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以智為道德原則之一，將智德列入五常道和三達德。另外，義德、時中、中庸等原則，都與智德密切相關，都依賴於智的配合。可以說，在儒家，智慧是道德的智慧，道德是智慧的道德。良知的知，可以理解為智慧的智，良為至善，知為大智，良知是德與智在最高境界上的合而為一。
    
    
    孔子說殺身成仁、孟子說舍生取義，這是道德的要求；《詩經》主張明哲保身、孟子提醒“可以死，可以不死，死傷勇”，這是智慧的表現。儒家強調見義勇為當仁不讓，但反對暴虎馮河，反對無謂的冒險和犧牲，這是儒家對待生死的中庸之道。
    
    
    麵臨生死關頭，當生則生，君子重生，豈能輕死？當死則死，君子取義，豈能苟活？至於什麽時候“可以死”，什麽時候“可以不死”，因時因地因人因事的不同而不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何正確判斷，也屬於智的範疇。
    
    
    儒家的明哲保身與現代作貶義詞用的成語不同。語出《詩經-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孔穎達釋：“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這裏的“明”指“明曉善惡”，“哲”指“是非辨知”。意謂明達事理、洞察時勢的人，善於擇安避危保全其身。
    
    
    二
    
    
    在儒家，子路可謂典型的莽夫。子路武功第一，特別勇敢，但過於急躁魯莽。孔子曾評之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意謂子路勇敢可嘉，可惜不知取舍，就象一塊沒經過栽剪的原木。
    
    
    孔子又曾警示他：“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臨事而懼”不是怯懦而是處理事情的認真和慎重。用老毛的話說，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臨事而懼”與“勇者不懼”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臨事而懼，是為了把事情幹好，幹成功，好謀而成。
    
    
    隻可惜，後來子路未能聽從孔子的教導，最後還是由於不明大義而“不得其死”：仕於不值得出仕的國，助了不值得襄助的人，於孔悝之難中，死得沒有價值沒有意義。
    
    
    方孝孺死得有一定價值和意義，但付出的“十族”的代價未免太高，可謂勇有餘而智不足。智不足，迂腐騰騰，有傷於仁。方孝孺是一個勇者，卻稱不上一個仁者。自己盡忠故主，拒絕草詔，一死足矣，何苦激動燕王之怒，讓十族之人同歸於盡為自己陪葬？（關於方孝孺，我有專文論述，茲不贅。）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不說謀道不謀身。謀道與謀身、保國保民與保身有區別，但不一定矛盾，不一定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謀道與謀身都離不開大智慧，保國保民與保身都需要“明哲”，不能保身者往往拙於謀國。因此王夫之指出：
    
    
    “不能謀身而與之謀國，其愚不可瘳；不能謀國而許之以安民，則論史者之耳食而塗說者也。”（《讀通鑒論》）
    
    
    有智無勇，其智難正，有勇無智，其勇難大。極而言之，有智無勇是懦夫，有勇無智是莽夫。自古以來不少正人君子，在“可以不死”的時候一死了之，或死於奸佞盜賊之手，或死於非正義、反文明的事業，毫無價值，甚至誤國誤世負麵價值，主要原因就是智慧不足。
    
    
    千古艱難唯一死。死，難；知道什麽時候“可以不死”什麽時候“可以死”，更難；為民為國為自己死出最大的價值、最大的意義來，更是難上加難，這隻有仁智勇三德俱高的聖賢才能做到。曆代聖賢無不智勇雙全，謀身與謀國、保身與安民都有一套，即使萬不得已非死不可，也死得其所，死得其時。
    
    
    對於儒者來說，政治、教育是老本行，當然得心應手，如果幹上別的行當，商則儒商，將則儒將，也往往出類拔萃。象王陽明曾國藩就是大儒領軍的典型。這是由儒家智慧的特殊性決定的。
    
    
    道家絕聖棄智，佛教絕欲棄世，兩家都是無為法出世法，它們的智慧隻表現在對“道體”空寂虛靜的覺悟。儒家所認證的“道體”有所不同，故表現的智慧也有所不同。儒家智慧即道即器即體即用，即是道智慧又是器智慧，無為而無不為。智在儒家，是道德，也是見解、思想、學問和各種知識，包括一切物質、自然、世俗、政治、科學知識，“廣大”得很啊，真可謂“至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當然，儒家智慧唯有聖人才能高度開發，賢者和一般大儒差些，子路方孝孺們則差的更遠了。作為儒者，他們很真，但不大，遠未達到賢者境界。古代某些“平時袖手談習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理學家（心學家）也同樣，勇或有餘，智卻不足，謀身謀國都不行，可敬而不可靠，可用但不可重用，不可寄托或者主持軍國大事。
    
    
    三
    
    
    仁智勇缺一不可，又以仁為核心。仁者必智必勇，智者勇者不一定仁。不過，如果不仁，縱然有智有勇也不足道，進不了儒門。不仁，勇會勇於為惡，智必邪智奸智。
    
    
    所以，不仁者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或能成小事難成大事，縱然僥幸成事，也是暫時的成功一時的輝煌，留下的是千古遺恨萬古罵名。任何正義、偉大的事業都有可能被他們搞砸弄壞，搞成罪惡或者弄成笑柄。從整體、全局和曆史的高度看，小人都很愚昧，惡人尤其愚蠢。
    
    
    毛黨嘲笑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殊不知孔子“通五經貫六藝”，不僅好學，四體亦甚勤；孔子和儒家不務農，但也不至於象毛黨那樣“五穀不分”，在農業問題上屢犯常識性錯誤。毛黨不僅“五穀不分”，而且是非黑白善惡正邪一概不分，愚昧顛倒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愚昧特別是政治愚昧，不僅害人害世，也會害了自己，古今中外，惡人多沒有好下場。想想毛氏及其親信“四人幫”的下場吧。毛澤東能夠壽終正寢是僥天之幸，但弄到天怒人怨眾叛親離，不僅絕後斷代，屍骨未寒而老妻不保，作為開國之主，下場也夠慘淡的了，史無前例啊。
    
    
    我說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乃人世間的鐵律，一個人心壞了，行為就會變壞，命運也會隨之變壞。在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命運掌握在他自己手上。當然，在一個不正常、反常的社會，善無善報惡無惡報甚至善有惡報惡有善報的現象時有發生，有些人卑鄙惡毒反而榮華富貴，但那隻是表麵性的暫時性的，表麵榮華其實並不安樂，福報一盡噩運隨之而來。作惡之人，貧也苦富也苦貴也苦賤也苦，無時無地不苦。古人雲：為善最樂，為惡最苦。然哉然哉。
    
    
    一個良好的製度可以把小人惡人的危害性降到最低程度，甚至有可能轉小為大變惡為善，問題在於，小人得勢惡人當道的社會，惡製是最難以改變的（某些時候迫於無奈不得不作一些改良，也是表象性、枝葉性的，無關乎製度本質。）特別是惡人惡製有異端邪說作意識形態背景、而其邪說又受到國民相當程度的認可的時候，其人其製要改邪歸正，曆史要跳出暴力循環的圈子，幾乎不可能。
    
    
    另外，小人惡人有“同性相吸”現象，惡法惡製有逆淘汰功能，都會排斥善良團結宵小，毀棄黃鍾雷鳴瓦釜。一個“小”或惡首領、頭腦、領袖人物寵愛、信任、重用的往往是宵小，而如果身邊和下屬宵小成群，作為首領的也肯定好不到哪裏去。
    
    
    有的小人惡人比較聰明，在成大功大氣候之前懂得禮賢下士，但那是暫時性的，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賢士”們遲早逃脫不了被藏被烹的命運。因此，曆代大儒大都“良禽擇木而棲”，不輕易為人所用。即使麵對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或有相當群眾基礎的事業和勢力，在投入之前，也會對其主要領導人進行一番品德考察。
    
    
    即使由於某種外在或“曆史”的原因確定了君臣關係，大儒也不會對惡君、暴君愚忠效命，而是“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一旦發現“君”無禮---不遵守儒家的各種典章製度和道德規範，又不接受勸諫，那就敬而遠之獨善其身，或能躲則躲走為上計。
    
    
    四
    
    
    儒到大處，自有識人的慧眼及辨“理”的法眼，一般文人則不具備，很容易誤把偽人當偉人、誤把歪理當真理。當年大量投奔延安及後來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看朱成碧，作了偽人和邪說的幫閑幫凶，誤了國家誤了蒼生也誤了自己。
    
    
    五四以後的知識分子，比起古代儒家士子，不僅文化品德差得遠，眼光智慧也差得遠。
    
    
    就拿清朝時期的儒家群體來說吧。太平天國起事之時，檄文寫得冠冕堂皇，招牌打得響當當，什麽“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可是誰是夷狄或誰更夷狄，卻瞞不過絕大多數儒家人物。
    
    
    據說晚清三傑之一左宗棠“嚐投太平軍”近距離考察過太平天國領導層。大型曆史題材的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中有這樣一個故事：1852年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化裝成打柴人，隻身入太平軍營，謁見翼王石達開，自稱姓高名季左（左宗棠字季高，此為其姓字倒寫），縱談天下形勢，為太平軍出謀獻策。石知他實為湖湘名士左宗棠，欲為引薦給天王洪秀全。後遇東王楊秀清，左向東王直言太平軍興以來三大失誤，東王不悅，竟要以“清妖坐探”罪名捉拿左。左大失所望，決定不再進見大王，拜別石達開而去。
    
    
    這個故事倒不是空穴來風。民國時期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寫道：“據長沙人言，洪天王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後湘人欲縛此獻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寢。然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勸洪天王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說或不誣也。”
    
    
    1947年，曆史學家範文瀾撰著《中國近代史》（上冊）寫道：“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 
    
    
    1962年，香港猛進書屋出版了簡又文所著《太平天國全史》一書，其第七章的一個注釋中引述了上述傳說：“據傳說：左宗棠初以懷才不遇，鬱鬱不得誌，嚐投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惟洪、楊以立國之源頭及其基礎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壞之，不聽。左乃離去，卒為清廷效力。”
    
    
    不過，上述所言都屬捕風捉影的傳說而已，我相信不是真的，因為沒有必要。太平天國和洪秀全們值不值得效力，憑左宗棠的儒學修養根本用不著通過實地考察才能得出結論，僅憑他們拜上帝教和反儒反孔這兩點就足以作出判斷了。憑這兩點，石達開的噩運，太平天國隊伍中正人君子的噩運就已經注定了。至於洪秀全們個人品質怎樣已毫無意義----憑這兩點，他們最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就像法家或馬列的虔誠崇奉者最好也好不到哪裏去一樣。
    
    
    2011-3-31東海儒者餘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