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困局與(yu) 中國思想的前路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

摘要：千年以來，中國接連遭遇麵對北方民族、西方列強的失敗，顯示中國陷入思想、政治上的“千年困局”。根源在於(yu) 儒學雖有完整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誌，但士大夫的教、政二重身份致其易偏於(yu) 教化，以教化消解、替代政治，疏於(yu) 國家能力建設。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中國思想補上了現代國家能力建設這一關(guan) 鍵環節。中國思想進一步發展之道即在於(yu) 儒家思想與(yu)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更為(wei) 深刻的會(hui) 通和發展，從(cong) 而邁向以人類普遍向善、共同發展為(wei) 中心的新的世界性思想體(ti) 係。

關(guan) 鍵詞：千年困局；儒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中國思想

過去千年間中國接連遭遇兩(liang) 類失敗：先是中原王朝被北方民族兩(liang) 度打敗，而後中國敗於(yu) 西方列強，淪為(wei) 半殖民地。這一“千年敗局”是思想、政治上“千年困局”之表征。所幸經由20世紀的思想、政治突破，中國已走出敗局，初步實現富強。兩(liang) 相對照，“千年困局”之源已然顯現。本文對此略作闡述，並沿著中國思想於(yu) 近世得以新生之邏輯，探討其在更宏大的世界體(ti) 係中進一步發展之路。

―、宋以來的千年敗局

宋代以來，中國接連遭遇兩(liang) 類重大軍(jun) 事失敗，文明屢次陷入嚴(yan) 重危機之中。

第一類失敗，宋、明兩(liang) 朝先後被北方民族完全征服。此處謂之“失敗”，既是絕對的，也是相對於(yu) 周秦漢唐而言：早期中國同樣麵臨(lin) 北方民族南下的壓力，但西周雖亡，東(dong) 周尚可支撐，又有齊桓晉文尊王攘夷；秦漢軍(jun) 隊甚至深入草原，擊潰匈奴；唐朝也擊潰了縱橫草原的突厥帝國。宋、明的命運卻完全相反。當然，中原、北方今日已實現政治大融合，且從(cong) 長時段曆史來看，蒙、滿兩(liang) 族所建王朝對中國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在當時，這兩(liang) 場失敗可謂天崩地裂式劇變，宋末文人與(yu) 明末清初王船山、黃梨洲等人內(nei) 心之痛可謂錐心徹骨。按不少學者的看法，這兩(liang) 次失敗也造成中國在文化、政治等方麵明顯頓挫或退化。

第二類失敗，1840年以來中國連遭列強侵淩，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本是東(dong) 亞(ya) 天下秩序的領導者，此後竟淪為(wei) 歐美列強所主宰的現代世界體(ti) 係中的外圍國家。最可歎者，日本原為(wei) 中國文化圈的邊緣國家，其遭列強入侵略晚於(yu) 中國，但反應更為(wei) 及時有效，在東(dong) 亞(ya) 率先實現富強，反過來打敗中國，差一點滅亡中國。在帝國主義(yi) 壓迫下，中國的地位日益外圍化，原有的經濟分工、貿易體(ti) 係崩解，逐漸淪為(wei) 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如此千年敗局，根源究竟何在？當然不止一端，但有一個(ge) 事實不能否認：這一千年間，儒教全麵支配社會(hui) 各領域。隋唐初建之科舉(ju) 製刺激儒家教育廣泛普及，士人群體(ti) 規模擴大；宋朝崇尚文治，大幅擴大科舉(ju) 取士名額，士人進入政府的渠道更為(wei) 暢通，形成了較純正的“士人政府”；明朝甚至出現過皇帝幾十年不上朝而政事運轉正常之事，可見士人政府的建製相當完備、運作極為(wei) 有序。借助國家廣泛實施的教化，儒家價(jia) 值深度滲透社會(hui) 各群體(ti) ，全麵塑造國民精神。儒家士紳在基層社會(hui) 發揮了有效的領導組織作用。總體(ti) 上，宋明兩(liang) 朝是較完備的儒家社會(hui) 、儒教國家，士人群體(ti) 較充分地發揮了領導作用。清朝的情形略有特殊：前期，滿蒙軍(jun) 事貴族壟斷權力；但到中期，士大夫已分享權力；曾國藩領導秀才加農(nong) 民組成的軍(jun) 隊平定了太平天國，漢人士大夫的權力急劇上升，至晚清基本恢複了士人政府、士紳在基層組織自治的治理形態。而正是這一政府承受了西方列強的衝(chong) 擊，並接連遭遇失敗。

因此，在過去一千年間，同時存在兩(liang) 個(ge) 極其重大的曆史現象：儒家思想及其所養(yang) 成的士人在國家各領域居於(yu) 領導地位；麵對各種外患，國家接連遭遇失敗。這兩(liang) 個(ge) 並發的現象有沒有因果關(guan) 係？儒家士人群體(ti) 及其背後的儒學對千年敗局應否承擔責任？當然可以給這些失敗找出各種理由，比如，宋立國時未有燕雲(yun) 十六州，蒙古人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草原騎兵部隊，等等。但接二連三遭遇類似失敗的事實恐足以說明，國家在政治理念、製度、戰略等方麵存在嚴(yan) 重缺陷；而儒家士人群體(ti) 是主要領導者，其權力來源是掌握儒家經典並踐行的能力，他們(men) 也是以儒家價(jia) 值及據其所設計的製度、政策治理社會(hui) 的。根據這樣的邏輯鏈條，完全可以在千年敗局與(yu) 儒家思想之間建立起較可信的因果關(guan) 係。這就構成本文進一步討論的起點：宋明時代居於(yu) 主導地位的儒學存在嚴(yan) 重缺陷，由此導致擔負領導國家之責的士人群體(ti) 未能有效應對中國所麵臨(lin) 的長時段的大問題。

二、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與(yu) 教、政失衡風險

宋明思想是儒學演進過程的一環，其所表現出的明顯缺陷內(nei) 在於(yu) 儒學思想體(ti) 係中，隻是隨士人權力的擴充而較明顯地表現出來。

宋儒普遍以孔子為(wei) 界，把曆史劃分為(wei) 三代與(yu) 三代以後：三代是禮樂(le) 世界，三代以下禮樂(le) 與(yu) 製度分化。用章學誠的話說：在三代，“治、教無二，官、師合一”；孔子以後，“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yu) 一”。【1】人類各古典文明普遍經曆過如此巨變，教、政分化，分頭演進。

一方麵，孔子刪述六經，以之教養(yang) 弟子為(wei) 士君子，創造了專(zhuan) 業(ye) 化的教化體(ti) 係。與(yu) 西方各文明的先知創立神教或哲學家發展哲學不同，孔子創造了“文教”，其所養(yang) 成之士君子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己任，因而是入世的，積極尋求為(wei) 政以改善現世之機會(hui) 。

另一方麵，日益頻繁而殘酷的戰爭(zheng) 打破了原有的等級製，促成了社會(hui) 的平等化，刺激各國嚐試建立種種現代製度：土地的“家戶所有製”，對土地、交易活動普遍課稅的財稅製度，軍(jun) 隊常備化、專(zhuan) 業(ye) 化，士人進入政府成為(wei) 官僚，國王在中央政府之下設立郡縣，訂立統一適用所有人的刑律等。凡此種種製度逐漸整合定型為(wei) “現代國家”，它對內(nei) 具有強大的治理能力，對外擁有強大的戰爭(zheng) 能力。【2】實際上，早期現代歐洲重複了這一過程。

這些政治創新刺激了思想的分化：從(cong) 儒家士人群體(ti) 中分化出法家、兵家，既有思想者，更有實踐者，即設計各國政治製度或組建、領導軍(jun) 隊。相形之下，傳(chuan) 承孔子之學者成為(wei) “儒家”。這一分化較早而典型地發生於(yu) 春秋戰國之際的魏國：子夏門下不少人破儒家之門而別創法家之學，“別子為(wei) 祖”，發展了效率導向的官僚製國家構建之學，完全服務於(yu) 政治創新。

總之，孔子以後，曆史在政、教兩(liang) 翼分頭展開：一方麵，適應於(yu) 相互平等的國民治理的各項製度日趨完善，由此形成的國家以富強為(wei) 最高價(jia) 值，所謂“陵夷至於(yu) 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3】。另一方麵，專(zhuan) 業(ye) 的教化之學逐漸發展，其所重者仁義(yi) 道德也，旨在正人心、美風俗。兩(liang) 者的價(jia) 值近乎相反，這對分化之後的儒家思想之走向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

身處這一價(jia) 值衝(chong) 突中，孟子完全偏向於(yu) 教，走向了政治批判的激進主義(yi) 。《孟子》前半部分記孟子遊說各國君王行仁義(yi) ，卻遭批評為(wei) “迂遠而闊於(yu) 事情”【4】。失望之餘(yu) ，孟子“轉向內(nei) 在”，發明盡心知性知天之學，此即《孟子》後半部分所闡發者。於(yu) 是，《孟子》一書(shu) 的編者在書(shu) 首特意記下孟子對梁惠王的當頭棒喝：“王何必曰利？”這句話塑造了全書(shu) 的基本價(jia) 值立場：堅決(jue) 反對當時各國追求富強之基本政治價(jia) 值取向。孟子與(yu) 初步成型的國家形成了不兩(liang) 立之勢。在孔子那裏，教、政隻是分化；在孟子這裏，教與(yu) 政卻處在對立狀態一一後來的宋明儒基本沿孟子激進主義(yi) 路線發展。

荀子采取了另一種策略。他生活在戰國晚期，秦國統一天下之勢已非常明顯，乃有統合政、教之意。故荀、孟實不能並列，蓋孟子所關(guan) 心者僅(jin) 為(wei) 教化，因而主要是“師”，很少考慮其主張在政治上是否可行；荀子則欲綜合君、師，因而不能不認真對待政治的內(nei) 在邏輯，並予以尊重。儒家不同於(yu) 西方各神教之處正在於(yu) 其入世性，尊重政治的內(nei) 在邏輯是儒者理當具有之基本態度。就此而言，荀子是保持了教、政平衡的真儒家。

依據這一義(yi) 理，荀子西出函關(guan) ，遊說秦王、秦相，首先基本肯定秦國的軍(jun) 事、政治製度，畢竟它是勝利者；但他立刻建議秦國接納儒者，吸納士人君子進入政府。此即中道，保留強大的國家能力，轉而施行仁義(yi) 。宋明儒常貶低荀子，然而荀子的中道策略其實更可行。已開始思考治理統一國家之道的秦王部分接受了荀子的建議，推進國家的儒家化，故儒家博士在秦朝建立統一國家過程中得以參與(yu) 若幹製度之創造。【5】

但幾年後，博士齊人淳於(yu) 越提出複封建之倫(lun) ，否定郡縣製，消解剛剛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6】孟子正確指出孔子是“聖之時者”【7】，其本人卻把複古當成儒家政治思考之基本方法論，十分向往封建製，【8】孟子式複古觀念也成為(wei) 後世很多儒生的變革方法論。《中庸》已警告“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zhuan)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事實確實如此，淳於(yu) 越的激進主張激起了李斯的極端政治反應，即焚《詩》《書(shu) 》、禁私學。兩(liang) 種政治極端主義(yi) 相激蕩，中斷了已經起步的政教合一過程。漢興(xing) 之後，賈誼再度推動政教合一過程，仍沿淳於(yu) 越激進路線，以複封建為(wei) 綱領，【9】武帝的兩(liang) 位師傅在武帝即位之初所推行的改革同樣如此，【10】結果均遭失敗。

唯一的例外是董仲舒，其“天人三策”與(yu) 《春秋繁露》在思想方式上有根本差異：後者以複古為(wei) 中心，十分激進；前者卻較為(wei) 中道，肯定官僚郡縣製，而融入文教。【11】漢武帝正是如此變革的：立五經博士，建立學校，實行察舉(ju) 製，打通儒家士人進入政府之通道，構造“士大夫”群體(ti) ，形成“士人政府”，政、教終於(yu) 走上製度統合之路。【12】

政教的製度性統合大體(ti) 完成於(yu) 漢宣帝時代，故宣帝概括漢家憲製為(wei) “霸、王道雜之”【13】：所謂霸道，就是戰國以來逐漸形成的眾(zhong) 多政治製度，賦予國家以強大能力，有助於(yu) 國家之富強；所謂王道，就是孔子文教，可以正人心、美風俗。以思想流派言之，則可謂“儒、法雜之”；以治理主體(ti) 言之，則可謂“君、師雜之”，兩(liang) 者各司其職，共同治理。這樣的國家既是文治的，又擁有足夠能力，故宣帝時代有能力對匈奴持續用兵，最終擊潰之。

但這種政教合一的國家結構是內(nei) 在不穩定的，根源在於(yu) 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其他文明的自主性宗教與(yu) 其王政處在分立狀態，兩(liang) 種權威長期鬥爭(zheng) ，導致共同體(ti) 趨於(yu) 碎片化。儒家中國要好得多，但孔子畢竟是在政治過程的邊緣創造儒教的，他隻是創立了一個(ge) 教化體(ti) 係而非完整的國家形態。後世儒學也多由政治過程之外的文士發展，孟子就是典型。這種身份必定使其具有明顯的政治價(jia) 值偏好：重視德禮教化，輕視甚至一定程度上厭惡法政兵刑。越是具有思想創造力的儒者，越具有明顯的教化偏好，對以暴力為(wei) 基礎的政治性治理活動則有一定厭惡情緒，而他們(men) 的態度會(hui) 通過教育影響整個(ge) 士人群體(ti) 。士人成為(wei) 士大夫，自然帶入其價(jia) 值偏好。漢武帝時代開始形成的士大夫矯正了秦朝文法吏忽視教化之偏頗，卻容易偏向另一端：迷信教化，忽視政治，以教化代替政治，尤其是厭惡暴力。“士大夫”的本義(yi) 是以士人身份為(wei) 大夫，即以儒生身份為(wei) 郡縣製國家之官僚，故法定身份首先是官僚，負有治理國家的政治責任；但現實中，士大夫常出現身份認同的錯亂(luan) ，過多偏於(yu) “師儒”，消解其作為(wei) 權力掌握者的責任意識。

這方麵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士大夫群體(ti) 常盲目信奉和平主義(yi) 。孟子又是典型，且極大地影響了後世士人群體(ti) 。比如，麵對經常入寇的匈奴，董仲舒仍然堅持和親(qin) 政策：“仲舒親(qin) 見四世之事，猶複欲守舊文，頗增其約。”班固高度讚賞了董仲舒推動武帝更化之功，在此也不能不嚴(yan) 厲批評之:“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yu) 當時，而有闕於(yu) 後世也。”【14】

西漢中後期，儒家士氣高昂，乃至於(yu) 尊孔子為(wei) “素王”，與(yu) 憲製上的皇帝相抗衡，士人所塑造的社會(hui) 輿論近乎以教的權威壓倒政的權威。儒學圈陷入以經義(yi) 鑄造全新政製的狂熱氣氛中，王莽據此篡權、改製，其政治舉(ju) 措的顯著特點就是全憑教條化的儒家經義(yi) 行事，一味複古，而嚴(yan) 重忽視政治的內(nei) 在邏輯，最終導致國家陷入嚴(yan) 重混亂(luan) 。【15】

這段曆史清楚地說明，儒者、儒學始終處在一個(ge) 價(jia) 值陷阱邊上，即自我限定在教的職責、師的身份。完整的儒教綱領本來是，由學以修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教化固然十分重要，政治至少同等重要，而它是一類獨立的人間事務，無法化約為(wei) 教化，因為(wei) 其底層邏輯是暴力。因此，完整的儒家之學當如荀子那樣，兼容儒法，雜王、霸之道；合格的儒家士人、尤其是士大夫必須平衡政、教兩(liang) 樣職能，不可偏廢。不幸的是，儒者對這一點常欠缺自覺，體(ti) 現在思想領域，孟子的地位日益上升，荀子的地位卻趨於(yu) 下降，到宋明甚至成為(wei) 負麵人物。【16】唐代韓愈明確地尊孟貶荀，宋儒沿此方向發展，更嚴(yan) 重地忘記政治的邏輯，倒向師儒身份，在思想上“轉向內(nei) 在”。這樣的儒學，看起來很有哲學深度，但在麵對社會(hui) 經濟情勢巨變時，無以提出可行方案以“通其變”，無以保持國家能力，最終導致國家陷入“千年困局”。

三、宋以來的千年思想困局

所謂千年困局是指，宋明時代國家已在新的世界處境中，作為(wei) 國家領導者的士大夫群體(ti) 卻未及時進行相應的觀念、製度和戰略調整，以致國家陷於(yu) 嚴(yan) 重困境，遭遇千年敗局。唐宋以來，中國內(nei) 外處境均發生巨變，舉(ju) 其大者言之：

從(cong) 外部說，中國經濟日益全球化，日益依賴海洋交通。中國曆史演變的長期趨勢是經濟中心由西北向東(dong) 南轉移，隋唐時東(dong) 南已占半壁江山，南宋以後反超西北。而東(dong) 南瀕海，故唐宋以來國家屬性發生巨變：此前屬大陸國家，對外交通主要通往亞(ya) 歐大陸深處；此後，海洋屬性陡然增強，成為(wei) 陸、海之際的大國，海上交通、貿易對經濟運轉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陡然提升。中國通過海洋卷入全球貿易體(ti) 係，到明清兩(liang) 代，更成為(wei) 所謂“白銀全球化”的重要一環。這一巨變要求國家調整財稅政策，從(cong) 依賴農(nong) 業(ye) 稅轉向依賴商業(ye) 稅、貿易稅；國家戰略也需調整，從(cong) 側(ce) 重陸上安全保障轉向海、陸並重，必須建立海軍(jun) ，以保衛國家的海上利益，嚇阻外敵從(cong) 海上騷擾、入侵。

在內(nei) 部，中唐以來，士族製度解體(ti) ，社會(hui) 日趨平民化；兩(liang) 稅法實施後，國家不立田製，土地交易日趨頻繁，大量勞動力湧入工商業(ye) 領域;城鎮商業(ye) 和遠距離貿易日趨繁榮，城鎮化有較快發展;科舉(ju) 製促使教育普及，國民識字率提高，趨於(yu) 普遍開化。總體(ti) 上，中國社會(hui) 趨於(yu) 平等化、商業(ye) 化、市鎮化。如此變化要求政府擴張其“基礎性權力”【17】，更廣泛深入地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更有效地管理新興(xing) 市鎮，更嚴(yan) 密地管理商業(ye) 活動。這同樣要求重塑治理觀念，增加政府職能；要求改革稅製，提高國家的財政能力等。

總之，中唐以來經濟社會(hui) 形態與(yu) 國家地緣格局的巨變，均要求提高國家能力。確有儒家士大夫起而順應曆史潮流，創製立法。比如宋代王安石變法和明代張居正變法，前者的製度創新色彩更濃厚，其措施不限於(yu) 增加政府稅收，更欲強化政府對社會(hui) 的管理，甚至已有通過財稅措施引導、促進經濟增長的用意。王安石意識到新的治理機製需要新型士大夫，因此改革科舉(ju) 製，撰述《三經新義(yi) 》，以《周禮》為(wei) 中心，其所發明之新經義(yi) 重視製度、財政。大體(ti) 上可以說，王安石思想遙接荀子，欲實現“霸、王道”之均衡，改變文弱局麵，強化國家能力。

當時士大夫、尤其是較有思想創造力的儒者，對此卻多加反對。正是針對變法和新學，二程等人發展了“道學”體(ti) 係。宋儒的思想創發當然不隻是對這一政治事件做出反應，在更寬廣的意義(yi) 上，他們(men) 延續了韓愈以來的批判性思考：中唐以來商業(ye) 化、市鎮化快速發展，人民普遍投入逐“利”生活，唐末五代又有嚴(yan) 重的政治道德淪喪(sang) ，這些現象都與(yu) 戰國時代頗為(wei) 類似，自然激發出宋儒與(yu) 孟子類似的價(jia) 值和知識反應。道學家把王安石以理財為(wei) 中心的變法努力歸並到這一溺於(yu) 利的大勢中，決(jue) 心抗衡之，在相反方向上用力，即轉向心性之學。

儒學麵臨(lin) 的另一挑戰也促成了這一轉向：魏晉以來，佛教廣泛流傳(chuan) ，儒學不能不起而應對;至唐朝、入宋朝，又不能不應對皇室崇信道教的衝(chong) 擊。佛學、道教對個(ge) 體(ti) 生存狀態的關(guan) 切，一定程度上劃定了道學的思考方向，引之轉向心性問題、生死問題，著力發展天理心性之學。

此即所謂“轉向內(nei) 在”。回應佛教當然是必要的，但經濟社會(hui) 領域同樣迫切需要提高國家能力。士人群體(ti) 有教、政兩(liang) 個(ge) 職能，理應同時擔當這兩(liang) 大曆史性任務。王安石的視野是較完整的，試圖同時應對兩(liang) 大挑戰，除積極尋求解決(jue) 財政、軍(jun) 政等政治難題之道外，對性命問題也有不少討論，並試圖貫通兩(liang) 者。【18】道學家卻“攻其異端”，過分關(guan) 注所謂“內(nei) 聖”問題，而把“外王”範圍的財政、軍(jun) 事、行政等國家生活的結構性議題化約為(wei) 仁義(yi) 道德問題，消解了前者。比如，朱子多次上皇帝書(shu) ，大綱隻是“格君心之非”，要君王“正心誠意”【19】。作為(wei) 道德原則，這當然沒錯，但財政、軍(jun) 事、行政等事務自其有“理”，道德自覺不能直接解決(jue) 相關(guan) 技術、製度難題。朱子雖在理論上承認儒者當無所不知，【20】事實上卻自我設限，未去窮盡外王諸事之理。宋明儒甚至都沒有注意到時代帶來的新問題：南宋以來儒學繁榮於(yu) 東(dong) 南，朱子長期生活在福建，王陽明家在寧波，其人民均大量從(cong) 事海外貿易，他們(men) 對此卻似乎無所察覺、討論，當然也就不可能探索與(yu) 之相應的新的國家治理術。【21】當然，宋明儒在社會(hui) 領域還是進行了製度創新，比如構建以祠堂為(wei) 公共空間的宗族製、以書(shu) 院為(wei) 中心的教化機製。孔子之教由此深入基層社會(hui) ，廣泛而深刻地塑造了普通人的道德意識、國民意識和國家認同，從(cong) 而夯實了國家的地基，鞏固了“大一統”價(jia) 值，因而宋以來再未出現此前常有的政治分裂局麵。

同時，宋明儒對“利”的猛烈批判，其所推動的基層社會(hui) 宗族化，其所造成的民眾(zhong) 生活高度倫(lun) 理化，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其教化偏好所塑造的弱政府，帶來另一個(ge) 重大“非意圖後果”：阻斷了資本主義(yi) 在中國的發育。【22】宗族製把日益發達的商業(ye) 活動納入人倫(lun) 的支配，財富被用於(yu) 維護人倫(lun) ；權力日趨弱化的政府也不可能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發育創造條件。儒家不利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發育，這早就是學界通論；前人對此頗多遺憾，筆者卻以為(wei) 這是大好事，資本主義(yi) 絕不是可取的經濟社會(hui) 製度。

抑製資本主義(yi) ，卻不必拒絕發展。當代中國的經驗證明，經濟發展完全可以不依賴資本主義(yi) 製度。回頭看宋明儒學的不足，正在於(yu) 其拒絕了王安石方案中隱含的發展理念和與(yu) 之相應的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理念，因而未能充分利用新的印太貿易體(ti) 係所開放的資源、所造就的新分工體(ti) 係，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yi) 的國家發展之道，導致中國在19世紀敗於(yu) 西方列強。

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之破局

現代中國與(yu) 古代中國的最大區別在於(yu) ：中國進入歐美主導之世界體(ti) 係並被外圍化，陷入絕對不利境地。這一處境對所有思想者出了一份考卷：構想中國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文明複興(xing) 之可行方案，簡言之，提出中華民族“翻身”之方案。

實際上，這個(ge) 世界體(ti) 係還是中國人參與(yu) 創造的。鄭和下西洋的壯舉(ju) 構造了“印太天下秩序”。宋明儒的思想框架卻束縛了士大夫群體(ti) 的世界想象力，他們(men) 不願深究這一新世界之理，從(cong) 中發現厚生養(yang) 民之大道，而是盲目反對，迫其停止。此後，沿海的民間貿易日趨繁榮，士人政府卻聽任外貿控製權懸置，流失了國家戰略轉向海洋、更新經濟體(ti) 係的機會(hui) 。葡萄牙、荷蘭(lan) 探險者是這條航路的後來搭便車者，且主要從(cong) 事轉口貿易活動，而其政府對此大力支持。國家暴力與(yu) 遠距離貿易相結合，由此形成現代資本主義(yi) 。西歐國家又征服美洲，由此形成沃勒斯坦所說的“現代世界體(ti) 係”。不過此後兩(liang) 三百年中，中國尚能憑借傳(chuan) 統經濟在數量上的擴張，與(yu) 西歐保持平等關(guan) 係。但內(nei) 涵於(yu) 大西洋世界體(ti) 係中的眾(zhong) 多因素促成英格蘭(lan) 完成了工業(ye) 革命，這讓英國、進而讓歐美各列強相對於(yu) 中國擁有了絕對技術和軍(jun) 事優(you) 勢，中國由此開始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晚清士大夫慢慢認識到歐美的暴力優(you) 勢及其背後的工業(ye) 優(you) 勢，乃發動洋務運動，追求“富強”,而這是戰國時代法家的基本綱領，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宗旨。世界範圍的“新戰國”再次提醒士大夫，政治是無法簡單化約為(wei) 教化的，仁義(yi) 道德不能免於(yu) 列強的侵略和壓迫。清末儒者逐漸恢複了其思想的平衡，康有為(wei) 、梁啟超等人部分走出了宋明儒的思想範圍，回向荀子，重視國家能力建設:中年康有為(wei) 重視變革製度，以強化君權，提高國家組織化水平，同時高度重視物質生產(chan) ，著有《物質救國論》（1908年）；梁啟超的《新民說》是現代“國家主義(yi) ”的典型文本。

不過，所有這些思想與(yu) 其所推動的清末民初政治變革，均未能阻止中國的下墜，症結之一是其未能實現觀察視野與(yu) 思考取向之轉向。幾千年來，中國在東(dong) 亞(ya) 擁有絕對的技術、生產(chan) 優(you) 勢，居於(yu) 領導地位，因而精英的思考始終是天下的，但又是內(nei) 向的，即在中國內(nei) 部尋找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辦法。19世紀後期以來，中國淪為(wei) 歐美主導的世界體(ti) 係中的外圍國家，歐美先進國家相對於(yu) 中國也構築了高聳的技術壁壘。在此處境中的中國必須建立超常規的社會(hui) 政治機製，才有可能恢複國家獨立，穿透壁壘，實現翻身。晚清民初思想者和國家領導者見不及此，依循古代思想慣性，李鴻章、康有為(wei) 、孫中山等人都以為(wei) ，隻要認真學習(xi) 西方技術，建立西式製度，中國即可實現富強。新文化運動諸人的見識更為(wei) 低下，以為(wei) 內(nei) 省自家的文化弊端，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即可走出困境。【23】

最後給中國人開啟正路的還是馬列主義(yi) 。這是反抗者的世界體(ti) 係理論，借此理論，少數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體(ti) 係、帝國主義(yi) 的性質始有準確認知。由此，先由國民黨(dang) 略作嚐試，後由共產(chan) 黨(dang) 完整展開了一種全麵超越晚清、民初的革命和國家構建之路：依據列寧黨(dang) 模式，建立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和意識形態忠誠的政黨(dang) ，領導進行反帝民族革命和社會(hui) 革命；這場革命讓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建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憑此國家所具備之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國又初步實現富強，完成救亡圖存的曆史任務。

從(cong) 結果看，馬列主義(yi) 解決(jue) 了現代中國麵臨(lin) 的大問題，對中國是及時而有效的；但它是外來的，是否偏出了中國思想之道？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之道不是靜態的絕對完善的“真理”,而是中國人前行之路；處在大變局中的中國人不能不大膽走上前人未曾走過的路，中國之道由此得以弘大,這可能是一場全麵而深刻的突破。在常態下,道固然以連續為(wei) 顯著特征；但在大變局時,突破反過來構造連續性；這種突破通常需要借助外力。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就是如此“突破性弘大”。

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意謂中國從(cong) 東(dong) 亞(ya) 世界體(ti) 係的領導者墜落為(wei) 西方支配的世界體(ti) 係中的被壓迫者，這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從(cong) 未遇到過的處境，此時需要的是具有世界意識的反抗、翻身理論。儒家本有天下觀念，比世界觀念還高明，康有為(wei) 曾力圖保持之。然而天下觀念預設了中國是領導者,與(yu) 被壓迫的當下處境南轅北轍。胡適所代表的全盤西化派倡導順應帝國主義(yi) 邏輯的世界主義(yi) ，固化了中國對西方之精神依附。蔣介石講求傳(chuan) 統道德，但從(cong) 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nei) ”可見其缺乏世界意識，不知大體(ti) 。惟有馬列主義(yi) 向中國人提供了現代世界意識和可賴以翻身的組織形態，中國以此在不公平的現代世界體(ti) 係中翻身。因此，接受馬列主義(yi) 是中國實現翻身之內(nei) 在需求所決(jue) 定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馬列主義(yi) 毋寧說是內(nei) 生於(yu) 中國的。

同時，馬列主義(yi) 在中國的每一次成功，都有賴於(yu) 其中國化的發展、深化，毛澤東(dong) 的領袖地位就是憑此建立。反過來也必須說，在傳(chuan) 入現代中國的各種思想中，馬克思主義(yi) 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也是因為(wei) 人類文明大體(ti) 就是中國與(yu) 廣義(yi) 西方兩(liang) 個(ge) 類型，而馬克思主義(yi) 是西方世界的內(nei) 部批判者，必與(yu) 中國思想有若幹重大內(nei) 在相通之處。這裏僅(jin) 指出較重要的一點：馬列主義(yi) 是反資本主義(yi) 的，而儒家所向往、士人政府在過去兩(liang) 千年間所維持的經濟社會(hui) 體(ti) 係同樣是非資本主義(yi) 的，筆者稱之為(wei) “厚生主義(yi) ”。【24】這兩(liang) 個(ge) 思想傳(chuan) 統共同發揮作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經濟社會(hui) 製度，並依靠其強大的國家組織動員能力以及高超的戰略技巧，完成了工業(ye) 化。由此,人民生活空前改善，而這正是儒家之根本宗旨：厚生，養(yang) 民。

回頭再看現代新儒學，表麵上其中國性似乎更充足，事實上從(cong) 曆史脈絡看，現代新儒家與(yu) 共產(chan) 黨(dang) 可謂同出一場觀念運動的親(qin) 兄弟：一戰的慘狀和巴黎和會(hui) 上帝國主義(yi) 出賣中國的醜(chou) 劇，讓部分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產(chan) 生失望心理，乃另尋出路，其中一部分轉向蘇俄，引入馬列主義(yi) ，建立共產(chan) 黨(dang) ；另有一部分轉回中國，返本開新，創造出現代新儒學。兩(liang) 者還有另一重大共同點：反對資本主義(yi) 。但對於(yu) 中國文明如何複興(xing) ，現代新儒學始終未能找到有效方法：張君勱畢生致力於(yu) 建立西式民主製度，結果是，本已虛弱的國家權威更趨衰敗；梁漱溟意識到重新組織國民的重要性，卻以教化為(wei) 主，軟弱無力。【25】現代新儒學可謂有道而無術，無術則不足以救亡圖存，其道則流於(yu) 虛懸。

1949年，現代新儒家陣營各奔東(dong) 西：老一輩多留在大陸，年輕一代多去港台，形成“港台新儒學”。其時冷戰格局已成，美式政治和意識形態全麵支配港台，港台新儒家的思考亦受其約束而走上歧途：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於(yu) 1958年發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概括其思想為(wei) 心性之學加民主科學。以儒學為(wei) 心性之學的認知，相對於(yu) 康有為(wei) 、梁啟超的見識，更加狹窄；迷信民主科學，陷入美式意識形態，老一代新儒家反資本主義(yi) 的立場隱沒了，對工業(ye) 化、國家組織等問題更是完全沒有思考。港台新儒學向來以宋明儒學之衣缽傳(chuan) 人自居，其思想之貧乏恰足以證明宋明儒學傳(chuan) 統的生命力已然耗盡。也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新儒學興(xing) 起，重歸漢代經學傳(chuan) 統。然而，漢學同樣有所偏失，不足以解決(jue) 當代中國和人類之大問題。

因此，何謂中國思想？理當求其實而非徇其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解決(jue) 了現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絕大難題，當然就是中國思想；它已內(nei) 在於(yu) 中國的國家、文明之身中，並為(wei) 源遠流長的中國思想體(ti) 係貢獻了諸多全新要素，比如現代世界的理論分析，實現工業(ye) 化的堅定意誌和正確方法，反對資本主義(yi) 的理論自覺，推翻帝國主義(yi) 壓迫、圍剿的組織力量，由此中國具有了在不公正的現代世界體(ti) 係中實現翻身以保民、發展以養(yang) 民的能力。如果說宋明儒學因為(wei) 轉向內(nei) 在而使中國思想失之陰柔，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就為(wei) 其補充了剛健之氣；宋明儒主要發展了內(nei) 聖之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補充了在現代世界體(ti) 係中的外王之道。中國思想因此得以豐(feng) 富、發展，中國文明得以存亡續絕。

結語：荀子

筆者於(yu) 十幾年前轉入經、史研究，前者使我以儒者自居，後者呈現出的千年敗局則促我反思宋明以來儒學之偏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糾正了這一偏失，中國乃得以在歐美主宰的現代世界體(ti) 係中翻身並發展。那麽(me) ，中國思想如何發展，道路其實已頗為(wei) 清晰了。

因為(wei) 國家的翻身和發展,中國目前已轉向更完整的文明複興(xing) ，這當然需要興(xing) 起禮樂(le) 教化。然而，世界體(ti) 係仍由歐美主宰，美國已把中國列為(wei) 其主要戰略競爭(zheng) 對手，則中國不能不與(yu) 之鬥爭(zheng) ，以維護自身利益和國際公正，這就必須保持強大的國家能力，以工業(ye) 及其所支持的戰爭(zheng) 能力為(wei) 主。故中期而言，文化複興(xing) 和國家力量建設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更長遠地看，即便富強之後，中國仍需持續發展；又，因為(wei) 共同的命運，中國與(yu) 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謀求共同發展。現代世界經濟體(ti) 係是資本主義(yi) 的，以貿易、金融為(wei) 中心，依靠壟斷獲取世界規模的超經濟利潤一一技術創新經常隻是其建立此類壟斷之手段。中國卻是顯著的例外：基於(yu) 厚生主義(yi) 傳(chuan) 統，基於(yu) 馬列主義(yi) ，中國選擇了社會(hui) 主義(yi) ，卻同樣實現了工業(ye) 化，精準扶貧等努力也讓發展成果更廣泛地惠及所有人，從(cong) 而呈現了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理念。由“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看出，中國將使這一發展理念世界化，引領那些自願加入的國家走向以生產(chan) 為(wei) 中心的新世界秩序，即“生產(chan) 性天下秩序”。【26】過去五百年的西方式“現代世界體(ti) 係”將轉向中國式“天下秩序”，如明太祖所說，各國在其中“共享太平之福”【27】；但與(yu) 古代不同的是，這個(ge) 新的天下秩序以現代工業(ye) 的分工合作為(wei) 基礎。

因此，不管是在國內(nei) 、國外，中國既要廣施仁心，化成天下，又要富民求利，還要反抗霸權和不公。這就決(jue) 定了，中國思想發展之路恐怕是儒家思想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更深刻的會(hui) 通和發展，以尋求德禮教化與(yu) 國家能力建設在更高層次、更大範圍內(nei) 的合一。此處所說的馬克思主義(yi) 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主，涵攝西方馬克思主義(yi) ，以及世界上一切反對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反抗不公正的世界體(ti) 係的思想資源；此處所說的儒學不是漢儒，也不是宋儒，而是返歸“五經”。蓋五經所記者，聖王之事也；而聖王之德，無不允文允武，德、禮、政、刑四達而不悖。如此完整的思想綱領與(yu) 作為(wei) 一種現代世界體(ti) 係理論的馬克思主義(yi) 會(hui) 通，則中國可以在實現、保持富強的同時積極踐行仁義(yi) ，在積極發展生產(chan) 、保持軍(jun) 備的同時興(xing) 起禮樂(le) 文教，以化成天下，此即中國前行之路。探尋如此“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的中道，難度確實非常之高，所以有賴於(yu) 革命性的思想創發。由此可以形成以人類普遍向善、共同發展為(wei) 中心的新的思想體(ti) 係，逐漸替代主宰整個(ge) 今日世界的個(ge) 人主義(yi) 、自由主義(yi) 、資本主義(yi) 的思想體(ti) 係。

至於(yu) 儒學的發展，或可以荀子為(wei) 典範。五百年前，西歐崛起，首先征服美洲；完成工業(ye) 化之後，又侵略亞(ya) 歐大陸的古代國家。梁啟超等人即敏銳地意識到人類已在類似“戰國”的狀態。而今，歐美列強衰微，或已至新戰國之末世、當荀子之時乎？其或有再次涵攝各家，綜合教、政之“大學”乎？潘嶽同誌所著《戰國與(yu) 希臘》一文評價(jia) :“秦國的法家製度，加上儒家的賢能政治與(yu) 信義(yi) 仁愛，才能成為(wei) 未來天下正道”；荀子綜合二者，故為(wei) “大儒家”。【28】當世儒學若有仁民之心、經世之誌，即當突破漢儒、宋儒之窠臼，返諸五經，本諸人心以思考禮樂(le) 、教育等傳(chuan) 統議題，同時放寬視野看世界，本乎聖人養(yang) 民、保民、安民之大義(yi) ，思考資本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工業(ye) 化、發展、國家能力建設等等問題。惟有通當世之大變，方可成今日之新“大學”。

【1】《文史通義·原道》。
【2】參見姚中秋：《國史綱目》，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189-242頁。
【3】《漢書·食貨誌》。
【4】《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5】 參見姚中秋：《荀子說秦與秦之儒化：〈荀子〉相關章節疏解》，《原道》2019年第1期。
【6】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
【7】《孟子·萬章下》。
【8】孟子討論過井田製（《滕文公上》）、明堂之製（《梁惠王下》）、班爵祿之製（《萬章下》）等封建製的核心製度。
【9】《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禮樂，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
【10】《史記-孝武本紀》記：“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
【11】參見姚中秋：《天人之際的治道：廣川董子“天人三策”義疏》，《政治思想史》2012年第3期。
【12】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44— 149頁。
【13】《漢書·元帝紀》。
【14】見《漢書-匈奴傳》“讚曰”。當時博士狄山堅持和親，居於邊塞而為匈奴所殺，張湯斥之為“愚儒”，見《史記-酷吏列傳》。
【15】東漢桓譚批評王莽:“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美先聖製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 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新論·言體》）
【16】參見梁濤：《超越尊孟抑荀，回歸同尊孟荀》，《文史哲》2020年第2期。
【17】此概念出自［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2卷上，陳海宏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頁。
【18】 見《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所收雜著。
【19】 參見《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
【20】《大學集注》釋“致知在格物”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 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21】道學家的政治思考十分薄弱，蕭公權評價:“僅表現絕世之哲學天才，而對於當時實際之政治問題則缺乏創新之貢獻。”（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297頁）
【22】布羅代爾運用豐富的資料表明，資本主義不同於市場經濟，它恰恰需要強有力的政府運用暴力建立和維護壟斷。參見［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十五到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顧良、施康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第 785- 803 頁。
【23】 林毓生稱之為“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並認為這是儒家的傳統，見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 的反傳統主義》，穆善培譯，蘇國勳、崔之元校，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 — 62頁-
【24】參見姚中秋：《厚生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體製》，《文化縱橫》2020年第1期。
【25】梁漱溟對此頗有反思，見其寫於1950、1951年間的《中國建國之路（論中國共產黨並檢討我自己）》，收入《梁漱溟全集》 第3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參見姚中秋：《生產型國家與軍事貿易國家：中西長時段宏觀曆史比較》，《學海》2020年第4期。
【27】《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七。
【28】潘嶽：《戰國與希臘》，《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