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

——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研究

作者：姚海濤（青島理工大學琴島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江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初九日癸卯

          耶穌2020年6月29日

摘要：齊魯文化合流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在合流的後兩(liang) 個(ge) 階段，荀子主要發揮了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的巨大作用。  他從(cong) 解構與(yu) 重構的道統、傳(chuan) 經與(yu) 弘道的學統、建構與(yu) 影響“禮義(yi) 之統”政統三個(ge) 維度對儒家“三統”的形成、傳(chuan) 承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對齊魯文化合流作出了卓越貢獻。具體(ti) 言之，荀子將齊魯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齊法家等理論進行了解構與(yu) 重構。齊學與(yu) 魯學構成了經學的傳(chuan) 授主體(ti) 。而荀子在儒家經典的傳(chuan) 授譜係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還將齊國與(yu) 魯國的治國理念進行了批判與(yu) 熔鑄，形成了“禮義(yi) 之統”的政治製度建構，構成了從(cong) 先秦到兩(liang) 漢政治體(ti) 製曆史性轉換中的重要一環。

關(guan) 鍵詞：荀子；文化批判；理論熔鑄；齊魯文化；合流

中圖分類號：B22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引言

學界關(guan) 於(yu) 荀子及其思想的定位研究可謂多矣。如從(cong) 荀子思想的學派性質角度，形成了荀子是儒家、法家、外儒內(nei) 法、陽儒陰法甚至雜家的觀點。郭沫若認為(wei) ，荀子吸取了百家的精華，很像是一位雜家。這種雜家的麵貌正是秦以後的儒家麵貌，漢武以後學術思想雖統於(yu) 一尊，儒家成為(wei) 了百家的總匯，而荀子實開其先河。[1]258也有從(cong) 思想史角度進行定位，認為(wei)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總結者，百家爭(zheng) 鳴的集大成者。侯外廬認為(wei) ，“荀子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綜合者。”[2]223徐複觀認為(wei) ，“荀子是先秦儒學的完成者”。還有學者認為(wei) 荀子是“陽儒陰法”[3]173，甚至還有論者認為(wei) 荀子是法家代表人物。也有從(cong) 齊魯地域文化角度立論，探討荀子到底受齊文化還是魯文化影響更大，進而認為(wei) 荀子是齊化了的儒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之前的儒學史及其相關(guan) 研究，或出於(yu) 視域局囿，或出於(yu) 門派之見，或出於(yu) 理解未達，導致荀子成為(wei) 一個(ge) 被有意無意忽視的思想家。從(cong) 思想史的演進角度，將荀子置諸整個(ge) 學術史大視野中的研究亦有之，但將其置諸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中的研究並不多且不夠深入。不可否認，已有學者涉及到這個(ge) 問題，並意識到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重要作用與(yu) 地位。近年來，有從(cong) 荀子的齊化與(yu) 魯化傾(qing) 向進行的學術研究。但鮮有從(cong) 齊魯文化合流角度進行相關(guan) 研究。我們(men) 認為(wei) ，在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之中，荀子並非一被動的主體(ti) ，而是一能動主體(ti) 、知性主體(ti) ，，參與(yu) 甚至主導了文化合流。荀子是以魯學中的儒學為(wei) 學術根柢，批判與(yu) 熔鑄儒家、齊法家等一眾(zhong) 稷下學說而成就其齊魯文化合流學者身份。

一、齊魯文化合流及其“三階段”劃分

齊魯文化是齊國與(yu) 魯國地域文化的統稱，是東(dong) 夷文化與(yu) 宗周文化融合而成的亞(ya) 文化形態。如從(cong) 其文化族源觀之，甚至可溯及炎黃二帝。學界普遍認為(wei) ，西周初年的太公封齊與(yu) 周公封魯真正開啟齊魯文化之端緒。齊魯兩(liang) 國本為(wei) 西周分封的親(qin) 戚之國，在立國之初，由於(yu) 所處地理環境的差異、始君太公與(yu) 伯禽治國理念的殊異，在國家治理、學術風氣、宗教心理、曆史風俗等方麵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齊魯兩(liang) 國在漫長的曆史文化發展過程中，走出了不同的文化路向，形成了重霸道與(yu) 尊王道、尚變革與(yu) 重守成、重工商、多業(ye) 並舉(ju) 與(yu) 重農(nong) 業(ye) 、一業(ye) 為(wei) 本的不同治國理念，也走出了兼容道、法、兵各家與(yu) 尊儒的不同學術文化路線。[4]72-92縱覽齊魯文化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到兩(liang) 國同為(wei) 東(dong) 夷故地，可謂同源。時至西周分封建國，形成兩(liang) 種性格迥異的文化，可謂異質。但因其地緣接壤、世誼深厚、交流頻繁，文化合流與(yu) 交融勢不可免。於(yu) 是齊魯文化走出了同源——異質——合流的發展軌跡。

學界對於(yu) 齊魯文化的差異與(yu) 相通、是否同屬一個(ge) 文化體(ti) 係等問題仍存在不少爭(zheng) 議。但勿容置疑的是，二者思想風格的差異性無法遮蔽其既對立又統一的內(nei) 在思想邏輯，也無法改變其合流的曆史趨勢。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所羅列六大學派的代表人物大多出於(yu) 齊、魯兩(liang) 國。六大學派思想與(yu) 齊文化、魯文化關(guan) 係之大，可見一斑。齊魯兩(liang) 國由於(yu) 地緣上的接近、親(qin) 緣上的交流互動，也必然存在著吸收對方文化優(you) 長而走向合流的內(nei) 在動力與(yu) 邏輯機理。於(yu) 是，齊魯文化合流就成為(wei) 一個(ge) 內(nei) 在思想邏輯與(yu) 外在曆史發展相統一的必然文化曆程。

由於(yu) 齊魯文化所涵範圍太大，涉及物質層麵的生產(chan) 方式、生活樣式，製度層麵的上層建築及其社會(hui) 組織方式，還有精神文化層麵等，極不易把捉。而學術思想因有典籍支撐、學脈承繼、製度反饋等，具有文本凝練、可追溯、影響深遠的特點，易於(yu) 探究。如人類學家雷德斐爾德提出了“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用以說明在比較複雜的文明中存在著兩(liang) 種不同層次的文化傳(chuan) 統。[5]15其中大傳(chuan) 統是指社會(hui) 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記載的文化傳(chuan) 統。小傳(chuan) 統是鄉(xiang) 村社區俗民或鄉(xiang) 民生活代表的文化傳(chuan) 統。由於(yu) 精英文化傳(chuan) 統是社會(hui) 文明進程中的主要動力，也是型塑文明結構的主導力量，構成了文化價(jia) 值的內(nei) 核，決(jue) 定了文化的徼向性。因此在文化研究中，學者往往從(cong) “大傳(chuan) 統”角度進行研究。學界在探討文化之時，多偏重思想層麵的剖析。本文深以為(wei) 然，並采用這種方式進行研究。

由於(yu) 學界關(guan) 於(yu) 齊魯文化與(yu) 齊學、魯學的內(nei) 涵有不同的看法，為(wei) 了便於(yu) 探討，需要進行簡要說明。一般意義(yi) 上齊學與(yu) 魯學是一個(ge) 經學概念，是秦漢時期齊魯二地儒生傳(chuan) 承的不同經學派別。齊學與(yu) 魯學又在寬泛意義(yi) 上使用，是齊魯文化的“大傳(chuan) 統”，既包括齊魯思想傳(chuan) 統、齊魯傳(chuan) 經之學，也包括齊魯兩(liang) 國的製度建構等多方麵的內(nei) 容。魯學的主體(ti) 思想是儒學，也兼有墨家。齊學以儒學為(wei) 主，兼有道法家、兵家、陰陽五行學說等思想，而以稷下學為(wei) 代表。本文主要“大傳(chuan) 統”意義(yi) 上來對待齊魯文化與(yu) 齊學、魯學。

齊魯文化合流是齊、魯文化由地域性文化，通過整合對方以及他者文化元素不斷形成齊魯文化圈乃至走向全國統一性文化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穩定態建構的重要環節。齊文化與(yu) 魯文化作為(wei) 兩(liang) 種異質文化，由於(yu) 地緣與(yu) 親(qin) 緣關(guan) 係而交流、碰撞、批判、熔鑄而具有了走向統一之曆史文化大勢的邏輯。從(cong) 學術流變的角度，齊魯文化從(cong) 交流到合流的過程，可名之曰合流“三步曲”或“三階段”。

齊魯文化合流第一個(ge) 階段是春秋時代齊魯文化初步醞釀、吸引、合流階段。最突出的成果是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派的創立。[4]198-199在這一階段，合流地域主要集中在魯國，主要表現在孔子適齊、授徒講學、去魯周遊、返魯刪述六經，主要結晶是儒家學派的創立、發展。當然其中也包含著孔子對齊國文化的吸收。

齊魯文化合流第二個(ge) 階段是戰國時代齊魯文化全麵合流、趨向一體(ti) 化階段。在這一階段，合流地域主要集中在齊國稷下學宮。最突出的表現於(yu) 稷下學宮中百家爭(zheng) 鳴、和鳴而共鳴所形成的中國思想黃金時代、軸心時代的來臨(lin) 。在學術思想上集中體(ti) 現為(wei) 荀子兼容並包式的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經由荀子的理論努力，齊魯文化嬗變為(wei) 以儒家為(wei) 主而兼容百家的綜合型文化，為(wei) 走向全國統一性文化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齊魯文化合流第三個(ge) 階段是秦因選擇性障礙而導致了暫時性的曲折，及至漢初治國理念定儒家於(yu) 一尊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合流地域已然突破齊魯兩(liang) 地，齊魯文化終走向全國。最突出的表現是法家哲理的幻滅、道家哲理的短暫繼起與(yu) 儒家哲理的最終一統。這也是中華文化形成、傳(chuan) 播、認同、遵守並神聖化、權威化的過程。

在這“三步曲”中，第一階段齊、魯作為(wei) 兩(liang) 種異質文化的初步吸引、合流——孔子儒學的創建之功固然重要，但第二與(yu) 第三階段尤其重要。因為(wei) 這關(guan) 涉到齊魯文化圈的最終形成以及齊魯文化的前途命運、最終走向。在這三步曲中，荀子發揮作用的階段主要為(wei) 第二階段。他幾乎以一己之力，主導了學術思想的批判與(yu) 熔鑄而完成齊魯文化合流乃至先秦文化的集大成過程。當然荀子批判與(yu) 熔鑄的“溢出效應”也深刻影響到了第三階段。第三階段是沿著荀子所開出的隆禮、重法與(yu) 尚術合一的“禮義(yi) 之統”，在傳(chuan) 經與(yu) 弘道的學脈傳(chuan) 統層麵與(yu) 政治範式的實踐層麵展開，是荀學在漢王朝思想領域與(yu) 政治製度實踐方麵接受、流播的過程。可見，齊魯文化合流三階段中，後兩(liang) 個(ge) 階段均與(yu) 荀子有著不可分割的內(nei) 在關(guan) 係。

二、荀子對齊魯文化的批判與(yu) 熔鑄

（一）稷下學宮是齊魯文化合流重鎮

無論是探討荀子還是齊魯文化合流，稷下學宮都是無法回避的一個(ge) 思想重鎮。因為(wei) 它既是荀子學術的誕生地，也是齊魯文化合流第二階段的策源地、合流地。其建立雖無確切年代，但學界研究表明，稷下學曆時一百三四十年，持續時間之長、影響後世之深，實為(wei) “先秦文化史上的重要環節”[6]51。它見證了春秋戰國百家爭(zheng) 鳴發動、進展以及終結的曆史進程，形成了中國軸心時代一座無法逾越的文化高峰。

在“得士則存，失士則亡”養(yang) 士之風盛行的戰國時代，齊國的稷下學宮作為(wei) 集學術研究、政權智庫、人才培育、文化交流於(yu) 一體(ti) 的重要實體(ti) ，成為(wei) 了戰國百家爭(zheng) 鳴的策源地，在文化合流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無疑也成為(wei) 齊魯文化合流之重鎮。從(cong) 整個(ge) 學術流變視域觀之，稷下學宮見證了中國軸心時代百家爭(zheng) 鳴、諸子和鳴的偉(wei) 大盛況。稷下諸子眾(zhong) 多、學派林立，學者思想背景差異較大，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類型。他們(men) 既有來自齊地的學者，也有鄒魯、荊楚、三晉之士，促成了思想複雜、成分多元的異質文化交流。但因其在臨(lin) 淄，是為(wei) 齊地，學術當以齊學與(yu) 魯學為(wei) 主，當無異議。如《齊文化研究》一書(shu) 在講到“稷下學宮與(yu) 齊魯文化融合”時認為(wei) ，“如果說春秋與(yu) 戰國初期齊、魯文化的融合是局部的，是量變過程中的質變，那麽(me) 戰國後期，齊魯文化的融合就進入了質變的飛躍階段。稷下學宮就是促成齊、魯文化融合大熔爐。”[7]346由是言之，稷下學宮可以看成是齊魯文化合流之地，稷下學也可視作齊魯文化合流之學。

時至今日，稷下諸子已無法一一查考、落實。《稷下學史》一書(shu) 著錄了17位極具代表性的稷下諸子。分別是淳於(yu) 髡、孟子、鄒衍、宋鈃、王鬥、顏斶、慎到、田駢、環淵、季真、接子、尹文、兒(er) 說、田巴、屈原、荀況、魯仲連。從(cong) 這些稷下先生“國籍”來看，齊國獨占10人，趙國2人，宋國2人，楚國2人，鄒國1人。從(cong) 其學派歸屬觀之，趙國的荀子與(yu) 慎到可歸為(wei) 儒家與(yu) 稷下道家。宋國的兒(er) 說可歸為(wei) 名家，而宋鈃則很難歸類。楚國的環淵可歸為(wei) 稷下黃老學派。鄒國的孟子則是魯學正宗儒家代表。由是觀之，稷下諸子之中，齊地與(yu) 鄒魯之地學者占比高達65%。

另外，從(cong) 《史記》中的《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滑稽列傳(chuan) 》《孟子荀卿列傳(chuan) 》中的記載也可以窺見稷下學盛況。如《田敬仲完世家》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yu) 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wei)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8]318可見齊宣王之時，稷下學宮學者眾(zhong) 多、思想碰撞激烈，規模可達“數百千人”。由此可以想見稷下學宮思想文化合流之盛況。《史記·孟子荀卿列傳(chuan) 》：“自騶衍與(yu)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於(yu) 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shu) 言治亂(luan) 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8]456稷下諸子異彩紛呈的思想成為(wei) 當時治世之論，並與(yu) 當世政治相結合的趨勢，更是不可勝道。稷下先生既是當時齊國思想智囊，也是齊魯文化合流具體(ti) 而微的表現者、參與(yu) 者。魯學與(yu) 齊學是稷下諸子的主要學術來源。他們(men) 中既有魯文化的堅守者，也有齊文化的擁躉，還有兼收並蓄、擇善而從(cong) 的齊魯文化綜合改造、批判熔鑄者荀子。以齊魯文化合流三階段理論來看，稷下學涉及到了其中最重要的第二個(ge) 階段。其流波餘(yu) 韻也延伸到了儒家文化為(wei) 尊的西漢時期。在先秦思想史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6]61。

（二）荀子的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

由於(yu) 荀子生平史料闕如，導致其生平事跡暗昧不明。故對於(yu) 荀子生平的重要節點隻能推斷而不能確定。關(guan) 於(yu) 其始來稷下遊學於(yu) 齊就有“五十”與(yu) “十五”兩(liang) 種觀點。但其來齊之日，正當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學宮正值鼎盛確定無疑。據劉蔚華、苗潤田考證，荀子於(yu) 公元前314年，年“十五”之時由燕國到齊國稷下學宮受學。直到公元前286—285年“說齊相”不見用而離齊適楚。在這一時期，荀子在稷下長達約三十年。大約在公元前278年，齊襄王之時，荀子再次來到稷下，參與(yu) 學宮的恢複與(yu) 重建工作。其時荀子約五十歲，閱曆豐(feng) 富、思想醇熟、經驗精到。於(yu) 是在學宮爆得大名——“最為(wei) 老師”“三為(wei) 祭酒”。在此期間，他在稷下約十三年之久。後由齊入秦，大約在公元前266年。公元前264年第三次來齊，在稷下學宮又呆了三年，後入蘭(lan) 陵為(wei) 令。按此推斷，荀子曾至少三次來到稷下學宮，並在此呆了共四十三年左右的時間，可謂久矣。從(cong) 整個(ge) 稷下學宮曆時一百三四十年的曆史來看，也可謂久矣。

荀子從(cong) 十五歲就來到了稷下學宮學習(xi) ，見證了稷下學術的輝煌盛大。在英傑輩出、各領風騷的爭(zheng) 鳴時代，荀子獲取了深厚的理論學養(yang) ，成為(wei) 稷下學宮中的思想家翹楚，成就了“最為(wei) 老師”、“三為(wei) 祭酒”的崇高學術地位。荀子當仁不讓地成為(wei) 執學術思想牛耳的文化精英，參與(yu) 了齊魯文化合流的過程。荀子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在稷下度過，其理論學養(yang) 與(yu) 學術名氣也在稷下獲得。

葛兆光先生認為(wei) ，中國文化軸心時代的突破是溫和的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式的否定，而是百川匯流似的綜合和兼容。這種整合和解釋在戰國末到秦漢之際的折衷色彩、權變意味很濃的思想中就已出現。[9]194其荀子之謂乎？概而言之，荀子在齊魯文化合流中的作用主要是以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的方式完成。借用荀子的話就是“兼術”——“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10]85結合稷下學宮學術重鎮地位以及荀子的遊學經曆，可以說稷下成就了荀子，荀子也成就了稷下學。

荀子的學術根柢在於(yu) 儒，對魯文化有批判與(yu) 熔鑄之功，同時吸納了齊法家的思想，養(yang) 成了創新、務實的學術品格。從(cong) 曆史的時間序列來看，荀子之學在齊魯文化融合的關(guan) 鍵時間點上；從(cong) 思想的縱向發展來看，荀子確實具備吸納、熔鑄齊魯文化之外在客觀要件，同時又具備內(nei) 在主觀要件。

荀子的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分而言之，主要體(ti) 現在對儒家思想的解構與(yu) 重構、學術文化傳(chuan) 承的傳(chuan) 經與(yu) 弘道以及“禮義(yi) 之統”的政治製度建構三個(ge) 具體(ti) 方麵。這三個(ge) 方麵大致可以指向儒家道統、學統與(yu) 政統三個(ge) 維度。在齊魯文化合流過程中，荀子可謂集思想冶煉工程師、經典傳(chuan) 授師與(yu) 製度架構設計師三個(ge) 身份於(yu) 一身。荀子集齊魯文化之大成，集百家思想之大成，並在一定意義(yi) 上主導了齊魯文化合流。建立在此觀點之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先秦文化樣態由多元到一元的過程何以在荀子之後明顯加速並於(yu) 西漢初年便順利實現。

1.解構與(yu) 重構的道統維度

稷下學宮是春秋戰國思想文化百家爭(zheng) 鳴中的最重要陣地。那個(ge) 製度新舊更替、社會(hui) 變遷更化的劇變時代，造就了稷下學者思想論域極為(wei) 寬廣，觀點多所發明。其中涉及到了天人古今之辯、禮法道法之爭(zheng) 、人性善惡之論、王霸義(yi) 利之分等包孕豐(feng) 贍的問題域。這些觀點的碰撞、交融、合流突破了前代學術樊籬，創辟了新的理論境域，極大地豐(feng) 富了先秦學術思想，同時也直接啟發、影響了後世思想進路、學術文化傳(chuan) 承、製度建構模式以及社會(hui) 治理範式。隸屬儒家道統的荀子對這些論域均有所涉獵，且超邁舊說、創造新說，對儒家思想進行了解構與(yu) 重構。

荀子作為(wei) 戰國末期儒家的集大成者，戰國国际1946伟德的集大成者，在漢代似乎沒有得到統治者的正麵認同，在思想史上經曆了浮浮沉沉，地位甚是尷尬。從(cong) 曆代學者評述來看，隻有東(dong) 漢徐幹將孟子與(yu) 荀子並論，將之視為(wei) 儒家正宗道統序列。關(guan) 於(yu) 荀子在儒家道統中的地位，韓愈有“大醇小疵”之論，王安石有“不察理”、“不知禮”之譏，蘇軾有“喜為(wei) 異說而不讓，敢為(wei) 高論而不顧”之說，但也偶有黃震“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的明達之論。朱熹更是以“剛明隻是粗”“難看”“有錯”“看人不破”及至“全是申、韓”“偏駁”“大本已失”之語論及。宋濂《諸子辨》認為(wei) 荀子“才高而不見道”。歸有光有“獨能明仲尼之道，與(yu) 孟子並馳”之說，李贄有“其文雄傑”“通達而不迂”之論。[11]1260可以說，自明代始有關(guan) 於(yu) 荀子成規模的客觀公正評論。

曆史上相關(guan) 學者的評價(jia) ，確有失偏頗，但這並不妨礙荀子在道統維度與(yu) 孔子開出的儒家學脈具有一貫性。學界普遍認為(wei) ，儒家道統論自韓愈《原道》篇正式提出，而後經過二程兄弟、朱熹程朱理學的努力最終建立。隨著後來儒者道統的“自覺”，荀子竟被貶出儒家學脈之外，讓人不得不感歎世事無常。其實儒家道統從(cong) 其建立之初就開啟了“非自覺”的構建曆程。如果以寬泛的眼光觀之，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12]116，難道不是出於(yu) 道統的自覺嗎？荀子甚至還有塑造道統的努力。如“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yi) 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yang) ，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10]65荀子提出的諸如仁義(yi) 之統、禮義(yi) 之道、先王之道、群居和一之道等，這都是道統意義(yi) 上的塑造。

與(yu) 此同時，荀子深入齊學與(yu) 魯學之中，借鑒齊文化與(yu) 魯文化中的思想，並對其進行了批判與(yu) 熔鑄。在儒家思想的解構與(yu) 重構方麵，荀子天人相分視域的開啟無疑是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天人合一的批判與(yu) 超越。儒家向來有重視人事而懸空鬼神的思想傾(qing) 向，重內(nei) 在自覺與(yu) 外在人文的統一。儒家鬼神之說，消解了原始的神秘性，純粹出於(yu) 人文儀(yi) 式的需要。荀子之說將天與(yu) 人相懸擱、分離，正是這種理路的批判與(yu) 超越。

荀子主要以《非十二子》《性惡》批駁魯學正宗子思、孟子一脈的性善論與(yu) 五行說，易之以性惡之說，並對其“誠”的觀念進行了繼承與(yu) 闡揚。可以說，性惡說的提出是對孟子為(wei) 代表的魯學性善說人性論模式的批判，由此開出了儒家另一種可能的詮解理路。如徐複觀先生就認為(wei) ，荀子人性論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yi) 。因為(wei) 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發展到荀子已然完全成熟，完成了從(cong) 超人文的原始宗教過渡到人文精神。[13]200-201

荀子隆禮、重法、尚術的係統建構更是糅合了儒家傳(chuan) 統禮論與(yu) 齊法家法、術思想的理論結晶。荀子“正名”邏輯學，是對儒家正名之說與(yu) 名家辯說的融匯。至於(yu) 稷下道家、齊國方士，荀子則主要以《非相》《解蔽》批判之，提出治氣養(yang) 生之術，以禮養(yang) 欲、製欲的群體(ti) 化生存之道，完成了對黃老道家個(ge) 體(ti) 化生存與(yu) 養(yang) 生理論的超越。

墨家是從(cong) 魯地發展出來，與(yu) 儒家有著密切淵源關(guan) 係的一個(ge) 學派。《墨子》有《非儒》篇，《荀子》亦有非墨之言。對魯學中墨家學派，荀子批判其“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jian) 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10]91-92。批判其國家學說、功利主義(yi) 立場，批判其“蔽於(yu) 用而不知文”，批判“非樂(le) ”的音樂(le) 觀，批判其“有見於(yu) 齊，無見於(yu) 畸”。在批判的同時也熔鑄其“兼愛”思想與(yu) 邏輯學說。如荀子大講特講“兼”，其論“兼”當有所本。“兼覆”一詞在《荀子》中多有出現，如“兼覆之厚”“兼覆無遺”“兼覆而調一之”“潢然兼覆之”“兼覆之，兼照之”“兼覆天下”。無疑可以看出墨子“兼愛”思想對荀子的影響。所不同者，荀子在社會(hui) 領域中崇尚“禮”，確認等差秩序的重要性，而墨子則是一視同仁的兼愛。而在自然領域，荀子將天與(yu) 人置於(yu) 兼愛視域同觀之，與(yu) 墨子兼愛之說殊途同歸。

荀子以齊學“糾”魯學，而以魯學“正”齊學。以齊學糾魯學之“文”，以魯學正齊學之“質”，達到文質合一，實現了齊魯之學互動而合流。這個(ge) 過程不是以魯化齊，也不是以齊化魯，而是保留齊魯之優(you) 點而化掉彼此之偏的文化意義(yi) 上的平等互動與(yu) 合流升華的過程。

2.傳(chuan) 經與(yu) 弘道的學統維度

經學是我國古代學術的主體(ti) 。但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僅(jin) 有部分儒家經典能夠稱之為(wei) “經”。此後，傳(chuan) 經與(yu) 弘道合一的文化樣式成為(wei) 儒家一以貫之的重要學思範式。經學也就成為(wei) 儒家學術之核心。從(cong) 中國學術發展來看，上古思想的發展最初是隱密不公開的。學術傳(chuan) 承方麵體(ti) 現為(wei) 知識與(yu) 權力統一的貴族之學。後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導致私學下移而使知識階層散落於(yu) 民間，帶來了文化大普及。儒家經學時代的創辟無疑是從(cong) 孔子開始。孔子以“斯文在茲(zi) ”自任，刪述六經，垂憲萬(wan) 世，開自由講學之風，倡平民學術，培養(yang) 弟子三千，開始有意識地將儒家置於(yu) 文化傳(chuan) 承的脈絡中。

孔子之後的經學傳(chuan) 承，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所載“天下並爭(zheng) 於(yu)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yu) 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ye) 而潤色之，以學顯於(yu) 當世。”[14]3591戰國時代百家並出，儒家學說在百家爭(zheng) 鳴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競爭(zheng) 危機，但在齊、魯兩(liang) 國傳(chuan) 承者有之。其中孟子與(yu) 荀子相繼而起，上承聖人之學，並進行了發展創新，成就顯著。由此可見，齊魯兩(liang) 地的傳(chuan) 經之業(ye) 未嚐斷絕。據《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所載，“言詩於(yu) 魯則申培公，於(yu) 齊則轅固生，於(yu) 燕則韓太傅。言尚書(shu) 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yu) 齊魯自胡毋生，於(yu) 趙自董仲舒。……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矣。”[8]701西漢初年的經師，齊魯經師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且五經傳(chuan) 授均有齊魯經師擔綱。齊學與(yu) 魯學之盛可見一斑。經學曆史傳(chuan) 承中的齊學與(yu) 魯學傳(chuan) 授譜係由此成立。

以傳(chuan) 經與(yu) 弘道的學統維度考量荀子在整個(ge) 傳(chuan) 經譜係的作用，清代學者已有詳細的考證。據汪中《荀卿子通論》考證，“荀卿之學，出於(yu) 孔氏，而尤有功於(yu) 諸經。”[15]87汪中將荀子列入孔子一脈，指出其在經學傳(chuan) 承中的重要性。他認為(wei) ，“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興(xing) ，中更戰國、暴秦之亂(luan) ，六藝之傳(chuan) 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chuan) 之，其揆一也。”[15]88他進一步將荀子列入了周公、孔子的儒家早期道統學脈之中，而沒有列舉(ju) 孟子。但他也指出了“蓋荀卿於(yu) 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15]88清代乾嘉學風下的汪中考證，未有確實證據之前，不可輕易改變。

梁啟超也將荀子視為(wei) “傳(chuan) 經之儒”——“荀子之學，專(zhuan) 以名物、製度、訓詁為(wei) 重。漢興(xing) ，群經皆其所傳(chuan) ，齗齗考據，寖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害。此三者為(wei) 荀子學問之派。”他認定學術“二千年來，隻能謂為(wei) 荀學世界”。[11]1262另據王紀東(dong) 、楊朝明考證，“《孔子家語》經由荀子才得以流傳(chuan) 至今。”[17]荀子傳(chuan) 承儒家經典之事，又增加一重要證據。《韓非子·顯學》中所稱的“孫氏之儒”正是荀子所傳(chuan) 的儒家一脈。

隨著學界研究的不斷深入，荀子傳(chuan) 經譜係的細節越來越清晰。學界普遍承認荀子在整個(ge) 經學傳(chuan) 授譜係中的關(guan) 鍵性地位，隻是對於(yu) 荀子傳(chuan) 授何經有些許爭(zheng) 議。如對於(yu) 荀子是否曾傳(chuan) 《易》，學者有保留意見。

具體(ti) 而言，在傳(chuan) 經與(yu) 弘道的學統維度，一方麵荀子在儒家經典的神聖化、權威化塑造方麵作出了突出貢獻。這就為(wei) 儒家經典係統的建構起到了重要作用。從(cong) 通行本《荀子》來看，荀子對詩、書(shu) 、禮、易、春秋五經的大量引用、詮解，並且保留了一些逸詩。從(cong) 荀子對六經的重視與(yu) 梳理，無疑可以看出他對於(yu) 儒家經典的傳(chuan) 承與(yu) 塑造之功。

另一方麵，荀子對儒家的學脈傳(chuan) 承、思想延續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齊、魯文化合流的最終成果是其走向主流文化，並正式形成中華文化特有的文化生命，而階段性成果則是合流於(yu) 兩(liang) 漢經學學術羽翼之下。而兩(liang) 漢經學的形成，荀子無論是作為(wei) 傳(chuan) 經之儒在傳(chuan) 經係統之中對於(yu) 經典神聖化、權威性的塑造，還是作為(wei) 弘道、衛道之儒，功勞可謂首屈一指。

3.“禮義(yi) 之統”政治製度建構的政統維度

政治製度建構一直是齊魯文化題中應有之義(yi) ，也是儒家最為(wei) 關(guan) 注的問題之一。牟宗三先生曾提出先秦諸子興(xing) 起，尤其是儒、墨、道、法是針對“周文之疲弊而發”[18]58。如何去應對周代這一整套文化製度、社會(hui) 製度的“缺位”“失位”帶來的係列問題，是儒家從(cong) 孔子到荀子必然要考慮的課題。

自周公製禮作樂(le) 以來，儒者無不推崇禮樂(le) 治國之說。但春秋以來的“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導致了“禮崩樂(le) 壞”“周文疲弊”。到了戰國末期，禮樂(le) 治國已淪為(wei) 迂闊之說。而與(yu) 此同時，法家學說日隆。儒家與(yu) 法家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治國理念，可以歸結為(wei) 道義(yi) 與(yu) 功利之爭(zheng) 。作為(wei) 政治思想領域的兩(liang) 大對反思潮，自商代到春秋的漫長時期，二者形成了彼此對峙的局麵。如在春秋時期，其對峙集中體(ti) 現於(yu) 齊、魯兩(liang) 國的治國領域。太公封齊與(yu) 周公封魯采用了“尊賢上功”與(yu) “親(qin) 親(qin) 上恩”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治國理念，便分別代表了功利與(yu) 道義(yi) 、霸道與(yu) 王道的兩(liang) 極。

先秦政治思想史的道義(yi) 與(yu) 功利之爭(zheng) ，在思想層麵主要體(ti) 現在百家爭(zheng) 鳴尤其是儒、法之爭(zheng) 中，在實踐層麵則主要存在於(yu) 各國的改革變法及其政治糾結之中。但二者之爭(zheng) ，在戰國時期步入了正麵交鋒的階段。[19]41-57當是時，製度層麵上，奴隸製度業(ye) 已土崩瓦解，封建製度開始走上政治前台。秦、齊、楚、韓、趙、魏、燕七雄割據爭(zheng) 霸，新興(xing) 地主階級已然登上曆史賦予他們(men) 的舞台。麵對生存格局之斷裂、百家思想之迸發、激蕩以及時代氛圍、社會(hui) 心理與(yu) 民族習(xi) 氣之劇變，荀子深刻體(ti) 味到了時代之劇變，他力圖重新打開儒者職分之門，以其思理一貫的通達理路遮撥出一片製度的天空，並使其調適上遂，以臻於(yu) 德化的文化與(yu) 政治大道。

戰國末期從(cong) 大亂(luan) 到一統，這是文明發展的內(nei) 在邏輯。能做好充分理論準備，實時反映此等需要的百家諸子中，惟儒家荀子一家而已。正如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樣“在那個(ge) 普遍混亂(luan) 和功利的時代裏，荀子的思路顯然比孟子的思路影響大，荀子的思想在秦漢逐漸定型的中國的意識形態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從(cong) 戰國末期到秦漢時代中國思想向意識形態轉化與(yu) 定型中，荀子的意義(yi) 卻是更為(wei) 重要的。”[9]153-154從(cong) 今本《荀子》三十二篇的篇題（如《王製》、《致士》、《君道》、《臣道》、《王霸》、《強國》、《富國》等）中，可以透顯出荀子之於(yu) 政治的深厚學術興(xing) 趣與(yu) 深刻學術指向，同時也可以揭櫫出荀子之於(yu) 人間治道的問題視域之寬廣，幾乎涵蓋了政治哲學的相關(guan) 論域，成為(wei) 我國早期政治思想史上的寶貴資料。

戰國末期到秦漢實現一統的過程隸屬於(yu) 齊魯文化合流的第三階段。秦的短命而亡是法家理論從(cong) 邏輯成立走向現實瓦解的必然曆程。而漢初以黃老之術治國是統治者的又一次選擇，是一個(ge) 試錯與(yu) 過渡階段。而最終儒家走上前台則是現實需要與(yu) 儒家理論相契合的必然選擇。張祥龍認為(wei) ，秦朝是華夏文化與(yu) 哲理的曆史拐點。秦滅亡這一曆史事實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政治事件或軍(jun) 事事件，更是一個(ge) 文化事件。這一事件遠遠超出事件本身，其背後所涵攝的中國古代哲理變化乃至儒家命運改變之間存在內(nei) 在關(guan) 聯，影響了中國思想的曆史走向。[20]5秦的滅亡與(yu) 古代哲理乃至儒家命運存在深刻的內(nei) 在關(guan) 係，影響到了中國製度思想史的具體(ti) 走向。西漢立國之初，統治階層出於(yu) 集體(ti) 自覺，全麵反思秦政用法家治國被反噬而亡的失敗教訓，產(chan) 生過影響巨大的“過秦”之論。

其實“過秦”之論，並不新鮮。因為(wei) 荀子早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就已指出了秦政之失，早有先見之明。荀子西入秦之後，從(cong) 秦國的地理優(you) 勢、民風民俗、官府態度、官員廉潔奉公、明智通達、公正無私對秦之所以“四世有勝”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為(wei) “非幸也，數也。”同時，他對秦國有“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的高度政治評價(jia) 。但荀子指出，秦國“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10]297以“王者之功名”衡量秦國，還相差甚遠，且“憂患不可勝校”。這一論斷發出了最早的“過秦”先聲，也可以視作秦二世亡的預言式分析。

不僅(jin) 如此，荀子還開出了療治秦政短失的具體(ti) 藥方。秦國的憂患原因何在？“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10]297“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yu) 之參國政……若是，則兵不複出於(yu) 塞外，而令行於(yu) 天下矣。”[10]295-296具體(ti) 言之，秦國在治國理念上要“節威反文”，節製威力，停止“力術”，行“義(yi) 術”，回到禮義(yi) 治國上來，任用儒者來治國理政。

在儒家走向製度與(yu) 意識形態前台的過程中，荀子對齊、魯文化中包含的治國思想的批判與(yu) 熔鑄以及對漢代政治製度建構的“潛在”作用絕不可輕忽。他非常重視禮樂(le) 係統的架構，在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的轉化與(yu) 塑造方麵，荀子功莫大焉。

荀子“通體(ti) 是禮義(yi) ”，將齊法家的功利主義(yi) 與(yu) 魯國儒家的道義(yi) 論相權衡，將禮與(yu) 法合論，就是為(wei) 適應當時新形勢的折衷之說，有糾偏化弊之用，走出了一條禮法並重、兼顧道義(yi) 與(yu) 功利的中道治國路線。荀子早就慧眼獨具地看到“有治人，無治法”“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弊端。於(yu) 是他將隆禮、重法與(yu) 尚術結合起來，以禮釋法、以法輔禮，禮法並用。而西漢儒家治國思想基本上沿習(xi) 了荀子的製度建構路徑。在後世封建政治製度建立的具體(ti) 實踐過程中，荀子的理論也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看一看荀子對於(yu) 政治製度的重視吧。“製度”一詞最早出現於(yu) 《周易·節·彖傳(chuan) 》。其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製度，不傷(shang) 財，不害民。”[21]216。《孟子》一書(shu) 中並未出現“製度”一詞。《荀子》書(shu) 中“製度”一詞共出現了10次。有“一製度”（3次）“以製度行”[10]170“製度以陳，政令以挾”[10]213“政令製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10]217“循乎製度”[10]218“辯政令製度”[10]221“知明製度”[10]240“齊其製度”[10]224。從(cong) 荀子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其對製度的重視程度。荀子的製度建構是“禮義(yi) 之統”。正如牟宗三先生指出的那樣，“經過荀子之破裂，則孔子所彰著之‘仁智之全體(ti) ’，孟子所彰著之主體(ti) 精神與(yu) 絕對精神，俱下降凝聚而為(wei) 一‘知性主體(ti) ’，透出‘禮義(yi) 之統’。”[22]121他還指出，“孔子、孟子俱由內(nei) 轉，而荀子則自外轉。孔孟俱由仁義(yi) 出，而荀子則由禮法(文)入。”[22]116荀學可謂中國製度文化史上的一奇變或躍遷。荀子已然具有製度建立之自覺。其“禮義(yi) 之統”文化理想的開出，無疑為(wei) 秦漢的製度發展指明了路徑。

西漢初年的“過秦”之論使得統治者選擇了較為(wei) 保守和易行的黃老思想以休養(yang) 生息。後來漢武帝易弦更張，更是在黃老與(yu) 法家之間走了一條中間路線。而中間路線從(cong) 思想上來看，便是儒家所擅長的中庸之道。漢初艱難抉擇中體(ti) 現的恰恰是對荀子“禮義(yi) 之統”的接受。在政治製度的建構方麵，荀子禮義(yi) 之統的理論架構對於(yu) 西漢王朝國家製度的最終確立、完善，乃至後來整個(ge) 封建製度體(ti) 係的定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勞思光認為(wei) ，“就漢代而論，政治製度之設計，最合先秦儒家之思想。”[23]6徐複觀先生認為(wei) ，兩(liang) 漢思想家常承先秦儒家，將禮與(yu) 法或法度並稱。[24]98徐先生雖未明言所承者為(wei) 先秦儒家何人，但先秦禮法並重之儒家人物中，荀子是絕佳之代表，也是當然之代表。如童書(shu) 業(ye) 認為(wei) ，漢朝所謂“王霸雜用”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陽儒陰法”，而荀子便是一個(ge) 儒家大師中“陽儒陰法”的人：必須明白這點，才能抓住荀子思想的本質。[3]173“陽儒陰法”的結論固然可以商榷，但其看到了荀子思想的複雜性與(yu) 融通性的特質則是非常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荀子與(yu) 漢朝治國之策之間的具體(ti) 關(guan) 聯，更是完全符合曆史事實的論斷。漢朝以儒家思想為(wei) 指導，並重用儒士實踐政治，正是荀子《儒效》觀點的實踐化，也是禮治主義(yi) 治理路線的製度化。

在如何建立王道政治秩序方麵，荀子的思路無疑與(yu) 孟子存在較大差異。“孟子希望從(cong) 道德而說政治，荀子則試圖從(cong) 政治而說道德。”[25]221學界有論者認為(wei) 儒家將政治與(yu) 道德混為(wei) 一談。毋庸諱言，儒家傳(chuan) 統上認為(wei) ，修齊治平為(wei) 一事。對此荀子並不諱言。“聞修身，未嚐聞為(wei) 國”[10]230就是這種觀念的一種表達。但荀子畢竟與(yu) 孟子將人心之仁直接運用到政治上形成“仁政”的理想化思路不同。他采取了將德性與(yu) 製度相剝離的理路。個(ge) 體(ti) 道德與(yu) 政治製度二者關(guan) 係雖密不可分，但要區割開來，運用不同的方法來完成二者的合一。德性與(yu) 製度是兩(liang) 個(ge) 相互關(guan) 涉但畢竟不同的領域。德性關(guan) 乎個(ge) 人，關(guan) 乎內(nei) 在，關(guan) 乎心靈管控；製度關(guan) 乎群體(ti) ，關(guan) 乎外在，關(guan) 乎社會(hui) 治理。二者的區別在儒家那裏，又可以表現為(wei) 仁義(yi) 與(yu) 禮法之間的對立，表現為(wei) 道德的理想性與(yu) 政治的現實性之間的差別。將社會(hui) 政治建基於(yu) 個(ge) 體(ti) 之上是對的，但將其建基於(yu) 個(ge) 體(ti) 完滿德性之上則有空想之弊，易導致對政治艱難性的輕忽，導致變為(wei) 無掛搭之空想，也會(hui) 給人留下空疏之病譏。荀子“禮義(yi) 之統”製度建構於(yu) 人性惡的基礎之上，更顯其現實性與(yu) 事功性。同時，他將製度與(yu) 道德完美合一，凸顯其理論的明智與(yu) 圓熟。

關(guan) 於(yu) 荀子“禮義(yi) 之統”對於(yu) 後世製度的影響，前代學者持論甚多，體(ti) 現出了偏失與(yu) 精當並存、存真與(yu) 失真共具的特點。如吳汝綸認為(wei) ，“故其為(wei) 學，達乎禮樂(le) 之原，明乎先王以禮治天下之意”[11]1260梁啟超認為(wei) 荀子尊君權，“自漢以後，均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製也。此為(wei) 荀子政治之派。”[11]1262還有不得不提的有清一代批判荀子最苛者譚嗣同。他認為(wei) 荀子“冒孔之名，敗孔之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11]1261譚氏從(cong) 政統與(yu) 學統的角度說開去，將荀子在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惡行”進行了指斥與(yu) 鞭撻。此種指斥固然有其因變法圖強的激進政治需求而失真的一麵，但也有其在學術史上慧眼獨具而存真的另一麵。其謂秦政為(wei) 中國專(zhuan) 製之始則可，但謂其為(wei) 大盜則欠妥；謂荀學為(wei) 中國學統亦可，但謂其為(wei) 鄉(xiang) 願則未妥。由是觀之，荀學之影響不可謂不深矣，影響之範圍不可謂不廣矣。荀子不愧為(wei) 齊魯文化乃至中華文化中的道統、學統與(yu) 政統序列中的一重要人物。秦滅漢立之後，齊魯文化走向合流，其結果便是儒家文化成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的指導思想，整個(ge) 社會(hui) 實現了荀子“禮義(yi) 之統”的製度形態。

結語

自世界文化史的視野看，中華文化是唯一傳(chuan) 承至今迄未斷絕的文化。齊魯文化到西漢時期一躍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主流。百川匯流式的批判與(yu) 熔鑄在戰國中晚期百家爭(zheng) 鳴中屢見不鮮。從(cong) 這些思想家折衷色彩濃厚的思想表達中，可以窺豹一斑。荀子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那一位。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荀子的地位雖然一直未定，並始終處在搖擺之中。但就是這樣一位充滿爭(zheng) 議的儒學大師在戰國末期政治局勢混亂(luan) 、學術新見迭出之世通過自身的理論創建與(yu) 融匯貫通，為(wei) 齊魯文化合流進行了最有力的理論創造，對後世的思想、學術、製度產(chan) 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荀子遊學於(yu) 齊並在稷下學宮曾“三為(wei) 祭酒”，其對齊魯文化有著深刻的認知與(yu) 理論的融通。這些學術的努力終使得荀子成為(wei) 儒家實質道統傳(chuan) 承中的重要人物，也成為(wei) 齊、魯文化自先秦到漢代實現合流過程中的重要人物。荀子在齊國稷下學宮的遊學、講學經曆使其能夠融通齊學，而其學術師承則來自魯學。獨特的學術曆練使得荀子在整合先秦學術思想中具有獨特優(you) 勢。“荀子可說是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諸子，開啟漢儒，是中國思想史從(cong) 先秦到漢代的一個(ge) 關(guan) 鍵。”[26]106作為(wei) 一個(ge) 理性哲學家，荀子始終秉持“信信、疑疑”的清醒學術態度，以“知統通類”的邏輯尺度去丈量各家學說，以集大成的學術胸懷與(yu) 責任意識對齊魯之學進行文化批判與(yu) 理論熔鑄，成為(wei) 先秦儒家乃至百家的總結者，其流波餘(yu) 韻還延續到西漢時期乃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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