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學派的哲學精神世界

作者：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月十八日甲戌

          耶穌2021年11月22日

永嘉學派以致廣大的胸襟，極高明的睿智，在融突和合“二程”（程顥、程頤）的洛學、王安石的新學和張載、呂大臨(lin) 的關(guan) 學中化生，並在與(yu) 其他學派互相交往、切磋、論爭(zheng) 、探賾、借鑒、吸收中發展。永嘉學派通過智能創新，構建了獨具特色的事功之學。

時代精神的把握

永嘉學派事功之學的崛起，震動了當時的思想界。全祖望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hui) ，總為(wei) 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以葉適為(wei) 代表的永嘉學派之所以能與(yu) 朱熹的理體(ti) 學派、陸九淵的心體(ti) 學派鼎足而立，是因為(wei) 永嘉事功之學特具魅力和價(jia) 值。朱熹說：“江西之學（指陸九淵心學）隻是禪，浙學（指永嘉事功之學）卻專(zhuan) 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hui) 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xi) 之，便可見效。”朱熹指永嘉學派專(zhuan) 講功利，稍帶貶義(yi) ，現稱為(wei) 事功之學。

為(wei) 什麽(me) 事功之學“便可見效”，《朱子語類》記載：“器遠（曹叔遠號）言：‘鄉(xiang) 間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會(hui) ，教著實，緣是向時諸公多是清談，終於(yu) 敗事……陳先生（指永嘉學派的陳傅良）要人就事上理會(hui) ，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這裏“鄉(xiang) 間諸先生”即指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等。“諸公”如朱熹理體(ti) 學主張的“理體(ti) ”是一個(ge) “不食人間煙火”的形而上的“潔淨空闊世界”，是一種清淡，陸九淵心體(ti) 學“分明是禪”是空是無。

永嘉學派事功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hui) ，教著實，是對於(yu) 時代的實際和事實的認知、體(ti) 貼與(yu) 把握。兩(liang) 宋國家積貧積弱，外有外敵侵擾，內(nei) 有政治腐敗、貪官汙吏橫征暴斂、官逼民反的危機以及收複中原無望，理想信念喪(sang) 失的價(jia) 值危機。麵臨(lin) 這種有關(guan) 國家、民族命運的種種衝(chong) 突和危機，顯然不是“諸公清談”和禪學的空無能化解的，唯有永嘉學派“教人就事上理會(hui) ”，即理會(hui) 、體(ti) 認國內(nei) 外衝(chong) 突危機的實際與(yu) 事實，把握這個(ge) 時代所普遍存在的主導性矛盾的生存世界、意義(yi) 世界、可能世界的衝(chong) 突和危機，教著實地將其升華為(wei) 化解之道的思維理念，而體(ti) 現為(wei) 這個(ge) 時代的精神。永嘉學派事功之學的思維理念、理論，因其體(ti) 現了那個(ge) 時代精神的精華而被大眾(zhong) 所接受。林損說：“永嘉諸子之學也，猶眾(zhong) 人之學；眾(zhong) 人之學，猶永嘉諸子之學也。眾(zhong) 人之言心性者，必不能廢事功；永嘉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離心性。事功與(yu) 心性合，而後經製之真乃出。”這種力量體(ti) 現為(wei) 永嘉學派的開放兼容、憂思創新、勇為(wei) 人先、剛正廉潔、經世濟民、抗倭愛國、誌存高遠、融突和合的哲學精神世界。

哲學精神的體(ti) 現

開放兼容的精神。開放兼容是哲學理論思維致廣大的生命力所在，是學術思想盡精微的必由之路。老子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隻見自己長處的人，目光短淺而不明事理，自以為(wei) 是的人，會(hui) 被現象所遮蔽而是非不彰明。唯有開放兼容才能化解這種弊病。然而開放兼容要有海納百川的氣概，廣博寬容的情懷，謙虛謹慎的心境，探賾鉤深的態度。開放兼容是永嘉學派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是其之所以在眾(zhong) 多學派中屹立而不衰、構建新學的緣由所在。作為(wei) “九先生”之一的周行己曾學習(xi) 新學、關(guan) 學、洛學，在三學相互激蕩中，融突和合，並與(yu) 溫州商貿經濟、風土人情的實際相結合，而構成獨具特色的理論思維、價(jia) 值觀念、思想風格。無論是後來的王十朋、薛季宣、陳傅良、葉適，還是劉基、張璁、項喬(qiao) ，以及孫鏘鳴、孫衣言、陳黻宸、林損，都以開放兼容為(wei) 學術思想發展繁榮的生命線，都是為(wei) 道屢遷、唯變所適的先覺先行者。

憂思創新精神。他們(men) 之所以能為(wei) 道屢遷、唯變所適，是其哲學思維不斷憂思而追問、不斷“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而自我反思、不斷地自我批判而開新、不斷自我度越而創造新境界所致。曹操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抒發對人生短暫的憂思。永嘉學派的憂思則是對憂國憂民的憂患的反思，是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生命生存的反思，是對於(yu) 個(ge) 體(ti) 和整個(ge) 人類生存的命運、生活變化的責任和使命的反思。之所以憂思是因為(wei) ：其一，兩(liang) 宋被內(nei) 外危機所困。其二，社會(hui) 倫(lun) 常的衝(chong) 突和道德價(jia) 值危機。唐末五代動亂(luan) 之後，兩(liang) 宋哲學思想家麵臨(lin) 禮崩樂(le) 壞，三綱五常道乖，宗廟朝廷失序，製度文章掃地的處境。他們(men) 必須擔起重整人倫(lun) 綱常、道德規範、行為(wei) 準則，重建價(jia) 值理想、終極關(guan) 懷、精神家園的曆史使命。其三，儒、釋、道三教的衝(chong) 突。唐以來儒學式微，佛強儒弱、道盛儒衰。兩(liang) 宋哲學思想家必須重新喚起儒學的生命智慧，重新詮釋儒學真精神。兩(liang) 宋哲學思想家正是直麵這種憂患而反思。他們(men) 的憂患而反思，是對思想的揭示、辨析、鑒別、選擇，如葉適的《習(xi) 學記言序目》可稱為(wei) “憂思”，因憂思之思而有新哲學、新發現、新創新，如陳黻宸的《老子發微》《莊子發微》、葉適和孫鏘鳴對《周易》獨具匠心的新詮釋。

勇為(wei) 人先的精神。創新需要有一種勇為(wei) 人先的執著求索的品格，威武不屈、不畏強權的意誌，人言不足恤、舊法不足守的精神。因為(wei) 創新必然會(hui) 引起堅持舊觀念、舊傳(chuan) 統、舊價(jia) 值、舊規矩者的反對、攻擊、仇視，以至撲殺。明正德年間，武宗荒淫無度，不理朝政，宦官劉瑾專(zhuan) 政，藩王作亂(luan) 。政治腐敗，苛政如虎，民不聊生。王瓚不畏強暴，暗諷劉瑾，而遭貶斥。武宗巡邊犒軍(jun) ，勞民傷(shang) 財，王氏知民疾苦，大膽極諫。張璁在“大禮議”論爭(zheng) 中，以“禮緣人情”為(wei) 核心。張璁的主張與(yu) 《禮記·問喪(sang) 》中的“孝子之誌也，人情之實也，禮義(yi) 之經也。非從(cong) 天降也，非從(cong) 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製禮，所以定親(qin) 疏，決(jue) 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禮，時為(wei) 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相合，駁斥了楊廷和諸人揚言的“父子之親(qin) 是‘私事’，入嗣大統以維護正統，是真正的人情”。張璁冒殺頭的危險，毅然決(jue) 然上書(shu) ，凸顯了堅持原則、真理，不怕撲殺，敢為(wei) 天下先的精神。“大禮議”之爭(zheng) ，形式上是“繼統”與(yu) “繼嗣”之爭(zheng) ，在政治上是皇權與(yu) 閣權之爭(zheng) ，學術上是正統程頤的理體(ti) 學與(yu) 新興(xing) 陽明心體(ti) 學之爭(zheng) ，這是這次論爭(zheng) 的實質。

剛正廉潔的精神。剛正廉潔，為(wei) 立身之本。無論是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抑或王十朋、劉基、黃淮以及王瓚、張璁、項喬(qiao) ，他們(men) 為(wei) 官期間都能剛正不阿，廉潔奉公。劉安上以利國利民的誠心，為(wei) 國忘身忘家。大觀二年（1108），宰臣蔡京竊弄權威，凶焰滔天。天下隻知威福出於(yu) 宰相私門，不知有朝廷，無敢攖其鋒者。劉安上剛正不阿，麵奏皇上，蔡京自若，乃再列班麵奏蔡京十條罪狀。又彈劾蔡崈上輕君父，招權怙勢，陰計邪謀，密侵國論，有害治體(ti) 。劉安上在任諫官期間，不畏權貴，不怕罷職，直言彈劾，剛正報國。張璁任首輔期間，持身清廉。對貪官汙吏橫征暴斂非常痛恨。他曾上疏：“臣聞為(wei) 治之道莫先於(yu) 愛民，願治之君必嚴(yan) 於(yu) 贓禁……近來中外交結，貪墨成風，夫貪以藏奸，奸以兆禍，臣竊懼焉！”張璁揭出每年進表，三年朝覲，官員往往以饋送京官禮物為(wei) 名，科派小民，簍撻誅求，以致百姓怨聲載道。張璁以身作則，居朝十載，不進一內(nei) 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侄，一心秉公，而無私心。使賄賂公行、貪贓枉法有所收斂，利國利民，對明中興(xing) 作出巨大貢獻。

經世濟民的精神。“民富國強，眾(zhong) 安道泰。”“衣食足，則知榮辱。”永嘉學派事功之學，注重經世致用，關(guan) 心民瘼。北宋末年，危機深重，大廈將傾(qing) 之際，周行己守官有責，積極主張政治、經濟改革，富國強兵，實行經世愛民措施，提出廣恩宥、解朋黨(dang) 、用有德、重守令四大經世主張。廣恩宥是廣施恩惠、寬恕，體(ti) 現愛民、濟民之德；化解朋黨(dang) 之爭(zheng) ，利民安定，利國發展；任用有賢德的能人，必行德政濟民；慎重任用德才兼備的官員擔任郡守縣令。薛季宣認為(wei) 為(wei) 國事功之道，就在於(yu) 化解人民疾苦，首先要改變鄉(xiang) 民的科折不均，其次是丁絹的賦稅。並安置流民，以及歸正人（指中原人民逃回淮西的人），使他們(men) 生活有著落。陳傅良認為(wei) ，夷狄之禍起，是由於(yu) 橫征暴斂，喪(sang) 失民心。渡江以後，不僅(jin) 不接受宣和橫征暴斂的教訓，相反加新的總製、月椿錢，民心更離。失民心者，失天下。國家要想興(xing) 盛，必須結民心，減輕賦稅，如商稅、鹽稅、酒稅、茶稅、契稅等。若不寬民力，國將不保。因此他認為(wei) 經世濟民的課題必須是開源節流，裁減冗官、冗兵，減少財政開支，減輕人民負擔，國家才會(hui) 興(xing) 盛。黃淮也認為(wei) 治道之要莫先於(yu) 安民。選取官員以為(wei) 善不欺為(wei) 根本。不欺能盡忠，不惑於(yu) 邪，不溺於(yu) 貨，則廉而公，公則明，明辨是非曲直善惡。這樣治理國家，百姓就能安居樂(le) 業(ye) ；這樣事天，天心悅鑒。

抗倭愛國的精神。明朝建立伊始，倭寇侵擾我國沿海一帶，搶掠焚殺，人民苦不堪言。洪武初年，溫州地區就成為(wei) 倭寇侵擾的地方。永樂(le) 年間，龍灣永嘉場一帶地處濱海，倭寇在此燒殺搶奪。王沛的從(cong) 侄王德從(cong) 廣東(dong) 按察使司僉(qian) 事辭官回鄉(xiang) ，招募鄉(xiang) 勇2000餘(yu) 人，共同抗倭，名揚浙南。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大股寇擾永嘉場、梅頭一帶。當時王沛已是74歲的老人，仍然親(qin) 臨(lin) 前線，英勇衝(chong) 殺，終因寡不敵眾(zhong) ，壯烈犧牲。王德是在赴援溫州府城途中遭倭寇伏擊。他在殉難前仍射殺數寇。犧牲時年僅(jin) 42歲。充分體(ti) 現為(wei) 抵禦外敵、不怕犧牲的愛國主義(yi) 精神。

誌存高遠的精神。人是有智慧的和合存在。一切存在的觀念、神話、常識、倫(lun) 理、科學、藝術、哲學，都是人類智慧的創造。人是萬(wan) 物之靈，能“判天地之美，析萬(wan) 物之理”，而誌存高遠。誌存高遠的本性是胸懷天下，開放包容，誠信仁愛，謙虛謹慎，與(yu) 人為(wei) 善。古希臘哲人柏拉圖認為(wei) ，“愛財富”“愛榮譽”和“愛智慧”是人的欲望，但愛智慧是人最高尚的需求。換言之，誌存高遠是人極高明的需求。因為(wei) 它記著過去，看著現在，盼著未來。林損說，永嘉學派“諸子之心”之所以能特立獨行，在於(yu) 其“誌事之判，誠偽(wei) 之辨，研閱之方，措施之宜，本末精粗之條貫，才智氣量之涵養(yang) ，高明而不涉於(yu) 虛，篤實而不流於(yu) 淺，執其常而觀其變，而永嘉學術之真，亦大略可睹矣”。溫州諸子的思想，才智氣量的涵養(yang) ，高明篤實，誌存高遠。因而誌事、誠偽(wei) 、研閱、措施的判斷、明辨都能極高明而道中庸。從(cong) 事功而言，陳傅良“抱負偉(wei) 傑，學博而精，觀書(shu) 另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士子們(men) 心無旁騖地專(zhuan) 心致誌讀書(shu) 學習(xi) ，造就了明辨的識度，寬容的氣度，禮儀(yi) 的風度，智慧的心度。

融突和合的精神。和合是中國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價(jia) 值理念，也是中華文化五千年來綿延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支撐。和合精神，體(ti) 現了開放包容的胸懷，鉤深致遠的心態。融突和合是生生創新之法。從(cong) 融合到創生新的學說，以致新學派，即從(cong) 融合到生生，需要經一係列融合的和合過程才能實現。經許景衡、劉安節、劉安上的和同之辯、理一分殊與(yu) 鄭伯熊、鄭伯謙、王十朋的問道、求道、悟道，由矛盾差分而趨向融合而和合的創生曆程，到薛季宣把程門洛學所體(ti) 貼的形而上的天理之學，轉化為(wei) 形而下的事上理會(hui) ，使理與(yu) 事相融突而和合，而生生為(wei) 溫州事功之學，又經陳傅良、葉適、劉基、黃準、王瓚、張璁、項喬(qiao) 、王叔果等，融突而和合程朱理體(ti) 學、陸王心體(ti) 學和張載的氣體(ti) 學，而成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

理論思維的特色

永嘉學派八大哲學精神世界，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也是永嘉學派事功之學的精髓，亦是化解世界衝(chong) 突危機之道。永嘉學派諸子憂思而問道、求道、悟道，構建其哲學理論、理性思維和價(jia) 值體(ti) 係，其理論思維的特色體(ti) 現為(wei) 多元多樣性、學問思辨性、實事求是性、鉤深致遠性、誠信篤行性。

多元多樣性。哲學無不在玄之而又玄的旅途中苦苦求索。中國哲學的實踐活動是探賾、追問和合之道。“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feng) 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陰陽和合而萬(wan) 物生，萬(wan) 物異味相和。如何和實生物？“故先王以土與(yu) 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韋昭注：“雜，合也。”萬(wan) 物是由多元多樣的陰陽五行雜合而成，而非單一的一元的造物主的創生。西方哲學對於(yu) 天地萬(wan) 物從(cong) 哪裏來的追求，無論是古希臘的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圖的“理念”、亞(ya) 裏士多德的“第一因”，還是斯賓諾莎的“實體(ti) ”、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是“一”元。換言之，都是“同則不繼”的“同”，是一元一樣。就此而言，中西哲學從(cong) 源頭上就是兩(liang) 條路徑、兩(liang) 種路向。永嘉學派諸學者接受多元文化的影響，又與(yu) 當時各個(ge) 學派交往，互相交流學術思想，切磋探討不同觀點，從(cong) 差分中明辨各自的不足和長處，所以可互相學習(xi) 、借鑒。金華學派呂祖謙、呂祖儉(jian) 長於(yu) 史學，永康學派陳亮長於(yu) 王霸義(yi) 利之辨，四明學派長於(yu) 心性之學，朱熹學派長於(yu) 理體(ti) 學，湖湘學派長於(yu) 經世致用。在多元多樣哲學理論思維的相互探索中，敞開思想，自由交流，相互取長補短，共同提升。多元多樣思維方式是哲學思想發展的動力，哲學隻有在多元多樣思想辯論中敞開心胸，各抒己見，才能激起智慧的火花，讓哲學真知閃光。

學問思辨性。無論是博學、審問，還是慎思、明辨，都離不開反思的思維活動。“弗措也”的不罷休，是一種不息地反思。反思是思維認識自己的一種形式，是思維怎樣自己構成自己的方式。反思是思想以自身為(wei) 對象反過來而思，審問、慎思、明辨就是以自身為(wei) 對象反過來而思的方式，亦是思維以自身為(wei) 對象的思維活動。永嘉學派學者的哲學思維的實踐，無不曆經學問思辨的反思過程。他們(men) 從(cong) 博學的朦朧反思、審問的懷疑反思、慎思的批判反思、明辨的實踐反思，而挺立其事功反思之學。圓融新學、關(guan) 學、洛學為(wei) 事功，如劉安上的博學；端正心性、治國理家而審問道的王十朋；驚思孟子是否是道統中人和道不離器智慧的薛季宣；以及通經、學古、救時、行道的陳傅良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元氣為(wei) 天地萬(wan) 物之源的劉基；明辨“六經”義(yi) 理意蘊、先秦諸子之精微和道為(wei) 和合道體(ti) 的葉適；澄明“繼統”與(yu) “繼嗣”、緣人情以製禮的“大禮議”之辯的張璁；探“致良知”之教、釋“求放心”之學、究“六經”理奧、研“四書(shu) ”精義(yi) 的項喬(qiao) 。

實事求是性。根據實際事實，追求真理。《漢書(shu) ·河間獻王傳(chuan) 》說：“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wei) 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事有實事與(yu) 虛事、真事與(yu) 假事。事的實與(yu) 虛是對事的有或無、存在與(yu) 非存在的追問。事物的存在與(yu) 非存在是對具體(ti) 的“在者”某些規定性的追問。無論是對於(yu) “在”與(yu) “在者”的追問，總是對某種對象之事的追問。這種追問首先反映在人們(men) 思想中是這“在”或“在者”的表象、現象。其是否符合對象本身的再現對象，這種思想的體(ti) 認是否具有客觀性，即是否真實地再現對象，抑或虛假地再現對象。在排除了“在”與(yu) “在者”的虛假之後，即是真實的事實，以追求“是”。這裏“是”即是哲學的本真。求是即求本真或真理。真與(yu) 真理不離，即相接相關(guan) ；又不雜，即相分相別。真理是這種體(ti) 認是否符合實際的真實道理。中國哲學多以與(yu) “非”、謬誤相對的“是”、真理來陳述。體(ti) 認的真實性就是同客觀的實際及其規律相符合，或者是對錯綜複雜的現象作出關(guan) 於(yu) 事物共性、本質、必然、規律的體(ti) 認。這是“實事求是”。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就是一種求實求是之學，既實事實功，又實效實是。器遠（曹叔遠）對朱熹說：“陳先生（陳傅良）要人就事上理會(hui) ，教實之意。”“就事上理會(hui) ”，就是從(cong) 客觀實際實事上體(ti) 認，即從(cong) “在”和“在者”的存在的實事上認識，“教實之意”，就是教人體(ti) 認實事的本真、本質，而不空談虛說。

鉤深致遠性。鉤深的前提是有博學的知識背景，致遠是建立在通曉中國傳(chuan) 統經、史、子、集思維曆史成就基礎上的理論思維。永嘉學派諸學者能否提出有創新性的話題，能否對在世的衝(chong) 突危機提出化解之道，並升華為(wei) 具有概念、理念的哲學理論，取決(jue) 於(yu) 其哲學理論、價(jia) 值觀念的“背景知識”。如果沒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的中國傳(chuan) 統經典文本學術思想的理論思維背景，就不能有鉤深的靈覺和高遠的氣魄。能否激活鉤深的靈覺和高遠的氣魄，就在於(yu) 思維的創造能力，它是思維概括、分析、綜合、歸納、演繹、抽象、具體(ti) 能力的總和，想象的真實激蕩起追求智慧的熱情和“求是”的動力。永嘉學派學人普遍是從(cong) 舉(ju) 人到進士，其知識背景都是致廣大而盡精微的。致廣大，知識廣博深厚是承載萬(wan) 物的條件；盡精微，就能智能創新，悠久致遠。朱熹在代劉共父所撰《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中將王十朋與(yu) 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範仲淹“五子”相比較，此五子“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yu) 功業(ye) 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wei) 人。求之今人，則於(yu) 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也”。薛季宣造詣很深，“會(hui) 九流於(yu) 一貫，瑩神機之通圓”“自六經以外，曆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nong) 末至於(yu) 隱書(shu) 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yu) 古封建、井田、鄉(xiang) 遂、司馬之製，務通於(yu) 今”。除精研六經外，可謂無所不讀，無所不通，所以能鉤深致遠，而構建事功學說，其本人亦是事功之學的實踐者。葉適通過剖析、評論儒家、道家、兵家、管子、揚雄以及《戰國策》《史記》至五代史，統納六經百家，均能“集時政之得失”“究物理之顯微”，而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補前人之缺失，糾前人之謬誤，論之成理，言之有據。既鉤深之精微，又致遠於(yu) 孔子之本統。既評時政得失的生存世界，又能究物理的理想境界的可能世界。

誠信篤行性。永嘉學派事功之學的入世品格，積極投身社會(hui) 實踐，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追求生存、意義(yi) 、價(jia) 值世界的實現。其開放兼容、憂思創新、勇為(wei) 人先、剛正廉潔、經世濟民、抗倭愛國、誌存高遠、融突和合的精神，以及多元多樣性、學問思辨性、實事求是性、鉤深致遠性，最終都有賴於(yu) 誠信篤行的支撐和實踐。誠信是指誠實而有信用。誠為(wei) 真實不欺的德性，信是遵守諾言的德性。誠信是誠善於(yu) 心，言行一致。誠信被儒家看作是“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和“進德修業(ye) 之本”。誠信而篤行實踐。人之所以有知識，有認知能力，來源於(yu) 篤行的實踐，形成人的認知和構成認知發展的動力。因為(wei) 人不能無實踐的篤行而從(cong) 外界直接得到知識。荀子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lin) 深溪，不知地之厚也。”隻有親(qin) 自踐行到高山、深溪，才體(ti) 會(hui) 到天高地厚。“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yu) 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wei) 聖人。”從(cong) 認知、再認知、實踐、再實踐的過程，才能深刻認知事理和事物的本質，從(cong) 而達到聖人的境界。永嘉學派的學人，躬身深入實地，知治國理政弊端所在，提出改革舊弊的措施。許景衡說，京東(dong) 西州縣因金兵劫掠，朝廷免收今年賦稅。然而今來卻仍令送納，豈可使朝廷失信於(yu) 天下。“民無信不立”，若貪官汙吏盤剝百姓，百姓生活不下去，人民起來反抗，國家動亂(luan) ，就不可收拾了。南宋半壁江山，由於(yu) 奸臣秦檜投降派種種惡行，破壞抗金，薛季宣的父親(qin) 薛微言不畏權貴，堅決(jue) 反對秦檜投降和議，與(yu) 秦檜當庭論爭(zheng) 。薛季宣說：“雪嶽飛之冤，天下知與(yu) 不知，無不稱慶。逮今數月，宜人人有報效之心，求諸軍(jun) 情。”薛季宣父子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知行一致。誠信篤行是永嘉學派事功之學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也是其為(wei) 學為(wei) 人的基本原則。

“青山欲共高人語，聯翩萬(wan) 馬來無數。”永嘉學派的事功之學，既是思維中的現實，又是現實中的思維，它既不離現實的在世，又度越在世的現實；它既蘊含著時代的烙印，又超越時代而具有不朽的價(ji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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