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檣作者簡介:常檣,本名常強,男,西元1983年12月生,山東(dong) 臨(lin) 清人,現任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秘書(shu) 處,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主要研究儒家哲學、儒家文化傳(chuan) 承發展與(yu) 普及應用。著有《問道三人行》《孔子學堂微訪談》《孔子百問》《儒此便好》《走近孔子,發現自己》等。 |
穀牧與(yu)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作者:常檣(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秘書(shu) 處)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百年潮》2019年第7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九日丁巳
耶穌2019年9月17日

1989年10月8日,穀牧陪同新當選總書(shu) 記江澤民接見部分儒學專(zhuan) 家學者
摘要:2019年是孔子誕辰2570周年,也是原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原名譽會(hui) 長穀牧逝世10周年、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創辦35周年。穀牧作為(wei) 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在我國解放和建設過程中做出了傑出貢獻,建立了卓越功勳。文革以後,穀牧欣然擔任中國大陸成立最早的儒學組織——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名譽會(hui) 長。在他的悉心關(guan) 懷和親(qin) 自指導下,孔子基金會(hui) 率先扛起在中國複振儒家文化的大旗。依托孔子基金會(hui) ,“三孔”文物保護、儒家文化研究與(yu) 普及、曲阜名城建設、國際儒學交流等事業(ye) 逐漸走出文革陰霾,步入正軌。曆史地看,穀牧堪為(wei) 孔子基金會(hui) 乃至文革後中國儒學研究與(yu) 普及大業(ye) 的總設計師。圍繞穀牧與(yu)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追思穀牧在我國文化戰線上所做出的豐(feng) 功偉(wei) 績,既是對他本人的一種追憶與(yu) 感念,也是留後世的一份交代與(yu) 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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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穀牧在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上致辭
一、穀牧早年的文化情結
述評穀牧與(yu)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緣分,不得不提他早年的文化情結。與(yu) 其他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不同,穀牧雖出身貧寒,卻曾在早年打下特別堅實的國學功底。這與(yu) 他特殊的家境有關(guan) 。
穀牧是山東(dong) 榮成人。據《穀牧回憶錄》記載,穀牧的父親(qin) 和他都是家中單傳(chuan) ,父親(qin) 在他9歲時去世。祖父是個(ge) 農(nong) 民,識字不多,家中常受大戶欺辱,祖父對他講,日子再難也要供他讀書(shu) ,以便在將來撐起這個(ge) 家。非常幸運的是,他的外祖父王東(dong) 堂是個(ge) 參加過鄉(xiang) 試卻未中舉(ju) 、但國學功底還算深厚的秀才。穀牧在7至15歲期間,一直在外祖父的私塾學習(xi) ,在人生中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學習(xi) 階段,接受了嚴(yan) 格的國學教育。[①]
每天,在正式讀書(shu) 之前,他都有兩(liang) 項“規定動作”要完成,首先向孔子牌位作揖,再向他的外祖父兼師父行禮。多年來對這一固定動作日複一日的重複,逐漸在穀牧幼小心靈中刻下尊師重道的思想觀念。他跟隨外祖父學習(xi) 了《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以及唐詩等中國傳(chuan) 統典籍。
王東(dong) 堂的教書(shu) 辦法非常傳(chuan) 統,先教識字,後要求死記硬背。如此過了3年,他才開始為(wei) 穀牧開講經典。講解完全依照繼孔子之後儒家另一位集大成者——朱熹的詮釋體(ti) 係,講完後便要求寫(xie) 文章,此外,王東(dong) 堂還教他書(shu) 法、白話文和算術。如此一來,穀牧的文化功底怎能不深厚?
在王東(dong) 堂的弟子中,穀牧的成績是最好的。王東(dong) 堂因此常帶他外出遊學,與(yu) 當地知識分子談經論道,作文吟詩。
穀牧在家族中是“家”字輩,家人便援引《孔子家語》這部書(shu) 名,為(wei) 他取名“劉家語”。研習(xi) 儒學的人都知道,《孔子家語》是對於(yu) 了解孔子思想非常重要的一部書(shu) 籍。為(wei) 方便人們(men) 區別《論語》和《孔子家語》,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曾打過比方:如果《論語》是孔子的語錄,那麽(me) 《孔子家語》就是孔子的文集。今天,《孔子家語》已成為(wei) 研究孔子所不可繞過的一部重要書(shu) 籍。從(cong) 名字這個(ge) 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號,我們(men) 也可窺見穀牧與(yu) 孔子思想、與(yu) 儒家文化的深厚淵源。
在王東(dong) 堂這位外祖父兼國學導師的教導下,穀牧逐漸在生命中種下了儒家文化的種子,後來,這粒種子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終於(yu) 長成一棵參天大樹。穀牧把追隨外祖父學習(xi) 的時期稱作“七年磨劍”,認為(wei) 這練就了他的紮實的“童子功”,也為(wei) 他日後閱讀進步書(shu) 籍、探索救國道路打下了基礎。
由於(yu) 工作關(guan) 係,前幾年,筆者曾兩(liang) 次瞻仰位於(yu) 今山東(dong) 榮成寧津街道東(dong) 墩村的穀牧舊居。在舊居內(nei) ,還掛有孔子像和孟子像。其中有一次,穀牧長子劉念遠陪同前去,他也特別介紹了穀牧少時與(yu) 孔子的特殊緣分。2016年10月,穀牧舊居被授予“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示範基地”稱號。
1930年代,穀牧到達北平。在北平,為(wei) 了尋找黨(dang) 組織、維持生計,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名著,並不斷發表文章來賺取稿酬、以文會(hui) 友。他還去北京大學旁聽過文學史等課程。找到黨(dang) 組織並被恢複組織關(guan) 係後,根據安排,穀牧加入了北平文學青年的秘密進步組織——北平左聯,他以文藝青年的名義(yi) ,在進步文藝團體(ti) 和文藝青年中開展工作,宣傳(chuan) 進步思想和黨(dang) 的主張。正是在這個(ge) 階段,他開始逐漸固定使用“穀牧”這個(ge) 筆名。也是在這個(ge) 階段,他的文化功底變得更加深厚,視野也變得更加開闊。

穀牧
二、成立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為(wei) 孔子平反
在中國漫長的帝製時代,孔子走向神壇聖壇經曆了一個(ge) 長期的過程,由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是當之無愧的主流意識形態。進入20世紀後,孔子地位一落千丈,經曆各種政治風浪和社會(hui) 文化風波的侵擾,孔子被打上反動、落後、倒退甚至奸詐的標簽,中國傳(chuan) 統文脈幾近斷絕。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文革後,百廢待舉(ju) 之際,中國人在思想文化領域內(nei) 所麵臨(lin) 的第一個(ge) 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正確評價(jia) 孔子,如何還原孔子的真實形象。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平反冤假錯案給國人帶來新的生活希望和契機。為(wei) 一位時代人物的平反昭雪,可能僅(jin) 需要一紙公文、一場追悼會(hui) 即可;但要為(wei) 偉(wei) 大的曆史人物正名、雪恥,可能就沒那麽(me) 容易了,要經曆一個(ge) 不短的過程。為(wei) 孔子平反,是以修複“三孔”、保護曲阜文物的名義(yi) 提出的。
據曲阜市政協原副主席傅鴻泉回憶,1983年,中國教育學會(hui) 教育史研究會(hui) 和曲阜師範學院(現曲阜師範大學)在曲阜聯合舉(ju) 辦孔子學術討論會(hui) ,期間有學者建議成立一個(ge) “孔子研究會(hui) ”或者“中國孔子學會(hui) ”。當時,曲阜地方領導幹部和學者也在思考,該以什麽(me) 方式募集保護文物的資金,並擴大孔子、曲阜的影響力。此時,曲阜縣財政局局長胡振洪與(yu) 其同學、曲阜師範學院政治係教師孔慶亮向縣委辦公室寫(xie) 了一封關(guan) 於(yu) 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的建議函。根據這個(ge) 建議,時任曲阜縣委書(shu) 記劉福田主持召開縣委常委會(hui) ,決(jue) 定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②]“胡振洪同誌可謂是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首位創意人,劉福田同誌是一錘定音者,猶如演戲,他倆(lia) 是主角。”[③]
據原曲阜縣委辦公室主任張國民回憶,在醞釀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人選時,眾(zhong) 人傾(qing) 向大眾(zhong) 日報首任總編輯、時任南京大學名譽校長、著名孔學專(zhuan) 家匡亞(ya) 明。經過曲阜縣有關(guan) 領導和學者的邀請,匡亞(ya) 明答應擔任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④]
1984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視察曲阜,期間在孔廟題寫(xie) “古為(wei) 今用”四個(ge) 字。起初,曲阜縣醞釀由鄧穎超擔任孔子基金會(hui) 名譽會(hui) 長,但她以兼職過多、本人非學者而婉拒,她推薦了時任中央書(shu) 記處書(shu) 記、國務委員穀牧。
鄧穎超認為(wei) 穀牧是個(ge) 合適的人選,理由有三點:其一,穀牧在30年代是個(ge) 左翼文化工作者;其二,他是山東(dong) 人;其三,他對孔子的事情比較明白。後來,穀牧在回憶此事時,又加上了第四個(ge) 理由:“我想,鄧大姐推薦我還有一些沒說出、或在當時那種思想解放不夠深入的形勢下不便說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總理領導下的長期工作中從(cong) 來沒有偏激的行為(wei) ,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體(ti) 現。”[⑤]有媒體(ti) 曾發文說,穀牧一生堅守“貴和持中”“擇善而固執之”的行事原則,就體(ti) 現了具有儒學淵源的中庸之道。[⑥]
1984年9月22日(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⑦],正值孔子誕辰2535周年紀念日,就在當日,曲阜孔廟大成殿前舉(ju) 辦隆重紀念活動,在此次活動上,宣告了孔子基金會(hui) 的成立。[⑧]當日,山東(dong) 省委將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一事上報中共中央。
1984年9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電報形式批複山東(dong) 省委,正式表態給予認可,內(nei) 容為(wei) :“九月二十二日電悉。中央同意以民間名義(yi) 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和穀牧同誌任名譽會(hui) 長、匡亞(ya) 明同誌任會(hui) 長。副會(hui) 長和理事人選請省委決(jue) 定。”這份檔在孔子基金會(hui) 曆史上至關(guan) 重要,它不僅(jin) 意味著中共最高領導層對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一事表示認可,而且還對基金會(hui) 主要人事安排做出指示——除同意穀牧和匡亞(ya) 明的任職外,也給予了山東(dong) 省委在孔子基金會(hui) 中的人事任免權。這其實就把具體(ti) 領導孔子基金會(hui) 的重任交付給了山東(dong) 省委。
在製作孔子基金會(hui) 公章和牌匾時,根據會(hui) 長匡亞(ya) 明的意見,在會(hui) 名前加上了“中國”二字,變成“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⑨]事實證明,此後這一名稱是得到廣泛認可的,因為(wei) 研究孔子、傳(chuan) 承和傳(chuan) 播孔子思想,必然要走出曲阜和山東(dong) 。
成立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在海內(nei) 外引起巨大反響。這是對文革“批孔”的根本否定,展現了穀牧等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在麵對民族文化上敢於(yu) 正本清源、實事求是的膽識和魄力,此後,中國的孔子研究工作掀開嶄新的一頁。
但另一方麵,我們(men) 還需清醒看到,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著手修複“三孔”,建設孔子故裏,這的確隻是為(wei) 孔子平反的第一步,之後要走的路還很長。畢竟,“孔子”在上世紀經曆了前所未有的衝(chong) 撞和打擊,且這種災難被裹挾在一場又一場政治動蕩之中,深受政局變動的影響,在認識孔子這個(ge) 問題上,絕非一時一事便可扭轉整個(ge) 社會(hui) 的慣性而盲目的認知。孔子基金會(hui) 的誕生,隻能說是燃起了重新認識孔子、走近孔子的火種,至於(yu) 此後能否形成燎原之勢,還需付出更大努力。在這一曆程中,穀牧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引領作用。

穀牧與(yu) 知名孔子後裔孔令儀(yi) 、孔德懋等在一起
三、穀牧的“孔子觀”
從(cong) 學術的角度看,對於(yu) 孔子這位曆史名人的評價(jia) 自然是見仁見智。但若從(cong) 整個(ge) 民族文化保護與(yu) 傳(chuan) 承的角度看,還需要給孔子一個(ge) 客觀、公正、科學、理性的評價(jia) ,而古今中外的曆史發展早已證明,這種評價(jia) 必定是積極的、肯定的,至少應當說,積極的、肯定的應當是一種主流聲音、基本立場。此時,恰是穀牧,在統一思想方麵,起到最為(wei) 關(guan) 鍵的作用。
他曾在不同場合下表達過自己的“孔子觀”。而這些場合,多是在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有關(guan) 學術平台上,或為(wei) 學術論壇,或為(wei) 學術刊物。1986年3月,由孔子基金會(hui) 主辦的學術刊物《孔子研究》問世。在發刊詞中,穀牧比較係統地闡述了他對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對孔子及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認識、對孔子研究的立場和方法、對《孔子研究》的殷切期待等。[⑩]
在通篇文章中,穀牧沒有講一句官話套話,講的都是真話實話。他首先把孔子定位為(wei) “中國曆史上偉(wei) 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這個(ge) 評價(jia) 是公允客觀的,完全經得起曆史的檢驗。他特別提到了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思結合,這三點無疑是最能代表孔子思想價(jia) 值和曆史功業(ye) 之處。
穀牧指出,“《孔子研究》以曆史上的‘尊孔’和‘反孔’為(wei) 鑒,既不盲目地推崇孔子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也不對之采取曆史虛無主義(yi) 態度,而是主張把孔子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科學的對象加以深入係統的研究。”這樣一來,他就為(wei) 這份刊物乃至整個(ge) 學術界確立了一種研究孔子的基調,那就是理性包容,並在此基礎上秉持一種溫情與(yu) 敬意,因為(wei) 孔子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科學的對象”。
根據穀牧的發刊詞,筆者從(cong) 文中提煉出幾個(ge) 他特別加上了引號的詞,這基本上可構成穀牧對於(yu) 孔子研究的主要立場和態度——“沙裏淘金”“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百家爭(zheng) 鳴”“求其友聲”。“沙裏淘金”強調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chan) ,“古為(wei) 今用”強調文化遺產(chan) 的時代價(jia) 值,“推陳出新”強調實現文化遺產(chan) 的創造轉化,“百家爭(zheng) 鳴”強調追求學術氛圍的自由開放,“求其友聲”強調對以文會(hui) 友的期待之情。
這篇發刊詞,曾經過反複討論、並報中共中央書(shu) 記處審定,可以說既代表穀牧本人的思想,也代表新時期中共中央在孔子研究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發刊詞和穀牧在此後孔子基金會(hui) 主辦的其他幾次重要會(hui) 議上的講話,“指明了我會(hui) (即孔子基金會(hui) ,下同)開展活動的宗旨和原則,成為(wei) 我會(hui) 工作的指導性文件。”[11]
如今,在曆任編輯團隊的不懈努力下,在廣大學者的鼎力支持下,《孔子研究》已成為(wei) 研究孔子和儒學的重要學術平台。而穀牧對《孔子研究》所提出的以上五點原則,對於(yu) 辦好刊物仍然發揮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今人不容小視。
在《穀牧回憶錄》中,穀牧專(zhuan) 門開辟一章,用來介紹“關(guan) 於(yu) 孔子基金會(hui) 的工作”,這是他晚年最為(wei) 看重的一項文化工作。[12]在這部分內(nei) 容中,他也係統闡述了自己對孔子的基本認識。這應當是穀牧在關(guan) 於(yu) 孔子、儒家文化認識問題上最權威的、最精煉的表述。[13]書(shu) 中,他強調了三點:第一點是強調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貢獻,他認為(wei) 孔子“一生辦了三樁足堪稱道的事”,即創立儒家學派、整理編錄古代典籍、創辦私學;第二點是強調要科學而廣泛深入地研究孔子,這部分的大意與(yu) 《孔子研究》發刊詞表達的意思相近;第三點是強調研究孔子要古為(wei) 今用,他認為(wei) 孔子學說中可為(wei) 今用的有三個(ge) 方麵:直取而用之的、剖取而用之的、借取而用之的,根據穀牧在文中援引的《論語》原文可知,三個(ge) 方麵大體(ti) 上分別對應孔子的教育主張、政治主張和道德主張。
值得一提的是,穀牧多次提及在孔子研究上要“古為(wei) 今用”,這與(yu) 鄧穎超為(wei) 曲阜題詞“古為(wei) 今用”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
在國務院長期抓經濟工作的穀牧,還特別提到孔子思想在經濟方麵的可用之處。他列舉(ju) 了在“孔子與(yu) 經濟”關(guan) 係方麵的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wei) 孔子思想嚴(yan) 重脫離生產(chan) 實踐,造成中國兩(liang) 千多年經濟發展不快;二是認為(wei) 二戰後經濟發展快的國家和地區,多是受儒學影響較深的地方。穀牧列舉(ju) 以上兩(liang) 種觀點後指出,“孔子和曆代大儒學說中的許多論述,對當代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是有積極意義(yi) 的。……儒家一些道理,可加以改造發展,運用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之中,並廣而推之,為(wei) 建立和諧社會(hui) 和國際新秩序發揮作用。”[14]
他還站在促進國家統一和增進國際交流的高度評價(jia) 孔子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抓緊抓好研究孔子的工作,對於(yu) 促進祖國統一大業(ye) ,加強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做好海外華僑(qiao) 和華裔的工作,增進與(yu) 各國人民的友誼合作,有著重要的作用。”[15]
此即穀牧的“孔子觀”。應當說,這樣的立場、觀點、方法,直到今天都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men) 從(cong) 事孔子、儒學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闡發和傳(chuan) 承發展的主要遵循和根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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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牧在山東(dong) 省領導陪同下視察曲阜
四、穀牧堪為(wei) 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的總設計師
自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態度上,名譽會(hui) 長穀牧與(yu) 會(hui) 長匡亞(ya) 明都是高度一致的,他們(men) 都對基金會(hui) 發展付出巨大心血。兩(liang) 位領導在參加基金會(hui) 有關(guan) 工作會(hui) 議時,有時一同出席,有時因故隻有一人出席,但始終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共同為(wei) 剛剛成立的孔子基金會(hui) 聚攏起大量的人氣。
1984年9月26日,孔子基金會(hui) 第一次會(hui) 長會(hui) 議在曲阜孔府忠恕堂召開。匡亞(ya) 明主持會(hui) 議。他在講話中提出,成立基金會(hui) 的主要目的有三個(ge) ,一是保護好“三孔”,二是進一步加強對孔子思想的研究,三是把曲阜建設好。為(wei) 了辦好這些事情,需要很大資金,所以成立的是基金會(hui) ,要吸納各方資助。他還提出,為(wei) 加強對孔子思想的研究,在曲阜建立一個(ge) 設有圖書(shu) 館、博物館、孔子研究院、賓館、古樂(le) 舞廳等的綜合性的孔子研究中心。[16]
1985年6月26日,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會(hui) 議在曲阜孔府飯店第三會(hui) 議室召開。這一次,匡亞(ya) 明因身體(ti) 原因未參會(hui) ,而穀牧作為(wei) 名譽會(hui) 長,第一次參與(yu) 了基金會(hui) 的工作會(hui) 議。是會(hui) 上,穀牧比較係統地闡述了他對孔子基金會(hui) 發展建設的構想。穀牧講話高屋建瓴、井井有條、要言不煩、開放包容,極具指導意義(yi) 。[17]
關(guan) 於(yu) 基金會(hui) 職能定位問題,他指出:“孔子基金會(hui) 應當是全國性的機構,應當是全國研究孔子的代表性機構,研究中心設在曲阜。”
關(guan) 於(yu) 基金會(hui) 主要業(ye) 務問題,他指出:“基金會(hui) 要以研究學術的麵貌開會(hui) ”;“將學術研究的旗幟舉(ju) 的高高的,要講文化交流、講學術研究、講友誼,外國人就有興(xing) 趣了”;“要同國際上有關(guan) 的研究孔子的機構建立廣泛的聯係”;“要搞好‘三孔’的保護,要做好孔子研究的後勤工作。”
關(guan) 於(yu) 基金會(hui) 研究視野問題,他指出:“開這種會(hui) ,世界上來研究孔子的,我們(men) 都歡迎。台灣來也可以,蔣經國來也可以。孔子不光是我們(men) 的,也是台灣的。這樣對開展台灣的工作有好處,可促進祖國統一。美國學術界的中國人很多,地位都很高,多數是願意來的”;“第一步可考慮與(yu) 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國家及香港地區聯係。”
關(guan) 於(yu) 基金會(hui) 人員構成問題,他指出:“名單要研究,多吸收一些學術上有研究的專(zhuan) 家、學者。把榮毅仁、劉靖基請進來,他們(men) 肯定高興(xing) 。包括楚圖南,在這裏教過書(shu) ,在國際交往上很有影響。周穀城是在學術上很受大家尊敬的老人,都可以考慮,可以把名單擴大一些。”
關(guan) 於(yu) 基金會(hui) 黨(dang) 的領導問題,他指出:“如講加強黨(dang) 對基金會(hui) 的領導,就是山東(dong) 省委領導。”
兩(liang) 天後,穀牧在濟南就孔子基金會(hui) 有關(guan) 問題與(yu) 時任山東(dong) 省委書(shu) 記梁步庭等進行了交談。除提到了上述幾個(ge) 方麵外,他還強調了幾個(ge) 問題。一是“將來我們(men) 可以搞一個(ge) 孔子研究的資料中心”[18],二是“將來搞個(ge) 曲阜市”,三是他再次強調了基金會(hui) 的基金募集問題,指出:“搞基金並不難,重要的不是資金,而是要擴大影響力。”[19]
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前十年,舉(ju) 辦學術會(hui) 議是其最主要的一項具體(ti) 業(ye) 務工作。期間,共舉(ju) 辦四次大型國際性研討會(hui) 。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新加坡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在曲阜召開。穀牧、匡亞(ya) 明等12個(ge) 國家和地區的130多位政要、學者參會(hui) 。在致辭中,穀牧指出,“批判地繼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精華和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特別顯得重要。”[20]這是在中國大陸首次舉(ju) 辦關(guan) 於(yu) 孔子研究的高規格國際學術會(hui) 議。
1988年10月,孔子基金會(hui) 與(yu) 原聯邦德國阿登納基金會(hui) 在波恩舉(ju) 辦第二次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hui) 。這是孔子基金會(hui) 首次走出國門、在國外隆重舉(ju) 辦關(guan) 於(yu) 孔子研究的高規格國際學術會(hui) 議。
1989年,恰逢孔子誕辰2540周年。當年10月7至10日,孔子基金會(hui) 與(yu)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在北京和曲阜主辦了第三次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hui) ——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yu) 學術討論會(hui) 。8日下午,在穀牧的協調下,新任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在北京飯店會(hui) 見了部分參會(hui) 專(zhuan) 家,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發表關(guan) 於(yu) 孔子的講話,意義(yi) 自然非同一般。[21]
此後,孔子基金會(hui) 聯合有關(guan) 組織和機構又陸續舉(ju) 辦過係列國際性學術論壇,這些學術活動,大大提高了孔子基金會(hui) 的活動組織力、學術號召力、國際影響力。
這裏有必要提及孔子基金會(hui) 的主要業(ye) 務。建會(hui) 之初,從(cong) 學術角度重新認識孔子、還原孔子本來麵目應當是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所以穀牧多次強調要把基金會(hui) 工作重點放在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學術儒學”或“精英儒學”的繁榮發展。但從(cong) 本質屬性上講,儒學絕非隻是供經師文士坐而論道的義(yi) 理之學,而是注重化民成俗、知行合一、起而行之的生活之學、智慧之學,麵向民間、麵向大眾(zhong) 普及推廣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學,同樣是儒家學者義(yi) 不容辭的職責和使命,也是儒學的終極價(jia) 值所在。穀牧審時度勢,通過孔子基金會(hui) 的平台,在兩(liang) 個(ge) 不同場合之下,在中國大陸儒學界乃至整個(ge) 文化界,率先公開提出孔子之學的普及問題。
1992年4月16日,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擴大會(hui) 議在曲阜闕裏賓舍召開,穀牧在會(hui) 上講話,強調孔子基金會(hui) 的工作必須要適應國家正在加快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新形勢,並提出三點具體(ti) 意見[22]:
一是強調學術研究和工作質量問題:“今後孔子基金會(hui) 的工作應在提高研究水平和工作質量方麵多下苦功夫,這是關(guan) 係到孔子基金會(hui) 在國內(nei) 外的聲譽、形象和發展的重大問題。”
二是強調要把學術研究與(yu) 現實問題結合起來:“對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十分重要,一定要繼續做好。但是,我們(men) 孔子基金會(hui) 不能隻是停留在純學術研究上,還應該把這種研究與(yu) 民風民俗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通俗易懂的各種有效形式,對廣大群眾(zhong) 尤其是廣大青少年進行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普及教育,為(wei)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服務。在這方麵,孔子基金會(hui) 是有許多工作可做的。”
三是強調秉持開放理性的文化觀:“發揚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批判地吸收外國先進文化,這是我們(men) 黨(dang) 和國家確定的一個(ge) 宗旨。在實際工作中,如何把這兩(liang) 者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地加以運用,以便為(wei) 完善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新文化作出貢獻,這是我們(men) 孔子基金會(hui) 必須加強研究的一個(ge) 重要課題。”
現在看來,以上三點意見都是具有綱領性、指導性的。特別是在第二條意見中,穀牧首次明確提出學術研究和普及教育並重的工作思路,這就為(wei) 孔子基金會(hui) 的業(ye) 務拓展提出新的思路,也為(wei) 廣大儒家學者提出一個(ge) 新課題。
1994年10月,由孔子基金會(hui) 主辦的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yu)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在北京召開,這是孔子基金會(hui) 主辦的第四次國際會(hui) 議。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李瑞環、李嵐清、穀牧等出席開幕式並講話,會(hui) 議期間,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接見了部分參會(hui) 專(zhuan) 家並合影留念。穀牧在致辭中再次強調了普及問題。他說:“對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還應當是提高和普及相結合,必須要走出純學術研究的書(shu) 齋,把學術研究與(yu) 建設精神文明,養(yang) 成高尚的、優(you) 良的民風民俗,解決(jue) 社會(hui) 前進中的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華,傳(chuan) 播給廣大群眾(zhong) ,尤其是廣大青少年,並且要引發他們(men) 的興(xing) 趣,以利於(yu) 廣大人民文化素質和社會(hui) 道德水平的提高。”[23]
從(cong) 此,組織學術研究與(yu) 開展普及傳(chuan) 播成為(wei) 孔子基金會(hui) 兩(liang) 大重要業(ye) 務,一些學者也逐漸把學術誌趣和行動方向轉向“民風民俗現實問題”,更加注重孔子之學的經世致用性。由此,“學術儒學”“精英儒學”開始轉向或融合“大眾(zhong) 儒學”“民間儒學”,儒學開始走向生活、走向社會(hui) 、走向民間,並逐漸實現創造轉化和創新發展。
雖然穀牧從(cong) 一開始參加基金會(hui) 工作會(hui) 議時就在強調,自己是名譽會(hui) 長,隻是掛名,不管具體(ti) 事,[24]但他在基金會(hui) 創辦初期,特別是在前十年,為(wei) 基金會(hui) 把方向、定戰略、明思路、拓人脈、聚人氣,對提高基金會(hui) 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都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我們(men) 甚至可以說,穀牧是孔子基金會(hui) 、乃至文革後孔子研究和普及工作的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師!

由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主辦的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yu) 學術討論會(hui)
五、依托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推動有關(guan) 工作開展
依托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穀牧還與(yu) 基金會(hui) 其他領導一同,積極推動其他儒學事業(ye) 的發展。限於(yu) 篇幅,本文隻舉(ju) 若幹具有代表性的事例。
一是曲阜撤縣建市。
1985年5月,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匡亞(ya) 明根據部分專(zhuan) 家學者的建議,分別致信山東(dong) 省領導和穀牧,建議曲阜撤縣建市。同年6月,穀牧在曲阜與(yu) 孔子基金會(hui) 領導吳富恒和程漢邦、在濟南與(yu) 山東(dong) 省領導梁步庭等交談時,都提到了曲阜建市問題,並建議山東(dong) 省委提出意見。按照當時國家規定,曲阜縣離改市標準相去甚遠,但穀牧強調“可以打破框框”,“我在北京也給你們(men) 呼籲一下”,這給山東(dong) 省就曲阜建市問題增添了底氣和信心。1986年6月2日,國務院正式批複,同意曲阜撤縣改市;同年8月1日,曲阜市正式掛牌對外辦公。[25]
二是曲阜名城保護和建設。
當初成立孔子基金會(hui) 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和建設作為(wei) 孔子故裏的曲阜。時任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胡耀邦就曲阜建設也作出過重要指示。1986年10月,身兼國家文物旅遊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穀牧在曲阜闕裏賓舍主持召開了曲阜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和建設座談會(hui) ,山東(dong) 省委省政府、孔子基金會(hui) 、國家城鄉(xiang) 建設環境保護部、國家文物局、國家旅遊局等有關(guan) 單位領導參會(hui) 。穀牧在此次會(hui) 議上提出三個(ge) 奮鬥目標:一是要把曲阜建成世界研究孔子的中心,二是要把曲阜辦城中國一流的文化旅遊勝地,三是曲阜的精神文明建設要走到全國前列。此後,他還連續兩(liang) 年在國務院主持專(zhuan) 題會(hui) 議,就落實此次會(hui) 議精神進行調度指導。[26]據統計,文革以後,穀牧共13次到曲阜實地調研,幾乎每次都要就曲阜名城保護和建設作出指示。[27]
三是支持成立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
上世紀90年代初,為(wei) 推動孔子文化走向世界,增強中外文化交流,在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成中英、香港大學教授趙令揚、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董金裕等學者的倡議下,在穀牧的大力支持下,孔子基金會(hui) 決(jue) 定聯合海內(nei) 外其他8家儒學組織或文化組織,醞釀成立國際儒學研究聯合組織(即後來的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孔子基金會(hui) 負責起草有關(guan) 倡議書(shu) 和章程草案。1994年10月,經過多年籌備的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正式成立,穀牧兼任會(hui) 長。[28]
四是支持建立孔子研究院。
上世紀80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胡耀邦曾多次談到曲阜應建成“高水平的博物院”。[29]1986年10月,在穀牧主持的曲阜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和建設座談會(hui) 上,首次正式提出在曲阜建立“孔子故裏博物院”,當時的設想是:“博物院為(wei) 文物保護和研究性事業(ye) 機構,主要任務是保護、收集、管理、研究一切與(yu) 孔子有關(guan) 的文物、資料、檔案,對國內(nei) 外陳列開放,為(wei) 國內(nei) 外專(zhuan) 家研究孔子提供文獻資料。博物院院址可暫設孔府之內(nei) ,爭(zheng) 取幾年內(nei) 在新城區修建一座具有必要的設施和研究場所的新院舍,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為(wei) 國內(nei) 外孔子研究中心。”[30]1987年3月,穀牧在北京中南海主持關(guan) 於(yu) 曲阜名城保護和建設會(hui) 議時,提出:“孔子研究院(即孔子故裏博物院)功能、規模由孔子基金會(hui) 提出設想。”[31]1994年12月,曲阜市成立孔子研究院籌備處,著手以“孔子研究院”之名籌建“孔子故裏博物院”;1995年5月,穀牧在曲阜主持召開孔子基金會(hui) 理事會(hui) 議,會(hui) 議通過了《關(guan) 於(yu) 請中央支持在曲阜建立孔子研究院的建議書(shu) 》。2001年9月,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江澤民題字的孔子研究院舉(ju) 行揭牌儀(yi) 式,孔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在孔子研究院籌建的8年間,穀牧就爭(zheng) 取立項、申請編製、申請經費、邀請江澤民題字等問題多次作出批示或提出書(shu) 麵意見,請有關(guan) 領導給予支持,可謂嘔心瀝血、用心良苦。[32]

六、傳(chuan) 揚儒學,居功至偉(wei)
如穀牧所說,他自幼熟讀聖賢書(shu) ,後來接受新式教育後曾對孔孟之道持批判態度,進入老年後卻又擔任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名譽會(hui) 長,“就我個(ge) 人的一生來說,好像是走了一個(ge) 怪圈,但對於(yu) 我們(men) 民族來說,卻得到了一個(ge) 螺旋式的升華。”[33]他自70歲開始擔任孔子基金會(hui) 名譽會(hui) 長,直到95歲逝世,共擔任此職25年;文革以後,他又先後13次到曲阜視察,當地領導說他是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中,“來曲阜次數最多的領導人”“對曲阜作出指示最多的領導人”“為(wei) 曲阜辦實事最多的領導人”。[34]他曾回憶道:“我擔任的社團名譽職務有20多個(ge) ,比較起來,孔子基金會(hui) 的事情,我管得多些。”[35]難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孔子基金會(hui) 原副會(hui) 長牟鍾鑒在諸多場合下都會(hui) 提到,穀牧對孔子基金會(hui) 、對孔子研究貢獻巨大,我們(men) 不能忘記他!
沒有行為(wei) 的儒化,就沒有生命的美化。
穀牧一生,為(wei) 我國解放和建設、為(wei)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為(wei) 民族文化更加繁榮昌盛奮勇開拓、不斷進取,繪就了完美的人生畫卷,為(wei) 生命塗上了亮色。縱觀穀牧波瀾壯闊、光輝燦爛的一生,傳(chuan) 揚儒學隻是其中的一個(ge) 篇章,但恰是這一部分,為(wei) 延續民族文化血脈、建構民族心靈家園作出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
從(cong) 事文化事業(ye) ,職責、業(ye) 績往往都很難量化,全憑良心、熱心、匠心、恒心。晚年的穀牧,在黨(dang) 中央、國務院、全國政協都曾負責多項重要工作,日理萬(wan) 機,日夜操勞。但他仍在百忙中,積極投身孔子、儒學乃至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普及、保護等工作,可謂鞠躬盡瘁。
可以說,文革後,穀牧在中國大陸傳(chuan) 揚儒學的曆史進程中,扮演了把舵領航、舉(ju) 旗定向的關(guan) 鍵角色,居功至偉(wei) ,不失為(wei) 文革後中國大陸尊孔興(xing) 儒第一人!這既是時代走向使然,更是個(ge) 人修為(wei) 使然。
綜觀我國社會(hui) 組織,可能很少有像孔子基金會(hui) 一樣,曾得到過如此廣泛之關(guan) 注、支持和參與(yu) ,其關(guan) 注者、支持者和參與(yu) 者,不分國界、不分行業(ye) 、不分年齡、不分級別。這一切都端賴孔子的魅力和穀牧的辛勞!在擔任孔子基金會(hui) 名譽會(hui) 長的25年中,穀牧在其位謀其政,其所展現出的以人為(wei) 本的信念、向上向善的良知、敢為(wei) 人先的膽識、持之以恒的意誌、熱心文教的情懷、古為(wei) 今用的智慧、時不我待的精神、群策群力的作風、開放包容的胸襟,以及善謀善成的功業(ye) ,永遠值得後人感動、銘記、學習(xi) 。
注釋:
[①]詳見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5頁。本文關(guan) 於(yu) 穀牧早年文化情結的有關(guan) 記敘,均引自《穀牧回憶錄》第1章“從(cong) 膠東(dong) 到北平”,下文不再重複說明。
[②]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4-5頁。
[③]張國民:《我對基金會(hui) 創建初期的回憶——紀念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載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24頁。
[④]張國民:《我對基金會(hui) 創建初期的回憶——紀念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載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24頁。
[⑤]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45頁。
[⑥]參見《北京日報》2018年4月2日第013版《理論周刊·新論》。
[⑦]1984-1988年,在曲阜舉(ju) 辦的“孔子故裏遊”活動,以每年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作為(wei) 孔子誕辰日。自1989年起,曲阜“孔子故裏遊”改稱“孔子文化節”,並以每年陽曆9月28日作為(wei) 孔子誕辰日。
[⑧]2014年9月,正值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建會(hui) 30周年。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出版了《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關(guan) 於(yu) 孔子基金會(hui) 具體(ti) 成立日期,該書(shu) 中多處提到為(wei) 1984年9月22日;但關(guan) 於(yu) 成立地點,僅(jin) 在胡振洪《我與(yu) 孔子基金會(hui) 》一文中提及,即曲阜孔廟大成殿前,本文從(cong) 此說。
[⑨]張國民:《我對基金會(hui) 創建初期的回憶——紀念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載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27頁。
[⑩]詳見《孔子研究》創刊號之發刊詞,1986年3月25日出版。
[11]趙建民:《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工作報告》,載《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12]參見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50-453頁。
[13]根據《穀牧回憶錄》“後記”可知,《穀牧回憶錄》於(yu) 2008年10月由穀牧最後定稿。此時自然是穀牧“孔子觀”有關(guan) 表述的最終版本。
[14]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54頁。
[15]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56頁。
[16]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6-7頁。
[17]關(guan) 於(yu) 穀牧在此次會(hui) 議上的講話,引自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8-11頁。
[18]近幾年來,山東(dong) 省委省政府領導和部分儒家學者在不同場合下,多次提出山東(dong) 要打造世界儒學中心、建立中國儒學院,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孔子基金會(hui) 領導穀牧、匡亞(ya) 明等就曾率先提出過有關(guan) 問題。
[19]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13頁。
[20]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17頁。
[21]自1989年孔子誕辰2540周年起,以後每五年,孔子基金會(hui) 便主辦或聯合主辦一次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這項工作一直延續至今。
[22]關(guan) 於(yu) 穀牧在此次會(hui) 議上的講話,引自穀牧:《提高研究水平,提高工作質量——穀牧同誌在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會(hui) 長擴大會(hui) 議上的講話》,載《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
[23]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38頁。
[24]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8頁、第13頁。
[25]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47-51頁。
[26]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52-71頁。
[27]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245頁。
[28]參見夏祥敬:《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大事記》,載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編:《三十春秋歲月如歌——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青島出版社2014年9月,第140-143頁。
[29]參見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214頁。
[30]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64頁。
[31]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215頁。
[32]參見傅鴻泉口述、孔亞(ya) 兵整理:《孔子研究院成立始末》,載《春秋》2008年第5期。
[33]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58頁。
[34]傅鴻泉:《穀牧與(yu) 曲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8月,第238-239頁。
[35]穀牧:《穀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第449頁。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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