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悔與(yu) 無盡的念

作者：郭齊勇

來源：《我們(men) 曾經年輕——武漢知青回憶錄》，武漢出版社，1996年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廿二日丁亥

          耶穌2020年4月14日

導讀

民間生活把我們(men) 內(nei) 在的四端之心啟導了出來，教會(hui) 了我們(men) 做人的根本。而這些耳濡目染體(ti) 驗到的“仁義(yi) 禮智信”、“善良”、“和平”，與(yu) 被天天灌輸給我們(men) 的“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的“仇恨”“鬥爭(zheng) ”理論，反差竟是那麽(me) 強烈。

曆史往往無情地嘲弄曆史的參與(yu) 者，我們(men) 這些“先知先覺”的造反者很快被“後知後覺”的造反者所拋棄。曆史的旋渦總是使中心滾進邊緣，而邊緣人物每每占據中心。

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總免不了思緒萬(wan) 千，浮想聯翩。我們(men) 這一代人有不同於(yu) 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曆程和生命情調，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與(yu) 痛苦，有異代人難以理解的喜怒哀樂(le) 。我們(men) 屬於(yu) 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yi) 的一代，我們(men) 曾經盲目地然而卻是真誠地擁有為(wei) 理想、為(wei) 國家、為(wei) 他人英勇獻身的精神，並付諸了實踐。

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我們(men) 一方麵多少有些留戀那稚嫩的莽撞的苦鬥，那蹉跎歲月的青春、熱血和汗水的無私奉獻，以及第二故鄉(xiang) 的風土人情；另一方麵，又為(wei) 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圍重壓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縮而汗顏，為(wei) 自己後來經曆了思想解放，並逐步擺脫教條主義(yi) 的精神枷鎖，覺悟到知識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飛騰超越而暗自慶幸。

原罪與(yu) 救贖

我們(men) 生活在沒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會(hui) ，實際上很難體(ti) 驗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義(yi) 。我這裏所說的“原罪”，是極左年代的所謂階級原罪，即籠罩在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尤其是知識分子頭上的無形的緊箍咒——罪感意識，生而有罪的意識，父債(zhai) 子還的意識，低人一等的意識。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xiang) 運動的曆史，遠遠早於(yu) “文革”。即使不談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類似行為(wei) ，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這些都是與(yu) 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聯係在一起的。

我個(ge) 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讀高一和1965年讀高二時，就已向學校提出過不再念書(shu) 而奔赴農(nong) 村或邊疆務農(nong) 的要求。記得汪子英校長、劉克剛主任（教務）專(zhuan) 門與(yu) 我談過話，勸我打消此念，認真讀書(shu) 。

我當時十分欣賞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前驅者，決(jue) 心以他們(men) 為(wei) 榜樣。然而在下意識裏，這種要求卻是與(yu) 自己的“出身不好”有關(guan) 係的。當時的一種內(nei) 在痛苦，是渴望參加革命而因所謂“出身”問題和“海外關(guan) 係”問題而不得參加革命的痛苦。這種阿Q的苦惱在我們(men) 班上（省重點學校的重點班，同學們(men) 多數是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子女或城市工商業(ye) 者的後代）特別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與(yu) 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學們(men) ，受北大、武大“文革”巨變的鼓動，給校黨(dang) 總支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強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畢業(ye) 班的備考複習(xi) 而積極投身火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

次日形成了全校學生以請願和大字報為(wei) 主要形式的“六·六”運動。省市迅速排出了以一位資深的團省委副書(shu) 記為(wei) 首的工作組處理此事。後來我們(men) 才知道，我與(yu) 馮(feng) 達美、孫俊3人被工作組和黨(dang) 總支內(nei) 定為(wei) “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團。

我們(men) 當時無疑是激進的左派，是毛澤東(dong) 的十分幼稚且狂熱的信徒。然而由於(yu) 我們(men) 必須承受由父母帶來的“出身罪”，而不得參與(yu) “革命”。因此，我們(men) “革命”的動機首先為(wei) 當局所懷疑，且視為(wei) 異己分子，隨之而起的以“紅五類”為(wei) 主體(ti) 的紅衛兵運動，不僅(jin) 把我們(men) 排除在外，而且把我們(men) （所謂“黑五類”）也作為(wei) 鬥爭(zheng) 或準專(zhuan) 政對象。

曆史往往無情地嘲弄曆史的參與(yu) 者，我們(men) 這些“先知先覺”的造反者很快被“後知後覺”的造反者所拋棄。曆史的旋渦總是使中心滾進邊緣，而邊緣人物每每占據中心。

現在看來，十分可悲的是，我個(ge) 人在這種局勢下陷入到嚴(yan) 重的精神自戕、肉體(ti) 自虐的境況之中，陷入了償(chang) 還原罪的苦悶和折磨之中。這種精神奴役的創傷(shang) 之深，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

而我們(men) 這種救贖之道，隻能是自責、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從(cong) 強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積極參加革命、接受改造，並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脫胎換骨”的決(jue) 心。

例如，我曾經主動地天天打著赤腳到開水房為(wei) 好幾棟教學樓打開水；我這個(ge) 連任幾屆的班主席（班長）給我們(men) 班的幾任班主任老師劉樂(le) 芳先生、張麗(li) 華先生等寫(xie) 過大字報，揭發他們(men) 給青年學生推薦修養(yang) 之類的“毒草”；我積極參加當局領導的批鬥活動，特別是對許簡老師《三言兩(liang) 語》的批判，記得我曾把許老師的寫(xie) 作背景與(yu) 反修鬥爭(zheng) 聯係起來，查閱報刊，上綱上線。

寫(xie) 大字報說他抵製反修：我曾經追隨紅衛兵到珞珈山的幾位同學（他們(men) 的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家裏去“掃四舊”，在唐小蓓同學家還高聲指責她父親(qin) 唐炳亮教授，大約是聲討他這個(ge) 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

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紅衛兵的一封勒令信，讓我集合祖父母、父母親(qin) 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動兒(er) 混蛋”等十幾條口號，每條連呼幾遍，我照辦了，雖然痛苦至極，仍然造祖父母、父母親(qin) 、叔父母的反，勒令他們(men) 掃街，佩戴自辱的黑符號……

在所謂“批判資產(chan) 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我們(men) 這些“黑五類”也逐漸“鹹與(yu) 革命”了，我們(men) 參加的“紅十月戰鬥隊”，雖然是比較文雅的，但也做過蠢事。我記得我與(yu) 幾位同學在某年的大年除夕，還跑到“走資派”鄧鐵生書(shu) 記家狠狠訓斥了他一通。

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許放在特定的“文革”環境中算不得什麽(me) 。但“文革”過後，痛定思痛，深感當年在“左”的氛圍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wei) ，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違人性啊！或許恰好因為(wei) 自己有“黑五類”這頂帽子的限製，才沒有走得更遠。

我們(men) 這一代人是在激進主義(yi) 的熏陶下長大的，雖然在“文革”中，我對濫殺濫打無辜，“打砸搶抄抓”的無法無天狀態深感恐懼，對給我們(men) 的師長的種種侮辱（如我校紅衛兵給著名的女教師、化學權威張惟聰剃陰陽頭及給一些老教師戴高帽批鬥等）和殺伐（如我校著名數學教師陳邦鑒先生自殺等）深覺不公和不平，然總是以所謂革命的邏輯來說服自己，以毛澤東(dong) 讚揚湖南農(nong) 民運動14件大事的態度來對待所謂的“群眾(zhong) 運動”。

在這種麻醉劑下，我認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群眾(zhong) ”數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時也竭力與(yu) 家庭、尊長與(yu) “反動學術權威”的師長劃清界限。

1967年元月，由於(yu) 苦悶、無聊，由於(yu) 處於(yu) 一種“被拋棄”的生存處境中，由於(yu) 急想找到一個(ge) 躲避殘酷的現實和“罪惡”的家庭的地方，我與(yu) 另幾位“黑五類”同學王津新兄、吳炯珞兄、何崢生兄一道，打起背包，扒車到新疆去，請求加入新疆生產(chan) 建設兵團。

在我們(men) 的想象中，那裏不僅(jin) 是沙漠裏的綠洲，也是理想的烏(wu) 托邦之境。父母和兄長姐妹含淚送我遠行，以家中僅(jin) 有的一點錢為(wei) 我買(mai) 了行裝。我們(men) 4人扒了數道火車，幾經輾轉，終於(yu) 到達烏(wu) 魯木齊。

然而由於(yu) 國務院下令兵團不準招人，無論我們(men) 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如何苦苦哀求，兵團堅決(jue) 不予通融。萬(wan) 般無奈，我們(men) 4人在烏(wu) 市盤桓一周，不得不打道回府。

上述跪著造反、扭曲人生的心態和行為(wei) ，雖然發生在“文革”的背景下，雖然當時我尚不足20歲，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諒自己，為(wei) 自己的怯懦、無知、盲動，特別是傷(shang) 害親(qin) 友、師長的行為(wei) 而深深地負疚，深深地懺悔。

人性的複蘇

1968年11月，我們(men) 在久待之後，終於(yu) 第一批自願下鄉(xiang) 。我們(men) 班上的同學們(men) 雖幾經鬥爭(zheng) 、分化，但大體(ti) 上還能坐在一起，講同學的情分。我與(yu) 邱申新、陳世鍾、彭淑念各帶一隊，奔赴天門縣漁薪區和石河區的若幹生產(chan) 隊安營紮寨。

邱申新等同學（還有溫慶餘(yu) 等）在“文革”中表現出少有的懷疑精神，常常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不像我等那樣地信奉教條，那樣地唯書(shu) （報）唯上。

對於(yu) 下鄉(xiang) ，有一些同學是持有異議的。但我仍十分“革命”，心甘情願地接受貧下中農(nong) 再教育，真誠地希望通過勞動汗水的洗禮，改造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的確沒有想到後來還會(hui) 返城，的確屬拚命苦幹的紮根派。

當時的天門縣是“山清水秀、人麵桃花”的地方。從(cong) 縣城到漁薪，從(cong) 漁薪到我們(men) 生產(chan) 隊（楊場公社金星一大隊四小隊），河水清澈透底，兩(liang) 岸綠樹成蔭。膚色白淨的媳婦們(men) 和姑娘們(men) 喜歡穿著紅紅綠綠的漂亮衣裳在棉田鋤草，煞是好看。

她們(men) 老是嘲笑女知青們(men) 隻穿黑色、藍色的製服。但由於(yu) 好大喜功的政策幹擾，後來環境汙染日趨嚴(yan) 重，特別是漢北河挖通之後（我們(men) 都參加過挖掘漢北河），縣河成了死水，據說今天已不忍聞睹了。水已汙染，真不知“人麵桃花”安在否？

中國農(nong) 民是十分實在的一群人。他們(men) 對社會(hui) 的種種限製，常常能做出俏皮的挖苦和消極的反抗。所以，在那“割資本主義(yi) 尾巴”，限製農(nong) 民種自留地，限製農(nong) 民養(yang) 家畜、家禽，成天在大田裏集體(ti) 勞作，甚至種什麽(me) 、什麽(me) 時間種、怎麽(me) 種都一任上級發號施令的情況下，他們(men) 仍充分發揮了黑色幽默的天才。

我們(men) 這群苦行僧或苦行尼在田裏拚命於(yu) 活，由於(yu) 不得法（沒有技巧），常常弄得十分狼狽。他們(men) 常常拿我們(men) 打趣，田野裏充滿了笑聲。農(nong) 民其實是十分善良的，笑歸笑，幫歸幫，他們(men) 總是善意地幫助我們(men) ，安頓我們(men) 的衣食住行，為(wei) 我們(men) 做了房子，教我們(men) 一些幹農(nong) 活的技巧、方法，也包括偷懶的方法。

他們(men) 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要把一輩子的飯一口吃完了。”提醒我們(men) 愛惜身體(ti) 。我們(men) 開始幹活時總是弄得渾身上下髒兮兮的，而他們(men) 則暗示我們(men) ，身上幹淨才是最佳能手。

他們(men) 不僅(jin) 糾正了我們(men) 的苦行主義(yi) ，製止了我們(men) 的自虐自戕，也暗暗地糾正我們(men) 的鬥爭(zheng) 哲學。尤其是我們(men) 按教條主義(yi) 的虛幻的所謂階級分析，要去鬥爭(zheng) “地富反壞右”時，他們(men) 總是巧妙地回避，把我們(men) 引向別的目標。

而他們(men) 自己對所謂“五類”分子（其實很多是地主、富農(nong) 的子女，或城裏階級鬥爭(zheng) 激化後遣返到鄉(xiang) 下的資本家）則特別有人情味。在我們(men) 看來，“五類”分子是我們(men) 的敵人，而在他們(men) 看來，我們(men) 這些愣頭青其實是“六類”分子，需要他們(men) 在生活上予以關(guan) 照。

在皂市白湖圍墾時，早春時節，春寒料峭，“五類”分子要先跳到刺骨的水裏作業(ye) ，農(nong) 民們(men) 總是想各種辦法讓他們(men) 早一點從(cong) 水中起來。他們(men) 不僅(jin) 製止我們(men) 蠻幹，也教會(hui) 我們(men) 在工地上如何搶飯吃。有所謂“一、二、三”的策略，即第一碗多盛快吃，第二碗少盛快吃，一定要搶第三碗，然後慢慢吃。

在鄉(xiang) 下，我們(men) 真正體(ti) 驗了民間疾苦和我國農(nong) 村文明程度的低下。天門處在魚米之鄉(xiang) 的江漢平原之中，可我們(men) 與(yu) 當地人一樣，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少有魚肉吃，少有大米吃。吃得最多的是粟米、大麥米。大麥米的吃法是，先在鍋裏一炒，炒熟之後用水一煮，實際上無法煮爛（且燒柴本就缺乏）。

如此煮成的大麥米，當地叫“qu米茶”（我至今不知這個(ge) “qu”是何字，疑是“浚”，又似不對），夏天基本上吃它。因為(wei) 不能消化，拉出來也是整顆的大麥米。水利工地上每餐吃三兩(liang) 粟米，上麵加上一斤胡蘿卜。菜以醃菜、腐乳為(wei) 主，都是自己做的。農(nong) 村不僅(jin) “無吃”，也“無教”，特別是一些女孩子，根本不可能讀書(shu) 。

我們(men) 四、五兩(liang) 隊的知青辦了一個(ge) 識字班，在武漢買(mai) 了一些識字課本和小學一、二年級課本，把孩子們(men) （也有少數青年參加）編成不同程度的幾個(ge) 組給他們(men) 掃盲。此舉(ju) 深受孩子、青年和他們(men) 的家長的歡迎。我們(men) 也稍稍活躍了當地的文化生活。

由於(yu) 我們(men) 與(yu) 鄉(xiang) 親(qin) 們(men) 相處甚洽，感情甚深，我們(men) 離開時，鄉(xiang) 親(qin) 們(men) 都動了真情，流了淚水，送給我們(men) 雞蛋等物品。鄉(xiang) 下的生活使我們(men) 感受最深的是，我們(men) 懂得了仁愛、慈孝、信義(yi) 和平等等保存在民間裏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價(jia) 值，使我們(men) 的人性從(cong) “殘酷鬥爭(zheng) ”“無情打擊”的“文革”氛圍中漸漸複蘇，漸漸體(ti) 驗到人與(yu) 人之間情感的力量。

那種斬斷親(qin) 情、師生情和閹割人性之愛的所謂“階級鬥爭(zheng) ”，其實是多麽(me) 荒唐。我們(men) 頭腦裏充滿著有悖人性的“鬥爭(zheng) ”、“專(zhuan) 政”之類的教條，而鄉(xiang) 土的生活卻是充滿溫情的。農(nong) 民雖然在應付上邊的號令時表現出不少機巧或狡黠，但在日常生活中凸顯的是淳樸。

他們(men) 內(nei) 在的價(jia) 值指導，仍是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yi)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yi)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民間生活把我們(men) 內(nei) 在的四端之心啟導了出來，教會(hui) 了我們(men) 做人的根本。而這些耳濡目染體(ti) 驗到的仁義(yi) 禮智信、善良、和平，與(yu) 被天天灌輸給我們(men) 的“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的“仇恨”鬥爭(zheng) “理論”，反差竟是那麽(me) 強烈。

現在想起來，我真是非常感謝天門鄉(xiang) 下的父老鄉(xiang) 親(qin) 們(men) 的關(guan) 照，特別是對我們(men) 複蘇仁愛之心、良知善性的切實啟導。這些啟導往往是無言的。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我們(men) 接受的是無言的再教育，是實際的人生，是良心的複歸。

現在鄉(xiang) 親(qin) 們(men) 的生活不知怎樣了，從(cong) 前年來看我們(men) 的鄢元發叔口中得知，他們(men) 的生活遇到了新的麻煩，工業(ye) 化與(yu) 商業(ye) 化的衝(chong) 擊是不可避免的，而執掌鄉(xiang) 鎮權柄的年輕後生，頗有點霸氣十足、橫行無忌了。天知道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觀念在農(nong) 村還有沒有生根。彈指問，我們(men) 在鄉(xiang) 下當知青的日子距今已26年了，我們(men) 仍然很懷念那一段艱苦然而卻不乏溫情的鄉(xiang) 土生活。

多餘(yu) 的評價(jia)

紅衛兵運動和知青運動是有著密切連帶關(guan) 係的事情。研究20世紀60—70年代的思想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不能不研究極“左”思潮背景下的這兩(liang) 大運動。研究的視域和方法完全可以多元化，評價(jia) 和詮釋尺度不必也不可能統一。

我在鄉(xiang) 下待的時間不長，隻有一年半多一點，而且我待的地方，條件還算不錯，民風也淳樸。因此我的體(ti) 驗和感受，與(yu) 待得更長一些或更苦的地方的同學、親(qin) 友相比，也就頗不相同。

在我被招到湖北省化工廠當工人之後，我的一些同學及我的妹妹，又在鄉(xiang) 下生活了4年，有的甚至達8年。他們(men) 吃了不少苦頭，特別是精神上的壓力漸漸增大。新鮮感喪(sang) 失後，物質文化生活的極度貧乏和單調亦成了大的問題，有的甚至受到來自政治、情感諸方麵的摧殘。

現在在洛杉磯教書(shu) 的我班才女馮(feng) 達美，在天門機械廠當工人多年，隻是恢複高考後才得以返城。更苦的是書(shu) 呆子黃頤同學，因高度近視，在鄉(xiang) 下待了8年，爾後才抽回汽運站當搬運工，也是到恢複高考後才回武大。

黃老弟該有四十六七了吧，赴美多年，聞剛剛考上美國一家最好的物理實驗室讀博士後。他的垂垂老矣的父母相互攙扶著散步時將這消息告訴我，言談間似覺非常欣喜滿足。這兩(liang) 位老人膝下再無別的子女，黃老弟的妻小也早已隨他客居大洋彼岸。每每看到他父母的孤獨無依，我不覺悲從(cong) 心中來。

龔一平同學也在鄉(xiang) 下8年“抗戰”，回漢後開過小小機動車，讀了大學，現在在一家中學當娃娃頭，40出頭才有孩子，而仍麵臨(lin) 著糊口之憂。

孫俊同學還算順利，在北京環衛局法製處工作，也是借大學畢業(ye) 分配之機，在省教委前領導張樹芝同誌的關(guan) 照下，才解決(jue) 十多年兩(liang) 地分居的老大難問題。她的兒(er) 子又考回武大，讀書(shu) 很用功，而她自己已是一身疾病，形容憔悴了。我們(men) 班更多的老知青們(men) 仍在平凡的崗位上工作著生活著。

總的說來，知青下鄉(xiang) 是國家在“文革”期間為(wei) 解決(jue) 城市勞動力過剩而不得已采取的舉(ju) 措，也是消解城市動亂(luan) 源頭之一的紅衛兵運動的一種最佳方式。城市知識青年大批安置到本已勞動力過剩的農(nong) 村中去，實際上是反現代化的流向。

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仍不熄滅的“民工潮”，即農(nong) 業(ye) 過剩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打工的流向，倒是現代化的正流向。“知青運動”與(yu) “民工潮”恰是相反的兩(liang) 極。

相比之下，“民工潮”比“知青潮”的社會(hui) 震蕩更為(wei) 劇烈，也更有意義(yi) 。

知青這一批人，年齡跨度有十多年之久。70年代的中學生，我們(men) 不太熟悉。60年代的中學生，實在是很苦的一代人。在他們(men) 長身體(ti) 的時候，他們(men) 遇到物質生活的大饑荒；在他們(men) 長知識的時候，他們(men) 遇到精神生活的大饑荒。他們(men) 現已到中年，不少人成為(wei) 各行各業(ye) 的骨幹，有一部分人麵臨(lin) 新的失業(ye) 危機的困擾。

平心而論，“老三屆”一代人是最具韌性的一代，最受磨練的一代，最有敬業(ye) 精神的一代，他們(men) 給予這個(ge) 社會(hui) 的很多很多，而社會(hui) 給予他們(men) 的卻很少很少。老黑格爾說過，人不能脫離他的時代，正如不能脫離他的皮膚一樣。朱熹老夫子也說過：“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我們(men) 總是處在理想與(yu) 現實的撞擊之中。我們(men) 隻能以平常心情回首過去。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我們(men) 無怨無悔，我們(men) 的青春與(yu) 血汗的奉獻還是值得的。

就我個(ge) 人來說，下鄉(xiang) 的那一段日子是值得懷念的。雖然因出身問題仍十分自卑，但農(nong) 民不因此而鄙棄反更親(qin) 近。我漸漸恢複了自信，特別是複活了仁愛之心。這段生活至少為(wei) 我奠定了這麽(me) 一個(ge) 基礎，即盡管我因為(wei) 其他的緣故，在離開了農(nong) 村又當了8年工人之後，於(yu) 1978年31歲時有幸考入大學深造；盡管我現在於(yu) 高校任教，但我的本根是平民。

這不僅(jin) 因為(wei) 我的祖父、父親(qin) 隻是武昌城邊、巡司河畔的小小商人，更因為(wei) 我有當普通農(nong) 民、當普通工人的近十年的經曆。現在我是一位平平實實、獨立不苟的平民知識分子，決(jue) 不沾染貴族習(xi) 氣，特別無意巴結權貴，依傍權勢。我總是把自己當作一名知青，總希望不脫離此根，即中國文化的鄉(xiang) 土之根。

中國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儒釋道三家的哲理，需要吾人切實地體(ti) 驗。我的生命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在於(yu) 默默地工作，為(wei) 培養(yang) 平民的後代盡心竭力，在社會(hui) 需要時，不妨作獅子之吼，代表平民的心聲和社會(hui) 的良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