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儒道博弈

作者：劉  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古籍研究》第69輯（2019年11月版）

【內(nei) 容摘要】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作為(wei) “詩人哲學家”的陶淵明有著超越其時代的永恒魅力。縱觀千年陶學史，對陶淵明思想淵源的論說，一直貫穿著顯而易見的儒道博弈。大抵年代越早，越讚同其為(wei) 道家，而年代越晚，指其為(wei) 儒家的聲音便越多。當我們(men) 撥開曆史的重重迷霧，深入到陶淵明的詩文旨歸與(yu) 人格根底中時，則不難發現，陳寅恪所謂“外儒內(nei) 道”與(yu) “新自然說”，實在很難成立，梁啟超、朱光潛、李長之諸家將陶淵明歸於(yu) 儒家的觀點更具曆史和邏輯的合理性。陶淵明的隱居生涯與(yu) 安貧樂(le) 道，有著深刻的儒學支撐，而君子誌節和聖賢追求，更是陶淵明一以貫之的精神信仰，惟其如此，陶淵明才能躍出晉宋這一時代的思想局限，成就一種高古飄逸、灑落自由的聖賢氣象和完美人格。後人謂其“儒隱”“詩聖”，良有以也。

【關(guan) 鍵詞】陶淵明；接受史；儒道；聖賢誌節；陶詩格調

一、問題的提出

陶淵明到底是儒家還是道家？這問題若問一般讀者，恐怕絕大多數人會(hui) 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道家。原因無他，蓋今日讀者接觸陶淵明詩文，不過《歸園田居》《飲酒》諸詩，以及《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chuan) 》諸文，僅(jin) 此而已。這樣的“選本認知”，自然很難做到“知人論世”。誠如魯迅所說，對於(yu) 一切文學作品的研究，“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hui) 狀態，這才較為(wei) 確鑿”。（《題未定草（七）》）因為(wei) “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ge) ‘文人浩劫’”。說到陶淵明，魯迅還指出：“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題未定草（六）》）[1]

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便讀過陶淵明全集的魯迅，要回答上麵的問題，答案恐怕也隻能是道家，絕不可能是儒家。因為(wei) 新文化運動諸賢，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處於(yu) 主流地位的儒家，向來並無好感，否則也就不會(hui) 有“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了。職是之故，一向“靜穆”而“飄飄然”的陶淵明，即使有“摩登”和“金剛怒目”的一麵，也隻能證明其“全人”的豐(feng) 富與(yu) 複雜，卻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證明他竟然是一位儒家！

然而，假如時光倒流，我們(men) 會(hui) 發現，在長達一千六百年的陶學史上——包括傳(chuan) 播史、接受史和研究史——認定陶淵明是儒家的聲音，要遠比稱其為(wei) 道家的聲音，更為(wei) 廣遠而巨大。

眾(zhong) 所周知，陶淵明是“文如其人”的典範，其詩文一向都與(yu) 其思想及人格水乳交融，難分彼我。如鍾嶸《詩品》就說：“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宋人許顗《彥周詩話》也說：“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事，賦之於(yu) 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梁啟超論作家的“個(ge) 性作品”，標舉(ju) “不共”（即“作品完全脫離模仿的套調，不是能和別人共有”）和“真”兩(liang) 大條件，認為(wei) “唐以前的詩人真能把他的個(ge) 性整個(ge) 端出來和我們(men) 相接觸的隻有阮步兵和陶彭澤兩(liang) 個(ge) 人，而陶尤為(wei) 甘脆鮮明”[2]。這些論說，皆以陶淵明人格與(yu) 文格貼合無間，足可窺文以知人。此其一。

其二，陶淵明不僅(jin) 是詩人，更是哲人，其詩文頗具有思想史的研究價(jia) 值。這樣具有思想史研究價(jia) 值的詩人文學家，在整個(ge) 中國文學史上，恐怕找不出幾個(ge) 。換言之，像陶淵明這樣僅(jin) 僅(jin) 通過有限的詩文，卻能朗現出豐(feng) 富的思想風景和時代精神的“詩人哲學家”，實在是鳳毛麟角。尤其在玄風大張的東(dong) 晉，名士們(men) 服膺佛老，“以玄對山水”，逍遙無為(wei) ，表現在文學上，便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鍾嶸《詩品序》）的玄言詩大行其道，詩人們(men) 自以為(wei) “滌除玄覽”“澄懷忘象”，卻在玄理的闡發中迷失了自我的性情。不少人以為(wei) ，陶淵明的詩文是受到了玄言詩的影響[3]，而在我看來，陶淵明是壓根兒(er) 看不起玄學家們(men) 的玄言詩的。如果硬要把陶淵明和玄言詩扯上關(guan) 係，不妨說，陶淵明一生的努力，就是要完成“玄言詩的救贖”，並且實實在在地完成了。“陶詩與(yu) 玄言詩迥然有別，它不像後者，詩中充滿枯燥的說理，而是融進了詩人活生生的情韻誌趣，反映出詩人獨特的個(ge) 性。……談理而沒有‘理障’，理與(yu) 情、理與(yu) 趣渾然一體(ti) ，堪稱說理詩的典範”。[4]可以說，陶淵明仿佛完全“出離於(yu) ”他所容身的“晉、宋易代之際”。他的絕世獨立、素履孤往、縱浪大化、不喜不懼的人格品位和精神境界，恍如天外飛石，空穀幽蘭(lan) ，充滿了相對於(yu) 那個(ge) 時代的“異質性”“超越性”和“另類”色彩。南宋大儒朱熹謂其“高於(yu) 晉、宋人物”[5]，洵非虛語。

於(yu) 是，人們(men) 在評賞陶淵明詩文的同時，不約而同地聯係到他的思想淵源和人格理想，並暗自達成了某種共識：陶淵明彪炳史冊(ce) 的詩文成就以及自洽圓滿的人格境界，離不開強大的思想支撐和文化擔荷。就陶淵明所處的時代思潮而言，無外乎儒、釋、道三家。而三家之中，佛家距離甚遠，以至古今學者大多都認為(wei) “陶詩裏實在也看不出佛教影響”。[6]至於(yu) 葛立方以“第一達磨”（《韻語陽秋》卷一二）該淵明，可謂無識之甚[7]，不說也罷。

平情而論，陶淵明的思想裏既有儒家，也有道家，所謂“儒道兼修”。但僅(jin) 僅(jin) 一句“儒道兼修”，等於(yu) 徹底抹煞了他！所以，本文要討論的是，陶淵明的思想及人格，在程度上和比重上，受儒、道二家之影響，孰多孰少、孰輕孰重？甚至更重要的是，陶淵明的思想和人格趨向，究竟是儒家還是道家？這個(ge) 問題一旦解決(jue) ，我們(men) 再看陶淵明的思想和人格，會(hui) 有不一樣的發現，也就更容易確定其在中國思想史和心靈史上的坐標及價(jia) 值。

二、千年陶學史上的儒道博弈

縱觀千年陶學史，對陶淵明思想淵源的論說，一直貫穿著顯而易見的儒道博弈。大抵年代越早，越讚同其為(wei) 道家，而年代越晚，指其為(wei) 儒家的聲音便越多。正如朱自清所說：“曆代論陶，大約六朝到北宋，多以為(wei) ‘隱逸詩人之宗’，南宋以後，他的‘忠憤’的人格才擴大了。”[8]言下之意，南宋以前，似乎道家說占上風，之後便是儒家說擅場了。

然此亦大概言之。具體(ti) 到每一位評價(jia) 者，其實也並非單一的調子。如陶淵明生前好友顏延之在《陶征士誄》中，說明為(wei) 何諡其為(wei) “靖節征士”時說：“若其寬樂(le) 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征士。”要知道，“寬樂(le) 令終”“好廉克己”，原本是儒者向往的境界，而“靖節征士”的諡號，其意也不過是表彰淵明之“士節”罷了。誄文中又說他是“仁焉而終，智焉而斃”。“士節”也好，“仁智”也罷，皆儒家標舉(ju) 之人格操守及價(jia) 值追求。鍾嶸《詩品》謂陶淵明為(wei)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然亦肯定其“人德”，讚美其“質直”，而“質直而好義(yi) ”，正是《論語·顏淵》篇中孔子對“達”的解釋。蕭統更可謂淵明知音，其《陶淵明集序》雲(yun) ：“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wei) 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zhong) 類，抑揚爽朗，莫之與(yu) 京。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yun) 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誌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wei) 恥，不以無財為(wei) 病，自非大賢篤誌，與(yu) 道汙隆，孰能如此乎？……嚐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知仁義(yi) 可蹈，爵祿可辭！不勞複傍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yu) 風教耳。”如“大賢篤誌”，“仁義(yi) 可蹈”，“有助於(yu) 風教”，不正是看到淵明詩文中所蘊藏的教化作用嗎？而“太華”者，遊仙之謂也；“柱史”者，老子之謂也；“傍遊太華，遠求柱史”一語，也一語道破淵明之思想，近儒而遠道，此論陶者不可不知也。

南朝對陶淵明的接受，大抵還比較折衷而涵融，並無儒家道家的明顯張力。降及隋唐，則比較傾(qing) 向於(yu) 視淵明為(wei) 道家。如隋朝的王通《中說》載：“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又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chuan) 》則幾於(yu) 閉關(guan) 也。”其弟王績作《五鬥先生傳(chuan) 》雲(yun) ：“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yi) 厚薄也。”此二人對淵明的誤讀，不言自明。難怪清人陳澧說：“王通浮躁，宜其不能讀淵明之文耳。”[9]

唐人對陶淵明的接受亦偏於(yu) 道家一麵。杜甫《遣興(xing) 五首》其三雲(yun)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yu) 愚，何其掛懷抱。”白居易《與(yu) 元九書(shu) 》說：“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le) 之奧博，多溺於(yu) 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yu) 田園。……於(yu) 時六義(yi) 䆮微矣，陵夷矣。”但其《訪陶公舊宅》詩，亦感歎：“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白居易敏銳地看到，陶淵明“心實有所守”，但所守為(wei) 何，則未得正解。至於(yu) 李白，對淵明則時褒時貶，完全視其心情好壞，故不足為(wei) 據。正如錢鍾書(shu) 所說，“淵明文名，至宋而極”，“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為(wei) 貴”。[10]言下之意，唐以前，陶淵明並無真正的知音。

北宋儒學昌明，陶淵明的儒者人格漸被體(ti) 認。如徐鉉說：“陶彭澤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弦歌以為(wei) 三徑之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誌，仁之業(ye) 也。”林逋《省心錄》說：“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yu) 功臣、義(yi) 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wei) 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11]郭祥正《讀淵明傳(chuan) 》二首之二雲(yun) ：“陶潛直達道，何止避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瓢屢空。……使遇宣尼聖，故應顏子同。”[12]這詩是針對前引杜甫詩而言的，“達道”雲(yun) 雲(yun) ，顯指儒家之道。蘇軾最喜淵明，其《書(shu) 淵明飲酒詩後》雲(yun) ：“《飲酒》詩雲(yun) ：‘客養(yang) 千金軀，臨(lin) 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13]這裏“知道”所指何“道”？東(dong) 坡語焉不詳。而黃山穀則說：“至於(yu) 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yu) 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yu) 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寧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yu) 放，豈可為(wei) 不知道者哉！”[14]山穀引孔子之說以為(wei) 據，意思已很清楚。不過當時仍有人以老莊之道解之。如晁說之《和陶引辨》稱：“竊嚐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wei) 一家之言也。”[15]不僅(jin) 以為(wei) 陶詩出於(yu) 老子，甚且謂其“抗五經”，這仍是王通、王績的口吻。甚至連朱熹也說：“淵明所說者莊、老，然辭卻簡古。”[16]唯陸九淵《象山語錄》說：“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誌於(yu) 吾道。”[17]象山所謂“吾道”，蓋“心學”亦即儒學之謂也。

朱子門人真德秀“當仁不讓於(yu) 師”，其《跋黃瀛甫擬陶詩》雲(yun) ：

餘(yu) 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yu) 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yu) 六經。”以餘(yu) 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yu) 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le) 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nong) 去我久，舉(ju) 世少複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可望耶？

真德秀以為(wei) 淵明之學，皆從(cong) 經書(shu) 中來，可謂別具隻眼。他還說：“淵明之作，宜自為(wei) 一編，以附於(yu) 《三百篇》《楚辭》之後，為(wei) 詩之根本原則。”[18]這幾乎是把陶詩當作最高範本了。

有明一代，學者基本上以陶淵明遠道而近儒。如許學夷《詩源辯體(ti) 》稱：“晉人貴玄虛，尚黃、老，故其言皆放誕無實。陶靖節見趣雖亦有類老子，而其詩無玄虛放誕之語，中如……等句，皆達人超世，見理安分之言，非玄虛放誕者比也。”歸有光《陶庵記》說：“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衝(chong) 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yu) 窮，而直以窮為(wei) 娛。……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yu) 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wei) 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le) 天之實。”[19]又，安盤說：“陶淵明詩衝(chong) 澹深粹，出於(yu) 自然，人皆知之，至其有至聖賢之學，人或不能知也。……予謂漢魏以來，知尊孔子而有誌聖賢之學者，淵明也，故表而出之。”黃文煥亦雲(yun) ：“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qin) ，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yu) 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20]其例甚多，茲(zi) 不贅舉(ju) 。蓋明代崇尚心學，淵明詩文多出胸臆，又饒理趣，宜乎為(wei) 明人所喜愛。

至清代，理學複振，以儒家論陶者尤多。如沈德潛《古詩源》曰：“晉人詩曠達者征引老、莊，繁縟者征引班、揚，而陶公專(zhuan) 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21]直接將淵明當作“聖門弟子”。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雲(yun)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yu) 《騷》，阮步兵出於(yu) 《莊》，陶淵明大要出於(yu) 《論語》。”又說：“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yu) 點也’之意，宜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yi) ，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誌也。”[22]二人皆看出陶詩“專(zhuan) 用”或“大要出於(yu) 《論語》”，淵明的“節義(yi) ”，實乃“洙泗遺音”。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三十稱：“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於(yu) 酒者，避劉宋耳。”《語錄續編》卷八：“觀《飲酒》詩六首，惓惓六籍，希聖不在韓公下也。”薑湛園《西溟文鈔》卷二稱：“陶公為(wei) 學道者，憤世俗之好黃老。故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shu) 複何罪？一朝成灰塵。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qin) 。’”[23]明確指出陶淵明所學，非黃老之道，實儒家之道。又，陳偉(wei) 勳《酌雅詩話》雲(yun) ：“先生不為(wei) 五鬥折腰，足令聞風者頑廉懦立，有功名教，百世下同不朽已。”清人鍾秀《陶靖節記事詩品》二十二則，最能發明陶淵明思想之真諦。他說：

謂陶公為(wei) 仕宦中人固非，謂陶公為(wei) 山林中人尤非。

“臨(lin) 水愧遊魚”五字，可括《莊子》“遊濠梁”一段，較“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le) ”一句，意更靠實些。蓋莊子道家，陶公乃儒者耳。

陶公具聖賢經濟學問，豈放達飲酒人所能窺測。

陶征士詣趣高曠，而胸有主宰，平生誌在吾道，念切先師，其性定已久，故有時慨想羲皇，而非狃於(yu) 羲皇；寄托仙釋，而非惑於(yu) 仙釋。

鍾秀更提出“儒隱”一說，稱：“後人雲(yun) 晉人一味狂放，陶公有憂勤處，有安分處，有自任處。秀謂陶公所以異於(yu) 晉人者，全在有人我一體(ti) 之量，其不流於(yu) 楚狂處，全在有及時自勉之心。……三代而後，可稱儒隱者，舍陶公其誰與(yu) 歸？”[24]這些評說，適可見清人學問樸實、讀書(shu) 審細之一斑。

晚清方宗誠撰有《陶詩真詮》，其一雲(yun) ：“陶公誌在聖賢，非詩人也。……或謂陶公誌在田園，亦非也，其《勸農(nong) 》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le) 琴書(shu) ，田園弗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是豈隱逸人邪？其《命子》詩有曰：‘溫恭朝夕，念茲(zi) 在茲(zi)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是又以希聖希賢命其子也。”又說：“陶公學問與(yu) 老、莊不同，老莊廢禮，廢仁義(yi) ，廢讀書(shu) ；陶公言禮服，言‘朝與(yu) 仁義(yi) 生’，言‘遊好在六經’，‘上賴古人書(shu) ’，‘詩書(shu) 敦夙好’，確是聖賢之學。”“陶公高於(yu) 老、莊，在不廢人事人理，不離人情，隻是誌趣高遠，能超然於(yu) 境遇形骸之上耳。”[25]事實上，明人郎瑛早就提出“淵明非詩人”“高出詩人”之說[26]，比詩人更高者為(wei) 何？正前引蕭統所謂“篤誌”之“大賢”也！

不過，清人中也有以淵明為(wei) 道家的，如方東(dong) 樹。其所撰《昭昧詹言》雲(yun) ：“阮公似屈兼似經，淵明似莊兼似道，皆不得僅(jin) 以時人目之。”“陶公所以不得與(yu) 於(yu) 傳(chuan) 道之統者，墮於(yu) 莊、老也。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非聖人獨立不懼，君子不憂不惑不懼之道。聖人隻是盡性至命，此是放肆也。”[27]實則“縱浪大化”何嚐限於(yu) 莊老？又焉知陶公的“不喜不懼”，不是來自孔子所謂“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的君子之道呢？

三、“外儒內(nei) 道”還是“外道內(nei) 儒”？

近現代西學東(dong) 漸，儒學備受衝(chong) 擊，學者對個(ge) 體(ti) 價(jia) 值和自由意誌多有肯認，故在解讀陶淵明時有偏於(yu) 道家或自然主義(yi) 的一麵。容肇祖說：“陶潛在清談風氣盛極而衰之後，當時佛教亦頗盛行，感自然的真趣，悟幻化的人生，律己甚嚴(yan) ，而無苟且卑鄙放蕩的舉(ju) 動。或者他本是儒家出身，又從(cong) 時代上認清清談家的弊病，故此特別成就了他的高尚的人格和感情。”[28]這還是比較平情的論述，而朱自清則幹脆認為(wei) 陶淵明將“孔子的學說道家化”，“所以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29]。陳寅恪卻提出一種“外儒內(nei) 道”說，認為(wei) ：“淵明之為(wei) 人實外儒而內(nei) 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並進一步指出：“凡兩(liang) 種不同之教徒往往不能相容，其有捐棄舊日之信仰，而皈依他教者，必為(wei) 對於(yu) 其夙宗之教義(yi) 無創辟勝解之人也。”[30]言下之意，陶淵明所以與(yu) 釋慧遠所創蓮社諸人無緣，原因無他，正為(wei) 其在天師道之信奉中，形成了自己的“創辟勝解”，即所謂“新自然說”。

不過，陳寅恪的“外儒內(nei) 道”說很快就受到朱光潛的批評。在《陶淵明》一文中，朱光潛指出，陳寅恪“不僅(jin) 曲解了淵明的思想，也曲解了他的性格”；“在這整個(ge) 心靈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儒家的成分，也可以發現道家的成分，不見得有所謂內(nei) 外之分，尤其不見得淵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說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底傾(qing) 向性比較大”。[31]這個(ge) 論斷相對平允，更易於(yu) 接受。梁啟超也指出，陶淵明是一位“極熱烈極有豪氣的人”，“纏綿悱惻最多情的人”，“極嚴(yan) 正——道德責任心極重的人”，“若把他看成是冷麵厭世一派，那便大錯了”。又說：“他雖生長在玄學佛學氛圍中，他一生得力處和用力處，都在儒學。”“他一生品格立腳點，大略近於(yu) 孟子‘有所不為(wei) ’‘不屑不潔’的狷者，到後來操養(yang) 純熟，便從(cong) 這裏頭發現出人生真趣味來，若把他當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達名士看待，又大錯了。”“孔子說的‘誌士不忘在溝壑’，他一生做人的立腳，全在這一點”。[32]竊以為(wei) ，這是十分中肯的觀點。陶淵明之為(wei) 陶淵明，正在於(yu) 其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所以，用晉宋之際流行的佛老思想解讀陶淵明，恐怕隻能南轅北轍。

湯用彤在論及魏晉思想之大勢時，曾說：“魏晉時代思想界頗為(wei) 複雜，表麵上好像沒有什麽(me) 確切的‘路數’，但是，我們(men) 大體(ti) 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有兩(liang) 個(ge) 方向，或兩(liang) 種趨勢，即一方麵是守舊的，另一方麵是趨新的。前者以漢代主要學說的中心思想為(wei) 依據，後者便是魏晉新學。我們(men) 以下不妨簡稱‘舊學’和‘新學’的兩(liang) 派。‘新學’就是通常所謂玄學。當時‘舊學’的人們(men) 自稱‘儒道’……，其實思想皆是本於(yu) 陰陽五行的‘間架’，宇宙論多半是承襲漢人的舊說；‘新學’則用老莊‘虛無之論’作基礎，關(guan) 於(yu) 宇宙人生各方麵另有根本上新的見解。”[33]

那麽(me) ，陶淵明所信奉的到底是作為(wei) “新學”的玄學呢？還是作為(wei) “舊學”的儒學呢？對這一問題，陳寅恪如此回答：

淵明之思想為(wei) 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惟其為(wei) 主自然說者，故非名教說，並以自然與(yu) 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僅(jin) 限於(yu) 不與(yu) 當時政治勢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劉伶輩之佯狂任誕。蓋主新自然說者不須如主舊自然說之積極抵觸名教也。又新自然說不似舊自然說之養(yang) 此有形之生命，或別學神仙，惟求融合精神於(yu) 運化之中，即與(yu) 大自然為(wei) 一體(ti) 。因其如此，既無舊自然說形骸物質之滯累，自不致與(yu) 周孔入世之名教說有所觸礙。故淵明之為(wei) 人實外儒而內(nei) 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推其造詣所極，殆與(yu) 千年後之道教采取禪宗學說以改進其教義(yi) 者，頗有近似之處。然則就其舊義(yi) 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wei) 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jin) 文學作品節居古今之第一流，為(wei) 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34]

陳氏顯然注意到了陶淵明與(yu) 主張“新學”的魏晉玄學名士大不相同，但他不願意將淵明歸於(yu) “舊學”或曰“名教”的一派，隻好生造了一個(ge) “新自然說”的概念去概括陶淵明的思想——“新自然說之要旨在委運任化。夫運化亦自然也，既隨順自然，與(yu) 自然混同，則認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須更別求騰化之術，如主舊自然說者之所為(wei) 也。但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旨自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wei) 新自然說也”。這是從(cong) 陶淵明的生死觀角度得出的結論，然難免顧此失彼，以偏概全。前引朱光潛《陶淵明》一文說：

因為(wei) 淵明近於(yu) 人情，而且富於(yu) 熱情，我相信他的得力所在，儒多於(yu) 道。陳寅恪先生把魏晉人物分名教與(yu) 自然兩(liang) 派，以為(wei) 淵明“既不盡同嵇康之自然，更有異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然相同之說如山（濤）、王（戎）輩之所為(wei) ”。蓋其己身之創解乃一種“新自然說”，“新自然說之要旨委運任化”，並且引“立善常所欣，誰當為(wei) 汝譽”兩(liang) 句詩證明淵明“非名教”。他的要旨在淵明是道非儒。我覺得這番話不但過於(yu) 係統化，而且把淵明的人格看得太單純，不免歪曲事實。淵明尚自然，宗老、莊，這是事實；但是也並不非名教，薄周、孔，他一再引“先師遺訓”（他的“先師”是孔子，不是老、莊，更不是張道陵），自稱“遊好在六經”，自勉“養(yang) 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遺囑要兒(er) 子孝友，深致慨於(yu)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qin) ”。——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卻不是證明淵明“非名教”的事實。[35]

其實，若以陶淵明的人格與(yu) 氣節而論，也不妨將其思想歸納為(wei) “新名教說”的（西晉樂(le) 廣所謂“名教中自有樂(le) 地”已開其先聲）。甚至連“新名教”也談不上，他不過就是嚴(yan) 格遵循孔子“隱居以求其誌，行義(yi) 以達其道”、“無可無不可”、“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教誨，“知行合一”地度過了一生罷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著名傳(chuan) 記文學家李長之完成《陶淵明傳(chuan) 論》，從(cong) 晉、宋易代之際思想史發展的趨勢看待陶淵明，認為(wei) 陶淵明是一位由道家到儒家轉換過程中的“象征人物”，“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他說：“陶淵明詩紀元後四世紀後半到五世紀之初的人物。在思想上，那風靡於(yu) 二世紀的老莊思潮（為(wei) 何晏、向秀、郭象所倡導著的），曾深深地浸潤著他的心靈。不錯，他已漸漸有了儒家的傾(qing) 向，這恰是他代表了時代之處。因為(wei) ，儒家思想之抬頭，不能不推八世紀的韓愈，他是一個(ge) 象征人物，他後來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但你想，由道家到儒家，中間能沒有一個(ge) 轉換時期的人物——間有二者的色彩的麽(me) ？這就是陶淵明。宋代的歐陽修、蘇軾、朱熹之所以推許陶淵明，在我們(men) 這裏也可以得到一個(ge) 解答。”[36]比之陳寅恪專(zhuan) 從(cong) 魏晉清談論陶淵明之思想，李長之的視野無疑更為(wei) 開闊，他是將陶淵明置於(yu) 整個(ge) 中國思想史尤其是儒學發展史上來論列了。

在作為(wei) 該書(shu) 附錄的《陶淵明論》一文中，李長之反複闡明陶淵明的儒家思想底蘊，說：“正是由於(yu) 他的儒家思想，才排拒了當時蓮社一般人的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堅強地支持了他的安貧樂(le) 道，……。他曾說，‘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這幫助他取得了勝利的‘道’正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使他的堅強的人格更多了一分色澤，也更多了一番光彩”。“正是由於(yu) 他是一個(ge) 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詩人，能夠寫(xie) 出儒家所稱讚的封建社會(hui) 道德和封建社會(hui) 情感，所以他博得了宋代理學家像朱熹、真德秀等人的喝彩。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自宋以後愈來愈高，正是和那些理學家的讚揚宣傳(chuan) 分不開的”。一方麵，他承認：“陶淵明究竟是一個(ge) 生長在長期‘習(xi) 尚老莊’而風氣在向崇尚儒術轉變著的時代的人物，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他的思想中沒有道家的成分。”[37]但另一方麵，在評陶淵明的《形影神》詩時，他又不容置疑地指出：“然而無論如何，比起要在形影神的論據中肯定神不滅並肯定報應的慧遠來，陶淵明是鮮明地拿起一麵新興(xing) 的儒家旗幟去反對道釋二家了。這是陶淵明思想成熟期的麵目，這是他高出於(yu) 當時蓮社諸人處。陶淵明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卓絕的地位者也就以此。”[38]在前引文章的末尾，李長之總結道：“儒家思想讓他有一種操守，給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種安貧樂(le) 道的堅強支持，同時限製了他和農(nong) 民距離的真正縮短，於(yu) 是有時表現為(wei) 一種沒落的地主官僚式的情感。……他推崇儒家，不排斥道家，後來又結合為(wei) 一，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麵目。至於(yu) 佛家的思想，神仙家的思想，放誕的思想，在他卻是無緣的。”[39]

盡管李長之的《陶淵明傳(chuan) 論》單行本出版較遲而長期被學術界所忽略，但以李氏之學力才情，此書(shu) 在陶學史上誠為(wei) 不可多得之傑作，尤其是對於(yu) 陶淵明思想結構的論析，鞭辟入裏，頗可信從(cong) 。

這以後，隨著二十世紀後半葉曆次政治運動的輪番上場，特別是受反孔反儒主流思潮的影響，學者的論述不免陷入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zheng) 的泥淖。如逯欽立寫(xie) 於(yu) 1972年的《評陶淵明》，認為(wei) 淵明“青年時期服膺經學，‘遊好在六經’，到了壯年以後，就已經從(cong) 經學信仰轉到信仰玄學。經學也好，道家玄學也好，都是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作為(wei) 門閥地主文人的陶淵明，他的這種轉變也沒有超越其階級思想的羈絆”。這倒也罷了，逯氏還給陶淵明扣上諸如“反動哲學”“維持封建主義(yi) 道德”“個(ge) 人主義(yi) ”“悲觀主義(yi) ”“有毒的東(dong) 西”等帽子[40]，讓人對那個(ge) 學絕道喪(sang) 的時代心有餘(yu) 悸，唏噓不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陶淵明的思想研究更為(wei) 自覺和深入。尤其是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和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shu) 局2003年）二著的問世，客觀上推動了陶淵明研究走向新的局麵。這其間，調和陶淵明思想中儒道之張力的觀點相對比較流行。如龔斌就說：“淵明獨特人格的形成，與(yu) 魏晉玄學的崇尚自然密切相關(guan) ，也與(yu) 儒家‘君子固窮’精神及他的躬耕經曆有關(guan) 。淵明任真自得、穎脫不群，顯然深受魏晉名士任情自放、脫略形骸的人格之美的影響；而他耿介狷潔的品格，與(yu) 阮籍、嵇康為(wei) 代表的竹林名士作風相通。另一方麵，淵明的人格也得力於(yu) 儒家精神的汲取。自西晉向秀、郭象調和名教與(yu) 自然的矛盾之後，儒玄雙修成為(wei) 普遍的學風。淵明歸田之後，生活日趨貧困，但固窮守道之誌卻老而彌堅，這固然主要取決(jue) 於(yu) 他的委運自然的人生觀，但也同汲取儒家的君子固窮氣節大有關(guan) 係。”[41]李劍鋒在討論“儒家文化與(yu) 陶淵明”時，以“人際依戀”和“終極關(guan) 懷”二義(yi) 概括陶淵明的儒家情懷，同時又探討“老莊玄學與(yu) 陶淵明”，認為(wei) “陶淵明的思想和詩文也明顯受到了老莊玄學的影響”[42]。這也是比較折衷的觀點。而袁行霈從(cong) 陶詩的“自然”“天道”和“真”等語辭，指出其思想與(yu) 道家的關(guan) 係，似乎更偏於(yu) 道家的一麵。在眾(zhong) 多的研究中，徐聲揚發表於(yu) 《九江師專(zhuan) 學報》的多篇論陶文章尤為(wei) 值得注意[43]。他以令人動容的筆墨和情懷堅持認為(wei) ，陶淵明是一位儒家。在與(yu) 袁行霈的商榷文章中，他指出，陶淵明詩文中出現的“自然”“天道”和“真”三詞，貌似屬於(yu) 道家，實則用的都是“常用義(yi) ”而非“老莊哲學的專(zhuan) 用義(yi) ”，真正涉及老莊的少之又少。“陶集中‘固窮’說了十一次，‘好學’說了九次，‘明道’說了六次，‘行善’說了五次。他沒有直接涉及老莊，怎麽(me) 引向老莊呢？孔孟沒有使用的語言，為(wei) 什麽(me) 不能用來闡述儒家思想呢？”[44]駁極有理。

盡管在陶淵明歸儒還是歸道這一問題上，誰都無法定於(yu) 一尊，但平情而論，古今學者對陶淵明的儒家指認，顯然更具說服力。

四、結語：聖賢誌節與(yu) 陶詩格調

既然陶淵明的人格與(yu) 文格如此難分彼我，那麽(me) ，從(cong) 程量與(yu) 語匯上分析其受儒家還是道家哪一家的影響更大，就幾乎是一個(ge) 無解的問題。爭(zheng) 論到最後，恐怕隻能說：陶淵明就是陶淵明，不屬於(yu) 任何一家。然而，這就又把陶淵明的人格誌趣，也即顏延之《陶征士誄》所謂“孤生介立之節”，給一筆抹煞了！

其實，細讀陶淵明的詩文，就可知其人格和思想的底座隻能是儒家，而非道家，更非佛家。他的隱居不仕，乍一看像是靠近老莊，仔細推敲，無不是奉行先師孔子的教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隱居以求其誌，行義(yi) 以達其道”等等——清人鍾秀的“儒隱”說，可謂切中肯綮！朱熹在《向薌林文集後序》中說：

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複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ye) 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韻播於(yu) 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wei)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yu)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lun) 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45]

進而言之，陶淵明的隱居，並非所謂“不為(wei) 五鬥米折腰”那麽(me) 簡單，而是隱含著儒家君臣之義(yi) 中非常隱微、高遠甚至具有信仰性的價(jia) 值判斷，不仕二朝，不臣二姓也隻是表像，其深層義(yi) 理是“從(cong) 道不從(cong) 君”，“危邦不入，亂(luan) 邦不居”！而且，陶淵明的隱，並非遠離塵囂，“人間蒸發”，而是“結廬在人境”，即非長沮、桀溺之輩所謂“避世之士”，而是像伯夷、叔齊以及孔子那樣的“避人之士”[46]。孔子說：“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陶淵明也樂(le) 得與(yu) 農(nong) 夫為(wei) 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晨興(xing) 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這樣的隱居，絕不是厭世和棄世，而是對人間世的溫情脈脈和不離不棄！

陶淵明的安貧樂(le) 道，也有著深刻的儒學支撐。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孔子的話就是他的支撐！他11次提到“固窮”，也是孔子的“遺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竊以為(wei) ，陶淵明並非樂(le) 得做一個(ge) 隱士，他心心念念隻想做一個(ge) 孔子標舉(ju) 的“君子”！《感士不遇賦》雲(yun) ：“原百行之攸貴，莫為(wei) 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shu) 。發忠孝於(yu) 君親(qin) ，生信義(yi) 於(yu) 鄉(xiang)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shang) 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yu) 行義(yi) ，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zi) ，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wei) 恥？誠謬會(hui) 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jia) 於(yu) 朝市。”此賦不僅(jin) 大量引用《論語》之典，再次表達“君子固窮”之誌，而且幾乎可以視為(wei) 與(yu) 孔子的“隔代對話”。

又，陶淵明《榮木》詩序說：“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聞何道呢？由其家世儒學推知，當然是“儒道”。所以他才說：“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shu) ；發忠孝於(yu) 君親(qin) ，生信義(yi) 於(yu) 鄉(xiang) 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感士不遇賦》）“先師遺訓，餘(yu) 豈雲(yun) 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榮木·其四》）淵明自稱“好讀書(shu) ”，所好何書(shu) ？蓋儒書(shu) 也。且看其反複自陳：“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得知千載上，政賴古人書(shu) 。”（《贈羊長史》詩）“詩書(shu) 敦夙好”。（《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書(shu) 塞座外”。（《詠貧士》）“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shu) ”。（《感士不遇賦》）“詩書(shu) 複何罪？一朝成灰塵”。（《飲酒》）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陶淵明對老莊玄學是什麽(me) 態度呢？且看《感士不遇賦》：“自真風告逝，大偽(wei) 斯興(xing) ，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這裏“真風”和“大偽(wei) ”所指為(wei) 何？再看其《飲酒》詩雲(yun) ：“羲農(nong) 去我久，舉(ju) 世少無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區區諸老翁，為(wei) 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qin) 。終日馳驅走，不見所問津。”由此可見，陶淵明所謂“真風”，正是以孔子和六經為(wei) 代表的儒家聖賢之學。錢鍾書(shu) 論及陶淵明對老莊的態度時說：“蓋矯然自異於(yu) 當時風會(hui) 。《世說·政事》注引《晉陽秋》記陶侃斥老莊浮華，淵明殆承其家教也。”[47]而所謂“大偽(wei) ”，大概正是指晉、宋之交，那些一方麵篤信佛老，一方麵馳驅奔走於(yu) 仕途經濟的所謂“風流名士”吧！

因為(wei) “節概之高”，才成就了陶淵明的人格與(yu) 文格之高。曆代學者對陶淵明頂禮膜拜，以為(wei) 其文品與(yu) 人品不僅(jin) “高於(yu) 晉宋人物”，而且為(wei) “三代以下之詩聖”[48]，良有以也！

前些年學者多討論“陶淵明何以不入《世說新語》”，或以為(wei) 是因為(wei) 淵明門第不高，不合《世說》選人之“流品意識”，待其聲名大噪時，又已超出本書(shu) 所包的時代了。或以為(wei) 淵明不是清談之士，且家世衰微破落、文風平淡，在當時沒有產(chan) 生廣泛的影響和足夠的聲譽所致。[49]這些觀點雖不無道理，但卻未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即陶淵明何以能“高出晉宋”？明人江盈科《雪濤詩評》說：“陶淵明超然塵外，獨辟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50]李調元《雨村詩話》說：“陶淵明生於(yu) 晉末，人品最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51]沈德潛幹脆說：“不懼饑寒，達天安命，不在季次、原憲下，而概以晉人視之，何耶？”[52]的確，從(cong) 精神器宇及人格追求來看，陶淵明與(yu) 六朝名士風氣格格不入，仿佛是孔門的隔代傳(chuan) 人，允稱“大賢”；從(cong) 其詩文成就與(yu) 境界來看，又遠超眾(zhong) 流，彪炳詩壇，不啻“詩聖”！

從(cong) 精神境界上，明代大儒王陽明頗與(yu) 陶淵明相通。與(yu) 作為(wei) “哲學家詩人”的王陽明不同，陶淵明是“詩人哲學家”，他的思想及哲學盡在詩文中，不在言論經解中。所以，要理解陶淵明的思想精髓或曰言外之意，王陽明的思想或可以為(wei) 奧援。且看《傳(chuan) 習(xi) 錄》中有這麽(me) 一段：

先生嚐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wei) 個(ge) 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ge) 父子，還他以仁；有個(ge) 君臣，還他以義(yi) ；有個(ge) 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53]

這裏王陽明闡明儒學大義(yi) ，用了佛家“著相”一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借此可以窺知，陶淵明所以遠超時流，不為(wei) 佛老所囿，正為(wei) 其“不著相”，故能“平淡出於(yu) 自然”[54]也！在論及三教合一之義(yi) 時，王陽明主張以儒家“聖學”以該佛、老“二氏”：“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yang) 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儒不見聖學之全，故與(yu) 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wei) 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yu) 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yu) 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舉(ju) 一而廢百也。聖人與(yu) 天地民物同體(ti) ，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55]

從(cong) 這一境界看陶淵明，其所追求的正是“聖人與(yu) 天地民物同體(ti) ”的“聖學”“大道”，故其能躍出晉宋這一時代的思想局限，成就一種高古飄逸、灑落自由的聖賢氣象和完美人格。前引清人鍾秀又有言曰：“可見人隻要心有主宰，若假托之辭，何必莊老，何必不莊老？何必仙釋，何必不仙釋？放浪形骸之外，謹守規矩之中，古今來元亮一人而已。”“有晉一代，知尊孔子者，元亮一人而已，此豈孤僻一流人所能望其項背者哉！”[56]

涵泳前儒如此論說，不覺心悅誠服。而今而後，陶淵明歸儒抑或歸道的爭(zheng) 訟，庶幾可以休矣！

注釋：
 
[1] 參《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44頁、436頁。
 
[2]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67頁。
 
[3] 楊合林認為：“陶淵明的詩帶有明顯的玄言色彩。他對田園自然風光的發現與欣賞，當亦有得於時代風氣的助力。陶淵明一生關注之問題，如言意、形神、生死、出處，皆為魏晉玄學家討論得最多的話頭，他獨特的‘自然觀’，更是在舊有自然觀基礎上發揮並加以超越的結果。”參氏著：《陶淵明三論》，嶽麓書社，2002年，第89頁。
 
[4]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頁。
 
[5] 《朱子語錄》，[宋]朱熹撰，[宋]黎靖德編，王景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三冊，第874頁。
 
[6]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評古直<< span="">陶靖節詩箋定本>》，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89頁。
 
[7] [清]何文煥《曆代詩話考索》雲：“淵明達識，葛長之引其《自祭文》及《自挽詞》雲雲，以為第一達摩，援儒入釋，甚無理也。”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03頁。
 
[8]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評古直<< span="">陶靖節詩箋定本>》，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88頁。
 
[9] [清]陳澧：《東塾雜俎》。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49頁。
 
[10] 錢鍾書：《陶淵明詩顯晦》，見《談藝錄》，上冊，第111頁、114頁。
 
[11] 《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3頁。
 
[12] 《全宋詩》卷七六三，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865頁。
 
[13] 《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32頁。
 
[14] 《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39頁。
 
[15]  [宋]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一四，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朱子語錄》，[宋]朱熹撰，黎靖德編，王景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3243頁。
 
[17] 《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00頁。
 
[18] [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04頁。
 
[19] 《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41-142頁。
 
[20]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52頁。   
 
[21] 沈德潛：《古詩源》，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4-145頁。
 
[22] 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4頁。
 
[23]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304頁。
 
[24] 均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39-245頁。
 
[25]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53、254頁。
 
[26]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37頁。
 
[27]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23、225頁。
 
[28] 容肇祖：《陶潛的思想》。參氏著：《魏晉的自然主義》，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頁。
 
[29] 朱自清：《陶詩的深度——評古直<< span="">陶靖節詩箋定本>》，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89頁。
 
[30]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9頁。
 
[31]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364頁。
 
[32]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參《飲冰室合集》第十二冊，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0頁。
 
[33] 湯用彤：《魏晉思想的發展》，參氏著《魏晉玄學論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1頁。
 
[34]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19頁。
 
[35]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374頁。
 
[36] 李長之：《陶淵明真能超出於時代麽？》，原載《大公報》文史周刊第37期，1947年9月5日。參氏著：《陶淵明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頁。
 
[37]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143、144、147頁。
 
[38]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頁。
 
[39] 李長之：《陶淵明傳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4頁。
 
[40] 逯欽立：《評陶淵明——<< span="">陶淵明集>校注代前言》，《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41]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前言》，參《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42] 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第三章與第四章，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7—197頁。
 
[43] 徐聲揚：《陶淵明若幹問題新考》《也談陶淵明的哲學思考》《論“桃花源”的構建基礎》，分別刊於《九江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000年第2期。
 
[44] 徐聲揚：《也談陶淵明的哲學思考——兼與袁行霈先生商榷》，《九江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
 
[45]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77頁。
 
[46] 關於“隱居以求其誌”的深層意蘊，可參劉強：《<< span="">論語·微子篇>“不仕無義”新詮——兼論儒學“君臣之義”的人學意涵與現代價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47] 錢鍾書：《談藝錄》，上冊，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
 
[48] 潘德輿《作詩本經綱領》雲：“三代以下之詩聖，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子建、元亮渾然天成，不在太白子美下，其詩體不如太白、子美之兼容並包，不可以元亮為勝子建，亦不可以元亮為勝太白、子美也。蔡氏比元亮於伯夷，是亦以詩聖品之。”參《陶淵明數據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36頁。
 
[49] 詳參李棲《〈世說新語〉中為何不見陶淵明》（《東方雜誌》複刊十五卷第十二期，1982年6月）、寧稼雨《〈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天中學刊》2000年第3期）、王建國《〈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兼與寧稼雨先生商榷》（《《康定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1期）、蒲日材《也談〈世說新語〉何以不收陶淵明》（《天中學刊》2007年第3期）等論文。
 
[50]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165頁。
 
[51]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13頁。
 
[52] 沈德潛：《古詩源》，第147頁。
 
[53] 陳榮捷：《王陽明<< span="">傳習錄>詳注集評》，重慶出版社2017年版，第251頁。
 
[54]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55] 《王陽明年譜》“嘉靖二年十一月”條下。
 
[56] 參《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第241、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