勇氣、才華和安邦濟世的能力於(yu) 一身，經書(shu) 從(cong) 多方麵加以闡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詩·小戎》）；“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君子義(yi) 以為(wei) 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論語·裏仁》）；“君子所以異於(yu) 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孟子·離婁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wei) 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xing)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禮記·中庸》）；“儒有忠信以為(wei) 甲胄，禮義(yi) 以為(wei) 幹櫓，戴仁而行，抱義(yi) 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禮記·儒行》），厥例夥(huo) 頤，舉(ju) 之不盡。因此儒家教育的主要目標，是使人成為(wei) 德性與(yu) 才智全麵發展的君子，“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禮記·大學》），這樣才能造福於(yu) 社會(hui) 。錢穆先生論中國人的人品觀：“主要有君子與(yu) 小人之別。君者，群也。人須在大群中做人，不專(zhuan) 顧一己之私，並兼顧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狹，專(zhuan) 為(wei) 小己個(ge) 人之私圖謀。不計及大群公眾(zhong) 利益，此等人則曰‘小人’。”“中國人辨別人品，又有雅俗之分。……大雅君子，不為(wei) 時限，不為(wei) 地限，到處相通。……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為(wei) 大雅之極。故既是君子，則必是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國史新論》，第219頁、224頁、225頁，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1年版）。綜上所述，一部《玄隱廬詩》顯示潘伯鷹先生仁民愛國的博大胸襟，篤行道義(yi) 、卓立不阿的人格，兼具淵博的學養(yang) 和多方麵的才能，不愧為(wei) 大雅君子。在現當代史上，潘先生和類似他的知識人士未能施展抱負，對政治和文化事業(ye) 起到重大的作用，這是時代的悲劇。

    胡曉明先生撰文，言古典文學中“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堅忍不拔的君子人格，積極有為(wei) 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意誌品質，依然是貫穿中國千年文學的文化素質。其它如憂樂(le) 圓融、合諧樂(le) 群、清瑩美感，以及貶斥勢利、尊崇氣節等，皆吾民族文學所蘊含的不朽的文化精神”（《大學文化與(yu) 古典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03年第6期）。《玄隱廬詩》繼承古典詩體(ti) ，融貫其間的正是中國文學幾千年來持久不衰的文化精神。這種精神深深紮根於(yu) 知識人士的心中，在動亂(luan) 時期縱或沉潛不彰，但生命力依然存在，當剝極而複之時，便會(hui) 大放光華，照亮中華文明往高層次發展的方向。當今“國學熱”、“儒學熱”蓬勃興(xing) 起，中央政府、學術界有識之士與(yu) 廣大民眾(zhong) 一致認同，堪為(wei) 佐證。

[三]《玄隱廬詩》的藝術成就

    陳兼與(yu) 先生《回憶潘伯鷹先生》一文中，說伯鷹之師吳北江詩以杜、韓為(wei) 宗，但也經常向人講解晚清南通範當世的詩。然而伯鷹著眼更高，不限於(yu) 其師之所授，為(wei) 詩“根柢《詩》、《騷》，熔合唐宋，而於(yu) 杜陵、樊川、半山、東(dong) 坡、山穀諸家尤為(wei) 用力。所作兀傲莽蒼，而又悱惻芬芳，頗能自具手眼”（參見本書(shu) 附錄陳文）。潘受先生作《玄隱廬詩》序（參見本書(shu) ），評價(jia) 極高。陳、潘二位皆是近百年傳(chuan) 統詩壇名家，與(yu) 伯鷹先生交誼甚深，其評價(jia) 無疑是確切的，但老輩論詩隻是扼要而言，讀者往往難窺堂奧，以下擬從(cong) 幾個(ge) 方麵加以闡析。

    1．多種體(ti) 式的運用和多種風格的融合

    才力弘富是潘先生詩突出的特點之一，表現在詩中是各體(ti) 兼工，風格多彩，氣象雄奇，波瀾壯闊。猶如巨幅長卷之山水畫：既有峻嶽摩空，飛流瀉雪，複有樓台花樹點綴其間，煙霞繚繞，變幻萬(wan) 狀，美不勝收。又如一首宏大的交響樂(le) 章，以黃鍾大呂為(wei) 主調，但雜以清商哀角，天風海濤之氣中有纏綿淒婉、縹緲幽微，極哀樂(le) 交融之能事。潘先生所作各體(ti) 詩無不精工華妙，但全集中最占篇幅也最見才力的是古體(ti) 詩，諸如漢樂(le) 府民歌風格，以阮籍、陶淵明、謝靈運為(wei) 代表的魏晉六朝古詩風格，以李白、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為(wei) 代表的唐宋古詩風格，以王維、高適、白居易為(wei) 代表的七言歌行風格，《玄隱廬詩》皆兼收並蓄，融鑄烹煉而為(wei) 己用。其次為(wei) 五七言律詩與(yu) 絕句，學老杜、李義(yi) 山、杜牧之、黃山穀、陸放翁諸家之長，沉鬱雄渾兼以清麗(li) 俊逸、兀傲勁折。比較而言，成就最高者為(wei) 古體(ti) ，次則為(wei) 七律、五律，絕句雖未用全力，亦不落凡近，時見佳章雋語。這是概而言之，當分別論述，茲(zi) 先看其古體(ti) 。

    昔賢教人學詩，必先從(cong) 古體(ti) 入手，使氣格高渾、筆力健舉(ju) ，然後再學近體(ti) ，可免纖弱卑靡之病。潘先生走的是正宗之路，《玄隱廬詩》存詩共1099首，筆者統計，五七言乃至雜言古體(ti) 詩共305首，多為(wei) 數百字至千言長篇，這在現當代詩人別集中，頗為(wei) 罕見。青年時代作品即以五七古為(wei) 主，諸如《贈孔才》、《戲贈稚鶴》、《排悶》、《紀夢》、《中秋與(yu) 峙南遊中央公園子夜始歸》、《同學諸公及餘(yu) 七人共攝一影作歌題之》、《賀孔才鑄印歌》等篇善學太白，豪情逸氣充溢於(yu) 字裏行間，不可遏抑；《白紵詞》、《晨起獨往萬(wan) 泉河冰嬉觀沿岸木稼》以跳舞、滑冰之新題材入詩，思致奇幻，琢語瑰麗(li) ；《秋懷》、《枕琴軒詩》、《賦鼓吹曲名三首》、《讀陶詩》等五古融合漢樂(le) 府與(yu) 陶、阮詩風，蒼涼高古中有英風壯采；《女挽車行》、《讀阮將軍(jun) 家傳(chuan) 為(wei) 友人作》、《妻弟何理之於(yu) 餘(yu) 被逮之次夕追至沈陽一見而別感賦》、《被囚雜詩》、《六先生詩》、《拾煤核》諸篇神似老杜，沈鬱悲慨，皆可見詩人思想與(yu) 詩學工力之早熟，風格之多姿多彩。卷一、卷二中詩為(wei) 1919年至1932年春間作品，潘先生年齡從(cong) 16歲到29歲，而對曆史與(yu) 現實感喟之深，則儼(yan) 若飽閱滄桑之老人聲口，篇章字句亦錘煉完美，無懈可擊，這種高度隻有天才與(yu) 學識兩(liang) 臻其勝的詩人才能達到。

    壯年時的潘先生避日寇之禍，奔走流離，閱曆愈豐(feng) ，古體(ti) 詩的題材隨之愈廣，精品力作層出不窮，勢難遍舉(ju) 。而這種寫(xie) 古體(ti) 大篇的創作力一直保持到臨(lin) 終之前（卷十二的《黃生愛馬行》、《墜馬行》、《江蘇嘉定縣古銀杏歌》諸篇可證），未見一般老詩人的頹唐衰颯。與(yu) 早期作品有所不同者，五十年代以後詩多寄寓深刻的哲理，容下文專(zhuan) 作論述。先生古近體(ti) 詩的語言特色為(wei) 典雅高華，但也有清朗曉暢、無勞作鄭箋者，如七言歌行《聽劉寶全鼓詞作歌》，描寫(xie) 民間老藝人說唱鼓書(shu) ，極為(wei) 生動傳(chuan) 神，堪與(yu) 白樂(le) 天《琵琶行》媲美。此詩開篇以抗戰期間隱居索寞的環境略作烘托，中間寫(xie) 劉寶全表演時的形象、神態，寫(xie) 歌聲與(yu) 情感的悲歡喜怒出於(yu) 肺腑，寫(xie) 鼓與(yu) 弦索樂(le) 器伴奏的緊密配合、渾融一體(ti) ，皆不用任何典故，筆下如生龍活虎。結數句抒發感慨，不離亂(luan) 離生活的背景，倍覺情境蒼涼。同樣純用白描的如《諸兒(er) 喧嘩作劇》，篇幅不長，為(wei) 免讀者查索之勞，不妨一引：

    鐸男九歲日跳踉，遲睡懶起揮拳狂。慣將書(shu) 冊(ce) 擲滿房，紙裁小燕迎風翔。弟弟頑劣不可當，貪饞好哭溺一床。往往攀登書(shu) 桌子，滾地潑叫汙衣裳。小妹乖巧四歲強，勸爺莫怒來爺旁，為(wei) 爺歌唱聲琅琅。惟有癡騃小珠子，雙拖鼻涕三尺長。讀書(shu) 似以水沃石，潛走出門奔鹿獐。溫依文褓最小女，舉(ju) 體(ti) 渾圓肥且香。籲嗟汝長亦溷我，何以解憂惟杜康。

    詩中寫(xie) 家裏幾個(ge) 男女小孩，性格或頑劣或乖巧或癡騃，筆調風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表現了詩人兼為(wei) 小說家刻畫人物的長技。結句有慨於(yu) 兒(er) 女眾(zhong) 多，不堪煩劇，無可奈何之際惟有以酒解憂，而全篇充溢父親(qin) 的慈愛，詩味醰醰，化工之筆也。

    清人葉燮《原詩》論杜甫詩，“乃合漢、魏、六朝並後代千百年之詩而陶鑄之者”；韓愈“為(wei) 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wei) 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wei) 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wan) 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yu) 筆端，而適於(yu) 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又謂“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yu) 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yu) 甫抗衡，鼎力而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蘇軾包羅萬(wan) 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但筆者以為(wei) ，老杜五七言古體(ti) 與(yu) 律詩誠能淩跨千古，昌黎與(yu) 東(dong) 坡之古體(ti) 詩繼老杜之軌，且有新創，律詩則遠遠不及。專(zhuan) 就古體(ti) 而言，老杜之前有太白，詩風神化莫測，葉燮置之勿論，大約是因李詩想落天外，不易為(wei) 後人學步。潘先生之師吳北江作古體(ti) 詩即重點學杜、韓、蘇三家，運以桐城古文之法，挽硬盤空，奇句疊出，而潘先生取徑更廣，早年詩頗有太白的淩雲(yun) 仙氣與(yu) 絢爛的藻采。複觀吾友徐君晉如評《玄隱廬詩》雲(yun) ：“鳧公才氣、句法均近東(dong) 坡，早歲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葉。複以遭際之酷，遠過長公，所作尤能搖蕩性情。若《女挽車行》之紀底層女車夫，《拾煤核》之紀貧兒(er) 慘境，悲天世，紙上如有喑嗚之聲。中年頗參莊、釋，心事漸歸平淡，而世變愈亟，輒發以幽回要眇之詩。……詩境晚益蒼，《過梅村橋是故人喬(qiao) 大壯自沉處》雲(yun) 雲(yun) ，思深情摯，含有餘(yu) 不盡之意，集中扛鼎之作也”（《二十世紀詩人征略》，未刊稿）。從(cong) 題材之豐(feng) 富、境界之弘闊、無事無意不可入詩這一角度來看，潘先生詩確如東(dong) 坡之“萬(wan) 斛源泉，不擇地而出”，然東(dong) 坡每有粗率之句，步驟流利而乏頓挫；潘詩則百煉精金，古體(ti) 大篇無一懈筆，七律更在東(dong) 坡之上。與(yu) 昌黎相較，縋幽鑿險、戛戛獨造之巨力似有不及，但無昌黎詩之槎枒怪異。蓋潘先生取精用宏，不限於(yu) 杜、韓、蘇，複能結合身世遭遇以發抒情誌，自成麵目，絕非一家之體(ti) 格所能概括。故潘受先生稱其“上繼風、騷、漢、魏以來古典現實主義(yi) 傳(chuan) 統，轉益多師而發揚之。非唐非宋，亦唐亦宋，不求與(yu) 杜、韓、蘇、陸合而自合，不求與(yu) 杜、韓、蘇、陸異而自異”，是確切的評價(jia) 。“合”，是人文精神、君子品格千古相通，也指詩作某些風格特點相似；“異”，是指時移世易之後，詩人麵對現實產(chan) 生的情感必然與(yu) 古人不同，藝術個(ge) 性也必然有其獨創之處，這也是傳(chuan) 統詩詞生命力之所在。

    潘先生七律，有老杜之沉雄、義(yi) 山之婉麗(li) 、山穀之峭拔、劍南之清逸，而思力之深，每能新辟境界，警句珠聯。前文論潘先生思想品格時已引七律多首，可見一斑。再引數章：

    萬(wan) 慮人間總謬悠，此身惟合喻虛舟。枯禪淵默初澄慧，靈雨飄蕭更洗秋。坐覺文殊來丈室，欲呼明月共高樓。無心底用安心法，簷角銀河自在流。（《萬(wan) 慮》）

    蟻足盤盤轉不周，妍姿霸略彀中遊。蛾眉盡道生前好，馬革惟當塞上留。一擲春紅輸霡霂，萬(wan) 星磷碧見沉浮。輪台近接華嚴(yan) 界，卻奈劉郎不掉頭。（《蟻足》）

    三載纏疾江海濱，山茶長憶高出群。霧迷丘垤滿寒穀，力撐星鬥輝孤春。絳葩掩映大屋側(ce) ，蒼皮想望喬(qiao) 鬆鄰。雲(yun) 霄正直通寤寐，嗟豈初願逃斧斤。（《夢佘山茶花》）

    《萬(wan) 慮》為(wei) 早期作品，時先生被誣係獄，處之坦然。詩境一片空靈，大有禪意，通篇如行雲(yun) 流水，舒卷自如。較之東(dong) 坡因烏(wu) 台詩案在獄中寄子由之作，境界高出甚多。《蟻足》作於(yu) 五十年代初，慨歎人類社會(hui) 爭(zheng) 鬥殺伐，如螻蟻遊走於(yu) 旋轉不休之輪盤，同歸劫運，不知醒悟。“一擲”、“萬(wan) 星”一聯融鑄事理與(yu) 情景，極為(wei) 精警（“霡霂”，原意為(wei) 小雨，此喻劫難），詩人以超越之眼光俯觀塵世，情極悲憫，得聖人與(yu) 佛祖之心。《夢佘山茶花》作於(yu) 臥病之晚年，通篇托物寓誌，描繪茶花兀傲不群，即詩人品格氣節之寫(xie) 照。八句皆用少陵、山穀之拗體(ti) ，古音落落，更能表達沉雄悲壯的情感。

    晚清朱庭珍《筱園詩話》雲(yun) ：“律詩謀篇，貴一氣相生，詞意渾成，精光熊熊，聲調響亮。用筆則貴有抑揚頓挫，開闔縱擒之奇。造語煉句，則貴生辣警拔，力厚思沉，又須無斧鑿痕跡，雖煉而不傷(shang) 氣格，乃為(wei) 上乘”，潘先生七律中精品即如此。佳聯警句極多，略舉(ju) 若幹：“艱危愈痛輕謀國，烽火安能廢讀書(shu) ”、“更覺天寒憐翠袖，剩緣風急念神州”、“苦為(wei) 鴻毛窺藪澤，真從(cong) 蟻穴視侯王”、“亂(luan) 裏眼須江水洗，春來心待故人溫”、“落落昌詩猶數子，沉沉觀變賴雙眸”、“兵塵六合誰蠻觸，風雨重陽自古今”、“樽前窈窕人如畫，樓外淒迷夜未央”、“讀史漸能忘蜀魄，論心歘欲看吳鉤”、“沉魄猶疑翻月旦，素心自古立風標”、“方策番番吳越史，滄波渺渺鳳麟洲”、“鵬天鯤海連宵夢，漢武秦皇六月蠅”、“頗疑穢史涵良史，未覺塵心損道心”、“愚忠但欲誅驕虜，至隱誰能意聖人”、“不須撫髀傷(shang) 馳馬，久已垂胡樂(le) 應牛”、“醉憶楊妃花露潤，老知歐冶劍芒寒”、“化鶴城鄉(xiang) 非夙昔，猶龍身世自迷離”、“無語祗疑相見怯，長顰宛為(wei) 再離添”……諸聯之最大特點，是有出句後對句之靈變莫測，將看似毫無聯係之古今人事、景物節候在兩(liang) 句中對舉(ju) ，剛柔互補，虛柔交融，詩中有此一聯，則神采頓出，玉照玲瓏。蓋自唐代律詩定型以來，千載詩人無不在此體(ti) 著力，詩集中五七律所占篇數最多。七律八句五十六字，看似易為(wei) ，俗手亦搖筆可就，實則極難精妙。其章法、句式、對仗、用字都須講究，尤注重藻采、聲韻與(yu) 情境之和諧配合，寫(xie) 作時有種種禁忌，老杜以下，七律聖手並不多見。《玄隱廬詩》中七律共367首，大多數為(wei) 精品，若幹應酬之作亦工穩雅切，頌禱得體(ti) ，無一草率，創作態度之嚴(yan) 謹，勝於(yu) 曆代諸多名家。至其五律與(yu) 絕句，總體(ti) 成就較古體(ti) 與(yu) 七律稍遜，然亦不乏佳章，俯拾皆是。五絕如《題何學愚〈蒼回閣圖〉，其師馮(feng) 君木所命名也》：

    山翠如嵐合，煙嵐深複深。劫灰埋不盡，惟有讀書(shu) 心。

    詩作於(yu) 亂(luan) 世，短篇中寄托遙深，感愴不盡。人類求知向上，不能不讀書(shu) ，此即追尋真善美之心，惡勢力豈能毀滅乎！類似的感慨如七絕《晨聞鄰家兒(er) 讀書(shu) 》：

    廣樂(le) 鈞天夢久遙，成連一去孰重招。荒煙淒霧彌秋宙，徹耳元音破寂寥。

    二十八字中境界深廣。兒(er) 童為(wei) 人之始，童心純樸，讀書(shu) 之元音衝(chong) 破彌天煙霧，詩人對未來寄以希望，言外有無窮之意。諷喻之作如下引數篇：

    翠羽寒柯怪石邊，深秋依倚老蒼煙。卻疑輸與(yu) 能言鴨，縮項嚴(yan) 風盡默然。（《稚柳以其墨畫山水花鳥等裝為(wei) 一卷，為(wei) 題數首》）

    堤上茅亭牛轉盤，堤邊龍骨不曾幹。姚黃魏紫都仙品，未抵田家黑牡丹。（《即目》之五）

    花鴨凡材不待求，高名填鴨出幽州。何知明日身膏鼎，爭(zheng) 泛春塘萬(wan) 玉浮。（《後即目》之十二）

    諸詩作於(yu) 狠批知識人士之年代，托物以寓悲憤，弦外音傳(chuan) ，讀者可悟。

    2、詩人之學與(yu) 詩中之理

    孔子言《詩》有“興(xing) 觀群怨”之功用，讀《詩》“多識草木鳥獸(shou) 之名”，可增長學問；《楚辭》中屈子諸篇，可見學養(yang) 之博。至杜甫“讀書(shu) 破萬(wan) 卷，下筆如有神”，李義(yi) 山使事典奧，詩人多重視讀書(shu) ，為(wei) 詩之用。清代集曆代學術之大成，自清初錢牧齋、顧亭林、吳梅村至清末諸多流派之詩人，皆學養(yang) 豐(feng) 厚，詩亦遠越元明，陳衍稱“合學人之詩與(yu) 詩人之詩二而一之”。民國詩壇作手多為(wei) 學者，承清人之緒，以群經子史為(wei) 根柢，融合佛學乃至歐西學說，兼通書(shu) 畫金石，凡大家無不詩風博雅。葉燮論詩曰“才、識、膽、力”，而以識為(wei) 先，識即從(cong) 學出（參見《原詩》）。朱庭珍言詩人以培植根柢為(wei) 第一義(yi) ，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yang) 氣。積理“謂讀書(shu) 涉世，每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勿論九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yu) 夫稗官雜記，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而又隨時隨地，無不留心，身所閱曆之世故人情，物理事變，莫不洞鑒所當然之故，與(yu) 所讀之書(shu) 義(yi) ，冰釋乳合，交契會(hui) 悟，約萬(wan) 殊豁然貫通，則耳目所及，一遊一玩，皆理境也。積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申，滔滔湧赴，本湛深之名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為(wei) 高論，鑄成偉(wei) 詞，自然迥不猶人矣”（《筱園詩話》）。民國間詩人、學者徐英（澄宇）亦雲(yun) ：“仲偉(wei) 《詩品》，極言用事之病。然自子美之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弮，以當市肆萬(wan) 人之觀，必不可也。然則古詩用白描，自六朝以降，多用典實，至唐而用事之風益盛。居今日而言詩，專(zhuan) 主清空一派，太羹玄酒，鮮不厭其寡味矣。且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無以出之，其勢不得不變。然隸事非博學莫能。夫讀書(shu) 非為(wei) 詩，而學詩不可不讀書(shu) 。不讀書(shu) 則詩識不高，不讀書(shu) 則詩力不厚，不讀書(shu) 則詩學不富，不讀書(shu) 則詩思不雅”（《詩法通微》）。以上所引，分論詩人讀書(shu) 積學與(yu) 思理識見之密切關(guan) 係；亦可知從(cong) 上古到近代詩人之所以越來越重視學問，是文明和智慧積累發展的必然趨勢。當今所謂詩人大多平庸鄙俗，正因其漠視傳(chuan) 統，廢書(shu) 不讀，無學養(yang) 即無識見也。

    潘先生少年從(cong) 師，飽讀經史；晚年養(yang) 病，則遊心老、莊與(yu) 佛學，結合閱世之體(ti) 驗，深悟人生與(yu) 社會(hui) 以及宇宙自然之理，詩中頗多卓見，遠越時流。如《擬古三首》其一：

    鮫人積辛苦，瀉淚凝明珠。承之水晶盤，奉持為(wei) 君娛。玉手親(qin) 櫝藏，何緣棄泥塗？饑不可當食，寒不能為(wei) 襦。光彩徒浮薄，致用良區區。善謝嬋娟子，用舍各自殊。笄珈簇象服，此物在所須。願留耀君首，勿待他時無。

    聰明才智之士以畢生心血創造精美之文學藝術或形而上之思辨哲學，若以實用主義(yi) 觀點看待，則饑不可當食，寒不可為(wei) 衣。但人若無文化無思想，則粗野鄙俗，不能上臻真善美之境；國若無傑出之文學家、藝術家與(yu) 思想家，不足以立世界大國之林。故人文實為(wei) 冠冕，詩更為(wei) 文學殿堂之明珠，諸如音樂(le) 、繪畫、舞蹈等藝術，皆不可或缺；哲學則為(wei) 人類抽象理念之結晶，為(wei) 指導一切人文與(yu) 自然科學之原則。詩雖首重言誌抒情，但往往含有人生宇宙之哲理。王國維《論哲學家與(yu) 美術家之天職》雲(yun) ：“天下有最神聖、最尊貴而無與(yu) 當世之用者，哲學與(yu) 美術是已。天下之人囂然謂之曰無用，無損於(yu) 哲學、美術之價(jia) 值也。……夫哲學與(yu) 美術之所誌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wan) 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其有發明此真理（哲學家），或以記號表之（美術）者，天下萬(wan) 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唯其為(wei) 天下萬(wan) 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yu) 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聖之所存也”。論斷頗為(wei) 精辟。潘先生此詩仿漢樂(le) 府，以優(you) 美生動之譬喻說理，情詞委婉，實為(wei) 對當時蔑視毀棄精英文化者之諷喻。

    飛蚊能害人，人乃謂之毒。試且作蚊觀，人毒彌以酷。彼蚊亦苦饑，人血滿其欲。萬(wan) 彙更相殺，生死如轉轂。因思草木折，流液痛如哭。吾悲六合外，一氣千刺促。豈難窮物理，泯此倚與(yu) 伏。近來出宇宙，奔星去亦速。積微至廣大，一線倘可卜。雖然豈不遙，願力吾久篤。（《蚊》）

    人類社會(hui) 鬥爭(zheng) 之毒，酷於(yu) 飛蚊，幾千年來互相仇殺，強弱消長，造成朝代更替、國家興(xing) 滅，報複循環，永無清平之日。人類更向大自然巧取豪奪，貪得無厭，造成生態破壞、環境汙染，必將毀滅人類自身。詩人因此寄希望於(yu) 人世消除殺伐，和平利用科技，到地球外的宇宙星空尋找安居之所，其情極悲而識理透徹。

    漢武黜百家，猥曰崇儒術。儒術何嚐崇，劉社忽然屋。生民有智慧，卮言固日出。孰謂川可防，一掌何碌碌？人心豈有窮，得隴又望蜀。箝民期自延，適以為(wei) 自促。徹也苟長存，秦亡胡爾速？（《讀書(shu) 》六首之三）

    古今一何遠，政製屢變更。中有不變者，玄化所以成。以不變為(wei) 變，變者乃其形。殺伐取天下，禮樂(le) 飾太平。禮樂(le) 為(wei) 殺伐，雖殺無惡聲。誰能執此枋，庶得王者情。誰能達此誼，庶稱通儒名。（《讀書(shu) 》六首之五）

    上一首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wei) 專(zhuan) 製手段，利用儒學以鞏固其統治，何嚐真行孔孟之仁。但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箝民期自延，適以為(wei) 自促”，秦皇漢武之統治雖有時間長短之不同，終被推翻。下一首言古今政製屢變，而統治者謀求權力以遂其私之本質不變，“玄化所以成”，是天地生成人類的私欲，故不能根除。統治者隻要能以禮樂(le) 文飾政治以安天下，不是獸(shou) 性的野蠻殺伐，就勉強稱得上王者之道；誰能識得此中奧義(yi) ，就可算通儒。《讀書(shu) 》第二首雲(yun) “嗚呼青簡言，萬(wan) 竅紛調刁。茫茫百代下，利用隨所操”；第四首雲(yun) “篝火與(yu) 狐鳴，萬(wan) 古一圖籙。深機托戲言，安知獨非仆”，都是詩人飽讀經史、觀察時世後深刻的洞見，是對人性惡的透徹了解，由此也可見儒家以禮樂(le) 文化改造人性的艱難和情感的悲憫。

    鄰家籠好鳥，晴日啼綿蠻。溫風吹送之，悅耳如管弦。芸芸一世人，誰其解鳥言？奪我山林樂(le) ，困之君屋間。吐我鬱怒音，顧謂博君歡。指我非子規，良無血斑斑。會(hui) 須山竹裂，變化雲(yun) 旗翻。君其喻消長，微禽識機先。（《好鳥》）

    “好鳥”喻知識人士困於(yu) 政治樊籠，思想不得自由，人格不能獨立。有所諫議，反映民情，則被視為(wei) 不忠，引發更猛烈的批判。是為(wei) 當年“反右”運動之真切寫(xie) 照。

    天地不仁行其仁，世主以仁行不仁。大哉洪爐火，萬(wan) 物赴陶甄。仁與(yu) 不仁間，安所逃其身？莊生喻木雁，老氏言穀神。何以應其機，變化如屈伸。宇宙浩茫茫，巨細相氤氳。生死孰主張，徒勞強為(wei) 分。吾觀三皇五帝巧淩奪，俱朽不若空中塵。（《不仁》）

    《老子》雲(yun) “天地不仁，以萬(wan) 物為(wei) 芻狗”，詩人則認為(wei) 天地尚有好生之德，萬(wan) 物在弱肉強食之間生生不息，自然進化，即天地之仁道。而“世主”標榜仁義(yi) ，推行政令卻違背客觀規律，結果多為(wei) 害民，實為(wei) 不仁。詩人苟全性命於(yu) 亂(luan) 世，隻能遵照莊、老之言韜光養(yang) 晦，隨時勢之變化或伸或屈。從(cong) 宇宙這一宏大的視野來觀察，人類社會(hui) 之互相傾(qing) 軋如洪爐之火陶甄萬(wan) 物，氤氳一氣，曆代帝王淩奪而來的功業(ye) 終將渺若塵煙，無礙天道無窮無盡之運行。這是《易經》中綜合儒、道、陰陽家的智慧而成的哲理，詩人讀書(shu) 並結合現實提煉為(wei) 詩，言簡意賅，發人深省。

    真正偉(wei) 大的詩人不僅(jin) 僅(jin) 是善於(yu) 抒情言誌的文學藝術家，而且是悟徹宇宙與(yu) 人生之理的思想家。其作品求善求美複能求真，非但有真情真性，還能闡發真理。詩有理境，既需要詩人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更需要用詩的語言和藝術手法來表達，不同於(yu) 哲學家的議論。潘先生詩中蘊含著深邃的哲理，多用委婉的比興(xing) 、象征，議論與(yu) 敘事簡煉精警，遠非宋明理學家之詩可及，近現代許多著名詩家亦未能臻此境界。詩中許多有關(guan) 曆史、政治的思考，具有預見性、超前性，已為(wei) 當今國家決(jue) 策、文化複興(xing) 的政局所證明，可見潘先生非凡的智慧和識力，也足見詩人積學的重要性。

    3、創作體(ti) 驗：以詩論詩

    《玄隱廬詩》有多首詩談寫(xie) 詩和讀詩的心得，節錄於(yu) 下，以便讀者集中觀照：

    長歌以當哭，有人呼欲出。吾將呼此人，憔悴芰荷服。英姿挺龍鸞，雅抱蘊珠玉。胡為(wei) 不自惜，顑頷長局促。見君鬢點霜，見君心轉轂。永夜膏自煎，銷蝕乃爾速。君悲動我神，君樂(le) 動我目。吾將攬子祛，共子慰幽獨。鑒影噤無言，此子故為(wei) 仆。泬寥天地間，自泣餘(yu) 自讀。（《夜檢諸詩二首》之二）

    治少亂(luan) 常多，萬(wan) 禩生民苦。鬱勃終難言，盡納東(dong) 坡肚。……神州值板蕩，風雨正予侮。英豪競戮力，豈暇更仆數。袖手文苑遊，聊堪應桴鼓。……天地坐殘缺，乃重女媧補。登高揮古弦，四顧萬(wan) 山俯。斯文等補天，寧惜老空堵。富貴何有哉，無令蠅汙麈。……（《行嚴(yan) 丈重蒞渝州，賜詩三十二韻，舉(ju) 黃遠庸、潘力山兩(liang) 君論文往事，以喻伯鷹之談詩，所以誨勉之意至重，敬次一首》）

    ……自憐幼不學，刻意與(yu) 爭(zheng) 古。漢魏孰頡頏，唐宋孰狎侮？悵望千載間，試為(wei) 屈指數：夫子《猗蘭(lan) 操》，泠然一再鼓。神遊三百篇，冥合水融乳。卻憶建安末，陳思稱繡虎。當時論諸公，豈不明規矩。獨其忠愛心，百折茹複吐。陶阮得宗風，遂以開老杜。幽夐通魂靈，慷慨激心腑。陰霾發電光，神奇出朽腐。若其無根源，關(guan) 口不得語。解人難強索，貌似終齟齬。豈有蹠與(yu) 夷，竟可相爾汝？四海多英豪，吾願各得所。文藻壯江山，政賴眾(zhong) 擎舉(ju) 。辨澠複辨淄，誰迎抑誰拒？要在廣詩疆，仍期固詩圉。經國有大業(ye) ，何得謂無補？……（《行嚴(yan) 丈拓賜詩為(wei) 四十韻，複以見示，勉再奉呈》）

    ……吾生愛論詩，慷慨無所詘。根於(yu) 性情真，斯有文字別。取神或遺貌，尚誌要重骨。勇猛緣慈悲，纏綿孕剛烈。填胸久萬(wan) 端，適可快一發。試聽微笑聲，意較怒尤決(jue) 。縱令辭未安，至精終不滅。……（《奉題陳真如將軍(jun) 詩卷》）

    知言味文字，易若辨寒燠。光氣動豪芒，劍鋒不可觸。鸞翮自騰騫，驥足無刺促。噫嗟千聖心，薪火繼芳躅。雄文拄山川，橫流賴以幅。剩語必剝膚，精義(yi) 必入木。人工所窮極，天機接渾穆。雲(yun) 錦成七襄，故仗天孫擢。……（《次韻芝岡(gang) 呈行嚴(yan) 丈論詩之作》）

    詩非求拙非求妍，惟其所可無後先。譬挽強弓較猿臂，一絲(si) 未到方知難。……（《與(yu) 葉監察論詩有作》）

    ……放翁昔有雲(yun) ，工夫在詩外。行止語默間，良亦詩之內(nei) 。修辭立其誠，直養(yang) 是三昧。安排神一字，奮迅越十輩。屏息隱虹霓，跨天出肝肺。霏微沆瀣潔，沉著珊瑚碎。當其感至精，千聖通謦咳。優(you) 遊將自得，毋為(wei) 惑眾(zhong) 喙。……（《龐道鵬贈詩，歸舟答之》）

    好詩如幽朋，乘興(xing) 輒來訪。俗客或相遭，潛逝不可強。峰高雪新霽，海澄月初上。與(yu) 詩此商略，字字叩銖兩(liang) 。乙乙動沉吟，汩汩愈酣放。橫胸萬(wan) 頃泉，間幻瓶笙響。嗟詩能窮人，人亦窮詩象。言誌通形神，論世綜今曩。仲尼貴修辭，虛明慎勿罔。（《詩訪》）

    綜合以上諸篇，可以總結潘先生詩歌創作的觀念：①詩植根於(yu) 真摯的性情，這種性情即忠愛仁慈之心，從(cong) 《詩三百》到曹植、阮籍、陶潛以至杜甫，詩中都融貫著純真善良的情感，曆代薪火傳(chuan) 承。②詩情蘊涵於(yu) 字裏行間，不論風格之剛柔豪婉，都應樹立誌氣與(yu) 風骨，有大仁方能有大勇，“勇猛緣慈悲，纏綿孕剛烈”。③詩人當如孔子所言“修辭立其誠”和孟子所言“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在詩外下工夫，道德行之於(yu) 生活實踐；有獨立的人格、高潔的操守，“憔悴芰荷服，英姿挺龍鸞”，優(you) 遊自得，不為(wei) 世俗所惑。④作詩要精思、要鍛煉，思力要深刻，窮詩之象；但不刻意追求外在風貌的古拙或妍麗(li) ，而是用恰當的方式表達思想情感。工力深湛之時，靈感妙悟（天機）觸緒紛來，詩情如泉之酣放，詩中有光氣、有鋒芒，詩人的神思駕馭筆墨，自由飛騁；天機與(yu) 要寫(xie) 的事物渾融一體(ti) ，詩篇即如七襄雲(yun) 錦之美。⑤亂(luan) 世中的詩人應關(guan) 心國家危難與(yu) 生民疾苦，以詩歌振奮民族精神；並希望眾(zhong) 多的詩人創作詩篇，明辨善惡，弘揚正義(yi) 。如同曹丕《典論·論文》所言“文章經國之大業(ye) ，不朽之盛事”，詩自有其寶貴的價(jia) 值。潘先生畢生愛詩如命，《夜檢諸詩》和《詩訪》用擬人手法，將抽象的詩情與(yu) 嗜詩的心理描繪得活靈活現，“吾將攬子祛，其子慰幽獨”、“嗟詩能窮人，人亦窮詩象”，以生命為(wei) 詩，詩也成了詩人精神的支柱。上述種種觀念，無一不體(ti) 現於(yu) 《玄隱廬詩》的創作實踐，詩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藝術形式完美交融，人品與(yu) 詩品高度統一，這正是潘先生之詩為(wei) 夫人和友人所珍重，並深深感動讀者的原因。

    創作之外，潘先生還極擅吟誦，令人歔欷陶醉，這在潘受先生《序》中有真切的感受與(yu) 描繪，《玄隱廬詩》中亦有自述並評論詩友曾履川的吟詠之美，本文不一一論列了。

[四]結  語

    本文開篇認為(wei) 潘伯鷹先生堪稱現當代傳(chuan) 統詩壇大家。評判大家的標準如何？古今中外詩論家都有論述。朱庭珍《筱園詩話》對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以及一般詩人作具體(ti) 的比較：“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萬(wan) 狀，魚龍百變，風雨紛飛；又如昆侖(lun) 之山，黃金布地，玉樓插空，洞天仙都，彈指即現。其中無美不備，無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蓋才學識俱造至極，故能變化莫測，無所不有，孟子所謂‘大而化，聖而神’之境詣也。大名家如五嶽五湖，雖不及大家之千門萬(wan) 戶，變化從(cong) 心，而天分學力，兩(liang) 到極高之詣，氣象力量，能俯視一代，涵蓋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遜其神化耳。名家如長江、大河、匡廬、雁宕，各有獨至之詣，其規格壁壘，迥不猶人，成堅不可拔之基，故自擅一家之美，特不能包羅萬(wan) 象，兼有眾(zhong) 妙，故又次之。小家則如一丘之壑之勝地，其山水風景，未始不佳，亦足怡情悅目，特氣象規模，不過十裏五裏之局，非能有千百裏之大觀，及重嶺疊嶂，千崖萬(wan) 壑，令人遊不盡而探不窮也。然其結撰之奇，林泉之勝，盡可擅一方名勝，故亦能自立，成其家數也。若專(zhuan) 學古人一家，肖其麵目，而自己並無本色，以及雜仿前賢各家，孰學孰似，不能稍加變化者，雖有才筆，皆不得謂之成就，隻可概謂詩人而已，則又小家之不若矣”。朱氏以為(wei) ，“古今合計，惟陳思王、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le) 、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蘇東(dong) 坡可為(wei) 今古大家，不止冠一代一時。若左太衝(chong) 、郭景純、鮑明遠、謝宣城、王右丞、韋蘇州、李義(yi) 山、岑嘉州、黃山穀、歐陽文忠、王半山、陸放翁、元遺山，則次於(yu) 大家，可稱名大家。如王仲宣、張景陽、陸士衡、顏延之、沈隱侯、江文通、庾子山、陳伯玉、張曲江、孟襄陽、高達夫、李東(dong) 川、常盱眙、儲(chu) 太祝、王龍標、柳柳州、劉中山、白香山、杜牧之、劉文房、李長吉、溫飛卿、陳後山、張宛丘、晁衝(chong) 之、陳簡齋等，雖成就家數各異，然皆名家也。”其它如劉禎、張華、潘嶽、初唐四子及沈、宋二家，並中晚唐之郎士元、錢起、賈長江、元微之、李庶子、鄭都官、羅江東(dong) 、馬戴，及宋之秦淮海、梅聖俞、蘇子美、範石湖等，皆小家也。而小家亦有上中下之分，其餘(yu) 旁支別流，不一而足，不可以家數論，隻可統名曰詩人而已。某家在某一朝代可稱大家，如明代高啟，但合古今統論，則為(wei) 名家。“蓋上下千古，不比一時一地、一朝一代之較易雄長也，成家豈易言哉！”朱氏判斷何人為(wei) 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或可商榷，尤其是大名家與(yu) 名家之界限不易劃分，若幹詩家的位置尚未必被後人公認，但依據詩家的藝術成就分類，大體(ti) 確切。台灣詩人餘(yu) 光中在《大詩人的條件》一文中，引述英國詩人奧登的論斷：“一位詩人要成為(wei) 大詩人，則下列五個(ge) 條件之中，必須具備三個(ge) 半才行：①他必須多產(chan) ；②他的詩在題材和處理手法上，必須範圍廣闊；③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煉風格上，必須顯示獨一無二的創造性；④在詩體(ti) 的技巧上，他必須是一個(ge) 行家；⑤就一切詩人而言，我們(men) 分得出他們(men) 的早期作品和成熟之作，可就大詩人而言，成熟的過程一直持續到老死。”餘(yu) 光中認為(wei) “這五個(ge) 條件也就是多產(chan) 、廣度、深度、技巧、蛻變”，並舉(ju) 中外詩人之例以分析論證。奧登論詩，是從(cong) 創作藝術上全麵提出要求，而當代老輩學者周振甫則著眼於(yu) 詩的思想性，以此分辨詩品的高下：“由詩之源以求乎上，詩人之作思深意遠，苦心焦慮，情係家國，恫瘝在抱而不能已於(yu) 言者，其言則關(guan) 乎世運，係於(yu) 民生，如屈原之《離騷》，恫宗國之危亡，哀民生之憔悴。如杜甫之‘三吏’、‘三別’，傷(shang) 唐代之衰亂(luan) ，悲人民之血淚。以第一等懷抱，抒愛國憂民之情，而其藝事之精能，或則驚采絕豔，難與(yu) 並能；或則聲情並茂，搖蕩性靈，斯為(wei) 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於(yu) 國族危亡世運隆替之際，常能遇之，不局於(yu) 漢魏六朝與(yu) 三唐也。文山之作，亭林之篇，下及人境廬之詩，於(yu) 中往往遇之，皆足以振蕩人心。此仆所謂取法乎上，由詩之源以求之也”（《棕槐室詩序》）。周先生的看法，實已代表兩(liang) 三千年來中國文學界、學術界的主流觀念：論定某家的創作成就，要綜合考察，首重其人的思想品格，觀其言還要察其行。參照上述諸家提出的標準來衡量潘伯鷹先生的詩作，可得出以下結論：

    1、潘先生處於(yu) 祖國危亡、黎民多難的時代，以第一等懷抱，抒發憂國憂民之情。在極左時期對現實的真切反映和深沉思考，顯示其獨立人格和遠見卓識，迥越時流。

    2、潘先生學養(yang) 廣博，有多種文學藝術才能，在繼承曆代詩歌精華的基礎上變化創新，自成風格。《玄隱廬詩》各體(ti) 兼工，才力雄健，氣象宏闊而意境深邃。

    3、潘先生創作生涯長達四十餘(yu) 年，青年時代作品已趨成熟，中晚年作品愈加精進，至老不衰。存詩數量豐(feng) 富，其中大多數皆為(wei) 精品，小部分作品亦很少粗率之筆，總體(ti) 質量很高。

    4、從(cong) 清末、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當代，與(yu) 潘先生年輩上下的詩人中不乏名家巨子。筆者披閱近百年名家詩總集、別集數百種，讀詩數十萬(wan) 首，縱橫比較，像潘先生這樣人品與(yu) 詩品統一、作品的思想性與(yu) 藝術性統一，德藝雙馨、始終一貫的大詩人，可謂鳳毛麟角。若與(yu) 朱庭珍所論千古大家、大名家相較，潘先生的成就或許還要經過更長的曆史檢驗才能論定，但在二十世紀傳(chuan) 統詩壇，稱為(wei) 第一流大家，當之無愧。

    （本文作為(wei) 筆者主編“安徽近百年詩詞名家別集叢(cong) 書(shu) ”中潘伯鷹《玄隱廬詩》的前言，該書(shu) 已由黃山書(shu) 社2009年出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