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學建構帝學*

——朱熹詮釋《大學》的另一種理路

作者：王琦  朱漢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社會(hui) 科學》201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穌2019年9月17日

摘要：中國傳(chuan) 統的“帝王之學”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權力、駕馭臣民、富國強兵的學問。宋儒希望建立道學化的帝王之學，實現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過對什麽(me) 不是帝王之學的辨析，確立了以《大學》為(wei) 核心的儒家正學引導帝王的經典體(ti) 係與(yu) 理論框架，並通過理學思想的運用，回答了帝王為(wei) 什麽(me) 學，如何學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綱紀等係列問題，推動了以道學建構帝學的思想建設。

關(guan) 鍵詞：朱熹；大學；經筵講義(yi) ；道學；帝學

在中國曆史上的所謂“帝學”或者“帝王之學”，往往又稱之為(wei) “帝王之術”“人主之術”“君道”等相近的名稱，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權力、駕馭臣民、富國強兵，故而人們(men) 總是視其為(wei) 一種追求政治功利的權術或治術方麵的學問。在早期儒家那裏，就一直希望帝王追求“德治”“仁政”，藐視執著於(yu) 政治功利的權術或治術。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後，儒學雖然影響帝王的治國理政，但仍然是一種“霸王道雜之”的“治術”。到了宋代，隨著崇儒重教國策的確立與(yu) 經筵製度的形成，“帝學”“帝王之學”悄然興(xing) 起，成為(wei) 了宋代儒學發展的另一個(ge) 走向。尤其是範祖禹首倡“帝王之學謂之‘大學’”後，[①]宋儒們(men) 紛紛重視對《大學》思想資源的重新挖掘與(yu) 詮釋，力圖建構一個(ge) 以道學為(wei) 內(nei) 涵的帝學思想體(ti) 係，複興(xing) 以孔孟之道為(wei) 核心的王道理想。

朱熹也十分注重對《大學》經旨義(yi) 理的詮釋與(yu) 重構。他自言：“某於(yu) 《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shu) 。’某於(yu) 《大學》亦然。”[②]從(cong) 《壬午應詔封事》（1162年）中首次提出以《大學》為(wei) “不可以不熟講”的“帝王之學”，[③]到其入侍經筵進講《（大學）經筵講義(yi) 》（1194年）的32年間，[④]朱熹一直在努力通過對《大學》的重新詮釋與(yu) 思想建構，為(wei) 現實政治的帝王們(men) 建構一種他希望的帝王之學，從(cong) 而實現致君堯舜，道濟天下的王道理想。[⑤]如果能通過經筵講學，引導君主“親(qin) 近儒學”，“切劘治道”，以至“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nei) 瞻仰畏愛，如親(qin) 父母”，達致“堯、舜、湯、武之聖”，[⑥]即使是“退伏田野，與(yu) 世長辭”，朱熹也是其猶未悔。[⑦]

那麽(me) ，如何來建構帝王之學，用正確的學問引導帝王至於(yu) 堯舜之道呢？由於(yu)

在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結構中，天子身處權力的核心，天下萬(wan) 事萬(wan) 物的根本就在於(yu) 君主之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⑧]朱熹通過多年的學術思索與(yu) 政治實踐，認識到通過講學以正君心立綱紀[⑨]，不僅(jin) 是解決(jue) 南宋王朝整體(ti) 性危機的關(guan) 鍵之所在，也是實現儒家仁政德治為(wei) 核心的王道理想的根本之所在。所以建構帝學，首先就必須確立帝王學習(xi) 的經典體(ti) 係。

一．帝學體(ti) 係：儒家正學

麵對著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異彩紛呈的學術流派，應該選用哪家學派的經典來教導帝王呢？朱熹認為(wei) ：“人君之學與(yu) 不學、所學之正與(yu) 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與(yu) 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⑩]君主之學與(yu) 不學、學之“正”與(yu) “不正”，將直接影響到國家政治之治亂(luan) 。因而他通過對什麽(me) 不是帝王之學的辨析與(yu) 反思中，確立了以儒家正學來引導帝王的思路，其實質就是以道學建構帝學。

1.帝王之學不是釋老之學

朱熹認為(wei) 老子、釋氏之學因其識心見性之妙，與(yu) 儒家古先聖王之道有“不約而合者”，極其具有迷惑性，以至於(yu) 君主妄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wei) “真有合於(yu) 聖人之道”，甚至將“聖賢所傳(chuan) 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之學視為(wei) “常談死法而不足學”。[11]用這樣的學術來指導天下國家的治理，則未能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物，於(yu) 天下事多所未察。朱熹認為(wei) 孝宗即位多年以來，“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yu) “由不講大學之道而溺於(yu) 淺近虛無”的釋老之學。[12]由於(yu) 從(cong) 實質而言，儒家之學與(yu) 釋老之說有著根本區別：一個(ge) 是以性命為(wei) 真實，一個(ge) 是以性命為(wei) 空虛；一個(ge) 無論是動靜語默，還是應物修身，無不是萬(wan) 理粲然於(yu) 其中，體(ti) 用一原，顯微無間，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一個(ge) 是“徒知寂滅為(wei) 樂(le) ，而不知為(wei) 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真妄之別”，因而是“無所救於(yu) 滅理亂(luan) 倫(lun) 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鮮有不害於(yu) 政事者。正是由於(yu) 釋老之學的虛幻性與(yu) 迷惑性，程顥將釋老之學視為(wei) “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認為(wei) “辟之而後可與(yu) 入道”[13]。通過對釋老之學與(yu) 儒學不同的比較，及其危害性的闡述，朱熹將釋老之學視為(wei) 儒學的頭號大敵，欲辟之而後快，隻要一有機會(hui) ，便加以批判與(yu) 反駁。

2．帝王之學不是管商功利之說

自從(cong) 宋代“道德性命”之學興(xing) 起以來，理學家們(men) 大多認為(wei) 三代以下，尤其是漢唐以來，王道駁雜不純，多為(wei) 追求功利權謀、治國富民之術的霸道政治。由於(yu) “學與(yu) 政非二物，顧所學者爾：學帝王仁義(yi) 之術，則為(wei) 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wei) 刑政。”[14]學術與(yu) 政治實為(wei) 一體(ti) 之兩(liang) 麵，所以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視“學”對帝王修身立德及政治理念的引導。對此朱熹同樣認為(wei) ，正是由於(yu) “儒者之學不傳(chuan) ，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yu) 天下”，所以“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ti) 卻隻在利欲上。”[15]造成了以霸力與(yu) 權術治理天下的局麵，未能實現堯舜三代之治。而管商之學正好是以功利權謀、駕驅臣民之術實現富國強兵的霸道政治為(wei) 其特征，雖然在短期內(nei) 能夠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從(cong) 宋朝推行的實際效果來看，則是“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也。”反而是“聖賢所傳(chuan) 生財之道、理財之義(yi) 、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古所以為(wei) 富強之大者”的治國原則與(yu) 為(wei) 政理念，未能明於(yu) 天下，從(cong) 而使得國家的政治治理本末倒置，難以實現真正的王道政治。[16]因而朱熹將管商功利之學排斥在帝王之學的範圍之外，並特別注重王霸義(yi) 利之辨。

3．帝王之學不是記誦詞章之學

自帝王之學產(chan) 生之日起，便因其教育對象的特殊性，必然與(yu) 士大夫之學不同。其“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旨，必可舉(ju) 而措之天下之民”的為(wei) 學追求，[17]決(jue) 定了帝王不能像士大夫那樣以文詞為(wei) 工，以博記為(wei) 能。朱熹認為(wei) 孝宗即位以來，所學的不過是“諷誦文辭、吟詠性情而已”的記誦詞章之學，很容易使人陷入字詞章句訓詁等瑣碎知識，或沉迷於(yu) 文章辭藻的華美豔麗(li) 之中，這些都是“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18]這種“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輟而以華靡相勝”的學問，“反之以身則無實，踐之事則無當”，對身心修養(yang) 、立身處世、治國理政的實踐並無益處，因而是“學之邪也，”[19]不能列入帝王之學的範圍。此外，朱熹對那些“限於(yu) 程式”，使得帝王所聞“不過詞章記誦之習(xi) ”的勸講官們(men) 也進行了批評，[20]認為(wei) 他們(men) 未能承擔起應有的職責，通過經典詮釋與(yu) 講讀，以儒家之經旨要義(yi) 引君於(yu) 道，隻是“應文備數”，拘泥於(yu) 字詞訓釋、雕章琢句的俗儒所為(wei) ，沒有發揮應有的“箴規之效”的作用。[21]

4．儒家正學（道學）的確立

正是由於(yu) “俗儒記誦之習(xi) ，其功倍於(yu) 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yu)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則又易“惑世誣民，充塞仁義(yi) ”，使“君子不聞大道之要”，所以它們(men) 都不能是帝王之學。[22]而朱熹心目中理想的帝學就是儒家“正學”，這乃是“古先聖賢之說”的“天經地義(yi) 自然之理”，即使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也必須遵從(cong) 而不能違。[23]因此，當今帝王若想“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就必須學習(xi) 格物致知“以極乎事務之變”，誠意正心“而所以應天下之務”的“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其精髓被“自古聖人口授心傳(chuan) 而見於(yu) 行事”，筆之於(yu) 《六經》之中，以示後世之為(wei) 天下國家者，而其“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又承載在《大學》之中。[24]由此可見，朱熹要確立的帝王之學就是與(yu) 俗儒記誦辭章之學、管商功利之說、釋老空無之道不同的，由堯舜至孔孟等聖聖相傳(chuan) ，貫本末立大中的儒家正學。

此外，朱熹倡明儒家正學，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yi) ，就是以程朱“理學”為(wei) 正學。朱熹認為(wei) 堯舜等聖聖相傳(chuan) 之“道統”與(yu) 孔孟儒家之“學統”，至漢代以下已失其傳(chuan) ，以至於(yu) 異端之說日新月盛，“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luan) 真矣”，[25]造成了儒學式微及國家政治的混亂(luan) 。如果說漢唐之儒未能繼承孔孟之道，將儒學變成了章句訓詁之學與(yu) 政治功利之術的話，那麽(me) ，即使是到了宋代，也有很多的士大夫表麵上是講儒學，但實際上仍不是儒家“正學”。如王安石所倡導的儒學，是政府所推崇的顯學，並指導了熙寧變法的政治實踐。但是由於(yu) 王安石之學不劃儒、釋疆界，其所謂的“道德性命”之說，假借釋氏太多，[26]以至於(yu) 祖虛無而害實用，“學術不正當，遂誤天下”[27]，造成了變法失敗及政局動蕩。基於(yu) 對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反思，他特別強調千百年來惟有“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chuan) 之緒”以“開示學者”，以《大學》為(wei) “孔氏遺書(shu) ”與(yu) “初學入德之門”，繼承了堯舜等聖帝明王之道[28]，真正代表了儒家“正學”與(yu) “道統”。隻有通過像程顥、程頤般的“真儒”給帝王講述儒家“正學”，才能用實現致君堯舜，重構政治社會(hui) 秩序的王道理想，進一步確立了程朱學派及其所開創的理學在帝學建構中的作用與(yu) 地位。可見，朱熹所倡導的儒家正學，其實質就是宋代興(xing) 起的道學。[29]隻有以道學作為(wei) 指導帝王正心修身、治國理政的“正學”，才有可能引導帝王於(yu) 符合儒家價(jia) 值觀念的“正道”，並進而規範“政統”，成就君德立帝業(ye) 。

二、帝學思想架構：《大學》

帝王之學以道學為(wei) “正學”，那麽(me) 是否有方便易入的法門，讓日理萬(wan) 機的帝王能夠比較快捷地掌握儒家經典的義(yi) 理奧蘊呢？朱熹對儒家經典體(ti) 係有一個(ge) 重要的看法，相對於(yu) 《六經》而言，《四書(shu) 》則是學者為(wei) 學成聖、修身立德的方便法門。而在《四書(shu) 》之中，又“須熟究《大學》做間架，卻以他書(shu) 填補去”，[30]儒學的為(wei) 學之序應該是：“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處”[31]，然後及乎《六經》”。[32]以《大學》為(wei) 《四書(shu) 》之首，《四書(shu) 》又為(wei) 《六經》學習(xi) 的必由之路，可見《大學》在朱熹思想體(ti) 係建構與(yu) 進學次第中的重要地位。朱熹這一個(ge) 看法，也深刻影響了他對帝學經典體(ti) 係的看法。朱熹在《經筵講義(yi) 》中特別強調《大學》就是“大人之學”。[33]他為(wei) 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講“大學之道”的目的，就在於(yu) 以《大學》的脈絡與(yu) 框架，引導帝王深入探尋蘊涵在經典背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34]以此成就帝王治國平天下的經世事業(ye) 。

朱熹為(wei) 何會(hui) 如此重視《大學》在儒家正學中的重要的地位，將其視為(wei) 架構帝王之學的首要經典與(yu) 理論框架呢？這是由《大學》自身的思想內(nei) 涵、結構特點所決(jue) 定的。首先從(cong) 其思想內(nei) 涵而言，《大學》濃縮了《六經》的經旨脈絡，承載了堯舜等聖王授受的心法之要。朱熹認為(wei) 《大學》就是“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是堯舜所謂“精一”與(yu) “執中”，而“自古聖人的口授心傳(chuan) 見於(yu) 行事者，惟此而已。”堯舜等聖聖口授心傳(chuan) 的心法要旨，至孔子時集闕大成，筆之以為(wei) 《六經》，作為(wei) 治理天下的常經，而“於(yu) 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其明者，則今見於(yu) 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是也”。[35]可見，儒家的精神價(jia) 值與(yu) 理想追求主要承載在《六經》之中，而《六經》的經旨脈絡則詳細而明白地體(ti) 現在《大學》之中。如果先通《大學》，再去看其它經典，“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36]掌握了《大學》的綱目，帝王為(wei) 學便有了一個(ge) 框架與(yu) 方向。帝王苟惟不學，學則必“主乎此”。[37]沿《大學》而入，即可依其經旨脈絡掌握古先聖王之要道，有補於(yu) 天下之治亂(luan) ，凡是“後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於(yu) 天下國家者”，必不可“舍是而他求”。[38]朱熹更是將其視為(wei) “不可不熟講”的帝王之學，希望帝王對此遺經要“少留聖意”，延訪真儒“講學而自明之”，“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以“應當世無窮之變”。[39]實現家國天下的治理。

其次，從(cong) 結構特點而言，《大學》具有“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nei) 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的特點，[40]提供了內(nei) 聖與(yu) 外王的雙向通道。它不僅(jin) 闡發了明明德、新民、止於(yu) 至善的修身治人底規模，而且指明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為(wei) 學路徑，體(ti) 現了“聖人做天下的根本”，“明此以南麵，堯之為(wei) 君也；明此以北麵，舜之為(wei) 臣也”。[41]《大學》既為(wei) 帝王，又為(wei) 士大夫提供了一條由內(nei) 聖而及於(yu) 外王的為(wei) 學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目標與(yu) 實踐途徑，儒家的君臣之倫(lun) 、治國之道無不體(ti) 現在其中，係統地展示了儒術綱目與(yu) 儒家功夫序列。此外，經朱熹重新厘定後的《大學》經傳(chuan) ，從(cong) 邏輯結構上來看，不僅(jin) 提綱契領，“細分條目，巨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為(wei) 詳備”，[42]而且易於(yu) 推尋，便於(yu) “博考傳(chuan) 文，隨事體(ti) 察而實致其力，”展現“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43]，能夠快捷明了地掌握大學主旨及進德修業(ye) 的秩序，學習(xi) 易見成效。作為(wei) 帝王而言，如果掌握了《大學》的綱領要義(yi) ，則可以“秉本執要，酬酢從(cong) 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奸言邪說無足以亂(luan) 其心術”，[44]通過“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45]成為(wei) 聖帝明君，成就王道政治。

可以說，朱熹確立以《大學》為(wei) 首而及《四書(shu) 》《六經》的為(wei) 學次第與(yu) 規模，無非是想以《大學》作為(wei) 帝王之學的理論框架與(yu) 入學門徑，由此融會(hui) 貫通其它儒家經典，為(wei) 帝王提供一種學做聖人並成為(wei) 聖王的新範式。[46]

三、帝學建構思路：學、道、治融合

明確了帝王之學以道學為(wei) 正學，以《大學》為(wei) 思想框架而及於(yu) 其它經典的為(wei) 學體(ti) 係之後，接下來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帝王為(wei) 學的依據是什麽(me) ？如何通過講學而正君心成治道？為(wei) 此，朱熹通過天理論、人性論等理學概念的運用，解答了帝王為(wei) 什麽(me) 學、如何學等問題，力圖將帝王納入天理所規範的範圍，用儒家價(jia) 值理念引導帝王成君德出聖治。

1.帝王為(wei) 學的依據

餘(yu) 英時曾經說過：“皇帝所擁有的是最後的權源。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或改製都必須從(cong) 這個(ge) 權力的源頭處發動。所以皇帝個(ge) 人的意誌是一個(ge) 決(jue) 定性的力量。”[47]因而，要說服帝王按照儒家的價(jia) 值理念修身立德、治國理政，就必須從(cong) 理論上解答清楚帝王為(wei) 什麽(me) 要學的問題。由於(yu) “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yi) 、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lun) ，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yu) 一人之身矣。”[48]人一生下來即平等地擁有仁義(yi) 禮智之性，這是天理在人身上的具體(ti) 體(ti) 現，因而人人皆具有學為(wei) 堯舜可能性。但同時，人又因“血氣之身”而有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從(cong) 而導致“人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yu) 亂(luan) 其倫(lun) 理而陷於(yu) 邪僻”，天理本然之性晦暗不明，人性沉淪，社會(hui) 動蕩。[49]因而需要通過聖人與(yu) 真儒講學而開明其心，複其性盡其倫(lun) 。這既是古之聖王設為(wei) 學校以教天下人的根本原因，也是古代社會(hui) 能夠“治日常多而亂(luan) 日常少”的關(guan) 鍵所在。[50]帝王也並非天生的道德權威，他與(yu) 普通人一樣，既有天命之性，具有成為(wei) 聖人的可能性，同時也因氣質、物欲之蔽，必須通過“學”以修身，才有可能獲得與(yu) 其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美德，成就聖王的事業(ye) 。由於(yu) 為(wei) 學的依據就在於(yu) 人的天賦本然之性，也即“理”中，所以“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wei) 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wei) 而必為(wei) ，所不當為(wei) 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51]這就將帝王納入了天理所規範的範圍，以理學的標準來指導自己的身心實踐與(yu) 治國理政。不僅(jin) 為(wei) 帝王學為(wei) 聖王提供了終極依據，而且體(ti) 現了朱熹力圖借助天理的權威與(yu) 普世原則約束帝王，以道統規範治統的努力，為(wei) 儒家仁政德治理想的實現奠定堅實的基礎。

2．講學明理而正君心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wei) 先，那麽(me) ，明理的關(guan) 鍵點又在何處？如何正君心？由於(yu) 在君主製國家，“天下之事，其本在於(yu) 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yu) 一心”，[52]而人主之心“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yu) 治亂(luan) 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chuan)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闕中’者，正此謂也。”[53]所以講學明理以正君心的關(guan) 鍵點就在於(yu) 從(cong) 道心、人心的惟微、惟危的“一念之萌”處做功夫，讓“道心常為(wei)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54]通過格物致知以窮理明善，“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並推而至於(yu) “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天理裁之，以此“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意誠心正，身修國治，“得以與(yu) 乎帝王之盛”。[55]反之，如果“天理有未純”，則“為(wei) 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則“除惡不能去其根”，心為(wei) 外物所迷惑而不知返，“一身無主，萬(wan) 事無綱”，[56]必將引發家不齊、左右不正、賢人不舉(ju) 、綱維不振、軍(jun) 政不修、民力困窮、國勢日頹等一係列的問題。[57]雖然“欲備精勞力”以求治，而“天下之事愈至於(yu) 不可為(wei) ”。[58]體(ti) 現了朱熹“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yu) 前，定計所以養(yang) 氣而督之於(yu) 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的一貫理念，[59]力圖通過學術影響帝王的心性修養(yang) 進而影響政治的思想理路。

3.儒家之道與(yu) 治國之術的融合

朱熹通過“道心”“人心”“天理”“人性”等理學思想的運用，詮釋了講學明理以正君心為(wei) 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與(yu) 先務，接下來就是要將儒家之“道”的價(jia) 值理念，具體(ti) 化為(wei) 一套行之有效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方可最終成就堯舜之治的王道理想。其實，朱熹在入侍經筵前，他以《大學》經旨義(yi) 理為(wei) 指導而製定的修齊治平的方略便已基本定型，其中尤以《戊申封事》（1188年）與(yu) 《己酉擬上封事》（1189年）集中體(ti) 現了他正君心立紀綱的全麵規劃。如果說他在《戊申封事》中，緊扣“正君心”的“天下之本”，提出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ju)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yang) 民力、修明軍(jun) 政等六大“今日之急務”，為(wei) 拯救南宋的整體(ti) 性危機提出了診斷性“藥方”，[60]那麽(me) 《己酉擬上封事》則將其進一步深化為(wei) 十大施政措施，除以“講學以正心”為(wei) 帝王施政之首務外，還包括：（1）“修身以齊家”。言當分男女內(nei) 外之別，定妻妾嫡庶之分，采有德戒聲色，近嚴(yan) 敬遠技能，正宮壺杜請托，檢婚姻而防“惑亂(luan) ”。[61]（2）“遠便嬖以近忠直”。明君子小人之別，不可兼收並蓄而不相害，當“謹邪僻之防”而“察國家之大賊”，吸取元祐間“紹聖、元符之禍”的經驗教訓。[62]（3）論“抑私恩以抗公道”。言君主當“兼臨(lin) 博愛，廓然大公”而無新舊親(qin) 疏之防、偏黨(dang) 袒狹之情，以“服眾(zhong) 心、革宿弊而防後患”。[63]（4）“明義(yi) 理以絕神奸”。認為(wei) 君主當修德行政、康濟兆民，致學問以知幽明之道而承受天命。[64]（5）“擇師傅以輔皇儲(chu) ”。當“早諭教與(yu) 選左右”，以孝仁禮義(yi) 為(wei) 本，定其日用器具法度，正太子而定天下之大本，以承社稷長久之計。[65]（6）“精選任以明體(ti) 統”。認為(wei) “人主以論相為(wei) 職，宰相以正君為(wei) 職”，同時“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為(wei) 台諫給舍，君臣各守其職而尊朝廷，確保政出於(yu) 一而“無多門之弊”。[66]（7）“振綱紀以厲風俗”。人主當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yu) 上”，“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公賞罰之施”，而正宰相大臣百官，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wei) ”，“不善之可羞而必去”，化民成俗，民德歸厚，社會(hui) 和諧，風俗淳美。[67]（8）“節用以固邦本”。以節用愛人為(wei) 原則，禁止橫征暴斂，廢罷中外冗費，擇將帥核軍(jun) 籍，廣屯田汰浮食，減賦稅寬民力。[68]（9）“修政事以禦外侮”。這是他通過多年的政治實踐與(yu) 學術思索，為(wei) 挽救南宋的危亡開出的根本性藥方，體(ti) 現了其帝王之學以誠意正心、修身立德的“內(nei) 聖”為(wei) 本，而達於(yu) “明明德於(yu) 天下的“外王”事業(ye) 的致思方向與(yu) 君德帝業(ye) 成就的具體(ti) 路徑。

四、道學化帝學的奠定與(yu) 發展

《大學》原本為(wei) 《禮記》中的一篇，“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69]未引起儒者足夠的重視。至宋代以來，由於(yu) 帝王的倡導與(yu) 士大夫的不斷詮釋，《大學》的思想資源被重新挖掘。尤其是範祖禹在《帝學》中首次提出“帝王之學，謂之‘大學’”後，[70]《大學》日益成為(wei) 宋代士大夫們(men) 以道統規範治統，致君堯舜的思想武器。但是他們(men) 隻是提出了某些觀點，並未從(cong) 理論上進行係統闡述。首先對帝學進行係統思考與(yu) 建構的是朱熹，從(cong) 初次提出“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71]至其入侍經筵的三十多年間，他從(cong) 未停止過對帝王之學的探索。朱熹通過對帝王之學不是什麽(me) 的辨析與(yu) 反思，確立了以《大學》為(wei) 核心的儒家正學引導帝王的經典體(ti) 係與(yu) 理論框架，並通過理學思想的運用，回答了帝王為(wei) 什麽(me) 學，如何通過學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綱紀等係列問題，推動了以道學建構帝學的思想建設。

之後真德秀沿著朱熹“《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shu) 填補去”[72]的思路與(yu) 精神，創作了《大學衍義(yi) 》，再次標舉(ju) 帝王之學，以《大學》為(wei)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認為(wei) “為(wei) 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wei) 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視其為(wei) “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73]，進一步強化《大學》作為(wei) 帝王之學的重要作用。從(cong) 全書(shu) 的結構而言，真德秀的《大學衍義(yi) 》以“帝王為(wei) 治之序”與(yu) “帝王為(wei) 學之本”二者為(wei) “綱”，以“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為(wei) “目”，並在每目之下，又細分小目：如物致知之要下又分為(wei) 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ti) 、察民情四目；誠意正心之目下分為(wei) 崇敬畏、戒逸欲二目；修身之目下分為(wei) 謹言行、正威儀(yi) 二目；齊家之目下分為(wei) 重妃匹、嚴(yan) 內(nei) 治、定國本、教親(qin) 屬四目。而在各目之中又有細目，如“格物致知之要”下的“明道術”之目，又細分為(wei) “天性人心之善”“天理人倫(lun) 之正”“吾道異端之分”“王道霸術之異”四小目等。[74]並在“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跡，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而“其一得之見亦竊附焉”。[75]從(cong) 而以“格物、致知、正心、修身”為(wei) “體(ti) ”，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wei) “用”，[76]充實與(yu) 完善了《大學》“八條目”中的前六條目，進一步豐(feng) 富、發展了帝王之學。如果說“朱熹利用《大學》來說明君主和學者該如何修身，真德秀則把《大學》作為(wei) 一個(ge) 參照點，作為(wei) 皇帝操行的規範。”[77]

其後，明代的邱浚作《大學衍義(yi) 補》一書(shu) ，以《大學》“八條目”中的後二條目“治國”“平天下”為(wei) 理論框架，博采六經、諸史、百家之文，完善和補充真德秀的《大學衍義(yi) 》，至此以《大學》為(wei) 框架，以道學建構帝學的理論任務得以完成。範祖禹、朱熹、真德秀、邱浚共同確立了《大學》在儒家經典及帝王之學中的重要地位，展現了帝王之學發展、演變的邏輯軌跡，寄寓了中國士大夫們(men) 試圖通過經典詮釋與(yu) 理論建構，用儒家之道，引導、教化帝王，提升其心性修養(yang) ，進而影響政治，塑造“聖”“王”合一的堯舜之君，重構政治社會(hui) 秩序的王道理想。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16BZX056）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王琦，女，湖南邵陽人，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cong) 事儒家哲學、經筵講義(yi) 等研究,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哲學史》《社會(hui) 科學》《光明日報》等期刊與(yu) 報紙發表論文30多篇，出版專(zhuan) 著2部，國家社科基金《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項目主持人，參與(yu) 國家社科重點項目《中國儒學通誌》，負責宋元紀年卷撰寫(xie) 。

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國學院院長，曆史學、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學術委員會(hui) 副主任，嶽麓學者領軍(jun) 教授。任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中國書(shu) 院學會(hui) 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等。任嶽麓書(shu) 院院長20多年，推動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國家《清史》學術工程項目等十多項。出版《玄學與(yu) 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儒學的多維視域》等著作二十多種。獲評國務院政府津貼專(zhuan) 家、首屆湖南省優(you) 秀社會(hui) 科學專(zhuan) 家、徐特立教育獎。

注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規劃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項目編號：16BZX05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頁。

[②]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58頁。

[③]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頁。

[④]從(cong) 1162年朱熹上《壬午應詔封事》至其1194年進呈《經筵講義(yi) 》，朱熹還撰寫(xie) 了《癸末垂拱奏劄》《庚子應詔封事》《辛醜(chou) 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擬上封事》等具有前後一貫性的“帝學”封事奏劄，力圖發揮其以學術指導帝王的道德修養(yang) 與(yu) 政治實踐的功能，實現其堯舜其君，道濟天下的理想。

[⑤]朱熹：《經筵留身麵陳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78頁。

[⑥]朱熹：《乞進德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74頁。

[⑦]朱熹：《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70頁。

[⑧]朱熹：《己酉擬上封事》，《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2，《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8頁。

[⑨]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581頁。

[⑩]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11]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12-613頁。

[12]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2頁。

[13]朱熹：《戊申封事》，第611頁。

[14]王十朋：《經筵講義(yi) 》，《梅溪集》卷27，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15]朱熹：《答陳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第1588頁。

[16]朱熹：《戊申封事》，第611-613頁。

[17]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4頁。

[18]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19]朱熹：《乙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20]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第632頁。

[21]朱熹：《戊申封事》，第597頁。

[22]朱熹：《大學章句序》，《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3頁。

[23]朱熹：《戊申封事》，第613頁。

[24]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25]朱熹：《中庸章句序》，《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2011年版，第16-17頁。

[26]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版，第51頁。

[27]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27，第3046頁。

[28]朱熹：《經筵講義(yi)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92頁。

[29]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619頁。

[3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3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49頁。

[32]朱熹：《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子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895頁。

[33]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1頁。

[34]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1-692頁。

[35]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36]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2頁。

[37]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頁。

[38]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2頁。

[39]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2-573頁。

[40]朱熹：《大學章句序》，《四書(shu) 章句集注》，第3頁。

[41]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42]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9頁。

[43]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9頁。

[44]朱熹：《經筵講義(yi) 》，第710頁。

[45]朱熹：《庚子應詔封事》，第581頁。

[46]包弼德：《曆史上的理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119頁。

[47]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第231頁。

[48]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1頁。

[49]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1-692頁。

[50]朱熹：《經筵講義(yi) 》，第691-692頁。

[51]朱熹：《癸末垂拱奏奏劄二》，第633頁。

[52]朱熹：《乙酉擬上封事》，第618頁。

[53]朱熹：《辛醜(chou) 延和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39頁。

[54]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頁。

[55]朱熹：《延和奏劄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64-665頁。

[56]朱熹：《行宮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shu) 》第20冊(ce) ，第670頁。

[57]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頁。

[58]朱熹：《戊申封事》，第689至614頁。

[59]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8頁。

[60]《戊申封事》共分三部分：一論天下之大本；二論當日之急務；三論時論之得失。束景南認為(wei) 這是“朱熹生平對南宋社會(hui) 一次登峰造極的全麵剖析，也是理學家用誠意正心之學解決(jue) 社會(hui) 迫切問題的著名範例。”見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頁。

[61]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19-620頁。

[62]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0-621頁。

[63]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1頁。

[64]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1-622頁。

[65]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2-623頁。

[66]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3-624頁。

[67]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4-625頁。

[68]朱熹：《已酉擬上封事》，第625-626頁。

[69]四庫全書(shu) 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35，中華書(shu) 局1997年版，第461頁。

[70]範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31頁。

[71]朱熹：《壬午應詔封事》，第571頁。

[72]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4，第250頁。

[73]真德秀：《大學衍義(yi) 序》，《大學衍義(yi) 》，朱人求點校，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74]真德秀：《大學衍義(yi) 序》，《大學衍義(yi) 》，第2-3頁。

[75]真德秀：《大學衍義(yi) 序》，《大學衍義(yi) 》，第3頁。

[76]真德秀：《尚書(shu) 省劄子》，《大學衍義(yi) 》，第5頁。

[77]包弼德：《曆史上的理學》，第121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