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儒家一個整體麵目
    作者：梁濤
    原載：《中國科學報》 2012-11-12 第5版 思想周刊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本報記者 溫新紅 實習生 楊柳
    
     
    
    我們今天麵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恢複我們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重建精神家園和精神信仰，這其中就包括儒學的重建。
    
     
    
    思想家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軍，但自韓愈、朱熹等人，及至新儒家，近一千年來荀子被排除於道統之外，“重孟輕荀”成學術界常態。
    
    近年來，荀子的思想引起人們注意，繼2007年在山東臨沂舉辦了荀子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前不久，在荀子故裏河北邯鄲再次召開了“荀子思想價值與地位”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濤曾多年致力於儒家思想研究，現在他意識到了，重建儒學就需要重新研究荀子，並提出《論語》、《禮記》、《孟子》、《荀子》為“新四書”。
    
    《中國科學報》：重孟輕荀，“輕”是指什麽？
    
    梁濤：首先是指評價，比如說新儒家的學者牟宗三所寫的《荀子大略》，認為荀子片麵發展了儒家禮學，背離了孔孟的仁學係統，其價值至多是作為孔孟的一個補充。這也是新儒家的基本態度。
    
    其次，孟子方麵的研究大家輩出，有一些大家公認的經典性的作品。但在中文世界，目前還沒有出現公認的荀子研究的權威學者，也沒有公認的經典著作。大陸、港台至今也沒有學者一生專注於荀子研究。
    
    值得注意的，西方學者中出現了約翰·諾布洛克和柯雄文這樣一生研究荀子的學者。諾布洛克著有《荀子：全譯及研究》。柯雄文則出版了《倫理論辯：荀子道德認識論研究》等多部荀子研究專著。
    
    《中國科學報》：為什麽會有這種傾向？
    
    梁濤：有兩方麵的原因。孟子講的是大丈夫精神，一種獨立人格；荀子比較崇拜權威，崇拜聖人，崇拜師法，他講“禮雲亦雲，師雲亦雲”，禮法怎麽規定的，你就怎麽做，老師怎麽講的，就按老師說的做，他有一種權威主義的思維傾向。大概從宋代開始，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起來以後，荀子遭到排斥，漸漸地就被排除在道統之外。
    
    另一個方麵，韓愈、朱熹當時麵對的問題是儒學如何應對佛教的衝擊，他們要解決的是人的信仰問題，即“性與天道”的問題。這個問題孟子談得比較多，荀子關注的是禮法，所以荀子相對來說不受重視。
    
    《中國科學報》：現在的學術界對荀子的認識是不是發生了改變？
    
    梁濤：總體上看，目前荀子研究的趨勢，是擺脫新儒家重孟輕荀的傾向，給荀子以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在大陸學者尤其是台灣學者中尤為突出。如台灣政治大學教授劉又銘發表多篇論文，提出建立新荀學，恢複荀學的正當性。
    
    我的觀點是：儒學是一個豐富性的傳統，如果要講道統的話，至少應把儒家的仁學和禮學都包括進去，從這一角度來看的話，那麽，孟子是有所失，他發展了儒家仁學，拓展了內在主體性的方麵，但對外在禮學、製度有所忽略；荀子則是有所偏，他過分重視外在的禮法，對人的道德自主性、內在性談得不夠。因此，對於儒家的仁學，我們要繼承，對儒家的禮學，也不可忽視。發展仁學，改造禮學，才能發展出當代的新儒學。
    
    《中國科學報》：您一直是研究思孟的，現在怎麽轉到荀子研究？
    
    梁濤：這要從我對思孟學派的研究說起。和其他學者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孟子較有感情，讀《孟子》感到比較體貼。對荀子不太能接受。
    
    我開始研究荀子，是在2007年。這年山東臨沂召開了荀子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國內比較重要的荀子研究會議。沒想到會開得很熱烈，學者有很多爭論。會議之後，我就開始準備轉向荀子研究了。
    
    現在想想，這裏邊有一定的必然。當時我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已經收尾了，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我提出一個觀點：回到子思去。就是說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和荀子，實際上是儒學內部分化的過程。分化一方麵是深化，比如孟子把儒家的仁學，荀子把儒家的禮學作了進一步發展。但深化往往也就是窄化，儒家本來是一個豐富的思想係統，但孟、荀隻是向一個方向去發展，忽視了其他方麵，這樣就將儒家豐富的傳統窄化了。我的思路就是把孟子和荀子統合起來，儒家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要人為地分成兩派。
    
    近些年通過郭店竹簡的研究，特別是子思的遺篇的研究，我發現子思的思想固然影響了孟子，另一方麵也影響了荀子，思想史上雖然不存在一個思荀學派，但二者思想也存在一定的聯係。基於這種認識，我認為尊孟或尊荀，在二者之間爭來爭去很沒有必要。合理的做法是在分化的基礎上，把二者重新統合起來。所以我用了“回到子思去”這樣一個口號式的說法，實際代表了一種重建。
    
    《中國科學報》：現在研究荀子與過去有什麽不同的地方？
    
    梁濤：近代以來，荀子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近些年成果很多，但多是低水平重複。那麽，如何將荀子研究推向深入呢？我認為以下三點是值得重視的。
    
    首先是曆史觀念。荀子長壽，一生中大概經曆了三個階段。
    
    50歲以前，也就是“年五十始遊學於齊”之前，主要是在趙國（他是趙國人），荀子是在趙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思想家；之後他來到了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齊國，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受到齊國稷下黃老思想的影響；晚年他又退避蘭陵，蘭陵當時屬於 楚國，但曆史上曾屬於魯國，受魯文化的影響很深。
    
    荀子一生經曆了這樣的過程，不能不對其思想產生影響。所以荀子的很多作品可能是不同階段完成的，其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很多學者注意到，荀子的思想並不一致，比如，他有《性惡》篇，但除了這篇外，其他各篇並沒有明顯的性惡的思想，因此研究荀子一定要有曆史的觀點。
    
    引進政治哲學的視角。近些年政治哲學越來越受到關注，很有可能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甚至 “顯學”。儒學可稱為內聖外王之學，內聖講心性，講內在超越，道德自覺；外王講製度禮法，講“化性起偽”。內聖外王又包括兩個相互關聯的維度：由內聖而外王和由外王而內聖。這二者在周公、孔子那裏基本是統一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麵。但到孟、荀那裏，有所偏重，孟子講內聖多，走的是由內聖而外王的路子；荀子重視的是外王，強調的是由外王而內聖，這兩個方麵其實是應該相結合的。我下麵準備寫的一本書是《外王之道——出土文獻與荀子哲學》，就是突出政治哲學的視野。荀子本來關注的就是外王、政治的問題，從政治哲學出發，自然可以更好地對其思想作出闡發。
    
    《中國科學報》：這與新儒家的觀點完全不同。
    
    梁濤：的確。大陸的情況比較特殊，1949年以後儒學 研究基本中斷了。而港台及海外儒學研究則一直沒有中斷過，出現了幾位大師級人物，像牟宗三、徐複觀等。我們這批大陸中青年學者基本是受他們的影響成長起來的，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慢慢也有了自己的理解。畢竟，我們是生活在大陸的環境下，所處的時代與港台新儒家也有所不同，對儒學的理解自然也不會與其完全相 同。而且，從儒學的發展來看，每個時代都應有屬於那個時代的儒學——新儒學。
    
    我們與他們不同之處是重視儒家內部荀子的思想，及禮學的傳統。我們重新評價荀子，就是要把孟、荀重新統合起來，將儒家製度之學、禮儀之學經過改造，重新納入到儒學的係統中來。這與他們確實是不一樣的。
    
    《中國科學報》：請談談您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結合的思考，儒家文化對現實有什麽意義？
    
    梁濤：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孟子與荀子之間的分歧，應與儒學的分化有關。我們不應在孟荀誰是正統上爭來爭去，而應該統合孟荀，在一種豐富性的基礎上重建儒家道統。因此，我不同意傳統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代表了儒家道統的觀點。而認為早期儒學 其實是一個更為豐富、開放、包容性的精神傳統，可以代表這一傳統的應是《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四部書，可稱為“新四書”。今天儒學研究的 一個任務，就是統合孟荀，建構仁禮統一的儒學思想體係。
    
    盡管儒學中的很多內容需要經過調整，但儒學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則是永恒的——隻要中華民族存在，這些觀念就要一代代傳播下去。
    
    
    原載：《中國科學報》 (2012-11-12 第5版 思想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