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放寬曆史的視界（下）

作者：爾雅台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零、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

現代化始終伴隨著一個(ge) 發展悖論：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有發展的問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指出的，我們(men) “不僅(jin) 苦於(yu) 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發展，而且苦於(yu) 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的不發展”。

蓋經濟發展並不必然讓人民受惠，給全體(ti) 人民帶來幸福生活。尤其是現代市場經濟，其願景和方向就是金錢和市場，它往往能夠成功地讓20%的人口先富了起來，但卻帶來嚴(yan) 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hui) 問題。

有研究表明，即使今天美西等發達國家，民眾(zhong) 的幸福感也長期得不到提升，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頑疾。哈貝馬斯將此診斷為(wei)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貝馬斯是從(cong) 社會(hui) 生活的根基處思考生活世界的，“這種生活世界構成了一種現實的活動的背景”，是“人們(men) 在其中誕生、生活和最終死亡的世界“。進一步，哈貝馬斯認為(wei) 生活世界可以劃分為(wei) 二個(ge) 領域：一是私人領域，是以家庭為(wei) 核心的個(ge) 人生活領域；二是公共領域，是私人家庭之外，表達私人公共要求的非係統領域（非經濟、政治子係統），包括“教會(hui) 、文化團體(ti) 和學會(hui) 、獨立的傳(chuan) 媒、運動和娛樂(le) 俱樂(le) 部、辯論俱樂(le) 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hui) 、職業(ye) 團體(ti) 、政治黨(dang) 派、工會(hui) 等”。人們(men) 正是通過公共領域，反映出人們(men) 對生活的全部要求，它不僅(jin) 要求財富，而且要求道德、團結和意義(yi) 。

而在美西發達社會(hui) ，由於(yu) 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原則成為(wei) 社會(hui) 生活的第一原則，經濟係統、政治係統的貨幣、權力媒介肆無忌憚地侵入生活世界，破壞了社會(hui) 同一性等人們(men) 世代形成的親(qin) 密關(guan) 係，人們(men) 的生活變得無道德、無團結、無意義(yi) 了，生活世界被全麵地殖民化了。

當然，這種現代性的病症，不僅(jin) 僅(jin) 是美西發達社會(hui) 的問題。對於(yu) 中國這個(ge) 剛剛富起來的國家，我們(men) 也已經被這個(ge) 病症折磨得夢魘纏身了。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是全球現代性的共同症候。

如何治理這一現代性玩疾，因此也是全球化治理共同麵臨(lin) 的問題。應該說，哈貝馬斯對現代化病症的診斷是準確而深刻的。隻是受限於(yu) 西方自身的治理傳(chuan) 統和曆史，他沒能開出有價(jia) 值的藥方。他提出的所謂交往行動理論，試圖通過話語民主，實現對資本主義(yi) 的改造，更多的是一種哲學上的烏(wu) 托邦。

中國的崛起，其轄5000年文明底蘊和長期的超大規模複雜社會(hui) 的治理經驗，為(wei) 現代化和全球化帶來了新的亮色，為(wei) 從(cong) 根子上治理現代性玩疾提供了新的可能。畢竟，工業(ye) 現代化滿打滿算也不過500年，在有漫長曆史的農(nong) 業(ye) 文明麵前，還僅(jin) 僅(jin) 剛成年。

一、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全麵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這個(ge) 指揮棒的指揮下，以摸論（摸著石頭過河）和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來護航，讓改革策馬狂奔，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但與(yu) 此同時，新的發展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玩疾也同樣不可避免，如影伴隨。

因此，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戰，顯然迫切需要一種結構化思考的能力，來統籌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各個(ge) 方麵，把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wei) 基本要求，深入貫徹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

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wei) 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ti) 人民。”

由此可見，與(yu) 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的烏(wu) 托邦不同，我們(men) 應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開出的藥方，是“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

“以人民為(wei) 中心”，這不僅(jin) 有深邃的哲學內(nei) 涵，更重要的是它蘊涵著一係列豐(feng) 富的社會(hui) 發展的政策工具箱。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men) 深入貫徹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yang)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續用力”，以通過較長時間的堅持，使人民生活逐步的全方位的得到改善。

這是一個(ge) 可以係統化、製度化的“生活世界”。從(cong) 而，與(yu) 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哈貝馬斯那裏，“生活世界”不是一個(ge) 係統，不是一個(ge) 如“政治係統和經濟係統”那樣的一個(ge) 係統，它隻是一種如空氣般彌散著的影子存在，從(cong) 而不能開出社會(hui) 治理意義(yi) 上的“改變世界”的藥方。 

而“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則顯然是基於(yu) “生活世界”的係統化、製度化，以重構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與(yu) 生活世界的辯證關(guan) 係。我們(men) 知道，在馬克思那裏，社會(hui) 是一個(ge) 有機體(ti) 。但長期以來，我們(men) 隻從(cong) 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二個(ge) 方麵來把握這個(ge) 有機體(ti) 的成長與(yu) 發育，故總是跌跌撞撞，無法企穩。很顯然，“生活世界”是社會(hui) 這個(ge) 有機體(ti) 企穩的重要的一條腿。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生活世界，三足鼎立，才是一個(ge) 社會(hui) 有機體(ti) 的健康結構。

那麽(me) ，這個(ge) 整全的三位一體(ti) 的有機結構，其中的辯證關(guan) 係是怎樣的？正如前麵指出的，經濟基礎是本，上層建築是末。但這個(ge) 本、末又各有其極至之則：經濟基礎要在富民，上層建築要在教民。總之，民為(wei) 邦本，人民至上，一切皆歸於(yu) 人民的幸福生活，皆歸於(yu) 生活世界的美好與(yu) 向往。

由是，根植於(yu) 生活世界的人民性，成為(wei) 社會(hui) 發展與(yu) 治理的指南針。毫無疑問，這是唯物史觀的重大發展，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

二、超大規模文明的曆史邏輯

生活世界，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是作為(wei) 一種有別於(yu) 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獨立領域提出的，其真正的意義(yi) 是要強調生活世界相對於(yu) 人類全部活動的基礎性地位。

在某種意義(yi) 上，全部人類生活一開始就是一個(ge) 完整的生活世界。比如早期的氏族就是這樣，個(ge) 體(ti) 生命生於(yu) 斯、長於(yu) 斯，很難想象一種脫單的生存。彼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還不具備獨立性，還隻是附著於(yu) 生活世界的一種發育不太成熟的職能。

當然，這不並是說，此種以生活世界為(wei) 主軸的單一的社會(hui) 結構，隻存在於(yu) 部落氏族。事實上，它極有可能發展為(wei) 高度成熟的文明。正如我們(men) 在三代的分封製裏看到的那樣。

我們(men) 知道，三代分封製是一個(ge) 家、國、天下的秩序結構。彼時，以夫婦關(guan) 係為(wei) 主軸的小家，通常都嵌入到一個(ge) 大家族或宗族之中，型構出一個(ge) 父子關(guan) 係縱向綿續的氏族性社群。《大學》講齊家，就是齊這樣的大家。在這個(ge) 大家裏，生產(chan) 結構和權力結構並不具備獨立性，而是無縫融合在生活世界裏。換句話說，這個(ge) 大家就是以生活世界為(wei) 主軸的單一的社會(hui) 結構，又稱為(wei) 宗法結構。

毫無疑問，秦前就是這樣以大家為(wei) 骨架的宗法社會(hui) 。家是一個(ge) 宗法結構，諸侯國也是一個(ge) 宗法結構，進而到王朝天子亦是一個(ge) 大宗法結構。這是一個(ge) 單一的世界，以宗法為(wei) 同心圓展開，家國一體(ti) 。

秦始皇廢封建而行郡縣，此種生活世界單一製的社會(hui) 結構由是發生了裂變，由一個(ge) 單一的宗法社會(hui) 裂變為(wei) 民間的自治社會(hui) 和上層的政治社會(hui) 二個(ge) 世界。也就是說，這個(ge) 社會(hui) 的上層建築開始脫離了生活世界而具備了獨立性，但生產(chan) 結構依然附著在基於(yu) 宗法的生活世界之中。

古者言士、農(nong) 、工、商，故錢穆先生稱之為(wei) 四民社會(hui) 。實際上，農(nong) 、工、商就是民間的自治社會(hui) 結構。在這個(ge) 自治的社會(hui) 結構裏，農(nong) 、工、商都是依附在宗法的基礎上的，都仍然是以家為(wei) 依托的氏族性事業(ye) ，是依舊無縫融合在生活世界中的。士則附著在皇室這個(ge) 上層的政治社會(hui) 結構中，所謂與(yu) “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也。皇室與(yu) 士階層，共同構成一個(ge) 政治社會(hui) 。

可以看出，民間的自治社會(hui) 與(yu) 上層的政治社會(hui) ，其背後的治理原則仍然是宗法統攝的。本於(yu) 宗法的生活世界的核心原則，並沒有被廢除，它隻是退居到了幕後而橫貫四民。從(cong) 而，社會(hui) 裂變了，家國不再一體(ti) 了，但家國仍然是同構的。

民國以降，整個(ge) 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結構圍繞西人現代性的衝(chong) 擊，進行了打碎和重組，從(cong) 而開啟了現代共和。

著名的五四運動有兩(liang) 麵旗幟：科學與(yu) 民主。科學與(yu) 工業(ye) 革命，重構了傳(chuan) 統的民間自治社會(hui) ，把依托於(yu) 家族的農(nong) 、工、商事業(ye) 改造成為(wei) 了依托於(yu) 公民權利的現代經濟體(ti) 係。新中國成立後，從(cong) 民法－民法通則－民法總則－民法典，曆經70餘(yu) 年。民法本質上是商業(ye) 社會(hui) 的母法，它立足於(yu) 個(ge) 人本位和權利本位，調整身份與(yu) 財產(chan) ，界定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框架。2021年《民法典》正式實施，標誌著現代經濟關(guan) 係基本成熟。

民主則重構了傳(chuan) 統的政治社會(hui) 。自袁世凱逆時潮的衝(chong) 動敗亡，立皇從(cong) 此不得民心。從(cong) 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yi) 到新民主主義(yi) ，主旨還是探索先進政治團體(ti) 的組織力，逐步打磨出了以黨(dang) 建國、以黨(dang) 治國的黨(dang) 國體(ti) 製。毛澤東(dong) 在黨(dang) 的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強調“一切從(cong) 人民的利益出發”，則傳(chuan) 承了尚書(shu) “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的道心，從(cong) 而在一個(ge) 現代化的西化時潮中根植於(yu) 中華道統，為(wei) 共和國確立了“黨(dang) 統立憲”的立國原則。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這二條主線有一個(ge) 共同點，就是都致力於(yu) 解構傳(chuan) 統社會(hui) 背後所依托的宗法體(ti) 係。這個(ge) 解構的過程，叫“家庭革命”。如果說，科學與(yu) 民主是立，清末以來的家庭革命則是破。從(cong) 清季開始就有人提倡“毀家”，入民國則“家庭革命”的口號一度廣泛傳(chuan) 播。以提倡非孝著稱的施存統當時就解釋說：

“我們(men) 的脫離家庭，是脫離家庭裏從(cong) 家族製度所發生的一切關(guan) 係，不是脫離家庭裏的人；換句話說就是脫離家庭裏的名分關(guan) 係和經濟關(guan) 係，不是脫離家庭裏什麽(me) 人的感情關(guan) 係。”

也就是說，家庭革命的本質是要剝離附著在生活世界中的經濟關(guan) 係，重構現代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力。費孝通的《鄉(xiang) 土中國》對此轉變過程有深刻剖析。秦漢以來傳(chuan) 統的民間自治社會(hui) 與(yu) 上層政治社會(hui) 的二元結構，由是裂變為(wei) 家族社會(hui) 、商業(ye) 社會(hui) 、政治社會(hui) 三足鼎立的秩序格局。

商業(ye) 社會(hui) ，原本不具有獨立性，商業(ye) 秩序本來根本上不了台麵。畢竟，秦製時代的民間自治社會(hui) ，依附於(yu) 宗法的農(nong) 、工、商結構，農(nong) 是一家獨大的，工商不具有獨立性，它隻是附著的寄生的。然而，工業(ye) 革命來了，它為(wei) 商業(ye) 社會(hui) 注射了強心針，使其快速成長為(wei) 一個(ge) 巨無霸，從(cong) 而走向舞台中央。它不僅(jin) 獲得了獨立的身份，而且成為(wei) 型塑現代社會(hui) 的主導秩序。

在某種意義(yi) 上，現代化就是以公民權利與(yu) 個(ge) 人自由為(wei) 主導原則的商業(ye) 社會(hui) ，以普世價(jia) 值的威力不斷攻城掠地，逼迫家族社會(hui) 不斷退讓，政治社會(hui) 不斷調適的過程。

這也是一個(ge) 野蠻生長的過程。好處是新興(xing) 的工業(ye) 生產(chan) 力不斷發展壯大，在極大的廣度和深度上重塑著人類的物質文明，最終成為(wei) 不可逆轉的全球化曆史進程。

局限是，家族秩序的不斷退讓，終於(yu) 導致生活世界的全麵迷失。正如哈貝馬斯指出的，在科技理性的統治下，“不是道德聯係的顛倒和解體(ti) ，而是作為(wei) 生活聯係的範疇——全部道德的排除”。在貨幣和權力的統治下，人被完全工具化了，“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hui) 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因此，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全麵的，不僅(jin) 是物質的，而且是精神的，而且精神上的傷(shang) 害可能更甚。

毫無疑問，這是全球現代性的共同症候。但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悠久的超大規模國家，我們(men) 的生活世界一旦被殖民化，無疑就顯得更為(wei) 艱巨和複雜。因此，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重塑生活世界的使命與(yu) 精神，重構現代社會(hui) 的優(you) 良治理，不僅(jin) 僅(jin) 是吾土吾民福祉所係，同時也能夠為(wei) 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

三、紀綱之道：從(cong) 中國的治理傳(chuan) 統出發

應該說，生活世界的基礎性地位，是唯物史觀最吃緊處，是曆史唯物主義(yi) 的定盤星、指南針。若缺少生活世界這一指南、缺少人民至上這一綱領，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二者則如迷失的羔羊，皆無根柢。現代性批判的所謂“異化”正源於(yu) 此。

換句話說，隻有從(cong) 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生活世界三足鼎立的整全結構出發，才能型塑出更為(wei) 優(you) 良的治理秩序。而作為(wei) 一個(ge) 悠久的超大規模的文明，吾國顯然有長期積澱的豐(feng) 厚的治理傳(chuan) 統和治理資源可資借鑒。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於(yu) 全球治理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所在。

事實上，我們(men) 的古人一直就是以一種三足鼎立的視角，來進行全麵的社會(hui) 治理。這就是著名的三綱。漢朝的《白虎通》雲(yun) ：“三綱法天地人。”也就是說，三綱是一個(ge) 遍覆於(yu) 普天之下的整全的治理結構。

“君臣法天”，日為(wei) 君月為(wei) 臣，取象日月也。日月以晝夜，生育養(yang) 長，成而更生，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yu) 人也，故南麵而君天下（《諸侯》）。是故君臣之道，王化之屬也，治理秩序是也。

“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亦如父生子，子生孫也。父之所生其子長之，諸父所為(wei) 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是故父子之道，類之屬也，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宗族秩序是也。

“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是夫婦法人，合陰陽也。而人之生也，身與(yu) 食貨，陰陽化良。故生產(chan) 有二：人之生產(chan) ，物之生產(chan) 。推陰陽中和之理，以定生養(yang) ，皆係之於(yu) 夫婦也。是故夫婦之道，生產(chan) 秩序是也。

由是，以三綱提挈，這個(ge) 天下秩序被區分為(wei) 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產(chan) 秩序（夫婦）三個(ge) 方麵。吾國長期以來的治理傳(chuan) 統，那個(ge) 一度被視為(wei) “超穩定結構”的社會(hui) 模式，正是此種三綱秩序。所謂的“超穩定”顯然並非是指社會(hui) 的僵化，須知傳(chuan) 統社會(hui) 依然是生機活波的，是日日新的。所謂的“超穩定”，毫無疑問是指三綱秩序的穩固性。這正是中華文明長期不被中斷的秘訣所在。

可以看出，夫婦一綱是生產(chan) 秩序，也就是今天講的經濟基礎；君臣一綱是治理秩序，也就是今天講的上層建築；父子一綱是宗族秩序，是個(ge) 體(ti) 生命生於(yu) 斯終於(yu) 斯，是吾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生活世界。顯然，唯物史觀與(yu) 我們(men) 這個(ge) 古老文明的治理傳(chuan) 統高度契合，這正是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機緣所在。

董仲舒雲(yun) ：王道之三綱，可求與(yu) 天。所以，三綱是一個(ge) 法天而治，以求實現王道理想的天下秩序構建。王道一貫三，三而一，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產(chan) 秩序（夫婦）三位而一體(ti) 。這個(ge) 一體(ti) ，就是實現一個(ge) 中正仁義(yi) 的禮製秩序，實現本於(yu) 王道理想的優(you) 良治理。

在這個(ge) 一體(ti) 秩序中，以父子為(wei) 綱統的宗族秩序處於(yu) 奠基地位。《禮紀·大傳(chuan) 》雲(yun)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qin) 親(qin) 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yi) ，人道竭矣。”親(qin) 親(qin) 以仁，尊尊以義(yi) ，別之以禮，個(ge) 體(ti) 的生命正是在這種宗族的整體(ti) 仁義(yi) 秩序中得到安頓。孝經雲(yun) ：夫孝始於(yu) 事親(qin) ，中於(yu) 事君，終於(yu) 立身。而“立身行道，揚名於(yu)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人生從(cong) 這裏出發，但最終也必以這裏為(wei) 歸宿。孟子雲(yun) ：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個(ge) 體(ti) 生命始終是在一個(ge) 宗族秩序中“養(yang) 生喪(sang) 死”，故能“無憾”；而這個(ge) 宗族秩序是一個(ge) 最佳的基元“仁義(yi) 框架”，故為(wei) “王道之始”。

當然，現代性解構了這個(ge) 秩序，以至於(yu) 今天“孝”無從(cong) 安頓。我們(men) 看哈貝馬斯論生活世界，就是生硬的私人領域和公開領域二個(ge) 部分。私人領域以家庭為(wei) 核心，也就是以夫婦關(guan) 係為(wei) 主軸的小家。而且，過去小家嵌入宗族大家的結構全麵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家庭之外的公共領域：教會(hui) 、文化團體(ti) 和學會(hui) 、獨立的傳(chuan) 媒、運動和娛樂(le) 俱樂(le) 部、辯論俱樂(le) 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hui) 、職業(ye) 團體(ti) 、政治黨(dang) 派、工會(hui) ，等等。這些公共領域，顯然與(yu) 小家庭是割裂的，極易被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力量操控。而且，小家庭也是受民法調節的，是二個(ge) 原子化個(ge) 人的契約，婚姻不再具有神聖意義(yi) 。這就是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

蓋美西社會(hui) 的變遷，傳(chuan) 統上家族與(yu) 教會(hui) 之間本來就是一個(ge) 二元結構，所以在現代性的衝(chong) 擊下，自然演變出私人領域和公開領域。這個(ge) 結構容易出現裂痕，雖然能快速適應變革，但卻也長期得不到彌合而無法構建優(you) 良治理。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因此始終隻是空中樓閣。

傳(chuan) 統上，吾人的生活世界是以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相結合的仁義(yi) 秩序。這個(ge) 秩序塑造了父親(qin) 的位格，父親(qin) 不僅(jin) 僅(jin) 是“父—親(qin) ”，更是“父—尊”，是一個(ge) 仁義(yi) 一體(ti) 的倫(lun) 常結點。一切人倫(lun) 秩序，皆從(cong) 這個(ge) 結點出發，並以父子相從(cong) 而轉相生，從(cong) 而展開一幅鴻大的孝悌倫(lun) 常畫卷。故《論語》引有子言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歟？”

這就是說，小家必須嵌入到宗族的大家庭之中，型構出一個(ge) 世代綿延的生活世界，才是吾人安身立命的最佳形式。從(cong) 而，每個(ge) 人都可以在宗族世係之樹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通過宗族共同體(ti) 的綿延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承傳(chuan) 。在這種係世意識中，死去了的先人以承受祭祀的鬼神的方式，在其繼承者那裏繼續存在，參與(yu) 生者的生活，於(yu) 是，“人神一體(ti) ”，使得宗族本身不再僅(jin) 僅(jin) 是社會(hui) 的人倫(lun) 共同體(ti) ，更重要的是人神共同體(ti) ，因而宗族本身由繼而獲得了某種神聖性。故“盛德必百世祀”，“為(wei) 人子孫者，體(ti) 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因此，吾人根本不需要一種外在的神教信仰，神道設教內(nei) 在於(yu) 宗法秩序中。

宋代的儒家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收世族立宗子法。”又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qin) ，恩亦薄。”（二程遺書(shu) ）宗子是宗族正體(ti) 的傳(chuan) 承者，猶如天子是天下正體(ti) 的傳(chuan) 承者。生活世界的最佳秩序構建，顯然一定是本於(yu) 宗族或準宗族秩序的。我們(men) 今天普遍的民族意識或民族國家，就是此種宗族意識綿延不絕的反映。

這是元秩序，故因此尤為(wei) 值得重視。蓋對於(yu) 一個(ge) 優(you) 良的社會(hui) 治理而言，基於(yu) 夫婦的生產(chan) 秩序，以及基於(yu) 君臣的治理秩序，皆是以宗法秩序為(wei) 基礎生發出來的。比如，夫婦一綱顯然內(nei) 在於(yu) 父子綱統中，父子相生終始皆需要夫婦一綱相扶。故獨立出夫婦一綱以運“勢”，從(cong) 而支撐和強固父子倫(lun) 常也。事實上，宗法的關(guan) 鍵是在傳(chuan) 宗廟、土地、人民之重。這裏土地財產(chan) ，就是“勢”，是生產(chan) 秩序。宗族共同體(ti) 能夠香火不絕，無疑依賴於(yu) 這個(ge) 生產(chan) 秩序，依賴於(yu) 夫婦綱統。另一方麵，宗法秩序皆因傳(chuan) 先祖之正體(ti) 而重。而先祖之正體(ti) 正是宗族與(yu) 邦國的來源與(yu) 象征。故因“重”而“尊”，而立君師治理之義(yi) 。因此，所謂宗族的構建，正在於(yu) 以父內(nei) 在的“尊”這一位格，生發出君臣綱統。此治理秩序之發端也。

這就是說，從(cong) 宗族秩序出發而生長、滾雪球，從(cong) 而生成治理秩序（君臣）、宗族秩序（父子）、生產(chan) 秩序（夫婦）三位而一體(ti) 的禮製秩序。《禮記·大傳(chuan) 》雲(yun) ：“自仁率親(qin) ，等而上之至於(yu) 祖；自義(yi) 率祖，順而下之至於(yu) 禰；是故人道親(qin) 親(qin) 也。親(qin) 親(qin) 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yan) ，宗廟嚴(yan) 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誌成，百誌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le) 。”這就是由宗法展開的中正仁義(yi) 的禮製秩序藍圖。

因此，如果說以父子為(wei) 綱統的宗族秩序是“固本培元”，那麽(me) ，以夫婦為(wei) 綱統的生產(chan) 秩序則是“調補氣血”，而以君臣為(wei) 綱統的治理秩序則好比老中醫把脈。這就是三者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

這個(ge) 關(guan) 係，生活世界是根本，以人民的幸福生活為(wei) 旨歸，固這個(ge) 本培這個(ge) 元，這是核心。經濟基礎就是提供物質能量，以“調補氣血”來支撐這個(ge) “固本培元”，畢竟殘弱的身驅不能說幸福，一副好身板才是幸福的麵相。而上層建築則是保駕護航，老中醫總是能通過各種調理或治理，精確用藥，以應對各種病害各種失序。

化用佛家三大之說，經濟基礎是相大，上層建築是用大，生活世界是體(ti) 大。經濟基礎要在有好的身板和麵相，上層建築要在精確用藥周到調理，皆一之於(yu) 人民的幸福生活這個(ge) 根本。把握好這個(ge) 辯證關(guan) 係，才是構建完備的治理體(ti) 係，全麵提升治理能力的關(guan) 鍵。

當然，三綱隻是個(ge) 粗線條。《白虎通》雲(yun) ：“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四方上下為(wei) 六合。三綱為(wei) 綱，六紀為(wei) 緯，周遍天下，如此則使治理體(ti) 係更趨精密了。《白虎通》雲(yun) ：“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wei) 綱小者為(wei) 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綱好比網上的大繩，紀好比網上的別絲(si) 。綱紀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主體(ti) 框架，是四梁八柱，是規範社會(hui) 秩序的關(guan) 鍵抓手。這就提供了一個(ge) 更為(wei) 完備更為(wei) 嚴(yan) 密的治理體(ti) 係。

陳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國文化之定義(yi) ，具於(yu) 《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猶希臘柏拉圖之所謂Idea者。”中國文化的基本內(nei) 涵就是《白虎通》的三綱六紀之說，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最高境界的抽象理想，如同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的Idea（指核心理念）。

四、重建禮樂(le) 文明，重塑現代治理

毋庸諱言，我們(men) 這個(ge) 燦爛輝煌的禮樂(le) 文明，長期以來是奠基在農(nong) 業(ye) 生態的基礎上的。當工業(ye) 生態從(cong) 農(nong) 業(ye) 生態的邊緣破繭而出，並最終成為(wei) 這個(ge) 星球上人類賴以生存的主流生態，破舊立新便成為(wei) 曆史大勢。孫中山先生所謂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是也。

破舊立新是個(ge) 極具陣痛的過程。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製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於(yu) 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的主張。但當時的社會(hui) 現實是，既不能從(cong) 西學之用窺見中學之體(ti) ，也不能明中學之體(ti) 而達西學之用，體(ti) 用之間始終是割裂的。其關(guan) 鍵症結在於(yu) ，張之洞所謂的“中體(ti) ”其實奠基在農(nong) 業(ye) 生態基礎上的，是“舊中體(ti) ”。

而現代化的本質是工業(ye) 大生態，它首先要淘汰的就是“舊中體(ti) ”這個(ge) 農(nong) 業(ye) 生態地基。代價(jia) 高昂的大破大立，由是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由是導致了洋務運動以來近百年的亂(luan) 世。直至四九年共和國成立，才正式終結亂(luan) 世而開啟升平。爾後，從(cong) 毛澤東(dong) 思想的工業(ye) 立國，到鄧小平理論的改革開放，再到習(xi) 新時代思思的決(jue) 勝全麵現代化，一浪接一浪，芝麻開花節節高。

我們(men) 今天已經初步富了起來，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也就是說，現代社會(hui) 所賴以生存的大工業(ye) 生態，現代文明所必須的經濟基礎，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已經紮根開花。張之洞們(men) 所夢寐以求的“中體(ti) 西用”，也就具備了現實基礎。

隻是，這個(ge) “中體(ti) ”已經不再是那個(ge) 奠基在農(nong) 業(ye) 生態基礎上的“舊中體(ti) ”了，而是奠定在現代的全新的大工業(ye) 生態基礎上的“新中體(ti) ”。

所謂“新中體(ti) ”，毫無疑問是指工業(ye) 時代的禮樂(le) 文明，是一個(ge) 現代化的禮樂(le) 社會(hui) 。在這裏，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與(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是一個(ge) 整體(ti) ，二者不是二截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機的統一。

1）重構生活世界，重新“固本培元”。

如果說“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旨在奠基工業(ye) 大生態，那麽(me) ，“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全麵發展”則旨在重建禮樂(le) 文明，重塑現代治理。這不僅(jin) 是根治生活世界全麵殖民化這個(ge) 現代性頑疾的需要，也是中華文明自身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

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men) 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全麵深化改革……敢於(yu) 突進深水區……敢於(yu) 麵對新矛盾新挑戰……堅決(jue) 破除各方麵體(ti) 製機製弊端，各領域基礎性製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曆史性變革、係統性重塑、整體(ti) 性重構……”

這當然還是個(ge) 進行時，許多具體(ti) 的措施與(yu) 細節還有個(ge) 長期打磨的過程。但其“係統性重塑、整體(ti) 性重構”的契機，顯然正在於(yu) 從(cong) 單純的經濟優(you) 先轉檔到全麵發展。其要旨則在基於(yu) 人民至上，通過重構生活世界，以達到重建禮樂(le) 文明的目的。

重構生活世界，全麵落實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以終為(wei) 始，為(wei) 全麵深化改革提供精準的指揮棒，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顯然是中國式現代化接下來的主題和重心所在。

大體(ti) 說來，重構生活世界，主要在二個(ge) 方麵：一是重構小家嵌入大家的機製，這是生活世界的基礎命題；二是在此基礎上重塑生活世界的公開空間，進而重塑生活世界與(yu) 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互動關(guan) 係。

首先，是重構小家嵌入大家的機製。過去的宗法秩序，因其內(nei) 在包含生產(chan) 係統而不得不打碎，以釋放生產(chan) 要素來組織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但與(yu) 此同時，把嬰兒(er) 與(yu) 髒水一起潑掉了。如今，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業(ye) 已有成且不可逆轉，是時候恢複生活世界的人倫(lun) 秩序了。基於(yu) 傳(chuan) 統人倫(lun) 價(jia) 值，重構一個(ge) 非生產(chan) 性的新宗法秩序，勢所必行。

我們(men) 今天的大部分自然村，都是從(cong) 過去的宗族轉化而來，許多地方祠堂仍在，傳(chuan) 統的教化秩序仍然依稀可辨。這是賴以恢複宗法秩序的基礎。恢複這個(ge) 基礎，不僅(jin) 可以有效對治今天的鄉(xiang) 村凋零，服務於(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更重要的是重建基元的仁義(yi) 教化秩序，這是華夏禮樂(le) 文明的細胞結構。

我們(men) 知道，《朱子家禮》影響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上千年，這也是我們(men) 今天重構家庭倫(lun) 理生活的憲典。顯而易見，本於(yu) 《朱子家禮》來重構生活世界，方能有效遏製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趨勢。比如盡快廢止《民法典》的那種契約婚姻，恢複婚姻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更重要的是要盡快改變鄉(xiang) 村無主而凋零的困境，真真切切地落實法律賦予的基層自治權利，舉(ju) 措就在重塑宗法秩序，重塑吾人安身立命的鄉(xiang) 土世界。

當然，宗族傳(chuan) 正體(ti) 之重，要在人民和土地。故要恢複宗族的財產(chan) 權，才能把宗族秩序落到實處。我們(men) 今天的土地製度，正如前文指出的，就是過去囤田製和井田製的發展。全麵所有製是囤田製的現代形式，是本於(yu) “天下為(wei) 公”的國家事業(ye) ；集體(ti) 所有製則是井田製的現代發展，本質上就是宗族財產(chan) 。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集體(ti) 所有製的法律地位，從(cong) 根本上改變集體(ti) “無主”的困境，以宗族主體(ti) 及其財產(chan) 權利，激活鄉(xiang) 村振興(xing) 。

宗族秩序要在倫(lun) 理教化。要鼓勵鄉(xiang) 村祠堂建設，重建祭祀體(ti) 係，事死如事生。進一步，要圍繞孟子說的“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全麵構建一個(ge) 本於(yu) 人倫(lun) 的生活世界共同體(ti) 。

在雜居鄉(xiang) 村，以及城市社區，則以孔廟、文廟為(wei) 依托，構建“準宗族”秩序。尤其是城市社區，要糾正業(ye) 主委員會(hui) 名不副實、物業(ye) 公司實際僭越的的囧境，構建“準宗族”的治理體(ti) 係，讓城市社區成為(wei) 小家庭可信賴的“大家”。

其次，在此基礎上重塑公共空間。現代社會(hui) ，“大家”不是被被商業(ye) 世界侵蝕，就是被公共空間鳩占鵲巢。這是生活世界得以被殖民化的根由。因此，在重構小家嵌入大家機製的基礎上，以“大家”為(wei) 依托重塑公共空間，則是勢所必然。

公共空間重塑的第一個(ge) 層麵，是教育和醫療。九年製業(ye) 務教育，鄉(xiang) 村或社區醫院，這個(ge) 是主體(ti) ，是需要與(yu) 宗族或社區這個(ge) “大家”相銜接的事業(ye) 性單位，不能被商業(ye) 化侵蝕。無論教師還是醫生，都需要恢複傳(chuan) 統的師德、醫德，以德為(wei) 先，恢複傳(chuan) 統的師生關(guan) 係和醫患關(guan) 係。

為(wei) 此，宗族或社區應當具有本區域學校、醫院的發包權和監督權。政府的職責，是應該製定教育方針和醫患規範，實行間接治理。由宗族或社區、政府、教育家或醫家，三方聯合成立行業(ye) 協會(hui) ，實施對學校或醫院的日常監管，改變今天行政官僚體(ti) 係一家獨大的局麵，形成支持教育家或醫師世家奉行長期主義(yi) ，與(yu) 宗族或社區這個(ge) “大家”長期共生共存的格局。

公共空間重塑的第二個(ge) 層麵，是喪(sang) 葬和祭祀文化。圍繞宗族或社區，要保證基本的喪(sang) 葬和祭祀文化的服務供給。比如，靈堂、墓地、火葬場、廟宇、烈士牌坊、教化古跡等等，都需要與(yu) 宗族或社區構成更緊密的銜接。同時，這個(ge) 基本供給，亦是事業(ye) 化的長期主義(yi) 的，要嚴(yan) 禁商業(ye) 化的侵蝕。

當務之急，應該是鼓勵鄉(xiang) 村建祠堂，鼓勵各地建孔廟、文廟，以作為(wei) 宗族或社區基本的祭祀和教化場所。

公共空間重塑的第三個(ge) 層麵，是應該對包括“宗教團體(ti) 、文化團體(ti) 和學會(hui) 、運動和娛樂(le) 俱樂(le) 部、辯論俱樂(le) 部、市民論壇和市民協會(hui) 、職業(ye) 團體(ti) 和行業(ye) 協會(hui) ”等進行獨立定位，以確立公共行業(ye) 的道德規範和標準，尤其要糾偏寺廟上市等過渡商業(ye) 化衝(chong) 動，確立道德規範的公共權威，既要讓其活力滿滿，又要引導其自我約束。

如此等等，一言之，就是本於(yu) 《朱子家禮》的精神和人倫(lun) 價(jia) 值來重構生活世界。以此重塑一個(ge) 本於(yu) “禮治”的人倫(lun) 秩序，再造華夏禮樂(le) 文明。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yi) 。

蓋華夏文明區別於(yu) 這個(ge) 我們(men) 這個(ge) 星球上其他文明的根本特質，就在於(yu) 這禮樂(le) 二字。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孔子大力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古聖先王之盛治，並進一步發展，以仁作為(wei) 統領禮樂(le) 的靈魂，從(cong) 而造就了華夏文明的基本性格。

2）不斷夯實經濟基礎，持續“調補氣血”。

我們(men) 今天再造重塑的禮樂(le) 文明，毫無疑問是個(ge) “新中體(ti) ”，是奠基在工業(ye) 大生態基礎上的。因此，不斷夯實這個(ge) 經濟基礎，持續“調補氣血”，始終是未來較長時期的艱巨任務。我們(men) 今天雖然初步富了起來，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但我們(men) 的人均GDP依然還隻是個(ge) 發展中國家的水準，我們(men) 依然還有很長的路。

二十大報告指出，“發展是黨(dang) 執政興(xing) 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麵建成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必須完整、準確、全麵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nei) 大循環為(wei) 主體(ti) 、國內(nei)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們(men) 已經初步完成追趕型發展的任務，從(cong) 粗放型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勢所必然。如何高質量發展？這又是一個(ge) 極其艱巨和複雜的問題，我們(men) 此前關(guan) 於(yu) 追趕型發展的政策工具箱，可能不再有效，我們(men) 過去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做法，或許也已失效。

但請老中醫把脈，我們(men) 持續“調補氣血”，大體(ti) 上還是應當在以下幾個(ge) 方麵不懈努力：

首先，要把市場作為(wei) 一種“信念”。我們(men) 前麵已經指出，現代經濟是一個(ge) 由企業(ye) 、家庭、市場、政府、資本五位一體(ti) 的複雜係統。在這個(ge) 五行相生相克的製衡關(guan) 係中，市場是經濟的土壤，具有基礎性地位。貧瘠的土壤長不出好的莊稼，持續的培植沃土，持續的市場創造，才是經濟活力之源。

現代市場經濟有三個(ge) 基石：其一，是明晰的產(chan) 權：其二，是企業(ye) 家精神：其三，是法治。三者缺一不可，這是培植市場這片沃土的關(guan) 鍵養(yang) 分。不斷深化改革，不斷推進這三個(ge) 方麵的製度型基礎設施建設，是強化經濟內(nei) 生動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guan) 鍵。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我們(men) 是碰碰磕磕中走向市場經濟，是在猶抱琵琶半遮麵中接納市場經濟，那麽(me) ，在新時代我們(men) 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就必須把“市場”作為(wei) 一種信念，堅定地夯實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和決(jue) 定作用。

正如張維迎教授指出的：“人類的進步可以說是用市場的邏輯逐步替代強盜的邏輯的過程……在過去200多年中，人類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就是因為(wei) 用市場的邏輯替代了強盜的邏輯。雖然現在國家之間仍然有很多強盜的邏輯，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類隻有按照市場的邏輯交換，才能共贏，才能不斷改善我們(men) 全人類的生活。”

其次，要清晰經濟基礎與(yu) 生活世界之間的邊界。既不能讓經濟力量侵蝕生活世界，導致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也不能讓生活世界的公平正義(yi) 捆住經濟發展的手腳，貧窮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要準確把握經濟基礎與(yu) 生活世界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構築良性的可持續的動態邊界。

——要明確所有製與(yu) 產(chan) 權之間的轉換規範，在起點公平與(yu) 經濟效率之間保持動態平衡。市場經濟重在效率，主旨是把蛋糕做大。故其更關(guan) 注明晰的可交易的產(chan) 權。而所謂的所有製問題，及其公平正義(yi) 的理想，是內(nei) 在於(yu) 生活世界的。其目標是保證基礎公平和起點公平。

雖然，從(cong) 理論上講，私有製是銜接市場產(chan) 權的最短路徑，如美西發達國家那樣。但這是以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為(wei) 代價(jia) 的。事實上，產(chan) 權問題是市場經濟的內(nei) 生變量，但所有製則是一個(ge) 外部性問題，是生活世界中的問題。如何通過持續的製度創新，如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暢通所有製與(yu) 市場產(chan) 權之間的轉換路徑，構建起完備的市場產(chan) 權製度，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義(yi) 所在。

——要明確共同富裕是生活世界的準則，與(yu) 市場經濟內(nei) 在的資本定價(jia) 原則並行不悖。市場經濟解決(jue) 分配問題的核心原則是效率，誰的效率高誰就分得多，那個(ge) 企業(ye) 競爭(zheng) 強利潤就高，那個(ge) 員工貢獻大收入就越多。這其實就是資本定價(jia) 原則，由市場價(jia) 格機製解決(jue) 分配問題。毫無疑問，這是市場經濟內(nei) 在的價(jia) 值規律，違背不得。

當然，市場經濟重效率，往往不能保證結果公平，這就需要政府依靠法治原則來調節了。現代社會(hui) ，各國政府基本上都會(hui) 遵循公平原則，通過稅收和收支保障製度（如規定最低收入），來進行二次分配。這就是現代經濟學所說的再次分配。

但即便是法治高度完善的國家，再次分配製度也做得非常到位，依然不能保證共同富裕。我們(men) 從(cong) 美西發達國家可以觀察到，再次分配原則更多的是有利於(yu) 持續培植市場這個(ge) 沃土，有利於(yu) 經濟的內(nei) 生活力，但並不能根治社會(hui) 麵的兩(liang) 極分化，並不能讓全體(ti) 人民有效的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這裏的核心症結，其實就在於(yu) 生活世界的全麵殖民化。再次分配原則都是針對原子化的個(ge) 人，而不是家庭，更不是針對小家嵌入大家的生活世界共同體(ti) 。比如，個(ge) 人所得稅而不是家庭所得稅，個(ge) 人醫保而不是家庭醫保，個(ge) 人養(yang) 老金而不是家產(chan) 養(yang) 老，個(ge) 人失業(ye) 而不是家庭勞丁就業(ye)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們(men) 過去傳(chuan) 統上的戶籍與(yu) 戶政管理，於(yu) 生活世界治理的極大優(you) 勢，如今蕩然無存。

因此，我們(men) 今天談共同富裕，一定是本於(yu) 生活世界的重構，恢複吾人傳(chuan) 統上的戶政管理能力，以保證經濟成果能夠有效地轉化成生活世界的幸福指數。有一種說法，說共同富裕是現代經濟學意義(yi) 上的三次分配，是基於(yu) 道德原則的慈善和捐贈。這是赤裸裸的道德綁架，無怪乎公眾(zhong) 更多地聯想到“劫富濟貧”了。

本質上，這是生活世界的治理問題。就好比扶貧，通過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的對口支援，或轉移支付，兩(liang) 級分化問題也應該是通過此種政策工具箱來解決(jue) 。如果說，強調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大，關(guan) 鍵在於(yu) 支撐不斷壯大的中產(chan) 家庭，共同富裕則是強調富裕家庭或大家共同體(ti) ，對低收入家庭或大家共同體(ti) 的支持和幫扶。而且，這一定是通過戶政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來實現，與(yu) 直接的經濟運行無涉，與(yu) 直接的財富分配機製無涉。

——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明確政治經濟學與(yu) 經濟學的邊界，從(cong) 根子上破除“資本剝削”的幽靈。馬克思天才的《資本論》影響深遠，極大地型塑了我們(men) 對現代生產(chan) 方式、對市場經濟的認知。但馬克思講的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經濟學，這二者之間有明確的邊界。這是直到今天，仍然常常被忽視和混淆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較之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市場經濟本身的經濟學，顯然有更大的視域。如果說，經濟學隻是關(guan) 注經濟這個(ge) 子係統的內(nei) 在機理，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把生活世界與(yu) 經濟係統視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探討財富增長的源泉。

這裏一個(ge)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財富倉(cang) 庫”。生活世界，無論小家、大家，都需要物質基礎，需要“財富倉(cang) 庫”。小家的“財富倉(cang) 庫”即家產(chan) ，大家的“財富倉(cang) 庫”即集體(ti) 財產(chan) 。以小家為(wei) 例，在現代社會(hui) ，“財富倉(cang) 庫”的財產(chan) 通常主要有三類：一是土地與(yu) 房產(chan) ，二是家庭儲(chu) 蓄，三是其它高附加值資產(chan) ，如收藏品、知識產(chan) 權、企業(ye) 或公司機構等。當然，這個(ge) “財富倉(cang) 庫”不是一個(ge) 靜態的結構，它是動態變遷的。好比一個(ge) 進出水的池子，進水的一頭叫家庭收入，出水的一頭則是生活消耗。中間穩定的水層則是家底，這個(ge) 家底的底厚薄決(jue) 定了這個(ge) 家庭的經濟實力。藏富於(yu) 民，夯實這個(ge) 家庭的家底，提升中產(chan) 家庭的數量，是實現社會(hui) 良治的關(guan) 鍵。

家庭收入是實現財富增長與(yu) 保值的基本途經。富然後教，這也是一個(ge) 家庭最基本的事業(ye) 。有二種方式，一是資本收入，一是工資收入。所謂資本收入，就是將“財富倉(cang) 庫”中的家產(chan) 投放倒市場，變成能帶來增值的資本，分享經濟體(ti) 係中的利息收入。而工資收入就是由家庭向市場提供勞動力，獲取薪金收入。

套用馬克思的講法，一個(ge) 是“死勞動”的收入，一個(ge) 是“活勞動”的收入。顯然，財富創造的本質是勞動。問題隻是在於(yu) ，“死勞動”與(yu) “活勞動”之間的比例關(guan) 係，究竟如何是合理的。

投射到經濟領域，一個(ge) 是資本，一個(ge) 是勞動。到底是資本雇傭(yong) 勞動，還是勞動雇傭(yong) 資本？剝削問題到底存不存在？長期以來，這一係列著名的爭(zheng) 論，根源其實在這裏，在生活世界的這個(ge) “財富倉(cang) 庫”裏。

我們(men) 今天有一個(ge) 共識，就是中產(chan) 家庭占主體(ti) ，二頭小中間大的財富結構是最合理的。換句話說，是最優(you) 均衡。支撐達到這個(ge) 最優(you) 均衡的經濟係統，從(cong) 而也就是最優(you) 的良性競爭(zheng) 結構。在這個(ge) 狀態下，資本與(yu) 勞動之間也是一個(ge) 最佳均衡，不存在誰剝削誰，而是古人所謂的“天作之合”。

古人論綱紀製度，反複說陰陽和合之道。蓋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係辭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萬(wan) 物各正性命，各盡職份，以順承陰陽和合之道，臻進於(yu) 保和太和之境也。這就是所謂的“綱紀”。綱紀正，則萬(wan) 目舉(ju) 。

但如果這個(ge) 結構失衡，導致低收入家庭占主體(ti) ，而財富集中在少數高收入家庭手中，這就是典型意義(yi) 上的“貧富分化”。由於(yu) 低收入家庭主要是工資收入，高收入家庭主要是資本收入，從(cong) 而也就是帶出了“資本剝削勞動”這一著名命題。

但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的，他說的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並不是需要具體(ti) 的人負責；同樣的，這個(ge) “貧富分化”的失衡問題，是一個(ge) 生活世界治理失衡的問題，同樣並不需要經濟領域來負責。鄧公講在經濟領域談姓資姓社就是左，其意義(yi) 正在這裏。

馬克思《資本論》的論述，是把生活世界坍塌為(wei) 一個(ge) 點，一個(ge) 原子化的個(ge) 人。要麽(me) 是資本家，要麽(me) 是勞動者，總之以個(ge) 人身份進入經濟領域，形成商業(ye) 世界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遵循商業(ye) 世界的價(jia) 值規律。於(yu) 是剩餘(yu) 價(jia) 值就硬是活生生地被資本家剝削走了。因此，隻有把這個(ge) 坍塌的生活世界重新打開，準確把握經濟基礎與(yu) 生活世界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構築良性的可持續的動態邊界，才是治理現代性玩疾的良方。

再次，要持續優(you) 化製內(nei) 市場生態。一個(ge) 不可忽視的事實是，雖然我們(men) 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但我們(men) 離美西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還有非常大的距離。就經濟的內(nei) 生力量和創新力而言，豪不誇張地說，我們(men) 起碼還需要至少五十年的艱巨努力，才有可能逼近人家的水準。鄧公講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深意在此。

我們(men) 前麵已經指出，市場創造是個(ge) 昂貴的公共品。作為(wei) 市場的監護人，中國政府像一個(ge) 勤勞的父母，積累起一整套的作有成效的治法（或治具），包括封建、井田與(yu) 屯田、鹽鐵與(yu) 工業(ye) 化、基礎設施、市場與(yu) 法治、荒政、學校等等，中國的市場創造就是這麽(me) 型塑出來的。

但現代我們(men) 已經開始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換句話說，這個(ge) 市場已經成人，已經成年，這一套保姆式的“胖守夜人”的治法（或治具）還依然適用嗎？作為(wei) 市場監護人的政府，還能依然習(xi) 慣著一個(ge) 喋喋不休的保姆式父母的角色，事無巨細都兜著嗎？顯而易見，政府需要不斷自我革新，需要重新學習(xi) 如何與(yu) 成年市場相處，學習(xi) 如何“為(wei) 無為(wei) ”，為(wei) “製內(nei) 市場”的自我提升和更化保駕護航。

——要穩二頭放中間，讓中間的競爭(zheng) 性市場放飛，全麵激活經濟的內(nei) 生活力。所謂穩二頭，就是穩住底層草根市場，和頂端的國家市場。草根市場，如街頭小商小販、家庭小作坊、大量個(ge) 體(ti) 工商戶，等等，於(yu) 民生意義(yi) 極大。穩住草根市場，首先是要強調工匠精神，做百年老店，小而美；其次是要與(yu) 鄉(xiang) 村和社區這個(ge) “大家”相銜接，既便利本地生活，也解決(jue) 本地就業(ye) ，是本地鄉(xiang) 鄰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再次就是鄉(xiang) 鎮或街道基層，是負責嗬護這片草坪的官方第一責任人，市長菜籃子工程是過去時了，基層政府的屬地化和個(ge) 性化管理才是長久之道。

頂端的國家市場，是以舉(ju) 國體(ti) 製來實現重大發展戰略，確保經濟安全的重要舉(ju) 措。國有企業(ye) 本質上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企業(ye) ，它與(yu) 以利潤最大化為(wei) 目標的商業(ye) 企業(ye) 顯然不一樣。公共利益有時候表現為(wei) 掙最多的錢，但也有時不表現最大獲利，而可能表現為(wei) 不裁人、產(chan) 品不漲價(jia) 等。國有企業(ye) 的公司治理邏輯顯然與(yu) 一般商業(ye) 企業(ye) 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需要明確競爭(zheng) 的邊界，國有企業(ye) 不能普遍化存在。在確保公有製控製力和調控力的前提下，要穩定國有企業(ye) 的範圍和規模，凡能通過市場競爭(zheng) 解決(jue) 的，國有企業(ye) 應該盡量退出。

總之，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應該以中間的競爭(zheng) 性市場為(wei) 主體(ti)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建設高標準市場體(ti) 係行動方案》，其對高標準市場體(ti) 係的產(chan) 權保護、準入製度、競爭(zheng) 製度、土地要素、勞動力、資本、知識技術、商品服務、消費者權益、基礎設施、服務業(ye) 、協同監管、重點領域監管、誠信機製、社會(hui) 監督、監管機構監督、市場安全和穩定等方麵做出的具體(ti) 要求，顯然要旨聚集於(yu) 中間的競爭(zheng) 性市場。以競爭(zheng) 性市場為(wei) 龍頭，拉動草根市場及國家市場融合發展，進一步暢通國內(nei) 大循環，建設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有序、製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ti) 係，是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yi) 。

——要大力弘揚企業(ye) 家精神，讓企業(ye) 家唱主角，全麵激發經濟的創新創造活力。企業(ye) 家是市場的主體(ti) ，無論是資源配置，還是技術進步，都來自企業(ye) 家精神的發揮和應用。張維迎教授指出，人類過去200年的經濟史，其實就是企業(ye) 家創業(ye) 和創新的曆史。從(cong) 飛機、汽車、高鐵，到電視機、電腦、手機、網絡、刮胡刀、遙控器，等等，哪一件產(chan) 品不是企業(ye) 家創新的結果呢？今天，全世界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市場的邏輯中，分工和交換成為(wei) 人類合作的主要形式。而沒有企業(ye) 家，這樣大範圍的合作是不可能的。正如科學發展有賴於(yu) 科學家，教育發展有賴於(yu) 教育家，經濟發展有賴於(yu) 企業(ye) 家。

——要大力推進競爭(zheng) 中性，從(cong) 根本上擺脫所有製迷思，以發達的資本市場盤活全球資源要素。我們(men) 前麵已經指出，所有製問題是生活世界的治理問題，市場經濟更關(guan) 注的是清晰的產(chan) 權。這是企業(ye) 家能夠在市場中進行靈活的資源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前提。也就是說，企業(ye) 家天生就是競爭(zheng) 中性的，與(yu) 所有製無涉。市場主體(ti) 也應該是共享普遍國民待遇的，這是市場能夠實現充分競爭(zheng) 的前提。須知，在競爭(zheng) 性市場下，各種打上所有製烙印的臉譜企業(ye) ，本身就是一種尋租行為(wei) 。因此，我們(men) 今天所謂的國有企業(ye) 與(yu) 民營企業(ye) ，這個(ge) 臉譜應該盡快廢除，應該統一為(wei) 以出資人為(wei) 特征的國民企業(ye) 。

出資人很重要。畢竟，企業(ye) 家配置資源的權利，來自於(yu) 對資本的掌控。隻有通過資本，企業(ye) 家才能調動資源。沒有資本的支撐，企業(ye) 家寸步難行。

資本所有者的職責是選擇企業(ye) 家。我們(men) 知道，凡成為(wei) “家”的都是稀缺品，科學家、教育家，通常都隻有一小部分人具有這個(ge) 天賦，企業(ye) 家也是。所謂風險投資，就是如何判斷和選擇企業(ye) 家。因此，企業(ye) 家市場成熟與(yu) 否，首先就取決(jue) 於(yu) 資本市場與(yu) 投資的成熟度。我們(men) 必須搞清楚，政府既不能代替企業(ye) 家，也不能代替資本所有者選擇企業(ye) 家。在這裏，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如何培育發達的資本市場。

——要重朔勞動力市場，圍繞生活世界與(yu) 經濟係統的良性邊界，深化和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製度機製。長期以來，勞動價(jia) 值論與(yu) 資本的迷思，本質上在於(yu) 生活世界被全麵殖民化了。因此，重建生活世界，正本清源，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很重要。在經濟領域，勞動力市場重要的還是在契約精神的貫徹，重建雇主與(yu) 雇員之間的契約倫(lun) 理。至於(yu) 勞動者權益保障，重要的還是要圍繞生活世界的治理來設計製度機製。比如，我們(men) 今天圍繞原子化個(ge) 人的各種社保，應該考慮改為(wei) 以家庭為(wei) 主，個(ge) 人的這種方式隻能是一種補充。

——要再造法治政府，以高水準的法治能力和營商環境，讓中國市場成為(wei) 全球最具活力的共享大市場。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關(guan) 鍵在各級政府。過去，政府直接上陣，充當準企業(ye) 家的行為(wei) ，應該杜絕了，不能再有了。尤其是縣（市）級政府，在過去，正如張五常教授指出的，直接挽胳膊上陣，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今天，最大的困難也在於(yu) 政府的行為(wei) 慣性和自己唱主角的衝(chong) 動。須知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隻能是政府搭台，企業(ye) 家唱戲。因此，更直接地說，縣（市）級地方政府原則上不應該再搞國有企業(ye) ，不能再有親(qin) 兒(er) 子。現有的地方國有企業(ye) ，也應該通過混合所有製改造，全部變為(wei) 現代企業(ye) 製度下的與(yu) 民營企業(ye) 性質相同的國民企業(ye) 。總之，政府必須退出直接的經濟活動，重點聚焦於(yu) 法治建設，把營商環境的持續改善和優(you) 化作為(wei) 中心任務。

3）持續德化上層建築，全麵提升治理能力。

《尚書(shu) ·大禹謨》雲(yun)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即今天講的民意，其易入於(yu) 妄（看看今天的民粹），故危。而道心則是指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極難於(yu) 純，故微。道心是體(ti) ，人心是用，精以晰而其幾一，常守至中，德乃無瑕。故孔子一言歸結之，曰“為(wei) 政以德”。德化上層政治，是華夏治理體(ti) 係的核心要義(yi) 。

現代化的中國，其上層建築有二個(ge) 來源：一是現代性所要求的政黨(dang) 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是傳(chuan) 統中國所長期積累下來的治理資源和治理傳(chuan) 統。二者的碰撞與(yu) 融合，從(cong) 而開出了中國特色的現代政治。

其一，黨(dang) 統立憲，與(yu) 人民民主。

吾國傳(chuan) 統政治長期是以皇權為(wei) 中心的，是一個(ge) 皇室—國家的治理統緒。今天則是以黨(dang) 取代了皇室，形成了一個(ge) 政黨(dang) —國家的治理統緒。這是立皇的方式發生了改變，但整體(ti) 治理統緒卻依舊在清晰的傳(chuan) 承。這種處在傳(chuan) 統中國延長線上的黨(dang) 國治理，我們(men) 稱為(wei) 黨(dang) 統立憲。

黨(dang) 統立憲的這個(ge) 政黨(dang) ，顯然必須是能夠承擔中國現代化的曆史使命、能夠代表全體(ti) 人民利益的先進政治團體(ti) 。這與(yu) 美西發達國家的那種競選型政黨(dang) ，有著根本的不同。

西方政黨(dang) 是在一個(ge) 業(ye) 已完善的國家政治平台上，有不同社會(hui) 力量、利益集團進行政治博弈的工具和形式。這種競選機製確乎也很不錯。但構建這類平台無疑不是一個(ge) 簡單的事情，它很明顯地受到不同的曆史文化和治理傳(chuan) 統的影響。我們(men) 看俄羅斯的情況就清楚了，從(cong) 當初葉利欽全盤西化學美國，到今天儼(yan) 然集權於(yu) 一身的普京大帝，在名與(yu) 實之間，就凸顯出了這個(ge) 製度運作的摩擦和成本。

現代中國的政製發展，無可避免地遵循了從(cong) 皇統到黨(dang) 統躍遷的內(nei) 在脈絡，從(cong) 而開啟了全民黨(dang) 的政治統緒。這就把多黨(dang) 的政治博弈與(yu) 選舉(ju) ，轉化為(wei) 黨(dang) 內(nei) 的政治博弈與(yu) 選舉(ju) ，從(cong) 而更有利於(yu) 超大規模治理的政統禪續。須知全民黨(dang) 的政製，顯然不是政治人物一時心血來潮之作，而是從(cong) 晚清以來的不斷動蕩和不斷探索中趟出來的，無疑是更符合中國國情的低磨合成本的製度選擇。

當然，這裏有一個(ge) 關(guan) 鍵的問題，就是此種全民政黨(dang) 如何構建可欲的民主？畢竟，民主是現代性的內(nei) 生要求，是現代化時潮中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構建。答案是人民民主。全民黨(dang) 是本於(yu) 人民民主來展開製度構建的。主要有二個(ge) 方麵：一是黨(dang) 內(nei) 民主；一是協商民主。

黨(dang) 內(nei) 民主是一個(ge) 政統禪續的問題。全民黨(dang) 作為(wei) 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其核心要旨是培養(yang) 和選拔具有極高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實踐智慧的政治家。因此，在某種意義(yi) 上，全民黨(dang) 就是一套適應現代社會(hui) 的基於(yu) 尚賢的選舉(ju) 體(ti) 製，是一個(ge) “選賢任能”的大平台、大熔爐。現有8000多萬(wan) 黨(dang) 員，遍布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並通過不斷加強黨(dang) 性修養(yang) 、組織與(yu) 製度建設、以及實踐考驗，形成層層曆練和篩選的賢才培養(yang) 和晉升通道。從(cong) 黨(dang) 代表到中央委員，再到政治局，形成一個(ge) 層層遞進的遴選機製，最終產(chan) 生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核心。這是一種全民黨(dang) 的梯級舉(ju) 賢製，是新時代的“皇位繼承法”。

協商民主則是一個(ge) 保障人民群眾(zhong) 當家作主的問題。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人大和政協顯然都是一種協商民主的製度設計。其中，人大是塊塊代表製，按地域配置民意代表；而政協則是條條代表製，按傳(chuan) 統利益集團配置民意代表。這是在實踐中形成的條條塊塊格局的民主協商製度。當然，此種協商機製，需要能夠有效地銜接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間，才能真真切切地保障民眾(zhong) 的民主權利。

應該說，黨(dang) 統立憲，其立憲的一麵是由人民民主保證和構建的。那麽(me) ，黨(dang) 統取代皇統，則是保證了其與(yu) 傳(chuan) 統中國超大規模治理體(ti) 係的有效銜接。我們(men) 從(cong) 杜佑的《通典》，以及由此發展而來的《十通》中可以看出，中國自古以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領先的包括朝廷製度、郡縣製度、土地製度、稅賦製度、科舉(ju) 製度、監察製度、軍(jun) 事製度等各方麵製度在內(nei) 的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正如錢穆先生講的“漢家自有製度”是也。這些製度及其蘊涵的治理經驗，仍然是今天我們(men) 全麵提升治理能力，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參照。

總之，全民黨(dang) 的政治統緒，是現代性條件下適應超大規模共同體(ti) 的國家治理體(ti) 係，是奠定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底座。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仍然需要沿著傳(chuan) 統中國的延長線上發展，構建黨(dang) 國政製的理由。我們(men) 隻有回到中國的大國治理譜係的脈絡中，才能理解今天的政黨(dang) —國家的治理統緒，才能因應時代反本開新，發展出更具活力的政治文明。

其二，上下行路線，以及孔廟教化。

今人言治理，古人則言政教。蓋為(wei) 治之道二，政與(yu) 教而已。政有紀綱，教有樞要。為(wei) 政而振其紀綱，為(wei) 教而撮其樞要，治道張矣（丘濬語）。王夫之雲(yun) ：“蓋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後，則政立而後教可施焉。”（《禮記章句》王製篇）

政、教皆總係之辭，其要在《周禮》六典：一曰治典，掌經世之大法，要在綱紀四方，張理上下，整理人道也；二曰教典，即教化以安民，不唯是今天的教育，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當然，現代社會(hui) ，教化越來越沉入民間，如宗教、禮俗之類。三曰禮典，禮主和，因人情而為(wei) 之節文，今天，禮顯然也更多地下沉民間了。四曰政典，即軍(jun) 政大事，以平天下，不唯今天講的軍(jun) 事武裝力量，也包括政法委之類，維護社會(hui) 秩序，維護國家安全。五曰刑典，任刑罰之事以詰禁天下，即今之司法與(yu) 監察也；六曰事典，這個(ge) 事乃富民之事，即今天講的經濟。

以今比之，富民之事典，在一個(ge) 以經濟為(wei) 中心的時代，無疑份量是比較重的，這是今天行政係列的重心所在。此外，教典、禮典中未能下沉民間的部分，以及政典中軍(jun) 事力量以外的部分，這些今天都從(cong) 屬於(yu) 行政係列，統歸國務院管轄。基於(yu) 刑典發展而來的公檢法和監察體(ti) 係，當然也包括中紀委，這是司法係列。治典之職權目前則主要是以黨(dang) 章、憲法、最高決(jue) 策權和立法權多位一體(ti) 來運作的。

這種圍繞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傾(qing) 向與(yu) 構建，因應現代社會(hui) 的治理，確乎有其長處。但其失，則是令教典與(yu) 禮典無所安頓。教典以安民為(wei) 主，養(yang) 民以教，蓋養(yang) 立而後教興(xing) 也。後世視養(yang) 、教為(wei) 二事，富而不仁，貧而無樂(le) ，身心無法安頓。教是學，禮是行。禮運曰：夫禮，必本於(yu) 天，殽於(yu) 地，列於(yu) 鬼神，達於(yu) 喪(sang) 、祭、射、鄉(xiang) 、冠、昏、朝、聘。故禮典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也。後世禮樂(le) 不興(xing) ，人無以檢束其心，縱情蔑理，遂多邪慝。故教典與(yu) 禮典退出國家治理譜係，導致教化退化為(wei) 單純的教育，其失大矣。如今雖輔之以精神文明建設，倡導核心價(jia) 值觀，然亦甚是單薄，杯水車薪。

此種格局，顯然是受西人“政教分離”時潮的影響。古代帝國的政教關(guan) 係，大體(ti) 說來有三種：一是政教合一模式，如東(dong) 正教、伊斯蘭(lan) 教等，帝國首腦同時也是宗教領袖，宗教事務與(yu) 政治事務不分；二是政教並立模式，如中世紀的歐洲，教權與(yu) 王權此消彼長，相愛相殺；三是政教協同模式，主要是中華帝國，其朝廷製度是以政教一體(ti) 來實現優(you) 良治理，但在人事角色上是君師分離，君主政，師主教。

工業(ye) 革命興(xing) 起，對國家構建能力有更強烈的依賴和要求。於(yu) 是，政治的重心也就從(cong) 過去傳(chuan) 統的人倫(lun) 世界，轉向科技與(yu) 經濟領域。政治從(cong) 此更多的是關(guan) 涉權力與(yu) 財富，人倫(lun) 教化之責由是讓位給下落到民間的宗教來擔當。這就是政、教分離的緣起與(yu) 意蘊。

也就是說，政教分離的本質，是在治理體(ti) 係上采用上、下行路線。上行路線側(ce) 重世俗治理，重心在科技與(yu) 經濟；下行路線側(ce) 重人倫(lun) 教化，重心在民間的生活世界。

這個(ge) 格局對西人是很自然的，因為(wei) 其長期存在的獨立的建製化的宗教組織，剛好可以接盤下落到民間的人倫(lun) 教化。但吾國則不同了，吾人的教典和禮典，長期是融合在六典之中，是一個(ge) 整體(ti) 咬合的治理製度和治理體(ti) 係。而我們(men) 今天圍繞立法、行政、司法三分的上層構建，雖然順應現代政治的要求，從(cong) 國家治理譜係中排除了教典與(yu) 禮典，但卻沒有相應實力的成建製的民間教化機構來接盤，從(cong) 而導致了人倫(lun) 鬆弛、教化凋零的困局。

蔣慶先生洞察到了這一點，故提出了重建儒教的兩(liang) 條路線，即“上行路線”和“下行路線”。所謂上行路線，是指董仲舒“複古更化”的傳(chuan) 統路線。換而言之，也即是在政治上恢複道統。同時，根據時為(wei) 大的原則，因應時代采取一種變通的“下行路線”，即走一條民間社會(hui) 重建儒教的道路。

吾人傳(chuan) 統教化的道場，主要是祠堂和孔廟。祠堂是小家嵌入大家的重要設置，是宗族秩序的精神紐帶。我們(men) 前麵已經指出，重建生活世界，重建祠堂和宗族這個(ge) 大家，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性構建。但這顯然還遠遠不夠。在生活世界的公共空間中，隻有重建孔廟教化，才能全麵接盤已從(cong) 國家治理譜係中失落的教典與(yu) 禮典。這對於(yu) 整全國家和社會(hui) 的治理譜係，重建工業(ye) 時代的禮樂(le) 文明，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yi) 。

需要厘定教典、禮典在政治層麵和社會(hui) 層麵的二分。比如，教典，其基本原則是養(yang) 民以教，是以“掌土地之宜，居民製產(chan) ”為(wei) 基礎來立教的。但今天，經濟治理交由國家，教化之事則可依賴孔廟。禮典也是如此。在國家層麵，主要是祭天、祭山川社稷、祭先烈與(yu) 先賢等。而比如婚禮、祭祖皆民間之事，於(yu) 國家無涉。除了相關(guan) 國家領導人，喪(sang) 葬之事顯然也是民間之事，而與(yu) 國家無涉。這些都落於(yu) 孔廟來接盤。

孔廟作為(wei) 公共的教化場所，按照蔣慶先生的設想，其功能有五：1）祭拜“天地君親(qin) 師”牌位，即報天地生化養(yang) 育萬(wan) 物之恩、報國家建立穩定和諧秩序之恩、報祖宗賜予國族生命與(yu) 個(ge) 體(ti) 生命之恩、報曆代聖賢教化文明之恩；2）定期講經講道（講《四書(shu) 》《五經》、講堯舜孔孟之道）；3）解答信眾(zhong) 關(guan) 於(yu) 孔教信仰的疑惑與(yu) 日常生活中的問題；4）信眾(zhong) 舉(ju) 行公共祈禱、相互交流信仰心得與(yu) 相互印證信教體(ti) 會(hui) （團契）；5）舉(ju) 行各種孔教禮儀(yi) 活動，如舉(ju) 行出生禮、冠禮、婚禮、喪(sang) 禮、祭禮、歸宗禮並聚聽“雅樂(le) ”及合唱《雅》《頌》聖詩等 。
 

由此逐步發展出整全的民間教化形態。如禮樂(le) 教化（製禮作樂(le) ）、鄉(xiang) 村與(yu) 社區自治（禮俗鄉(xiang) 約）、慈善事業(ye) 、全民健生（《書(shu) 經·洪範》“五福”之一）等等。還包括比如各種冠婚喪(sang) 葬祭等從(cong) 生至死的禮製安排、製定並主持各種民間祭祀禮儀(yi) 等 等，以及開展“全民讀經”運動，尤其是致力於(yu) 在現行教育體(ti) 係中推廣讀經，在社會(hui) 中開展成人講經、書(shu) 院講學，形成民間的士人共同體(ti) 等等。如此，上下行路線相得益彰，為(wei) 全麵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

其三，鄉(xiang) 紳自治，與(yu) 央地重塑。

大國治理，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無疑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明確的是，我們(men) 在政製中談地方，顯然不是一個(ge) 簡單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ge) 治理概念。換句說，所謂的“地方”不是中央的派出機構，而是獨立的自治體(ti) 係。

吾國傳(chuan) 統的“地方”政製，主要有二種方式，分封製與(yu) 郡縣製。三代以分封製為(wei) 主。自秦漢以來，則以郡縣製為(wei) 主，分封製為(wei) 輔。分封製有利於(yu) 強化地方自治權力，但其風險則是地方坐大而削弱中央權威。清代對西藏、新疆和蒙古的治理，我們(men) 今天的自治區和特別行政區，顯然都是一種變革了的分封製。

而在郡縣或行省製下，地方自治機構在縣（市）而不在省。這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至於(yu) 省，本來就是中央的派出機構，與(yu) 各部平級。如果說部是中央的條條，省則是中央的塊塊。中央就是基於(yu) 這個(ge) 條條塊塊，來實現對郡縣的治理。如此，正如有論者指出的，我們(men) 今天的中央與(yu) 地方的分稅製，就應該是中央與(yu) 縣（市）一級的分稅。

縣（市）作為(wei) 自治性質的地方治理機構，顯然更有利於(yu) 地方的細化治理，更有利於(yu) 民生關(guan) 懷。但對於(yu) 今天而言，這是理念上的而不是現實上的。我們(men) 的黨(dang) 統立憲與(yu) 人民民主，對於(yu) 構建大國治理中央一級的現代政製甚是有效，但對於(yu) 地方自治和鄉(xiang) 村治理，顯然還是一個(ge) 懸而未決(jue) 的問題。

有二個(ge) 經驗值得借鑒，一是傳(chuan) 統上的鄉(xiang) 紳自治，一是現代西方的競選體(ti) 製。曆史的經驗，在一個(ge) 小家嵌入大家的宗族或準宗族秩序中，鄉(xiang) 紳自治是非常有效的。我們(men) 今天正麵臨(lin) 重構生活世界的重任，鄉(xiang) 紳或鄉(xiang) 賢依然是宗族或社區治理中的中堅力量。各種傳(chuan) 統的鄉(xiang) 規鄉(xiang) 約，皆有賴於(yu) 這個(ge) 群體(ti) 的領頭和踐行。

在此基礎上，縣（市）級這個(ge) 地方政權的自治，如何有效構建？有了基層的鄉(xiang) 紳自治和上層的人民民主，縣（市）級這個(ge) 承上啟下的中間層自治機構，核心是透明與(yu) 務實。對下要務實，要把鄉(xiang) 紳自治基礎上的公共民生事業(ye) 和社會(hui) 秩序治理好；對上要透明，要能及時反饋社情民意，在中央治理與(yu) 鄉(xiang) 紳自治之間做好橋梁。

顯然，此處完全可以學習(xi) 西方的競選體(ti) 製，搞縣長直選或競選。我們(men) 看西方的競選體(ti) 製，雖然在超大規模治理上弊端重生，但對於(yu) 地盤不大、人口不多的地區級治理中，還是有其卓越之處。尤其是今天，我們(men)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發現縣（市）級政府的施政能力成為(wei) 嚴(yan) 重瓶頸。趁此機會(hui) ，大力推進地方政府的競爭(zheng) 性構建，能夠極大地抑製官僚主義(yi) ，激發地方自治潛能。這對於(yu) 夯實現代治理體(ti) 係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小結：新唯物史觀的一二三四五

一、人民至上。

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wei) 宗旨，這便是全民黨(dang) 的“祖宗之法”。所謂人民的根本利益，無疑就是尚書(shu) 講的“民之所欲”。《尚書(shu) 》曰：“天矜於(yu) 民，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尚書(shu) 》又講“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是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則無疑趨向了道心。道心即天心。我們(men) 這個(ge) 黨(dang) 所奉為(wei) 圭臬的這個(ge) “人民”，便一步一步，在一個(ge) 現代化的西化時潮中逐步靠向了儒家天命。

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

物質文明是從(cong) 器物層麵講的，在今天就是工業(ye) 生產(chan) 力。它展示了人類社會(hui) 的剛健特質，是剛是乾。精神文明是從(cong) 文化層麵講的，華夏文明的根本特質在禮樂(le) 。它順承天道，厚德載物，是柔是坤。

我們(men) 的現代化，乾提供了物質力量，坤則提供了意義(yi) 和道德判斷。易係辭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有乾必有坤，乾坤是一種陰陽和合，共同鑄就我們(men) 的現代化建設，共同鑄就現代文明。

三、三足鼎立。

好比《大學》講個(ge) 體(ti) 修身，在明明德（本也），在親(qin) 民（末也），在止於(yu) 至善（以終為(wei) 始也）；整全的社會(hui) 治理，則在夯實經濟基礎（本也），在德化上層建築（末也），在止於(yu) 生活世界（以終為(wei) 始也）。

如果說，政治秩序依靠的是《憲法》，商業(ye) 秩序依靠《民法典》，那麽(me) ，生活世界的憲典就是《朱子家禮》。本於(yu) 此種三綱秩序，是中國這個(ge) 超大規模文明的獨特治理體(ti) 係和治理經驗。

四、四個(ge) 全麵。

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國家，旨在夯實“新中體(ti) ”，全麵建設工業(ye) 時代的禮樂(le) 文明，建設一個(ge) 現代化的禮樂(le) 社會(hui)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與(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在這裏融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旨在夯實黨(dang) 統立憲，通過鑄就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培養(yang) 士大夫精神和責任之重，錘煉卓越的政治家團隊，全麵提升現代治理能力。

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旨在強化法治政府，為(wei) 現代經濟體(ti) 係保駕護航，為(wei) 重建生活世界再造禮樂(le) 傳(chuan) 統而奠基。最終從(cong) 法治到禮治，全麵提升現代治理水平。

全麵深化改革，旨在本於(yu) “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立足於(yu) “新中體(ti) ”這個(ge) 根基，以和為(wei) 終局願景來成長和演化。中庸謂之“致中和”。其要在通過付出更為(wei) 艱巨、更為(wei) 艱苦的努力來精心照料精心耕耘，造就枝繁葉茂、鳥語花香的現代禮樂(le) 文明，實現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偉(wei) 大夢想。

五、五位一體(ti) 。

如果說，三足鼎立的三綱秩序，是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文明的靜態結構，五位一體(ti) 則是社會(hui) 這個(ge) 複雜係統的動態演化。這是理解和把握我們(men) 這個(ge) 超大規模文明體(ti) 的發展與(yu) 變遷的關(guan) 鍵。

五位一體(ti) ，經濟建設（火、禮）是根本，政治建設（金、義(yi) ）是保證，文化建設（土、信）是靈魂，社會(hui) 建設（木、仁）是基礎，生態文明建設（水、智）是條件。這是一個(ge) 五行相生的生態演化，是現代化的基本規律，是中國經驗與(yu) 中國智慧的結晶。

古者在天曰五行，在人曰五事（五常），在民則五勢。這個(ge) 五勢就是我們(men) 今天說的五位一體(ti) ：一曰方域，生態是也；二曰食貨，經濟是也；三曰群倫(lun) ，社會(hui) 是也；四曰君師，政治是也；五曰風俗，文化是也。

五勢相生相製，而成王化也。方域之勢，要在製民之產(chan) ，所謂“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是也；食貨之勢，要在富民，方能“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也；群倫(lun) 之勢，要在孝弟仁義(yi) ，蓋王者欲致太平，成仁道，當由孝弟始；君師之勢，要在王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也；風俗之勢，要在和美，“百裏不同風，千裏不同俗”是也。

勢者，治亂(luan) 之勢也。五勢均衡則治，失衡則亂(luan) 。荀子曰：“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luan) 也：是善惡之分也矣。”（《性惡》）治則善，亂(luan) 則惡，民性之化成蓋係於(yu) 治亂(luan) 也。

故王者必重教化，如時雨化生。董仲舒雲(yun) ：“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wei) 而習(xi) 俗大化，可謂仁聖矣。”（《對膠西王》）聖心通貫於(yu) 五勢，以仁道化民成俗也。仁道者，禮樂(le) 教化也。禮樂(le) 教化是謂“順”，故《孝經》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純王經綸天下之規模與(yu) 事業(ye) 在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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