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諡法是國家的榮典

    諡法是國家的榮典，具有極高的榮譽性與資格限製。在中國古代社會，朝廷賜諡(官諡)的對象為已故帝王、後妃、文武百官與朝廷認為應予特賜之人。
    
    賜諡的第一對象為已故帝王。帝王是至高無上的，所以其諡號用字也應完美突出，無出其右。帝王諡號一般由禮官議定，其諡號有嚴格規定。明清兩代廿八帝(不計溥儀)的諡號開頭兩字均係“×天”，如明太祖是“開天”，建文帝是“嗣天”，永樂帝是“啟天”，自縊景山的崇禎帝是“欽天”；清太祖是“承天”，清太宗是“應天”，順治帝是“體天”，康熙帝是“合天”等等。皇帝自以為是真命天子，替天行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天”字也就成了帝王諡號中的專用字。
    
    相比之下，明代以前的帝王諡字，並不怎麽突出“天”，如唐太宗的諡號是“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宋太祖的諡號是“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曆代帝王的諡號多為美諡，哪怕是昏庸無能、傀儡白癡死後也能得一個無與倫比的諡號。例如晉惠帝司馬衷是著名的“昏愚不辨菽麥”、“朝野鹹知不堪”的白癡，史載：“天下荒亂，百姓饑餒，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而他的諡字卻是“惠”字。《周公諡法》解：“柔資慈民，愛民好與曰惠。”東晉也有一個白癡皇帝司馬德宗，“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己出”，而他竟當了22年皇帝!死後諡號為晉安帝。《周公諡法》解：“好而不爭曰安”，白癡當然與人無爭了，這個諡號倒也貼切。明熹宗朱由校昏庸無恥，使國勢敗壞到不可收拾，他的諡號卻美之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又如清代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慈禧太後幽禁，成了名副其實的掛名皇帝，他死後的諡號卻是“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
    
    曆史上隻有大權旁落或亡國廢殺之君，才有可能加以惡諡。如烽火戲諸侯，好色迷褒姒，最終喪於犬戎之禍的周幽王(動靜亂常曰幽)；前燕慕容，在位11年，後被苻秦所執，也諡“幽帝”；隋朝楊廣，在位14年，戊寅年(618)被宇文化及殺於江都，諡為“煬帝”(好內遠禮，去禮遠眾曰煬)。
    
    帝王的諡號自周及隋，皆為一字或二字，但從唐開始，諡號逐漸加長，始作俑者為李隆基。天寶十三年(754)，唐玄宗李隆基給他的列祖列宗一律改為七字諡，如李淵為“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李世民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李治為“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自此以後，唐朝帝王的諡號就長短不一了，最長者為唐宣宗李怡(後改名李忱)，諡號18字，為“元聖至明成武賓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最短者為李重茂，以庚戌年(710)為韋後所立，同年便讓位睿宗李旦，諡號“殤帝”，一字諡。
    
    自唐以後，帝王均為長字諡，宋代除太宗14字諡，欽宗、度宗、端宗六字諡以外，其餘各帝均為16字諡。
    
    元代是個例外，諡號長短不一，有二字諡(如簡平皇帝貴由)、四字諡(如仁惠宣孝皇帝海山)、六字諡(如元世祖為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等。
    
    明代除開國皇帝朱元璋與末代皇帝朱由檢(崇禎)為21字諡外，其餘14帝均為17字諡。清代各帝諡號均超過20字，清太祖最長，為25字諡；清太宗、順治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為23字諡；其餘康熙帝、嘉慶帝、鹹豐帝、同治帝、光緒帝均為21字；宣統帝被辛亥革命推翻，無諡。
    
    由於唐代以後的帝王諡號太長，難讀難記，所以自唐以後帝王均稱廟號(如唐太宗、宋仁宗)或年號(如康熙帝)，而不再以諡號相稱。唐以前帝王諡號一二字，故均以諡號稱(如漢武帝、梁武帝)。這是曆代帝王稱謂的一個重要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自唐迄清帝王崇尚長諡號，但關鍵性的隻是最末一字，如清仁宗(嘉慶)的諡號是“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簡稱就是“清睿帝”。
    
    按理說，隻有當過皇帝的人才有資格得到帝諡。可是世界上隻有想不到的事，沒有做不到的事。沒有當過皇帝的照樣可以享受帝諡的褒榮，這就是皇帝的祖宗。第一個得到這一榮譽的是周朝的姬昌，他雖然在黃泉之下不知道人間的帝諡有多榮耀，但他的二兒子周武王姬發即位之後，卻追諡其為“文”，於是姬昌就成了周文王。
    
    這一做法是不合禮製的。《禮記·曲禮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唐孔穎達疏：“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諡，而已今暴貴升為諸侯，乃得製諡，而不得為父作諡。所以爾者，無賤無諡，於今雖貴而忽為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跡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不得言己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東漢趙商對周武王追諡其父的做法提出責難，其師鄭玄的解答倒也巧妙：姬發今天已貴為天子，豈能讓昔日位卑的父親辱沒了他的光彩?所以追諡他一個美號也是很自然的。不是說“龍生龍，鳳生鳳”嗎?皇帝既然以龍為象征，他的祖宗當然也是飛龍在天了。
    
    自從周武王開了這個頭，以後許多帝王都有追諡祖宗的情況。有讀者以為凡是稱帝的人都當過皇帝，其原因即在於不了解追諡。例如曹丕建立魏國後，就追諡其父曹操為“武帝”。有人看三國，就誤以為曹操真的當過魏國皇帝了。
    
    追尊祖宗帝諡有三種形式，一是開國皇帝追尊父祖，如曹丕之追諡曹操；唐高祖李淵追尊其祖父李虎為景皇帝，廟號太祖。二是藩王登基後迫諡父祖，如東漢恒帝劉誌以章帝劉炟曾孫的資格承繼大統，即位後就追諡其祖父為孝穆帝。三是皇帝追尊遠祖，如唐高宗李治認為李耳(老子)是李氏始祖，追尊其為“太上玄元皇帝”。北魏武帝拓跋珪竟追尊其28代祖宗為皇帝!
    
    帝王還有加諡的情況，這也得順帶說一說。所謂加諡，就是以前的諡號不過癮，再追加他幾個美字。如宋高宗趙構的諡號，據《宋史·高宗本紀》記載：“上崩，諡曰‘神聖憲孝皇帝，廟號高宗。’光宗紹熙二年，加諡‘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又如清太祖努爾哈赤的諡號，《清史稿·太祖本紀》記載：“上崩，入宮發喪，初諡‘武皇帝，廟號太祖’；改諡‘高皇帝’；累諡‘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從一字諡加到了25字諡。
        
    二、諡法的由來與沿革

    我們知道，周文王、漢武帝、漢宣帝這些稱謂，並不是這幾位帝王活著的時候已有的，而是他們死了以後，後繼的帝王所追贈的“葆榮”。他們活著時稱王稱帝稱本名，死後才稱這類特殊的稱號。這類稱號就是諡號。有關給諡的規定，謂之諡法。由於帝王死後不再稱名號，而隻稱諡號，這等於給他們更改了一個名字，因此諡法又叫易名禮或更名典。
    
    什麽是“諡”？《爾雅·釋詁》：“諡，靜也。”疏：“人死將葬，誄列其行而作之也。”人死則靜，也就是蓋棺之後來表彰一下死者的生前事跡，簡言之則叫蓋棺定論。西漢班固《白虎通義》：“諡之為言行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引字與列字並舉，即言列舉，意為列舉一個人生前所作所為的重要事跡，給他一個評估。許慎《說文解字》：“諡，行之跡也。從言兮皿，闕。”行之跡，即一生的行跡。大凡一個人服務於社會，總有種種事跡，在他死後，憑他一生的事跡，好的，予以褒揚；惡的，予以貶責。這仍然講的是蓋棺定論。由此看來，所謂諡，就是封建時代在人（主要是帝王）死後，依其生前事跡評定褒貶給予的一種特殊稱號。
    
    上古有號無諡，諡號濫觴於周初。南宋鄭樵在《通誌·諡略》中對此問題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古無諡，諡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後，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耳；夏自啟，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為‘中’為‘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諡；有諱則有諡，無諱則諡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為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諡；名乃生者之辨，諡乃死者之辨，初不為善惡也。以諡易名，名尚不敢稱，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又說：“立諡之意，本為昭穆；命諡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逾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製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諡亦有惡，惡諡非所以加君父也。”根據《通誌·諡略》的考察，諡法應是周初製定的。從上古有號無諡，到周初生有名，死有諡，這是中國姓名學的一大重要發展。諡法作為古代典章製度與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出現於周初，這也是華夏民族文化進步的一種表現。從諡法的產生看，最初的目的有二端：一為避諱。以諡易名，死後稱諡，無非是為了對已故君王的名號加以回避，以示敬重。因此，諡號與避諱同時產生於周初，應是可信的。二為表彰。諡號雖說是“諡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應做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逸周書·諡法解》），但實際上諡號從一產生就違背了它的這一本意，人們總覺得“人死了還算老賬”，有失忠厚之道，對壞字眼總不肯輕易下，而是“誄列其行而作之”，“取於尊隆”，隱惡揚善，以告死者，以慰生者。正如鄭樵所說：“況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因而諡號總是以好字眼為主。
    
    諡法產生於周，最初隻是為了追諡文王、武王（經天緯地曰文，威強睿德曰武），以彪炳其為周王朝建立的勳業。當時的賜權完全掌握在王室，周天子死後才有諡，諸侯死後並不全部賜諡，即使像貢獻極大的周公和召公，也都隻有封號而不加諡。春秋以後，周室衰微，周天子已不能壟斷諡法，於是各國諸侯也都有了諡號。諸侯的諡號多由其子弟、大臣議定。諸侯所得的是一個什麽樣的諡號，這對他們來說實在關係重大，雖然死後是不知道了，但生前則是念念不忘的。這裏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據《左傳·文公元年》記載：楚王熊惲的長子商臣（即楚穆王）在太傅潘崇的策劃下，陰謀篡奪王位。當王宮被包圍時，楚王請求潘崇是不是等熊掌煮熟吃了後再殺他。潘崇說熊掌難熟，這不是等候救援嗎？於是叫王自縊。楚王無奈被迫自縊，但還沒有斷氣，他要知道自己能得個什麽樣的諡號。潘崇等人商議了一下，決定諡他為“成”（安民立政曰成）。楚王這才緊閉雙眼，兩腳一挺，嗚呼哀哉。這就是“楚成王”諡號的來曆。一字之差，對這位快要斷氣的楚王來說，關係到對他一生行狀的評估，可見意義何等重大！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下令廢除諡法，並立下製度，規定皇帝的稱謂按世次計數，他是第一代，稱為“始皇帝”，以後則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至萬世皇帝。秦始皇廢諡的本意是為了明辨世次，代代為王，並沒有擔心後世議論，給他一個惡諡的顧慮。鄭樵《通誌·諡略》中所謂“子議父，臣議君，秦人所厭而削之也”，恐怕不一定正確。但秦始皇的好夢隻做到二世皇帝胡亥。“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短命的秦王朝就被劉邦、項羽領導的軍隊推翻了。
    
    漢王朝一建立，就恢複了諡製，而且對此興趣十分濃厚。不但皇帝死後有諡（如劉邦諡“高”，劉盈諡“惠”，劉恒諡“文”，劉徹諡“武”），隻要沾著一個“劉”字的兩漢宗室，絕大多數也加諡，稍微有點成就的，便諡“康”諡“節”；即使那些短命夭折的，也諡之曰“悼”曰“湣”。史料記載，兩漢宗室得諡的不下數百人。兩漢諡法有一個新變化，凡是文臣武將，隻要官位達到某一級別的，例如“三公”（西漢以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或功績顯赫，皇帝認為有資格加諡者，大都也能得到諡號。自此，諡號不再作為帝王的專利品，臣下也有了諡。不過諡法有所不同：帝王之諡由禮官議上，貴族大臣的諡另有規定。漢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曾下過一道詔書，凡是王侯等諡應由大鴻臚（相當於禮賓部長）、大行人（相當於外交部長）共同提出諡字。但實際上兩漢的諡法都沒有嚴格照此執行，程式十分簡單。例如再興漢室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死後，也隻是“上及皇太後親臨光喪……皆如乘輿製度……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漢書·霍光傳》），並沒有記載賜諡的程式。這說明兩漢時期統治者對諡法雖興趣十足，但還未將其製度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魏晉南北朝。例如北魏的諡法就很混亂。北魏的政治製度、文化建設與當時的中原諸國相比是十分落後的，但它的諡號特別多，幾乎隻要請諡的文臣武將、帝王宗室都可以輕易得到。據不完全統計，北魏得諡者共有562人之多，大大超過以前各個朝代。
    
    嚴格實行諡法製度化的是唐朝。唐製規定：“諸職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曆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諡。訖，複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儀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諡曰‘先生’。”（見《唐六典》注）從這段規定可以看出唐代諡法製度的嚴密：一是確定了得諡者的身份，必須是擔任實職的三品以上或擔任閑職的二品以上的官員，方有得諡資格。二是規定了授諡的法律程序，要由有關部門（考功司、太常寺、都堂）考核“行狀”，查對檔案，討論擬定，申報通過，最後奏請皇帝批準。此外唐代諡法還規定了不做官而德隆望重者，亦可奏請賜諡，不過得諡者隻能稱“××先生”，而不能稱“××公”。這是唐代諡法的又一個變化。
    
    自唐以後，諡法製度化一直延續了下來，當然曆朝也都有所變更補充。根據《宋史·禮誌》的記載：“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複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諡曰先生。”與唐諡相比，宋諡有以下幾點不同：一是請諡可由死者家屬提出申請，這在唐代是沒有記錄的；二是諡字議定後，要由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方麵負責人審定，可見其慎重；三是盡管請諡手續繁複，但必須在死者下葬前通知家屬，以便出殯時應用，增其光彩。
    
    元代諡法大致承前，但出現了追諡的新現象。追諡起因於“尊朱”。至元年間，“四書”流行，科舉改考“四書”，並規定不得違背朱注。於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地位一下子高了起來，朱熹的父親朱鬆也被追諡為“獻靖”。明代諡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因朱元璋重武輕文，所以武臣得諡最多，文臣微乎其微。朱元璋時期的文臣從未得諡。直到建文帝（惠帝）時，才追諡了一個親信小臣侍製王禕。洪熙帝（仁宗）時始諡文臣10餘人，以後文臣得諡才多了起來。明朝共諡1081人，極大多數是武臣，而明代前期得諡者，又大都集中在姓“朱”的王爵集團裏。可見其諡之偏頗與蕪濫了。
    
    清代諡製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追賜明代忠烈。清初曾搞過一個追諡明末殉節諸臣的活動，以表彰忠烈，同時也為了使清初大吏之諡製不致中斷。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775～1776），放寬諡製，對明代殉節之臣，甚至沒有官爵的義士，也一律賜諡，一下子追諡了1905人，創造了有諡以來的最高紀錄。二是清世祖（順治）與聖祖（康熙）對於本朝官吏的諡號嚴加控製，一切諡典，要由皇帝親裁。後來又作了明文規定：“一品官以上，應否與諡，請旨定奪；予諡者交內閣撰擬諡號。工部給碑價，翰林院擬碑文。二品以下無諡，奉特旨者（例如效職勤勞有特行的，歿身行陣的，或以文學或以武功得邀逾格茂典的）予諡。”（見《皇清通誌》）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清代諡法的一些變化：以前賜諡的權力在下麵，由下麵有關部門擬定，再奏請皇帝批準；現在則改為先由皇帝定奪後交辦，權在上而不在下；以前三品以上的官員往往可以循例得諡，現在連一品官也不一定能得到；除了諡號外，還有禦賜碑文，使得諡者益加榮耀。三是清代得諡者中滿人超過漢人。據統計，清代滿人得諡共661人，漢人574人。其原因是清王朝封了一大批滿人為親王郡王，這些人不管行狀如何，諡號是一定有的，光是順治、康熙兩朝，就有六七十名之多。四是清代是中國諡法的末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作為封建上層建築的諡法也就壽終正寢。從周初肇始的諡法，延續了2000餘年，終於退出了中國曆史舞台。但辛亥以後，諡法仍有一點餘緒，這就是溥儀下台後還曾一度保留諡法，遺老們死後仍然賜諡。如著名學者、清秀才王國維於1927年在北京頤和園投水自盡，後得諡“忠愨”，所以他的遺著叫《王忠愨公遺書》。
        
    三、形形式式的官諡

    官諡對象的主體是文武百官。這是封建帝王的一種重要統治藝術，其目的是為了籠絡人心，駕馭臣下，顯示“皇恩浩蕩”，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當然某些諡號在客觀上也有褒善懲惡的作用。
    
    諡法既為國家榮典，就有名額的限製與資格的審定。假若輕易能夠得到，這諡號就不值錢了，俗話不是說“物以稀為貴”麽。曆代王朝對官員的賜諡資格均有明確規定，此已見前說。官員諡號的用字也有明確規定，如《大清會典》規定的“群臣諡字”為：“忠孝純誠文獻成憲宣昭明哲度武烈勇壯剛果威恒毅恭敬莊端恪欽穆厚安泰敦裕良康惠和順溫正肅簡靖清介節愨僖平貞確質潔思慎密定直義勤襄景敏理通達榮隱湣懿”。官員諡號均為一二字，明清二字。從明朝開始，諡法用字有高下之分。據《明會典》記載，諡法有一定之次級，有嚴格的選配方法，試以“文、武、忠”為第一字的諡號為例，其選配等級如下。
    
    文——正（“文正”是第一諡），貞（唐隻有“貞”無“正”，宋為避仁宗趙禎聖諱，始改為“正”字。元以後又恢複“貞”字，次第僅次於“正”），成，忠，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僖，榮，湣，思。
    
    武——寧，毅，敏，惠，襄，順，肅，靖，信，康，壯，恒，湣，烈，勇，僖。
    
    忠——文，武，定，烈，簡，肅，毅，敬，憲，節，貞，靖，襄，敏，安，僖，穆，介，威，端，壯，宣，裕，果，勇，湣，剛，惠，愨，懷，清。
    
    清代大致仿此。因“文”是諡字中的第一字，唐宋時代諡“文”字的比較普遍，當時都把“文”當成一個普通諡字看待。明初也一樣。但從明武宗正德（1506）年間開始，規定隻有進士出身的人，才能諡“文”，其他途徑出身的官員均不予。這一來。“文”諡就十分珍貴了。“文正”是第一諡，很難得到，明朝天順進士、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1447～1506）生命垂危時，當他聽到好友大學士楊一清答應為他向朝廷申請“文正”的諡號時，他感激涕零，竟在床上向楊磕起頭來，他死後果然得諡“文正”。清廷統治200多年，不知有多少進士，但隻有八位得諡“文正”。據說曾國藩死後諡號“文正”，把張之洞氣得跳了起來，大叫“像滌笙（曾國藩的字）這號人物也能得到文正，那我又該得什麽！”他認為自己的政績功勳遠在曾氏之上。豈知他死後隻得諡“文襄”，比“文正”差了好幾級！若九泉有知，一定要氣昏了。左宗棠原是舉人出身，擔心死後得不到“文”字諡，當他在新疆參戰，戰爭正激烈時，突然向皇帝上了稟呈，要求辭職，以便趕赴京師參加進士考試（會試）。清帝大驚，連忙召集廷議，決定特賜他一個“進士”。左宗棠死後果然得諡“文襄”。
    
    諡號是古代社會地位與榮譽的象征，為了求得這一殊榮，議諡時難免為諡字等級發生爭執。有時遇到優柔寡斷的皇帝，更爭得鬧哄哄了。這種“爭諡”的事史書時有記載。如《冊府元龜》卷五九五載，唐初益州大都督皇甫無逸卒，賜禮部尚書，諡曰孝。王珪提出異議，他認為皇甫無逸入蜀巡撫時，不帶母親同去，致使其母留在長安病死，因此不可稱孝。皇帝以為言之有理，於是改諡為“良”。唐初禦史大夫蕭瑀卒，贈司空，太常寺卿初諡為“德”，尚書省議為諡“肅”，最後奏請唐太宗裁定。唐太宗說：“易名之典，必考其行；蕭瑀性多猜貳，有失其真，更據實曰貞褊。”於是蕭瑀諡為“貞褊”。唐馬暢卒，贈太傅，太常博士林寶議諡為“敬”，遭到工部郎中崔備的批駁，認為“以敬字之義與馬暢始終名跡不同，請更參議”。後由博士崔韻改諡曰“縱”。唐於卒，太常議為惡諡“厲”。於的次子季友跑到穆宗麵前爭辯，博士王彥威堅持認為不能改：“文吏，倔強犯命，擅軍襄鄧，欲協製朝廷，殺無辜……不宜更諡。”寡斷不決的穆宗一時決意不下，最後為了照顧於家麵子，改諡為“思”。
    
    諡號對死者是一種榮譽，對生者是一種安撫，因此諡號一般總得在喪禮時賜給。但曆史上也有死了很久才給諡的事，這就是追諡與補諡。如唐武周後期宰相張柬之，在神龍元年（705）趁武則天病，與桓彥範、敬暉等乘機發動政變，恢複中宗帝位，後被武三思排擠罷相，憤恨而死，當時未賜諡。100多年過去了，元和三年（808），張柬之曾孫張曛向中書省提出曾祖諡事的申請，宰相與憲宗了解這件事後，決定追諡張柬之為“文正”。又如太常博士蔣欽緒之子東京判官蔣清，死於安祿山之亂。太和初年，吏部郎中王高向朝廷提出申請，被追諡“忠”。追諡除了追尊本朝以外，還有追尊前代人物的名目。如《新唐書·禮樂誌五》記載，唐追諡周朝薑太公為武成王，築廟祭祀，並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為10哲，侍列左右。又如漢紀信諡“忠烈”，唐張極諡“忠毅”，鄧文進諡為“忠襄”，宋謝枋諡“文節”，羅從彥諡“文質”，李侗諡“文靖”，文天祥諡“忠烈”，蘇緘諡“忠壯”，譚必諡“忠湣”等。
    
    諡號本來是用以褒善懲惡的，所以善行得美諡，惡行得惡諡，這應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實際上，諡號並不能完全正確地反映得諡者的行跡。試想一下，當大官的既然能鑽營奉承貼近皇帝，就有辦法廣植黨羽，為他講話，賺得一個美諡。所以盡管曆史上禍國殃民的惡相奸臣代代有之，而死後得惡諡者卻微乎其微。另一方麵，對最高掌權圈內或其他權勢人物惡劣品性的容忍，這是帝王們慣用的統治藝術。皇帝對他們的劣跡如何表明自己的看法，必須從總體上考慮是否有助於維護政治體係的平衡和穩定，有助於自己的統治地位的鞏固。因而皇帝對他們的劣跡惡行往往違反常人的準則，開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王顧左右而言他。至於賜諡，反正人也死了，樂得做個人情，美言一番順水推舟，來一個皆大歡喜。有的實在通不過，禦史爭執太甚，美諡不可得，惡諡也不可免，於是就來一個“不議諡”。如《明史》記載：明洪熙元年，定已故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18人諡，其中通政使賀銀議為惡諡。皇帝知道後說：“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諡，若加惡諡，又不若無諡。”於是賀銀遂不諡。
    
    當然事情並不是絕對的，曆史上也有一些人得了惡諡，多少體現了諡號的意義。如漢昭帝時的陽城侯劉德，為鑄造假黃金伏法的兒子劉向四處說情，不久自己也死了。大鴻臚奏訴劉德有訟子罪，有失大臣體統，被諡為“繆侯”。曆史上還有改諡與奪諡的現象。改諡就是改變以前已經確定的諡號，這往往是改變前朝之諡。如陷害嶽飛的南宋奸臣秦檜，為相19年，死後被宋高宗贈申王，諡“忠獻”。秦檜死去20多年後，宋孝宗為嶽飛平反昭雪，宋寧宗時又將嶽飛追封為鄂王；並追奪秦檜王爵，改惡諡為“繆醜”。宋仁宗時的崇信節度使錢惟演博學能文辭，真宗時曾召直秘閣，為翰林學士；後卷入政治漩渦，追隨丁謂排擠寇準；不久又排擠丁謂以自解。錢死後，太常張瓌按諡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認為應諡“文墨”。錢的家屬向朝廷提出申訴，仁宗下詔複議，認為錢沒有貪瀆現象，晚年能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最後改諡為“思”。後來錢的兒子錢暖又向朝廷提出複訴，乃改諡“文僖”。奪諡就是撤銷認為不應諡的諡號。明世宗朱厚熜曾下詔特諡道士邵元節為“文康榮靖”，方士陶仲文為“榮康惠肅”。明穆宗隆慶年間，認為這是濫諡，都被追削。明代張居正為相10年，海內稱治，卒諡“文忠”。後為政敵張誠彈劾，遭抄家掘墓鞭屍，並奪去諡號，這是政治鬥爭所致。
    
    官諡的對象除了皇帝與文武百官外，還有皇後、公主。據《萬曆野獲編》卷三記載：曆代皇後諡號，例用12字，諡中必有“天”、“聖”二字，以表示皇後與皇帝的關係，亡後仍存伉儷之體。如劉邦諡高皇帝，呂雉諡號中就有“承天順聖”。後世皆仿此。明世宗時，追諡章聖太後為“安天誕聖獻皇後”。公主之諡，始於唐德宗李適。李適的愛女安公主去世，諡為“莊穆”，以後曆代效法。明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為德安公主，諡曰“悼簡”。嘉靖年間，武定侯郭勳，曾申請追諡其將近200年前、曆經九朝的遠祖郭鎮所娶的永嘉公主為“貞懿”，永嘉公主是朱元璋的第12個女兒。中國古代社會素來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風。皇親國戚乃至奶娘的丈夫之類也能得諡。據《元史》載，元英宗奶娘的丈夫阿來被封為定襄王，賜諡“忠敏”；元敏宗奶娘的丈夫斡羅思被封為雲國公，賜諡“忠懿”，連他的兒子瑣乃，也得了個“貞閔”的諡號。甚至於溜須拍馬、奉承進孝、博得皇帝歡心者，死後也可得諡。如《明史》記載：明代顧可學以方藥進位尚書，徐可成以黃冠進位尚書，朱隆禧以方藥進位侍郎，死後俱得諡。至於方士道士、宦官子弟得諡者史書也時有所載。這一來，就把崇為國家榮典的諡號搞亂了。濫諡嚴重影響了諡號的性質，這是封建社會走向末路的必然現象。曆史上有氣節的知識分子，特別在遺言中囑咐子孫：“不得請諡！”以示對這種虛假名目的鄙視，保持自己的德操清名。
        

    四、德操清名在私諡
 
    前麵講到，諡法是封建國家的榮典，賜諡對象均有嚴格限製，非高官厚祿者是沒有資格請諡的。但是，東晉詩人陶淵明一輩子隻做過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小官，而且時間都很短，當彭澤縣令時，在官僅80餘日，就因“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而辭職回鄉。可他死後，卻為什麽也能得到一個“靖節”的諡號呢？原來，這個諡號不是朝廷認可的“官諡”，而是陶淵明的生前好友、金紫光祿大夫、詩人顏延之（字延年）在征詢了陶淵明的文朋詩友之後，所擬定的諡號。顏延之任始安郡太守時，路過尋陽，常在淵明家飲酒、談論，自晨達昏，相知很深。淵明死後，他特寫了一篇哀悼文《陶征士誄》，以作定諡，以寓哀傷。其中有這樣一段：“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裏，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誌。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征士。”根據諡法，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顏延之認為淵明的生前行跡，完全符合諡典，無違前人書誌，故擬定了這一諡號。這就是淵明之諡“靖節征士”的由來。像這種不是經過朝廷議定，而是由死者生前好友或弟子、鄉人所定的諡號，在姓名學上叫作私諡。
    
    私諡是民間的諡號，不是官方的諡號。私諡是民意的認可，無須朝廷的審批。私諡的對象多為德隆望重的社會賢達，或隱逸高士，其道德、文章頗為人津津樂道，而地位卻夠不上官諡規定的級別，有的甚至終生未仕。私諡不能稱“公”稱“侯”，隻能稱為“××先生”、“××居士”、“××子”。這是官諡與私諡符號的一大區別。如陶淵明在義熙十四年（418）曾被征聘為著作郎，辭不就職，所以顏延之稱他為“征士”，諡號“靖節征士”。
    
    最早得私諡者，當推春秋時晉國的世子申生。據《禮記·檀弓上》記載：晉獻公因寵幸驪姬，不但立其為夫人，而且相信了驪姬所編造的世子申生（獻公與原立夫人齊薑所生）要毒害他的鬼話，決意殺死申生。公子重耳萬分著急，問申生要不要把事實真相告訴獻公或者趕快逃跑。申生不聽勸說，寧可自己去死，也不願使父親難堪。於是北向拜稽，自縊而死。由於他恭順不違父命，所以大家都叫他“恭世子”。《禮記》疏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諡為‘恭’，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諡法曰：‘敬順事上曰恭。’”申生之得諡，實在是出於“愚孝”。但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禮教嚴格統治的古代中國，這種愚行反被當作美事受到讚揚，這實在是一大悲劇！
    
    私諡在漢魏六朝最為流行，這主要是當時戰亂頻繁隱逸高士居多所致。以後曆代皆有私諡，直至民國初年尚有餘緒。私諡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有一類是鄉人給本鄉耆宿賢達的諡號。東漢潁川許縣（今河南許昌東）人陳寔，字仲弓，初為縣吏，有誌好學，曾入太學就讀，後任太丘長。黨錮之禍起，被株連，餘人多逃亡，獨有陳寔不走，他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自動投案請囚。黨禁解出獄。他久居鄉間，為人處世，講究公道，凡有爭訟事，多請他判正。鄉人說：“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君所短。”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多次征聘，皆辭不就。陳寔活到83歲去世，海內赴吊者3萬餘人，戴重孝的數以百計，大家刻石立碑，諡其為“文範先生”。陳寔的兩個兒子陳紀（字元方）、陳諶（字季方），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東漢楊厚，字仲桓，順帝時遣使特征至長安，累官侍中。每當地方發生自然災害，他就上書提出消救之法。但因宦官專權，不被采納。後謝病歸鄉，教授學生3千餘人，至82歲去世。鄉人私諡“文父”。明代南昌人章璜，字本清，篤誌學古，主持白鹿書院。其鄉人稱其自少迄老，口無非禮之言，身無非禮之行，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之樂。及卒，私諡“文德先生”，著有《周易象義》、《詩經原體》等。
    
    有的諡號是弟子門人在老師去世後所定，以寄托對先師的思念。東漢成都儒生張霸，字伯饒，7歲通《春秋》，博覽五經，舉孝廉，曾任會稽太守。郡中爭勵誌節，習經者千餘人，漢和帝時召拜侍中。他死後，諸門人追錄生前行跡，私諡“憲文”。南北朝梁代文學家、《世說新語》的注者劉峻，字孝標，生於公元462年，好學安貧，耕讀不輟，有異書必往借，人稱“書淫”。天監初典校秘書，後任荊州戶曹參軍。講學東陽紫岩山，吳、會人士多從其學，門人甚眾。普通二年（521）卒，門人私諡“玄靖先生”。隋朝龍門人王通，字仲淹，好學不倦。隋文帝仁壽年間，西遊長安，上太平十二策，知謀不用。退居河汾教書，學生千數，如薛收、房玄齡、李靖、魏征等都是他的學生。隋煬帝大業年間，被征聘為著作郎、國子博士。37歲卒，門人私諡曰“文中子”。
    
    也有的私諡是文朋詩友或宗族親友所定。如西漢夏恭，字敬公，專事研究《韓詩》、《孟子》、《周易》，弟子門人千餘人。王莽作亂時盜賊圍攻郡縣，夏恭因恩信被大家擁戴，率眾保衛城池，獨得安全。光武帝時召拜郎中，選泰山都尉。49歲卒，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南北朝梁代儒生劉，博學有文才，終身不娶不仕，隱居求誌，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及卒，親戚故舊誄其行跡，諡為“貞節處士”。唐代永城人朱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曾誨弟子說：“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及卒，親友私諡曰“孝友先生”。元代吳興人宇文公瓊，字子貞，精通經史，至順年間中進士，為國子監助教。他勤奮好學，又愛潔淨，平時即使居於暗室，也必正衣冠端坐；日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即不敢為。死後諸儒私諡曰“純節先生”。
    
    私諡由於不是官方所賜，未經朝廷認可，因此正史往往不載。雖然私諡的“規格”不高，聲譽不盛，但它卻比朝廷那些例行公事的官諡要公正、珍貴得多。至於官方的濫諡、枉諡更是分文不值。據統計，晉朝得諡的文武官員、貴妃寵臣共有220多人，可這些顯赫一時的官諡有多少垂之不朽？又有幾個能有陶淵明的私諡“靖節征士”那樣響亮、長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原載王泉根著《中國人姓名的奧秘（二）----王泉根教授說名號》，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