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ti) 性的彰顯：中國哲學史的新書(shu) 寫(xie)

作者：丁四新 馮(feng) 鵬

來源：《孔子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並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敘述，是郭齊勇先生一生最有價(jia) 值和最有意義(yi) 的學術工作之一。他認為(wei) ，建構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應當包括三個(ge) 方法論要點，即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學科的主體(ti) 性與(yu) 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以及內(nei) 在性的批評與(yu) 思想的訓練。同時，他特別強調“內(nei) 在理路”的原則及“同情的了解”的態度。郭齊勇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彰顯了他的學術追求，《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新書(shu) 寫(xie) 主要體(ti) 現在天人性命之學是諸子百家思想所環繞的中心論域，及“仁”和“道”是中國哲學最核心的範疇等方麵。《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的新書(shu) 寫(xie) 主要體(ti) 現在徹底擺脫了舊研究範式及其話語體(ti) 係的限製，直麵秦漢哲學自身的觀念、命題、思潮、人物和著作等，並對秦漢哲學作了正麵意義(yi) 的梳理、發掘和詮釋，充分體(ti) 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

關(guan) 鍵詞：主體(ti) 性；《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秦漢卷

作者簡介：丁四新，男，1969年生，湖北武漢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研究；馮(feng) 鵬，男，1987年生，河南正陽人，河南大學哲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講師、曆史與(yu) 文化學院博士後，主要從(cong) 事秦漢哲學、易學和宋代理學研究。

一、百年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與(yu) 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迄今已逾百年，大約可分為(wei) 五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前民國時期，第二個(ge) 階段是民國時期，第三個(ge) 階段是1949—1977年，第四個(ge) 階段是1978—1989年，第五個(ge) 階段是1990年以來一段時間。

前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其實主要是由日本學者完成的。日本長期受中華文明及漢文化的影響，近代之西方哲學傳(chuan) 入日本或者日人學習(xi) 哲學，必然會(hui) 導致部分學者反思中國思想，以“哲學”視角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在本質上，這是日本學者基於(yu) 東(dong) 亞(ya) 文明的內(nei) 在精神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重新審視和敘述。日本學者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包括內(nei) 田周平的《支那哲學史》、鬆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學史》和遠藤隆吉的《支那哲學史》等【1】。應當說，這三部中國哲學史著作都不太成熟，處於(yu) 草創和初級階段；同時，它們(men) 對於(yu) 當時的中國學者也幾乎沒有產(chan) 生影響。1910年日本出版了高瀨武次郎的《支那哲學史》，一般認為(wei) ，這部著作標誌著日本學者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史的成熟，且對當時的中國學者產(chan) 生了一定影響。

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主要由謝無量、胡適、馮(feng) 友蘭(lan) 和張岱年等人來書(shu) 寫(xie) ，其中胡、馮(feng) 二氏著作的意義(yi) 尤大。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是第一部用實用主義(yi) 觀念寫(xie) 作出來的中國哲學史，但這部著作隻有先秦部分。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兩(liang) 卷本《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整而具有現代意義(yi) 的中國哲學史。馮(feng) 書(shu) 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哲學學科的正式建立。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講義(yi) 是以問題為(wei) 綱撰寫(xie) 出來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意義(yi) 長遠。不過，胡、馮(feng) 、張三氏的中國哲學史都以西方哲學為(wei) 直接參照係，難免帶有強勢構造和生搬硬套的痕跡，以及存在中國思想自身之主題、範疇、內(nei) 涵及發展線索不清的問題。除此之外，1930至1940年代還興(xing) 起了馬克思主義(yi) 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範式。郭沫若—侯外廬一係的書(shu) 寫(xie) 模式成為(wei) 1949年後約30年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書(shu) 寫(xie) 的主導架構。

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哲學史書(shu) 寫(xie) ，以1978年為(wei) 界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節。前一節是人們(men) 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完成其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的，其中以侯外廬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思想通史》、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教材和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新編》為(wei) 代表；後一節是人們(men) 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完成其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的，代表性著作有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隻完成了前四卷）、楊憲邦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隻完成了前三卷）、馮(feng) 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蕭萐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對於(yu) 中國哲學史的書(shu) 寫(xie) 者而言，所謂“思想改造”，是指建立階級分析法及兩(liang) 個(ge) 對子（唯物主義(yi) 與(yu) 唯心主義(yi) 、辯證法與(yu) 形而上學）的敘述觀念和書(shu) 寫(xie) 觀念；所謂“思想解放”，是指打破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yi) 及兩(liang) 個(ge) 對子的敘述模式，而回到黑格爾—馬克思或者列寧的哲學史觀那裏去，運用所謂邏輯發展和“哲學史是認識史”的新觀念去書(shu) 寫(xie) 。任繼愈先生說：“本書(shu) 著眼於(yu) 中國哲學邏輯的發展過程，所以稱之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史》。”而其所謂邏輯發展，具體(ti) 指人類認識史，“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就是整個(ge) 人類認識的曆史”，而中國哲學史就是中華民族的認識史【2】。

本世紀以來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包括數套教材及郭齊勇編著的《中國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這些新編教材的撰寫(xie) ，都與(yu)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國哲學學界內(nei) 部的思想認同及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建構的思潮有關(guan) 。其時，包括郭齊勇先生在內(nei) 的一批青壯年學者勠力反思近百年的中國思想文化運動，力圖擺脫啟蒙心態、意識形態及其他思想意識的控製，而重新回歸傳(chuan) 統的正麵價(jia) 值，在中國哲學、文化的敘述中重新肯定、認同其特質和主體(ti) 性。同時，在此一時期，熊、牟一係的文化立場及其學術思想對大陸學術界的影響日增。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的重新書(shu) 寫(xie) ，正是在此一思想背景下發生的。不過，筆者認為(wei) ，本世紀初出版的多種新編中國哲學史教材僅(jin) 具有實驗性質，由郭齊勇先生主編的本套《中國哲學通史》則意味著在新時代對於(yu) 中國哲學史應當如何書(shu) 寫(xie) 問題的正式回答，因此本書(shu) 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yi) 和社會(hui) 價(jia) 值。概括起來說，《中國哲學通史》的主要曆史功績是，同1990年以來出版的大量中國哲學史研究專(zhuan) 著一起，共同彰顯和建構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

二、主體(ti) 性的彰顯：《中國哲學通史》的書(shu) 寫(xie) 觀念和方法

為(wei) 何要撰寫(xie) 長編《中國哲學通史》？這包括內(nei) 因和外緣兩(liang) 個(ge) 方麵。外緣很簡單，即江蘇人民出版社一直在計劃出版長編“通史”類著作，出版社方麵找到郭齊勇教授，希望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承擔此重任。內(nei) 因則大體(ti) 上包括三點：一是主體(ti) 性思維彌漫於(yu) 近三四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活動，因此所謂“中國哲學”在觀念上發生了巨變，而這個(ge) 巨變即要求中國哲學必須以其自身的身份出場，並據此來敘述其曆史。二是近三四十年來學術成果的積累及觀點的活躍已足夠豐(feng) 富，這同樣要求今人必須寫(xie) 作出一套新的《中國哲學通史》來。三是已往人們(men) 對於(yu) 中國哲學史的偏見和負麵論述亟待消除，其不足之處則亟待彌補。

郭齊勇先生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長編《中國哲學通史》各位作者的相關(guan) 觀點和看法。郭先生關(guan) 於(yu) 哲學和中國哲學、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的基本觀點、看法集中在《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導論》中。依筆者的經驗，郭先生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及其相關(guan) 概念的看法有三個(ge) 來源：一是對上一代，特別是對於(yu) 其師蕭萐父先生相關(guan) 思想的繼承和突破，二是對於(yu) 現代新儒學，特別是對於(yu) 熊、牟一係哲學觀念及其相關(guan) 學術成果的吸納和消化，三是他個(ge) 人本身的人生經驗及在思想上的自我否定和綜合創新。

如在“中國哲學”的定義(yi) 及其中心問題的認識上，郭齊勇先生強調了中國哲學的特殊性，且認為(wei) 此特殊性盡管有別於(yu) 西方哲學，但並不意味著不具備普遍性。或者說，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及其普遍性應當以這些所謂特殊性為(wei) 基礎。他引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是以‘生命’為(wei) 中心，由此展開他們(men) 的教訓、智慧、學問與(yu) 修行”；“它的著重點是生命與(yu) 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實踐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據此，郭先生說：“在這樣的哲學問題與(yu) 問題意識下，中國哲學中的天人關(guan) 係論、宇宙生成論、群己關(guan) 係論、治身治國論、天道性命與(yu) 心性情才論、德性修養(yang) 的工夫論與(yu) 境界論、知行關(guan) 係與(yu) 古今關(guan) 係論、由道德直接到智性直觀等論說，比較發達。”【3】很顯然，他首先同意港台新儒家所謂中國文化為(wei) 心性文化的判斷。當然，他對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之思想結構的認識比單純宣稱為(wei) 心性文化要複雜得多。在先秦卷的《導論》中，他將中國哲學的主題概括為(wei) 六個(ge) 方麵：一是天人、神人關(guan) 係問題，二是人與(yu) 宇宙天地的關(guan) 係問題，三是自我與(yu) 他人、人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問題，四是性與(yu) 天道、身與(yu) 心的關(guan) 係問題，五是言象意的關(guan) 係問題,六是古今關(guan) 係即社會(hui) 曆史觀的問題。這六個(ge) 方麵同樣體(ti) 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

如在中國哲學的分期問題上，郭齊勇先生提出了四階段說，即創立期——先秦哲學，擴大期——漢唐哲學，融會(hui) 期——宋至清代哲學，潛藏期——清末民初以來哲學（即現代哲學）。在其背後，這個(ge) 分期法很顯然隱藏了一個(ge) “主體(ti) 性”的邏輯，特別是從(cong) “潛藏期”的用詞及其補充說明來看更是如此。其補充說明是：“第四時期是西方文化作為(wei) 強勢文化衝(chong) 擊中國文化的時期，也是這兩(liang) 種文化及哲學開始碰撞、交融的時期，中國文化及哲學在總體(ti) 上處於(yu) 劣勢並蟄伏的時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哲學，再建中國文化及哲學之主體(ti) 性的準備或過渡的時期。”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並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敘述，可以說是郭齊勇先生及其同好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yi) 和最有價(jia) 值的學術工作之一。

相對於(yu) 蕭萐父先生而言，郭齊勇先生在方法論上作了很大改變。在上個(ge) 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蕭先生那一代突破了“左”的教條主義(yi) 的束縛，重視邏輯與(yu) 曆史的統一，強調普遍、特殊和個(ge) 別的辯證聯結，探究了中國哲學範疇史的邏輯發展和哲學觀念史發展的曆史圓圈，他和李錦全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在敘述上使用了螺旋結構來代替對子結構。但對於(yu) 郭先生來說，這些觀念進步還是很不夠的。郭齊勇先生在1990年代將其中國哲學史觀念逐漸演進到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的建構和敘述上來。具體(ti) 說來，他認為(wei) 應當包括如下幾個(ge) 方法論要點：（1）理解的曆史性與(yu) 詮釋的相應性。（2）學科的主體(ti) 性與(yu) 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他引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的解釋應當“依義(yi) 不依語，依法不依人”。（3）內(nei) 在性的批評與(yu) 思想的訓練。他認為(wei) 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一定要堅持“內(nei) 在理路”原則，應持“同情的了解”的態度。缺乏同情的了解，是過去敘述中國哲學史之所以失敗的一大主觀原因。

郭齊勇先生又將中國哲學的特質或中國哲學的精神、特點概括為(wei) 七點，即自然生機、普遍和諧、創造精神、秩序建構、德性修養(yang) 、具體(ti) 理性和知行合一。這七點是其長期從(cong) 事中國哲學文化的教學和研究的產(chan) 物，是真知灼見。它們(men) 同時是郭先生所謂中國哲學之主體(ti) 性的基本內(nei) 涵和價(jia) 值。

三、先秦哲學史的新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由郭齊勇先生主撰的。除《導論》外，本卷共分十八章，它們(men) 是：第一章，《殷商時期的宗教和政治》；第二章，《西周的王道政治哲學》；第三章，《春秋時期的哲學》；第四章，《孔子的哲學》；第五章，《老子的哲學》；第六章，《墨子的哲學》；第七章，《孫子的軍(jun) 事哲學》；第八章，《孟子的哲學》；第九章，《莊子的哲學》；第十章，《名辯思潮與(yu) 惠施、公孫龍》；第十一章，《後期墨家的哲學》；第十二章，《〈易經〉與(yu) 〈易傳(chuan) 〉》；第十三章，《〈管子〉與(yu) 稷下學宮的學術》；第十四章，《〈禮記〉中的哲學思想》；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第十六章，《荀子哲學》；第十七章，《法家商鞅、韓非的哲學》；第十八章，《戰國陰陽家的思想》。概括起來說，本卷的新書(shu) 寫(xie) 主要體(ti) 現在如下五個(ge) 方麵：

其一，充分注意先秦哲學自身的主體(ti) 性及敘述的相應性。所謂主體(ti) 性，即我們(men) 對於(yu) 先秦哲學的敘述不再自外觀之，不再被高度西方化或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而成為(wei) 單純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應當是自內(nei) 觀之，先秦哲學的敘述應當充分體(ti) 現其自身所內(nei) 含的問題、概念、線索、思想係統、獨特價(jia) 值及其曆史背景。從(cong) 本卷來看，郭先生不但主張應當如此，而且實際上做到如此。郭著同時注意先秦哲學史敘述的相應性，而這個(ge) 相應性之義(yi) 即體(ti) 現在對先秦諸家思想之主次關(guan) 係及其多元性、多樣性的充分尊重上。

其二，認為(wei) 儒家哲學在先秦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一點可以從(cong) 四個(ge) 方麵來得出：一是本卷認為(wei) 孔子與(yu) 儒家繼承了三代的大傳(chuan) 統——天命論，並在次序上將孔子哲學一章放在老子哲學一章之前；二是本卷認為(wei) 儒家哲學以“天人性命”問題為(wei) 樞紐，實現了天命、天道的下貫；三是本卷認為(wei) 儒家哲學建立了彰顯人性尊嚴(yan) 、人道自覺和人格獨立的仁學係統，解決(jue) 了人的類本質是什麽(me) 的問題；四是本卷認為(wei) 孔子思想及其所創立的儒學是理解戰國諸子思想的前提。

其三，重視對道家、墨家、名辯和陰陽等家思想的敘述，不持學派偏見和隨意貶斥的態度，盡量客觀而平允地加以梳理和表彰。這一點對於(yu) 郭齊勇先生來說是難能的，因為(wei) 他本人是儒家文化的信奉者和推崇者，是一名活著的當代新儒家。他認為(wei) ，道家繼承了上古與(yu) 春秋有關(guan) “天”的叩問、“氣”的傳(chuan) 統及其相關(guan) 的“陰陽”觀念，形成了連續而整體(ti) 的宇宙觀和宇宙生成論。老子和道家創立了凸顯天道與(yu) 超越境界的“道”學係統，側(ce) 重解決(jue) 了在天人之際問題中“天是什麽(me) ”及萬(wan) 物所以為(wei) 萬(wan) 物的問題，提出了“自然”的存在理念和“無為(wei) ”的政治原則。又認為(wei) ，墨家與(yu) 儒家同源，墨子與(yu) 老子、孔子一樣反思文明源頭，思考天人性命問題以及文化製度對於(yu) 人的限製問題。不過，墨子繼承的是民間小宗教的傳(chuan) 統，其學因自身的限製而未能成為(wei) 大統。這不是說墨家沒有價(jia) 值，而是中國社會(hui) 曆史的選擇使然，它需要儒道思想作為(wei) 補充和救弊。

其四，重視對簡帛思想和《禮記》思想的敘述，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禮記〉中的哲學思想》和《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想》兩(liang) 章。出土簡帛思想是近三四十年來漢學界的研究熱點，出土簡帛材料對於(yu) 解決(jue) 先秦哲學問題及其思想的構成問題都有巨大作用。在大部頭中國哲學史著作中，本書(shu) 是首先列專(zhuan) 章來專(zhuan) 門敘述出土簡帛思想的，值得充分肯定。而由於(yu) 郭店簡、上博簡等的發現，《禮記》大部分篇目作為(wei) 研究先秦思想的可靠材料也已得到證實，本書(shu) 因時而動，單列《〈禮記〉中的哲學思想》一章，這也是值得肯定的。

其五，認為(wei) 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環繞天人性命之學這一中心論域展開的，又認為(wei) 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是中國哲學最核心的範疇，且儒道兩(liang) 家不是絕然對立的，而是相互影響和滲透的。這些觀點都值得肯定，都體(ti) 現了本卷的新意。

總之，郭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取得了多方麵的重要進步和成績，特別是它彰顯了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筆者認為(wei) ，它是先秦哲學研究的一個(ge) 新裏程碑，是學者今後探討先秦哲學的重要參考書(shu) 。

四、秦漢哲學史的新書(shu) 寫(xie)

《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由丁四新、龔建平教授主撰。這兩(liang) 位作者都是在中國哲學的主體(ti) 性思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除《導言》外，本卷共分十六章，它們(men) 依次是：第一章，《從(cong) 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wei) 主導的政治哲學》；第二章，《雜糅與(yu) 會(hui) 通：〈呂氏春秋〉的哲學思想》；第三章，《漢初的思想鬥爭(zheng) 與(yu) 黃老思潮》；第四章，《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哲學》；第五章，《〈淮南子〉的哲學思想》；第六章，《諸子分派觀念的演進與(yu) 司馬遷的哲學思想》；第七章，《西漢周易哲學與(yu) 讖緯思潮》；第八章，《劉向、劉歆的哲學思想》；第九章，《嚴(yan) 遵與(yu) 揚雄的哲學思想》；第十章，《桓譚與(yu) 張衡的哲學思想》；第十一章，《〈白虎通德論〉的儒學理論係統與(yu) 思想貢獻》；第十二章，《王充的自然哲學》；第十三章，《王符、崔寔、仲長統、徐幹哲學思想合論》；第十四章，《荀悅的哲學思想》；第十五章，《漢末易學與(yu) 易學在漢魏之際的轉變》；第十六章，《道教的形成與(yu) 〈太平經〉〈老子想爾注〉的哲學思想》。本卷的新書(shu) 寫(xie) 主要體(ti) 現在如下五個(ge) 方麵：

其一，以正向的積極的文化價(jia) 值觀念和心態來看待、發掘和梳理秦漢哲學思想，徹底拋棄了曾經長期籠罩在秦漢思想論述上的啟蒙心態和買(mai) 辦心態。清末民初以來，啟蒙思潮和文化上的買(mai) 辦心態泛濫。反映在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上，秦漢思想，特別是漢代經學和儒學遂成為(wei) 替罪羔羊，受到啟蒙思想家及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學者的大肆詆毀、攻擊、踐踏和近乎謾罵式的批判，致使秦漢哲學淪為(wei) 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敘述中最薄弱和最負麵的環節。本卷《中國哲學通史》的書(shu) 寫(xie) 一掃“救亡圖存”時代意識給人留下的心靈陰影，擺脫了中國人給自己布下的迷魂陣，而直麵秦漢哲學的思想和精神本身，並予以正麵而積極的梳理、發掘、闡揚和總結。此種觀念即決(jue) 定了本卷在性質上迥異於(yu) 過往的同類著作，而超越於(yu) 它們(men) 之上。

其二，徹底擺脫了舊的研究範式及話語體(ti) 係的限製，對秦漢時期的哲學觀念、命題、思潮、人物、著作等作出了直截了當的梳理、歸納、詮釋和省思。回顧過往的秦漢哲學史研究，由於(yu) 受到各階段時代風潮和政治風向的嚴(yan) 重影響，研究者常常將其濃重的主觀意見和刻板的批判意識作為(wei) 立論前提，於(yu) 是秦漢哲學或思想一方麵遭到嚴(yan) 重掩蓋和扭曲，成為(wei)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另一方麵又成為(wei) 一麵破鼓，而任人捶打。反觀本卷的寫(xie) 作，已完全跳出了上述“陳規陋習(xi) ”。從(cong) 此卷的《導言》來看，我們(men) 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完全是站在新的哲學及哲學史觀念的立場上來開展其研究工作的。而秦漢哲學的主體(ti) 性，近百年來首次得以在本卷《中國哲學通史》中出場，並彰顯其正麵的思想內(nei) 涵和精神價(jia) 值。

其三，將秦漢哲學的主題定位為(wei) “政治哲學”，認為(wei) “政治哲學是秦漢哲學的重頭戲”【4】。此一判定不僅(jin) 為(wei) 讀者正確認識秦漢哲學指明了方向，而且避免了由於(yu) 問題錯位而造成對秦漢哲學的誤讀，以及因此而導致的有失公允的負麵評判。這些情況在過往的中國哲學史敘述中十分常見，例如，1970年代，牟宗三認為(wei) “兩(liang) 漢經學之中較少哲學問題，因此我們(men) 略過不提”【5】；勞思光則認為(wei) 漢代儒學背離了原始儒家的宗旨，致使孔孟心性之精義(yi) 不傳(chuan) ，其“思想混雜之結果，使中國哲學思想退入‘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幼稚階段”【6】。這些先生根據他們(men) 所持有的哲學定義(yi) ，而徑直宣稱秦漢時期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泥潭和低穀。本卷以“政治哲學”為(wei) 本期哲學的核心議題，在筆者看來，是符合實際的。本卷對於(yu) 秦漢思想的相關(guan) 梳理和描述呈現出一幅恢弘畫卷，大大提高了人們(men) 對於(yu) 此期哲學思想的認知境界和研究興(xing) 趣。

其四，重視對漢代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究，特別是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究。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指出蓋天說和渾天說為(wei) 漢代經學的宇宙論背景，又指出律曆之學是漢儒天道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關(guan) 於(yu) 蓋天說和渾天說，以往的哲學史著作也有論及，但一般隻停留在探討其真理性的層麵。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所作的推進主要在於(yu) ，進一步探討了這兩(liang) 種宇宙論學說對古人哲學思考的影響。作者指出，“渾天說最為(wei) 直接和最為(wei) 重要的影響表現在曆法上”，並且在漢代宇宙論的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蓋天說則扮演了價(jia) 值觀念建構之基礎的角色。具體(ti) 而言，“由蓋天說所導致的天上地下、天陽地陰和天尊地卑等觀念”，被理解為(wei) “天道”的基本內(nei) 涵，而“人道世界的價(jia) 值基礎”和“人倫(lun) 世界的基本秩序”，就是在這種天道觀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7】。作者的這些說法，是以往同類著作幾乎未曾言及的。關(guan) 於(yu) 漢代經學哲學的具體(ti) 內(nei) 容，本卷高度重視對漢代易學哲學的敘述和研究，這是本書(shu) 的又一大特色。本卷第七、第十五兩(liang) 章即分別闡述了西漢和東(dong) 漢的易學哲學，特別在後一章，作者關(guan) 注的重心不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所謂易例（象數解易方法），而是漢代象數易學建構的符號邏輯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思想主旨；同時，作者高度關(guan) 注漢末象數易學與(yu) 王弼易學的批判性關(guan) 係，指出：“漢末易學在著重建構一個(ge) 宇宙圖景的同時，力圖建構一個(ge) 人文化的世界。”【8】筆者以為(wei) ，作者的此一論斷揭示了漢末象數易學的深層內(nei) 蘊，對於(yu) 整個(ge) 象數易學史的研究也具有啟示意義(yi) 。

其五，重視“天道觀”的概念，筆者似乎感到，本卷暗中以“天道觀”為(wei) 總攝，來觀照和梳理秦漢時期的哲學思想。作者指出，“在漢代，‘天道’成為(wei) 一個(ge) 表示‘普遍原理’的概念，它貫穿於(yu) 古人的宇宙觀、價(jia) 值觀和人生觀之中，而漢人即以‘天道’作為(wei) 人事的根本依據和原理”。結合漢代黃老學和儒學等思想流派及其代表性著作來看，作者的這種見解，確實把握到了漢代哲學與(yu) 思想的核心。也正因為(wei) 如此，本卷一改過去同類著作的沉冗、散漫，而使得敘述變得有趣、有序和明亮起來。

除以上所論五條，本卷還有許多特點和優(you) 長。例如，在章節的安排上，新著打破以往的慣例，將《呂氏春秋》的位置調後，以“從(cong) 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wei) 主導的政治哲學”為(wei) 全書(shu) 的第一章。這種安排不僅(jin) 更貼合曆史自身與(yu) 思想發展的順序，而且更加凸顯了政治哲學作為(wei) 秦漢時期首要議題的特殊地位。又如，在材料的選用上，新著不僅(jin) 對傳(chuan) 世文獻做了細致的遴選，對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帛書(shu) 《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與(yu) 帛書(shu) 《易傳(chuan) 》等）也進行了積極、合理的運用。另外，本卷在總體(ti) 上除了以秦代、西漢和東(dong) 漢為(wei) 主導線索外，還輔之以漢代經學發展的邏輯，這也是本書(shu) 寫(xie) 作很成功的原因之一。

總之，與(yu) 以往同類型著作相較，《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無論是在研究心態、觀念、方法還是在章節設置、具體(ti) 敘述和詮釋上都取得了明顯進步，有了質的變化。毫不誇張地說，通過本卷的敘述，秦漢哲學不再是以往所顯示的那種可憎可惡的邋遢、塌陷形象，而是換了一副新麵孔，具有新時代氣象。而本卷因此可以成為(wei) 中國哲學史，特別是秦漢哲學史書(shu) 寫(xie) 的一個(ge) 新範本，並為(wei) 以後的秦漢哲學史研究提供新的起點。

注釋
 
本文前三部分由丁四新撰稿，第四部分由馮鵬撰稿。
 
1 參看曹峰：《井上哲次郎與內田周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15日。
 
2 以上引文，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導言”部分，第4-11頁。
 
3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導論”部分。本文第二、三部分凡引郭著及轉引牟宗三等人的說法，均參見此書“導論”部分，下不再作注。
 
4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後記”部分，第719頁。
 
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3頁。
 
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5頁。
 
7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導言”，第8-26頁。本書凡概括引文或暗引，大多見於“導言”，少數則請參見此書的相關部分。
 
8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第6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