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當有人談論道德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放肆地哄笑，這就是這個社會的人心已墮落到最敗壞境地的最直接證明。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情形。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近日在同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這已經不是溫總理第一次談論道德問題。今年初，在與網民交流互動中，溫家寶曾經向開發商“喊話”：你們身上也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而“道德的血液”似乎最早出自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的一次談話。當時他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


　　總理如此頻繁談論道德問題，說明道德淪喪確實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也說明總理對中國前景的焦慮。這樣的呼聲本應引發全社會深思。但是，溫家寶這三次道德談論，每一次都招徠一些人隱晦或者公開的嘲諷。


　　當然，對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精英群體的心智如果略作考察，就會發現，他們如此嘲諷，並不奇怪。


　　道德虛無主義


　　嘲諷道德血液論者最喜歡搬弄的說辭是，製度才至關重要。當下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製度扭曲，法律、政策、製度嚴重扭曲，導致人的行為扭曲。因此，要解決問題，首先就要變革製度。唯有實現了製度變革，人才可能有道德講倫理。


　　我把這種看法稱之為“製度決定論”。經濟學中的製度經濟學、法學在過去十幾年的流行，讓人們走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精神萬能論，知道了製度的重要性。這一點變化當然可喜可賀。但是，從這一點邁向製度決定論，卻是走出一個陷阱，而跌入另一個同樣黑暗的陷阱。


　　這後一個陷阱就是道德虛無主義。這種道德虛無主義的根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經驗。因為權力或者掌握著權力的人曾經以道德的名義做了諸多不道德的事情，很多知識分子變得憤世嫉俗。他們相信，道德天然就是權力的工具，因而憎惡道德本身。有些人因為在現實中看到了一些偽善，就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真正的善。


　　八十年代之後逐漸興起的各種觀念、思潮，也為道德虛無主義之火添柴澆油：從一直潛伏在中國人觀念深處的法家思想到時髦的經濟學教條，從本土的厚黑學到舶來的成功學，從現代的物質主義、曆史主義到膚淺的原子式自由主義。


　　人們分別或者同時依據上述教條認為，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必須截然分開。道德隻可用以解決私生活問題。但是，社會輿論根本不應當議論一個人的私生活。於是，私人領域的道德也就不複存在了。另一方麵，公共問題也與道德完全無關，而僅關乎法律、製度。總之，道德是多餘的，社會根本不需要道德，就可以運轉良好。隻要利己的人們相互博弈，就可以形成規則、製度，世界就會美好無比。人們由此相信，其實，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道德這回事。假如有人談論道德，他一定是偽君子。公然談論利己才是真君子，很多人就是這樣為範跑跑喝彩的。這些喝彩者認為，人天生就是利己的，一個人坦率地呈現自己的利己主義就是真誠，因而也是最大的道德。


　　這就是匈裔英國思想家邁克爾·波拉尼所分析過的現象：道德倒錯。人們把不道德當成最大的道德，比如，把殘忍當成優雅，把公開展示醜惡當成道德。過去一個世紀，接受過較高教育的中國人的心靈就處於這種狀態，盡管倒錯的機緣大不相同。


　　道德、製度與監管


　　毫無疑問，製度至關重要。更具體地說，法律至關重要，政策至關重要，處理公共事務的程序至關重要。一個社會，如果製度扭曲，人的行為當然就會扭曲。中國社會目前各個領域存在的諸多嚴重問題，包括溫家寶所談到的食品安全問題，確實直接源於製度之扭曲，比如，監管的係統性失靈。


　　但是，製度絕不能替代道德。相反，對於優良的社會秩序之塑造和維係，道德才是至關重要的，比法律、製度更為重要。


　　這裏需要略作概念辨析：人們通常所說的道德，包含道德和倫理兩個層麵。道德大體上是指內在的品德，道德意識就是孟子所說的“是非”、“羞惡”意識。倫理指與其他人發生關係的規範，它告訴人們在具體的情形中，應當如何行為。當然，這種規範與內在的品德、尤其是道德意識直接相關。


　　這樣的概念界定就已可說明，道德對於社會治理至關重要。任何一個社會都是需要治理的，而社會治理依賴規則及其執行機製。一般意義上的個人道德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倫理，就是一套具有約束力的規則體係。通過教育等社會化過程，這些規則會內化為人們的文化本能，人們於不知不覺中遵守這些規則。道德意識讓人有羞惡之心，知道是非、對錯。倫理規範讓人在無數具體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情境中知道應當怎樣做，什麽可做什麽不做。假定人們可以普遍地按照道德倫理規範行事，人與人之間就可以形成某種秩序。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們，社會輿論等機製可以對他予以軟性強製。更進一步，則可以通過法律等手段予以強製。


　　也就是說，相對於法律等正式製度，似乎非正式的道德倫理體係，則構成了社會的基礎性治理手段。如果社會治理結構是一座冰山，法律、政策等正式規則、製度，隻是露出海麵的那部分，道德倫理則是海麵下那個更大的、更為基礎的部分。那麽，不要說一個社會沒有道德倫理機製，即便道德倫理機製不那麽有效，社會治理也就必然嚴重失靈。


　　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情形。當下中國的法律、政策等製度固然存在嚴重問題。但是，假定社會的倫理道德體係基本健全，那麽，上層的政策、法律空白，可由道德倫理體係彌補，製度缺陷也可由道德倫理體係修正。這兩者可能產生的惡劣後果，可以被控製在有限範圍內。


　　但是，中國的道德倫理體係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也就不存在這樣一個緩衝區。以食品安全為例。監管失靈當然要對安全事故頻出承擔責任。但是，過去幾千年間，政府也沒有設立過專門的食品安全監管機製，但似乎並沒有出現今天那些花樣翻新的違規違法現象。很簡單，以前，人們還有基本的道德倫理意識，知道民以食為天。如果在這個問題心太黑，是要遭到老天爺、遭到神靈的報應的。但到了當代，伴隨著道德倫理的淪喪，很多食品從業人員為了金錢，可以無所顧忌。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製度化的監管體係十分完整也無濟於事。任何此類正規監管體係都不可能時刻看住每一個生產者。而道德倫理體係恰恰可以做到隨時隨地看住每個人，約束人們不會肆無忌憚。因為，道德就是人的自我約束，倫理就是小群體內的自發性相互約束。這樣的約束乃是全方位的。


　　因此，中國人如果還希望有大體正常的一個市場秩序，或者說，希望有一個大體正常的社會秩序，就不能不依靠道德倫理體係進行基礎性社會治理。在此基礎上，法律等正式製度的治理才可能是有效的。


　　道德與製度變遷


　　今天，碰到不管什麽問題，哪怕是私人生活問題，時評家都會說，要從製度上解決問題，要推動製度變革。這也正是很多人嘲諷道德血液論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隻有實現了製度變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人們也是這樣看待製度變革與道德覺醒的次序的：隻有實現了製度變革，人們才有可能道德起來。他們甚至樂觀地相信，隻要解決了製度問題，人們就會自然地道德起來。


　　此種看法，表麵上看起來很有道理，其實錯得離譜。誰都知道，當下的製度存在嚴重扭曲，誰都知道，製度應當予以變革，需要非常深刻的變革。但是，觀察這些製度應當變革的論說就可發現，這句話通常沒有主語。製度不可能自己變革。製度總是需要由人來變革的。那麽，誰來變革製度？這個誰為什麽要變革製度？


　　如果製度變革的主語必不可少，那就必須超出製度討論製度變革的問題。超出到哪兒？隻能到人那兒，到人的道德那兒。製度看不見也摸不著，製度不是外在於人的石頭星星、桌子椅子，製度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寫在紙麵上的規章、條文。製度就是人的行為模式本身：人怎樣行為，怎樣相互交往，製度就是怎樣的。因此，製度的主體就是人，製度變革的主體也是人。隻有人能夠變革製度，而人也正是憑借著道德變革製度的。


　　製度在人群中間界定和維護一種特定的權利和利益配置格局，製度變革意味著此一格局的變動，不同人的得失是不同的。這樣，製度變革就離不開道德。這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討論。


　　首先，如新製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透過曆史變遷研究所證明的，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在一種製度中遭到不公平對待的人，惟有通過道德覺醒，才能解決“搭便車”問題，而形成推動變革的力量。


　　其次，一項製度的既得利益者，也唯有透過道德覺醒，才有可能超越個人利害得失的短期計算，關注自身的長遠利益，從而願意進行變革，哪怕這樣的變革對自己可得見的短期利益不利。


　　觀察曆史就可以發現，所有重大的製度變革之先，都有過社會的道德覺醒。其實，即便不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道德覺醒本身也可以帶來製度變革。


　　假如你在商業交易中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誠信地對待你的交易夥伴。你交易夥伴感受到這一點，也有可能調整自己的行為模式，誠信地對待你。這樣，你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你的交易夥伴。由此你們兩個將會發現，這樣交易其實成本更低。你們擴大這樣的交易方式的適用範圍，一種更為優良的商業交易模式逐漸形成、擴散，最終變成一種一般性商業交易模式。由此，商業世界的一種或者多種製度發生了變革，所有卷入這一過程的人的福利都因此而獲得改善。


　　追根溯源，這個變革過程也許就起源於你的一個善念，你的道德自覺，你的精神的向上提撕。不需要官方宣傳，也不需要事先的法律變卦，就在潛移默化之中，某些製度就發生了一次也許大、也許小的良性變化。無數這樣的變革，就可以改變一個領域。這不是精神萬能論，而是一種再平實不過的製度變遷模式。在互聯網世界，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不同企業家不同的道德意識，帶來了完全不同的企業生態、商業生態。


　　中國需要道德倫理重建


　　如果中國社會要變得好一點點，這是唯一一條具有可行性的通路。個體的道德自覺以及行為模式的變化，可以讓局部的製度變得好一點點，即便整體的製度依舊。既然人們普遍相信，當下種種製度嚴重扭曲，那就不應當指望製度可以自行變化。而應當回到自己的內心，尋找變革的力量和最可行的路徑。而隻要人願意，人其實完全可以超越製度。製度是死的，可能糾纏著眾多複雜的利益，人卻可以是自由的。這首先意味著人的道德的自由。


　　很多人在談論，中國需要製度變革，這我完全同意。但我想補充說：中國首先需要一場道德覺醒運動，需要一場倫理重建運動。隻有經過了道德覺醒，製度變革才有可能真正啟動，因為到那時，人們才會知道，什麽才是好什麽是壞，並對好產生一種強烈的向往。也隻有經過了道德覺醒，製度變革的過程才有可能真正展開，因為那時，人們將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打破既得利益集團構造的鐵籠。


　　即便做不到這一點，道德倫理重建至少也可以讓這個社會變得好一點點。還是以食品安全為例，即便目前的監管體製不變，隻要行業內的主要企業的掌門人、員工，比如雙匯吧，經過瘦肉精事件，多一點商業倫理意識，多一點對利益的自我節製和對消費者負責的意識，他們就會更為嚴格地要求上遊的養豬戶。由此，上遊產業也會自我節製。假如這個行業內的重要企業的倫理意識略有提高，即便監管製度不變，這個行業也可以變得好一點點。


　　這就是溫家寶向企業家們呼籲道德的原因。這個呼籲表現了一位經曆了人間滄桑的老人的睿智。這個時代，所有領域都需要製度變革，但是，沒有道德覺醒，任何製度變革都是不可想象的。從長遠來說，沒有基本的道德倫理支撐的優良治理秩序，也是不可想象的。


    （原載於《南方都市報》2011/5/2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