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人性潰敗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已無須多說。假如道德也可以成為“社會契約”的一個重要內容的話，那麽，大家已經撕毀了契約。
    
    
    現在的情況，有讓人感覺中國人要一起玩完的意思。
    
    
    災難從“反傳統”開始。根據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鮑曼的說法，任何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維護都需要消耗道德資源——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發生很大變遷的時候，要維護它的良性運轉，就需要用更多的道德資源來埋單。
    
    
    中國的“改革開放”作為現代化的一種加速運動，本來就需要太多的道德資源來消耗。然而，從“五四”開始，這些道德資源都被視為“壞”的東西給砸爛了。到現在，某些人仍然沒有停手。
    
    
    近代西方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當然也產生過道德淪喪、人性潰敗的現象。但西方之所以沒有發生崩盤，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從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道德資源可以支付消耗，且其製度具有生產道德資源的能力。人們牟利的衝動，沒有演變為整個社會對道德和人性的大規模、毀滅性踐踏。
    
    
    中國就不一樣了。沒有傳統的道德資源可以消耗，製度本身也沒能生產道德的能力（倒不如說這種製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這意味著什麽？意味著，在沒有道德資源的消耗來支撐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就隻能消耗人性。所以人性潰敗的事例層出不窮。
    
    
    誰都看得見，在踐踏道德的運動中，上層精英——無論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起了“帶頭作用”。本來就飽受壓榨的屁民們，當然也就不客氣。
    
    
    到這種份上，儒家文化被忽略的可怕後果顯示出來。
    
    
    按照儒家傳統，社會上層精英的道德水準必須高於普通百姓，把自己在對一個社會的道德責任上視為“普通百姓”是錯誤的。道理很簡單：
    
    
    一、上層精英和民眾的區別是，前者因為從製度中受益，他們不需要踐踏道德，都可以獲得利益；而後者由於被製度侵害，隻有通過踐踏社會道德才能獲取利益。獲取利益上的這種區別，邏輯地要求上層精英具有很高的道德操守，以便換取民眾對製度和道德秩序的認可。雙方之間好像有一個契約。儒家文化對上層精英的道德操守的強調，是在築起一個防禦陣地，防止上層精英對民眾的壓榨加劇。


    二、要求上層精英有道德操守，基於“責任”的要求，他們必須對整個社會進行道德示範。
    
    
    這兩個道理一旦被突破，上層精英隻要踐踏道德，即表現為他們對民眾的壓榨加劇，而且，等於撕毀了契約，向整個社會發出了集體踐踏道德的號召。
    
    
    本來就被製度壓榨，發財既沒權力，也沒背景人脈這類資源可以依恃的民眾，一看這陣勢，哪還能情緒穩定？很明顯，他們要發財，隻有通過踐踏道德。道德踐踏得差不多，已經不夠用的時候，隻有踐踏人性。於是，今天你造“毒大米”給我吃，明天我造“毒豆芽”給你吃。
    
    
    某些“知識精英”，往往都把賬算到權力身上，卻不反思，自己和權力、資本一起狼狽為奸，用各種動用的旗號表演和撈取利益，一再突破社會道德底線，才是問題的禍因之一。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