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世紀鄉賢文化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傳承民族精神、激勵年輕一代、實現文化強市（縣）等方麵，發揮著特殊的作用。浙江省上虞市的鄉賢文化研究和社會推廣，在六個方麵積累了成功經驗，值得學界加以重視和探究。
    
    ［關鍵詞］鄉賢文化 當代形態 浙江上虞經驗
    
     
    
    鄉賢文化是中國文化研究的獨特領域，與地域文化、方誌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遊文化等有著密切聯係，但又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內涵與價值。新世紀鄉賢文化研究在構建和諧社會、傳承民族精神、激勵年輕一代、實現文化強市（縣）等方麵，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在這方麵，浙江省上虞市的鄉賢文化研究和社會推廣，積累了成功經驗，值得學界加以重視和探究。
    
    一
    
    什麽是鄉賢文化？“鄉賢”一詞，文獻中出現較遲，明代浙江嘉興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的《果報》類中記有一《戮子》的明代新聞：“嘉靖末年，新鄭故都禦史高捷，有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歿後，其地公舉鄉賢。”足見鄉賢是指鄉裏有德行有聲望的人。與“鄉賢”近義的詞，在古文獻中有：①“鄉先生”，泛指鄉裏有聲望、有德行的人。宋代歐陽修《章望之字序》：“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②“鄉達”，一鄉之賢達人士。清代李漁《風箏誤·賀歲》：“賴有鄉達戚補臣，係先君同盟好友。”③“鄉老”、“鄉三老”。最初是基層地方官名，後轉義為鄉裏受人尊重者。周代王置六鄉，由三老掌教化，推舉賢能，稱為鄉老。漢代每鄉設三老一人，掌教化鄉人，後世稱鄉三老為鄉老。④“鄉紳”，古稱退職還鄉家居的官員和在當地有聲望的人。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鄉賢”一詞係指在民間基層本土本鄉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為當地民眾所尊重的人。因而“鄉賢”有地域性的限製，有知名度的因素，有道德觀、價值觀的考評。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觀，這是構成“鄉賢”的三個基本要素。
    
    從當代鄉賢研究的現實需求與觀念出發，“鄉賢”的範圍已不再局限於道德與才能的層麵，而擴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文化名人是指在文章、文教、文化等方麵取得巨大成就，對曆史有深遠影響或在某一時代名聞遐邇的人；廣義的文化名人，包括在所有人文、社會、科技界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教育、文藝、衛生、體育等各個領域取得非凡業績，具有全局性影響或在本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會各界精英名流。
    
    據上所述，我們可以給“鄉賢文化”下這樣一個定義：鄉賢文化通常是縣級基層地區，研究本地曆代名流時賢的德行貢獻，用以弘文勵教、建構和諧社會的文化理念與教化策略。
    
    鄉賢文化既與地域文化、方誌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遊文化等密切相聯，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同於這些文化類型。鄉賢文化是一種跨學科、跨行業、跨文化的綜合研究，有其自身的獨特研究對象與價值標尺。鄉賢文化與以上諸種文化類型的異同關係，我們可以在探討鄉賢文化以下四大特征的過程中，加以辯證與區別。
    
    一是地域性。首先，鄉賢文化研究的對象，隻限於本地區的曆史名流與當代時賢，這些名流時賢生於斯長於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與占有性，他們的生出地不存在爭議。其次，鄉賢文化研究的名流時賢，應是在該地區出生，並在該地區長大，以後走出家鄉走向五湖四海；或留在家鄉，服務貢獻桑梓。因而作為上虞鄉賢，他們總會說：“我是喝曹城江水長大的。”再次，鄉賢文化一般不研究外地外籍來到本地並做出貢獻的“客居”名流時賢，而地域文化、方誌文化研究則不同，“客居”名流時賢同樣是地域文化、方誌文化記錄、研究的對象。因此，如《上虞市誌》中，就有不少出生外省外市在虞工作的精英人物介紹。
    
    二是人本性。鄉賢文化研究的對象隻局限於人，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圍繞本籍名流時賢做文章，而不涉及其他。這顯然與地域文化、方誌文化、旅遊文化不同，後三種文化既要研究本籍名人，同時還要記錄、研究社會、經濟、山川、地理、景觀、民俗、特產、風物、旅遊資源等，研究對象與範圍要比鄉賢文化寬泛得多。
    
    三是親善性。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人為本”，即以人為考慮一切問題的中心。以儒道兩家思想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以道德修養為旨趣的倫理本位的文化，因而中國的人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道德的人本主義。鄉賢文化正是道德人本主義的具體貫徹和重要表現。因之鄉賢文化十分強調研究對象——鄉賢“善”的本性，在關注鄉賢業績貢獻的同時，還要考究他們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質、愛國愛鄉，把鄉賢個人價值的實現放在整體關係的良性互動之中，放在一定的倫理政治關係中來考察。他們既是名人，同時必須是好人、善人。因而並非所有“名人”都是鄉賢，都是鄉賢文化研究的對象。因為“名人”中也有汙跡甚至敗類，如陷害嶽飛的奸相秦檜的家鄉江蘇江寧就不會把他作為鄉賢，又如周作人因在抗戰中留有汙點也不可能成為紹興鄉賢文化研究的對象。同樣，出生於浙江省上虞市章鎮胡村的胡蘭成，盡管他寫的《今生今世》、《山河歲月》、《中國文學史話》等為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叫好，同時又因他曾與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結為夫婦，故而聲名頗盛。但由於胡蘭成曾在抗戰時期的汪偽政權任職，自然不能成為“上虞鄉賢”，上虞鄉賢研究會也不會把他作為研究對象。親善性與正麵價值是鄉賢文化堅守的研究尺度和底線，而地域文化、方誌文化、名人文化等則不同，曆史名人中有汙點的人同樣也需客觀記錄、研究。
    
    四是現實性。鄉賢文化研究一方麵是“發思古之幽情”，表達對鄉賢的崇敬與仰慕，所謂“見賢思齊”、“恭敬桑梓”。但更重要的是直麵現實，為當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服務。因為，如果僅僅隻是為了發掘、研究當地鄉賢名流，地域文化、方誌文化等已經在那裏做了，而且可能會做得更專業。鄉賢文化則是別擇一途，既不重複地域文化、方誌文化等的研究課題，更要在古與今、傳統與現實、文化與社會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使鄉賢文化有力而有效地在發展本地社會經濟文化的過程中發揮其特殊作用。因之，鄉賢文化一方麵要研究、傳揚曆史上的“古賢”，但另一方麵則更重視與宣傳活躍在當今社會各界的“今賢”，尤其關注那些在中央任職以及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工作的“今賢”。如果說“古賢”是本地區的文化名片，那麽“今賢”則是本地區的文化資源。鄉賢文化研究的現實性既是發展本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現實需求，同時也是鄉賢文化研究本身得以存在的價值依據。
    
    二
    
    鄉賢文化的開發、研究有著多種形態，總的特征是“因地製宜，因人而異”，也即根據本地區鄉賢的多少、類型、結構等，選擇最優模式。這主要有以下三種形態：
    
    一是以本地區的重量級曆史名人研究為中心，形成重量級鄉賢的放射效應與多重開發價值。此可謂“重量級鄉賢模式”。
    
    如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春秋時稱苦縣厲鄉曲仁裏）是老子的出生之地，“地古永傳曲仁裏，天高近接太清宮”。老子在曆史上被尊為“百學之王”，春秋時的思想家、哲學家、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經》不但是中國哲學的經典，也被奉為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教派經典，因而老子成了道教的教主，鹿邑太清宮也就成了道教祖庭。由於老子姓李（李耳），普天下的李姓都尊老子為李姓開姓始祖，自然鹿邑太清宮也就成了李姓尋根追祖的發祥地。因有這樣多重因素，鹿邑縣在開發、利用本地鄉賢老子的文化資源上做足了文章。鹿邑縣有明道宮、太清宮、老子文化廣場等名勝古跡，除開展一係列老子學術研討會、文化旅遊活動外，還經常舉辦世界李姓大會。2009年10月，筆者應邀去鹿邑參加“世界李氏大會暨2009中國鹿邑全球李氏文化高端論壇”，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近千名國外以及台港澳李姓宗親，另有全國各地的李姓宗親代表。會議期間，縣城所有賓館爆滿，還有數百人不得不到附近安徽亳州市住宿。鹿邑李姓拜祖大典之隆重可謂盛況空前，當然經貿投資項目等的收獲也是皆大歡喜。
    
    2011年5月，筆者又應邀去河南新鄉市和衛輝市參加“比幹誕辰3103周年紀念活動暨比幹姓氏根文化高層論壇”。衛輝市有林姓開姓始祖——殷商太師比幹的墓廟，因而成為世界林姓尋根祭祖的朝拜之地。新鄉論壇既是世界林姓根文化的學術研討平台，同時也吸引了海內外林姓宗親高達248億元經貿投資簽約的場所(據2011年5月6日《新鄉日報》)。
    
    重量級鄉賢名人的文化效益、經濟效益、旅遊效益，往往會成為該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巨大引擎，政府以名人的名義，舉辦各種名人節、名人遊等活動，用以擴大知名度，打造優質投資環境。2008年9月，筆者曾應邀去關公的出生之地——山西省運城市解州，參加在解州關帝廟舉行的“中國運城市第十九屆國際關公文化節”。國際關公文化節已成為運城市的文化品牌，也是發展當地經濟的巨大無形資產。正因為重量級鄉賢名人具有巨大價值，因而各地經常會發生“名人爭奪戰”，為爭名人的出生之地、祖籍之地乃至安葬之地忙得不可開交。如前不久圍繞河南安陽市曹操墓地的真偽，河北邯鄲市、安徽亳州市都因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相關與河南安陽市展開“筆戰”。
    
    二是以姓氏、望族研究為紐帶，開發鄉賢文化資源。此可謂“姓氏望族鄉賢模式”。
    
    國有史、方有誌、家有譜。中國人特別重視民族的曆史、地方的曆史、家族的曆史。有關姓氏起源、沿革、遷徙，特別是開姓始祖的發祥之地，最易激起後裔的尋根情結與文化認同。因而姓氏起源地及其始祖，自然成為當地重要的鄉賢文化資源。2010年4月，筆者曾以“河南省姓氏祖地與名人裏籍研究認定中心”特聘專家的身份，參加在方城舉辦的“中華曾姓祖根地在河南方城”的認定會議。與會專家從二裏頭文化與古繒國的關係、夏禹的六代孫曲烈所封之繒是最早的曾國，以及《史記》等古史文獻、考古發現與民俗民間尋根活動等多重證據，論證了古代曾國所在地即今河南方城是中華曾姓祖根地，夏禹王六代孫曲烈是曾姓的開姓始祖。方城發掘的這一鄉賢文化資源，很快產生效益。香港著名實業家曾憲梓因曾姓祖根地的確認，馬上到方城投資興建“曾姓文化廣場”等項目。
    
    一般而言，中華姓氏祖根發祥地大多集中在北方的河南、山西、山東、陝西、河北一帶，而宋代以後的姓氏望族，則主要分布在南方，特別是江浙一帶與湖南、四川、廣東。
    
    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認為：“故論學術，隻有家學之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基於學業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所謂家學淵源正是形成姓氏文化望族的基礎。北宋以後，由於中國經濟中心南移，文化也相因南盛於北，因而南方出現了不少姓氏文化望族，有的是父子相傳，有的是祖孫相繼，有的是本家相應，成為當地著名的鄉賢名流。如四川樂山有北宋文學家蘇洵、蘇軾（蘇東坡）、蘇轍這樣著名的“三蘇”父子鄉賢。現代江南望族名聲最大者當數江蘇無錫的錢家，錢家擁有錢穆、錢基博、錢鍾書三大鴻儒與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三大科學家。此外江西修水的陳家、河南唐河的馮家也負有盛名。陳家有陳寶箴、陳三立、陳寅恪祖孫三代鴻儒以及陳衡恪、陳封懷等名士，馮家則以馮友蘭、馮沅君、馮宗璞“一門三傑”聞名於世。顯然，這些望族名流都己成為當地響當當的鄉賢資源。安徽宣城是梅姓的望族之地，當地有“宣城梅花遍地開”、“從誇荊州人人玉，不及梅家樹樹花”的說法。梅氏家族鼎盛於宋（出現過大詩人梅堯臣），綿亙於元，再顯赫於明未清初。據《宣城縣誌》統計，梅氏先後有進士29人，舉人48人，獲取各類科舉功名者不下2000人，傳有著述者134人，著作總計380餘部。因之宣城梅氏一直是作為宣城當地的鄉賢望族。2009年，宣城市政府出資2億元，建成梅氏文化主題公園——梅溪公園，並成立了“中華梅氏文化研究會。”
    
    三是以曆朝曆代形成的鄉賢群體為紐帶，形成鄉賢文化研究的平台，發揮鄉賢群體整體性、連續性的社會文化效益。其條件是：該地產生的鄉賢名流多，而且曆朝曆代英才輩出。此可謂“群團性鄉賢模式”。上虞鄉賢就屬於這一模式。
    
    上虞鄉賢文化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鄉賢名流不但數量多，而且曆代不絕，從遠古到現當代，從正史記載到民間傳說，可謂漢星燦爛，幾乎各行各業都有代表性人物。如政治家有上古的虞舜、東晉的謝安，哲學家有東漢的王充、魏伯陽，現代的範壽康；曆史考古學家有清代的章學誠，現代的羅振玉；思想家有現代的杜亞泉、馬一浮；教育家有現代的經享頤、竺可楨、陳鶴琴；文學家、藝術家有東晉的謝靈運、謝眺，現代的夏丏尊、徐懋庸、謝晉；出版家有現代的胡愈之；上虞還有傑出的孝女曹娥與才女祝英台。以上隻是擇要舉偶，不包括科學家、經濟學家等。
    
    群體性鄉賢聚集的狀況，在明清以來的江南較為普遍。如福建福州市的閩侯縣，湧現出虎門禁煙的林則徐、近代思想家嚴複、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現代報業先驅林白水、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領袖林祥謙、女建築學家林徽音等，而且大多數出自林姓望族。浙江省的紹興、寧波地區，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地區，也就是吳越文化區域，各縣市都是群體性鄉賢名流匯聚之地。毛澤東曾有“鑒湖越台名士鄉”的讚譽。這在中國地域文化中是十分著名的。
    
    吳越自東晉以降，一改“吳王金戈越王劍”之形象，以蓬勃發達的文化飲譽中華，江南人文淵藪，名人學士層出不窮。從吳越走向全國、走向世界，人文之盛，鄉賢之多，遠非其他地區所能比。誠如明代紹興狀元張元忭在《寄孫越峰論誌書事》中所言：“紹興人物本多，與他郡不同……郡誌記一鄉之賢，苟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魯迅先生說得更為明白：“於越故稱無敵於天下，海嶽精液，善生俊異，後先絡繹，展其殊才。”（《越鐸》出世辭）。因而長三角尤其是吳越地區，向來是鄉賢文化研究的重鎮。
    
     
    
    三
    
    
    
    浙江省上虞市鄉賢研究會成立於2001年1月6日，迄今已有10年。這是我國最早以“鄉賢”名義創設的區域性民間文化學術社團。
    
    鄉賢文化已成為當今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板塊之一，盡管開發、探究、利用鄉賢文化的形式不同，但其目標都是直接服務於本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為複興和振興本地區的區域文化獻計獻策、牽線搭橋、錦上添花。誠如上虞鄉賢研究會的宗旨所示：“挖掘故鄉曆史，搶救文化遺產，弘揚鄉賢精神，服務上虞經濟。”這是鄉賢文化研究的總目標與總趨勢。鄉賢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傳承地域文化，宣傳鄉賢精神，弘文勵教，激濁揚清，特別是在提升青少年的素質教育方麵，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下麵，結合上虞市鄉賢研究會的實績與具體做法，試就鄉賢文化研究的當代價值與現實意義談點淺見。
    
    第一，鄉賢文化研究發掘、整理與積累了大量珍貴的區域文化史料文獻，對促進本地區的方誌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遊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曆史文獻與參考資料。
    
    上虞鄉賢研究會的100餘名會員，先後撰寫了各類鄉賢研究文章600餘篇，研究會每年編選出版《上虞鄉賢文化》年刊，並出版了《舜水長流》（2001）、《謝安家史》（2002）、《上虞鄉賢》畫冊（2003）、《上虞名士通訊錄》（2004）、《英台故裏、文化上虞》（2005）、《上虞古橋》、《上虞名人遺墨》（2006）等多種鄉賢文化著述，總計字數超過1000萬字以上。
    
    這些論著、作品，傾注了鄉賢研究會全體同仁對上虞山山水水、曆史文化的一脈深情，有不少文章是作者曆經數年乃至十數年實地調研、史料鉤稽、潛心研究所得，所下功夫絕不亞於專業史學工作者。須知這一切都是在他們完成本職工作之餘或退休之後所做的，他們不是為了稿費、為了名利，而完全是出於對家鄉曆史文化的摯愛、對社會發展的擔當。正是這種全身心投入的“誌業”精神，確保了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文化價值與現實意義。如章鎮中學退休曆史教師丁加達先生，曆30年之心血，考察、研究我國山水詩創始人——南朝劉宋詩人謝靈運的裏籍。他自言是“曆經數十餘年之功，遍查百餘卷帙，踏看千裏路程”，最後得出結論，認為謝靈運名篇《山居賦》中所說的居住地“始寧墅”實為兩處大莊園——南山與北山，南山在今嵊州市三界鎮南，北山就在今上虞市章鎮薑山東南地。謝靈運的居住地主要在北山，也即章鎮一帶。丁加達先生的考證為解開謝靈運“始寧墅”的千年曆史之迷，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與破解的可能，自然引起史學界、古典文學界的關注。
    
    第二，鄉賢文化多維度、多層次的研究視角與跨學科、跨行業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區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有力地促使區域文化研究的良性發展。
    
    由於上虞鄉賢研究會的成員來自各行各業、各鎮各鄉，生於斯長於斯，十分熟悉研究對象鄉賢的生存環境、地脈人文；又由於大家關注的鄉賢對象與研究興趣、掌握資料各不相同，因而鄉賢會又有意識地組織相關人員，圍繞同一鄉賢展開攻關。這樣集思廣益，待以時日，自然能開發出多方麵的鄉賢文化研究課題。從2001年開始，上虞鄉賢研究會先後成立了多個專題研究小組與研究中心，圍繞“虞舜文化”、 “曹娥孝文化”、“東山文化”、“梁祝文化”、“白馬湖文化”以及“王充專題”、“魏伯陽專題”、“章學誠專題”等展開係列探討，撰寫發表了《上虞曆史上的三次名人大聚會》、《上虞曆史文化的構成和特色》、《虞舜精神：上虞文化的一麵旗幟》、《上虞傳統文化的風貌和特質》、《早期春暉名師薈萃的原因初探》、《論豐惠名人輩出的原因》等有份量的論文。這些論著、文獻，極大地開闊了人們認識上虞的視野，不但卓有成效地深化了上虞的曆史文化研究，豐富了上虞方誌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遊文化的內涵，而且大大提升了上虞文化的知名度、含金量。使生活在上虞的人因鄉賢成就而倍感自豪，使外地的虞籍遊子，因有上虞鄉賢會這樣一個響亮的文化窗口及其研究成果，而生發起愛鄉、思鄉、回鄉、奉獻故鄉之情、之行。
    
    第三，鄉賢文化研究從人出發，由人及物，發現、搶救、保護了許多珍貴的鄉賢故居、遺址、文物，為研究和光大區域文化提供了實證，增加了區域文化的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
    
    古越會稽名人輩出，史不絕書，所謂“十步之內，必有先賢遺跡”。上虞大量的鄉賢文化遺跡散落在虞山舜水之間，但由於種種原因，多已蕩然不存，偶有遺珠，也亟待搶救。而搶救的第一步是發現和鑒別，這就需要有關文物保護單位、文化部門普查調研。但這方麵的人力、物力畢竟有限。上虞鄉賢研究會責無旁貸地擔當起了這方麵的任務，從研究會成立之始，就積極配合文保、文化部門，同時又自發地走鄉訪村，實地調研，發現、搶救、保護了不少鄉賢遺跡文物。鄉賢會還主動配合地方政府，為保護鄉賢遺址、傳播鄉賢文化獻計獻策。例如曹娥江畔18裏文化長廊的規劃創意，祝英台故裏與 “中國英台之鄉”的成功申報，謝安東山遺跡與東山文化的開發，章鎮魏家莊太廉堂的搶救保護，豐惠胡愈之故居敕玉堂修繕方案等等，都有鄉賢會的心血、汗水與智慧。
    
    保護鄉賢文化遺存，需要喚起全市民眾的護寶意識與行動。鄉賢會經常深入鄉村采風，淘寶尋寶，護寶珍寶。試以2007年為例，就有下列諸多活動：3月2日，赴東羅村考證文字學家羅振玉的羅家祠堂，發現了7塊有文物價值的石碑。3月28日，赴陳溪考證明代大儒王陽明祖籍的王家祠堂，並動員企業家出資修複。4月10日，赴豐惠孟嚐村考證“還珠廟碑”，發現東漢名宦孟嚐不少珍貴遺跡，動員村委會妥善保護廟碑。10月29日，赴崧廈櫟林廟考證王陽明撰寫的廟碑。11月16日，赴上浦昆侖考證明代名士陳絳墓誌銘，並動員當地村民妥加保護，等等。通過這些田野采風活動，既推動了曆史文物的普查工作，又提高了鄉民的護寶意識。上虞市文管所還組織人員專門去上浦昆侖村召開文物保護現場會議。
    
    第四：探討鄉賢精神，弘揚鄉賢精神，服務和諧社會建設。
    
    鄉賢精神是精神文化的特殊組成部分，其實質是通過本地區曆代鄉賢名流的德行貢獻，凝聚成全民眾共同意識的精神情緒。這種精神情緒來自本鄉故土共同的曆史背景、生存環境，共同的憂患經驗、榮辱記憶，共同的人文傳統、認同意識，並內化、積澱、滲透於本地區民眾普遍的集體心理之中。鄉賢精神對於提升本地區民眾的文化自信心、自尊性，敦厚民心、民風，激勵社會向上，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和價值作用。因而探討鄉賢精神、傳承鄉賢精神、弘揚鄉賢精神，自然是鄉賢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上虞鄉賢研究會在探討“上虞鄉賢精神”方麵思路開闊，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頗具卓識的見解。首先是將上虞鄉賢精神放在整個“越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上虞文化是越文化的重要板塊，越文化剛健有為、勇於開拓的進取精神，正是積聚上虞鄉賢精神的文化基礎與心理基礎。其次是從影響上虞曆史文化精神的高端著眼，圍繞“虞舜精神”、“東山精神”、“曹娥精神”等組織專題研討，集思廣益，形成共識。如關於“東山精神”，鄉賢會經過研討後認為，東晉謝安“東山再起”的精神“除了不屈不撓的精神之外，還包含著審時度勢、理性放棄、韜光養晦、以柔克剛、以退求進、蓄勢待發、攻守有度、進退處事等深層次的精神內核”；關於“曹娥精神”，認為孝有大小之分，隻有“對父母獻孝心，對社會獻愛心，對祖國獻忠心”，這才是對曹娥精神的全麵理解。
    
    人們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上虞鄉賢精神。上虞鄉賢是上虞大地哺育的上虞精英，上虞鄉賢精神集中體現了上虞文化的優秀傳統，是越文化精神在上虞的延展和積聚。剛健有為，恥為人後，務實精進，孝德愛鄉，這些都應是上虞鄉賢精神所具有的內涵。而用鄉賢精神研究鄉賢文化，則是上虞鄉賢研究會的品格。上虞鄉賢研究會會長陳秋強先生，十數年上下求索、默默奉獻的品行與貢獻，也使他成為名副其實的當代上虞鄉賢。
    
    第五、聯絡當代鄉賢，凝聚鄉親鄉情，發揮鄉賢文化在民間“外交”中的精神紐帶作用。
    
    鄉賢研究會是民間社團，來自於民間，奔走於民間，活镺於民間，在聯係鄉賢、宣傳鄉賢、服務鄉賢等方麵，具有親和力、靈活性、自由度等優勢；在配合、協助地方政府開展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等方麵，擔任著聯絡員、宣傳員以至“紅娘”的角色，發揮著特殊的民間“外交”作用。很多走出上虞的鄉賢，正是通過鄉賢會的主動聯絡，上門走訪，這才生發起遊子之思，重回故鄉，報效桑梓。鄉賢會不但發掘、聯絡“喝曹娥江水長大”的“同代”鄉賢，同時化很大力氣發掘父輩、祖輩就已走出上虞而自己已成為時賢名流的“隔代”鄉賢。其目的，都是希望通過聯絡、凝聚更多的虞籍鄉賢，為複興和振興上虞經濟文化尋找更多的鄉賢資源。
    
    從2001年起，上虞鄉賢研究會配合上虞市有關單位，先後舉辦了“走近北京虞籍鄉賢”（2001）、“走近上海虞籍鄉賢”（2003）、“走近廣州虞籍鄉賢”(2004)、“走近南京虞籍鄉賢”（2005）、“走近滬寧杭科技鄉賢”（2006）、“走近旅港虞籍鄉賢”（2010）、“再走近北京虞籍鄉賢”（2010）等大型采訪活動，切實加強上虞與海內外虞籍鄉賢鄉親的溝通聯係，提高虞籍鄉賢對故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為促進本地經濟文化快速發展服務。2010年10月，上虞華盛減速電機有限公司專門捐資100萬元，設立“走近虞籍鄉賢”基金。上虞鄉賢研究會還編印了《上虞名士通訊錄》，收錄全國各地當今鄉賢名流的信息，供市政府有關部門聯絡鄉賢參考；並不定期出刊《上虞鄉賢研究會工作簡報》，2010年又創刊了《上虞鄉賢》小報，寄發各地鄉賢，使鄉賢之心時刻牽掛著故鄉故土。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上虞鄉賢研究會不是隻把眼睛盯著“官鄉賢”、“富鄉賢”，隻要是虞籍鄉賢，即使隱居陋巷，他們也一視同仁，登門拜訪。如上海有兩位著名虞籍電影藝術家，一是大導演謝晉，上虞鄉賢研究會為謝晉舉辦過80華誕慶典等活動；但當2004年6月，鄉賢會從媒體獲悉另一位虞籍名演員陳述晚年貧病交迫，生計困頓時，立即赴上海探訪，還送去1萬元現金。這就是鄉親鄉情鄉誼！上虞鄉賢研究會是真正秉承了鄉賢文化的精髓——孝德親善，美美與共。
    
    第六、將鄉賢文化作為弘文勵教的精神資源，傳承鄉賢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質。
    
    鄉賢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鄉本土精英，看得見、記得住、印象深。有的或許就是自己的祖宗、親戚、同村人，是爺爺的兄弟、父親的同學、舅舅的戰友。因而鄉賢是特別具有人情味、親和力、親緣性的文化人物和精神偶像，最易得到鄉人的愛戴，同時也最能激發起青少年一代見賢思齊、勵誌成才的心理。據《宋史·文天祥傳》記載：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文天祥正是在兒童時期，受到本地鄉賢精英的感召，立誌以他們為榜樣，報效國家，這是他以後成為中華民族永垂青史的民族英雄的重要精神資源。魯迅先生十分重視鄉賢精神對後人的教化激勵作用，他在走出紹興之前，就有“集資刊越先正著述”，“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之舉（《會稽郡故書雜集.序》）。
    
    見賢思齊，啟迪後昆，鄉賢精神的薪火相傳，要從娃娃抓起。上虞鄉賢研究會提出的口號與目標是：“讓上虞的子子孫孫都記住鄉賢，讓上虞的子子孫孫都爭做鄉賢。”從2002年起，鄉賢會在全市中小學校成立了56所“上虞鄉賢研究會少兒分院”，其中有不少以當地鄉賢冠名，如章鎮王充分院、東關竺可楨分院、長塘謝晉分院等。少兒分院結合當地的鄉賢資源，開展了適合少兒趣味的多種活動：或編寫認識、走近當地鄉賢的鄉土讀本；或舉辦傳承鄉賢精神的故事會、詩朗誦、書畫比賽；或開展“知鄉賢、頌鄉賢、學鄉賢”的主題班會、隊會。新世紀以來的學校素質教育形式多樣，但以鄉賢文化作為學校素質教育資源，上虞是全國第一家，因而這一活動得到了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如實驗小學開展的“讓鄉賢響起來”的少先隊活動，榮獲全國少先隊工作委員會“最佳創新活動獎”。
    
    浙東文脈氣如虹，鄉賢精神貫其中。日照東山盡春暉，鳳鳴舜水歌大同。願鄉賢文化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發揮越來越有效的作用，願鄉賢精神潤澤化育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願新世紀的鄉賢文化研究上下求索，多出成果，再唱大風。
     
    
    （本文原載《中國文化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