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大啟蒙”的五四

——走向“啟蒙就是救亡”的曆史大勢

作者：劉悅笛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文史哲》2019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十四日己酉

          耶穌2020年5月6日

“中國啟蒙”不僅(jin) 具有本土價(jia) 值，而且具有全球價(jia) 值，它可以為(wei) 世界啟蒙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中國範式”。[1]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的乃是一種“大啟蒙”，它的曆史貢獻，就在於(yu) 讓中國要走在富強、民主、科學和自由之康壯大道上。所謂的中國啟蒙，既不可能走全盤西化之路，但卻要借鑒與(yu) 吸納來自西方的第二次啟蒙的普遍要素，也不能徹底回到傳(chuan) 統本位中去，但卻要讓來自中土第一次啟蒙的傳(chuan) 統得以創造性的轉換，從(cong) 而可能在第三次啟蒙當中找到本土發展之途，並將這種既自本生根又具有全球化潛質的模式，應用於(yu) 未來世界之中。

一、五四運動：到底是不是“啟蒙運動”？

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著名曆史學家餘(yu) 英時曾有個(ge) 斷言：“五四”既不是文藝複興(xing) ，也不是啟蒙運動。按照他的觀點，把五四作為(wei) 文藝複興(xing) 這是“自由主義(yi) 詮釋”，而把五四作為(wei) 啟蒙運動則是“馬克思主義(yi) 詮釋”，這兩(liang) 套界定曆史的方案都是形成了曆史錯位。由此，“不能輕率地把文藝複興(xing) 與(yu) 啟蒙運動兩(liang) 種概念，視為(wei) 隨機援引來比附五四運動的兩(liang) 種不同特征。相反地，必須嚴(yan) 肅地視它們(men) 為(wei) 兩(liang) 種引導出各自地行動方針、且又不相容的方案。簡言之，文藝複興(xing) 原本被視為(wei) 一種文化與(yu) 思想的方案，反之，啟蒙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經偽(wei) 裝的政治方案。”[2]然而，這種看法不僅(jin) 割裂了文化思想與(yu) 政治之間的本然關(guan) 聯，而且，將兩(liang) 套方案置於(yu) “政治動機”的視角之內(nei) 來加以考量，卻有失曆史定位的公正性，五四運動致力於(yu) 啟蒙中國民眾(zhong) 的本然特性，不能被政治立場抑或語言遊戲所推翻。

這可以從(cong) 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yi) 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兩(liang) 種詮釋者那裏得以明證，當1933年7月胡適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做名為(wei)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的赫斯克爾講座（The Haskell Lectures）當中強調五四運動也是“一場以理性對抗傳(chuan) 統，以自由對抗權威，張揚生命和人之價(jia) 值對抗壓製生命和人之價(jia) 值的運動”時，[3]其實也是在肯定五四運動所本有的啟蒙性質；當張申府在1936年開啟的新的一場“新啟蒙”運動當中，確定“凡是啟蒙運動都必有三個(ge) 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普及”時，並要求“思想的自由與(yu) 自發”與(yu) “民族的自覺與(yu) 自信”得以相互結合時，[4]也就是將啟蒙的特性與(yu) 五四運動的本質結合了起來。實際上，“使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與(yu) 啟蒙運動分來來的正是那場變革的本質特征——它的向度和目標”，[5]但事實是二者恰恰是曆史地糾結在一起的。

在五四詮釋史上，對於(yu) 文藝複興(xing) 與(yu) 啟蒙運動較早采取兩(liang) 麵看的評價(jia) ，來自李長之1942年的長文《五四運動之文化的之意義(yi) 及其評價(jia) 》，他認為(wei) 五四運動“並非文藝複興(xing) ”，“乃是一種啟蒙運動”。[6]一方麵，“文藝複興(xing) 的真意義(yi) 乃在新世界與(yu) 新人類的覺醒”，這就是如今對文藝複興(xing) 的世界的發現與(yu) 人的發現的雙重評價(jia) ，這種評判符合曆史，但是將之與(yu) 五四比附，顯然哥白尼那種發現新世界的覺醒在中國並不存有，“新人類的覺醒吧，這也是基於(yu) 一種新的形上學或對於(yu) 人生問題一種深摯”的吟味，這更不是五四時代的精神所能容”，[7]所以五四運動談不上文藝複興(xing) ，把胡適譽為(wei) “中國文藝複興(xing) 之父”也是張冠李戴。另一方麵，啟蒙運動則是要“在一切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種精神運動”，“因為(wei) 是純粹理智主義(yi) 之故，所以這種啟蒙的體(ti) 係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義(yi) 與(yu) 目的實效”，這種的確是以理性為(wei) 內(nei) 核的啟蒙運動的缺陷所在，但即便如此，“啟蒙運動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實效的，破壞的，清淺的。我們(men) 試看五四時代的精神，像陳獨秀對於(yu) 傳(chuan) 統的文化之開火，像胡適主張要問一個(ge) ‘為(wei) 什麽(me) ’的新生活，像顧頡剛對於(yu) 古典的懷疑，像魯迅在經書(shu) 中所看到的吃人禮教（《狂人日記》），這都是啟蒙的色彩”，[8]這個(ge) 判斷無疑是接近曆史真相的。

盡管，五四運動曾被李澤厚評價(jia) 為(wei) 是“理性不足、激情有餘(yu) ”的一場運動，但卻恰以感性的形式提出了“啟蒙的理性任務”，作為(wei) 一場參與(yu) 政治的愛國運動富有激情這是曆史必然，但是要看其主要訴求到底是什麽(me) 。曆史學家張灝也曾揭示出五四“理性主義(yi) 與(yu) 浪漫主義(yi) 的兩(liang) 歧性”，五四“思想中很重要的成分就是以啟蒙運動為(wei) 源頭的理性主義(yi) 。但不可忽視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強烈的浪漫主義(yi) 。理性主義(yi) 是強調理性的重要，浪漫主義(yi) 卻是謳歌情感的激越”。[9]1936年在京滬發動的另一場“新啟蒙”運動，它所倡導的就是一種“新理性主義(yi) 運動”，但是從(cong) 整體(ti) 觀之，二十世紀中國的啟蒙缺憾仍是理性之不足。有趣的是，啟蒙運動的綱領，恰恰就是讓人們(men) 去敢於(yu) 運用自己的理性，這是德國思想巨擘康德啟蒙箴言。這就形成了一種內(nei) 在矛盾：既然啟蒙倡導理性化，但是啟蒙運動卻激情四射。

二、重詮五四：從(cong) “小啟蒙”到“大啟蒙”

五四運動有廣、狹兩(liang) 種含義(yi) ：“五四運動有廣、狹兩(liang) 種含義(yi) ：狹義(yi) 的五四是指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廣義(yi) 的五四則指在這一天前後若幹年內(nei) 所進行的一種文化運動或思想運動。這一文化或思想運動，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兩(liang) 年以前（民國六年）的文學革命，其下限則大抵可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為(wei) 界。”[10]這是餘(yu) 英時的看法，但實際上，廣義(yi) 與(yu) 狹義(yi) 的五四都可以被歸入“小五四”，而與(yu) 之相對的“大五四”則是指由此所形成的一種曠日持久的思想解放進程即從(cong) 人類“大啟蒙”的視角返觀新文化運動的世界意義(yi) 。

所以，需要繼續區分——“大啟蒙”與(yu) “小啟蒙”——的不同含義(yi) 。所謂“小啟蒙”指十八世紀那場歐洲的啟蒙運動所帶來的一係列跨文化的啟蒙，五四新文化就是其影響在東(dong) 方的餘(yu) 緒之一。這場啟蒙的核心，就是倡導理性、科學、人文主義(yi) 和進步，這是東(dong) 西方的共識。進入到二十世紀之後，當今世界則直麵再一次啟蒙，那種“小啟蒙”的缺憾卻被顯露了出來，最主要的就是由於(yu) 理性而塑造的科學所帶來的影響。如今，正如我們(men) 所見，一種冷酷無情的“科技理性”正在塑造著全球民眾(zhong) 的生活，並且對人類的世界產(chan) 生了禁錮與(yu) 反製，一味追求進步從(cong) 而忽視理性的邊界，也會(hui) 讓人類付出“自然與(yu) 文化”的雙重代價(jia) 。

我們(men) 所謂的“大啟蒙”就是要破除這種異化現象，讓啟蒙理性不再以理性為(wei) 絕對中心，這就需要東(dong) 方智慧來平衡西式啟蒙的偏頗。“大啟蒙”恰恰是要找回人類的情感，以人情來對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類獲得一種完整的“情理結構”。[11]因此，未來的全球社會(hui) 需要一種“大啟蒙”，這種啟蒙既反對理性中心主義(yi) ，又不流於(yu) 唯情是舉(ju) 主義(yi) ，而是走向了一種既合情又合理的新的啟蒙通途。

20世紀以來的“中國啟蒙”就是一種“大啟蒙”，它盡管是一種後發的啟蒙，但是結合本土傳(chuan) 統後，卻可以為(wei) 世界文明提供一種新的發展範式，因此，如何賦予啟蒙以“中國性”的定位，也就成為(wei) 了關(guan) 鍵之舉(ju) 。

盡管事實如此確證，但是如今仍不乏有論者持反對意見，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李瑞全教授就與(yu) 筆者商榷：“有說五四運動是一種中國式的‘啟蒙’或‘大啟蒙’，如劉悅笛，《為(wei) ‘大啟蒙’辯護：中國啟蒙世界價(jia) 值——從(cong) 人類理性視角紀念五四運動百年》一文所持的論點，其中所寄望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情理合一’之說作為(wei) 人類第三次啟蒙的範式，有回歸儒家義(yi) 理，或與(yu) 本文旨意有相通之處（但實有很不同的詮釋和意向），在此不能備論。至於(yu) 該文以五四運動為(wei) 參加了西方第二次啟蒙，實有嚴(yan) 重疏漏不一致之處。如以所引西方學者平克所提出的。「啟蒙」包括：理性、科學、人文主義(yi) 和進步四方麵來說，五四如上論正是反傳(chuan) 統、全盤西化與(yu) 科學主義(yi) 等既違反理性，亦缺人文主義(yi) 精神，正不足以言是一啟蒙運動，不能以口號中標示科學與(yu) 民主即為(wei) 啟蒙運動”。[12]李瑞全教授繼續認定：“至於(yu) 說五四運動是一種‘啟蒙運動’也可以說是無根之談。因為(wei) ，此中所謂追求科學與(yu) 文明，實是一種盲目的崇拜：西方來的就是科學的，文明的。傳(chuan) 統的自然都被打為(wei) 反科學，反文明的。此種鼓吹式的「文化口號」不但是膚淺的，實是違反理性的。因為(wei) ，其中並沒有針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和西方社會(hui) 文化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理性批判反省。全盤西化在文化發展上基本上就是違反科學與(yu) 理性的構想。因為(wei) ，文化不是衣服，不是脫了舊的換上新衣就成為(wei) 新的‘文化人’。文化是人類生命發展中已成為(wei) 每個(ge) 人生命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東(dong) 西，已貫徹於(yu) 一切的生活價(jia) 值與(yu) 行為(wei) 習(xi) 慣的表現之中，甚至常是超乎自覺之外的日常生活模式和習(xi) 慣，猶如日日呼吸的空氣，幾乎無從(cong) 置換。五四運動對於(yu) 國人維護國家主權和政治上要求民主的表現固然有推動社會(hui) 政治上的理性表現，但對於(yu) 啟發每個(ge) 人的理性思維和批判反省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反之，更多的是由於(yu) 接受不同的理論變成主張這即是唯一真理，使原來可以是理性的理論蛻變為(wei) 觀念的‘意識形態’或‘意底牢結’（牟宗三先生語），形成一不容許自我反省批判的唯我獨尊式的思維，此正是反啟蒙的一種表現”，[13]這種將五四視為(wei) “非啟蒙”乃至歸於(yu) “反啟蒙”的論調，顯然偏離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本來軌跡。

曆史事實是，在1919年的群情激昂的“小五四”之後，新文化與(yu) 新思潮始被廣為(wei) 接受，五四運動的引領者之一胡適反思性地在當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yi) 》一文，開門見山地提出以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作為(wei) 新思潮和新文化運動綱領，在這個(ge) 綱領當中，“再造文明”才是新文化運動才是根本目的，這無疑乃是一種曆史洞見。實際上，無論是拿來主義(yi) 還是整理傳(chuan) 統，最終都是為(wei) 了中華文明的再造。胡適在1927年《整理國故與(yu) 打鬼》一文中寫(xie) 道：“我所以要整理國故，隻是要人明白這些東(dong) 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ge) ’不過如此’”，而是為(wei) 了“化黑暗為(wei) 光明，化神奇為(wei) 臭腐，化玄妙為(wei) 平常，化神聖為(wei) 凡庸：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價(jia) 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護人們(men) 不受鬼怪迷惑”，[14]所以整理國故並不是單純複古，而是用科學的精神去闡發傳(chuan) 統，複興(xing) 傳(chuan) 統又與(yu) 現代啟蒙有機結合了起來。

五四新文化運動乃是具有世界價(jia) 值的，它始把中國這個(ge) 始終未中斷傳(chuan) 統的文明古國帶到了啟蒙之境，而且也將人類啟蒙拓展到了“大啟蒙”的階段，這也關(guan) 係到啟蒙的“理性與(yu) 情感”之辯。當然，啟蒙在中國乃至世界至今都尚未完成，這將會(hui) 是一個(ge) 漫長的正在進行時。

三、啟蒙轉型：從(cong) “救亡壓倒啟蒙”到“啟蒙就是救亡”

2009年，筆者曾提出“啟蒙與(yu) 救亡”的發明權問題，但現在根據曆實，李澤厚率先提出這個(ge) 思想無疑。[15]啟蒙與(yu) 救亡的變奏，所?9?0說的本是中國近代史的內(nei) 在發展邏輯，同時它亦成為(wei) 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題之?9?2，該學說的發明權之爭(zheng) 其實並不重要，?9?7關(guan) 鍵在於(yu) 哪種理論對曆史和現實更有闡釋?9?0。當時我的結論便是，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更有曆史闡釋力，曾給出的結論如下：“其一，李澤厚明確提出了‘壓倒說’，從(cong) 他早年認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題始，就已經明確認定了救亡壓倒了啟蒙；其二，李澤厚試圖將這種‘壓倒說’貫穿到對整個(ge) 中國近代史的闡釋當中，而顯然舒衡哲沒有如此恢弘的視角和闡釋的野心。”[16]

救亡與(yu) 啟蒙的曆史邏輯，就是李澤厚最早揭示出來的。換個(ge) 說法，救亡壓倒啟蒙就是“反帝”壓倒了“反封”。因為(wei) 根據解析，可以看出，救亡的反麵就是反帝，啟蒙的反麵則是反封，李澤厚的言說恰好是反帝與(yu) 反封的一種“反說”。漢學家們(men) 也有近似的說法：“盡管啟蒙哲學家們(men) 有意無意地開創了一個(ge) 革命的時代……受到啟蒙的中國‘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卻卷入了由於(yu) 一場革命而帶來的情感和理性的危機之中”。[17]李澤厚在發表於(yu) 《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文章《?9?8十世紀初資產(chan) 階級?9?8革命派思想論綱》就曾論證過：“反帝是中國近代?9?2個(ge) 首要命題”，反帝壓倒反封，才是“救亡壓倒啟蒙說”的雛形。[18]但啟蒙與(yu) 救亡的實質，給出的乃是兩(liang) 難選擇——國家富強與(yu) 個(ge) 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因為(wei) 啟蒙就要求自由，強調個(ge) 性自由解放，但國富卻並不等於(yu) 民強。

李澤厚的著名文章《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該文首刊於(yu) 1986年8月《走向未來》創刊號，最初收入1986年12月三聯版《走我自己的路》，直到1987年6月出版《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正式收入，才明確了“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的著名說法。據與(yu) 李澤厚對話當中的回憶，這篇文章是1985年8月在廬山開完中國哲學史會(hui) 議回來就寫(xie) 成的。本來該文是應《北京社會(hui) 科學》雜誌之約，本為(wei) 紀念文革結束十周年而作，但交出後被壓了好久，後來才給了剛創刊的民間刊物《走向未來》，並被放在重要位置上。對於(yu) 這場發明權之論爭(zheng) ，我曾給出了兩(liang) 個(ge) 判斷，必然性的判斷乃是“變奏說”與(yu) “壓倒說”，無疑都是來自李澤厚，漢學家舒衡哲（Versa Schwarcz）所論的則是“啟蒙與(yu) 救國”之關(guan) 聯。關(guan) 鍵是我給出的那個(ge) 或然性判斷——“非常可能的是，這個(ge) 說法本來在李澤厚和舒衡哲的內(nei) 心都是?9?2個(ge) ‘模糊的共識’，在他們(men) 於(yu) 20世紀80年代早期見?9?7的時候，啟蒙與(yu) 救亡的說法被相互激發了出來”，[19]如今根據更多的曆史材料研究，應該說這個(ge) 判斷（“相互激發了出來”）不準確，並不能成立。

遙想當年，“啟蒙壓倒救亡”說提出時，反傳(chuan) 統在青年學生中影響巨大，一時成為(wei) 思想主流，但至今仍被誤解多多。所以，如今重溫李澤厚先生《啟蒙與(yu) 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的價(jia) 值就在於(yu) ：首先，李文所論“救亡壓倒啟蒙”實為(wei) 一種曆史描述，而非價(jia) 值判斷，但許多論者更多視之為(wei) 一種價(jia) 值判斷。其次，五四並不是（很多論者所認為(wei) 的那樣）“救亡壓倒啟蒙”，啟蒙與(yu) 救亡在五四時期並行不悖且相得益彰，此後啟蒙才被救亡所壓倒。李文第一節內(nei) 容和標題便是“啟蒙與(yu) 救亡的相互促進”。再次，李文延續文化運動與(yu) 政治運動之分，認定“啟蒙性”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便與(yu) “救亡性”反帝政治運動合流了，這就不同於(yu) 也優(you) 越於(yu) 所謂“大五四”與(yu) “小五四”的新近提法。第四，李文從(cong) “救亡——戰爭(zheng) ——革命”現實角度，闡明了後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yi) 的社會(hui) 動因。[20]最後，李文從(cong) 社會(hui) 體(ti) 製結構與(yu) 文化心理結構來論證“轉換性創造”，這種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的返本開新才是指向中國現實及其未來的。

2015年，秦暉先生發文認為(wei) 壓倒啟蒙的並非救亡，應為(wei) 民族主義(yi) 壓倒自由主義(yi) ，其中的內(nei) 在邏輯應該是：一麵是“小五四——愛國進步——民族主義(yi) ”，另一麵是“大五四——科學民主——自由主義(yi) ”。[21]此文反對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其實內(nei) 在進行了概念偷換，但實際上，民族主義(yi) 壓倒自由主義(yi) ，不還是救亡壓倒啟蒙嗎？現如今，救亡圖存業(ye) 已遠去，然而，啟蒙之事業(ye) 未競，中國人所直麵的乃是另一番曆史境遇，這就是“啟蒙就是救亡”。

李澤厚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啟蒙的走向》一文當中，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認定：“如果說，過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壓倒啟蒙，那麽(me) 在今天，啟蒙就是救亡，爭(zheng) 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就是使國家富強和現代化的惟一通道。因之，多元、漸進、理性、法治，這就是我所期望的民主與(yu) 科學的五四精神的具體(ti) 發揚，這就是我所期待的啟蒙在今日的走向。”[22]擴而來理解，如今中國的現狀就是“啟蒙就是救亡”。然而，這個(ge) 救亡，已經不是當年那種“圖存”“保種”那種狹義(yi) 的救亡了，而是關(guan) 係到中華文明“再造”的廣義(yi) 救亡了。因此，與(yu) 這種廣義(yi) 救亡相對的啟蒙，也就是一種“大啟蒙”了。

從(cong) 救亡壓倒啟蒙，再到啟蒙就是救亡，這也是符合曆史發展邏輯的，其中情與(yu) 理之間也形成了曆史性的巨變。按照李澤厚的闡釋，“救亡壓倒啟蒙後，激情與(yu) 革命的結合成為(wei) 巨大的精神力量……本為(wei) 理性所點燃的激情之火卻不斷燒灼著理性本身”，[23]而在狹義(yi) 的救亡重任完成之後，中國社會(hui) 的確需要回歸五四時代所倡導的理性，“今天要繼續五四精神，應特別注意發揚理性，特別是研究如何使民主取得理性的、科學的體(ti) 現，即如何寓科學精神於(yu) 民主之中。從(cong) 而，這便是一種建設的理性和理性的建設。不隻是激情而已，不隻是否定而已”，[24]這其實也應對著從(cong) 啟蒙到革命再到改良的中國社會(hui) 的宏觀轉型。

四、視角多元化以後：如何定位五四？

隨著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入，五四形象變得愈加複雜，這的確值得重思，特別是以啟蒙未核心的思考始終沒有中斷過，但是其中曆史發展以多一定有反複的過程。“在1919年五四運動隨後的幾十年當中，中國啟蒙先行者們(men) 被迫去對其加以重思與(yu) 評估，甚至有時曾放棄了知識解放的視角，政治暴力和反帝運動創造的環境，向主張緩步革命的知識分子提出了緊迫挑戰。他們(men) 作為(wei) 文化先覺者的自身形象也遭到質疑。五四知識分子們(men) 終而改變了自身的觀點，開始重新看待已啟蒙的思想家與(yu) 未被喚醒的民眾(zhong) 之間的關(guan) 聯，從(cong) 而開始去改造國民的心靈慣習(xi) ”，[25]曆史的發展也確實是一波三折的，但啟蒙的核心卻始終沒有改變。

正通過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描述、闡釋、反思與(yu) 判斷被再度呈現出來。出於(yu) 不同的曆史觀，學者們(men) 通過觀察與(yu) 研究，對於(yu) 曆史有了不同的描述，然後有了不同的闡釋，進而做了不同的反思，最終給出了不同的論斷，使得曆史麵目本身變得愈加模糊了。當我們(men) 試圖揭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真實麵紗的時候，豈知麵紗之後還有層層麵紗，五四的真麵目竟如剝洋蔥一般，層層剝離下來卻不見真核也。難道看待這段馬上就到百年的曆史，我們(men) 之間真地失去共識了嗎？真如後現代撕裂般之公說公有理、婆說更有理？為(wei) 了主觀學術創見，同時客觀投合反西化，皆可置曆史本身於(yu) 不顧？我們(men) 的曆史觀，果然成為(wei) 了滿天繁星而彼此距離甚遠之“星叢(cong) 結構”？

無論將之視為(wei) 五四“政治”運動，還是“新”的文化運動，兩(liang) 種運動似乎難以割裂開來，正如曆史本身的複雜糾葛一般，五四乃多種曆史力量相互角力的場域。不妨重溫一下運動當事人胡適先生的回顧，他曾歸納時稱為(wei) “新思潮”的四點意義(yi)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和再造文明。胡適首先覺得，陳獨秀先生抨擊新思潮兩(liang) 大罪案比較簡單並過於(yu) 激進：要擁護德先生就要反對舊倫(lun) 理與(yu) 舊政治，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舊藝術與(yu) 舊宗教，要同時擁護兩(liang) 位先生就要先反國粹和舊文學（這也是為(wei) 何運動從(cong) 文化興(xing) 起的緣由）。胡適並不讚同五四隻是倡導民主與(yu) 科學（恰如今日之簡化解讀一樣），這場運動的思想譜係仍需全方位透見。如前所述，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在“再造文明”，而這千年一遇的文明再造，恰是介於(yu) “中西古今”張力之間的。關(guan) 鍵是它要解決(jue) 現實的問題：傳(chuan) 統製度還需存在嗎？聖賢教訓今日有錯嗎？公認信仰仍更合理嗎？

盡管胡適將五四視為(wei) “中國文藝複興(xing) ”的看法太過窄化，但他認為(wei) ，這新思潮無論被看得如何多元，公共點就在於(yu) “評判的態度”，類似於(yu) 尼采之重估一切價(jia) 值。評判態度的兩(liang) 種趨勢就是研究問題與(yu) 輸入學理，前者是要解決(jue) 社會(hui) 、政治、宗教與(yu) 文學的現實問題，後者是介紹西方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與(yu) 新信仰。而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改造與(yu) 西學東(dong) 漸的涵化，皆不可如今日某些人那般輕易否定，全盤西化與(yu) 徹底守舊如今都大有繼承人在。百餘(yu) 年的中國史，恰恰是中西整體(ti) 互動之間得以實現與(yu) 展開的。所謂“不破不立”，五四就是個(ge) 既破又立的雙向曆史過程；所謂“大破大立”，五四也曾如此大刀闊斧地扭轉了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方向，進而融入全球文明的大格局之內(nei) 。

總而言之，我們(men) 試圖從(cong) “大啟蒙”的角度看看新文化運動的意義(yi) ，其中一個(ge) 視角轉換就在於(yu) ：以往大家更多從(cong) 中國文明的角度來看待五四，我想能不能放到世界文明的大緯度、大脈絡當中來審視五四，這其實不僅(jin) 關(guan) 係到中國文明的發展，也關(guan) 係到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注釋：
 
作者簡介：劉悅笛，遼寧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遼寧沈陽110031）；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北京100732）。
 
[1]劉悅笛：《如何認識新文化運動百年的全球意義》，《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四期。
 
[2]餘英時：《文藝複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餘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複興，亦非啟蒙運動》，聯經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頁。
 
[3]Hu Shih,The Chinese Renaissa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p.44.
 
[4]張申府：《什麽是新啟蒙運動》，《實報·星期偶感》，1937年5月。
 
[5]「美」格裏德：《胡適與中國文藝複興》，魯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頁。
 
[6]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之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
 
[7]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之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
 
[8]李長之：《五四運動之文化的之意義及其評價》，《大公報·星期論文》（重慶），1942年5月3日。
 
[9]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義性》，餘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複興，亦非啟蒙運動》，聯經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10]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頁。
 
[11]劉悅笛：《為“大啟蒙”辯護：中國啟蒙的世界價值》，《社會科學報》2019年4月4日。
 
[12]李瑞全：《從返本開新輪當代新儒學對五四運動的回應》，《鵝湖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總號第五一八），1999年4月。
 
[13]李瑞全：《從返本開新輪當代新儒學對五四運動的回應》，《鵝湖月刊》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總號第五一八），1999年4月。
 
[14]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原載《現代評論》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15]劉悅笛：《“救亡壓倒啟蒙”，本無可爭議》，《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28日。
 
[16]劉悅笛：《啟蒙與救亡”的變奏:孰是孰非》，《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10期。
 
[17]「美」格裏德：《胡適與中國文藝複興》，魯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頁。
 
[18]李澤厚：《?9?8十世紀初資產階級?9?8革命派思想論綱》，《曆史研究》1979年第6期。
 
[19]劉悅笛：《“啟蒙與救亡”的發明權：歸李澤厚，還是舒衡哲？》，《中華讀書報》，2009年9月16日。
 
[20]參見李澤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年版。
 
[21]秦暉：《重論“大五四”的主調，及其何以被“壓倒”》，。
 
[22]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
 
[23]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
 
[24]李澤厚：《啟蒙的走向》，《瞭望周刊》1989年第19期。
 
[25]Vers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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