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王者之後”以“通三統”

——公羊家建構王權合法性的一個(ge) 特殊視角

作者：餘(yu) 治平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

作者簡介：餘(yu) 治平（1965－），男，江蘇洪澤人，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董仲舒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

摘要：《春秋公羊傳(chuan) 》《禮記》較早總結出上古中國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後”的傳(chuan) 統。禮遇前朝的遺老遺少，賜與(yu) 其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保留先王之子孫後裔、政教禮製法度、曆書(shu) 體(ti) 係，以體(ti) 現時王也是受命之王，尊重先聖，分享國土，“不敢專(zhuan) ”，不為(wei) 一家一姓所私占。其效果則能夠把新興(xing) 政權納入曆史譜係，展示自身道統與(yu) 前朝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進而向天下人證明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三代改製質文》篇厘清夏、商、周“三正”脈絡，而以孔子著《春秋》當新王，因而“上黜夏，下存周”，自成一統。班固撰寫(xie) 《漢書(shu) 》《白虎通》顯然接受了董仲舒的觀念影響並進一步開辟更為(wei) 廣闊的意義(yi) 空間，甚至還演繹出道德哲學的蘊含。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存二王之後；通三統；王權合法性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2.0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chuan) 世文獻考辨與(yu) 曆代注疏研究》（19ZDA027）；

上海交通大學“董仲舒學者支持計劃”（HS-SJTU2020A01）；

河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guan) 項目（ZD202125）

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政治文明中有許多值得稱賞和繼承的內(nei) 容，“通三統”就是其中的一個(ge) 重要方麵。當然，“通三統”中的“統”，更多地隻具有名詞性質，是一個(ge) 描述性的語詞概念，而有別於(yu) “大一統”中那個(ge) 具有主動性和涵攝功能的“統”[1]。《史記·五帝本紀》載曰：“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預薦禹於(yu) 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sang) 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硃，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le) 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zhuan) 也。”[2]7禹繼承天子位，封堯帝之子丹硃、舜帝之子商均，使他們(men) 皆有自己的封國疆土，並可以繼續祭祀自己的祖宗，穿戴自己的衣服裝飾，踐行自己的禮樂(le) 文明。即便麵見天子，也是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子民的身份，是不必對天子稱臣的。“不敢專(zhuan) ”，即不敢自專(zhuan) ，指禹帝得天子大位，仍然保持謙遜低調的態度，坦誠與(yu) 先王堯、舜一起分享皇天後土，而絲(si) 毫都沒有獨享天下的私心。天下是大家的，而不是一家一姓的。“不敢專(zhuan) ”並非出於(yu) “尊賢”，前者表示願意共享天下，因而是有一定高度的；而後者則僅(jin) 僅(jin) 表示對先王的尊敬，完全是一種崇仰之心情。《禮記·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存二王之後是新王上任的一種尊賢行為(wei) ，是國家的一種政治態度，一般以上溯兩(liang) 代為(wei) 標準，多了可能則屬於(yu) 繁文縟節，也會(hui) 自找麻煩。至於(yu) “不過二代”的原因，孔穎達疏曰：“‘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wei) 法也。”[3]785上溯太遠，則無法取象，對眼前現實則不太可能發生啟發意義(yi) 。立足本朝，取法先前二代，維持道統之一貫，而實現真正的“通三統”。

一

公羊家的“通三統”主張，借助於(yu) “存二王之後”而得以落實和完成。其所“存”的對象與(yu) 內(nei) 容，則無非包括：先王之子孫後裔，先王之政教與(yu) 禮製法度，先王之曆書(shu) 體(ti) 係。其用意與(yu) 目的，也無非是：體(ti) 現時王對先聖的尊重，能夠禮遇前朝的遺老遺少，賜與(yu) 其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使其禮法道統得以繼續保留和尊奉；能夠謙卑地向他們(men) 學習(xi) ，借鑒其優(you) 秀的天下治理經驗，為(wei) 新王改製提供師法榜樣；把新興(xing) 的政權納入整個(ge) 曆史譜係，以展示自身道統與(yu) 前朝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向天下人證明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與(yu) 前朝同樣，也都是受天命而王的朝代，沒有理由予以推翻；能夠分享江山國土，不獨食，不私占，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家一姓一王的天下，天命之恩澤已經兼及於(yu) 前二代王室。

《春秋》經記：隱公“三年，春，王二月”。何休《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夏、商兩(liang) 朝之正月，有建寅、建醜(chou) 的不同。《春秋》改製立新，當存二王之正。所以，隱公之二月，則可以是殷商的正月。隱公之三月，則可以是夏代的正月。但《春秋》要當新王，其道統存續則又必然隻保留商、周兩(liang) 朝，而放棄夏朝。《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4]381朝代追溯得太遠，所存之王朝太多，則既失去了禮法參考、借鑒的價(jia) 值，也會(hui) 徒增新朝的財政負擔。故孔穎達疏曰：“《春秋》黜杞，而言通三統者，黜杞為(wei) 魯也。通三王之正者，為(wei) 師法之義(yi) 。”[5]57時王隻要賜予先朝王室子孫一片很小的國土，讓他們(men) 祭祀先祖，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稱客而朝，並不求其俯首稱臣，但換來的卻是：“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政治成本很低，曆史效果卻很好。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何休《解詁》曰：“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wei) 表異卒錄之。”杞成公死，杞桓公繼位，夏之統緒便得以保存，成全了周天子“通三統”、存王者後的政治標榜。按照《春秋》書(shu) 例，諸侯卒則稱名，這裏卻貶其為(wei) “子”，深究個(ge) 中原因，何休以為(wei) ：一是“微弱為(wei) 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沒有為(wei) 自己國家的尊嚴(yan) 而戰死在君位之上，是一種恥辱；二是“不名、不日、不書(shu) 葬者，從(cong) 小國例也”，杞國原本就不是周王封建姬姓親(qin) 戚的大國，賜其土地、讓其立國，隻不過是一種政治擺設；三是“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5]463-464，前朝王室之後裔，犯法則可治罪，甚至殺頭都行，但卻不可以褫奪其爵位而直接稱名，道統保留有需要，尚存象征意義(yi) ，為(wei) 時王所不可或缺。

按成書(shu) 年代推算，《春秋公羊傳(chuan) 》《禮記》兩(liang) 部文獻則較早總結出上古中國政治文明“存二王之後”的一大優(you) 良傳(chuan) 統。《春秋》經魯隱公三年記曰：“春，王二月。”何休《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6]35何休的“三統”比較特別，夏正三月，殷正二月，顯然不同於(yu) 後來《漢書(shu) 》語境中的道統譜係。“存二王之後”則可以讓新王、時王更自覺、更清楚地“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這些都是王政更新的基礎事務和標誌性工作，不可不為(wei) ，如“《禮運》杞之郊，宋之郊”[7]。否則，就是不尊天命，屬於(yu) 懶政、不作為(wei) 。而“通三統”所要達到的效果則是“尊先聖”，既能夠顯示出對過往聖君明主的恭讓，又能夠顯示出新王當政有所師、有所法，而不是自封自立，自為(wei) 一體(ti) ，而自說自話。然而，徐彥卻疏曰：“《春秋》黜杞，而言通三統者，黜杞為(wei) 魯也。通三王之正者，為(wei) 師法之義(yi) 。”[8]26在他看來，孔子著《春秋》，並沒有尊夏，封二王之後，也沒有夏人後裔的份兒(er) ，杞國所尊奉的統緒被罷黜了，而另立一新王——魯君。繼周之後的道統賡續，應該是孔子假托的理想中的君王。他當有全新麵目，而不可能是夏王之後。

至《禮記·郊特牲》，則有曰：“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4]381首先，“存二王之後”是天子之事，而非諸侯所為(wei) 。天子有承接道統的職責，而諸侯、大夫則不用，否則就是僭越不尊。這便猶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因為(wei) “公廟之設於(yu) 私家，非禮也”[3]782。其次，“存二王之後”的目的並不是何休解釋的那種出於(yu) 道統傳(chuan) 承的標誌性工程，而是迫於(yu) 非常真切的現實人才需要，所尊之賢，不隻是過往聖君明主，更主要的是麵向當今天下的各路精英。連前朝、前前朝的君王之後都有所尊奉了，現在流落於(yu) 民間的仁人誌士也可以投奔朝廷了。再次，“存二王之後”的範圍和承受程度隻有兩(liang) 朝，鄭玄說：“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wei) 三。”年代久遠的王朝，其禮法製度已經逐漸遺忘，不可追溯，跟當今的時代關(guan) 聯不大，其禮製法統也難以效仿。隻有取法於(yu) 最近的兩(liang) 三個(ge) 王朝，才是合理而可行的。

而孔穎達的注疏則沒有鄭玄、何休那麽(me) 高大上了。“‘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能法象”[8]488。顯然，完全出於(yu) 新王的一種同情、憐憫之心。前朝先期的君王大多是值得尊敬和學習(xi) 的，或披荊斬棘草創江山，或能夠精心守成，但到後來卻一代不如一代，無德無能，甚至還昏庸暴虐，以至國滅族亡。天命已絕，被推翻之後，則因為(wei) 長期深居宮闈而喪(sang) 失謀生能力，連吃飯糊口的本事都沒有了，隻能靠新王發慈悲心而把他們(men) 供養(yang) 起來。而新王這麽(me) 做的目的也不是為(wei) 了他們(men) ，而是為(wei) 了自己，完全出於(yu) 新的王朝鞏固政權、凝聚天下人心的現實需要。秦末戰爭(zheng) 中，劉邦雖起於(yu) 草野，但建政之後卻也還能夠自覺遵循和延續“存先王之後”的上古政治文明傳(chuan) 統，並創新性地加以發揮和運用。漢王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緡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塚(zhong) 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2]109“守塚(zhong) ”即守墓，朝廷或地方政府安排一定數量的住戶、提供相應的糧草和物資為(wei) 逝者守墓，以示尊重和崇敬。

二

董仲舒春秋學直接繼承了先前各家“存二王之後”的禮法要求和思想理念，厘清夏、商、周之“三正”脈絡，而以孔子著《春秋》當新王，“上黜夏，下存周”，立“素王”之業(ye) ，而自成一統。傳(chuan) 世文獻《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一篇之中，竟然四次提及“存二王之後”。按“三正”道統演繹之邏輯，而次第呈現為(wei) ：“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yu) 營室，鬥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yu) 阼，昏禮逆於(yu) 庭，喪(sang) 禮殯於(yu) 東(dong) 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le) 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chan) ，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9]41-42

正黑統之內(nei) 容，大致可分類為(wei) ：

曆法要求：按照夏之曆法，月朔之二十八星宿為(wei) 室宿（“營室”），即飛馬座，在天之北端。《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4]340北鬥星的鬥柄（第五、第六、第七顆星）指向寅宮。於(yu) 首奎稱：“‘鬥建寅’即夏曆正月。”[10]435

萬(wan) 物征候：當此之時，上天運氣而化生萬(wan) 物，萬(wan) 物開始發萌，而呈現為(wei) 黑色。可證之於(yu) 《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何休《解詁》曰：“夏以鬥建寅之月為(wei) 正，平旦為(wei) 朔，法物見，色尚黑。”[6]8

服飾要求：文武群臣正式朝見天子，衣裳服色，頭頂帽子顏色，皆用黑。臣子用於(yu) 係印章的綬帶，包紮頭發的頭巾，懸掛的旗幟，也用黑色。《禮·稽命徵》：“天命以黑，故夏有元珪。”[10]436所以，其“大寶玉”也是黑色的。

交通工具要求：天子、諸侯所乘車輿、馬匹也一律用黑。《禮記·明堂位》：“夏後氏駱馬黑鬣。”[4]407

樂(le) 器要求：演奏樂(le) 器的質地當為(wei) 黑色。

祭祀用品要求：天子郊祭之犧牲，當用黑牛，嫩蒜（“角卵”）。祭祀用的牛羊之類的犧牲品，則應當用黑色的雄性。《禮記·明堂位》：“夏後犧尚黑。”[4]407祭祀的奉獻品，則以動物的心髒為(wei) 好。淩曙曰：“《郊特牲》注：‘殷祭肝’，案夏祭心，尚肝誤。”

禮儀(yi) 要求：嫡長子在大堂前東(dong) 麵的台階，即主人迎接賓客的位置舉(ju) 行成人之冠禮。舉(ju) 行婚禮則應該在堂前庭院上迎接新娘。舉(ju) 行喪(sang) 禮時，靈柩則停放在東(dong) 邊的台階上[11]239。

刑罰要求：不對受孕、懷胎、剛生孩子的婦女動用刑罰，不能在這個(ge) 月執行死刑。淩曙注曰：“王者養(yang) 微，故懷任新產(chan) 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11]239

天子禮法要求：上古天子每月初一（“月朔”）都必須在南門之外舉(ju) 行“聽朔禮”，處理一個(ge) 月的天下政事。廢除不合適的刑罰規定，而施行王道之仁德教化。分封前兩(liang) 個(ge) 王朝天子的王族後裔，讓其祭奉先祖宗廟，行使他們(men) 當年的禮法。親(qin) 近赤統，明確新舊一天的分界，在天亮的時辰正式朝見臣下百官。

夏之前的“二王”，堯舜時代，神話而已，年歲太過久遠，而不可追，也難以取法。因而無論對周政還是對漢家天下治理都沒有什麽(me) 參考價(jia) 值，備此一說而已。蘇輿稱：“二王，謂唐、虞。”[12]193於(yu) 首奎則注曰：“‘二王’指前二代而言。以夏為(wei) 當代，則‘二王’。指唐、虞二代。以《春秋》當新王，正黑統，則‘二王’指殷、周。董箋、蘇注文異而實同。”[10]428而董天工注曰：“按下親(qin) 赤統。赤統，周也。二王，當是殷、周。”[13]104似乎欠妥，與(yu) 《禮記》諸篇之道統敘事內(nei) 容顯然不符，故不從(cong) 。劉漢政權需要借鑒的應當是殷、商兩(liang) 朝，故追溯其道統，分封其王室後裔，使其保護並延續先祖禮法，才是值得的。

至於(yu) “白統”，《三代改製質文》曰：“正白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虛，鬥建醜(chou)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yu) 堂，昏禮逆於(yu) 堂，喪(sang) 事殯於(yu) 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le) 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13]104-105白統，虛宿星輪值，虛宿位於(yu) 寶瓶座和小馬座。當此之時，萬(wan) 物從(cong) 萌發脫變為(wei) 幼牙，呈現為(wei) 白色。從(cong) 朝服、車馬，到旗幟、綬帶，到祭祀犧牲、樂(le) 器質地等，都使用白色，並以之為(wei) 高尚。天子在雞鳴時分正式上朝處理政務。董天工注曰：“此二王，當是虞、夏，然虞稱帝，姑闕疑。”[13]105白統當指殷商，而與(yu) 《禮記》之《月令》《明堂位》《王製》的記載，與(yu) 《史記·殷本紀》《尚書(shu) 大傳(chuan) ·略說》等描繪，都相一致。

“正赤統者，曆正日月朔於(yu) 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yu) 房，昏禮逆於(yu) 戶，喪(sang) 禮殯於(yu) 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le) 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yang) 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qin) 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9]42。赤統，牽牛星當值。《漢書(shu) ·天文誌》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cong) 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14]596天道施行，化生萬(wan) 物，氣韻流動，其色為(wei) 赤。王政之服色、車馬、冠帶、旌旗、樂(le) 器，皆以赤為(wei) 尚。天子於(yu) 夜半時分正式上朝料理天下事務。證之於(yu) 《白虎通·三正篇》曰：“周以十一月為(wei) 正，色尚赤，以夜半為(wei) 朔。”[15]363公羊家嚴(yan) 守天地陰陽之氣運行之軌跡，拘泥而使人多畏，於(yu) 此可見一斑矣。董天工注曰：“此二王，當是夏、殷。”[13]105亦可看出董仲舒的公羊學對漢代思想、學術的巨大影響。周人建政之初，理當分封夏、商兩(liang) 朝之王室後裔，以示自己對三代文明的自覺傳(chuan) 承。

三

至於(yu) 如何“存二王之後”，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三代改製質文》則進一步解釋說：“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nong) 為(wei) 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yu) 杞，存湯之後於(yu) 宋，以方百裏，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先王客而朝。”[13]106

這段文字對於(yu) 理解“存二王之後”的具體(ti) 落實與(yu) 操作是很有幫助的。它的背景是《春秋》經魯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之事。杞國，是周武王滅商之後，封夏禹之後東(dong) 婁公於(yu) 杞。杞國建都於(yu) 雍丘，今河南杞縣境內(nei) 。封二王之後的規模，則有大國、小國之分，待遇不一，按照周製也有明確規定。《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五年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yu)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16]5夏對於(yu) 周而言，尚在“二王”之內(nei) ，理當封為(wei) 大國，故可稱“杞伯”。其事可見於(yu)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文公十二年、成公四年、成公十八年之記載。無論大國還是小國，分封之後都可以在其內(nei) “服其服”“行其禮樂(le) ”，周天子在召見他們(men) 的時候都把他們(men) 當客人對待，而不能視為(wei) 臣子。在《三代改製質文》篇的道統譜係中，孔子著《春秋》是明確要當“新王”的，自立一統，以成就“素王”之業(ye) 。故而“上黜夏，下存周”，忽略杞國，以《春秋》為(wei) “新王”，上溯兩(liang) 朝則為(wei) 商、周。所以杞伯來朝見魯莊公，則可以當作客人對待。儒家強調“正名”，王者即位，更要正名號，《白虎通·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名號正，則道統順，道統順則王政順，隻要在源頭上沒問題，便會(hui) 有一通百通之治理效果。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或曰“三王五帝”，蘇輿曰：“凡二王之前皆稱帝，合新王為(wei) 三。”[12]198這樣，在商、周、《春秋》三王之前的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即是“五帝”。於(yu) 首奎也說：“二代之前上推五代均稱帝。”[10]450而這“五帝”的道統，對於(yu) 周政而言，因為(wei) 年代久遠而可廢黜不續不封。新王必須讓元、春、王、正月、公即位這“五端”昭明天下，使其成為(wei) 天下人普遍認同的王道法則。這一切的努力都表明了新興(xing) 政權已經納入“三統”譜係之中，而同時具有現實的合法性和曆史的正當性，誰想反，也反不了。至於(yu) “九皇之法”，則可參考筆者《董子春秋義(yi) 法辭考論》一書(shu) 的乙卷“董仲舒《春秋》法統之辨證與(yu) 闡發”[17]，這裏不再贅述。

從(cong) 本朝開始，上溯兩(liang) 代，保留其後，是新王建構新的政治道統、論證自身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也是凝聚天下人心、穩固自家江山社稷的需要。所以說，在本質上，“通三統”也是為(wei) 了這一統，以我為(wei) 主，通貫先王，而確立自己的政權合法性，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政治威信。劉逢祿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為(wei) 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製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一統，教以忠，製尚質也。”[18]新王即位，為(wei) 表示自己受命於(yu) 天，則必改正朔、立新統，以別於(yu) 前朝之政教製度。大一統必須能夠通三統，以示天命流轉到我家，但也不能唯我一家所獨尊。而何又為(wei) “三統”呢？曆代以“文”“質”法統解釋“三統”者，都已走偏，故不可取。

“存二王之後”是天子治國理政的一個(ge) 不可或缺的方略，其意義(yi) 不僅(jin) 在於(yu) 論證出自身王權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也不僅(jin) 在於(yu) 尊崇和敬重過往的聖王明君，還在於(yu) 順承了上天之意。《春秋繁露·符瑞》：“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yu) 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9]35《春秋》本來就是一部敘述“天子之事”的偉(wei) 大經典，它也是要“法古奉天”的。萬(wan) 物一統於(yu) 天，天下一統於(yu) 天子，此乃天道之當然，邏輯之必然。於(yu) 是，上通五帝，下及三王，是天子治國理政的分內(nei) 事。隻有做到這種程度，才算是真正的“承天意以從(cong) 事”[14]1097。董仲舒堅持不懈地致力於(yu) 把王道納入天道，希圖從(cong) 天道那裏尋找到帝國政治統禦的規律和根據，並不是一種膽怯心虛，而是一種自覺建構。他要為(wei) 剛剛誕生的皇權政治、為(wei) 新興(xing) 的大一統社會(hui) 秩序奠定牢固而不可撼動的根基。

四

作為(wei) 漢初時代富有影響力的今文經學大家，董仲舒經由“存二王之後”而“通三統”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漢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哲學觀念。自董仲舒與(yu) 武帝對策之後，過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一直到東(dong) 漢班固撰寫(xie) 《漢書(shu) 》《白虎通》，仍然對之不厭其煩地征引和論述，進一步開辟出它更為(wei) 廣闊的意義(yi) 空間。《漢書(shu) 》語境中，“存二王之後”側(ce) 重王法道統的曆史敘事，並致力於(yu) 助推古文經學運動的開展。而在《白虎通》文本裏，在傳(chuan) 承“存二王之後”基本道統要求的基礎上，還能夠輾轉、演繹出道德哲學的深刻蘊意。《三正》篇還專(zhuan) 門單列一節“論存二王之後”，值得我們(men) 予以關(guan) 注和重視。

《漢書(shu) ·眭兩(liang) 夏侯京翼李傳(chuan) 》：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ti)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chuan) 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14]1365——公羊家董仲舒的影響甚廣，繼體(ti) 守文之君，也得遵循天命。劉漢政權革廢秦楚之後，也有傳(chuan) 遞道統的責任，應當接續殷、周，主動追封其王室後裔，以示順應天命。

《漢書(shu) ·梅福傳(chuan)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qin) 為(wei) 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又，“至成帝時，梅福複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wei) 殷紹嘉公。”[14]1260-1261——存二王之後的目的是尊先王、通三統；成帝綏和元年付諸實施，立二王後，推明古文經學，《左氏》《穀梁》《世本》《禮記》始行於(yu) 天下。因為(wei) 尊二王，崇尚周禮，所以，周代的經典也被抬出來加以學習(xi) 和研究。

《白虎通·王者不臣》：“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19]3551——道統上尊奉前朝，但其聖明之先王皆已遠逝，隻得追封其當下的後裔，以便貫通古今道統之譜係，彰顯新王政權之合法性。

《白虎通·三正》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19]3557——重申“存二王之後”的目的是尊奉前朝之先王，意欲貫通天下古今之道統譜係，顯示新朝之君王：（1）不敢專(zhuan) 有而獨攬天下；（2）還能夠正視曆史而延續先王道統；（3）富有極為(wei) 謹慎、恭敬、謙遜、禮讓之品格和情懷，以盛德而配大位。“存二王之後”因而成為(wei) 今王德行的一個(ge) 基本表征，不可不為(wei) 。

《白虎通·爵》曰：“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裏之正爵，士上有可次，下有可第，中央故無二十五裏。”[19]3516——分封二王之後，待遇也有大國、小國之不同。《公羊傳(chuan) 》隱公五年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yu)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16]5——前朝二王之後，當稱“公”，為(wei) 天子之客。《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傳(chuan) 曰：“公者，五等之爵最尊者也。”公爵的地位應當是高於(yu) 侯爵的。而陳立卻說：“公、侯之位正同，但以其為(wei) 二王後，故特加以公之虛名，表異之耳。”[15]11-12

《白虎通·人事取法五行》曰：“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19]3537——東(dong) 漢時期，陰陽災異之說大盛，公羊家“存二王之後”製度也滲透進陰陽觀念，譬喻本朝為(wei) 木，而前朝則為(wei) 金、水。《論語·八佾》曰：“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殷、商兩(liang) 朝“禮樂(le) 日備，文物日富”[20]，值得有周一代取法和繼承，融合而成中華文明之主體(ti) 。陳立曰：“水生木，金生水，木借正潤於(yu) 金、水，是監二代義(yi) 也。”[15]198

《白虎通·考黜》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19]3530——後朝起事，攻伐、推翻前朝，原本勢不兩(liang) 立，但建政之後，不僅(jin) 沒有虧(kui) 待他們(men) 的王室後裔，尊敬其為(wei) 賓客，而不以臣下之禮待之；還要封其為(wei) 公爵，賞賜其土地，以便供養(yang) 生存並且施行自家先祖之禮法道統、服色製度。今王堪稱仁至義(yi) 盡，寬大胸懷。

《白虎通·三正》曰：“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19]3557即便是前朝的二王之後，也應該多少秉承一些其先祖的盛德，才能夠獲得封國，以體(ti) 現接受天命而享有王爵待遇。他們(men) 的宗族禮法道統之所以能夠獲得保留，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德行，而不是靠運氣。這裏，首次為(wei) 公羊家“存二王之後”製度設置出一道必要的德性條件，“聖德”是因，“受命”是果，並不是所有的前朝王室後裔都有資格、都有可能獲得分封加爵，應當有一個(ge) 篩查、遴選的程序，而選擇易於(yu) 控製的、有利用價(jia) 值的。而《白虎通·三正》篇的這一點恰恰沒有引起曆代注疏者的注意，忽略了其突破意義(yi) ，因而也遮蔽了公羊家對“二王之後”道德素質的要求。

“存二王之後”而“通三統”，作為(wei) 公羊家政治哲學的一個(ge) 理論問題，其關(guan) 注和討論竟然能夠持續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曆史而熱度不退，這又意味著什麽(me) 呢？如果當時官方的儒家知識分子試圖借助於(yu) 這種學說而論證出漢室政權的合法性，這在漢初時代還是必要的，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但為(wei) 什麽(me) 會(hui) 延續到後漢呢？於(yu) 是，這要麽(me) 就說明，儒家知識分子仍在為(wei) 漢家皇權效力，論證其長期執政的必要性，為(wei) 其打“萬(wan) 年樁”做好理論準備，而這個(ge) 狀態下的儒家知識分子顯然已經變成了犬儒；要麽(me) 就說明，一種相反的情況，即在劉漢政權不斷倡導以忠代孝、家國一體(ti) 的窒息氛圍下，儒家知識分子謀求哪怕是一丁點兒(er) 的突破，而試圖告訴並警示統治者：王法道統的更替是正常的，是一種曆史必然，任何一個(ge) 朝代都將走向衰亡而被替換下來，漢室當然也不能例外。

而在《漢書(shu) 》語境中，卷十《成帝紀》，皇帝昭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14]126這句話非常凝練精辟，既帶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總結性，也導引出“存二王之後”的理論目的和實踐意圖。無論是“存二王之後”，還是“通三統”，實際上都隻是手段、路徑、渠道，而鞏固和捍衛皇帝的江山一統，達到自家政權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才是真正的目的和歸宿。《漢書(shu) ·劉向傳(chuan) 》顏師古注引應劭曰：“二王之後，與(yu) 己，為(wei) 三統。”已經喪(sang) 失政治統禦權的夏、商二代之王，與(yu) 當朝的周王，可並稱三統。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為(wei) 周十一月建子為(wei)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醜(chou) 為(wei) 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wei) 正，人始成之端也。”[21]960天、地、人三統的指示關(guan) 係為(wei) ：天統——周，十一月，建子，施之端；地統——殷，十二月，建醜(chou) ，化之端；人統——夏，十三月，建寅，成之端。

《春秋》學講究建正朔，要求新朝成立，新王即位，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有別於(yu) 先前王朝的道統，表示棄舊圖新。清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古人於(yu) 歲首，則有建子、建醜(chou) 、建寅之別，謂之三統。”但並不是所有的新王都有資格改正朔、易服色而建立一個(ge) 新統。三統起源於(yu) 一種政治事件的記時傳(chuan) 統，夏、商、周三代新王建政之初所確立的不同正月，成為(wei) 三統之端。而通三統則始於(yu) 周代，夏、商兩(liang) 朝各自往前追溯則都不夠三統，而隻有一統或兩(liang) 統。發展到後來，三統則具有遠遠超越於(yu) 時間記錄的更為(wei) 豐(feng) 富的價(jia) 值蘊意和思想內(nei) 容。

五

《春秋》中的存王者之後，指存先王之天命法統，而並非單純為(wei) 了存先聖的子孫後嗣。存二王後，就好比保存下了先王之法度與(yu) 道統。《孝經緯·鉤命決(jue) 》雲(yun) ：“天子常所不臣者三。”“二王之後”即排第一，“不臣二王後者，為(wei) 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實際上，時王尊先王，尊的是他們(men) 的天命道統，至於(yu) 其散落下來的子孫，標簽載體(ti) 而已，並沒有什麽(me) 值得可尊的。王者對於(yu) 二王之後，《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隱公三年何休《解詁》曰：“封地方百裏，爵為(wei) 公，客待之而不臣也。”[6]39新王存二王之後有三個(ge) 基本條件：一是賜地方圓百裏，二是賜爵以公，三是必須以客待之。武王究竟為(wei) 什麽(me) 要存二王之後呢？不但給予他們(men) 相應的封地、爵位，而且還必須以賓客相待之，不得讓他們(men) 稱臣？追溯其中的原因，則大致出於(yu) 下列三種現實的需要：

首先，是一種精神安撫。滅了人家的國，對於(yu) 它的那些不事稼穡、沒有專(zhuan) 門職業(ye) 技能的王公貴族，還需有點同情心、仁慈心，總得留給他們(men) 一條活路。武王克殷不久即封了曆代聖王的子孫。《禮記·樂(le) 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yu) 薊，封帝堯之後於(yu) 祝，封帝舜之後於(yu) 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yu) 杞，投殷之後於(yu) 宋。封王子比幹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複其位。”[22]武王所封，遠不止二王之後，顯然已經上溯到神話傳(chuan) 說時代的黃帝之後了，數量也竟然封了五王之後之多，這在周初政權所實際掌控的、非常狹小的勢力範圍內(nei) ，算是占有了不小的土地麵積。由此可見，武王當時的心意是何等的真誠、謙遜而熱切！

黃帝之後，封薊；堯之後，封祝；舜之後，封陳；夏後之後，封杞；殷之後，封宋。武王為(wei) 什麽(me) 要花如此巨大的血本，以及他為(wei) 什麽(me) “未及下車”便大肆行封前朝先王了呢？主要還是因為(wei) 內(nei) 心膽怯，甚至還是有點自卑的。周人是小族，力量微弱，剛一取勝，陣腳不穩，因而非常害怕敵對勢力糾集、反撲回來。為(wei) 了迅速安慰那些包括殷商遺民在內(nei) 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武王立馬封爵、封國主動向他們(men) 示好，顯然是做出一種寬容的姿態，化敵為(wei) 友，解決(jue) 掉他們(men) 的後顧之憂，堵住他們(men) 的嘴巴。遭遇新王善待，則可以讓他們(men) 感覺到新王不同於(yu) 舊王，因為(wei) 新王施行仁政，贏得人心，可期可盼，於(yu) 是趁早打消重整旗鼓、光複前朝的一切念想。

然後，出於(yu) 時王的一種門麵裝飾、拉攏人心的政治需要，“通三統”則可以顯明天命重授、王道相續的傳(chuan) 承譜係。《漢書(shu) ·劉向傳(chuan) 》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顏師古注曰：“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21]960新王建政受命於(yu) 天，是大道之必然，非任何人為(wei) 之力所能夠決(jue) 定。這是政權統禦正當性的先天根據，不服不行。並且，天命授予是完全公平的，絕不偏袒於(yu) 哪一家一姓，毋寧眷顧於(yu) 每一位德行優(you) 異者。天命麵前，人人平等，誰的德行超越而絕倫(lun) ，誰就有機會(hui) 蒙受上天的恩澤，獲賜寶鼎與(yu) 大位。經由這樣的詮釋，時王、天子便在天道和人心兩(liang) 個(ge) 層麵上，同時獲得了合法性。

按《春秋》之旨意，聖人皆體(ti) “元”知本，受命才可以統治天下，其儀(yi) 文製度雖與(yu) 舊朝有所不同，但仍可以通貫百王。湯、武革命之道，通於(yu) 堯、舜，亦可傳(chuan) 為(wei) 萬(wan) 世法。《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襄公二十五年：“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這裏的“恪”，有恭敬、謹慎之義(yi) 。杜預注曰：“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並二王後為(wei) 三國。”[8]622但凡新王想要本朝長治久安，都得把本朝納入曆朝曆代的一貫譜係中去，才能夠尋得當下政權統治的正當性與(yu) 合法性。按照孔子“素王”之業(ye) 的要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當下本朝的標準屬辭，《春秋》正“元”位，重天端，足以匡正王之政事。但到了隱公“三年，春”，為(wei) 什麽(me) 卻冒出一個(ge) “王二月”，公羊家也以為(wei) 得其正，義(yi) 同於(yu) “元年春，王正月”呢？何休注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6]35這裏，“通三統”首先得確定好“三正”：王三月，夏之正月；王二月，殷之正月；王正月，周之正月。三正，可以各自對應三統中的一統。“‘三正’代表理事變易的‘三統’中的三個(ge) 環節”。三正通，則三統通。存二王之後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觀先王之法度，體(ti) 會(hui) 他們(men) 的受命之道、治民之義(yi) ，新王改製維持其延續性，而不妄改其道。這才是董仲舒所說“天不變，道亦不變”[14]1106的真正蘊含。而但凡能觀先王之道的君主，才能夠通百王之治，其為(wei) 政、其統禦天下，才能夠長治久安。

最後，則是出於(yu) 現政權草擬禮法必須有所借鑒之需要。更古之王，因為(wei) 時代久遠，其道統值得取法，但可惜已經文獻不足，雖上古久遠，聖人之名不傳(chuan) ，亦示恭敬。王者受命，必改製，董仲舒稱：“新王必改製，欲以順天誌而明自顯。”而所謂“新王必改製者”，並“非改其道”，並“非變其理”，毋寧要向全天下傳(chuan) 遞這樣的信號：“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9]10新王新受命，而非直接延續前朝舊王之政。而改製則必有所師法，新王的製度必因前代之文而損益。《論語·為(wei) 政》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23]周人以小族勝大邦，武王建政之初，禮樂(le) 知識還都壟斷在殷商舊朝的知識分子手中。盡管天命已改授周王，前王已失天子之位而降為(wei) 一國，但其所行之政乃先祖受命時所立之法，可以為(wei) 今王提供對比參照。

而二王之後，也並不是具有血緣關(guan) 係的任何一個(ge) 前王子孫都可以自封自立，而應當由時王授命而成，一般都不會(hui) 是被推翻了的天子或儲(chu) 君，否則便後患無窮。二王之後領受時王所封的爵位，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但卻不可能外於(yu) 時王之政而獨立自主。二王之後可以不向時王稱臣，以示保全前王道統之純正性。

王者之後可以在其所封之國內(nei) ，繼續遵循其先王之正朔，服先王之服色，行先王之禮樂(le) ，奉其祭祀，以此向天下人展示時王的胸懷和氣量：前朝被上天所拋棄，隻因桀、紂一類的昏庸行為(wei) 所致，但對其前輩先聖所創立的道統，還是要給予充分尊重的，因為(wei) 他們(men) 當初也是承受了天命而為(wei) 王的，其政權有曆史的合法性。《春秋經》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何休《解詁》曰：“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使爵也。”這裏的“有誅”，指可以誅殺之，剝奪其生命存在，削其地，微弱其國，使其受到應有懲罰；至於(yu) “無絕”，徐彥則《疏》曰：“若其有過，但當誅責，不合絕去其爵，是以雖微弱見貶，仍但從(cong) 伯至子，不失其爵矣。”[5]464這指二王之後有過，雖然應該受到懲治處罰，但不可完全剝奪其本該享受的政治待遇，而隻能“微弱見貶”，稍加處分即可，不必當真，因為(wei) 對於(yu) 新王而言，二王之後的存在仍然有一定的符號意義(yi) 和象征作用。

結語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夏、商、周三代都是貴族階層主政，王位禪讓、祖先崇拜、宗法禮樂(le) 製度體(ti) 係，尚有許多政治文明的因素可圈可點，大體(ti) 上還能夠保持住一些倫(lun) 理底線。即便在今天看來，“通三統”也不失其優(you) 點和長處，起碼在客觀效果上還能夠體(ti) 現出新王對於(yu) 前朝還是有點仁道主義(yi) 關(guan) 懷的。漢代知識分子群體(ti) ，從(cong) 西漢的司馬遷，到董仲舒，到東(dong) 漢的班固，在他們(men) 的著作裏都極力推崇“存二王之後”的上古中國政治文明之先進製度，一代又一代人，樂(le) 此不疲，追究其真正意圖，卻又無非是以儒家的仁義(yi) 理想改造現實政治與(yu) 社會(hui) ，在當下的漢家製度中確立並完善周禮係統，盡管這套係統顯然隻是紙麵上的一種王道追求和形上演繹罷了。可惜的是，漢代之後的中國曆史，風氣則為(wei) 之大變，新興(xing) 政權對舊王的殘餘(yu) 勢力唯恐殺之不及。片甲不留，寸土不留，血腥鎮壓，斬草除根，不絕於(yu) 史書(shu) ，讓人讀來經常毛骨悚然，心魂顫巍，簡直就要懷疑這到底還是不是文明古國人們(men) 的所作所為(wei) 。

周天子分封夏王、商王後裔，“存二王之後”，經由公羊家的理論推揚和意義(yi) 闡發，而實現“通三統”、整合三代文明的目的。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能夠及時體(ti) 現出時王對先聖的尊重和禮遇，謙遜地借鑒、學習(xi) 乃至繼承他們(men) 優(you) 秀的天下治理經驗，有“師法之義(yi) ”，也應該是新王的一種“尊先聖”的良善行為(wei) 。有效安置好前朝的遺老遺少，讓他們(men) 還能夠在新的政治空間裏繼續保留他們(men) 的禮法道統，擁有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這也符合了新興(xing) 王權實現政治、軍(jun) 事和社會(hui) 穩定的迫切現實需要。賜與(yu) 其國土，分封其後嗣，也已表示不敢專(zhuan) 製天下，而願意分享江山，屬於(yu) “恭讓之禮”。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姓一家的天下，此乃是有誠心、有誠意的體(ti) 現。讓“二王之後”在相對獨立的封國內(nei) 部維持各自的祭祀、服色、禮樂(le) ，不對新王稱臣，而隻稱客，客觀上也滿足了新王“通三統”的精神要求。這樣，便能夠有效地把新興(xing) 的政權納入整個(ge) 曆史譜係之中去，向“二王之後”展示自身道統與(yu) 前朝道統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本朝與(yu) 前朝一樣都是秉受了天命而王天下的，你們(men) 要像維護前朝政權一樣維護本朝，政治統禦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即在其中，不言而喻。這種做法其實政治成本是很低的，但卻很容易起到收拾人心、籠絡天下、建構“大一統”意識形態的積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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