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荀的憂樂(le) 觀

 作者：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走進孔子》2023年第期

中國文化是具有終極人文關(guan) 懷的文化，可以用《周易·賁卦·彖傳(chuan) 》中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語來表述。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人文化的，以成人為(wei) 終極目的。憂與(yu) 樂(le) 是人的兩(liang) 種對立情愫，如何調適使之上遂下達、通貫於(yu) 人倫(lun) 日用，推展應用於(yu) 政治社群，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一直關(guan) 注的重點課題。

徐複觀先生與(yu) 李澤厚先生曾分別以憂患意識與(yu) 樂(le) 感文化來分疏中國文化，並由此開出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yi) 與(yu) 實用理性兩(liang) 大麵向。二位先生學養(yang) 深厚且慧眼如炬，故能高屋建瓴地從(cong) 憂與(yu) 樂(le) 兩(liang) 大方麵透徹地點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龐樸先生沿著這一思路，綰合憂患意識與(yu) 樂(le) 感文化，拈出“憂樂(le) 圓融”一詞來表述中國人文精神的傳(chuan) 統。郭齊勇先生曾以《憂患意識與(yu) 樂(le) 感文化》為(wei) 題在北京大學與(yu) 國家圖書(shu) 館共同舉(ju) 辦的“孔子·儒學·儒藏——儒家思想與(yu) 儒家經典名家係列講座”中全麵梳理了何謂憂患意識、何謂樂(le) 感文化、孔孟的憂樂(le) 觀及其生命承擔、傳(chuan) 統士人憂樂(le) 觀之背景的檢討、儒家憂樂(le) 觀的現代意義(yi) 五大問題。以上諸位先生的真知灼見對於(yu) 認知、建構與(yu) 弘揚中國文化均具有重要指導意義(yi) ，為(wei) 後學進一步掘發中國文化中的憂樂(le) 觀念提供了有益借鑒。

孔子、孟子與(yu)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奠基與(yu) 代表者，其憂樂(le) 觀因具有源發性與(yu) 獨特性而值得探討。如以“憂樂(le) 圓融”來概括孔子的憂樂(le) 觀，若合符節。若以“憂樂(le) 圓融”概括孟子與(yu) 荀子的憂樂(le) 觀，則有齟齬難通之惑。讓我們(men) 走進孔孟荀，分析其憂樂(le) 觀念，以更加明晰地認知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精神核心。

北京孔廟先師孔子行教像

一、孔子：開創憂樂(le) 圓融的仁者境界

《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研討孔子憂樂(le) 觀的最重要材料。細檢《論語》，其中“憂”字出現15次，“樂(le) ”字出現47次；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的“禮樂(le) ”合用達9次。“禮樂(le) ”之“樂(le) ”是與(yu) “禮”相對的“樂(le) ”，雖有與(yu) “憂”相對的含義(yi) ，但與(yu) 純粹的情緒之“憂”有相當大的不同，所以不宜將此9次列入分析樣本。

尋繹《論語》字裏行間的憂樂(le) 論述可見，其關(guan) 乎個(ge) 體(ti) 從(cong) 學入路、人格修養(yang) 、人際關(guan) 係，兼及從(cong) 政施治等諸多方麵，是一對無所不包的整體(ti) 性概念。《論語》開篇言學，言學而時習(xi) 之悅，言有朋自遠方來之樂(le) ，言人不知而不慍，均從(cong) “樂(le) ”上指點。李澤厚於(yu) 此處指出，與(yu) 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恥感文化”不同，以儒學為(wei) 骨幹的中國文化精神是“樂(le) 感文化”。此正是夫子自道所雲(yun) ：“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yun) 爾。”（《論語·述而》）讀罷《論語》，人們(men) 可以讀到夫子對門人弟子從(cong) 為(wei) 人、為(wei) 學、為(wei) 政三個(ge) 層麵毫無隱瞞的教誨與(yu) 隨機式指點，此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yu) 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

不憂與(yu) 憂並不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孔子講“仁者不憂”（《論語·子罕》），講“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好像君子應當沒有任何憂患之事。但孔子又講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講“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由此看來，君子似乎又當有所憂之事。這一表麵矛盾的說法，實則是因情境、語境不同所致，不可以形式邏輯的觀點去苛求之。孔子所憂四者分別為(wei) 德、學、義(yi) 、善，簡言之，即知識與(yu) 道德。孔子此處之憂是一種“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之憂，是麵向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憂患意識。孔子從(cong) “內(nei) 省不疚”的角度言說，力圖在憂患到來之前，進行必要的心理建設與(yu) 預案準備。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與(yu) 學生的問答皆隨機而為(wei) 、隨人而發。同樣，孔子對憂樂(le) 的說法與(yu) 回答弟子“問仁”“問孝”等類似，都因對話者具體(ti) 情況不同而回答各異。可惜的是，當時發問者與(yu) 旁聽者為(wei) 誰，今天已經不能確知。憂與(yu) 不憂反映的是君子與(yu) 小人之不同。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君子心胸坦蕩如砥，事無不可對人言，所以平時並無憂愁鬱結。小人憂慮恐懼，自我作繭，隨時算計別人，同時也提防別人可能的算計，所以無時無處不憂。君子之憂與(yu) 小人之憂不同。所憂者若為(wei) 精神之道，則可憂；所憂者若為(wei) 物質之貧，則不足憂。因為(wei) “士誌於(yu) 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yu) 議也”（《論語·裏仁》）。君子憂道，小人憂貧。發端於(yu) 夫子的“憂道不憂貧”觀念，後來形成了知識分子謀道不謀食、不為(wei) 稻粱謀、不為(wei) 五鬥米折腰等拒斥物質層麵、高度重視精神層麵的文化傳(chuan) 統。

仁者為(wei) 何不憂？全因“憂”為(wei) 仁者一一化解。憂的正麵、積極義(yi) 由於(yu) 仁而反顯出來，實現從(cong) 憂到樂(le) 的轉換，可達到“樂(le) 以忘憂”的境界。孔子讚許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賢哉，回也！”（《論語·雍也》）人憂而己不憂，因為(wei) 此非君子所當憂之事。與(yu) 此相呼應的是夫子自道“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論語·述而》）。顏回簞食瓢飲，居陋巷而不憂。夫子疏食飲水，有曲肱之樂(le) 。複聖與(yu) 聖人同心，共其憂樂(le) ，垂為(wei) 世範。 

寧陽複聖文化公園顏回“簞食瓢飲”塑像

憂與(yu) 患同義(yi) 相連，構成了“憂患”一詞。憂患意識是早期先民因艱難的外部生存境遇而自然生發的思想觀念。《周易·係辭》中有“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的說法。孔子對憂患意識進行了內(nei) 轉，他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又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wei) 可知也。”（《論語·裏仁》）又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孔子此處“患”的主體(ti) 是追求進步的君子，知的主體(ti) 與(yu) 所知對象都是人。孔子重視人與(yu) 人之間的相知關(guan) 係，在人與(yu) 人的相逢、相知之中，以己為(wei) 主，重視自我的主體(ti) 性、能動性，以完成個(ge) 體(ti) 修養(yang) 的躍升。“求為(wei) 可知也”一句，體(ti) 現了自我價(jia) 值與(yu) 社會(hui) 價(jia) 值的統一。因自我具有價(jia) 值，故易為(wei) 他人所知，為(wei) 社會(hui) 所用。這是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的相與(yu) 之道，是人的社會(hui) 麵彰顯之道。人若能自我反省，以嚴(yan) 格的要求建立起自身可知之價(jia) 值根基，他人自然會(hui) 來與(yu) 之相知，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論語·裏仁》）。而鄙夫、小人之“患”總指向外部得失，他們(men) 不從(cong) 自身找原因，“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論語·陽貨》）。由於(yu) 過分計較個(ge) 人利益得失，小人做起事來往往肆無忌憚，無所不用其極。

人之內(nei) 外境遇往往變化多端，不可一概而論。但無論是個(ge) 體(ti) 成人還是群生關(guan) 係，都能在夫子那裏得到切實可行的指導。人們(men) 可以從(cong) 中體(ti) 會(hui) 出一位長者藹然和善的淵雅氣度、如春風般和樂(le) 平易的聖者氣象和仁者憂樂(le) 圓融的思想境界。孔子以非普遍主義(yi) 的視角去觀察世界與(yu) 人的關(guan) 係，直麵解決(jue) 世間問題，開創了憂樂(le) 圓融的仁者境界，以仁者的大胸懷，不憂不懼，迎難而上，為(wei) 儒家文化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堅韌不拔的耐力和堅如磐石的定力。孟子和荀子沿著孔子開創的憂樂(le) 觀，各自走出了一條精彩紛呈的憂樂(le) 思想之路。

二、孟子：側(ce) 重憂患意識的闡發

如果說孔子達成了內(nei) 聖外王、憂樂(le) 圓融的境界，那麽(me) 孟子與(yu) 荀子則分別繼承了孔子之一體(ti) 。因注重反求諸己，孟子開拓了內(nei) 聖的一麵。和孔子的圓融與(yu) 隨機指點不同，孟子更加側(ce) 重憂患意識的闡發，對戰國中期乃至後來的人心與(yu) 政治均有提點之功，極大地拓展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盡心知性知天、由心而性而天，孟子似乎找到了一條從(cong) 自我到他者、從(cong) 內(nei) 在到外在、從(cong) 憂民到王道的簡易途徑。

孟子列舉(ju) 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裏奚的發跡之路，展現了一係列大人物成才的曲折而艱險的生命曆程，證成了“生於(yu) 憂患而死於(yu) 安樂(le) ”（《孟子·告子下》）的結論。不僅(jin) 僅(jin) 大人物如此，所有人皆然。他說：“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德行、智慧、謀略、見識，無不由憂患壓迫而出。憂患培育英才，困境砥礪意誌。操心慮患越是深危，越能通達事理，自然獲得進階式成長。個(ge) 體(ti) 通過反省自身、自我加壓，可於(yu) 逆境中奮起，置之死地而後生，於(yu) 憂患中求生存。反之，若居於(yu) 安樂(le) 境地，沉迷於(yu) 其中，不知自我反省，則會(hui) 如溫水煮青蛙般，在不知不覺中泯滅、凋謝。孟子可謂一語點醒夢中人，給人以醍醐灌頂般的思想衝(chong) 擊。

孟子立意高遠，對君子有著相當高的期待，指出“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孟子·離婁下》）。憂之於(yu) 人，不再是刻意逃避的負麵情愫，而是一條可以逆之而後進的向上階梯。有憂則無患，無憂則患來。孟子從(cong) 孔子之仁發展出仁政王道學說。孟子憂樂(le) 觀所描摹的是從(cong) 情出發的“憂”，如何一步步地由內(nei) 在而外顯、由人心走向政治，乃至與(yu) 王道密切相連。所謂“樂(le) 民之樂(le) 者，民亦樂(le) 其樂(le)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le)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君子憂民，民樂(le) 君子。聖人以民之憂為(wei) 憂，以民之樂(le) 為(wei) 樂(le) ，實現了與(yu) 民同憂樂(le) 的王道境界。談憂如此，講樂(le) 亦如是。孟子談樂(le) ，反對流連之樂(le) 、荒亡之行，而多講尊德樂(le) 道，樂(le) 堯舜之道，樂(le) 善不倦，所謂“反身而誠，樂(le) 莫大焉”（《孟子·盡心上》）。賢者雖亦以台池鳥獸(shou) 為(wei) 樂(le) ，但其能與(yu) 民同樂(le) ，所以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成就王道盛世。

值得重視的是，孟子對血緣親(qin) 情之愛的重視程度甚至超越了對天下國家的責任。如他講舜竊負而逃、樂(le) 忘天下的虛擬故事，他講“君子有三樂(le) ，而王天下不與(yu) 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le) 也。仰不愧於(yu) 天，俯不怍於(yu) 人，二樂(le)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le) 也。君子有三樂(le) ，而王天下不與(yu) 存焉”（《孟子·盡心上》）。孟子從(cong) 對父母兄弟的血緣親(qin) 情推開去，對天與(yu) 人不愧不怍，再到對天下英才教育的責任與(yu) 擔當，此三者始終縈繞在君子心頭，成為(wei) 超越王天下的人間至樂(le) 。

浙江嘉興(xing) 綺園三樂(le) 堂

孟子憂樂(le) 觀側(ce) 重憂患意識的闡發，是對孔子憂樂(le) 觀的推擴與(yu) 發展。孟子從(cong) 憂患的反向用力角度對憂樂(le) 觀作出了新的詮釋，為(wei) 儒學發展別開了一副新麵目，打造了一片新天地。不可否認，孟子從(cong) 身心推到天地萬(wan) 物、盡心知性知天式的理路中，夾雜著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宗教式意味。過於(yu) 倚重內(nei) 在心性，雖會(hui) 帶來個(ge) 體(ti) 精神之充實，然而一旦遇到現實困境，若信之不堅、行之不篤，則會(hui) 導致極大的虛空感與(yu) 幻滅感。

三、荀子：珍視群體(ti) 眾(zhong) 生之憂樂(le)

與(yu) 孟子側(ce) 重詮釋憂患意識的正麵價(jia) 值不同，荀子對憂與(yu) 樂(le) 提出了迥異而獨到的見解。荀子憂樂(le) 觀向個(ge) 體(ti) 身心與(yu) 群體(ti) 禮政兩(liang) 個(ge) 方向撐開去，體(ti) 現著對孔子憂樂(le) 觀某種意義(yi) 上的“回歸”。荀子之憂不再是孟子意義(yi) 上的憂患意識，不再對人有逆向啟示與(yu) 超拔作用，而是還原其本來的負麵意義(yi) 。這與(yu) 荀子思想不重視內(nei) 在超越而強調外在實踐的思路密切相關(guan) 。

君子與(yu) 小人的憂樂(le) 不同。荀子沿著孔子關(guan) 於(yu) 君子與(yu) 小人憂樂(le) 對舉(ju) 的思想，認為(wei) 二者之喜與(yu) 憂大有不同。君子“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小人“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懾”（《荀子·不苟》）。君子無論處於(yu) 喜還是憂的情緒中，均能夠以“靜”與(yu) “和”的心態實現自我開導與(yu) 疏解。小人喜則顯示出輕浮得意之態，憂則表現出挫敗頹唐之感。小人憂能忘其親(qin) 、忘其身，而無所不為(wei) ，最終觸犯刑法，鋃鐺入獄。與(yu) 孟子強調君子的“終身之憂”，注重君子隱忍負重品格的曆練不同，荀子認為(wei) 君子當有終身之樂(le) 。《荀子·子道》篇子路與(yu) 孔子關(guan) 於(yu) “君子亦有憂乎”的對話中，荀子借孔子之口說出了“君子，其未得也，則樂(le) 其意；既已得之，又樂(le) 其治。是以有終生之樂(le) ，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le) 也”。此正與(yu) 《論語·陽貨》孔子之言“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互相發明。

《荀子》書(shu) 影

內(nei) 聖與(yu) 外王作為(wei) 儒家思想之兩(liang) 麵，在孔子那裏圓融無礙、整全一體(ti) ，而孟子則偏重探索內(nei) 在於(yu) 人、植根於(yu) 心的內(nei) 聖一麵，荀子則著重推展外在於(yu) 人群、立足於(yu) 大眾(zhong) 的外王一麵。易言之，荀子對外王的重視構成個(ge) 體(ti) 致思的基本取向。這使其對憂的解決(jue) 與(yu) 對樂(le) 的追求更加直白而現實，與(yu) 百姓人倫(lun) 日用穿插接榫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將個(ge) 人的超越放置於(yu) 群體(ti) 生存之中來實現。荀子對內(nei) 在的忽視或者不信任、對群體(ti) 眾(zhong) 生整體(ti) 性的重視，使得其憂樂(le) 觀增添了更多的政治哲學蘊味。荀子認為(wei) ，從(cong) 國家角度看，“百樂(le) 者生於(yu) 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yu) 亂(luan) 國者也”（《荀子·王霸》）。國家治理得當，則百姓安樂(le) ；反之，國家昏亂(luan) ，憂患叢(cong) 生。昏暗的君主過分追求一己之樂(le) ，帶來國家昏亂(luan) 、百姓憂患。通過禮義(yi) 之統的治理，去除偏險悖亂(luan) ，實現正理平治，才是離憂趨樂(le) 之道。

荀子憂樂(le) 觀是建立在人間社會(hui) 的真實情感與(yu) 存在狀態，而不是內(nei) 在的不可言說、不可摹狀的神秘境界。在某種意義(yi) 上，荀子憂樂(le) 觀是對孟子憂樂(le) 觀的消解；較之孟子，荀子更加側(ce) 重國家與(yu) 社群層麵，實現了從(cong) 個(ge) 人修身到國家治理的更徹底轉換。荀子考慮更多的是如何以人間社會(hui) 的禮義(yi) 法度去憂得樂(le) ，而不是模糊界限的憂樂(le) 互換。荀子不再執著於(yu) 神秘內(nei) 在的不可思議，而是以群體(ti) 外在的禮樂(le) 製度建構獲得真實而充實的滿足感。他將個(ge) 體(ti) 定性為(wei) 群體(ti) 之中的個(ge) 體(ti) 而不是純粹的“孤島”，以此凝聚眾(zhong) 人力量，成就美好前途。當然，荀子憂樂(le) 觀過分強調群體(ti) 大眾(zhong) 利益而缺乏個(ge) 體(ti) 關(guan) 懷，可能會(hui) 造成個(ge) 體(ti) 關(guan) 懷缺失、忽視個(ge) 體(ti) 價(jia) 值的弊病。

四、啟示與(yu) 結語

孔孟荀的憂樂(le) 觀是先秦時代對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生存之問的一種回答，是時代變遷的思想反映。關(guan) 於(yu) 如何看待憂與(yu) 樂(le) 這一對相反概念，孔子以“中庸之道”的方式實現了二者間的平衡，即憂與(yu) 樂(le) 的均衡，借用龐樸先生所言，即憂樂(le) 圓融。先秦儒家憂樂(le) 觀經由孔子開出，孟子、荀子進一步發展，有一個(ge) 從(cong) 理想而現實、從(cong) 個(ge) 體(ti) 而群體(ti) 的層層落實的發展過程。憂樂(le) 觀念作為(wei)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元意識，早已經刻畫到華夏基因之中，流淌在民族血液之中，見證著中華民族從(cong) 蠻荒走到文明，從(cong) 古代進入現代的曆史變遷，必將成為(wei)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路上持久不竭的澎湃動力來源。追溯孔子、孟子、荀子三位聖賢的憂樂(le) 意識，能讓我們(men) 增添文化自信，在經曆風雨之時，走得更加從(cong) 容與(yu) 堅毅。

在對憂樂(le) 觀念的掘發方麵，孔子、孟子、荀子思想一脈相承，共同對早期中國文化的憂樂(le) 意識探索做出了獨特性貢獻，是在對抗時代憂患中產(chan) 生的思想結晶。但三者時代背景、問題意識等方麵又有不同，所以其憂樂(le) 觀的側(ce) 重點有所不同。如果將作為(wei) 整體(ti) 化的中國文化比作大海，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思想家則是匯於(yu) 海的川與(yu) 流。百川東(dong) 到海，同歸但殊途。中國文化的特質之一自然是憂樂(le) 圓融，而個(ge) 體(ti) 思想家則可能呈現出或偏於(yu) 憂患意識、或偏於(yu) 樂(le) 感文化的不同樣態。

透過憂樂(le) 觀這一視角，可以看到其中展現著孔孟荀對自我與(yu) 他者、內(nei) 在與(yu) 外在、主觀與(yu) 客觀、個(ge) 體(ti) 與(yu) 群體(ti) 間關(guan) 係的深邃思考。個(ge) 體(ti) 自我隻有融入他者共同構成群體(ti) 社會(hui) ，才有更加深長的意義(yi) 。個(ge) 體(ti) 之憂樂(le) 與(yu) 群體(ti) 之憂樂(le) 因共情而相通，因相通而融為(wei) 一體(ti) 。憂樂(le) 觀的表達在後世範仲淹那裏發展為(wei)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這種憂以天下、樂(le) 以天下，以天下人之憂樂(le) 為(wei) 憂樂(le) ，且先於(yu) 天下人而憂樂(le) 的思想觀念成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流。代代先賢思想與(yu) 行為(wei) 的不斷接力，開辟了一條個(ge) 人走向群體(ti) 的路徑，成就了大批民族中堅、社會(hui) 脊梁。

蘇州範仲淹塑像

當然，我們(men) 不能寄希望於(yu) 曆史上某位或某幾位思想家的理論能夠包辦現實所有問題。這是我們(men) 在汲取傳(chuan) 統文化思想時，始終堅持“批判的繼承與(yu) 創造的發展”的意義(yi) 所在。對待傳(chuan) 統，既要看到理論優(you) 勢，又要看到思想短板和可能漏洞。唯有將時代問題與(yu) 古典思想相結合，以此來思考現實問題的解決(jue) 之道，才能創造出今日之新思想。

作者簡介：

姚海濤，青島城市學院教授，兼任孔子學堂主講教師、青島市城陽區黨(dang) 史地方誌工作專(zhuan) 家、儒家荀子學園公眾(zhong) 號主編等。主要從(cong) 事先秦儒家哲學研究。主持和參與(yu) 課題研究10餘(yu) 項，在《周易研究》《江漢學術》《江南大學學報》《光明日報》《山東(dong) 大學報》等報刊公開發表文章60餘(yu) 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