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為其母親慶賀九十大壽，突然當場跪在母親膝前痛哭流涕：“母親80歲的時候，由於工作原因，我沒能回來陪您，對不起！您90大壽，我一定要回來陪您！”)
    
    　　7月22日，第八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論壇”在南京大學舉行，40餘位著名大學校長等嘉賓出席。有報道說，香港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演講之際，浙江大學楊衛校長一直用筆記本電腦玩紙牌遊戲，而這個論壇的主題是“如何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這兩件事情在網上瘋傳，並招來鋪天的嘲笑。事後有人為兩位校長辯護。確實，母子之情原是人間最為本真的情感，孝敬父母在中國人眼裏也是一種美德。周校長若是普通人，如此真情流露，必會得到眾人好評。同樣，大學校長也是人，也有身心疲倦之時，未嚐不可玩玩電腦遊戲，以消遣放鬆。)
    
    　　然而，對周校長、楊校長，公眾卻多持批評態度。原因恐怕在於，對於大學校長，人們有一套合理的想象和角色期待。大學校長應該不同於常人，尤其是北大、浙大，在國內屬頂尖大學，其校長應當行為得體，方可為人師表，作育莘莘學子。人們期望他們表達情感時優雅得體，即古人所說“發乎情而止乎禮”。大庭廣眾之下，大學校長涕泗橫流，則情有餘而忘乎禮，不甚得體。同樣，大學校長即便身心疲憊，在公眾場合也當正襟危坐；台上發言即便再無聊，既然在會場，就當對發言人有起碼尊重，玩遊戲則極不得體。
    
    　　這樣的想象是完全合理的。大學是一個社會文化生產、傳播的中心，整個社會的文化如何，社會秩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學如何。對於大學校長，公眾有理由抱有較高期待，希望其言談舉止不同於少不更事的大學生，不同於官員，當然更不同於娛樂明星；斯文一些，有點文化，行為得體。如此大學校長領導下的大學，才能承擔公眾期望於大學的文化、社會責任。
    
    　　現在看來，這兩位校長沒有滿足公眾對他們的角色期待，在公眾場合，他們沒有像大學校長那樣行事。這種情況在大學校長中並不罕見，有一些大學校長的行為更不得體，比如，媒體報道過令人觸目驚心的大學校長貪汙受賄的事情。如同專家變成“磚家”，教授變成“叫獸”，這樣的大學校長也逐漸地不能得到人們的尊重。這兩次事件進一步推動了文化精英之社會形象衰落的趨勢。
    
    　　何以如此？直觀的原因是，大學校長之理工科化。上個世紀前半葉，著名綜合性大學校長多出身於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或者是職業教育家、社會賢達，即便上世紀中期也不乏這種專業背景的校長。這是合理的，大學是文化的生產與傳播中心，其責任是以人文化成具有文化自覺和公共精神的精英國民，大學校長必須對文化有所感覺。明乎這一責任，大學校長就會知道校長之禮，並謹守此禮，得體地與教師、學生、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及其他各種機構打交道。
    
    　　然而，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大學的政治、文化定位大變，校長的專業構成也就開始逆轉。尤其最近十年來，很少有大學校長由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背景的學者擔任，校長大多來自理工科。這些校長在專業領域可能很出色，但由於專業的先天限製，對大學之文化、社會責任，乃至於對文化本身，未必有深入理解。這樣的校長很難準確地意識到大學之責任。
    
    　　其實，即便出身人文與社會科學專業的大學校長，在這方麵也不見有任何特出之處。最近幾十年來的大學教育整體上是功利主義的，排斥人文，排斥文化。接受了如此教育的人擔任大學校長，也就沒有大學責任的文化自覺，缺乏對於自己身份的自覺，在日常行為中不明乎禮，其行為方式也就不像人們期待的大學校長。比如，麵對行政管理部門，過於恭謹；麵對教師，卻過於放肆；近些年來，不少大學校長則走上取媚學生之歧途，在畢業典禮上以濫用網絡語言為榮。凡此種種，皆為行為不得體，不能體現大學校長之風度或威儀。
    
    　　也許，當代中國大學校長最大的素質缺陷就是不夠斯文。他們可能很有知識，但沒有文化自覺，行為不夠得體，也就是不知禮。當然，這其實存在於社會各個群體，從小學生到政府官員。但是，大學既然是一個社會文化的生產與傳播中心，則大學校長就沒有理由指望他人，也不能指望製度。大學校長應當是先知先覺者。周、楊兩校長事件，或許會刺激一些校長對大學校長之禮有所深思。)
    
    　　聖賢早就指出了知禮、守禮之方，那就是敬。大學校長當有敬之心，敬自己之職責，敬自己所麵對的一切人。有敬之心，人就會節製激情、情緒，控製自己的身體，隨時反思，摸索、習得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得體、健全的方式：與學生，與教師，與同行，與自己的家人。這樣的大學校長以身作則，默化學生，從而成為文化的地標。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2年0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