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視野下的民族與(yu) 國家（下）——章太炎、梁啟超與(yu) 楊度的爭(zheng) 論

作者：幹春鬆

來源：《現代哲學》2021年第4期

摘    要：對於(yu) 未來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以章太炎為(wei) 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啟超、楊度為(wei) 代表的改良派，圍繞民族、國家體(ti) 製以及文明觀念等問題展開激烈的爭(zheng) 論。他們(men) 展現出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進入中國之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多民族國家建立的不同暢想，這些討論也體(ti) 現了當時人們(men) 對於(yu) 現代國家的不同理解。

關(guan) 鍵詞：民族；文明；章太炎；楊度；梁啟超；

20世紀的開端，以孫中山為(wei) 代表的革命派逐漸嶄露頭角，與(yu) 以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人為(wei) 主的政治勢力就未來中國的社會(hui) 走向和政治體(ti) 製的變革方向和方式等問題展開激烈論戰。在這個(ge) 時期，出身於(yu) 湖南的楊度因其犀利的文風、獨特的思考，逐漸成為(wei) 輿論界引人注目的人。就政治立場而言，楊度與(yu) 梁啟超比較接近，這導致他們(men) 一度商議聯合建立政治團體(ti) 。而他對民族、國家等問題的思考與(yu) 革命派的主張可謂針鋒相對，章太炎等人就楊度《金鐵主義(yi) 說》一文所體(ti) 現的文明觀念、民族觀念和國家觀念提出批駁。本文通過楊度和章太炎之間在現代國家建立之際的思想爭(zheng) 論，梳理20世紀頭十年中圍繞這些問題的多層次理論展開，這對我們(men) 今天思考現代世界的國家觀念和國際關(guan) 係等問題有諸多啟示。

一、楊度與(yu) 梁啟超：開國會(hui) 與(yu) 設議會(hui)

1906年在清廷頒布預備立憲的上諭之後，康有為(wei) 和梁啟超就決(jue) 定把保皇黨(dang) 改名為(wei) 帝國立憲會(hui) 。與(yu) 此同時，在日本的立憲派開始了組織政黨(dang) 的準備，其中梁啟超、楊度、蔣觀雲(yun) 、熊希齡、徐佛蘇等人商量聯合成立政黨(dang) 。在這期間，梁啟超給康有為(wei) 的信中提到楊度，並給予高度評價(jia) ：“東(dong) 京學界人數日眾(zhong) ，近卒業(ye) 歸國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組織政黨(dang) ，仍不得不從(cong) 東(dong) 京積勢。東(dong) 京中最同誌而最有勢力者莫如楊晳子度（湘潭人，孝廉頃新捐郎中）。其人國學極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前為(wei) 留學生會(hui) 館總幹事，留學生有學識者莫不歸之。數年來與(yu) 弟子交極深，而前此以保皇會(hui) 之名太狹而窘，且內(nei) 之為(wei) 政府所嫉，外之為(wei) 革黨(dang) 所指目，難以擴充，是故不肯共事。今聞我會(hui) 已改名，距躍三百（東(dong) 京一部分人皆然）。”【1】梁啟超說，因為(wei) 楊度有所改變，所以他邀請楊度和熊希齡等人到神戶商議一起組織政黨(dang) 事宜；而為(wei) 了避免國內(nei) 各種勢力對康有為(wei) 的異議，隻是請他做精神領袖而不擔任具體(ti) 職務。政黨(dang) 在東(dong) 京建立，但本部要設在上海。這個(ge) 政黨(dang) 以君主立憲為(wei) 宗旨，以建立責任政府，所以要聯絡國內(nei) 政壇有影響的，旨趣相同的人士，比如張謇、湯壽潛，並請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人暗中讚助。梁啟超認為(wei) 這個(ge) 新政黨(dang) 的最大敵人是革命黨(dang) ，而改造政府是第二目標。

梁啟超與(yu) 楊度的關(guan) 係比較複雜。從(cong) 政治立場看，他們(men) 在主張以“君主立憲”來建立一個(ge) 多民族統一的國家方略上趣味相投。因此，當楊度等創辦《中國新報》之後，梁啟超在《新民叢(cong) 報》中專(zhuan) 門撰文予以推介。他根據楊度所作之《中國新報》敘文說：“此報之宗旨，全在喚醒國民，使各負政治上之責任，自進以改造政府，成完全發達強有力之立憲國家，以外競於(yu) 世界。”【2】這裏，梁啟超先是批評革命派的“種界革命論”，認為(wei) 這種主張不考慮中國的曆史沿革和國民程度，煽動了人民的“好亂(luan) ”“破壞”性，並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要壓製富裕階層和資本主義(yi) 的經濟秩序，這其實也是對《民報》的主要立場的批評。接著，他說《中國新報》持君主立憲主張，認為(wei) 當下中國應該采用什麽(me) 樣的“政體(ti) ”問題，不應隻考慮理論的純粹性，而要立足於(yu) 中國現實。梁啟超說，他曾主張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立憲的理由包括“國民程度不相應也”“曰無曆史上之根據”等；而《中國新報》“謂就令漢人之程度可以為(wei) 民主，而滿、蒙、回、藏之四族決(jue) 不能，不能焉而我新民主國之勢力，又未足以馭之，其勢必解組，以釁中國，而彼又無自保障其獨立之實力，則必為(wei) 強國所並，以召中國之瓜分，此實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滿革命派以至難之返答也”【2】。

可見，在對民族和國家的理解上，梁啟超和楊度有許多共同點。比如，他們(men) 都從(cong) 文化和曆史結合的角度，認為(wei) 中國的民族是由漢族和滿、蒙、回、藏諸族一起構成的“國民”，而中國的國土除了所謂的本土“十八省”之外，還包括東(dong) 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所有領土的總和，國際上所有國家都承認這些區域為(wei) 中國的領土。又如，他們(men) 對“種族主義(yi) ”的反對是共同的。在梁啟超看來，固然有一種民族國家的理論強調“單一民族”組成國家，如日本，但一個(ge) 好的政治家不應將一直在這個(ge) 國土上生活的不同民族的人排斥出去，而是應該以民族融合為(wei) 其政治綱領，“斷無挑之使互相排之理”【2】；漢族的排滿主張和滿族的排漢論，都是出於(yu) “私利”而誤“大局”。所以，梁啟超讚成《中國新報》提倡的“民族的國家主義(yi) ”，認為(wei) 革命派的民族國家理論容易導致中國各民族的互相對抗，最終導致國家分裂，難以抵抗西方列強的壓製。

梁啟超還說，世界上的確有通過民族主義(yi) 而導致國家富強者，比如德國和意大利，但他們(men) 是利用“民族主義(yi) ”將國土內(nei) 的不同族群凝聚在一起，而非如中國的民族主義(yi) 者要把一個(ge) 大國分裂為(wei) 許多小國；所以應該確立“國民”概念，而不必強調“民族”觀念。“若吾黨(dang) 之持國家主義(yi) 者則異是。‘民族’二字，在政治上不成問題，能支配者惟有國家，所支配者則為(wei) 國民，而所謂某族支配某族、某族支配於(yu) 某族之說，皆謂之不詞。”【2】也就是說，不能肯定某一民族對別的民族的支配性地位，主張國內(nei) 各民族的平等，但這個(ge) 平等的前提是他們(men) 皆為(wei) “國民”之一分子。這與(yu) 章太炎主張主體(ti) 民族的觀念有很大分歧。正因梁啟超和楊度在政治立場上的接近，他們(men) 一度謀劃共同成立政黨(dang) 來推動立憲政治。

前文已述，康、梁在1890年代初期所建立的強學會(hui) 就有政黨(dang) 的雛形。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為(wei) 了凝聚政治力量，康有為(wei) 於(yu)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會(hui) ，推行“尊皇、變法、救中國、救黃種人”【3】的宗旨。保皇會(hui) 在美洲、亞(ya) 洲都設有分會(hui) ，也有諸如《清議報》等輿論機構，聲勢隆盛。然隨著1903年後革命派勢力的興(xing) 起，保皇派逐漸失去其號召力。甚至革命派的興(xing) 起本身就造成保皇派內(nei) 部的意見分歧，梁啟超、歐榘甲等一些康有為(wei) 的弟子在政治觀念上接近革命派的主張。1902年4月，梁啟超在給康有為(wei) 的信中說：“今日民族主義(yi) 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jue) 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倡之，決(jue) 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4】他認為(wei) 不該對清政府抱有幻想，而應以“討滿”為(wei) 最適宜的主張；並勸告康有為(wei) 說，盡管光緒皇帝有厚恩於(yu) 他，但他對皇帝已仁至義(yi) 盡，現在應該考慮保皇黨(dang) 內(nei) 部多數人的意見，改變政見。

對此，康有為(wei) 專(zhuan) 門寫(xie) 兩(liang) 封信強調他的政治主張，一是《複美洲華僑(qiao) 論中國隻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shu) 》，二是《與(yu) 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yu) 各省獨立書(shu) 》，目的是反對一部分弟子對革命派立場的“認可”，並強調革命派的主張有可能導致中國的分裂。他以法國大革命為(wei) 例，說明革命可能導致的政治動蕩。這兩(liang) 封信曾在《新民叢(cong) 報》第16號以《南海先生辨革命書(shu) 》摘錄發表，引發章太炎的長篇駁論《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係統駁斥保皇派對民族、革命和排滿等問題的立場，章太炎亦因在《蘇報》刊發直接攻擊皇帝的言論而入獄。從(cong) 客觀效果看，章太炎因此案入獄，進一步擴大了革命派民族革命理論的傳(chuan) 播【5】。

康有為(wei) 的責斥之信對梁啟超觸動很大。他一方麵考慮到康有為(wei) 的態度，另一方麵亦是未能完全確定自己立場，因而在給另一個(ge) 康門重要弟子徐勤的信中說“長者此函責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並認為(wei) 中國之發展必須要經過革命之洗禮【6】。但同時，梁啟超積極參與(yu) 保皇會(hui) 的活動，並起草了保皇會(hui) 的章程【7】。

然在革命派這邊，並不願意在革命和保皇之間依違。1903年，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xiang) 書(shu) 》，主張劃清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間的界線。由此，《民報》與(yu) 《新民叢(cong) 報》之間展開大論戰。1905年日俄戰爭(zheng) 中日本的勝利，被國人理解為(wei) 立憲對專(zhuan) 製的勝利，呼籲立憲改革成為(wei) 各政治勢力的共識。而革命派推翻滿洲政府的主張，也讓清政府試圖通過接受立憲變革的建議來化解暴力情緒。為(wei) 落實憲政，清政府派出專(zhuan) 門的考察政治大臣赴日本和歐洲等地考察立憲政治的運行規則。在一眾(zhong) 考察報告中，以載澤與(yu) 端方的報告最切中滿洲貴族的心願。載澤認為(wei) ，立憲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nei) 亂(luan) 可彌8。端方的考察報告比較詳細，以進化論的思路提出立憲政體(ti) 相比專(zhuan) 製政體(ti) 的“進步性”，並認為(wei) 實行立憲可以依法治國，吸納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參與(yu) 政治活動，促進官製完備，厘定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讓財政收支及其他政治事務公開透明，等等【9】。在全社會(hui) 的期盼中，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

在反對革命、主張立憲的大原則上，梁啟超與(yu) 楊度有許多共同點。立憲就是要使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政黨(dang) 的方式參與(yu) 政治活動。楊度在《金鐵主義(yi) 說》中引述伯倫(lun) 知理的說法，認為(wei) 政黨(dang) 是在政治活動中自然而然地產(chan) 生的具有政治目的的團體(ti) 。他引述國外立憲國家的情形說，代表不同利益的政黨(dang) 之間的製衡是國會(hui) 的原動力。“非有得力之政黨(dang) 活動於(yu) 民間，則國會(hui) 直無自而發生。惟其以政黨(dang) 之力而成國會(hui) ，故國會(hui) 成立之後，即為(wei) 政黨(dang) 活動之地。”【10】有些人擔心清政府的專(zhuan) 製統治，令人民沒有結社、言論之自由，政黨(dang) 的政治目的難以表明並付諸實踐。對此，楊度認為(wei) 政黨(dang) 的存在，才能真正落實言論和結社的權力。雖然有些政黨(dang) 並不能獲得施行政見的機會(hui) ，但在國家利益的目標下，在野之政黨(dang) 亦可以通過議院來監督政府。

出於(yu) 對政黨(dang) 作用的認識，在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之後，楊度和梁啟超便與(yu) 蔣智由、徐佛蘇、熊希齡等人商議組織政黨(dang) ，推動清政府來落實立憲之各項事務。1906年底，梁啟超致信蔣智由和康有為(wei) ，提出聯合楊度建立政黨(dang) 的設想。梁啟超在給康有為(wei) 的信中，首先就介紹楊度【11】，並說自己與(yu) 楊度有很深的交誼；其次，由保皇會(hui) 改名的帝國憲政會(hui) 因帶有明顯的康門色彩，因康梁的戴罪之身無法在國內(nei) 活動，這會(hui) 影響這個(ge) 政黨(dang) 的影響力，必須另有人來擔任黨(dang) 派領袖；再次，基於(yu) 上述理由，康有為(wei) 不適合出麵來擔任黨(dang) 派的領袖。信中還提出，要與(yu) 同樣持立憲立場的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人合作，不過梁啟超認為(wei) 並不確定是否能達成行動上的一致。梁啟超還提出，要與(yu) 袁世凱、端方、趙爾巽這些讚同立憲的人士合作，並請載澤和載灃擔任正、副總裁。可見，梁啟超所設想的新黨(dang) 派試圖聯合政商支持立憲的所有具備政治影響的人士12。盡管康有為(wei) 等人還是被懸賞緝拿的罪犯，與(yu) 清政府之間存在裂隙，但梁啟超認為(wei) 革命黨(dang) 才是其最大的敵人，“與(yu) 革黨(dang) 死戰，乃是第一義(yi) ”【12】。

梁啟超和楊度在立憲問題上的大目標雖然一致，但具體(ti) 政見差異很大。比如，梁啟超主張開明專(zhuan) 製，而楊度以“開國會(hui) ”與(yu) “排滿革命”相抗衡。楊度為(wei) 什麽(me) 要在預備立憲的眾(zhong) 聲喧嘩中提出“開國會(hui) ”？除簡明而有辨識度之外，關(guan) 鍵是可行性。楊度說：“予之主張開國會(hui) ，與(yu) 要求立憲誠無以異。然予不以要求立憲相號召者，非不以要求立憲之名為(wei) 然而避之也。乃以為(wei) 與(yu) 其要求形式上之憲法，不如求實質上之國會(hui) ；與(yu) 其言廣漠之範圍而雲(yun) 立憲，不如舉(ju) 簡單之事實而言開國會(hui) 。”【13】

盡管楊度和梁啟超在以“開國會(hui) ”作為(wei) 他們(men) 聯合政黨(dang) 的口號等問題上取得共識，但雙方在許多方麵並沒有真正達到互相信任，而且梁啟超對楊度的權勢企圖心表示擔憂。1907年3月，梁啟超致信蔣智由說：“某君（指楊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為(wei) 主體(ti) ，而吾輩皆為(wei) 客體(ti) 而已。吾輩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國之黨(dang) 魁，則投集其旗下為(wei) 一小卒，固所不辭，但某君果為(wei) 適當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礙黨(dang) 勢之擴張否，則不可不熟審耳。”【12】基於(yu) 合作的願望，這種不滿並沒有立刻表現出來。梁啟超在同月給楊度的信中，表示同意未來的政黨(dang) 以“開國會(hui) ”為(wei) 口號，但對於(yu) 黨(dang) 內(nei) 是否應該吸納在同主義(yi) 下不同派別政治團體(ti) 、這些不同政治派別是否會(hui) 構成對總體(ti) 目標的分解表示疑慮。

1907年4月中旬，楊度在《複梁啟超函》中說，簡單明了的口號最能吸引普通人的注意。對康有為(wei) 在政黨(dang) 中的地位問題，楊度接受梁啟超的建議“謂總理暫不舉(ju) 人，南海暫不入黨(dang) ”，原因是“南海之反動力太大，革黨(dang) 與(yu) 政府皆可借此以為(wei) 摧殘本黨(dang) 之具”【14】。不過，楊度對康門弟子是否真的會(hui) 讓康有為(wei) “隱身”持懷疑態度。楊度和梁啟超的交誼頗深，但並不認可梁啟超所器重的蔣智由、徐佛蘇等人。“所以主張立憲黨(dang) 之統一，乃本於(yu) 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結一獨立之小黨(dang) ，以與(yu) 公等各樹旗幟，相與(yu) 周旋，以為(wei) 娛樂(le) 也。觀雲(yun) （蔣智由）乃昌言欲坐收權利固地位，又言內(nei) 地危險，不肯身入，實非真愛國所宜言。”【14】 楊度還認為(wei) 梁啟超的另一合作者徐佛蘇也是缺乏“智略”。

楊度對梁啟超的合作者的不滿影響到梁啟超對楊度的看法。說到底，在一致的憲政目標下，各方自有其利益相關(guan) 的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謇等人先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hui) ”，由鄭孝胥負責；楊度則成立“憲政講習(xi) 會(hui) ”，無奈的梁啟超隻能獨自成立政聞社。1906年6月8日，梁啟超在致康有為(wei) 的信中頗為(wei) 失落地抱怨楊度的“野心”：“楊晳子初本極熱心此事，至今猶然，但征諸輿論，且察其行動，頗有野心，殆欲利用吾黨(dang) 之金錢名譽，而將來得間則拔戟自成一隊，故不惟本黨(dang) 舊人不敢放心，即東(dong) 京學界各省新進之士表同情於(yu) 吾黨(dang) 者，亦不甚以彼為(wei) 然。故現在政聞社之組織，楊氏不在其內(nei) ，弟子數月來所經畫徘徊而久不定者，頗為(wei) 此也。”【12】在滿腹牢騷中，梁啟超依然對與(yu) 楊度的合作抱有期待，因為(wei) 各自成立黨(dang) 派客觀上造成立憲勢力的分散，僅(jin) 僅(jin) 因政見的大同小異，造成爭(zheng) 奪會(hui) 員的局麵。所以，在六七月間徐佛蘇也兩(liang) 次致信梁啟超，討論政聞社與(yu) 憲政講習(xi) 會(hui) 的合並問題，以及若楊度若要加入政聞社之後續事宜。

但政聞社的活動頗不順利，其在東(dong) 京和東(dong) 南亞(ya) 的成立大會(hui) ，都受到革命黨(dang) 的暴力破壞。按照章太炎的記述，在1906年10月17日政聞社社員大會(hui) 上，由梁啟超和日本人犬養(yang) 毅發表講演，梁啟超剛開始講演，張繼等人就高喊打，梁啟超奪路而逃時還被扔鞋擊中麵頰【15】，場麵失控。政聞社的另一製約力量來自楊度的憲政講習(xi) 會(hui) （後改名憲政公會(hui) ）。政聞社因為(wei) 實質操持者康、梁的政治緣由，改由馬相伯主持【16】，宣傳(chuan) 和推廣力度難以與(yu) 楊度相比。而且楊度有與(yu) 政府合作、推動立憲的企圖，因此在各地散布政聞社排斥袁世凱的言論。而康有為(wei) 的確有聯合袁世凱的政敵鐵良的想法，似坐實楊度等人的“謠言”。這促使袁世凱鼓動張之洞上奏，最終導致政聞社被封禁【17】。

梁啟超與(yu) 楊度在預備立憲的大趨勢下，因主張在維持現有秩序而進行漸進式的變革，一度有聯合建黨(dang) 的設想，但終因各種緣由而難以聯手。在政聞社被封禁之後，楊度頗受袁世凱和張之洞的賞識，以“精通憲法，才堪大用”被舉(ju) 薦而入憲政編查館任職。1908年4月20日，楊度“四品京堂候補，憲政編查館行走”一職進入清政府為(wei) 立憲而設立的機構。楊度進入清政府後，繼續遊說推動立憲政製的確定，引發預備立憲時限的討論，並對《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預備立憲的清單的提出有促進之功，還直接參與(yu) 晚清刑律等法律原則的討論【18】。但引發時人熱情的預備立憲終因清政府的一再延宕，以及皇族內(nei) 閣而引發強烈的反對。而革命之勢則在各種力量的合力推動下，已成不可扭轉之勢。

二、章太炎之《代議然否論》對楊度“開國會(hui) ”主張的批判

就20世紀初的思想舞台而言，革命派的最大論敵是以康、梁為(wei) 代表的維新派及其轉型而成的保皇立憲思想。但楊度作為(wei) 一個(ge) 新崛起的輿論好手，對革命派亦構成尖銳的挑戰。相比梁啟超有煽動性但經常自我否定的論說模式，楊度的思想在民族、革命會(hui) 導致國家分裂等議題上有連續性和穩定性，而對立憲的過程及其手段的分析縝密而穩定。這自然引起革命派的注意，章太炎等革命派的言論巨子紛紛發表文章，對之加以認真回應。

楊度對革命派的批評自有其策略。比如，針對革命派以排滿為(wei) 口號顛覆清政府的主張，楊度試圖利用社會(hui) 各界期待社會(hui) 平穩過渡的心理來引發民眾(zhong) 對革命派的不滿。他批評說，革命派並不願意通過監督政府的方式來促使其改善，而是更願意看到政府的腐敗墮落，這樣他們(men) 的暴力活動就有合法性。因此，楊度說隻要君主依然存在，革命黨(dang) 的利益就必然與(yu) 國家的利益構成對立。“民間倡言破壞、主張革命者，亦舍政治之事於(yu) 不問，任政府之腐敗而不一監督之，且或利用其腐敗，以激起人民反抗之心，甚至倡言貪官汙吏非其所恨，聞政府之腐敗而喜，聞政府之不腐敗而懼。問其何以至此之理由，則必曰非起革命軍(jun) 除去君主後，不可以言政治也。”【19】這樣做的後果是，在革命成功之前，革命派的一切活動必然與(yu) 國家的利害相反的，與(yu) 政府的利害更是對立。

中國曆史上，要推翻一個(ge) 昏庸的專(zhuan) 製君主，隻能通過暴力革命。“革命之事，數十年一小起，數百年一大氣，殺無數之人，流無數之血，而所得之結果，又複如前此無他，但知以專(zhuan) 製易專(zhuan) 製，而不知以立憲易專(zhuan) 製也。”【19】在楊度看來，這種治亂(luan) 的循環是因為(wei) 人們(men) 不能從(cong) 專(zhuan) 製政治中擺脫出來的後果。在朕即國家的體(ti) 係下，人們(men) 對現實的不滿從(cong) 推翻不負責任之君主得以呈現，但他們(men) 並沒有意識到一種更合理的政權更迭方式——立憲製，通過組織責任政府，政府更換，而作為(wei) 國家象征的君主無需為(wei) 政治困局擔責。君主專(zhuan) 製和君主立憲的差別是，君主專(zhuan) 製是君主有責任而其他官員和民眾(zhong) 無責任，而君主立憲是君主無責任而內(nei) 閣有責任【20】。楊度希望中國能通過政治改革的方式建立起新的政治模式，並樂(le) 觀地認為(wei) 應該通過立憲的方式來改換政府，這樣國家便不會(hui) 因改朝換代而產(chan) 生急劇的動蕩。而每一次政府的更迭都是民眾(zhong) 對自己權力的主張，提升了他們(men) 參與(yu) 政治的程度。

要建立一個(ge) 負責任的政府，關(guan) 鍵在於(yu) 國民能參與(yu) 到政治活動中去。在現代政治架構中，參與(yu) 政治活動的途徑主要是國會(hui) ，而國會(hui) 活動正常化的前提是政治團體(ti) 的建立，特別是政黨(dang) 。不同政見的政黨(dang) 通過議會(hui) 對政府的施政方案進行辯論，對稅收和政府支出進行審計、監督等，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楊度認為(wei) ，革命派所組織的同盟會(hui) 並不能算是政治性的政黨(dang) 。在他看來，秘密會(hui) 社式的革命行為(wei) 是“非政治革命黨(dang) ”，他們(men) 並不敢公開與(yu) 政府為(wei) 敵，而“吾人欲結之黨(dang) ，又必彰明昭著，顯與(yu) 政府為(wei) 敵，而不宜以秘密自藏，則苟無敢死之心者，與(yu) 其入顯著之政治革命黨(dang) ，不如入秘密之非政治革命黨(dang) 也”【21】。他認為(wei) 在公共平台上批評政府，比采取暗殺等方式更有“敢死”之心。不過，楊度以此來批評革命黨(dang) 的怯懦並不符合實際。在清政府的冥頑不化麵前，政治鬥爭(zheng) 的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清政府預備立憲方案的推出，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革命派的壓力而做的“姿態”。

楊度也承認革命派所提出的排滿革命的口號的影響力，認為(wei) 立憲派應該有一個(ge) 共同主張來與(yu) 之抗衡。1907年4月，他在《致〈新民叢(cong) 報〉記者》中對梁啟超說，你主張立憲，我主張開國會(hui) ，看上去並沒有什麽(me) 不同，但沒有國會(hui) 的立憲必然是假立憲，就如“五大臣歸朝後，不費若何之氣力，而使朝廷頒出一預備立憲之控溫，至於(yu) 官製改革之實事，則盈廷反對，卒無絲(si) 毫之效果，致使預備立憲之諭，亦幾乎雖有若無”【22】；所以要有一個(ge) 具體(ti) 能推進的事來作為(wei) 立憲的端口，一切有關(guan) 憲政之事以開國會(hui) 為(wei) 首。這些主張得到梁啟超的肯定。楊度在《金鐵主義(yi) 說》中繼續強調開國會(hui) 的效果，認為(wei) 經若能開國會(hui) ，國民能人盡其才，國家富強倚馬可待。“蓋國會(hui) 既開之後，一國政事，綱舉(ju) 目張，循法守例，照常行事，賢者不能過之，不肖者不能不及，中材之人皆可自致，全國上下人人皆為(wei) 謀國之人，合群智合群力以進行之，秩序厘然，各盡其職，而國家之事不必期其進步而自然進步矣。”【21】

楊度認為(wei) 若有參與(yu) 政治活動的機會(hui) ，國民的政治素質將大為(wei) 提高。國民參與(yu) 政治有為(wei) 人民之官吏之資格來參政、為(wei) 人民以人民之資格而參政兩(liang) 種方式。人民以人民之資格參政，即是成為(wei) 議會(hui) 中人。議會(hui) 的成立使政府不能將財政、外交事務盡守秘密，不讓百姓知道。議會(hui) 通過辯論，一切皆會(hui) 公之於(yu) 世。而隻有百姓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這樣，通過人民的監督，政府雖然不想負責亦不能，國力也可以得到提升。楊度還批評說，當政者總說人民的程度不足以開國會(hui) ，是政府拒絕監督自己的一種借口，是政府的程度不足以容忍議會(hui) 的存在。所以，不能靠政府的同意來開國會(hui) ，而是要靠民眾(zhong) 自己去爭(zheng) 取。民眾(zhong) 可以參加不同的政治組織，去爭(zheng) 取自己的權利。那麽(me) 怎麽(me) 去爭(zheng) 取呢？

當時預備立憲之上諭已下，但官製改革和立憲之步驟卻進展遲緩，要督促清政府實行立憲，首先值得選擇的是輿論手段，即使輿論手段不能奏效，依然可以通過輿論呼籲大家使用武力，這樣就可以積聚反君主力量。楊度認為(wei) ，在輿論手段是否有效還沒有定論的情況下，討論武力革命為(wei) 時尚早。在這個(ge) 時期，楊度始終不承認以革命的方式參與(yu) 政治的正當性。

楊度也知道，在“立憲”這個(ge) 大目標下，可以包括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革命派追求的是民主立憲。那麽(me) ，他為(wei) 何要堅決(jue) 反對民主立憲呢？

在楊度看來，政治的關(guan) 鍵在於(yu) 國民，而不在於(yu) 君主與(yu) 民主。“政治以觀察民主立憲與(yu) 君主立憲之區別，其所重要者必不在君主與(yu) 民主一方，而在國民一方可以斷言矣。夫由國民一方以論各立憲國之異同，雖有可論列之點，然而有一同焉者，則民權之伸張是也。民權之伸張，於(yu) 何見之？於(yu) 其國會(hui) 見之。國會(hui) 者，所以代表國民之機關(guan) ，一國中有此機關(guan) ，則民權之伸張不待言矣。”【21】由此，判別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關(guan) 鍵不在於(yu) 是否有君主，而在於(yu) 是否有成立國會(hui) 。楊度仔細分辨了英美、德國和日本的不同政治體(ti) 係，認為(wei) 政治之最完善者當然是國會(hui) 成立並頒布形式化的法律。雖然不同的國家政治發展成熟程度有差異，如英國國會(hui) 的權力高於(yu) 君主，其次是德國，最下是日本。政治發達與(yu) 否與(yu) 這些國家的國民的政治意識密切相關(guan) ，與(yu) 是否君主製其實關(guan) 係稍遠。英國和美國雖然一為(wei) 君主製國家、一為(wei) 民主製國家，但實則上是“同一之共和政體(ti) 也”【23】。英國因為(wei) 政黨(dang) 製度發達，所以由多數黨(dang) 組閣，實質上是由議會(hui) 而非君主掌握國家的權力。政黨(dang) 發達的根基在國民之發達，國民的公共之心確立社會(hui) 的公德意識。“英、美惟器國民公德之發達也，故能合小為(wei) 大，以發達其政黨(dang) ，以發達其國會(hui) ，以發達其國家，而成為(wei) 共和政治也。”【23】因此，中國目前的政治最緊迫的任務是開國會(hui) 立憲。

針對革命派所提倡的共和理想甚至“無政府主義(yi) 思潮”，楊度一概將之視為(wei) “以哲理解決(jue) 者”：若是將社會(hui) 理想現實化，最理想的社會(hui) 必將視所有製約人類之自由的製度均為(wei) 不合理，不僅(jin) 君主不足留，民主、憲政都不足慕；但這種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yi) 情懷，無法應對當下中國所麵臨(lin) 的困境。

哲理之法無法解決(jue) 紛亂(luan) 的社會(hui) 問題，隻能以“法理”去尋求解決(jue) 之法。在世界各國，無論民主立憲還是君主立憲，法律國國不同。因此，不是以抽象的法理來決(jue) 定法律，而是各國根據本國的現狀，製定相應之法律，然後“各學者乃從(cong) 而解釋之，斯即謂之法理”【23】。換言之，最終要“以事實解決(jue) ”，即從(cong) 當時中國的現實來尋求最合理的憲政方案。楊度認為(wei) ，當時中國最適合君主立憲，因為(wei) 若實行民主立憲，有兩(liang) 個(ge) 問題難以解決(jue) ，一是蒙、回、藏之文化不能等同於(yu) 漢人，二是漢人的武力也不能處置蒙、回、藏可能出現的分離主義(yi) 傾(qing) 向【23】。由此，楊度提出：（一）滿漢平等，逐漸使蒙、回、藏在文字上達到統一的程度；（二）逐漸消除種族即國家、君主即國家的觀念，樹立“國民”意識，“庶乎中國全體(ti) 之人混化為(wei) 一，盡成為(wei) 中華民族，而無有痕跡、界限之可言”【23】。

楊度說，他的開國會(hui) 主張不是基於(yu) 理想政治形態的哲學性思考，也不是基於(yu) 法理根據，因為(wei) 在沒有公義(yi) 、隻以強權為(wei) 基礎的國際秩序麵前，任何法理的依據都難以保全中國。他借用拿破侖(lun) 的事例說明，即使是民主製度，也可以使國會(hui) 徒有其名而行專(zhuan) 製之實。所以，當前的中國選擇何種政體(ti) ，主要依據是中國的現實需要【24】。在國力羸弱且國內(nei) 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程度不一的情況下，以政治的理想形態來要求無疑是拒絕變革的借口。

對於(yu) 楊度在《金鐵主義(yi) 說》中對革命派所提出的批評和“開國會(hui) ”的主張，章太炎在1908年刊於(yu) 《民報》10月號的《代議然否論》等文章中做了係統批判。

有效地通過對曆史事實的解讀來批駁政敵的主張，是章太炎的習(xi) 慣性路徑。這方法在與(yu) 康有為(wei) 、梁啟超的論戰中已充分顯示其力量。對於(yu) 楊度開國會(hui) 以讓國民獲得充分參與(yu) 政治的機會(hui) 的說法，章太炎持否定態度，認為(wei) 議員群體(ti) 的出現隻是增加一個(ge) 社會(hui) 階層而已，根本無法保障國民的權利。他認為(wei) ，在中國郡縣製早就取代封建製，從(cong) 而實現了社會(hui) 成員的平等；代議政體(ti) 這種來自西方的政治體(ti) 製隻是封建製度的變種，上議院不過是西方封建時代元老院的蛻化物，而下議院則接近於(yu) 《周禮》中的詢及庶人。即使在民主體(ti) 製，代議政體(ti) 也隻是在政府和民眾(zhong) 之間增加一個(ge) 統治階層。

康、梁在戊戌變法時期提倡的議會(hui) 製度，其目的是“通上下之情”，使君民溝通無礙。但章太炎認為(wei) ，議會(hui) 製度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經常會(hui) 異化為(wei) 統治集團與(yu) 地方豪強聯合起來壓迫底層平民的機製；而選舉(ju) 製度讓這種壓製機製合法化，甚至被視為(wei) 是符合曆史進程的“公例”。所以，“必欲闓置國會(hui) ，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sang) 其平夷之美……乃者，楊度鴞張，誇夫伸眉延頸，喁喁請開國會(hui) 。滿政府如其請，果刻九年為(wei) 憲政實行之日”【25】。

一度醉心西方社會(hui) 學理論的章太炎，也經常采用“實證”和“統計”的依據來否認議員的代表民意的可能性。例如，章太炎從(cong) 議員與(yu) 人口的比例，說明議員的代表性不足的必然性。他指出即使是通過選舉(ju) 而確定的議員最終還是會(hui) 被權貴階層所壟斷，不過是魏晉時期的“上品無寒門”的格局的翻版而已，國民的權益難以得到保護。“名曰國會(hui) ，實為(wei) 奸府，徒為(wei) 有力者傅器羽翼，使得膢臘齊民甚無謂也。”【25】章太炎提出幾種不同的選舉(ju) 議員方式，如按人口比例或是按繳稅的多寡來確定議員的人數，但在廣土眾(zhong) 民的中國，都難以使代議製度真正發揮矯正社會(hui) 不公平的作用。

作為(wei) 一個(ge) 以實現共和政體(ti) 為(wei) 目標的革命派的理論家，章太炎必須回應沒有議會(hui) 製度的共和政體(ti) 如何可能的問題。章太炎說，他早年對共和政體(ti) 的推崇主要是基於(yu) 反對統治權力世襲製，沒有考慮公選大總統和設立議會(hui) 製度之間的“公私”之別。也就是說，大總統的選舉(ju) 製代表“天下為(wei) 公”的理想，而議會(hui) 製度實質上是貴族利益的辯護者，是“私”。他還認為(wei) ，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yi) 之間存在內(nei) 在“矛盾”。從(cong) 民生主義(yi) 的視野看，如果“法自上定者，偏於(yu) 擁護政府；法自下定者，偏於(yu) 擁護富民”【26】。換言之，統治者若為(wei) 民選，那麽(me) 統治者會(hui) 偏向於(yu) 經濟上的平等；而若經濟製度由議會(hui) 來確立，他們(men) 勢必會(hui) 維護富裕階層的利益。這樣，以議會(hui) 為(wei) 基礎的共和製度，與(yu) 民族、民生主義(yi) 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衝(chong) 突。這種論述的副作用是構成了對於(yu) 孫中山等人的民族、民生主義(yi) 理論的一致性的解構。

基於(yu) 反對代議製的目的，章太炎認為(wei) 無論是君主製的元老院製度還是民主製度的代議製，本質上都是在已有的等級製度上增加一個(ge) 等級而已。至於(yu) 立憲派強調的以議會(hui) 來限製君權的主張，章太炎認為(wei) 是不可行的，而且若是以限製君權為(wei) 目標，那麽(me) 司法和行政的獨立可能更為(wei) 有效。他的方案是采取權力分置的方式：總統主要負責國防和外交，以任命製的方式來選擇官員，並以自己的判斷來決(jue) 定官員的升降；教育的發達以開民智，法律規則真正由百姓確定；重大的事務的終決(jue) 權必由總統和國務官共同簽署；在經濟上限製富裕階層的財富，並對財產(chan) 繼承加以管控，不使富者子孫成為(wei) 食利階層；在基層管理上實行地方自治，由行政官員和民眾(zhong) 商議決(jue) 定征稅、勞役等公共事務。

在章太炎看來，糾結於(yu) “共和”與(yu) “專(zhuan) 製”並無必要，關(guan) 鍵在於(yu) 是否真正能讓百姓的利益得到保護。當議會(hui) 和議員隻為(wei) 權貴服務的時候，這樣的“共和”實質上更接近於(yu) “專(zhuan) 製”。 “共和之名不足多，專(zhuan) 製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yu) 之稱號耳。大抵建國設官，惟衛民之故，期於(yu) 使民平夷安穩，不期於(yu) 代議。若舍代議政體(ti) ，無可使其民平夷安穩者，吾亦摭將取之。”【26】所以，章太炎的方案看上去與(yu) 革命派追求共和政治的目標有一些出入。他認為(wei) 當時中國的問題並非立刻開國會(hui) ，關(guan) 鍵在於(yu) 選拔有實際能力的官員。那些誇言經世的人強調財政和武備政策，並無實際的方略，遊說橫議之風氣，貪腐之吏盈朝。所以，類似楊度等人隻是剿襲西人口實，並無實際操作路徑的分析。“金鐵主義(yi) 論者蓋聞其風而興(xing) 起矣。彼見滿洲政府近時所注意者，無過聚財講武二端，而於(yu) 吏治得失、民生隱曲，曾不一語及之，以為(wei)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但使國會(hui) 成立，籠罩群生，則中國已足以治。誠如是，則彼所謂憲政，金雲(yun) 鐵雲(yun) 而已。”【27】章太炎說，即使是經常發空論的梁啟超所提倡的“開明專(zhuan) 製”，也比楊度的主張有可行性，因為(wei) 梁啟超看到了吏治改進的重要性，其認知能力要高於(yu) 楊度甚多。

對於(yu) 楊度提出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議會(hui) 名額的複雜方案，章太炎的主張是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地方自治性質的總督府，“其下編置政官，其民亦各舉(ju) 其賢良長者以待於(yu) 總督府，而議其部之法律財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之”【27】。在這些賢能之士的管理下，發展農(nong) 業(ye) 、工商業(ye) ，最終使其發展水平與(yu) 漢地接近。至於(yu) 楊度所擔心的國家分裂問題，以及破壞殖民勢力在中國的均勢的問題，章太炎也不以為(wei) 然。他認為(wei) 並非所有列強都持利益均沾的“保全中國”策，如俄國就有意分裂中國，不能把保全國家的期望寄托在西方殖民主義(yi) 者。

對於(yu) 革命可能激發國內(nei) 的分裂勢能，章太炎亦認為(wei) 這與(yu) 革命與(yu) 立憲並無多大關(guan) 係。在差不多同時期所作的《中華民國解》中，章太炎的建國方案是以文化之遠近來確立其差等式的組合格局。他主張先從(cong) 文化風俗接近的地區來確立國家之主體(ti) ，而語言、風俗差異較大的地區則聽其來去自由，在某種程度上，這並非肯定“保全中國”的策略。但章太炎則通過反駁康梁、楊度所擔心的中國瓜分說，認為(wei) 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因為(wei) 人才、資源等原因並不會(hui) 選擇獨立，期待通過20年的發展而逐漸與(yu) 內(nei) 地實現文化上的“醇化”。

革命派的汪精衛和胡漢民等人一直在批駁康、梁等所擔心的革命導致瓜分論。而對於(yu) 楊度的分裂說，章太炎的學生汪東(dong) 也批評民族主義(yi) 容易招致國家分裂的說法，認為(wei) 這是一種武斷的臆想。汪東(dong) 一方麵認為(wei) 滿族若想獨立也非壞事，另一方麵認為(wei) 遊牧的條件已不複存在，他們(men) 未嚐會(hui) 願意獨立；更關(guan) 鍵的是，滿、蒙等民族若是要獨立，跟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政體(ti) 並無直接關(guan) 係【28】。

在現實的政治操作實踐中，相比於(yu) 康梁係的政聞社在國內(nei) 立憲運動中的受挫，以張謇為(wei) 代表的工商立憲勢力和楊度的憲政公會(hui) ，不斷通過請願等政治鬥爭(zheng) 的方式，推動清政府將預備立憲的落實。

1907年12月，楊度根據1907年11月對預備立憲的上諭，提出《湖南全體(ti) 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shu) 》，對上諭所提出延遲宣布立憲的理由提出反駁：第一，對上諭中所說的須上有完備之法度、下知應盡之義(yi) 務方可宣布立憲，《請願書(shu) 》認為(wei) ，法律是天下之共守之物，所以須代表民意，隻有盡快地立憲，建立立法機構，才能製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而通過立法的過程，人民也就知道自己應盡的義(yi) 務。現在中國的立法權，隻操於(yu) 修律大臣幾人，所製定的法律不僅(jin) 地方督撫反對，人民亦無從(cong) 了解詳情。第二，對上諭提出要以國民之程度來決(jue) 定實行之遲速，楊度重複了在《金鐵主義(yi) 論》的觀點，認為(wei) 民選議院的開設就是對國民的政治訓練，而且中國的中層人士的素質已經完全具備參與(yu) 政治決(jue) 策的能力。第三，對有人借口立憲而幹預國家政治事務的現象，《請願書(shu) 》指出立憲就是製訂規則的過程，若民意有表達的渠道，民眾(zhong) 就不會(hui) 人人幹預，國家的權威性才可能更好的維護。第四，立憲是為(wei) 了民情得以上達，而不是為(wei) 了激發民怨。《請願書(shu) 》認為(wei) 國會(hui) 可以匯總各地民意，下情上達的途徑暢通，國家的政治事務也可悉數了解，這樣，百姓的暴戾之氣可以得到化解，否則壓力無處發泄，反彈力也會(hui) 很強。第五，對充分利用資政局和諮議局的問題，《請願書(shu) 》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機構固然是作為(wei) 議院的預備機構而成立的，但這些機構隻是代表官方的權力機構，既不代表國家，又不代表人民，隻是政府的顧問機構，因此隻有民選議院的成立才是真正的立憲。因此，他們(men) 代表湖南人民請願，要求在兩(liang) 年內(nei) 開設民選議院，推進預備立憲【29】。

楊度的獨立請願行為(wei) 很快被“招安”，因為(wei) 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保舉(ju) ，楊度進入憲政編查館，由一個(ge) 憲政的輿論推動者，進入清政府成為(wei) 憲政的實際操作者。這種轉變也可看作是楊度與(yu) 體(ti) 製內(nei) 的憲政派達成合作。

三、楊度和章太炎對於(yu) “中華民族”的爭(zheng) 論

章太炎和楊度之間爭(zheng) 論的另一個(ge) 核心問題是“民族主義(yi) ”是否正當。

楊度的政治立場一生多變。1905年之後，他接受了嚴(yan) 複所譯的甄克思的《社會(hui) 通詮》中對社會(hui) 發展階段的認識。他認為(wei) 中國處於(yu) 由宗法製度向軍(jun) 國民製度發展的階段，還從(cong) 《社會(hui) 通詮》的社會(hui) 發展三階段出發，認為(wei) 民族主義(yi) 是“宗法社會(hui) ”階段的思想觀念，不適合近世的國家社會(hui) 。如果近世國家采用民族主義(yi) 的手段，一般也是用“國家主義(yi) ”，而民族主義(yi) 隻是手段，比如俾斯麥和意大利等國都采用民族主義(yi) 的觀念，但他們(men) 所用之民族主義(yi) 並非種族意義(yi) 上的“血統民族”，而是文化認同意義(yi) 上的“文化民族”。由此，楊度對革命派的批判，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其中最重要的標靶之一。

楊度說，民主立憲黨(dang) 之民族主義(yi) 論說，既有以血統民族說來排滿的，也有以文化立論不排滿的。從(cong) 革命派將未來的國家名稱定為(wei) “中華民國”而言，他們(men) 所持者實為(wei) “文化的民族主義(yi) ”。由此，他展開對於(yu) “中華民族”這個(ge) 概念的思考：“今人必目中國最舊之民族曰漢族，其實漢為(wei) 劉家天子時代之朝號，而非其民族固有之名也。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即此義(yi) 以求之，則一國家與(yu) 一國家之別，別於(yu) 地域，中國雲(yun) 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一民族與(yu) 一民族之別，別於(yu) 文化，中華雲(yun) 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jin) 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wei) 一文化之族名。”【30】楊度還引用公羊學中“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的原則，認為(wei) 古代中國的夷夏之別不是基於(yu) 血統，而是以禮教為(wei) 標準來判別文明之高低。且各民族經過幾千年之混雜，所以“華之所以為(wei) 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jue) 知也”【31】。“華”者，“花”也，以“花”為(wei) 名，隻是為(wei) 了形容文化之美。以此而言，“今日之中華民族，則全國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語言各異而外，其餘(yu) 滿、漢人等，殆皆同一民族”【31】。

楊度說，革命派中有些人的排滿主張是排滿族之君主，而非滿族之人民，可知他們(men) 采用的是文化民族主義(yi) 的手段，來達到民主主義(yi) 的目的。這種說法一方麵是要對革命派的排滿主張進行“分化”，另一方麵是希望通過“中華民族”概念的解釋，確立中國在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擯棄以單一民族建立現代國家的激進主張，確定多元民族一體(ti) 的方案。

按照黃興(xing) 濤對“中華民族”這個(ge) 概念的溯源，“中華”一詞曆史悠久，而“民族”一詞是晚清才開始使用的概念，將這兩(liang) 個(ge) 概念合在一起稱“中華民族”是1902年的事；稍早還有“中國民族”的說法；最初使用“中華民族”主要是指漢族，到後來才用來指稱在中國土地上生活的所有族群【32】。在現在可以追溯的文獻中，最早使用中華民族概念的是梁啟超。1902年4月，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使用了“中華民族”的稱呼。1902年初，梁啟超在《新民叢(cong) 報》中發表《曆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並強調“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產(chan) 物。黃興(xing) 濤說，梁啟超這個(ge) 時期使用的“中華民族”概念雖然主要是指稱漢族，但他總結了以往民族形成的特色，意味著將來的中華民族是“大民族共同體(ti) ”【32】。

在以文化民族主義(yi) 的立場處理晚清的“民族國家”建構問題上，梁啟超和楊度等人有許多共同的傾(qing) 向。楊度說，革命派所持的民主立憲派在民族立場有遊移，分別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替民主立憲立策”。他假設道，若是從(cong) 民族主義(yi) 立國，隻能采取壓製和分立兩(liang) 策。但這兩(liang) 種方案都難以真正實現建國的目的：其一，基於(yu) 軍(jun) 事力量的困境，通過壓製的方式來達到國家的統一很難做到；其二，民族分立會(hui) 導向國家分裂。中國的地域和種族的情況“非各種人雜居夷狄，而為(wei) 各種人分局各地故也”【31】。在這樣的格局下，如果蒙、回、藏也接受民族建國的思想，那麽(me) 他們(men) 就會(hui) 脫離中國而謀自立。對此，中央政府所能采取的策略，一是壓製即通過武力來反對分裂，二是分立即讓這些區域建立自治性的國家。但這都行不通：沒有足夠的軍(jun) 事力量，無以行壓製的策略；而分立可能會(hui) 落入殖民主義(yi) 者分而食之的策略，列強會(hui) 將這些分立的自治國納入自己的版圖，如俄國對於(yu) 外蒙、英國對於(yu) 西藏等。

楊度的建國策可稱之為(wei) “民族聯合策”，即對滿、蒙、回、藏既不排斥也不壓製，而是與(yu) 他們(men) 聯合成立一個(ge) 新的國家。這種“聯合策”並非完美無缺，最大困境是蒙、回、藏這三個(ge) 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新建立的中華民國中占何種位置。

楊度認為(wei) ，若聯合建國，必然要采取統一的語言，而蒙、回、藏還處於(yu) 宗法社會(hui) 階段，民族觀念強烈，讓他們(men) 放棄自己的語言至為(wei) 困難；革命之後的約法說會(hui) 給予這些民族以一定數量議員的資格，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men) 為(wei) 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字，而放棄在新國家裏的政治權力。這就會(hui) 造成一種悖謬：若在設立議會(hui) 之後，允許蒙、回、藏使用自己的語言，那麽(me) 等於(yu) 實質上的分裂；若必用中國語言，那麽(me) 等於(yu) 還沒開國會(hui) ，他們(men) 就會(hui) 產(chan) 生分裂之心。若否定種族革命立場，而采取各民族的聯合立國策略，問題就主要在議政環節，即議政所用文字。如果統一到漢字，那麽(me) 依然處於(yu) 民族主義(yi) 的各民族斷然不會(hui) 接受。如果幾種文字並用，那麽(me) “不僅(jin) 為(wei) 討議國事之害，亦且有動搖國本之憂。決(jue) 不可也”【31】。

楊度認為(wei) ，蒙、回、藏曆史上與(yu) 中國其他民族之間分分合合，但最近一次是在清朝時候，依賴清朝的武力而粘合的。因此，他們(men) 對清朝皇帝依然具有尊敬之心，這樣，君主立憲相比於(yu) 民主立憲，可能更有助於(yu) 保護國家的統一。“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當保全，則立憲亦但可言君主立憲，而不可言民主立憲。”【31】

相比之下，章太炎的民族觀念相當複雜【33】。作為(wei) 革命派的理論家，章太炎一直持種族革命的主張。他在《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中提出：“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為(wei) 民族主義(yi) 之時代，而可溷淆滿、漢以固熏蕕於(yu) 一器哉？”【34】他認為(wei) 當時的世界已經屬於(yu) 民族主義(yi) 的時代，種族之間的界線應該辨別。在批駁嚴(yan) 複在翻譯《社會(hui) 通詮》時所提出的“民族主義(yi) ”不能實現強國保種的目標時，他說：“嚴(yan) 氏皮傅其說，以民族主義(yi) 與(yu) 宗法社會(hui) 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於(yu) 神州之光複，則謂排滿者亦宗法社會(hui) 之事，於(yu) 是非固無取，與(yu) 利害則斷其無幸。”【35】他還認為(wei) 甄克思並沒有將民族主義(yi) 等同於(yu) 宗法社會(hui) ，此是嚴(yan) 複的誤讀。他更強調種族革命是符合世界各國建國的理念，亦是中國恢複主權的唯一途徑。

在楊度的《金鐵主義(yi) 說》發表之後，章太炎作《中華民國解》一文，係統提出他對於(yu) 中國民族問題的認識，並對楊度關(guan) 於(yu) 民族問題的核心觀念進行批駁。章太炎說，名國土為(wei) “華”是緣於(yu) 最初的人們(men) 活動區域與(yu) 華山有關(guan) ，而以“夏”和“漢”作為(wei) 族名是因為(wei) 河流的名稱，因此，“華雲(yun) 、夏雲(yun) 、漢雲(yun) ，隨舉(ju) 一名，互攝三義(yi) 。建漢名以為(wei) 族，而邦國之義(yi) 斯在。建華名以為(wei) 國，而種族之義(yi) 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36】。對於(yu) 楊度認為(wei) “華”的原字為(wei) “花”、是形容文化之美的說法，章太炎認為(wei) 有三個(ge) 值得商量之處：其一，“華”的確有華美的含義(yi) ，但考察文義(yi) 要從(cong) 最初的含義(yi) 出發，最初的“華”是山名。而且即使是分享同一種文化，也不能就此認定他們(men) 是同一種族。其二，楊度所援引的春秋公羊學的夷夏觀念，並不能反映曆史事實。這種理解源自劉逢祿等人，這些人因為(wei) 世代在滿清做官，失去了民族氣節，其論不足為(wei) 據。章太炎認為(wei) ，《春秋》中“有貶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進夷狄以同諸夏者”【36】，故反對楊度所提出的滿族已經漢化的主張。其三，“棄表譜實錄之書(shu) ，而以意為(wei) 衡量”【36】。章太炎說，楊度的民族觀念主觀臆測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就是由無數民族不斷融合為(wei) 成。實質上，所有民族的融合都有主體(ti) 民族的存在，即以一種優(you) 勢的文化不斷融合其他民族而成。若兩(liang) 個(ge) 民族勢力相當，則無從(cong) 融合。章太炎十分重視民族融合過程中的“主權”問題，也就是說，既然清朝的滿族並非是在漢族統治下的同化，而是基於(yu) 他們(men) 對於(yu) 漢族的欺淩，因此在主權未恢複之前，不能認為(wei) 存在民族融合。這個(ge) 先後順序是不能顛倒的。

楊度和章太炎還就“國民程度”問題進行爭(zheng) 論。在楊度看來，國民程度即軍(jun) 事能力、經濟能力、政治能力和對國家的責任心的程度，其中尤以國民之責任心的建立為(wei) 最難。而責任心的建立前提是建立起現代國家，若隻是宗法社會(hui) 或更早，那麽(me) 並無國民，社會(hui) 成員隻需要對君主個(ge) 人負責就可以。隨之的問題是，當國家內(nei) 部有多個(ge) 民族存在的時候，不同民族的“國民程度”並不一致，應該如何對待呢？楊度分析了蒙、回、藏等民族特性與(yu) 在不同階段納入版圖的過程。其實，楊度真正要討論的是滿族的問題，這也是革命派民族革命的關(guan) 鍵點。

楊度認為(wei) ，清朝的國家性質並非是一個(ge) 滿族的國家，清政府也自認為(wei) 是一個(ge) 中國曆史上的王朝，所以所謂的“亡國”並不存在。他說，革命派所主張的“光複”是“中國國家未亡，無可光複……夫國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統治權。三者缺一則國亡，否則其國無自而亡”【37】。君主並不能代表國家，一個(ge) 新朝代取代一個(ge) 舊朝代，隻是更換了君主，這個(ge) 國家並沒有滅亡。楊度與(yu) 康、梁一樣，經常引用歐洲國家迎立外國人為(wei) 君主的例子，說明國家主體(ti) 的存亡與(yu) 君子的更替之間並無直接的關(guan) 聯【37】。“故今國家仍為(wei) 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今國家既為(wei) 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則今政府自亦仍為(wei) 中國政府，而非滿洲政府。蓋中國不能無政府而有國家，滿洲又不能無國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滿洲非國，所以中國不亡。”【37】那種將朱家明朝滅亡視為(wei) 國家滅亡的說法，是囿於(yu) 儒家君臣大義(yi) ，並將之與(yu) 奇異的種族主義(yi) 結合，這便是排滿說的主要理論基礎。

在楊度看來，滿族已進化到宗法社會(hui) ，但還沒有發展出國家觀念；將君主等同於(yu) 國家的看法是儒家之君主國家說，而非種族國家說。但滿族入關(guan) 之後，已退化為(wei) 不耕不稼之人群，反而造成種族競爭(zheng) 力的衰退。楊度認為(wei) 滿族應該融匯於(yu) 漢族，放棄其入關(guan) 之後抑製漢人的失敗政策，漢族人也應該放棄民族主義(yi) 。而滿族人之所以要堅持民族主義(yi) ，一方麵是因為(wei) 他們(men) 要保持政治上的特權，另一方麵主要在於(yu) 要保持他們(men) 因政治特權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優(you) 勢地位。但基於(yu) 政治特權所帶來的經濟優(you) 勢，恰因為(wei) 不事勞作而成為(wei) 他們(men) 在新的國家中失去生計自由的緣故。楊度指出，麵對社會(hui) 改革，漢族和滿族人有不同的訴求，漢族人所尋求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滿族所擔憂的則是生計自由的問題。

在五個(ge) 主要的族群中，楊度認為(wei) 漢族的國民程度最高，但尚有家族主義(yi) 的思想留存，難以發展出完全的國家觀念，從(cong) 而雖有經濟、軍(jun) 事和文化能力，但國家責任意識不強。這是因為(wei) “西洋家族製度破於(yu) 封建製度之先，殆封建破，而個(ge) 人之發達毫無阻礙，故突起直進而出於(yu) 我之先。中國封建製度破於(yu) 家族製度之先，今家族製度猶未破，故社會(hui) 上僅(jin) 有家長與(yu) 家人二級，而無完全之國民”【38】。

或許是對西方的社會(hui) 進化論的模式的照搬，楊度對中國社會(hui) 結構的分析側(ce) 重於(yu) 批判家族主義(yi) 的影響。在關(guan) 於(yu) 晚清法律改革的爭(zheng) 論中，楊度也從(cong) 否定家族主義(yi) 、肯定國家意識的角度，認為(wei) 禮教作為(wei) 家族製度的對應物，應該在現代國家的法律體(ti) 係中被清除；民族同化是一個(ge) 漫長的過程，固然要設學校和行政管理機構來推進，而法律等暫時要照應當地的風俗習(xi) 慣，這樣20年以後庶幾可以達成。

這個(ge) “醇化”的主體(ti) 應該是漢族，這是持曆史民族主義(yi) 立場的章太炎所堅持的。他批評楊度的語言統一觀點說：“彼為(wei) 金鐵主義(yi) 說者曰，蒙、回、藏人有選舉(ju) 權與(yu) 被選舉(ju) 權，必以通中國語為(wei) 惟一條件。夫能通中國語者，則已稍稍醇化矣。然於(yu) 中國社會(hui) 之形態能知其一二耶？情偽(wei) 不知，利病不審，坐而論到則勿能，縱令隨眾(zhong) 予奪，亦如投鉤何異。”【39】在章太炎看來，這些少數民族的選民即使了解中國語，對中國內(nei) 地的情況也並不了解，讓他們(men) 投票決(jue) 定議案顯得過於(yu) 隨意。至於(yu) 楊度所提出的設立“代議士”的主張，也與(yu) 追求平等毫無關(guan) 係。“專(zhuan) 以言語同化者，必不足以參通國之政也。”【39】若議士隻是處理各民族地區的內(nei) 部事務，可能還能發揮作用。滿族人的漢語水平得到楊度的肯定。但在章太炎看來，語言程度和政治參與(yu) 能力並不成正比，因為(wei) 滿族人長期不事勞作，對民生並不了解，需要等革命成功之後，剝奪他們(men) 的特權，退就農(nong) 耕生產(chan) ，才有資格參與(yu) 中國之政治。“金鐵主義(yi) 論者一與(yu) 僅(jin) 知語言之滿洲人，再與(yu) 僅(jin) 知語言之三荒服人，誇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症結非難破也。”【39】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五族共和成為(wei) 處理多民族國家的一個(ge) 基本策略。略顯吊詭的是，雖然革命派所推動的排滿革命取得勝利，但新的國家在民族問題上所延續的是改良派的多民族融合的“中華民族”的觀念。在辛亥革命之後，多民族融合的“中華民族”觀念，逐漸成為(wei) 社會(hui) 的共識。

注釋
 
1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頁。
 
2 梁啟超：《新出現之兩雜誌》，湯誌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33頁，第134頁，第135頁，第135頁。
 
3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67頁。
 
4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89頁。
 
5章太炎和康有為關於民族和國家、革命的辯論，參見幹春鬆：《再論〈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第137—197 頁。
 
6梁啟超：《與勉兄書》，《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10頁。
 
7一般認為，梁啟超在1903年春夏到夏秋之間有一個傾向革命到複歸保皇的思想轉折，原因甚多，比如康有為的影響、在美國實地觀察選舉的效果、對於革命派的失望等，當然這也與梁啟超自己缺乏堅定的思想或政治立場有關。（參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214頁。）
 
8[清]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夏新華、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曆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1頁。
 
9[清]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近代中國憲政曆程：史料薈萃》，第43頁。
 
1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5頁。
 
11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43頁。
 
1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43—244頁，第245頁，第257頁，第267頁。
 
13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49頁。
 
14 楊度：《複梁啟超函》，《楊度集（一）》，第405頁，第404頁。
 
15章太炎：《記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4頁。
 
16對於康、梁因政治不能到內地發展，康有為很是著急。他在給梁啟超等人的信中說：“當議會之將開，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黨勢，誠至當之事，勢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黨不能大入內地，肅王即來提攜，內情必極急，那拉旦夕必有變，若能入內地而開會，則以吾黨之名譽財力，海內尚無與角者。”（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75頁。）
 
17對此經過，徐佛蘇的《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從側麵證明政聞社確有倒袁的意向。文中說，政聞社成立之後，積極推動立憲，受到人的猜忌，“又值康先生有為自海外秘電某當道，請劾奕劻植黨攬權，以外間有康梁秘聯粵督春煊謀倒張之洞、袁世凱之謠，於是袁黨力促張之洞奏請清後舉發康梁亂政秘謀。”（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95頁。）
 
18在清末修憲的辯論中，楊度主張家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不兩立。他說中國政治之亂象，因深受家族觀念之影響，國家要轉弱為強，“欲官吏盡心國事，則必自去其家人之累始；欲去其家人類，則必自使有獨立之生計能力始；欲使有獨立之生計能力，則必自與之以營業、居住、言論各種自由權利，即迫之以納稅、當兵之義務始。欲與之此種權利，迫之以此種義務，則必自使之出於家人登於國民始。”（楊度：《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區別》，《楊度集（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9頁。）
 
19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47頁，第306頁。
 
20在皇族內閣出台遭受全國上下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張謇在1909年提交《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中，依然這樣來理解責任內閣和君主的關係：“立憲國何以能之？其立法也，曰責任內閣。責任雲者，以內閣代君主負責任焉耳。責任專於內閣，而君上日臨而監察之。內政有失，則責內閣大臣焉；外交有失，則責內閣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觀聽，群傾注於內閣大臣。”這樣，大臣們就不會以為自己的位置永遠安全而敷衍自己的責任。唯有君上為責任之所不及。如此說來，責任內閣對君主而言是隻有益處，無有損害的。（參見《張謇全集（1）·公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188頁。）
 
21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48頁，第346頁，第382頁。
 
22同上，第400頁。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仿行憲政。但在立憲派和革命派看來，這是一種虛應故事而已。實際上，清政府雖然覺得日本的方案不錯，但對如何有步驟地展開，遲遲沒有提出具體方案。
 
23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72頁，第384頁，第364頁，第366頁，第370頁。
 
24楊度在《中國新報序》說：“然則中國宜為君主立憲乎？抑宜為民主立憲乎？曰：是不當以理論決，而當以事實決；又不當以他日之事實決，而當以今日之事實決。”（《楊度集（一）》，第209頁。）
 
25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312頁，第313頁。
 
26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317頁，第323頁。
 
27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66頁，第266頁。
 
28參看寄生（汪東）：《革命今勢論》，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下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
 
29因為開國會的願望遲遲難以實現，所以楊度提出速開國會的請願書。與此同時，康梁一派的政聞社要求憲政編查館“請限期三年召集國會”也有五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最後憲政編查館決定以日本實行憲政的九年期為限。（參見李細珠：《新政、立憲與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7—38頁。）
 
3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72頁。
 
31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72頁，第372頁，第376頁，第379頁，第381頁。
 
32 黃興濤：《重塑中華：當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5頁，第67頁。
 
33參見張誌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哲學動態》2015年第4期。
 
34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77頁。
 
35章太炎：《社會通詮商兌》，《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336頁。
 
36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58頁，第260頁，第260頁。
 
37 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64頁，第264頁，第265頁。
 
38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98頁。
 
39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64頁，第265頁，第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