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之道及其界限

作者：曾海龍

來源：《思想與(yu) 文化》第28輯，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摘    要：傳(chuan) 統的“君子”和“君子之道”概念主要表達一種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其預設了個(ge) 體(ti) 之間的差異與(yu) 社會(hui) 層級。作為(wei) 一種文化心理結構的“君子”和“君子之道”，與(yu) 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相互強化，影響著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治理方式。傳(chuan) 統“差序格局”下的經濟活動受到倫(lun) 理秩序的強力製約，並不能形成一個(ge) 獨立運行的結構。隨著社會(hui) 化大分工和市場經濟的引入和建立，中國社會(hui) 形成了以社會(hui) 精英為(wei) 圓心的“新差序格局”。“新君子”則是“新差序格局”中出現的行業(ye) 精英和社會(hui) 中堅，既有傳(chuan) 統“君子”概念的意涵，也包含對專(zhuan) 業(ye) 水平與(yu) 職業(ye) 成就的肯定。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經濟活動受到倫(lun) 理約束不同，市場經濟活動因其主體(ti) 之間的非熟人關(guan) 係有著相互平等的內(nei) 在要求，從(cong) 而與(yu) 傳(chuan) 統經濟活動的主體(ti) 關(guan) 係有了根本的差別，這就需要檢視傳(chuan) 統的“君子之道”在“新差序格局”中的局限。

關(guan) 鍵詞：新差序格局； 市場經濟； 新君子；君子之道；

作者簡介：曾海龍（1981—），男，湖南邵陽人，哲學博士，上海大學哲學係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中國現代哲學、中西比較哲學

“君子之道”作為(wei) 儒家的人格理想，曾對傳(chuan) 統中國的社會(hui) 秩序與(yu) 政治治理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強化了本有的“差序格局”，在現時代作為(wei) 一種文化心理結構也依然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成為(wei) “新差序格局”的重要元素。然而，現代社會(hui) 尤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相比傳(chuan) 統社會(hui) 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men) 在倡導“君子之道”的同時，也需要正視其可能產(chan) 生的問題，從(cong) 而界定其在現代社會(hui) 秩序建構中的界限。

一、 “君子之道”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

現存文獻中，“君子”一詞最早出現在《周易》。《易·乾》：“君子終日乾乾。”《易·坤》：“君子有攸往。”《周易》經文中出現“君子”，說明“君子”一詞的使用應該在商代甚至更早。《詩經》中“君子”多見，表明“君子”一詞在周代已經被廣泛使用。而關(guan) 於(yu) “君子”的涵義(yi) ，曆來解說紛紛。根據漢及以前的文獻，“君子”一詞最初的涵義(yi) 應該是指掌握統治權力的人或處於(yu) 管理地位的人，引申而為(wei) “地位高的人”或“名望大的人”。《禮記·玉藻》雲(yun)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表明庶民百姓是無緣“君子”之稱的。故王力先生認為(wei) 最初君子是貴族統治階級的通稱。《論語》中被孔子直接稱為(wei) “君子”的，有衛國大夫蘧伯玉、三恒之一的孟氏傳(chuan) 人南宮適、官至“單父宰”的宓子賤。季康子雖然品行很差，但孔子在與(yu) 他談話時照例稱他為(wei) “君子”。這說明在春秋時代及其以前，“君子”主要是權力、身份和地位的標誌。孟子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yang) 君子”（《孟子·滕文公上》），表明到戰國時期，“君子”一詞還有此種意涵。也就是說，普通老百姓，品格再高尚，也不會(hui) 被稱為(wei) “君子”。可見，“君子”一詞，最初主要是對權力階層的特稱，其政治意涵較多。

人們(men) 對為(wei) 政者的道德品格期待，又使“君子”一詞在原初表示權力地位的基礎上附加了對道德人格的要求與(yu) 期待。孔子曰：“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論語·為(wei) 政》）為(wei) 政之道乃“君子之道”。可見孔子認為(wei) 政之道的與(yu) “君子”或“君子之道”有著緊密的聯係。《論語》中“君子”一詞一共出現107次，“君子之道”雖然僅(jin) 出現3次，但其中有關(guan) “君子”的言論，又莫不與(yu) “君子之道”相關(guan) 。辜鴻銘曾說：“孔子全部的哲學體(ti) 係和道德教誨可以歸納為(wei) 一句話，即君子之道。”【1】所謂“君子之道”就是在道德方麵成就君子的途徑。孔子及其之後的儒家，因特別重德的緣故，對“君子”和“君子之道”闡發，改變了周代及其以前以權力地位論“君子”的涵義(yi) 。更因後世以“有德而無位”尊稱孔子為(wei) “素王”，使“君子”概念逐漸剝落了權力的意涵，成為(wei) 有道德品格的人的代稱。當然，出於(yu) 人們(men) 對於(yu) 當權者的道德品格期待，為(wei) 政者與(yu) “君子”，為(wei) 政之道與(yu) “君子之道”，在理想的層麵上可以被視為(wei) 內(nei) 涵高度重合的概念。

儒家傳(chuan) 統中“君子”概念的權力地位與(yu) 道德品格內(nei) 涵的結合，很大程度上基於(yu) 儒家對“為(wei) 政之道”的論述。而“君子”概念的主要內(nei) 涵由權力地位為(wei) 導向向道德品格為(wei) 導向的過渡，則表明了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之間的某種張力。對儒家而言，理想政治就是道德的政治。因此，中國曆史上凡遇改朝換代，奪權者或統治者尋求統治合法性的途徑莫不從(cong) 道德論述入手，無論是統治者渲染前朝的“無德”或造反者認為(wei) 當政者“無德”，還是尋求自我的“天命”，無不是在迎合人們(men) 對於(yu) 為(wei) 政者的道德期待。即便是在王朝中興(xing) 時期，這種建構統治合法性的論述也一直在進行著。人們(men) 對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也多是從(cong) 統治者“失德”和上位者“尚德”來進行敘事的，如孟子就將上古三代更替的原因歸於(yu) “仁”與(yu) “不仁”，“三代之得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離婁上》）。

《論語》、《孟子》中“君子之道”既表現了對於(yu) 理想政治和為(wei) 政者理想人格的期待，也對後世的政治運作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當權者理想的“為(wei) 政之道”就是“君子之道”，使得理想政治與(yu) “君子之道”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同一語。孔子以“仁者愛人”、“泛愛眾(zhong) ”闡發了君子人格和“君子之道”的第一要義(yi) ，為(wei) 政的目標是“天下歸仁”。孟子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yu) 掌上。”“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傳(chuan) 統儒家對“君子之道”之理想政治的重要意義(yi) ，不言而喻。雖然曆代王朝的建立者多以武力得天下，然而以道德論述來建構統治的合理性與(yu) 權力的合法性，都是必要之舉(ju) 。

“君子”概念後來多指道德品德高尚的人，這便與(yu) 政治產(chan) 生一定程度的分離。《論語》對“君子”的討論則兼具“德”與(yu) “位”兩(liang) 義(yi) ，而更偏重於(yu) “德”，乃因孔子有德而無位，更為(wei) 後來儒家的道統論述提供了基本範式。《論語》多論及“士”和“君子”。“士”的原初含義(yi) 是指成年男子或官名，“君子”則為(wei) 貴族男子之通稱，有時也會(hui) 與(yu) 小人或野人對舉(ju) 。而在《論語》中，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士是有誌於(yu) 成為(wei) “君子”的讀書(shu) 人。《論語》裏除了君子與(yu) 小人或野人相對而言的場合外，君子與(yu) 士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多數時候可以換用。至春秋戰國，作為(wei) 最低級貴族的士漸成“四民”之首，“士”與(yu) “君子”的倫(lun) 理意涵也開始加強。後來荀子說：“士君子不為(wei) 貧窮怠乎道。”（《荀子·修身》）韓愈說：“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昌黎集·諱辯》）。此外，亦有所謂“士大夫”之名，但“士大夫”擁有官職，“士君子”則未必。總體(ti) 來說，“士”與(yu) “君子”的合用或通用表明“君子”概念是對儒家理想型人格的概括。“士誌於(yu) 道”，即致力於(yu) “君子之道”。孟子更提出“無恒產(chan) 而有恒心者，唯士為(wei) 能”（《孟子·梁惠王上》），“君子所性，仁義(yi) 禮智根於(yu) 心”（《孟子·盡心上》），進一步彰顯了“君子”概念的道德品格。後世有所謂“素王”與(yu) “素君子”之稱，前者如孔子，因其“有德而無位”;後者是指有道德才華可以為(wei) 官卻不得不混跡於(yu) 鄉(xiang) 野的人。

可見，“君子”和“君子之道”無論就其發端而言，還是就其曆史脈絡而言，都與(yu) 政治治理和個(ge) 人道德理想相關(guan) 。傳(chuan) 統社會(hui) 區分士農(nong) 工商層級，士與(yu) “君子”、“君子之道”密切相關(guan) ，甚或是其同義(yi) 語，因士的道德追求及其從(cong) 事的政治活動須以“君子之道”為(wei) 理想。而商人的社會(hui) 地位並不高，更有“無奸不商”的說法，表明商人或商業(ye) 活動與(yu) “君子”或“君子之道”基本無緣。而“重農(nong) 抑商”的反複出現也與(yu) 統治者重視以道德理想來鞏固政治治理密切相關(guan) 。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儒家將“君子”作為(wei) 一種理想人格，本身預設了“君子”與(yu) “小人”縱向對列的格局。儒者或“君子”隻有在與(yu) “小人”縱向對列與(yu) 差等關(guan) 係中才能獲得其本有的意義(yi) 。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儒家與(yu) 以宗法和宗族結構為(wei) 主的治理體(ti) 係密切相關(guan) ，個(ge) 體(ti) 深受儒家和宗族製度的影響，卻不能說每個(ge) 個(ge) 體(ti) 都有成為(wei) 儒者或成就儒家主張的“君子”人格的可能。“為(wei) 政之道”與(yu) “君子之道”內(nei) 涵的高度重合，更使得“君子之道”不是一個(ge) 普遍可能的概念。即便“君子”一詞在後世有著更重的道德意味，但“君子”、“心憂天下”的內(nei) 在要求使得其自身不能成為(wei) 普遍的個(ge) 體(ti) 追求。“君子”一詞就其原初的內(nei) 涵而言，是指當權者或為(wei) 官者，是一個(ge) 與(yu) 庶民相對的概念。後來“君子”一詞多指有德者，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初的內(nei) 涵。但儒家關(guan) 於(yu) 德與(yu) 政的同一性論述（內(nei) 聖開出外王），也隻是將“君子”的內(nei) 涵擴展為(wei) 有天下社會(hui) 關(guan) 懷的特定人物。除了儒家墨家等積極入世的學派外，我們(men) 很難在其他的學派和宗教那裏見到對“君子”或“君子之道”的論述。在墨家退出曆史舞台後，“君子之道”幾乎成了儒家之道的代稱，“君子”和儒者也幾乎成了同義(yi) 語。以君臣、父子、夫婦為(wei) 核心形成的儒家倫(lun) 理秩序，與(yu) “君子”、“小人”對列的縱向格局，在概念論述和政治社會(hui) 治理過程中相互強化，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政治與(yu) 道德體(ti) 係。這種格局構成了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基本底色，至今仍在影響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和治理體(ti) 係。

二、 “君子之道”與(yu) “差序格局”

費孝通曾經以“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中國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的基本結構，並稱之為(wei) “鄉(xiang) 土中國”，已經廣為(wei) 人知。在費孝通描述的“差序格局”中，政治尊卑、血緣等倫(lun) 理關(guan) 係構成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基本紐帶。在這一紐帶中，“君子”與(yu) “小人”的縱向對列格局上也是傳(chuan) 統“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它預設並不斷強化社會(hui) 結構中的“差序”，且這種“差序”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君臣、父子、夫婦為(wei) 核心的“差序格局”乃基於(yu) “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兩(liang) 條基本主線。“君子”與(yu) “小人”的縱向對列格局則主要基於(yu) “尊尊”的理念，也受“親(qin) 親(qin) ”理念的影響。“君子”為(wei) 尊，“小人”行尊。無論是官員還是鄉(xiang) 賢，相對於(yu) 百姓而言都可為(wei) “君子”。家庭或宗族的長者，相對於(yu) 其他成員而言是為(wei) “君子”。

費孝通所言的傳(chuan) 統“差序格局”所基於(yu) 的血緣和倫(lun) 理關(guan) 係紐帶，在近一百多年來，隨著宗法製度的解體(ti) 、社會(hui) 治理方式的改變以及經濟活動方式的變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主要以家庭和血緣為(wei) 主要紐帶的“差序格局”已經被一種“新差序格局”所取代。費孝通對此看得非常清楚，他說到：“在我們(men) 社會(hui) 的急速變遷中，從(cong) 鄉(xiang) 土社會(hui) 進入現代社會(hui) 的過程中，我們(men) 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所養(yang) 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chan) 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hui) 是無法用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習(xi) 俗來應付的。”【2】

新形成的社會(hui) 格局雖然在特征上與(yu) 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不盡相同，但其實質還是一種“差序”。比如，我們(men) 現在普遍所用的“幹部”與(yu) “群眾(zhong) ”概念，就是“君子”與(yu) “小人”概念的同義(yi) 語。比如，經濟生活中成功的企業(ye) 家和商人可被視為(wei) “君子”，與(yu) 此相對應的“消費者”在這種對列關(guan) 係中可視為(wei) “小人”。又比如，影視明星可被視為(wei) “君子”，其粉絲(si) 則為(wei) 對列關(guan) 係中的“小人”。諸如此類，不勝枚舉(ju) 。時至今日，傳(chuan) 統以“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基礎的“差序格局”概念相對弱化，而以“君子”、“小人”的對列格局為(wei) 基礎的“差序”依然在不斷地產(chan) 生新的“差序”，為(wei) “君子”與(yu) “君子之道”概念增添新的內(nei) 涵。為(wei) 與(yu) 傳(chuan) 統的主要以“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紐帶的“差序格局”相區別，我們(men) 可這種新的“差序”所形成的社會(hui) 格局稱之為(wei) “新差序格局”。這種“新差序格局”相比起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而言，除了倫(lun) 理性的紐帶外，還有更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紐帶。“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可以稱為(wei) “新君子”，與(yu) 傳(chuan) 統的“君子”概念相比，“新君子”概念主要針對特定的對列格局，比如官員之於(yu) 群眾(zhong) ，影視明星之於(yu) “粉絲(si) ”，知名專(zhuan) 家學者之於(yu) 受眾(zhong) 。

“新差序格局”和“新君子”概念是傳(chuan) 統“差序格局”和“君子”概念在現代社會(hui) 的變種。與(yu) 傳(chuan) 統的“君子”概念主要以道德性內(nei) 涵為(wei) 主不同，“新君子”在傳(chuan) 統的“君子”概念意涵的基礎上，增添了一種經濟地位和社會(hui) 角色等功能性內(nei) 涵。或者說，“新君子”不僅(jin) 是指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受人尊重的道德楷模，還涵蓋了各行各業(ye) 的社會(hui) 精英與(yu) 社會(hui) 中堅。前者與(yu) 傳(chuan) 統“君子”概念的道德內(nei) 涵基本一致，後者則大大擴展了“君子”概念的專(zhuan) 業(ye) 化特征。“新君子”概念的內(nei) 涵擴展主要著眼於(yu) 現代的社會(hui) 結構和經濟結構，從(cong) 而與(yu) 傳(chuan) 統的以熟人社會(hui) 為(wei) 基礎的“君子”概念相區別。

儒家傳(chuan) 統的“君子”概念主要作為(wei) 一個(ge) 道德性或政治性內(nei) 涵的概念，主要在一定的權力結構和倫(lun) 理關(guan) 係結構中顯現其意義(yi) 。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一個(ge) 道德品格出眾(zhong) 的“君子”，隻有在熟人結構中才可能展現。傳(chuan) 統的“五倫(lun) ”關(guan) 係是一個(ge) 熟人結構。在這種熟人結構中，個(ge) 人品性被他人了解是其被認為(wei) 是“君子”的必要條件。一個(ge) 人的優(you) 秀的道德品格被眾(zhong) 人了解，才可能被人稱為(wei) “君子”。進而，一個(ge) 人道德名聲在外，即便他所不熟悉的人，也會(hui) 稱其為(wei) “君子”，這種關(guan) 係可被稱為(wei) 單向度的熟人結構——行尊的一方對為(wei) 尊的一方熟悉。也就是說，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作為(wei) 有道德品行的“君子”，除了在“五倫(lun) ”關(guan) 係中被認可之外，也因其品性被口耳或文字相傳(chuan) 到“五倫(lun) ”之外的群體(ti) ——基於(yu) 這些群體(ti) 對其單向度的熟悉，他對傳(chuan) 播對象而言也是熟人。這種單向度的熟人結構不僅(jin) 對於(yu) 保“君子”的道德品性涵義(yi) 有積極作用，對於(yu) “君子”的政治意涵也同樣如此。政治人物理所當然是公眾(zhong) 人物，也是基於(yu) 公眾(zhong) 對其也有著某種程度的熟悉。而政治人物作為(wei) “君子”或為(wei) 尊者，隻需要基於(yu) 大眾(zhong) 對其單向度的熟悉便可。也就是說，政治人物與(yu) 公眾(zhong) 形成的也主要是一種單向度的熟人結構。無論如何，“君子”的社會(hui) 意義(yi) 在於(yu) 其被公眾(zhong) 所熟悉或承認。傳(chuan) 統“君子”概念在這種雙向或單向的熟人結構中有了其公共性的意義(yi) 。

傳(chuan) 統“君子”概念對應於(yu) 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新君子”概念則對應於(yu) “新差序格局”。傳(chuan) 統“君子”概念的公共性意涵在道德和政治領域表現得最為(wei) 明顯。而“新差序格局”相比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而言，除了傳(chuan) 統的展現傳(chuan) 統的血緣和政治等倫(lun) 理關(guan) 係外，還有更多的文化和經濟等公共性意涵。“新君子”概念亦是如此，在傳(chuan) 統“君子”概念以道德性內(nei) 涵為(wei) 主的基礎上，擴展到經濟、文化等社會(hui) 領域。其中，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對確立“新君子”概念具有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隨著市場經濟要求的專(zhuan) 業(ye) 化分工的產(chan) 生，原有士農(nong) 工商的層級區分失去了應有的道德涵義(yi) 。專(zhuan) 業(ye) 化分工使各種行業(ye) 的從(cong) 業(ye) 人員並無道德品格上的高下優(you) 劣之分。除了熟人關(guan) 係結構中的個(ge) 人品格評判，人們(men) 更多地是從(cong) 其專(zhuan) 業(ye) 水平和職業(ye) 成就來評判一個(ge) 人的社會(hui) 地位。官員、學者、企業(ye) 家、明星等等，大都被視為(wei) “新差序格局”中的“新君子”。這與(yu) 原來單純從(cong) 政治權力和道德品格角度評判有了很大的拓展。個(ge) 人的道德品格不再被視為(wei) 評判的“君子”的唯一標準，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標準。這種“新君子”概念的功能性意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傳(chuan) 統儒家“君子不器”的觀念進行了修正。

然而，“新君子”的出現並不改變當前中國社會(hui) 結構的“差序”本質。首先，家庭作為(wei) 傳(chuan) 統的血緣共同體(ti) 的關(guan) 係強度雖有所弱化但依然有效，以家庭為(wei) 主的集體(ti) 個(ge) 人主義(yi) 在當今社會(hui) 依然有著強大的力量，家庭成員往往在經濟和社會(hui) 資源方麵依附於(yu) 其中的佼佼者，形成一個(ge) 個(ge) 小的“差序”結構。其次，單位、公司等社會(hui) 組織存在小的權力中心和排他主義(yi) 傾(qing) 向，兩(liang) 者相互作用形成組織內(nei) 部和組織與(yu) 組織之間的“差序”結構。再次，社會(hui) 交往和經濟活動中的領導與(yu) 下屬、朋友、師生等關(guan) 係相互交織，發展出各種形態的圈子，圈子與(yu) 圈子之間又有心理與(yu) 利益的親(qin) 疏遠近。可見，這種“新差序格局”的形成有血緣、經濟利益、權力、文化、地域等多方麵的原因。“差序”結構又反過來強化了人們(men) 的“差序”心理，塑造了穩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深刻地影響著當今社會(hui) 的社會(hui) 治理、經濟活動。有學者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差序格局並沒有消失，反而實現了自身的創造性轉換，形成了基於(yu) 理性意誌的新差序格局。理性意誌與(yu) 新差序格局的悖論性組合，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變得至為(wei) 艱難和漫長。”【3】這裏的理性意誌與(yu) 自然意誌相對應，前者是指基於(yu) “親(qin) 親(qin) ”、“尊尊”等倫(lun) 理關(guan) 係形成的共同意誌，後者是基於(yu) 由個(ge) 體(ti) 分工和利益關(guan) 係構成的抽象“社會(hui) ”，以期在社會(hui) 中重塑情感、道德、價(jia) 值等團結的紐帶。“新差序格局”中，以倫(lun) 理為(wei) 紐帶的“差序”結構與(yu) 以利益為(wei) 紐帶的“差序”共存，共同影響著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三、 現代中國依然是“差序格局”

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基礎的“差序格局”，主要是一個(ge) 基於(yu) 血緣和熟人形成的社會(hui) 體(ti) 係。在這種社會(hui) 結構中，血緣關(guan) 係和個(ge) 體(ti) 的品行產(chan) 生了社會(hui) 交往的基本信用。因此，倫(lun) 理關(guan) 係和道德人格對於(yu) 人們(men) 的行為(wei) 有著很強的約束作用。而倫(lun) 理關(guan) 係的強約束，在政治和血緣關(guan) 係中尤其有效。一方麵，為(wei) 政者的治理方式受以“君子之道”為(wei) 道德理想的製約，不得不盡量滿足人們(men) 的道德期待——善待百姓本身是統治者一種最基本的道德品格，“治亂(luan) 循環”本身就開啟了“由亂(luan) 而治”的可能。另一方麵，基於(yu) 血緣和熟人關(guan) 係的社會(hui) 交往，也必然遵循基本的道德準則。同樣，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經濟交往也主要在熟人之間進行，並無普遍抽象的市場主體(ti) 觀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僅(jin) 對“君子”的有效，也是對幾乎所有社會(hui) 個(ge) 體(ti) 有效。個(ge) 體(ti) 的道德信用破產(chan) ，便無法在以熟人關(guan) 係為(wei) 主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中立足。

因中國古代的經濟活動更多地在熟人之間進行，個(ge) 人的道德信用或政治社會(hui) 地位在經濟交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倫(lun) 理原則的影響，而不是遵循完全意義(yi) 上的利益原則。一個(ge) 人在與(yu) 他人進行經濟活動時，其地位和利益保障往往會(hui) 因其社會(hui) 地位與(yu) 道德品行有較大的差異。朝廷或官府主導的經濟活動，也因政治權力的介入，更多地是一種政治權力運作。其更多地是著眼於(yu) 保障政府的財力與(yu) 政治治理體(ti) 係的穩固，而不是純粹的經濟活動。比如，明代鹽的專(zhuan) 賣模式及其運作體(ti) 係的變化就主要是基於(yu) 不同時期朝廷稅收和財政的考慮【4】。在這種經濟活動中，交往關(guan) 係經常受到權力和倫(lun) 理關(guan) 係的幹預，主體(ti) 之間並沒有十分明確的橫向對列關(guan) 係，因而交往對象的地位通常並不平等，並不能形成平等的交往主體(ti) ，更沒有形成一種可供普遍遵循的市場交換準則。換句話說，中國傳(chuan) 統的經濟活動也是基於(yu) 倫(lun) 理和政治權力形成的“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因這種經濟活動本身受倫(lun) 理和政治的強力製約，傳(chuan) 統社會(hui) 未能內(nei) 生出類似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換準則。而現時市場經濟中的種種問題，也與(yu) 這種“差序格局”的因素有關(guan) 。

與(yu) “差序格局”中的縱向對列關(guan) 係不同的是，發源於(yu) 西方的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經濟活動或經濟交往要求遵循經濟主體(ti) 之間的平等原則，並建立起橫向對列關(guan) 係。在這種格局下，才有可能在經濟活動中排除經濟因素之外的影響，以促成公平有效的交易環境。另外，隨著資本出現，其逐利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個(ge) 人道德品格在經濟活動的作用，甚至於(yu) 政治的運作都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服從(cong) 資本逐利的邏輯。基於(yu) 以公司法人為(wei) 主體(ti) 的經濟交往活動並不關(guan) 心特定個(ge) 體(ti) 的個(ge) 人特質。個(ge) 人被卷入市場，所有的經濟活動都需要遵循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邏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men) 的交往範圍和交通方式也有了大幅的擴展，不僅(jin) 傳(chuan) 統的“五倫(lun) ”關(guan) 係在經濟活動中作用大大減殺，經濟交往中的熟人圈子相對而言也大幅萎縮，基於(yu) 血緣和熟人結構交往產(chan) 生的信用約束力越來越弱。客觀來說，從(cong) “差序格局”的縱向對列格局向基於(yu) 平等的橫向對列格局過渡，是市場經濟的內(nei) 在要求。

現代中國在努力建立市場經濟的同時，因各種原因的影響，並沒有能夠確立起完全平等的市場主體(ti) ，即沒有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一種平等橫向的對列格局，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轉變成了“新差序格局”。在這種“新差序格局”中，市場主體(ti) 之間沒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君子”、“小人”的角色倫(lun) 理。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差序格局”和熟人社會(hui) 以倫(lun) 理關(guan) 係和個(ge) 人品格確立的“君子”與(yu) “小人”的縱向對列格局相比，“新差序格局”中的“君子”與(yu) “小人”之分也有一套“客觀”的標準。以道德品格判定“君子”、“小人”需要基於(yu) 個(ge) 人對於(yu) 自身品格的塑造以及人與(yu) 人之間的相互了解，也就是基於(yu) 倫(lun) 理關(guan) 係。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men) 社會(hui) 交往的無限擴展意味著以道德品格為(wei) 基礎判定“君子”、“小人”的原則不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於(yu) 是，這套“客觀”的標準，隻能訴諸於(yu) 權力、名望和經濟地位。傳(chuan) 統以倫(lun) 理關(guan) 係和道德品格為(wei) 判定“君子”、“小人”標準，演變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權力、知識、名望和經濟地位為(wei) 判斷“君子”、“小人”的標準。這種格局中的市場經濟，“君子”經常幹預經濟活動，“小人”的經濟利益經常在經濟活動中受到“君子”的侵害。

總之，現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建立與(yu) 發展，依然不改中國社會(hui) 依然是“差序格局”的基本底色，卻又因熟人社會(hui) 的瓦解導致道德品格評判的缺位，給經濟活動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並給社會(hui) 治理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一方麵，隨著社會(hui) 交往的擴大，社會(hui) 關(guan) 係的擴展，使得原有的熟人社會(hui) 的交往方式和治理規則不再如前那般有效，傳(chuan) 統的“君子”品格在現代社會(hui) 交往中並不起決(jue) 定性的影響；另一方麵，傳(chuan) 統的“君子”、“小人”的對列格局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新差序格局”，使得抽象的個(ge) 體(ti) 平等的理念無法落地生根，市場主體(ti) 之間的平等關(guan) 係也無從(cong) 建立，更逞論由此產(chan) 生普遍個(ge) 體(ti) 信用。既然以“君子”、“小人”對列產(chan) 生的“差序格局”依然還是中國社會(hui) 的底色，卻又因倫(lun) 理關(guan) 係和道德評判的弱化失去了強有力的外在約束，我們(men) 就不難理解本來應基於(yu) 以個(ge) 體(ti) 平等的市場經濟活動機製在當下中國社會(hui) 出現的種種問題。“權力崇拜”、“金錢崇拜”、“消費欺詐”、“投資騙局”等種種問題在熟人社會(hui) 解體(ti) 和倫(lun) 理關(guan) 係缺位後應運而生，乃至於(yu) “殺熟”現象也屢見不鮮。

四、 “君子之道”的現代界限

在現時，社會(hui) 精英已然成為(wei) “新君子”。以此為(wei) 圓心，涵蓋社會(hui) 各方麵的“新差序”已經成為(wei) 當今的主要社會(hui) 結構，這種結構正在左右並將長期左右中國的社會(hui) 治理。因此，對君子之道與(yu) 社會(hui) 治理的關(guan) 係就需要重新思考。楊國榮指出，君子與(yu) 小人之間的比較和區分，從(cong) 不同方麵突出了傳(chuan) 統視野中君子人格的具體(ti) 內(nei) 涵及其特點，但從(cong) 現時代看，其社會(hui) 機構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其人格形態常常涉及公民權利，考察君子這一傳(chuan) 統人格在現代的意義(yi) ，需要聯係公民等現代社會(hui) 的人格形態。【5】這種思考對於(yu) 市場經濟中的主體(ti) 尤其重要。總體(ti) 來說，傳(chuan) 統的“君子之道”在市場經濟中有著極大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妨礙著公平市場環境的形成。因此，不能以傳(chuan) 統的“君子之道”為(wei) 市場經濟的治理之道。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基於(yu) 政治和倫(lun) 理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強約束，“君子”、“君子品格”以及由此產(chan) 生的縱向對列格局保證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性和社會(hui) 運行體(ti) 係的基本穩定，可見“君子之道”作為(wei) 一種理想的品行不僅(jin) 對個(ge) 體(ti) 的道德完善具有積極的意義(yi) ，對政治治理也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而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一種平橫向對列格局，如何將傳(chuan) 統的“君子之道”所產(chan) 生的“差序格局”限定在一定範圍，並盡可能將其排除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之外，並在市場經濟中建立一種橫向的對列格局，就顯得十分必要。

就政治治理而言，“君子”與(yu) “小人”，“幹部”與(yu) “群眾(zhong) ”的縱向對列格局或“差序格局”依然是現代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包括選舉(ju) 政治的基本特點。基於(yu) 人們(men) 對當政者道德品格和能力水平的期待，提倡“君子之道”依然有其積極的意義(yi) 。無論是在傳(chuan) 統的治理體(ti) 係中，還是現代政治的運作機製中，當政者作為(wei) 公眾(zhong) 人物，其政治行為(wei) 和大眾(zhong) 福祉密切相關(guan) ，其個(ge) 人能力和品格受大眾(zhong) 的檢視實乃自然之事，現代政治的運作機製和發達的信息技術也對這種機製的運行也起著很好的輔助作用。當政者對“群眾(zhong) ”而言依然是單向度的“熟人”，“幹部”是“君子”或“新君子”，群眾(zhong) 是“小人”。“幹部”“密切聯係群眾(zhong) ”，“群眾(zhong) ”團結在“幹部”周圍乃是政治上的自然之事。可見，“君子之道”依然是政治人物需要追求的“為(wei) 政之道”，即便在西方社會(hui) 也莫能例外。

就個(ge) 體(ti) 而言，熟人圈子的相對萎縮、傳(chuan) 統倫(lun) 理關(guan) 係相對弱化依然不改傳(chuan) 統的“君子之道”對於(yu) 安身立命的根本價(jia) 值。個(ge) 人之於(yu) 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員工之於(yu) 單位領導同事，自不待言，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依然在起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在社會(hui) 領域中，成功的商人、知名的學者與(yu) 演藝明星等與(yu) 政治人物一樣，對社會(hui) 大眾(zhong) 而言也是單向度的熟人，作為(wei) 公眾(zhong) 人物，他們(men) 的行為(wei) 和品格自然會(hui) 成大眾(zhong) 檢視的對象，對全社會(hui) 而言，他們(men) 依然是“君子”，須以“君子之道”為(wei) 理想品行以滿足大眾(zhong) 對其的道德期待。否則，個(ge) 體(ti) 依然很難安身立命。

需要進行檢討反思的主要集中於(yu) 經濟生活。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經濟交往主要在熟人之間進行，經濟交往也更多地是基於(yu) 倫(lun) 理規則，經濟生活本身是傳(chuan) 統“差序格局”的一部分內(nei) 容，個(ge) 人品格是經濟生活的基本信用。現代市場經濟活動則要求改變這種基於(yu) 血緣和倫(lun) 理的交往方式。隨著專(zhuan) 業(ye) 化的分工和商品信息的大規模流通，原來熟人之間所遵循的那套經濟交往體(ti) 係被打破了，基本以倫(lun) 理準則和個(ge) 人品格為(wei) 基礎的經濟交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其應有的效果。經濟組織的建立更使得經濟交往的主體(ti) 成為(wei) 了法人，倫(lun) 理關(guan) 係和個(ge) 人品格在經濟生活中不再有主導的地位。基於(yu) 量化的客觀評判標準亟需取代原有的熟人之間的信用關(guan) 係。且，市場經濟體(ti) 係建立基於(yu) 經濟生活中的主體(ti) 的平等地位，無平等經濟關(guan) 係的建立，則無法形成公平有效的市場經濟體(ti) 係。不難看到，經濟生活中的依附關(guan) 係（諸如內(nei) 幕交易、利益輸送、經濟主體(ti) 的權利不平等等）給市場經濟帶來了消費欺詐、投資欺騙、維權困難等一係列問題。這些問題又與(yu) “新差序格局”中本有的問題相互強化，對社會(hui) 治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企業(ye) 家或商人與(yu) 市場的活動主體(ti) 必須分開來看。企業(ye) 家或商人以“君子之道”為(wei) 理想品行，與(yu) 市場經濟主體(ti) 遵循市場規則是兩(liang) 回事。商人是“新差序格局”中的具體(ti) 個(ge) 體(ti) ，不同個(ge) 體(ti) 之間有品性的差異是一種正常現象。市場主體(ti) 則是一個(ge) 抽象的概念，內(nei) 涵了與(yu) 之平等的交往對象。這與(yu) “君子”或“新君子”概念完全不同。由於(yu) 市場經濟中的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並不遵循道德和倫(lun) 理的原則，或者說遵循的是非道德倫(lun) 理原則。個(ge) 人的道德品質與(yu) 在對市場經濟活動主體(ti) 並無必然的聯係，甚至於(yu) ，個(ge) 人乃由資本和利益所支配。馬克斯·韋伯所描繪的資本主義(yi) 精神，就是“從(cong) 牛身上榨油，自人身上賺錢”【6】，並認為(wei) 這是資本主義(yi) 的獨特倫(lun) 理。因此，市場經濟中的規則應該是一種基於(yu) 法律對於(yu) 所有主體(ti) 共同的強約束。這乃是由於(yu) ，經濟活動中的主體(ti) 從(cong) 根本上來說是一種抽象的彼此平等的主體(ti) 。

企業(ye) 家或商人就其作為(wei) 公眾(zhong) 人物而言，“君子”品行是大眾(zhong) 對其的一種普遍的要求。人們(men) 對公眾(zhong) 人物的道德期待存在普遍性，無論其是成功的企業(ye) 或商人還是明星，是政治領袖還是知名學者。人們(men) 期待成功的企業(ye) 家或商人與(yu) 政治人物和其他公眾(zhong) 人物一樣，有一種“超乎私人關(guan) 係的道德觀念”【7】，以“君子之道”為(wei) 品行理想來需要滿足人們(men) 對其作為(wei) 公眾(zhong) 人物的道德品格期待。可見，“君子之道”對於(yu) 成功的企業(ye) 家或商人而言，其必要性更多地基於(yu) 其是一個(ge) 公眾(zhong) 人物，而不是基於(yu) 其作為(wei) 市場的主體(ti) 。而就其作為(wei) 市場的主體(ti) 而言，則隻需要遵循所有市場主體(ti) 本應遵循的規則。更何況，現有的市場主體(ti) 更多的是公司法人，市場主體(ti) 之間的活動原則是經濟利益原則，而非道德倫(lun) 理原則。即便市場主體(ti) 試圖塑造自身道德形象，目的也還是在實現其經濟利益。因此，經濟活動規則必須基於(yu) 是由法律的強製，而不能基於(yu) 所謂“君子之道”約束。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講，企業(ye) 家和商人個(ge) 人的影響力（無論是經濟實力上的還是個(ge) 人聲譽上的）過度擴展反而會(hui) 影響經濟主體(ti) 之間的平等地位，進而損害經濟規則（比如大公司的過度壟斷，普通消費者麵對大公司維權困難）。另外，經濟生活與(yu) 政治運作的不同之處在於(yu) ： 當政者相對處於(yu) 一種層級上的天然“優(you) 勢”地位——在同一個(ge) 政治體(ti) 係中並不存在一個(ge) 與(yu) 其相對的當政者，而經濟生活中需要也應當尋求所有經濟主體(ti) 的平等——這無論是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還是已然形成的“新差序格局”都無法提供的。

傳(chuan) 統的“君子”和“君子之道”概念產(chan) 生於(yu) “差序格局”，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這種格局。在政治領域和個(ge) 人安身立命方麵，因權力和個(ge) 人品質的“差序”特性及不同個(ge) 體(ti) 之間永恒的能力品格差異，君子之道作為(wei) 理想的道德品格對於(yu) 完善政治社會(hui) 治理與(yu) 滿足人性的道德期待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yi) ，因而具有永恒的價(jia) 值。而基於(yu) 西方近代以來的以原子個(ge) 體(ti) 平等為(wei) 基礎的市場經濟，需要市場活動的主體(ti) 之間遵循橫向的平等對列原則，從(cong) 而與(yu) 各種“差序”相區別。而“君子”與(yu) “小人”的對列格局乃是縱向的，其本質上也是一種“差序格局”。現時中國社會(hui) 在原有“差序格局”的基礎上形成了“新差序格局”，但依然不改“差序”的基本底色。中國現代社會(hui) 治理的基本矛盾之一就在於(yu) “新差序格局”與(yu) 市場經濟要求主體(ti) 平等之間的矛盾。“君子之道”作為(wei) 政治上“為(wei) 政之道”和熟人圈子的品格要求，在現代社會(hui) 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將這一作用無限擴大，尤其是擴大到經濟活動中，則不但無效，且會(hui) 對現代社會(hui) 治理尤其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場經濟體(ti) 製產(chan) 生非常消極的作用。

小結

總體(ti) 而言，中國社會(hui) 依然存在著各種差序，這種差序又相互交錯，彼此嵌套，形成了“新差序格局”。這種“新差序格局”雖與(yu) 傳(chuan) 統的“差序格局”不盡相同，但就其性質而言，依然是一種“君子”、“小人”相對的縱向對列格局。在當下，作為(wei) 政治治理、社會(hui) 倫(lun) 理的“君子”、“小人”之對列依然有其積極的意義(yi) ，且有助於(yu) 社會(hui) 結構的穩定與(yu) 良性治理的形成。但就市場經濟而言，“君子”與(yu) “小人”的縱向對列則會(hui) 妨礙公平市場環境的形成，又在某種程度上妨礙著社會(hui) 的良性治理。“君子之道”，作為(wei) 一種永恒的道德理想，本身就預設了“差序”的存在，既然如此，就須將其排除在要求主體(ti) 平等的市場活動之外。或許，我們(men) 可以期待一種嚴(yan) 格恪守界限的“新君子之道”，為(wei) “新差序格局”下的市場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治理提供有益的規則保障。

注釋
 
1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2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3肖瑛：《差序格局與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6期。
 
4參見黃仁宇：《十六世紀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五章“鹽的專賣”。
 
5楊國榮：《君子人格：曆史內涵與現代意義》，《江漢論壇》，2020年第3期。
 
6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彭強、黃曉京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3頁。
 
7費孝通：《鄉土中國》，第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