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浙江文脈中的“浙學”品牌

作者：楊國榮（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暨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來源：《浙江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十九日己醜(chou)

          耶穌2024年7月25日

文化自信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如何傳(chuan) 承好、弘揚好綿延千年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並使其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與(yu) 群眾(zhong) 精神文化需求相結合，為(wei) 當下國家和民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新時代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推動這一方麵的進一步發展，則是其曆史使命。

浙江具有豐(feng) 富而深沉的文化底蘊，從(cong) 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爾後的浙學，其變遷既從(cong) 一個(ge) 方麵展示了中華文明的衍化過程，又體(ti) 現了與(yu) 文化相關(guan) 的經濟、政治、社會(hui) 等多重內(nei) 涵。早在世紀之初，時任浙江省委書(shu) 記習(xi) 近平同誌就基於(yu) 對浙江文化的獨特性及其對當地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支撐和引領作用的深刻把握，親(qin) 自部署浙江文化大省建設，並擔任文化建設“八項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指導委員會(hui) 主任。他在2006年5月30日為(wei)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庫”所作的總序中，詳細講述了實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目的和意義(yi) ：“從(cong) 區域文化入手，對一地文化的曆史與(yu) 現狀展開全麵、係統、紮實、有序的研究，一方麵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揚當地的曆史傳(chuan) 統和文化資源，繁榮和豐(feng) 富當代的先進文化建設活動，規劃和指導未來的文化發展藍圖，增強文化軟實力，為(wei) 全麵建設小康社會(hui) 、加快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輿論力量；另一方麵，這也是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展中國文化、創新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時至今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實施近20年。聚焦“今、古、人、文”四個(ge) 方麵，這一工程通過係統梳理浙江曆史文化的內(nei) 部結構、變化規律和地域特色，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響關(guan) 係，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如何“沉下來、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在這裏，主要從(cong) 如何理解浙學的角度，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如何進一步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蘊作一考察。

曆史上的不同學者，對於(yu) 浙學有不同的理解。在朱熹看來，“浙學卻專(zhuan) 是功利”。這一意義(yi) 上的浙學主要指宋代的事功之學，包括永嘉、永康等相關(guan) 學派。從(cong) 具體(ti) 形態來看，浙學的內(nei) 涵顯然不限於(yu) 朱熹所界定的與(yu) 事功相關(guan) 的學術思想。事實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了事功之學以外，還有呂祖謙、張九成等具有理學趨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後，“浙”地之學更呈現複雜多樣的形態。

圖源：視覺中國

廣義(yi) 上的浙學則可以看作是“浙”地相關(guan) 的思想流派，與(yu) “浙”地有關(guan) 又不囿於(yu) “浙”地，內(nei) 涵和外延更加寬泛。從(cong) 時間上看，並不局限於(yu) 宋代等特定的曆史階段。至少從(cong) 漢代的王充開始，廣義(yi) 上的浙學特點已開始呈現。到了近現代，盡管很多學者的學術活動在地域上已跳脫浙江範疇，但其學術風格仍可以看出浙學的某種印記。

從(cong) “今、古、人、文”四大角度研究浙學，可以對其意義(yi) 有更深入的認識。齊魯之地在孔子、孟子、荀子之後，似乎既沒有出現氣象和格局較大的學派，也未能持續不斷地產(chan) 生具有創造性、係統性和廣泛影響的思想家。宋代以降，洛學、閩學、關(guan) 學、蜀學、湖湘之學等先後而起，但其關(guan) 注之域較為(wei) 限定，而且除開創者之外，也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浙學則呈現持續發展的形態。從(cong) 漢代的王充，宋代的金華學派、永康學派、永嘉學派，到明代的王陽明及浙中王門，明清之際的劉宗周、黃宗羲，清代的章學誠，近代的章太炎、馬一浮，直到現代的金嶽霖、馮(feng) 契等，這樣不絕如縷、代有人出、延至現代和當代的地域性學派，確實較為(wei) 少見。從(cong) 氣象的博大、學術的創造性、延續的曆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廣度等方麵看，廣義(yi) 上的浙學在整個(ge) 中國文化演進中無疑具有獨特的地位。而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出版書(shu) 目及在研項目以廣義(yi) 上的浙學為(wei) 主，在呈現地域性品格的同時，也注重邏輯形態和邏輯脈絡的揭示，而且形態、內(nei) 容豐(feng) 富多彩。

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習(xi) 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2023年9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親(qin) 臨(lin) 浙江考察時，指出浙江要更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賡續曆史文脈，加強文化遺產(chan) 保護，推動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當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三期已經啟動。“浙學”依然是一個(ge) 響亮的品牌，是一大著力點。進一步研究和闡釋浙學，對於(yu) 當下更好地理解浙江文化、更好地把握浙江文化對於(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突出作用乃至更好地感悟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都具有積極意義(yi) 。

盡管從(cong) 外在形式來看，同屬廣義(yi) 浙學範疇，有的側(ce) 重於(yu) 哲學，有的偏向曆史，學術進路、學術方向也各有不同，但在內(nei) 在的思想層麵和思維傾(qing) 向上，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不同人物之間又有其相通之處。具體(ti) 地看，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不同的方麵。

注重理論思考或理論闡發，可以看作浙學的共同趨向。以王充為(wei) 例，作為(wei) 廣義(yi) 浙學的早期人物，他雖然往往被貼上經驗主義(yi) 標簽，然而事實上其思想包含著重要的理論創見，不乏獨特的哲學見解。後來浙學中的人物也從(cong) 不同層麵上表現出類似的趨向。比如永嘉學派，盡管治學趨向主張經世致用，總體(ti) 上被歸為(wei) 事功學派，但同時又從(cong) 物、道、勢與(yu) 人的關(guan) 係等方麵對傳(chuan) 統儒學作了闡發，其思想並非僅(jin) 僅(jin) 能用“事功”這一概念可以簡單概括。這一點在葉適身上表現得十分明顯。他批判當時主流的理學，認為(wei) 理學家“專(zhuan) 以心性為(wei) 宗主”，導致的結果是“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相對於(yu) 理學，永嘉學派更注重實際，並主張“無驗於(yu) 事者，其言不合”。“事”不同於(yu) “物”，“物”主要表現為(wei) 對象性的存在，“事”則與(yu) 人的活動或人的踐行相聯係。“驗於(yu) 事”意味著通過參與(yu) 現實的社會(hui) 踐行來驗證知與(yu) 言。它既以作用於(yu) 現實的社會(hui) 生活為(wei) 指向，又將這一過程與(yu) 對世界的獨到認識（知與(yu) 言）聯係起來。可以看到，相對於(yu) 就事論事、就材料論材料的學術進路，浙學確實更注重理論的創造。

反省與(yu) 批判，是浙學內(nei) 含的另一自覺意識。浙學和主流的文化學術常常不一致，浙學代表人物往往很有個(ge) 性，並勇於(yu) 質疑、挑戰主流的思想。王充以無畏的學術精神“問孔”“刺孟”，其鋒芒指向的是當時的正統意識形態。永嘉等事功學派也展現了與(yu) 宋代主流理學不同的進路。心學是浙學的重要構成，以王陽明的思想為(wei) 主要的載體(ti) ，同樣表現了上述趨向。例如，在王陽明之前，程朱理學比較注重普遍的“天理”，陸九淵的心學則強調個(ge) 體(ti) 的“吾心”。與(yu) 之不同，王陽明認為(wei) 心和理無法相分，並由此闡發了“心即理”的觀念。心和理的相互聯係（心即理），以良知為(wei) 其承擔者，這一意義(yi) 上的良知既非普遍、抽象、空洞的天理，也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體(ti) 意識，而是以兩(liang) 者的融合為(wei) 內(nei) 涵。在執著於(yu) 普遍天理而疏離個(ge) 體(ti) 之心的背景下，人們(men) 往往容易習(xi) 慣於(yu) 服從(cong) 外在的要求或根據權威的觀念去行動，而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因此，王陽明對心與(yu) 理關(guan) 係以及良知的理解，實質上也為(wei) 浙學的獨立思考和批判意識提供了內(nei) 在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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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學的獨特品格，同時展現於(yu) 對現實的關(guan) 切。浙學中的人物，不同於(yu) 書(shu) 齋型的思想家，他們(men) 不滿足於(yu) 閉門涵養(yang) ，而是更多地將目光放在社會(hui) 現實及其變遷過程上。從(cong) 王充之學，到宋代浙地事功學派，再到清代浙地學者，都從(cong) 不同層麵表現出對社會(hui) 現實的關(guan) 注，並試圖為(wei) 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提供思想的資源。如葉適強調“振民而育德成物”，“成物”表現為(wei) 成就世界與(yu) 成就他人，“振民”則展開為(wei) 更廣領域的踐行活動，實質上構成了社會(hui) 曆史領域中現實關(guan) 切的具體(ti) 內(nei) 容。

具有曆史意識，是浙學值得關(guan) 注的又一特點。浙學中的不同人物和流派，都關(guan) 切曆史，注重社會(hui) 、思想的變遷。王充對學術、思想問題的思考，往往與(yu) 曆史的回溯相聯係，而不是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特定的問題本身。後來事功學派同樣注重曆史沿革，注重整個(ge) 曆史過程中的變化以及原因，注重曆史人物的作用。王陽明曾提出一個(ge) 著名論點，即“五經皆史”，在他看來，從(cong) 實際的形態看，儒家曆史上的經典都涉及曆史的展開過程，其內(nei) 容包含多樣的事：人所做之事在社會(hui) 演化中展開為(wei) 古今曆史，五經則是曆史的記載。在黃宗羲那裏，曆史意識進一步具體(ti) 化為(wei) 對學術史的看法。黃宗羲曾係統地研究從(cong) 宋元到明代的學術史，著有《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其中，《明儒學案》由他獨立完成，《宋元學案》由他開始，爾後由黃百家、全祖望等人續成。在這一過程中，黃宗羲也提出了關(guan) 於(yu) 學術演變曆史的看法，包括“一本萬(wan) 殊”（“道”或“理”展開於(yu) 不同方麵）、“分源別派”（對曆史上各種觀念、流派加以梳理）、“得其宗旨”（把握每一學派的主要觀點）、“明其學脈”（揭示思想衍化的內(nei) 在線索）等。以上思想為(wei) 後來的浙東(dong) 史學提供了理論前提。

要而言之，浙學人物眾(zhong) 多、思想各異，其形態呈現紛繁複雜的特點。然而，通過紛繁複雜的形態去考察其思想脈絡，便不難注意到浙學的文化精神，後者同時展開於(yu) 上述多重方麵，在今天依然有其現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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