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博士生”關於抵製“聖誕節”的“共同看法”已在公共領域激起關注和爭論。筆者對此持支持態度。但觀察角度不同。 

對於既不需要用基督教文化的“時尚”來點綴或包裝自身也不需要加入“消費者狂歡”獲得快感，而隻是冷冷地注視著這些表演的我輩來說，每年的“聖誕節”都是一次令人不勝其煩的騷擾。土法推銷的“聖誕禮物”讓人啼笑皆非。網絡也沒有淨土，打開郵箱，居然堆滿了所謂“聖誕賀卡”。 

這一時刻，一個不願以“他人之自我”作為“自我認同”之對象的人即使心靈不那麽敏感，恐怕也會知道什麽叫“文化焦慮”和在價值排序上較高的“文化”的巨大殺傷力。由此判斷，“十博士生”們的反應甚至都可能是僅僅基於“文化本能”。 

筆者太清楚這些玩意與商業的聯姻，或者說是商業基於自身利益與具有“價值指令”的文化抱在一起舞蹈的事實。因此，罵幾聲無濟於事，因為它在利用商業的同時，也需要使它自身對於商業有利用價值，而這背後就是“消費者”“想像性身份獲得”的心理期待。這種“結盟”瓦解的一個條件是這樣的“文化”一錢不值，不能給“消費者”帶來快感。 

不得不說“十博士生”以“名校博士生”這一在社會價值排序上較高的身份符號切入公共領域，與“聖誕節”的狂歡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暴露出現代社會的一個秘密：隻有在社會價值排序上較高的東西才更能“在場”（不管由此引來的是捧還是罵）和誘惑大眾的“想像性獲得”衝動。這意味著在“聖誕節”狂歡中完全不是基督教文化在單打獨鬥，對它的抵抗極易被納入抵抗商業法則的可怕結構中。因此我們倒不如來看它們是如何在一起跳“現代舞”的。 

英國學者湯普森在《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一書中無奈地哀歎：文化已傳媒化了。不錯，我們活在一個傳媒的世界。或者說，那個在哲學視野裏不過是現象世界的世界已經被傳媒所“編碼”。用波茲曼的話來說，這也就意味著，你不在傳媒存在，你也就不存在。 

文化當然在劫難逃。現代技術規則已根本性地改變了文化的傳輸和接受形式。但很顯然無論是傳輸還是接受，無論是“編碼”還是“解碼”，都需要商業這一中介，因為現代人與古人不一樣，從骨子裏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消費者”，不過是被消費意識形態俘獲的角色。如果說古人對於文化的需要是基於“存在”，那麽現代人更多是基於“占有”。因此文化也變成一種消費，文化商業化。 

既然人在“文化需要”方麵聽從的更多是“占有”而非“存在”的指令，那就意味著，哪一種文化在一個對比結構中更能使人在心理競爭中找到快感（哪怕是意淫），它就具有更多的消費價值，也就會受到商業的“青睞”。從而，它也就越能製成可供消費的商品，詭秘地微笑著以看不見的價值指令滲透進大眾的精神世界。商家吐著唾沫數鈔票，“文化”悄然控製人的心靈。真是皆大歡喜。 

看起來商業並不考慮“文化”的價值指令，它似乎要對一切進行“祛魅”。因此，哪怕“聖誕節”多麽具有宗教色彩，在現代社會，它也要把它變成一種消費，變成一個非基督教徒都可參與的消費狂歡。一種幻覺就這樣出現：當市場上叫賣著“聖誕禮物”、“聖誕老人”像生意人一樣地朝消費者微笑、“平安夜”裏人們作樂爆笑時……這個“聖誕節”是一個宗教節日還是一次商業狂歡？能把它們截然分開麽？僅就形式而言，在傳播基督教文化方麵，傳教士們又如何來和商業相比呢？ 

中國的一些非基督徒熱衷於過“聖誕節”，背後不過是對“時尚”的屈從，因為這種“時尚”本身在社會價值排序上位於較高位置。也就是說，在一個對比結構中，比之中國傳統文化，由於西方基督教文化背後有強大的政治、經濟等物質力量支撐，通過對它的消費所獲得的“想像性身份”更能讓他們覺得自己在社會價值排序上相對還處於較高位置，更能收獲“價值感”。這當然更多是一種意淫，但這恰恰是一個被“文化殖民”的群體的存在特征，這種意淫通過群體性狂歡的確證將不會被意識到。很難想像，他們會去過非洲那些窮國的節日。 

見錢眼開的商業注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聖誕節”如此，春節如此。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指責它毫無意義，而隻能想辦法利用它。但想利用它，自身又必須具有為它所利用的價值。如果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抵製“聖誕節”，恐怕它才不會幹那種虧血本的傻事。因此關健還是在於“消費者”和“文化”。怎麽辦，還是那句老話，提煉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讓中國人覺得過傳統節日更能找到“價值感”（就不說“自我認同”這類東西了）。 

事實的殘酷在於，在現代性條件下，文化根本不可能單打獨鬥，而“中國文化主體性”沉淪與政治、經濟、人權等領域的沉淪密切相關――它們的沉淪遮蔽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奪目光輝。因此複興傳統文化，固然要大力弘揚和創造，但的確不僅僅是“文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