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的儒家思想與(yu) 崇高人格
——駁錢鍾書(shu) 論陸詩之謬
（紀念陸遊逝世八百周年研討會(hui) 論文）

作者：劉夢芙

〔一〕

    正如偉(wei) 大的詩人屈原、杜甫一樣，陸遊的人品和詩歌價(jia) 值，在其身後遭到許多誤解。元明清三代的論者往往對陸遊的身世不加考索，甚至不通讀其詩集與(yu) 文集，就妄肆批評；當然也有更多的論者正麵闡發陸遊的忠義(yi) 之心和陸詩的重大成就，對誣陸之言予以批駁，辨析愈明，則陸詩之光芒愈顯。曆史運行到二十世紀，中國麵臨(lin) 四夷交侵、瓜分豆剖的危局，陸詩的愛國精神被知識界重新肯定並大力弘揚，晚清到民國期間的詩人多以陸詩為(wei) 典範，慷慨悲歌；學者對陸遊也頗多研究。然而以博學著稱的錢鍾書(shu) 獨持異議，其名著《談藝錄》中非但認為(wei) 陸詩之藝術不及楊萬(wan) 裏之詩，而且對陸詩的愛國情懷肆意貶低，振振有辭。由於(yu) 錢鍾書(shu) 在當今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界聲望甚隆，《談藝錄》多被後學奉為(wei) 圭臬，其評陸之謬說，影響非淺，因此實有糾正的必要。

    《談藝錄》第132頁雲(yun) ：

    “趙鬆雪《題杜陵浣花》雲(yun) ：‘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可謂微婉。少陵‘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詩人例作大言，辟之固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闕，橡飯思君，則摯厚流露，非同矯飾。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濟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詩餘(yu) 所喜誦，而有二癡事：好譽兒(er) ，好說夢。兒(er) 實庸材，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複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於(yu) 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並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yu) 君國之思。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舍臨(lin) 歿二十八字，無多佳什，求如文集《書(shu) 賈充傳(chuan) 後》一篇之平實者少矣。”①

    《談藝錄》撰於(yu) 1940年代，1948年由上海開明書(shu) 店印行，以上引文為(wei) 初印本中論斷。至八十年代初，中華書(shu) 局重印此書(shu) ，錢鍾書(shu) “乃稍刪潤原書(shu) ，存為(wei) 上編，而逐處訂益之，補為(wei) 下編；上下編冊(ce) 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引言》），成為(wei) 現在通行的補訂本。上則引文之補訂在457頁至460頁，對陸詩提出更多的批評：
    “放翁談兵，氣粗言語大，偶一觸緒取快，不失為(wei) 豪情壯概。顧乃丁寧反複，看鏡頻歎勳業(ye) ，撫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遠略，奇謀妙算，殆庶孫吳，等儕(chai) 頗牧者，則似不僅(jin) ‘作態’，抑且‘作假’也。自負甚高，視事甚易”。

    以下遍舉(ju) 陸詩，謂其“大言恫嚇”、“誇詞入誕”，“放翁詩篇，老且益壯，意氣不衰耶，‘閱曆’未‘深’耶”。“夫‘但作詩人看’，正杜陵大便宜處；使果得君秉國，當時後世必以‘致君堯舜’、‘比肩稷契’責望之，或且貽‘千古名士之恨’，未可保耳。放翁投老江湖，所言未見諸行事，亦得免於(yu) 僨(fen) 事，自是渠儂(nong) 大幸，尚博得後世‘撫幾嗟谘’也。居位乃見虛聲之純盜，臨(lin) 事始知客氣之難恃”。文中繼續引述《涑水紀聞》、《太平廣記》、《說郛》、《北夢瑣言》、《魏叔子文集》、《揀魔辨異錄》、《野棠軒文集》中語及西方學者詩人之論，證明“文士筆尖殺賊，書(shu) 生紙上談兵，曆世皆有話欛”；空言無實者“蓋已成‘人物典型’，在處隨時可遇，而放翁殆此中最文采巨麗(li) 者乎”②。總之，在錢鍾書(shu) 眼中，陸遊畢生抒發愛國情感的絕大部分詩篇都是說大話、假話、空話，如果真讓陸遊領兵抗金，必然打敗仗，有如趙甌北《書(shu) 放翁詩後》所言“亦當帶汁逃”；《桯史》所載郭倪自比孔明，兵敗對客泣，彭法謔曰“此帶汁諸葛亮也”。

    雜引古今中外之書(shu) 作為(wei) 論據，同時穿插詼諧嘲諷，輕侮古賢，是錢鍾書(shu) 一貫的文風，其中確有不少見解，益人神智。問題是如此論斷陸遊之詩及其為(wei) 人，很難令人信服；征引再多，也不能支持其論點。以下結合陸遊事跡，駁錢氏之說。

〔二〕

    首先，錢鍾書(shu) 隻讀陸遊之詩，對陸遊的家世、陸遊的才能和生平行事不作全麵深入的考察，對陸遊終身抑鬱的處境更無理解之同情。據錢仲聯先生《劍南詩稿校注》所附《陸遊年表》，陸遊出身於(yu) 祖父、父親(qin) 都曾為(wei) 官的家庭，自幼就接受儒家国际1946伟德的教育。陸遊出生的次年（1126），金兵大舉(ju) 攻宋，汴京淪陷；又次年，徽宗、欽宗被擄北去。陸遊之父陸宰曾任京西路轉運副使，負責供應澤、潞一帶抗金軍(jun) 隊的糧草，不久被禦史徐秉哲彈劾而免職。金兵占領東(dong) 京，陸宰攜家逃難，自中原“渡河，沿汴，涉淮，絕江，間關(guan) 兵間”逃歸山陰；後金兵“渡江南侵，又逃到東(dong) 陽”。紹興(xing) 十一年（1141），抗金名將嶽飛被害，宋金簽訂和議，宋向金納貢稱臣，割東(dong) 起淮河、西至大散關(guan) 以北的國土與(yu) 金，秦檜當權，主戰人士被罷斥，陸宰遂隱退於(yu) 鄉(xiang) 。在繈褓之中的陸遊，經曆了國破家亡、四處逃難的艱危歲月，童年時代經常聽到父親(qin) 與(yu) 其友人議論國事：“一時賢公卿與(yu) 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嚐不相與(yu) 流涕哀痛。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複食也”（《跋周侍郎奏稿》）③。“紹興(xing) 初，某甫成童，親(qin) 見當時士大夫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chou) 虜方張，視之蔑如也”（《跋傅給事帖》）④。紹興(xing) 九年（1139），陸遊十五歲，參知政事李光以不附和議罷官，歸山陰後常訪陸宰，劇談終日，每言及秦檜，憤切慨慷，形於(yu) 色辭，“其英偉(wei) 剛毅之氣，使人興(xing) 起”（《跋李莊簡公家書(shu) 》）⑤。我們(men) 知道，兒(er) 童時期的生活記憶，對人的一生有至關(guan) 重要的影響；何況士大夫家庭課其子孫，必以儒家經典為(wei) 首讀之書(shu) ，對人格的塑造、情操的陶冶起到重大作用。因此陸遊自幼就懷有對國家民族深厚的情感，驅除敵寇、收複失地是其畢生誌願，時時流露於(yu) 詩，終生不變。後世之人對此沒有基本的了解和同情，隻能說是麻木不仁，毫無血性。

    陸遊絕非終日坐臥書(shu) 齋、空談匡救之略和心性之學的學究。1162年，他在朝廷任樞密院編修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時向皇帝提出許多有關(guan) 軍(jun) 政方麵的建議，《渭南文集》中諸多奏表和劄子曆曆可證。孝宗召見，說他“力學有聞，言論剴切”（《宋史·陸遊傳(chuan) 》）。因為(wei) 他反對“招權植黨(dang) ”卻深得孝宗信任的曾覿、龍大淵，激怒了孝宗，遂被出為(wei) 鎮江通判；兩(liang) 年後又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被罷職。1172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召陸遊為(wei) 權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時王炎正準備收複長安，陸遊積極參加備戰。半年中，在南鄭和抗金前線中間不斷往返，曾西北至兩(liang) 當縣、鳳縣、黃花驛、金牛驛、大散關(guan) 等地，參與(yu) 渭水強渡及大散關(guan) 遭遇戰”（《陸遊年表》）⑥。在南鄭幕府期間，陸遊建議王炎“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宋史·陸遊傳(chuan) 》），這是老謀深算、穩紮穩打而且切實可行的戰略計劃。《山南行》詩中言“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hui) 看金鼓從(cong) 天下，卻用關(guan) 山作本根”；《觀大散關(guan) 圖有感》雲(yun) “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jun) 書(shu) 。二十抱此誌，五十猶臒儒。大散陳倉(cang) 間，山川鬱盤紆。勁氣鍾義(yi) 士，可與(yu) 共壯圖”，都反映了陸遊希望實現上述計劃。旋因王炎被召回臨(lin) 安，這一計劃才成為(wei) 夢想。此後陸遊到成都任範成大麾下參議官，被同僚指為(wei) “不拘禮法，恃酒頹放”而免官。1178年奉詔回京，被孝宗召見，除提舉(ju) 福建常平茶鹽公事，不久，改提舉(ju)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在江西任上，當地發生水災，他“草行露宿”，親(qin) 到災區視察，並“奏撥義(yi) 倉(cang) 賑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給事中趙汝愚劾其“擅權”，被罷歸山陰。1186年，陸遊任嚴(yan) 州知州，“憂民懷懍懍，謀己恥營營”，在任“寬期會(hui) ，簡追胥，戒興(xing) 作，節燕遊”，得到當地百姓的愛戴，為(wei) 他及曾任嚴(yan) 州太守的高祖陸軫立碑建祠。1189年，孝宗傳(chuan) 位於(yu) 光宗，陸遊在朝中任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先後提出許多建議，都是針對當時弊政從(cong) 根本上加以解決(jue) 的辦法（見《渭南文集》卷四《上殿劄子》多篇）。但這一切不為(wei) 執政者所接受，由此而被諂佞之徒以“嘲詠風月”罪彈劾，再度罷官歸裏，陸遊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從(cong) 1189年底到1210年去世，二十餘(yu) 年間除去約一年的短期到杭州主修孝宗、光宗實錄外（任寶謨閣待製），陸遊都是在山陰蟄居，無用武之地。而在青壯年時期，陸遊曾飽讀兵書(shu) ，練習(xi) 劍術，在川陝期間還騎馬射箭，這是為(wei) 從(cong) 戎殺敵作準備，希望能充當衝(chong) 鋒陷陣的戰士。以上大量史實表明，陸遊不是隻會(hui) “打官腔”、“大言談兵”的詩人，而是知行合一、能文能武的實幹家。在朝廷，他積極上書(shu) ，遇事敢言；做地方官，他勤政愛民，多有實績。陸遊交往的師友，多為(wei) 忠正之士，其才能在當時就被公認，眼界極高的朱熹既稱賞陸詩“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自已”；“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為(wei) 第一流”，又擔心“其跡太近，能太高，或為(wei) 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⑦。陸遊的伐金計劃和治國方略無一不是經過通察時局、深思熟慮之後才提出的，之所以不被采納，完全是朝廷主和的大氣候壓製所致；而革除弊政，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試觀陸遊一生，始終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重用，不論在朝廷任職還是做地方官，經常被罷免，縱有文韜武略，如何施展以成大功？他隻能在詩中抒寫(xie) 抱負，寄托理想，卻被幾百年後在象牙塔中的錢鍾書(shu) 譏為(wei) “矜誕無當”、“作態”、“作假”，豈非厚誣昔賢？

    錢鍾書(shu) 舉(ju) 出中外曆史上許多大言無實、遇敵即敗的人事為(wei) 例，推測陸遊領兵作戰也必然如此，極不合理。我們(men) 同樣可以在史書(shu) 上找出多位書(shu) 生文士帥兵破敵的例子：三國時期的諸葛亮、陸遜，東(dong) 晉謝安，北宋範仲淹，南宋虞允文，明代王守仁，晚清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甚至李鴻章也隻在甲午中日戰爭(zheng) 中失敗，此前平定太平天國與(yu) 撚軍(jun) 有其赫赫戰功。兵敗而殺身成仁者則如文天祥、史可法，英烈之氣與(yu) 日月爭(zheng) 光，若以一時成敗評價(jia) 曆史人物，其是非之標準何在？曆史上的事例，與(yu) 陸遊本人的實際無因果關(guan) 係，不能斷定他如果率兵抗金必然成功或失敗，隻能以其生平行事為(wei) 據，論其思想品格與(yu) 愛國精神，知人論世，實事求是。以假設、猜想代替事實判斷，看似滔滔雄辯，實為(wei) 羅織“莫須有”罪名的“酷吏”（錢氏自言論學如“老吏勘獄，絕不恕他”），違背了治學必須求真求實的基本規則。

    清人楊大鶴作《劍南詩鈔序》，其識見遠在錢鍾書(shu) 之上：

    “……近年以來，有識者始讀宋詩，始讀陸放翁詩，然而放翁非詩人也。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以意逆誌，是為(wei) 得之。夫誌非他，情之發於(yu) 性者。是故《傳(chuan) 》曰：詩以道性情。南宋自紹興(xing) 改元，訖於(yu) 嘉定，中間五六十年，僉(qian) 壬柄國之日為(wei) 多。朝廷之上，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忠義(yi) 為(wei) 僇，道學為(wei) 邪；正人君子，朝進而夕報罷，見機明決(jue) 者，求去惟恐不速，此為(wei) 放翁所遭之世。初為(wei) 權奸所嫉，後忤貴倖自免；五為(wei) 州別駕，西泝僰道，宿留十載，竟有終焉之誌；僅(jin) 以筆力回斡，見知當寧，得拜爵致仕以老。少不治生事，老不請祠祿，晚歲東(dong) 歸，補書(shu) 巢，插東(dong) 籬，安貧自得，未嚐有戚戚之容；尤與(yu) 張魏公父子、呂伯恭、朱晦翁諸賢厚善。忠孝節義(yi) ，本乎天資；理學文章，由於(yu) 學力，此為(wei) 放翁生平之為(wei) 人。孝宗即位，首賜進士出身，入對輒上言，乞信詔令以示中外，誅沮格以懲玩習(xi) ，於(yu) 建都立國，積粟練兵，三致意焉，迄不得大用。酒旗鼓，筆刀槊，一飯不忘，沒齒無二，臨(lin) 絕《示兒(er) 》之作，至今讀之，使人淚如雨下，此為(wei) 放翁不可奪之誌。論其世，知其人，考其誌，以放翁為(wei) 詩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為(wei) 詩人，乃可以論放翁之詩。……放翁之於(yu) 李、杜，皆時時有之，而皆不足以定放翁。蓋可定者，世間紙上之李、杜；時時有之者，放翁胸中之李、杜也。論放翁之胸中，吐納眾(zhong) 流，渾涵萬(wan) 有，神明變化，融為(wei) 一氣，眼空手闊，肝肺槎枒，容王導輩數百，吞雲(yun) 夢者八九。此乃放翁之詩，非詩人所能為(wei) 者爾。……由放翁而溯之，以李、杜而推之，略舉(ju) 一二，如陶淵明、韓昌黎、蘇東(dong) 坡輩，凡不為(wei) 詩人而已者，其詩皆獨有千古者也。放翁之讀杜亦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谘嗟’，此非其證耶！……若夫殫見洽聞，搜神誌怪，心不絕吟，手不停筆，某篇逼真某代，某章酷肖某家，若者升浣花之堂，若者入青蓮之室，以為(wei) 如是則工，不如是則不工者，皆可以為(wei) 詩人者也，而豈複有詩也哉！”⑧

    錢鍾書(shu) 當然不是對陸遊的生平一無所知，而是刻意視同無睹，這與(yu) 他接受西方學說的影響後形成的觀念密切相關(guan) ，待後文予以剖析。

〔三〕

    古人視詩文為(wei) 餘(yu) 事，曆代士大夫皆以治國平天下為(wei) 念，而經世濟民必以修身進德為(wei) 基礎，“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論語·述而》），是從(cong) 孔子開始的傳(chuan) 統。“立德”、“立功”與(yu) “立言”雖都被稱為(wei) “三不朽”的事業(ye) ，但有主次重輕之別；孔子周遊列國，不能實現其政治抱負，至晚年才專(zhuan) 心著述，“垂空文以自見”。陸遊秉承儒家積極入世、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仕途曆經坎坷，盈腔悲憤，悉洩於(yu) 詩，“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本來就不以作詩為(wei) 人生的最高目標。在古人看來，家與(yu) 國原屬一體(ti) ，“功名之念”與(yu) “君國之思”並無矛盾，不建功名則無以報君國。“立言而外，遂並欲立功立德”，絕非錢鍾書(shu) 所謂“生於(yu) 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的“一時風氣”，而是先秦時代就已樹立的人生價(jia) 值觀，直到今天也難以否定，“無德”之人，姑不論其“立功”，“立言”有何意義(yi) ？國家動亂(luan) ，詩人學者連命都保不住；道德崩潰，則邪說橫行，顛倒是非。古代士人希望在立言之外立德立功，始終認為(wei) 道統高於(yu) 政統，抑製帝王權力，正見其抱負之高遠，豈可妄加譏貶？

    錢鍾書(shu) 以為(wei) “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yu) 君國之思”，非但不知陸遊之心，對儒家大道亦無了解。陸遊的誌向，如同杜甫“致君堯舜上，欲使風俗淳”，不在於(yu) 世人歆慕的功名利祿。元人如高明、王宥、陳修、李曄、嶽榆、許汝霖都闡明放翁之誌：

    “陸務觀詩，大概學杜少陵，間多愛君憂時之語。……詩意高語健，不以衰老自棄，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萊廊廟異趣，而所貴者道。則其生平所誌，又非徒屑屑於(yu) 事功者。或者乃以韓平原《南園記》為(wei) 放翁病，豈知《南園記》惟勉以忠獻事業(ye) ，初無諛詞，庸何傷(shang) ？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氣象於(yu) 三千載以上，又安肯自附權臣以求進耶？”（高明《題〈晨起〉詩卷》，《吳越所見書(shu) 畫錄》卷一）⑨

    “放翁以左丞之孫，負邁往之氣，當宋南渡後，出入外內(nei) ，仕弗稱其誌，凡有所感，皆發之詩篇，不止詞章而已！此《晨起》一詩，蓋歸老於(yu) 鏡湖龜堂而作。當齒豁發脫之時，猶未忍以餘(yu) 年付之酒杯，直欲挽回唐堯夔龍三千年雍熙之俗，所謂老當益壯者，豈止不複夢見周公而已！末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則又超然窮達之外，惟知道者可與(yu) 語此。”（王宥《題〈晨起〉詩卷》）⑩

    “唐虞之世不可逢，夔龍之臣不可得，博施濟眾(zhong) ，行天下之大道，又不可繼，是以龜堂先生暮年休息於(yu) 鏡湖之上。適故宋權奸握國軸之時，故假《晨起》一詩，以發忠憤之氣。其緬懷往古，風薄俗於(yu) 纖人，亦寓意深且厚矣”。（陳修《題〈晨起〉詩卷》）（11）

    “餘(yu) 觀杜少陵詩，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yu) 契’，嚐掩卷而言曰：‘唐之時，以詩名者眾(zhong) ，有能於(yu) 千載之下尚古之人如公之心乎！’及觀放翁《晨起》詩一首，篇終雲(yun) ：‘萬(wan) 世見唐虞，夔龍獲親(qin) 陪’。其大方正氣，若與(yu) 少陵同遊於(yu) 土階茅茨之側(ce) ，而載賡勅天之歌者，信乎仁義(yi) 之人，其言藹如也。要之二公之心，皆欲君人於(yu) 堯舜，惜乎位不能稱其才，才不能施於(yu) 詩，而徒托諸空言以自見”。（李曄《題〈晨起〉詩卷》）（12）

    陸遊《晨起》一詩，表現其政治思想，當今各種選本皆不取，殊不知放翁愛國思想的本原，全在儒家經學。錄詩於(yu) 下：

    齒豁不可補，發脫無由栽。清晨明鏡中，老色蒼然來。餘(yu) 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抽架取我書(shu) ，危坐闔複開。萬(wan) 世見唐堯，夔龍獲親(qin) 陪。寥寥三千年，氣象挽可回。豈以七尺軀，顧受世俗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劍南詩稿》卷三十四）

    唐堯之世，是孔子認為(wei) “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之世”，超過夏、商、周三代的“小康”之世。《禮記·禮運》記孔子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qin) 其親(qin)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殘疾者皆有所養(yang) 。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yu) 地也，不必藏於(yu) 己；力惡其不出於(yu) 身也，不必為(wei) 己。是故謀閉而不興(xing) ，盜竊亂(luan) 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偉(wei) 大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努力實踐的大道，曾激勵無數仁人誌士為(wei) 此而奮鬥，直到晚清，還有康有為(wei) 據此理想撰寫(xie) 了《大同書(shu) 》。今人批判儒家，或認為(wei) 唐虞之世是對原始社會(hui) 的美化，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違背了人類曆史發展的規律；或認為(wei) 大同之世不過是虛構的烏(wu) 托邦，根本不可能實現，錢鍾書(shu) 說陸詩“誇誕無當”，就是這種看法。然而古代聖賢的胸襟與(yu) 智識豈如後人之妄測，人類如果缺乏崇高的道德和理想，盲目發展經濟與(yu) 科學，人欲橫流，爭(zheng) 奪利益，必將互相殘殺，同歸於(yu) 盡，這種極為(wei) 可悲的前景，已引起全球有識之士的普遍憂慮。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wei) ：“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ti) 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liang) 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世界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如果中國不能取代西方成為(wei) 人類的主導，那麽(me) 整個(ge) 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湯因比在與(yu) 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談話中還提到：“近代物質文明的危機，本質在於(yu) ‘道德差距’。就是說，‘善性’衰退，人類的倫(lun) 理、道德水準低下，要克服這些，提高人類倫(lun) 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1988年底在巴黎召開的“麵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hui) 上，瑞典科學家漢內(nei) 斯·阿爾文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3）。西方哲學、宗教、科學界人士類似言論甚多，足證孔子思想具有超越時間和地域的普世價(jia) 值。當今中國“國學熱”方興(xing) 未艾，儒家學說是國學最重要的成分，大力弘揚，必將為(wei) 人類有所貢獻。“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是宋儒張載的名言，與(yu) 陸遊“萬(wan) 世見唐堯”的理想相似，經儒學陶冶的知識精英，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其誌向之高，識見之偉(wei) ，硜硜識小者豈可語哉！

    宋儒如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並非“空談心性”，他們(men) 以天下為(wei) 己任，誌在為(wei) 人間安排合理的秩序，身體(ti) 力行。在朝中，他們(men) 不斷“格君心之非”；做地方官則興(xing) 利除弊，盡心竭力。12世紀下半葉即南宋前期，推動政治改革的士大夫，以理學家為(wei) 主體(ti) 。餘(yu) 英時先生的巨著《朱熹的曆史世界》（上下冊(ce) ，北京三聯書(shu) 店版）對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和朱熹等理學家的政治實踐有翔實的考證，可見近代人對宋儒的指責純屬誣妄。陸遊與(yu) 朱熹為(wei) 友，當然熟知其學，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而且同屬抗金主戰派；但陸遊畢竟不是有意建構思想體(ti) 係的理學家，其政治觀念主要源於(yu) 經書(shu) 。作詩，隻是寄托抱負；他何嚐不知世事的艱難，不識朝廷的昏暗？儒學培育的士君子人格，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是“明知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雖千萬(wan) 人，吾亦往矣”，這種對國家民族高度負責的心態和敢於(yu) 擔當的勇氣，不是小人儒和鄉(xiang) 願們(men) 所能理解的。陸遊多次向皇帝上表，名為(wei) 謝恩頌德，實為(wei) 規勸：“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qin) 之大養(yang) ；四方萬(wan) 裏，尚憂庶獄之亡辜”（《謝赦表》）；“念王業(ye) 之艱難，每急農(nong) 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謝賜曆日表》）；“立賢無方，用人惟己，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江西到任謝表》）；“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liang) 京之未複；奉廟祧而隕涕，不忘九世之深仇”（《逆曦授首稱賀表》）（14）……這些文字，顯示儒家仁民愛物、任用賢才的政治觀念，並表達恢複中原的意願。賀表需措辭委婉，而劄子與(yu) 條對之類，就對治國安民提出多方麵的措施，無不切實具體(ti) 。僅(jin) 讀其詩，豈能知人之全乎？以陸遊為(wei) “愚”，自以為(wei) “智”，殊不知曆朝曆代沒有像陸遊這樣的“愚人”不斷支撐，中國早就亡了，民族文化更是滅絕了！

〔四〕

    詩是文學，誇張想象、虛實交融是常用的手法。李白詩“白發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嶽飛詞“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辛棄疾詞“舉(ju) 頭西北浮雲(yun) ，倚天萬(wan) 裏須長劍”，誰也不會(hui) 看作是實實在在的場景；更不用說屈原“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yu) 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lun) 兮食玉英，與(yu) 天地兮同壽，與(yu) 日月兮齊光”的“大言誇誕”。錢鍾書(shu) 豈不知中學生都明白的常識，卻偏偏說陸遊詩“大言恫嚇”、“以舌擊賊”而不“以力”、“誇詞入誕”，這是在刻意刁難。《談藝錄》所引陸詩，諸如“丈夫本意陋千古，殘虜何足膏砧斧。驛書(shu) 馳報兒(er) 單於(yu) ，直用毛錐驚煞汝”；“聖時未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老去據鞍猶矍鑠，君王何日伐遼東(dong) ”；“八十將軍(jun) 能滅虜，白頭吾欲事功名”；“插羽軍(jun) 書(shu) 立談辦，如山鐵騎一麾空”；“安得鐵衣三萬(wan) 騎，為(wei) 君王取舊山河”；“長纓果可請，上馬不躊躇。豈惟鏖皋蘭(lan) ，亦欲封狼居。南鄭築壇場，隆中顧草廬。邂逅未可知，旄頭方掃除”；“焚庭涉其血，豈獨清中原。征遼詔倘下，從(cong) 我屬橐鞬”；“君看此神奇，醜(chou) 虜何足滅？”……無不表現蔑視敵人、老當益壯的英雄氣概，千載之下讀之，凜凜如生，詩中的誇張想象，加強了感發興(xing) 起的力量。蓋人生在世，堂堂正正地做人，需要如孟子所言善養(yang) 浩然之氣，陸遊對此有深刻的體(ti) 驗，觀其《上殿劄子》：

    “臣伏讀禦製《蘇軾讚》，有曰：‘手抉雲(yun) 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wei) 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yu) 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wan) 事，皆當以氣為(wei) 主，軾特用之於(yu) 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chou) 虜，故能成卻敵之功；範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心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yu) 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wei) 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ju) ；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鬥，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眾(zhong) 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jun) ，擁節而諭萬(wan) 裏，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yang) ，臨(lin) 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ju) 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wan) 機之餘(yu) ，留神於(yu) 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yang) 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zheng) 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樸，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yu) 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15）

    這是因孝宗稱讚蘇軾文章“氣高天下”而借題發揮，順帝心加以勸勉。文中闡發“天下萬(wan) 事，皆當以氣為(wei) 主”的道理，先以北宋諸多名將賢臣為(wei) 例；接言當世之憂，“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將會(hui) 誤國家大事；希望孝宗激勵士氣，養(yang) 成士氣，奮發圖強。所謂“氣”，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既指一種自然物質，是萬(wan) 物生成之所本；又指作用於(yu) 人的精神力量（16），陸遊所言之氣，即為(wei) 後者。人之生命與(yu) 自然之氣須臾不離，無氣則死；但含有道德意味和精神因素的氣需要人努力培養(yang) 修持，養(yang) 成正直剛毅的大丈夫人格。《孟子·公孫醜(chou) 上》：“夫誌，氣之帥也；氣，體(ti) 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我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其為(wei) 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ang) 而無害，則塞於(yu) 天地之間。其為(wei) 氣也，配義(yi) 與(yu) 道，無是餒也。是集義(yi) 所生者，非義(yi) 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yu) 心，則餒矣”。陸遊詩中正是有一種集義(yi) 而生的正氣和誓吞胡虜的英氣，發諸言辭，必然雄渾強勁；而這種氣是畢生修養(yang) 而來，極為(wei) 充實，到老不衰，哪裏是錢鍾書(shu) 所說的“虛聲”“客氣”！複觀放翁《上辛給事書(shu) 》：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其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yang) ，發而為(wei) 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jue) 矣，不可複隱矣。……賢者之所養(yang) ，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yu) 外，氣全力餘(yu) ，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wei) 於(yu) 其間哉！某束發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wei) 也，故務重其聲而養(yang) 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yang) ，以其餘(yu) 見之於(yu) 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yu) 世”。（17）

    夫子自道，其生平行事光明磊落，曆曆可考，詩如其人，豈同現代道德崩潰之世，惟見小人儒的卑瑣詐偽(wei) ！陸遊詩文中皆有正大之氣，從(cong) 學理而言，既來源於(yu) 儒家經學，也得力於(yu) 當時理學家（道學）的啟沃。趙翼《甌北詩話》雲(yun) ：

    “放翁自蜀東(dong) 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xi) 聞其緒言，與(yu) 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ju) 》詩，《謝朱元晦寄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為(wei) 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shu) ’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雲(yun)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qing) 長河決(jue) 東(dong) 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是可見二公道義(yi) 之交矣。時偽(wei) 學之禁方嚴(yan) ，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眾(zhong) ，故不為(wei) 世所忌。然其優(you) 遊裏居，嘯詠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嚐不得力於(yu) 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書(shu) 》雲(yun) ：‘六經萬(wan) 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為(wei) ，綺語期一掃’。又有雲(yun) ：‘雖歎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cong) 今倘未死，一日亦當勤’。《平昔》雲(yun) ：‘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淵冰’。《書(shu) 懷》雲(yun) ：‘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er) 》雲(yun) ：‘聞義(yi) 貴能徙，見賢思與(yu) 齊’。又雲(yun) ：‘《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為(wei) 名高者矣。至其詩之清空一氣，明白如話，而無迂腐可厭之習(xi) ，則又其餘(yu) 事也”（18）。

    陸遊念念不忘恢複中原，不為(wei) 朝廷所用則安貧樂(le) 道，讀書(shu) 養(yang) 氣，深造自得，其胸襟之高曠、性情之深摯、品格之清潔，是知行合一、道德踐履於(yu) 生活的結果。寫(xie) 詩，是一種精神寄托，抒其誌向而已；行事，則是腳踏實地，沉穩謹慎，與(yu) 詩中的誇張不可混為(wei) 一談。放翁《書(shu) 〈賈充傳(chuan) 〉後》是錢鍾書(shu) 也不得不承認的平實之文：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luan) 萌，伏於(yu) 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yu) 秦是也。投機之會(hui) ，轉盼已移，而常人暗於(yu) 事機，私憂過計，馮(feng) 道之於(yu) 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暗，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yu) 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ju) ，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xi) 見南北分裂，謂為(wei) 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向。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wei) 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wei) 君，禹出師不能一舉(ju) 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li) 。故為(wei) 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wei) 身計者，所以多出於(yu) 此也，馮(feng) 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厘而謬千裏者，可不察哉！”（19）

    文中分析三類人論兵，王猛是深察用兵之不利；馮(feng) 道是暗於(yu) 事機，雖不敢舉(ju) 兵伐周但能憂國；而賈充力沮晉武帝伐吳，不能預料天下必將統一的大勢，則是懷有身家之計的私心。用兵既要高瞻遠矚，通觀時勢；又要把握稍縱即逝的時機，行動迅速果斷，一舉(ju) 製勝。蓋南宋初期一直是以秦檜為(wei) 首的主和派占上風，秦檜死後，孝宗曾銳意北伐，但因準備不足，張浚兵敗符離，此後喪(sang) 失進取的信心。而陰為(wei) 身計的諸臣紛紛議和，都可以用禹不能速定三苗、唐太宗不能平高麗(li) 的事例作為(wei) 借口。陸遊此文鑒古觀今，深有感慨；對三種人論兵的不同心態，洞察入微。由此可見作詩明誌是一事，用兵謀略又是一事，很難想象深明兵事之危的陸遊主張北伐就輕舉(ju) 妄動，更不可斷定他領軍(jun) 作戰就必然失敗。將作詩與(yu) 實事等量齊觀，恰恰是錢鍾書(shu) 的片麵之見。

〔五〕

    錢鍾書(shu) 作為(wei) 學人，為(wei) 何出語輕薄，妄論古賢？這有兩(liang) 方麵的原因，首先是刻薄的性格與(yu) 偏嗜的興(xing) 趣使之如此，其次是受“五四”以來西學風氣的影響。錢氏讀書(shu) 雖博，學通中西，但興(xing) 趣始終隻在文學，而經史諸子之書(shu) ，隻是作為(wei) 研究文學的旁證材料，並不關(guan) 注其中的義(yi) 理，對儒家的道德倫(lun) 理，尤為(wei) 反感；其論學宗旨、治學方式與(yu) 乃翁錢基博截然不同。龔鵬程先生目光銳利，早就指出錢鍾書(shu) 論經史諸子皆不當行：

    “他雖也論《易經》、論《史記》等等，但其著作對於(yu) 整個(ge) 注《易》解《易》、釋《史記》考《史記》的學術傳(chuan) 統來說，實無足輕重，沒太大參考價(jia) 值。在那些學術脈絡、學術傳(chuan) 統中所關(guan) 心的問題，錢先生也不太注意，或不甚理解。因此，錢先生其實並未進入那些脈絡中。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錢先生所論，‘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並不當行”。

    “他固然是在研究經史，但其研究方式和著眼點，僅(jin) 在經史的文章意味而已。雖然也有一小部分義(yi) 理，但主要是些人情世故的體(ti) 認和淺顯的哲學雋語；至於(yu) 那一點點訓詁釋詞本領，更是無關(guan) 宏旨，不過是借著訓詁來抒發一下他的文學見解罷了”。

    “也許有人會(hui) 因為(wei) 他研究《易經》《老子》等書(shu) ，卻大談修辭法而感到不耐，認為(wei) 總是在文字的枝枝節節處打轉，但事實上錢氏的興(xing) 趣不在彼而在於(yu) 此，並為(wei) 我們(men) 找到了不少舊角子。其蔽在此，其成就也在此。此即所謂不當行。經學、史學、小學、諸子學、哲學，錢先生均不當行；惟穿穴集部、縱論文學，乃其當行本色，彼亦以此點染四部耳”。

    “錢先生讀《左傳(chuan) 正義(yi) 》凡六七則，……以論文之手眼，評析《左傳(chuan) 》文句，並聯想及於(yu) 中外相關(guan) 事例，固多快娛心目之說，適可自暴其不通經學之短，竊為(wei) 先生不值也”。

    “錢先生以博學自負，從(cong) 不肯自認某處實非所長，且輒以吾不懂者即無價(jia) 值之姿，出語淩人。其考證作者，固如是也。論詩而薄比興(xing) 寄托，論經則譏經生不諳文趣，亦皆屬此類。夫論詩動言比興(xing) ，考證其來曆史事，誠多妄謬，然詩中豈皆無寄托乎？讀詩者豈皆能不知人論世乎？錢先生論詩，精於(yu) 句剖字釋而罕能知人論世，乃以己之所短薄人之所長，可乎？論經書(shu) 史籍，不嫻經義(yi) 、不知史例，則沾沾自喜其能以詩文小說戲曲證論經文及史事人情，不知此乃別蹊，雖可見奇花異卉之美，顧亦何可自矜於(yu) 是且譏他人之不如是也？論學，吾甚佩錢先生，而終覺其不真率、不可愛者，即在此等處”。（21）

    六經又稱六藝，是國學的大根大本，故馬一浮先生有“六藝總攝一切學術”之說。唐宋實行科舉(ju) 製，士人入仕，無不通經；李白不屑於(yu) 應試，但觀其《古風五十九首》，開篇雲(yun)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自從(cong) 建安來，綺麗(li) 不足珍。聖代複元古，垂衣貴清真。……我誌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yu) 獲麟”，竟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詩亦得儒家經學之精髓。陸遊之所以愛國，絕非隻是一種自發的、樸素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源於(yu) 經學的文化心理。趙翼指出：“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為(wei) 上策，而放翁獨以複仇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或疑書(shu) 生習(xi) 氣，好為(wei) 大言，借此為(wei) 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並指出放翁不僅(jin) 僅(jin) 是十餘(yu) 歲時早已習(xi) 聞父輩有關(guan) 國事的言論，“遂以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yi) 而論，亦莫有過於(yu) 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21）。《春秋》一書(shu) 微言大義(yi) 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便是尊王攘夷，用夏變夷，孔子希望華夏諸族聯合抵抗夷狄入侵，進而以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改造夷狄野蠻的習(xi) 俗，實現政治與(yu) 文化大一統的理想。孔子這種思想，在《論語》中也已表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無也”。“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如其仁”。隨著曆史的發展，《春秋》“夷夏之辨”成為(wei) 後人所言民族主義(yi) 、愛國主義(yi) 的理論依據，熊十力《讀經示要》即言：“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義(yi) ，即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是也。但其諸夏夷狄之分，確非種界之狹陋觀念，而實以文野與(yu) 禮義(yi) 之有無為(wei) 判斷標準。凡凶暴的侵略主義(yi) 者，皆無禮無義(yi) ，皆謂之夷。故《春秋》之所謂文明者，不唯知識創進而已，必須崇道德而隆禮義(yi) ，否則謂之野，謂之夷，等諸鳥獸(shou) ，必嚴(yan) 厲誅絕之”（22）。在宋代，沒有“愛國主義(yi) ”這一現代名詞，但《春秋》嚴(yan) 於(yu) 夷夏之防的道理為(wei) 士大夫熟知，陸遊誌存恢複，既是民族自尊自愛的感情，也是淵源深厚的文化理性。而錢鍾書(shu) 論陸遊詩，一如龔鵬程先生所說“總是在文字的枝枝節節處打轉”，不嫻經義(yi) ，也就不識陸詩的思想本源；兼以不考史實，不觀陸遊為(wei) 人之全體(ti) ，惟憑主觀臆斷，其說就必然誣妄，自蔽而不自知。名為(wei) “通才博學”，實為(wei) 見小而不見大的一曲之士，惜哉！

    錢鍾書(shu) 生於(yu) 1910年，童年時代就愛讀小說與(yu) 詩歌；及稍長考入清華，攻讀西洋文學，再出國留學；抗戰期間歸國，在高校授課亦多為(wei) 歐西文學。早年發表文章，都是討論中西文學，繼而用現代文寫(xie) 小說，到四十年代始撰《談藝錄》。“五四”期間批判儒學與(yu) 鼓吹西化的思潮甚囂塵上，儒家經典的神聖性與(yu) 權威性被徹底解構，科學主義(yi) 大行其道。“五四”後胡適提倡“整理國故”，便是以所謂科學方法懷疑批判古史，“捉妖打鬼”，古人成為(wei) 手術刀下剖視的木乃伊，卷入新潮的治學者對本國文化已喪(sang) 失溫情敬意。這種“用夷變夏”的風氣彌漫知識界，不能不對錢鍾書(shu) 產(chan) 生影響，何況他接受了西學教育。當然錢鍾書(shu) 未曾一味跟風，仍然喜愛舊詩，不廢文言，力圖在文學方麵“通中西之騎驛”，《談藝錄》和寫(xie) 成於(yu) 晚年的《管錐編》都是這種思路的產(chan) 品。然而錢鍾書(shu) 熱衷於(yu) “談藝”，隻問詞章，不管義(yi) 理，隻承認詩文的藝術價(jia) 值，明顯有西方學術分科獨立的影響，造成的最大問題便是其偏而不見其全，舍其本而逐其末；不但割裂詩文與(yu) 經史的關(guan) 係，而且也割裂詩本身內(nei) 容與(yu) 形式的關(guan) 係。蓋文學是人學，詩歌重在言誌抒情，思想內(nei) 容與(yu) 賴以表達的語言藝術水乳交融，渾成一體(ti) ，何能強分？詩不同於(yu) 抽象的音樂(le) ，也不同於(yu) 以顏色、線條來顯示美感的繪畫，格律詞章無法脫離思想而單獨存在。詩人情意的真與(yu) 善確乎有賴與(yu) 詩藝之美而得以表現，但思想境界之高下往往對作品起決(jue) 定性的作用。即使有些能詩者無病而呻，巧於(yu) 言語，如錢鍾書(shu) 所雲(yun) “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wei) 有病，方為(wei) 文藝之佳作耳”；“蓋必精於(yu) 修詞，方足‘立誠’，非謂誠立之後，修詞遂精，舍修辭而外，何由窺作者之誠偽(wei) 乎”（23）；“我們(men) 常常把說話來代替行動，捏造事實，喬(qiao) 裝改扮思想和情感”；“假病能不能裝來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亂(luan) 真，這也許要看各人的本領或藝術 （24），然而人不可能一輩子掩飾自己，“病”裝得再像，也會(hui) 露出馬腳來，經不住刨根問底的追究。“聽其言而察其行”、“知人論世”，結合詩人畢生經曆與(yu) 時代背景以觀照其作品，驗情感之誠偽(wei) ，恰恰是治詩者不可少的方法。傷(shang) 時感事之作必須如此研究，方得其真；就連山水、詠物和寫(xie) 一般生活題材的詩，同樣要關(guan) 注作者的情誌和寄托，僅(jin) 言詞采，隻知表麵。錢鍾書(shu) 彰揚詩藝之美，多重言情寫(xie) 景之作及奇思巧句，斤斤於(yu) 修辭煉字與(yu) 詩句如何脫化於(yu) 某家某派；對愴懷家國、詩中有史的詩避而不談或存而不論，正乃自暴其短。《談藝錄》論杜甫詩，僅(jin) 言“杜樣”——七律中“雄闊”與(yu) “瘦硬”兩(liang) 種風格，明清名家如陳子龍、錢秉鐙、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以及姚燮、金和、康有為(wei) 、丘逢甲等等，皆無評議或言之甚少；而指責陸遊“大言談兵”，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再看錢鍾書(shu) 津津樂(le) 道的楊萬(wan) 裏，其詩寫(xie) 山水景物不過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楊氏之思想本源仍在儒學，隻是不像陸遊那樣在詩中大量表現而已。讀者若僅(jin) 觀《談藝錄》，以為(wei) 楊萬(wan) 裏隻知刻畫山水，“活法為(wei) 詩”，不知憂國憂民，則大錯而特錯。總之，研究文學，尤其是研究傳(chuan) 統詩歌，必須著眼於(yu) 大處，把握文與(yu) 質合、形與(yu) 神合、真與(yu) 幻合、美與(yu) 善合的整體(ti) 性原則，兼顧思想與(yu) 藝術，不走極端，不取片麵，力求切實圓融，方為(wei) 正理。儒家經學，是曆代大詩人思想之核心，道家與(yu) 佛學雖有濟於(yu) 儒學，畢竟不是主流；論詩不通經義(yi) 則不知詩之根本，傳(chuan) 統詩歌離開儒家之德性義(yi) 理，便喪(sang) 失了最高價(jia) 值。在中國古代詩壇，抽去了儒家思想這一主心骨，詩人不過是一群逃避現實、玩物喪(sang) 誌的犬儒主義(yi) 者而已。

    研究陸遊的生平與(yu) 詩歌，錢仲聯先生有傑出的貢獻，校注全部《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共8冊(ce) 近280萬(wan) 字，王蘧常先生歎為(wei) “舉(ju) 世無人敢措手”。仲聯先生參閱多種陸詩版本與(yu) 相關(guan) 文獻加以校勘、輯佚，考釋多首詩的寫(xie) 作時地、曆史背景以及詩題中涉及的人物、山川，注釋詩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典故、僻詞以及持論之所出、詩句之借鑒於(yu) 前人之處等，並參考陸遊文集，“以陸證陸”。編末附錄《寶慶會(hui) 稽續誌》、《宋誌》及《山陰陸氏族譜》中所載陸遊本傳(chuan) ，並自編《陸遊年表》；另匯錄各家書(shu) 目和提要所載陸詩的版本資料，引用書(shu) 目多達四百餘(yu) 種。錢先生獨力完成這一規模宏偉(wei) 的學術工程，傾(qing) 注了無數心血，為(wei) 後人研究陸詩奠定基礎。與(yu) 錢鍾書(shu) 相比，錢仲聯不通外文，但在國學方麵遠勝於(yu) 錢鍾書(shu) ，博通經史諸子，兼及佛道，校注陸詩之外，另有鮑照、韓愈、李賀、吳偉(wei) 業(ye) 、黃遵憲、沈曾植詩與(yu) 劉克莊詞箋注，以及多種詩詞選注、詩話、論集，主編巨著《清詩紀事》，著述多達六十餘(yu) 種。在詩詞創作方麵，錢先生是近百年詩壇第一流大家，也遠遠超出錢鍾書(shu) 。拙著《二錢詩學之研究》（黃山書(shu) 社2008年版）對二錢之詩與(yu) 學多有比較，其中涉及二錢對黃遵憲詩的不同評價(jia) ，批評錢鍾書(shu) 論詩不考史之誤，茲(zi) 不具引。

    錢鍾書(shu) 的《宋詩選注》出版於(yu) 1958年，書(shu) 中選陸遊詩30首，表彰陸詩的愛國主義(yi) ，但未必是錢真實的想法，而是“盡可能適應氣候”、“識時務守規矩”（《模糊的銅鏡》，見《錢鍾書(shu) 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到八十年代補訂《談藝錄》，將早年貶低陸詩的觀點大加發揮，實為(wei) 對《宋詩選注》讚揚陸詩之否定。在意識形態的高壓下不得不“作假”，有違學者“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情有可原，那一代學人大多如此，問題是愛國精神是否必然為(wei) 極權專(zhuan) 製服務？它難道沒有越越政治的文化價(jia) 值？知識分子出於(yu) 對政治的反感，論詩拋開家國情懷，隻談詩藝，乃至不顧基本的史實，嘲諷古賢，就能抵禦專(zhuan) 製？這是一種看似清高實為(wei) 怯懦的表現，與(yu) 闡發柳如是愛國情懷、寄托興(xing) 亡之感的陳寅恪先生相較，其境界差得太遠了。

    筆者無意全盤否定錢鍾書(shu) 的學術成就，他一度是我十分崇拜的前輩學人，逝世後我曾作詩衷心哀悼。隻是通讀其書(shu) 後，多年來隨著思考的深入，聯係近百年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被西方學術解構、被“革命”打擊的悲慘命運，目睹道德毀壞、人同禽獸(shou) 的社會(hui) 現實，痛感錢鍾書(shu) 的學問不足以使人安心立命。一味沉浸於(yu) 詞章之美，喪(sang) 失儒家思想的本源，所謂民族文化複興(xing) ，沒有多少希望。而對古聖先賢無敬仰之心，動輒批判幾千年積累的德性和智慧，隻能是可悲可笑的狂妄。

    陸遊詩歌的總體(ti) 成就在楊萬(wan) 裏之上，前人已有定評，甚至有人認為(wei) 陸詩勝於(yu) 蘇軾。關(guan) 於(yu) 陸遊的詩學觀及陸詩的藝術，可在兩(liang) 宋名家中多方比較，這是一個(ge) 很大的論題，本文篇幅有限，當另作專(zhuan) 論。

〔六〕

    陸遊的思想和人格，主要是儒家文化陶冶而成。而儒家文化，是以追求至善為(wei) 最高目標的道德文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禮記·大學》），是最簡要的概括。儒學有許多德目，諸如仁、義(yi) 、忠、恕、孝、悌、誠、敬、信、禮、謙、廉、儉(jian) 、公、寬、直、慈、和等等，含義(yi) 都不離善。錢穆先生指出，整個(ge) 人生社會(hui) 唯一理想之境界，隻是一個(ge) “善”字。如果遠離了善，接近了惡，一切人生社會(hui) 中將沒有理想可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隻是在人圈子裏盡人道。人道則隻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說，中國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則隻是一種人文主義(yi) 的道德精神。” （25）而抒情達意、屬於(yu) 文學藝術類的詩歌，同樣是求善的手段。民國間巴蜀天才學者劉鹹炘（字鑒泉，雙流人，1896—1932,三十六歲逝世，著書(shu) 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博涉經學、諸子學、史學、文學、方誌學、校讎學、道教研究及歐美學說，張爾田、陳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吳芳吉、盧前、唐君毅皆對其學術成就推崇備至，蒙文通更譽為(wei) “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雲(yun) ：“情意有三求，曰真、善、美。學者，學為(wei) 人也，以善為(wei) 主，真、美次之。真以善為(wei) 的，美以善為(wei) 準。離善而言真，無益也。離善而言美，且有損焉。……人生之事不過求善，科學、藝術無非為(wei) 人生，不然，則雖盡大宇宙之物相，窮人巧之能事，亦複何價(jia) 值。治物以養(yang) 身，凡一切求真，皆求善之具（即手段）；藝術以陶情，凡一切求美，皆求善之具也。真偏於(yu) 實，美偏於(yu) 虛，善則介乎其間。……舍善言美，則色盲目，聲聾耳，害不可言。……真、善、美三者，低則相妨，高則合一。美本有高低，真之自然亦原與(yu) 善之當然相合”（26）。明乎此，可見錢鍾書(shu) 談藝，隻識詞章之美，終身不嫻經義(yi) ，不明至善之道。這正是“五四”以來西學風潮蕩決(jue) 儒家道德，使現當代學人皆受其害的結果。

    錢鍾書(shu) 畢竟在民國期間接受了一些老輩學人和詩人的薰陶，博觀舊籍，頗喜詞章，作文言文與(yu) 舊體(ti) 詩斐然可觀，不同於(yu) “全盤西化”論者，連漢字都要廢除。但是按他的理論去研究傳(chuan) 統詩文，所發現的最佳作品不過是雕琢精美的工藝品，放在案頭供人玩賞，曆代詩人的靈魂、生氣全無，剩下的隻有一點外在的審美價(jia) 值；文學無德性內(nei) 涵，美而有害，使人麻醉頹廢而已。《談藝錄》自序雲(yun) “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shu) 也”，“以匡鼎說詩解頤，為(wei) 趙歧之亂(luan) 思係誌”；開篇曰“餘(yu) 身丁劫亂(luan) ，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托”，“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似乎深有寄托。然而細讀全書(shu) ，找不出一篇關(guan) 懷國難的文字，看不到一首憂國憂民的詩能供錢氏法眼之鑒賞。同在抗戰時期，流離轉徙的錢穆先生寫(xie) 成《國史大綱》，作為(wei) 高校教材，激發了多少青年學子愛國之心，這與(yu) 錢鍾書(shu) 恰成鮮明對照。《談藝錄》之外，錢鍾書(shu) 著有小說《圍城》，書(shu) 中知識分子形象無一不醜(chou) 陋不堪，高校教授都是草包飯桶，不知西南聯大諸先生讀後有何感想！錢鍾書(shu) 的認識誤差還隻是個(ge) 案，更嚴(yan) 重的是，近百年來中國不斷革命、不斷鬥爭(zheng) ，自毀傳(chuan) 統文化，挖空道德根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學術乘虛而入，搶占陣地；國人甘心“用夷變夏”，非但在形而下的器用層麵，而且在形而上的精神領域被“殖民”而不自知。當今大陸學界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指出：

    “人類近代的曆史，就是西方霸權的曆史。西方霸權的曆史大致經曆了五個(ge) 階段 ，涉及到五個(ge) 領域，即經曆了軍(jun) 事的霸權、政治的霸權、經濟的霸權、科技的霸權和學術的霸權。前四個(ge) 霸權是顯性的或硬性的，容易察覺，如殖民主義(yi) 時代軍(jun) 事的入侵，帝國主義(yi) 時代政治的占領，全球化時代經濟的控製，信息時代高科技的壟斷。而學術的霸權則是隱性的或者說軟性的，不易察覺，如在一個(ge) 民族或國家的文化、教育和學術中，非西方的人群在西方文化強大的幅射、熏染和壓力下，不知不覺地甚至是完全自願地擁抱、效法、接受西方學術中所體(ti) 現的價(jia) 值觀、曆史觀和各種思想。在現在的世界上，除了極少數伊斯蘭(lan) 教的國家，西方學術的霸權幾乎侵占所有人類的學術領域”。

    “在這種西方學術霸權與(yu) 殖民的時代，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同樣也遭受到西方學術的排擠壓迫，中國學術的基本義(yi) 理被顛覆解構，中國學術的解釋係統被驅逐取代，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喪(sang) 失了話語權力進而喪(sang) 失了話語權利，中國的學人已經不能按照中國文化自身的義(yi) 理係統來思考問題與(yu) 言說問題，中國的學術領域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一百年來中國學術的真實寫(xie) 照！” （27）

    蔣先生在文中敘述中國儒學被西方學術解構與(yu) 殖民的曆史過程，列舉(ju) 中國儒學被西方學術解構殖民的具體(ti) 表現：在哲學、政治學、倫(lun) 理性、曆史學、宗教學、儒家經學諸方麵統統被西學解構殖民，西方學術對中國儒家經學的解構與(yu) 殖民破壞性最大、後果最嚴(yan) 重。文中呼籲重建中國儒學，“必須首先回歸儒學的義(yi) 理結構與(yu) 解釋係統，然後再用儒學的義(yi) 理結構與(yu) 解釋係統去解釋中國、解釋西方、解釋世界，當然最重要的是去解釋西方學術本身。隻有這樣，中國學術才能從(cong) 西方學術的解構中回歸重構，才能從(cong) 西方學術的殖民中獨立解放，因而中國學術才能複興(xing) 再盛，人類問題的解決(jue) 才可能有另外一種文明中的參照與(yu) 選擇”。（28）

    蔣先生未提文學，實際上與(yu) 儒家經學同遭西學思潮衝(chong) 擊、首遭解構的正是中國思想與(yu) 學問的載體(ti) ——文言文和中國文學的精粹——詩詞。而世界上中國以外任何一個(ge) 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未曾像胡適、陳獨秀、魯迅那樣惡罵儒學，毀卻自家傳(chuan) 統的精華。解構的結果是，語體(ti) 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話自由詩取代了文言格律詩，高華典雅的傳(chuan) 統文學被貶斥放逐，鄙陋平庸的新文學風行天下。在當今文學界，自由體(ti) 新詩獨霸詩壇，用漢字書(shu) 寫(xie) 實為(wei) 宣揚西方現代、後現代觀念的歐化體(ti) 成為(wei) 創作主流，崇奉者繼續排斥生命不衰、長期在野的傳(chuan) 統詩詞，不許詩詞進入現當代文學史。而古典文學研究界也很糟糕：高校中文係教授唐詩宋詞的先生們(men) 不通格律、不能創作，著書(shu) 立說，多用西方文論的方式和觀念來解釋中國古典詩詞，郢書(shu) 燕說，削足適履，文學理論界普遍患上“失語症”。培養(yang) 出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生，繁體(ti) 字認不全，文言文讀不通，詞章一關(guan) 都過不了，遑言義(yi) 理。傳(chuan) 統文學與(yu) 儒家經學遭受同樣的命運，被解構、被殖民，仍然處於(yu) 衰微的境地。

    再回到本文的論題，在陸遊逝世八百周年的今天，我們(men) 紀念這位先賢，深入開掘陸遊的思想資源，接續陸遊的精神命脈，樹立中華民族文化複興(xing) 的大誌，消除“用夷變夏”的殖民心態，是研討會(hui) 應有之義(yi) 。陸遊精忠報國的情懷、兼濟蒼生的抱負、立身正直的風骨、安貧樂(le) 道的操守，表現於(yu) 平生事跡與(yu) 詩文，其人格之崇高，由儒家文化陶冶而成，光照千古。陸遊念念不忘恢複中原，“但悲不見九州同”，其悲哀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上未能統一，更重要的是“衣冠淪於(yu) 夷狄”的文化之悲。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同樣是文化救亡意識，文化亡則民族精神無法存在，位列四民之首的士人首先應該承擔救亡的責任。士人即知識分子，如胡秋原先生所論，人類史即文化史，隻有知識分子，才是創造文化、推動曆史進步的動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29）。中國古代知識精英代代接力，創造了幾千年輝煌燦爛的文化，我們(men) 這一代人有責任承傳(chuan) 維護，發揚光大。陸遊時代的民族矛盾在今天已經消失，江山一統，但中國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遭遇被西方學術文化殖民的危機，這一危機不但未曾解決(jue) ，還在繼續加深，蔣慶先生所論絕非危言聳聽。因此我們(men) 紀念陸遊，闡發人文道德精神，重建百年傾(qing) 塌的文化大廈，實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yi) 。

〔注釋〕

〔1〕錢鍾書(shu) 《談藝錄》第132頁。中華書(shu) 局，1984年9月版。
〔2〕同上書(shu) ，457—460頁。
〔3〕《陸放翁全集》上冊(ce) ，188頁。中國書(shu) 店，1986年6月版。
〔4〕同上書(shu) ，194頁。
〔5〕同上書(shu) ，165頁。
〔6〕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第八冊(ce) ，46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
〔7〕孔凡禮、齊治平《陸遊作品評述匯編》，8—9頁。中華書(shu) 局，1962年11月版。
〔8〕同上書(shu) ，190—191頁。
〔9〕〔10〕〔11〕〔12〕同上書(shu) ，111—112頁。
〔13〕轉引自劉毓慶《國學概論》，8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14〕《陸放翁全集》上冊(ce) ，3—6頁。
〔15〕《陸放翁全集》上冊(ce) ，19—20頁。
〔16〕參觀錢仲聯《釋“氣”》，《夢苕庵論集》500—524頁。中華書(shu) 局，1993年11月版。並參韋政通《中國哲學詞典》釋“氣”，175—179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10月版。
〔17〕《陸放翁全集》上冊(ce) ，71—72頁。
〔18〕孔凡禮、齊治平《陸遊作品評述匯編》，300頁。
〔19〕《陸放翁全集》上冊(ce) ，149頁。
〔20〕龔鵬程《錢鍾書(shu) 與(yu) 廿世紀中國學術》，《近代思潮與(yu) 人物》，394—395頁，414—415頁。中華書(shu) 局，2007年4月版。
〔21〕《陸遊作品評述匯編》，299頁。
〔22〕轉引自韋政通《中國哲學詞典》，274頁。
〔23〕《錢鍾書(shu) 散文》，489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4〕同上書(shu) ，327—328頁。
〔25〕錢穆《民族與(yu) 文化》，29頁。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1962年版。
〔26〕《劉鹹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16—1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版。
〔27〕蔣慶《以中國解釋中國——回歸中國儒學自身的解釋係統》，胡曉明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311頁、313頁。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8〕同上文、上書(shu) ，314—338頁。
〔29〕胡秋原先生《古代中國文化與(yu) 中國知識分子》一書(shu) ，對知識分子在人類曆史上創造文化的重大作用有詳盡的論述，略引數節：“文化即人道，知識即權力。人類賴知識文化之功，超乎禽獸(shou) 之上，提高其能力與(yu) 自由水準。而知識分子則直接擔任文化創造者，知識傳(chuan) 遞者，人民教育者，道義(yi) 維持者，因而社會(hui) 進步之推動者的責任；以及在世衰道微時代，擔任人性保持者，良心鼓舞者，因而社會(hui) 安定者的責任；乃至在亂(luan) 亡時代，擔任文化火種維持者，人道一線代表者的責任，交與(yu) 後來複興(xing) 的人。知識分子可說是曆史之工程師和文化耕耘者”。（第一章《曆史與(yu) 知識分子之尊嚴(yan) 》，5頁）“中國知識分子較早由宗教解放，直接間接，以參政或論政，以極大責任心，為(wei) 平民利益而奮鬥；同時，以極大自尊心，為(wei) 知識分子地位而奮鬥。……從(cong) 來將人民地位看得很高，使寡頭不無忌憚，使帝王權力有所限製，因而使生民仍得一定之保障；這首先應歸功於(yu) 中國知識分子之莊嚴(yan) 努力”。（同上，8頁）“昏暴統治者，鄙視學問，挫辱知識分子之事，層出不窮。毫無疑義(yi) ，不尊重學問，不尊重知識分子，乃至摧殘虐害知識分子（包括殺害與(yu) 牢寵），是一個(ge) 社會(hui) 墮落與(yu) 自殺之最顯著征候。不過，沒有一個(ge) 壓迫知識分子的國家能夠興(xing) 盛的。而摧殘知識分子的統治階級，也斷乎是不能久存的。讀書(shu) 人是不好得罪的。……當知識分子違背了中國文化與(yu) 知識分子的傳(chuan) 統，忘記了責任心與(yu) 自尊心而自賤自辱之時，那就是國家之神經崩潰與(yu) 心髒衰弱。此即是價(jia) 值標準開始顛倒的時代；此時即將有虛偽(wei) 充道德、八股代學問，而阿諛說謊即文章；此時荒唐將視為(wei) 英雄，符咒將視為(wei) 天書(shu) 。亦即將為(wei) 公然的恐怖、公然的無恥，公然的價(jia) 值毀滅開路的前夕。”（同上，12頁）“道義(yi) 為(wei) 文化之大本，而罪惡大抵起於(yu) 無知。……禮義(yi) 廉恥不僅(jin) 四維而已，那是國家的命根！由此可見國運之淪落，是與(yu) 知識分子地位之卑下，尤其是他們(men) 之自卑平行的”。同上，13頁。中華書(shu) 局，2010年1月版。

    2010年11月7日初稿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