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新儒學：郭齊勇先生的儒學觀

作者：高一品　丁四新

來源：《走進孔子》2022年第4期

郭齊勇先生

郭齊勇先生是當代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儒學史家和新儒家之一，他是當代中國哲學界和儒學界的一麵旗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他最突出的貢獻是主編了十卷本《中國哲學通史》，親(qin) 自撰寫(xie) 了《先秦卷》，並在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觀念上取得了較大突破（丁四新、馮(feng) 鵬：《主體(ti) 性的彰顯：中國哲學史的新書(shu) 寫(xie) 》；丁四新、高一品：《主體(ti) 性的重光：論郭齊勇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觀念》）。郭先生對現當代儒學作了全麵研究，著作豐(feng) 厚，其中熊（十力）牟（宗三）一係是其研究重點。他非常關(guan) 心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儒學的獨特性與(yu) 普遍性，以及現代儒學的生成、演繹、轉變及其派係等問題。郭先生在研究和敘述中國哲學史、現代新儒學及相關(guan) 問題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儒學觀，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學思想。在當代中國的曆史背景下，他始終強調和肯定中國文化、儒學文化和中國哲學的特質及其主體(ti) 性。在我們(men) 看來，郭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建構和敘述始終遵循兩(liang) 個(ge) 重要原則：其一，堅持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其二，堅持開放的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其目的是實現傳(chuan) 統儒學的現代轉型。他的儒學觀和儒學思想既彰顯了儒學文化的獨特價(jia) 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作了一定程度的推進。

一、儒學觀：主體(ti) 性、多元性和開放性

基於(yu) 對現代新儒學思潮的梳理和論述，郭齊勇先生形成了開放的儒學觀。其開放的儒學觀包括如下三個(ge) 基本要點：反思現代化，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肯定儒學的深層價(jia) 值及其現代意義(yi) 。郭先生認為(wei) ，現代新儒學的理論貢獻在於(yu) “跳出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的二元對峙的模式來反省現代性”（郭齊勇：《儒學與(yu) 現代化的新探討》），進行文明對話，思考儒學價(jia) 值與(yu) 環境倫(lun) 理、現代民主政治、宗教的關(guan) 係問題，繼承儒家文化的精華以克製當代弊病。簡言之，郭先生的儒學觀在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背景下，始終圍繞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及會(hui) 通、整合中西文化來展開。

（一）堅持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

在對“五四”前後與(yu) 抗戰時期的新儒學進行研究後，郭齊勇先生確立了其自身的新儒學思想原則，即堅持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梁漱溟雖然強調要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但是他隻是將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作為(wei) “將來自然達到的結果”（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而不是作為(wei) 文化研究的方法與(yu) 原則；郭齊勇先生則與(yu) 此不同，他在繼承文化本位說的基礎上將“主體(ti) 性”作為(wei) 未來儒學發展的根本原則。熊十力與(yu) 張君勱也強調重建與(yu) 保持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不過，郭先生雖然突顯和強調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但是並不主張完全因襲故舊、照搬照抄、不做改動，他主張今人應當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對傳(chuan) 統儒學中的某些因素進行革新和改造。而對於(yu) 應如何革新和改造的問題，郭先生從(cong) 其對抗戰時期新儒學的研究中得到啟發。如馮(feng) 友蘭(lan) 對中國哲學範疇的詮釋是一種抽象研究，脫離了時代與(yu) 民族背景；而與(yu) 此相對，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對儒學文化內(nei) 容的分析和解釋，始終要將其置放於(yu) 相應的時代和社會(hui) 背景之下，不能脫離時代與(yu) 社會(hui) 背景進行抽象的分析和繼承。他說：“在我看來，任何人總是生活在既存的、不容選擇的、一定時代、一定人類群體(ti) 的具體(ti) 社會(hui) 環境……任何人都不能脫離他所處的客觀的文化背景、條件或環境。”（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這是郭先生新儒學觀的一個(ge) 要點。

台港新儒學同樣強調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例如，唐君毅先生即強調儒學文化作為(wei) 主體(ti) 的超越性與(yu) 主宰性；但是郭先生與(yu) 他的看法不同，他認為(wei) 唐先生對於(yu) 客觀現實的關(guan) 注不足，而客觀現實才是儒學文化自主性產(chan) 生的基礎與(yu) 根源。牟宗三先生更側(ce) 重於(yu) 對儒學文化作為(wei) 主體(ti) 之自覺性的強調，而這種自覺性的表現方式是自覺吸收西方文化，其最終目的是實現儒學文化的現代化。很顯然，郭先生的主張也與(yu) 牟宗三的看法不同。

在批判性地繼承現代新儒家學者相關(guan) 看法的基礎上，郭齊勇先生形成了自己關(guan) 於(yu) 儒學文化之主體(ti) 性的看法，可以概括為(wei) 三點：第一，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體(ti) 現為(wei) 儒學文化的特殊性。儒學文化產(chan) 生於(yu) 特殊的社會(hui) 曆史背景下，我們(men) 不能隻對儒學文化中的概念、範疇進行抽象的分析和研究。同時，儒學文化的特殊性並不意味著它不具有普遍價(jia) 值。我們(men) 應當突顯儒學文化的特殊價(jia) 值，例如道德性內(nei) 容等。第二，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體(ti) 現為(wei) 自覺性。儒學文化的傳(chuan) 承和發展，麵臨(lin) 著如何將傳(chuan) 統文化轉化為(wei) 現代文化的問題。但是，這種轉化不應該是被動的，而應該具有自主性與(yu) 自覺性。麵對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我們(men) 隻有堅持文化的自覺性與(yu) 自主性，才能保持文化的特殊性。第三，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體(ti) 現為(wei) 獨立性。所謂獨立性，即保持自身的特殊性，不依附於(yu) 西方文化體(ti) 係，不以西方文化為(wei) 標準。儒學文化雖然不能脫離其所產(chan) 生的曆史背景，但是這不意味著它不存在現代生命力。

總之，郭齊勇先生所說的儒學文化主體(ti) 性，包括特殊性、自覺性、自主性和獨立性等內(nei) 容。需要指出，郭先生對儒學文化之主體(ti) 性的強調不是封閉的、狹隘的，而是開放的。或者說，郭先生所說的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突破了一元文化觀，而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有機互動的新文化觀。

（二）堅持多元文化共同發展

梁漱溟開啟了援引西學入儒學的文化現代化路徑。此後，如何實現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即成為(wei) 現代新儒家所麵臨(lin) 的共同問題。關(guan) 於(yu) 抗戰時期的新儒學思想，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將現代化等同於(yu) 西化，將中西之分等同於(yu) 古今之異（郭齊勇：《文化學概論》），由此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即脫離了其所產(chan) 生的具體(ti) 背景，這使得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無法突顯。與(yu) 此相對，郭齊勇先生認同賀麟先生將西方文化的中國化與(yu)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置於(yu) 同等地位的觀點（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不過，他同時指出，相對來說，賀麟先生忽視了中國文化的多元化。在郭先生看來，方東(dong) 美的儒學文化觀即彌補了此一缺陷，方先生的比較文化觀強調文化的多元性，這不僅(jin) 包括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的比較，而且包括中國文化自身內(nei) 部的比較，即儒家、道家、佛學等多元文化的比較。（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由此，郭齊勇先生在對新儒家的儒學文化觀的比較和批評中形成了其自身的儒學觀，即堅持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開放的儒學觀。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書(shu) 影

郭齊勇先生的儒學文化觀所強調的多元文化，不僅(jin) 指中國文化與(yu) 外來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內(nei) 部的多元文化。中國文化有其自身的豐(feng) 富性，儒學文化具有包容性，而儒學文化的包容性可以寬容和融會(hui) 中國文化自身內(nei) 部的多元性和外來文化的多元性。實際上，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不能僅(jin) 僅(jin) 依靠儒學文化。那麽(me) ，在肯定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礎上，如何實現多元文化間的交流互動呢？對於(yu) 此一問題，郭先生的回答深受港台新儒學與(yu) 海外新儒學的影響。他指出，唐君毅強調了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並且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超越特性能夠彌補現代化的弊病。（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牟宗三則主張，在對中國文化展開自覺反省的前提下，人們(men) 應當積極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以彌補儒家文化的不足。牟宗三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不是停留在相互比較的層麵，而是以儒學的現代化為(wei) 目的。（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杜維明認為(wei) 儒學文化有其弊端，又認為(wei) 西方文化不能代表現代文化。（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由此，郭先生認為(wei) ，不論是儒學文化還是現代西方文化，均有其自身的不足，隻有將儒學文化與(yu) 其他先進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補充，儒學文化和其他文化才能相輔相成、共同發展。他認為(wei) ，杜維明主張多元文化互動的目的不是實現文化的一體(ti) 化，也不是陷入文化多元主義(yi) 。杜先生強調在多元互動的過程中突顯某些文化的普遍性價(jia) 值。（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成中英先生特別強調融攝中西，強調知識與(yu) 價(jia) 值的相整合。（郭齊勇：《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郭先生讚同成中英先生的此一看法，他還特別注意到成先生將知識與(yu) 價(jia) 值相整合的邏輯順序。

由此，郭先生充分認識到，海外新儒家對多元文化互動的實現方式不是一種簡單的比較、累加或拚接；“融攝”與(yu) “整合”的實現始終要依據某種內(nei) 在邏輯秩序，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動應當以儒學文化為(wei) 主體(ti) ，形成多層次的有機體(ti) 係。由此，郭齊勇先生形成了自己以儒學文化主體(ti) 性為(wei) 基礎的多元互動的文化觀。按照郭先生的理解，多元文化互動交流的目標不是突顯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比較研究隻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仍在於(yu) 實現儒學文化的現代化。那麽(me) ，儒學文化的現代化如何才能實現呢？郭先生給出的基本路徑是，在多元文化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儒學文化自身的特性，將傳(chuan) 統儒學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由此在實現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同時，彰顯儒學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與(yu) 現代意義(yi) 。總之，郭先生主張，今人應當以開放的心態麵對儒學文化在多元文化互動交流中所進行的文化整合，並實現儒學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我們(men) 隻有這樣，才能保留儒學文化的民族特性，又能以儒學文化彌補現代性弊病。

（三）開放的新儒學

郭齊勇先生將其本人的儒學思想稱為(wei) “開放的新儒學”。所謂“開放的新儒學”，即主張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西方學術、諸子百家之學的相互擁抱、互補兼容。（郭齊勇：《中國儒學之精神》）而且，它拒斥中西兩(liang) 極對立和體(ti) 用割裂的思維方式。

郭先生既反對“徹底重建”的所謂“儒學複興(xing) ”論，也反對“西體(ti) 中用”或“中體(ti) 西用”等模式。他認為(wei) ，未來文化的發展既不是以中國文化消化西方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為(wei) 主體(ti) ，“很可能是中西文化不分主從(cong) 地，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相互滲透、補充、綜合”（郭齊勇：《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以中國哲學為(wei) 中心的思考》）。不過，他同時又說：“東(dong) 方與(yu) 西方間的種種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並說：“特別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會(hui) 文化為(wei) 主，而不斷融合、消化外來文化的新文化。”（郭齊勇：《儒學與(yu) 現代化的新探討》）在此，我們(men) 可以追問，郭先生的如上兩(liang) 種說法是否存在矛盾呢？筆者認為(wei) ，郭先生強調中西文化不分主從(cong) ，並不是說他不重視中國文化或儒學文化的主體(ti) 性，而是將中西文化都視為(wei) 價(jia) 值對等的不同文化體(ti) 係，因此不存在體(ti) 用之分。郭先生的文化觀是一種即體(ti) 即用、體(ti) 用不二的文化觀。同樣，郭先生對儒學文化主體(ti) 性的強調也並非意味著他將西方文化視為(wei) 工具性的存在，並試圖將西方文化納入中國文化的體(ti) 係之中；他主張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進行多元文化的整合。郭先生所主張的“文化整合”，不是將不同文化進行簡單的拚接，而是一種“新的綜合”。

那麽(me) ，何謂“新的綜合”呢？郭先生認為(wei) ，新舊文化重新綜合的過程即為(wei) 文化解構與(yu) 重構的過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傳(chuan) 統文化的解構不是將其內(nei) 容簡單判定為(wei) 好或壞，精華或糟粕。前人在探索未來文化發展路徑的過程中常常將“批判地繼承”錯誤理解為(wei) ：批判一部分，而繼承一部分。也有部分學者做出邏輯順序上的規定，即先批判，後繼承。而郭先生則認為(wei) ：批判與(yu) 繼承的對象是同一的，不存在先後邏輯順序的分別；傳(chuan) 統文化本身也不是僵化的、固定的東(dong) 西，而是一個(ge) 動態的、變異的、多元的立體(ti) 網絡；作為(wei) 文化創造的主體(ti) ，人不是置身於(yu) 文化之外進行審視，而是存在於(yu) 文化內(nei) 部進行反思；隻有在自覺反思本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上，我們(men) 才能對其進行重構。（郭齊勇：《文化學概論》）郭先生所理解的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的關(guan) 係不是截然對立的，他認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其實是現代文化的根源，而現代文化產(chan) 生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合理層麵。一方麵，民族文化本身是一個(ge) 動態發展的過程，因為(wei) 隨著人們(men) 思維水平的提高與(yu) 社會(hui) 的發展，民族傳(chuan) 統文化之中的潛在價(jia) 值不斷被發掘；另一方麵，現代文化不是憑空產(chan) 生的，而是由傳(chuan) 統文化與(yu) 外來文化共同構成的。

綜上所述，郭先生提出的“文化整合”，是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互動的背景下，以儒學為(wei) 主的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解構與(yu) 重構，形成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創造性的現代文化。而實現此種文化整合的內(nei) 在動力是什麽(me) 呢？按照郭先生的理解，中華民族文化自身的文化認同與(yu) 精神價(jia) 值即為(wei) 文化整合的內(nei) 在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一脈相承的根本動因。中華文化的“天下”觀念本身即超越了民族與(yu) 地域的界限，而此種以包容性為(wei) 核心的文化價(jia) 值觀念為(wei) 儒學文化吸收外來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與(yu) 現實性。郭先生開放的儒學觀說明，儒學文化以其自身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融合了多元文化，而使得其自身成為(wei) 一種具有創造性、實踐性和生命力的現代文化。

二、開放的新儒學的實踐麵向

郭齊勇先生明確指出：“我所謂開放的新儒學或新儒家……是參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生活。”（郭齊勇：《儒學與(yu) 現代化的新探討》）這表明郭先生所建構的開放的新儒學，不是一種虛玄掛空的文化理論，而是始終關(guan) 注生活世界和社會(hui) 實踐層麵的新儒學。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創造性地繼承和詮釋了傳(chuan) 統儒學的生命智慧，克服了現代化所引發的天、地、人、物、我相互疏離的問題。郭先生注重儒學“仁”的核心價(jia) 值，注重儒學在現代法製、現代管理和生態倫(lun) 理等領域的實踐麵向，注重其促進現代化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

（一）開放的儒學與(yu) 現代法製

郭齊勇先生指出：“中國人文精神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孔子‘仁學’的精神。”（郭齊勇：《道不遠人：郭齊勇說儒》）在儒家思想係統中，就人自身而言，“仁”是人的本質規定性，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內(nei) 在道德自覺意識。就人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而言，“仁”是天下一家的價(jia) 值理想。郭先生以“仁”作為(wei) 根本原則來理解和詮釋傳(chuan) 統的禮法社會(hui) 。

法製的成熟是社會(hui) 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標誌，而血緣親(qin) 情常常遭到人們(men) 的批判和否定。在實踐上，儒學特別強調血緣親(qin) 情的重要性，而這似乎與(yu) 現代法製相衝(chong) 突。但是，郭先生不這麽(me) 看。他認為(wei) ，“親(qin) 親(qin) 互隱”和容隱製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普遍性的價(jia) 值觀念，它們(men) 不僅(jin) 不與(yu) 人權相違背，反而包含著尊重與(yu) 維護人權的意識。進一步，儒家的“親(qin) 親(qin) 互隱”和容隱製非但不與(yu) 現代法製原則相衝(chong) 突，而且是對現行刑事訴訟法之相關(guan) 內(nei) 容的修正和補訂。以“仁”為(wei) 核心的“親(qin) 親(qin) 相隱”和容隱製，有助於(yu) “反思今天的法律條文中的不合情理的成分，使現代法治社會(hui) 的建構更加健康與(yu) 人性化”（郭齊勇：《〈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之批判》）。儒學中以血緣親(qin) 情為(wei) 實踐基礎的“仁”，不隻是社會(hui) 的道德規範，也是一種內(nei) 在的道德理性與(yu) 道德是非判斷的能力。儒學之“仁”能夠為(wei) 當今社會(hui) 的法律體(ti) 係運行提供內(nei) 在驅動力。“為(wei) 仁由己”的儒學精神即強調個(ge) 體(ti) 自我抉擇的自由意識。此種自由意識不是純粹的意識問題，而是當下抉擇的實踐問題，強調每個(ge) 個(ge) 體(ti) 不可逃避的責任與(yu) 義(yi) 務。由此，儒學“仁”的思想內(nei) 核即為(wei) 現代法製提供了心性根源和人性基礎。

《〈儒家倫(lun) 理新批判〉之批判》書(shu) 影

禮的權宜性常常遭到今人的詬病，在某些人看來，它似乎會(hui) 破壞良善的社會(hui) 製度和規範。但在郭先生看來，“禮”的“權宜”原則（“權”）不是“非禮”，“而恰恰是以看似非禮的形式表現了對禮的本質精神的一種最好的貫徹”（郭齊勇：《儒家倫(lun) 理爭(zheng) 鳴集——以“親(qin) 親(qin) 互隱”為(wei) 中心》）。雖然禮的形式與(yu) 具體(ti) 內(nei) 容應當因事製宜，但是“禮”的精神核心始終蘊含著道德價(jia) 值，將一貫的普遍性與(yu) 絕對性包含於(yu) 其中。郭先生認為(wei) ，中國文化不僅(jin) 有“仁”的理想境界、德行修養(yang) 與(yu) 內(nei) 在超越性，也存在著係統的現實治理的製度。（郭齊勇：《文化學概論》）儒學所建構的社會(hui) 製度依靠“禮治”，“禮治”區別於(yu) “人治”與(yu) “法治”，而以“德治”為(wei) 核心。儒學的“禮”，非但不與(yu) 現代法製相衝(chong) 突，反而是對現代法製的重要補充。“德治”不僅(jin) 是對外在製度的要求，也意味著人的內(nei) 在德行修養(yang) ；而內(nei) 在德行修養(yang) 的提高，即有助於(yu) 現代法製的建設與(yu) 施行。他認為(wei) ，以儒學傳(chuan) 統的禮法精神處理現實法製問題，這會(hui) 使我國的法製建設達到一個(ge) 新的高度。

《文化學概論》書(shu) 影

（二）開放的儒學與(yu) 生態平衡

現代化帶來的汙染對自然環境造成嚴(yan) 重破壞，人與(yu) 自然如何和諧相處即成為(wei) 人們(men) 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中國古代儒家十分重視生態發展與(yu) 人類生存的關(guan) 係，關(guan) 注天、地、人、物、我的共生問題。所謂“天人合一”，即儒學在形成天人、物我相分的自覺意識基礎上重新肯定人與(yu) 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麵征服、絕對占有自然”（郭齊勇：《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孟子·梁惠王上》曰：“斧斤以時入山林。”《荀子·王製》曰：“斬伐養(yang) 長，不失其時。”從(cong) 孔子到孟子，儒家都很重視生產(chan) 活動與(yu) 自然環境之間的密切關(guan) 聯，強調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不能過度損害生態環境。

人與(yu) 自然相統一、人與(yu) 自然共同發展的觀念，是“天人合一”理念的體(ti) 現，同時符合儒學的核心原則——“仁”。儒學“仁”的原則所蘊含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顏淵》）的思想，即指向人與(yu) 人、人與(yu) 自然、人與(yu) 社會(hui) 的和諧關(guan) 係。由此，郭先生認為(wei) ，每一個(ge) 人都是以他人與(yu) 社會(hui) 為(wei) 媒介，肯定自己和成就自己的。他說：“個(ge) 體(ti) 必須通過社會(hui) 群體(ti) 的現實生活，通過家國天下，把自己實現出來。”（郭齊勇：《中華傳(chuan) 統和諧文化資源的創造轉化》）就個(ge) 體(ti) 性的人而言，每個(ge) 人都以成全他人作為(wei) 實現自身、發展自身的途徑。儒學始終存在“天下一家”的人文理想，希望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將王道推行於(yu) 整個(ge) 天下。但是此種“一統”的理想，不是實現民族或文化的同一，而是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和諧統一，在分別與(yu) 對立的前提下兼容並包。就作為(wei) “類”的人而言，自然是與(yu) 人類相對待的存在。人類自身的發展需要以成全自然環境的發展為(wei) 前提，而自然環境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為(wei) 人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必要資源。由此，“仁”所展現的人與(yu) 天地萬(wan) 物和諧一體(ti) 的思想境界，具體(ti) 表現為(wei) 責任意識與(yu) 擔當精神。責任意識與(yu) 擔當精神說明仁德不僅(jin) 是針對個(ge) 人修身，也在社會(hui) 實踐中表現為(wei) 尊重他者和成全他者。他者，即包括社會(hui) 性的他人與(yu) 自然界。

總之，郭先生所主張的這種人與(yu) 自然、社會(hui) 和諧共生的儒學發展觀，可以有效對抗現代化所帶來的利己主義(yi) ，為(wei) 環境倫(lun) 理、全球倫(lun) 理的建設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礎。這種人與(yu) 自然一體(ti) 的和諧思想，不僅(jin) 為(wei) 人類自然環境的生態平衡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睿智，而且為(wei) 現代社會(hui) 管理和企業(ye) 管理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三）開放的儒學與(yu) 現代管理思想

郭齊勇先生認為(wei) ，“萬(wan) 物一體(ti) ”的儒學思想提供了一種整體(ti) 管理的觀念。（郭齊勇：《中國的管理哲學智慧》）天、地、物、我是彼此關(guan) 聯的整體(ti) 。王陽明《傳(chuan) 習(xi) 錄》曰：“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yu) 也。”天地萬(wan) 物與(yu) 人共同構成和諧的統一體(ti) 。這種和諧一體(ti) 的觀念在現代管理中表現為(wei) 整體(ti) 性的經營管理之道，強調人與(yu) 自然、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的整體(ti) 和諧。不過，在郭先生看來，整體(ti) 和諧的思想不是指完全的同一，而是“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禮記·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和”是萬(wan) 物生存發展的根據。《禮記·樂(le) 記》曰：“和，故百物皆化。”《荀子·樂(le) 論》曰：“樂(le) 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可見，傳(chuan) 統儒學思想中極其推崇“和”的觀念。“和”既是宇宙生成的動力，又是社會(hui) 運行的法則。在現代管理思想中，“和”的觀念展現為(wei) 容納相異的人才、意見（郭齊勇：《中國的管理哲學智慧》），使其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共同發展。

《禮記》書(shu) 影

創造革新的儒學思想在現代管理中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郭先生所主張的開放儒學始終強調儒學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儒學自身始終處於(yu) 不斷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日生日成和變化日新之中。創新性是開放儒學的重要特點。因此，在現代企業(ye) 文化建設和現代管理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郭先生認為(wei) ，我們(men) 要始終關(guan) 注創新意識的培養(yang) 。創新的動力，源於(yu) 事物自身內(nei) 部的張力與(yu) 矛盾，與(yu) “和而不同”的理念相一致。隻有尊重差異性，才能保持管理體(ti) 係內(nei) 部的生命活力與(yu) 發展動力。他引用孔子之言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以此說明“變動不居”的革新精神應當作為(wei) 經營管理之道的重要內(nei) 容。

因革損益、與(yu) 時俱進，是郭先生用以建立開放的儒學的兩(liang) 個(ge) 重要原則。開放的儒學即立足於(yu) 對傳(chuan) 統儒學的損益。現代管理實踐中同樣需要變革、創新，以作為(wei) 其發展的根本途徑。

三、結語

總之，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觀及其新儒學思想始終堅持主體(ti) 性、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原則。堅持文化的主體(ti) 性，即強調文化的特殊性、自覺性、自主性和獨立性；堅持多元文化的共同發展，即強調中國文化內(nei) 部的多元與(yu) 世界文化的多元；堅持文化的開放性，即在堅持文化主體(ti) 性的基礎上強調對多元文化進行新的綜合、解構和重構。

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觀及其新儒學思想不是蹈虛掛空的玄談，而是可以落實於(yu) 生活世界的實踐方案。郭先生開放的新儒學可以有效對抗現代性弊病，為(wei) 完善現代社會(hui) 法製、社會(hui) 管理等提供有益資源。例如，他認為(wei) ，“親(qin) 親(qin) 相隱”“權宜”等原則可以為(wei) 現代法製提供補充；“天人合一”所蘊含的天、地、人、物、我的和諧一體(ti) 觀念，可以為(wei) 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生態平衡提供睿智；“和而不同”“變動不居”的傳(chuan) 統思想可以為(wei) 現代管理提供創新思路。

由此，郭先生始終強調，重視和發掘中國傳(chuan) 統儒學思想資源，不是主張全麵複古，也不是以傳(chuan) 統思想對抗現代文化，而是以多元開放的心態麵對傳(chuan) 統儒學思想，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作者簡介：

高一品，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博士研究生，主要從(cong) 事先秦秦漢哲學與(yu) 中國現當代哲學研究。

丁四新，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優(you) 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現兼任中國哲學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周易學會(hui) 副會(hui) 長、北京市哲學會(hui) 副會(hui) 長等。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的研究。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郭店楚竹書(shu) 老子校注》《楚竹書(shu) 與(yu) 漢帛書(shu) 周易校注》《先秦哲學探索》《周易溯源與(yu) 早期易學考論》《洪範大義(yi) 與(yu) 忠恕之道》等，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餘(yu) 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