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一文存在的問題
     作者：孫鐵騎
     
     
     
     近日“孔子2000網站”與《儒家郵報》第173期發表了《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以下簡稱“黃文”）一文。作者“黃保羅，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哲學與神學雙博士，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後，現任吉林大學匡亞明講座教授、《國學與西學：國際學刊》主編及出版總監、赫爾辛基大學兼職博導教授”。[1]基於黃保羅此文存在著諸多對儒家與中國文化的曲解，本文將進行針對性的分析。 
     
     
     一、對國學概念的曲解 
     
     
     國學概念在中國文化的源流發展之中本有自在定義，在國人的文化意識之中亦有大體一致的認知，那就是以儒學為顯學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道學傳統。但在當下的傳統文化斷裂的時代，國學竟然成為可以被學者任意定義的模糊概念。
     
     
     在《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一文中，黃保羅以其西方文化的學術背景對國學做出了自己的定義：“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是筆者近年提出的一個概念，認為真正的大國學所研究的對象應該是：能夠反映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實形象、精神思想、文化體係與軟實力的、由五十六個民族和多種信仰組成的‘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有機活體。” “中國文化之‘首’（領導者）是‘政權’。中外、‘我他’兩大文化源頭之‘兩翼’。四足則是當今中國文明的實際組成部分：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義、以人為本等）；二是中國固有之足（儒、道、民間信仰等）；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雖是外來的，卻獲得了認可而成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物質主義、自由主義、啟蒙主義、理性、科學等）；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來的元素，雖然居住於中國，從政治和法律的層麵而言已經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眾的情感和草根階層中，卻仍被視為外來的非中國之足（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尾則代表新興宗教及其他沒有概括進來的文明元素。”[2]
     
     
     黃保羅所謂的“大國學”概念已經完全是自己的創造，而不是“國學”的本義了。因其“大國學”概念隻“反映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實形象、精神思想、文化體係與軟實力”，而不反映中華民族文化源遠流長的曆史發展。其時間跨度僅僅局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具有特殊時間限定的當代，而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的中華文化發展史，這實際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腰斬，使當代中國文化成為沒有傳統、沒有根源的現世主義文化，對於真正的國學而言，黃的定義已經陷入民族曆史文化的虛無主義之中。如此一來，黃就必然僅僅從表象上把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中沒有根基、混亂無本的文化亂象刻意組織成“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飛龍”，以之作為自己的一種創造性學說公之於天下，似乎具有一種統觀全局，一統當代中國文化的學術功力與功德，卻沒有一點文化命題所應具有的生命力，實是當代學人急於著書立說，開門立派，而不求本源的流行病痛所在。其“文化飛龍”貌似一個整體，實則僅是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混亂現實做出一個形象化的描述罷了，而這一形象化描述還是一種人為設計，而不是一個有機整體，隻是黃氏個人主觀拚湊出來的文化怪物，毫無學術價值與文化意義。一條人為拚湊，無法結成一體的文化之龍還能夠騰飛嗎？
     
     
     “國學”作為國學的意義就在於其是整個國家和民族文化精神得以產生和發展的靈魂，其形式與表現可以與時俱進，但其靈魂與精髓必然具有亙古不變，萬古常青之品質，如此才可以稱國學。國學之成為國學，亦不在於某人、某團體或某政權的人為定義，而在於此學可以安頓國人身心性命於當下，可以給國人以文化精神家園之感，可以使國人在此文化感召之下凝聚成一個整體，如此才可以稱為國學。而縱觀中國曆史，起此作用者隻有儒道之學，故以儒道之學定義國學不是某人、某團體或某政權的人為定義，而是中國曆史文化的自在狀態。故黃保羅說“儒學乃宋、明、清三代的國學，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3]實乃對中國文化的極端無知與任意曲解。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從西方空投在中華大地上的“異類”，而是由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自在發展而來的“中國”，那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就隻能是儒道之學，所以才會有“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之說，中華民族複興的終極標誌隻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複興，因為物質與人類自身的生產作為文化標的物隻存在發展之說，而不存在複興之說，實存的東西都不可能“複興”到過去，隻有文化才可能回到從前。按照黃保羅的邏輯，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學”就是由其編織的“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文化怪物，那麽這個怪物就連發展都談不上，更不要說“複興”了。因為它從來就沒有“興”過，又何談“複興”呢？而這條拚湊起來的“龍”又怎麽可能發展呢？按照黃保羅的邏輯，可以說正是這個“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怪物式組合才造成了中國當代文化的亂象，因為這樣一個組合有“首”卻無“心”，沒有一個共同的血脈貫通其中，“首”也就失去了支配全體的有效能力。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分裂勢力與文化思潮都根源於傳統的“國學”淪喪後造成的文化撕裂與“貧血”，因為我們的“國學”已經被壓製在“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分裂與混亂之中了。
     
     
     如果我們必須接受黃保羅拚湊出來的這樣一條怪物似的文化之龍，那麽這條文化之龍也必須有一個作為文化核心的心髒與貫通全體的發展脈絡才能成為一個活體，才有騰飛的可能。文化之龍僅有作為政權的“首”的領導是不夠的，“首”的活力也來源於由文化心髒供應的血液，在有據可考的中華文明史中，中華民族的“首”不斷的變換著，而中華文化的心髒與血脈卻是不變的儒道之學。雖中國近代開始的“弱國史”使中國人拋棄了傳統文化，絞殺了儒道之學，但由真理的自在性所決定，西方文化無法解決時代的問題，無法安頓現代人的身心性命，故現代文化的亂象已經在召喚儒道之學的回歸與複興，儒學的複興是人類發展的需要，是人之為人的人性必須，而不是出於與西方文化對抗的需要。如果西方文化能夠解決中國問題，任何人都無理由拒絕，也不會拒絕西方文化，而事實上西方人自己喊出“上帝死了”，“哲學終結了”，“文化死了”，“人（也）死了”，所以西方的有識之士提出回到二千年前的孔子，到中國文化中尋找解決西方現代性問題的文化良藥。在這樣一種全球性的現代性文化困境之中，中國人呼喚傳統文化的回歸，主張儒道之學的複興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下文簡稱“意見書”）的誕生就是這一邏輯的反映。而受過充分的西化教育的“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哲學與神學雙博士，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後”黃保羅顯然沒有真正世界性的文化眼光，隻是在西方本位的文化視域中，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視域中曲解中國文化，對“國學”概念進行任意，故意，甚至是惡意的曲解，不過是為其下文展開對儒家學者“意見書”的抨擊，為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進行合理化論證做理論鋪墊罷了。故其“大國學”定義隻是一個請君入甕的文化陷阱，以此“大國學”概念否定儒道之學作為“國學”的合法性，再通過把基督教文化納入其“一首二翼四足一尾”的“大國學”定義之中，從而使基督教文化進入到其“大國學”的定義之中，獲得“國學”的合法性地位，以實現鳩占鵲巢，反客為主的目的。 
     
     
     二、對儒家學者停建曲阜基督教堂的“意見書”的曲解 
     
     
     針對2010年末十位儒家學者發起的反對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的文化事件，黃保羅將十學者簽名的“意見書”上升到“儒家宣言”的高度來進行批判和反駁，幾乎是一種故意的曲解與中傷，一切都隻是在為其最後的理論目的服務，那就是為基督教文化進入中國進行合法性論證。
     
     
     首先從十學者簽名的“意見書”的標題來看，其明確而單一的指向是針對在曲阜孔廟附近修建基督教堂這一事件而提出的儒家人士的“意見”，全稱為：《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意見書”的標題明確定義了自身“意見”的性質，而不是黃保羅所謂的“宣言”。黃保羅之所以將十學者的“意見書”曲解為“儒家宣言”，就是要渲染出一種情境，那就是儒家學者與儒家文化對基督教的進入充滿了惡意與反對，並以“宣言書”的方式對基督教文化發起了正式宣戰，從而可以為其接下來“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角度展開的對儒家的攻擊與汙蔑提供理論鋪墊，這已經完全是一種惡意的邏輯設計了。
     
     
     再從“意見書”的內容來看，十學者反對的隻是“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正如我們不能在羅馬教庭旁邊建一座孔廟一樣，而不是反對在其它地方修建基督教堂，更不代表整個儒家文化對基督文化的敵視與對抗。黃保羅也知道，並在文中介紹了基督教在唐代就以景教之名進入了中國，而當時的“儒家”可是真正的“國學”，但一直到近代開始退出曆史舞台，儒家作為“國學”從來都未否定過神的存在，雖然儒家之神與基督教的人格神不同，但儒家從未提出過上帝絕不存在的絕對無神論。在黃保羅的“大國學”體係中作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才是絕對反基督教的真正的無神論文化，上帝就是馬克思的敵人。但馬克思主義文化都沒有阻止基督教的進入，已經處於邊緣地位的儒家又怎麽會有此非分之想呢？而黃保羅為何不敢在馬克思主義文化麵前叫囂卻向儒家文化發難呢？顯然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文化是“首”，是黃不敢攻擊的力量，而儒家文化的內在品質與主體優越性在客觀上起著幫助馬克思主義文化阻擊基督教進入中國的作用，所以黃保羅就正好指桑罵槐，借批判儒家文化而去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爭奪中國文化主導權，這是問題的本質。因為儒家文化在當代中國還元氣未複，隻能在邊緣地帶徘徊，否則如何可能有機會讓基督教在孔子腳下建基督教堂？但儒家文化乃化成天下之學問，沒有自我封閉的門戶之見，所以孔子說“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4]如果基督教能夠完成化成天下之使命，自然會被儒家擁抱於懷中，就如曆史上的佛學完全融入中國文化之中一樣。但問題的關鍵是上帝在西方已經“死了”，基督教無法拯救西方人的靈魂，又如何可能在中國發揮神力呢？正因為其在西方的失敗，基督教文化也就失去了主宰中國文化的合法性，所以才會有黃保羅提到的2006年十博士反對聖誕節的文化事件發生。
     
     
     而黃保羅為了把“意見書”提升到“儒家宣言”的高度以證明“意見書”是儒家的狹隘與對基督教的敵視，就毫無內在邏輯地羅列出了“1958、2004、2006與2010年的四個宣言”，[5]並將此“四個宣言”都作為“儒家宣言書”，故其論文題目就是《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但以其全文宗旨來看，其羅列出“四個宣言”實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目的隻是為把“意見書”歪曲為“儒家宣言書”，然後在“儒家宣言”大帽子下展開對“意見書”的抨擊。黃所羅列的“四個宣言”包括“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年，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等人發出了“甲申文化宣言”，“2006年出了所謂的十博士反對聖誕節的宣言”，“2010年末，中國網絡上出現了十位學者“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6]而這所謂的“四個宣言”並非是可以並列，可以放在同一個平麵上進行對等而觀的“儒家宣言書”。因為在這四個所謂“宣言”中，隻有1958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與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才是真正的“文化宣言”，其中又隻有1958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才是儒家文化宣言，而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隻是非儒家的現代學者站在全球化的立場上強調多元文化的“綜合”，其理論進路恰是在消彌儒家文化的主體性，從而得到了黃保羅的肯定，“唯有2004年的（宣言）還基本理性，其他三個都充分表現了狹隘的儒家民族情緒”。[7]而所謂的“2006年博士宣言”隻是十個博士對聖誕節在中國的日益興盛這一文化事件表達自己的文化憂慮，十博士聯署的標題為《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而非“儒家宣言”，其主旨在於“呼籲國人慎對“耶誕節”，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8]如果從十博士“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具有“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價值訴求來看，可以說其“看法”還具有某種“文化宣言”的性質，而2010年十學者的“意見書”卻聯文化宣言的性質都沒有，僅僅是要求不要在曲阜興建基督教堂而已，僅僅是為了保留儒家文化情感的一點顏麵而已，僅僅是一個“意見”而已，而此“意見書”能產生如此大的反響隻是證明了廣大炎黃子孫對儒家文化訴求的認同，而不是整個社會起來進行的一場反基督運動。但此“意見書”卻被黃保羅提高到“文化宣言”的高度進行抨擊，而黃保羅為了貶低十學者的“意見書”又說“2010年的宣言明顯要比1958年的宣言少了許多理性的闡述，發泄的是民間情緒，卻以“學者”身份發起；不是‘宣言’，而是對具體文化事件的看法，作者歸類錯誤如其中能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與學術反思，則可能會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精神體係的建設、更有利於儒家文化的健康發展，也能更好地促進世界和平與宗教文明對話。”[9]黃保羅把本不是“宣言”的“意見書”曲解為“宣言”，然後又把自己曲解後的“宣言”貶低為“不是宣言，而是對具體文化事件的看法”，何等荒謬，“意見書”本來就“不是宣言”，本來就是“對具體文化事件的看法”，犯下“歸類錯誤”的恰是黃保羅本人，“意見書”本來就不是多高深的學術著作，又如何需要“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與學術反思”呢？故黃保羅隻是自以為是的以他人名義樹起靶子，然後自己再對靶子進行射擊，然後又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擊中了敵人的要害，其實隻是無中生有的自娛自樂罷了。 
     
     
     三、對儒家文化的曲解 
     
     
     黃保羅不隻對“意見書”進行任意曲解，而且借題發揮，對整個儒家文化都進行了具有黃氏特征的任意曲解。黃文第三部分標題為“幾個儒家宣言反映的問題”，[10]而在下麵的論述中卻隻是對“意見書”與曲阜教堂問題展開論述，從學術論文的規範來講已經文不對題，犯了學術研究的大忌，對於一個雙博士、博士後再加教授職稱的頭銜來說似乎不該。
     
     
     1.黃保羅文中的一個二級標題為：“要做‘首’是儒家人士震驚、憂慮與反對建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11]
     
     
     這樣一個標題偷換了一個概念，將儒家學者“反對在曲阜建基督教堂”偷換成了“反對建基督教堂”，完全拋開了“在曲阜”這個特定的時空限製，儒家學者隻是反對在曲阜這一中華文化的聖地建教堂，反對過在其它地方建基督教堂嗎？黃保羅顯然在故弄玄虛，搬弄是非。而黃保羅說儒家要做“首”的批判更是荒謬絕倫，因為黃所說的“首”特指“政權”，而“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三科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都是政權思想的體現”，[12]所以黃保羅在這裏暗示著儒家要取代“馬、列、毛、鄧、三”的主政地位，這已經是一種政治栽贓與暗算了。儒家於當代中國的邊緣地位使其社會影響力遠遠比不上基督教的深入民間，又何來做“首”之說呢？中國大地上基督教堂已經建入了鄉村，而哪裏能看到一座新建的孔廟呢？而哪座孔廟又不是曆史的文物而早已喪失傳教之功能呢？再看曲阜的基督教堂的興建得到了山東各級政府部門的批準與法律保護，諸多本來信奉無神論的官員親自為之奠基，而與之相對比，誦讀《三字經》作為普及傳統文化的啟蒙教育在學校之中剛剛興起就受到山東教委的限製，這樣的儒學發展還能有做“首”之想嗎？黃保羅的主觀臆斷實有“陰狠”的意味。
     
     
     2.黃保羅又言：“<<意見書>>所雲‘傷害儒家文化信眾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觀事實, 但它沒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眾的情感，因為儒家及其文化信眾具有多樣性。根據筆者的研究, 儒家最起碼可以分成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學與道學儒家、文化民族主義儒家、與當代(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儒家, 不同的儒家學派對基督教的態度各異，而<<意見書>>所代表隻能是文化民族主義儒家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而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13]
     
     
     這真是黃氏的獨門研究，他一方麵不得不承認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傷害了儒家文化信眾的情感，另一方麵又通過對儒家進行分段割裂以縮小受到基督教傷害的儒家信眾的範圍，從而說 “《意見書》所代表隻能是文化民族主義儒家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而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黃氏在這裏因為完全沒有論據而不得不全憑主觀臆斷來得出自己的結論，完全不講學術的標準與依據，真不知黃氏如何給當代的儒家學者進行了站隊，將之歸入“某儒”之中，恐怕當代的儒家自己都不知道該把自己歸入黃保羅劃定的哪類儒家之中。更主要的是，黃保羅又如何證明“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學與道學儒家”就沒有或不會受到曲阜建教堂事件的傷害呢？
     
     
     3.黃保羅繼續從文字空隙中尋找批判點，指責《意見書》“所雲‘有違海內外炎黃子孫心願’, 則把主張建設教堂的曲阜基督徒沒有包括進‘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範圍之內, 如此歸類不僅在法律和文化的層麵不符合事實，而且在民族情感的層麵上也不符合實際情況。”[14]
     
     
     “炎黃子孫”完全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也不是一人類學、人種學概念，炎黃二帝是中華文化的人文始祖，“炎黃”二字必然要求“炎黃子孫”要具有中華文化的精神與靈魂，而孔子正是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才成為中華文化的聖人，曲阜才成為中華文化的聖地。故並不是所有法律上的中國人都可以稱為“炎黃子孫”，也有可能是炎黃敗類，而法律上的外國人也可以成為炎黃子孫，隻要他奉行著中華文化。故“海內外炎黃子孫”就是海內外的中華文化的信奉者與踐行者，這樣一個中華文化的信奉者與踐行者必然把孔子奉為聖人，並因而把曲阜奉為聖地。如果一個基督徒仍然是“炎黃子孫”的話，就一定會尊重他的文化聖人孔子，完全可以在曲阜之外的地方建教堂，他會對中華文化保持應有的敬意。而如果一個基督徒完全沒有對中華文化的敬重，甚至為爭奪文化話語權而特意在孔子腳下建基督教堂，那又如何可以稱為“炎黃子孫”呢？相信並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願意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的，因為他也是“炎黃子孫”。而黃保羅既使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沒有對中華文化的尊重，沒有對孔子的敬畏，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
     
     
     4. 黃保羅又對曲阜作為“中華文化聖地”的地位提出質疑：“這裏需要厘清的一個概念是‘中華’。<<意見書>>所說的是‘中國之中國’(先秦) 、‘亞洲之中國’(秦統一至乾隆末年)還是‘世界之中國’( 乾隆末年和晚清至當代) 呢?假如這裏所說的是當代全球化語境中的作為世界之一個組成部分的中國的話? 那麽, 曲阜是否是中華文化的聖地、中華文化標誌與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就需要商榷了。”[15]
     
     
     無論哪一個“中國”，其作為“中國”的資格與標誌都在於其血液中浸潤著“中華文化”的靈魂，孔子與儒家又是這一文化血液與靈魂的代名詞，如果任何一個所謂的“中國”流著基督教的血液，那就不應當稱之為“中”國，而是“外”國。故無論對哪個“中國”而言，曲阜都是中華文化的聖地，都是中華文化的標誌與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5. 黃保羅說：“今天中國國學的誕生，應該能夠成為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麵對普世觀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提出的‘應戰’之舉，但狹隘的儒家今天難以擔當此任。”[16]
     
     
     首先說國學是自在的，自古以來的儒道之學就是中國的“國學”，不存在“國學”在“今天中國”誕生的問題，而對所謂普世觀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戰”與“應戰”之說都是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教育出來的理論口號，真理是自在的，“儒乃人之需”，儒家的存在不是為了應對西方的挑戰，而是現代人類文化的“現代性”困境需要儒家文化承擔起自己的使命。西方文化不用挑戰已經是末日黃昏了，如果西方文化不想滅亡，必須到中國儒道文化中尋找出路，儒家文化的複興是為了拯救已經死亡的現代文明，故不要用“西方文明的挑戰”恐嚇儒家，孔子與儒家隻是以道濟天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儒家的複興訴求不是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戰，而是看到了人性的墮落與文化的沉淪。故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是一種道義擔當的精神，而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是這個世界需要儒家，儒家才以舍我其誰精神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人類終不醒悟，願意伴隨西方的文化走向終結，那麽儒家隻能“退藏於秘”，這可不是黃保羅所言的“無能”或“狹隘”。
     
     
     6.黃保羅在又一個二級標題中說：“沒有被醫治的苦毒心態與自信心缺乏是部分民族主義儒家激烈反對曲阜建教堂的深層原因。” 又解釋“所謂苦毒（bitterness），是指曾經受過或誤以為受過痛苦而無法釋放、以至於將這種消極的情感和記憶積累在心底抑鬱成病的一種狀態。過去一百年來，從20世紀初的孔家店被打倒、到20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時期的孔老二被批臭，儒家經曆了許多痛苦。這種苦毒成了民族精神價值的一個部分，需要仔細地分析其成因，以求醫治之方。”[17]
     
     
     將作為精神病理的“苦毒心態”移植到文化分析之中並不恰當，儒家文化作為自在的文化隻是一汪清泉，等待著需要的人去暢飲，既使天蹋地陷又於一種自在的文化何傷呢？所謂“儒家經曆了許多痛苦”隻能是一種文化比喻，卻無法成為一種文化遺傳，更不會成為“民族精神價值的一個部分”。正如基督教在中世紀對理性的打壓使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而現代哲學及其理性主義對上帝死刑的宣判並不是出於“情感和記憶積累”起來的“苦毒”心理，而是西方理性發展的必然邏輯。而儒家反對在曲阜建教堂正是出於對民族文化的自信與敬畏而提出的正當要求，儒家正是認為基督教無法解決世界與中國存在的問題，基督教沒有資格走進中華文化的聖地，所以才會將“國人趨奉外來宗教和在中華文化聖地建造外來宗教道場”視為“怪異現象”，並反對在曲阜修建基督教堂。也正是因為基督教無法“徹底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所以儒家開出的藥方才會是“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積極采取各種措施，全力複興中華文化，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這如何是一種“苦毒心態”呢？
     
     
     在任何文化的碰撞中都不存在所謂的“苦毒”問題，任何文化也不會因為他者的“苦毒心態”而受損，故文化比較之中隻有優劣性與可接受性問題，而沒有“苦毒心態”問題。真正人性的文化必然為人類所選擇，遠離人性的文化必然被人類所拋棄，這就是文化發展的進化史。中華民族懷抱儒家文化二千年，絕不是作為政權的“首”所能決定的，而是人性的需要。今天儒家文化的複興依賴的仍然是自在的文化品質，而不是樹起一麵牆把基督教拒之門外。黃保羅多心了，優秀的民族文化無論如何經曆風雨也必然會成為一個民族永遠的精神家園，雖死尤能複生，因為她是民族生命的必須，就如儒家文化雖被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人為絞殺，卻在西方文化的現代性困境中被喚醒，並彰顯出自己的生命力。而狹隘的民族文化既使風光於一時，也最終會被曆史所淘汰，雖生而尤死，就如基督教文化由中世紀的千年統治到現代的“上帝之死”，已經顯露出末日的黃昏。黃保羅也承認“基督教現在歐美白人社會中正不斷衰退，主流教派不但喪失會友，而且極大地喪失了對社會與文化的影響力”，[18]卻沒有給出基督教“不斷衰退”的原因，沒有承認基督教無法安頓現代人的身心性命。還是馬克思說得好：“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製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19]而儒家不應該拒絕“鴉片”嗎？這種“拒絕”如何就變成了“苦毒心態”呢？如何就變成了“不自信”呢？這顯然是黃保羅的曲解和汙蔑。
     
     
     7.黃保羅簡直是無知地說：“現在中國所麵臨的挑戰, 是變本加厲的以弱肉強食為核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而不是籠統的西方文明, 更不是基督教文明。”[20]
     
     
      社會達爾文主義難道不是“籠統的西方文明”？中國曆史與文化之中有一個叫做“達爾文”的人嗎？“現在中國所麵臨的挑戰”既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怎麽能“不是籠統的西方文明”呢？這種矛盾的邏輯真是一種天才創造，完全混不講理了。而基督教文明的確不是“現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因為上帝已經在西方死了，在中國的死也是早晚的事，但要說基督教文明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沒有關係則是不顧曆史事實了。基督教文明完全符合社會達爾文主義人種優劣，優勝劣汰的本質，因為基督教的上帝雖然宣揚博愛，卻隻拯救被他揀選的選民，而不信上帝者更是必然被打入地獄，所以上帝對“非我族類”必然是滅之而後快的，所以曆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巴比倫之囚”、“宗教裁判所”無不是以上帝的名義而行。當今世界已經暴發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除了石油等利益爭奪之外，誰又能否定其中包含著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仇恨呢？而問題的關鍵是基督教文明怎麽就不能帶來一個和平的世界呢？而儒家文化創造的中華帝國曾經強大無比，卻對弱小國家恩澤有加，從沒有美國式的不可一世，損人利己，到底哪一種文明更文明呢？世界文明該走向何方呢？黃保羅真的沒有思考過。
     
     
     8. 黃保羅說：“在全球化與現代化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讓當代女性認可孔老夫子所雲之‘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恭，遠之則遜’等類的思想，是儒學複興教義學層麵的挑戰。”[21]
     
     
     黃保羅也和許多責難孔子的人一樣提出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的問題，以證明孔子“教義”存在的問題，種種曲解都隻是因為不理解儒家思想精義，缺少對儒家思想的整體理解才會有產生的斷章取義。《論語》乃孔門弟子記錄的語錄，都有特定的語境，需將之放入整個儒家思想體係中去理解，才能真正走近孔子。現以段正元對“唯女子與小人難養”的解釋獻給黃保羅，在古漢語中“小人”與“君子”都隻對男子而言，女子在品性上當然也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但卻沒有屬於女性的“君子”與“小人”的定義。故孔子以“唯小人”定義女子中的“小人”，“唯”不是“唯一”的意思，而是近似於“自我、自私、自大、自以為是”的意思，“唯女子”是一個詞，也就是“自以為是的女子”，也就是女子中的“小人”，而“唯女子”就具有和男子中的“小人”一樣“難養”的缺點：“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而黃保羅將之寫成了“近之則不恭，遠之則遜”，大概是筆誤，而不是另一種曲解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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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保羅：《從全球化視野中的大國學來看曲阜等儒家宣言書》，“孔子2000網站”https://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191
     
     [4]《論語·述而》
     
     [8]《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我們對“耶誕節”問題的看法》，“金羊網”https://www.ycwb.com/xkb/2006-12/20/content_1323088.htm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