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百事不會(hui) ”的模範君主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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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廿一日壬戌

  耶穌2019年5月25日

親(qin) 愛的女兒(er) ，你小時候看過“狸貓換太子”的故事，這故事裏的“太子”，是宋真宗之子趙禎，即後來的宋仁宗。在宋朝諸帝中，我覺得最值得介紹的君主，除了太祖趙匡胤，便是這位仁宗皇帝了。

但在我們(men) 過去的印象中，宋仁宗似乎是一個(ge) 平庸的皇帝，既無天縱之英明，也未見有什麽(me) 了不起的功業(ye) ，甚至連個(ge) 供坊間文人傳(chuan) 誦的傳(chuan) 奇故事也沒有，宋太祖好歹有“千裏送京娘”的英雄救美故事，明朝正德皇帝也有“遊龍戲鳳”的風流韻事，宋仁宗呢，大概隻出現在“狸貓換太子”的戲文中，但曆史上其實並無“狸貓換太子”之事，戲文成就的也隻是“包青天”的美名。其在位四十餘(yu) 年，也未能開創出今日主流曆史學界津津樂(le) 道的那類“盛世”。

因此，如果讓今天的人評選曆史上的明君賢主，唐太宗李世民估計會(hui) 名列榜首，太宗皇帝雄才大略，勵精圖治，又能從(cong) 諫如流，簡直就是古代君主的典範。名單再列下去，上榜的皇帝相信還會(hui) 有漢武帝劉徹、光武帝劉秀、女皇帝武則天、唐明皇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祖孫。而宋仁宗趙禎，恐怕會(hui) 被多數人忽略掉。

故宮南薰殿舊藏宋仁宗坐像

不過，如果讓傳(chuan) 統士大夫來評選，結果可能不一樣。晚明大學者朱國禎縱論千古帝王，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yu) 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朱國禎看來，曆代帝王，隻有漢文帝、宋仁宗與(yu) 明孝宗堪稱“賢主”，至於(yu)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均不足道矣。

宋仁宗雖為(wei) 平庸之君，但整個(ge) 仁宗朝，卻是“钜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明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現在宋仁宗朝：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仁宗朝的牛人名單，我們(men) 還可以拉得很長：範仲淹、呂夷簡、杜衍、龐籍、包拯、韓琦、富弼、文彥博、狄青、張方平、趙抃、範鎮、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範純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堯臣、蘇舜欽、蔡襄、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沈括、蘇頌……這些名動一時的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科學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曆史舞台。

仁宗朝人才之盛，曆史上幾乎沒有一個(ge) 時代可以比肩，清末民初或庶幾近之。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wei) 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wei) 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yu) 今賴之。”

宋仁宗雖未開創顯赫強盛的“盛世”，但其禦宇四十餘(yu) 年，政治清明，社會(hui) 安定，商業(ye) 繁榮，百姓富足，文化昌盛，足號“盛治”。來看曆代士大夫對宋仁宗朝的評價(jia) 。宋人蘇軾說：“宋興(xing) 七十餘(yu)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邵伯溫說：“（仁宗之治）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wei) 有宋之盛歟！”陳師錫說：“慶曆、嘉祐之治，為(wei) 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明人鄒智說：“慶曆、嘉祐之治，號為(wei) 太平。”明末王夫之對天水一朝評價(jia) 不高，卻也不得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yu) 今而聞者羨之。……宜其治之盛也。” 天聖、景祐、慶曆、嘉祐均為(wei) 宋仁宗朝年號。

親(qin) 愛的女兒(er) ，讓我們(men) 思考一個(ge) 問題：宋仁宗時代為(wei) 什麽(me) 讓幾百年後的士大夫都念念不忘？自然不會(hui) 是無緣無故。這背後隱藏著宋仁宗作為(wei) 一名君主的政治智慧。

克製是君主最大的美德（一）

趙禎逝世，廟號仁宗。元人修《宋史》，給宋仁宗蓋棺定論：“《傳(chuan) 》曰：為(wei) 人君，止於(yu) 仁。帝誠無愧焉。”一個(ge) “仁”字，便是曆史給予君主的最高評價(jia) 。仁，一言概括了宋仁宗仁厚、善良的秉性，《宋史》讚曰：“仁宗恭儉(jian) 仁恕，出於(yu) 天性”。 不過，對於(yu) 政治家來說，仁更是指向克製、節製、謙抑的為(wei) 政之道。自我克製就是一位君主的最大的美德。儒家相信，“克己複禮為(wei) 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 宋仁宗廟號之“仁”字，當然包含有“克己複禮”之義(yi) 。仁宗正是一位能夠自覺地克製自己的欲望、激情、執見的君主，諸多宋筆記都記載了仁宗皇帝這方麵的美德。

先來看北宋魏泰《東(dong) 軒筆錄》收錄的兩(liang) 則軼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內(nei) ，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顧嬪禦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禦曰：‘官家何不外麵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掌管茶水的宮人），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其二，“仁宗一日晨興(xing) ，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內(nei) 每有取索，外間遂以為(wei) 製，誠恐自此逐夜宰殺，則害物多矣。’”為(wei) 免旁人受累和開了惡例，仁宗皇帝寧可忍受饑渴。確實難得。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中的《夜止燒羊圖》，講述宋仁宗忍饑不食燒羊的故事。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記有一則類似的故事，不過情節更富戲劇性。“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為(wei) 陛下當保養(yang) 聖躬。”大臣以為(wei) 皇帝貪圖美色、房事過度，才導致身體(ti) 不舒服，所以委婉勸皇上節欲。“上笑曰：‘寧有此？夜來偶失饑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餒，偶思食燒羊，既無之，乃不複食，由此失饑。’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yu) 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起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為(wei) 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文末施德操感歎說：“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慮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

不過，據王鞏《聞見近錄》，仁宗皇帝可能是有些貪圖美色，大約慶曆年間，便發生了大臣王德用進獻幾名美女入宮的故事。但這事情讓諫官王素聽說了，王素立即查問皇上是否真有其事，如屬實，請皇上遣放她們(men) 回家。仁宗笑曰：“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qin) 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說：“臣之所論，正恐親(qin) 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令出內(nei) 東(dong) 門。”說完涕下。王素說：“陛下既以臣奏為(wei)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內(nei) ，徐遣之。”仁宗曰：“朕雖為(wei) 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久之，內(nei) 侍奏：“宮女已出門矣。”仁宗“複動容而起”。一副很舍不得但終究還是克製住的神色躍然紙上。

朱弁《曲洧舊聞》記錄的一則軼事更有意思：仁宗朝時，有富民到開封府告狀，稱他家“為(wei) 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這位富民說得比較委婉，但意思很明顯，就是控告皇室強搶民女。當時的開封知府叫做範諷，他說：“汝不妄乎？如實有茲(zi) 事，可隻在此等候也。”馬上入宮麵聖，向宋仁宗要人：“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說：“皇後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範諷說：“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wei) 近習(xi) 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yu) 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麵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已許之矣。”最後仁宗屈從(cong) ，“乃降旨，取其女與(yu) 諷。諷遂下殿”。

範諷在當時並不是一位以鯁直聞名的人，何以也敢當麵向皇上要人？《曲洧舊聞》的作者解釋說：“蓋遇好時節，人人爭(zheng) 做好事，不以為(wei) 難也。”這個(ge) “好時節”，當指遇上了宋仁宗這麽(me) 一位懂得克製的君主。

更為(wei) 難得的是，宋仁宗深知，作為(wei) 一國之君，如果不加節製地放縱自己的激情與(yu) 欲望，便意味著朝廷的權力將得到擴張；而權力的每一步擴張，則意味著民間社會(hui) 的權利與(yu) 活力將一步一步退縮、失守。《北窗炙輠錄》載有一事，可為(wei) 佐證：一日深夜，仁宗“在宮中聞絲(si) 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le) ？’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le) 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wei) 渠，渠便冷落矣。’”

克製是君主最大的美德（二）

在宋仁宗身上，最為(wei) 可貴的美德，其實不是表現為(wei) 對食色享樂(le) 的節製，而是對君主權力的自我克製。“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 ，如果不知節製自己的權力，絕非國家與(yu) 萬(wan) 民之福。曆代不乏並不追求物質享受但卻極度貪權的帝王，如明朝崇禎皇帝，清代雍正皇帝，他們(men) 對國家的治理均以嚴(yan) 酷、專(zhuan) 製、不近人情著稱。而宋仁宗在位雖久達四十餘(yu) 年，卻從(cong) 無攬權自專(zhuan) 的表現。

曆代帝王攬權，常用的方法便是繞過宰相領導的政府（明清兩(liang) 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腦），直接下發“手詔”、“內(nei) 降”指揮政事。仁宗皇帝並非沒有下過手詔，但都不是出於(yu) 攬權之意，原來“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nei) 降者，或不能違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軟，不好意思嚴(yan) 詞拒絕，隻好下一道手詔，請宰相給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這是破壞法製的事情，又事先給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發的手詔，你們(men) 不必遵行，退回來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詔：“自今內(nei) 降指揮與(yu) 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shu) 、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詔：“內(nei) 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幹請者，諫官、禦史察舉(ju) 之。” 宋仁宗做不到絕不私發手詔，卻明言他的手詔“毋輒行”，這便是君權的自我克製。

曾經發生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說明宋仁宗的禦筆手詔並不怎麽(me) 管用。“至和、嘉祐間，嬪禦久不遷，屢有幹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wei) 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降敕。’政府果奏無法，命遂寢” 。今天許多人似乎還像那個(ge) 嬪妃一樣以為(wei) “聖人出口為(wei) 敕”，金口玉言，一句頂一萬(wan) 句，其實沒那麽(me) 回事。

宋代皇帝本人的意見被政府係統反駁回去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嘉祐元年（1056），由於(yu) 開六塔河失敗，淹死數千人。朝廷派遣禦史吳中複“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給吳中複發手詔，批示查案意見，“一日內(nei) 降至七封”。吳中複帶著七封手詔去見仁宗，將手詔還給皇帝，說：“恐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shu) 行出。”意思是說，皇上你有什麽(me) 意見，請走法定程序，私自下發的手詔，恕不奉行。宋仁宗呢，隻能表示同意，“上從(cong) 之”。

宋仁宗還曾經想過一把大法官的癮，“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仁宗自己當法官，直接給這些近臣判罪。這裏的“近臣”，當為(wei) 皇帝身邊的內(nei) 侍、私臣，屬於(yu) 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處置他們(men) ，理論上也無大不妥。但諫官王贄還是站出來抗議：“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yu) 聖斷，前後差異，有傷(shang) 政體(ti) ，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贄顯然認為(wei) ，司法是一門專(zhuan) 業(ye) 的技藝，“情有輕重，理分故失”，這裏麵的細微處，君主未必通曉，假如“一切出於(yu) 聖斷”，便難免會(hui) 因為(wei) 不專(zhuan) 業(ye) 而出現“前後差異”的裁決(jue) ，鬧出“有傷(shang) 政體(ti) ”的笑話。況且，君主當了法官，又叫專(zhuan) 業(ye) 的司法官往哪裏擺？因此，王贄提出，“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強，“詔可”。

這段曆史記載，讓我忍不住聯想到17世紀初英國大法官柯克與(yu) 國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話說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閑得無聊，便想到皇家法院親(qin) 審幾個(ge) 案子，不曾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絕了。國王質問：“為(wei) 什麽(me) 我不能審理案件？”柯克回答：“不錯，上帝的確賦予陛下極其豐(feng) 富的知識和無與(yu) 倫(lun) 比的天賦；但是，陛下對於(yu) 英格蘭(lan) 王國的法律並不精通。法官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涉及臣民的生命、繼承、動產(chan) 或不動產(chan) ，隻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處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門藝術，在一個(ge) 人能夠獲得對它的認識之前，需要長期的學習(xi) 和實踐。”

英國王詹姆斯一世

這兩(liang) 個(ge) 故事有些相似，不過結局卻大不一樣。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一世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覺到落在他頭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憐憫他、寬恕他”，隨後柯克被免職 。而另一個(ge) 故事中的宋仁宗，卻不得不采納了諫官王贄的意見。可以說，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會(hui) 克製自己的權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獨立性。可惜今天許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國法學者，往往隻會(hui) 告訴你故事的上半場，而不交待下半場，更不會(hui) 告訴你宋仁宗與(yu) 王贄的故事。

良製養(yang) 成美德，美德守護良製

親(qin) 愛的女兒(er) ，如果我再三引證宋仁宗的自我克製的美德，按今日流行的思維習(xi) 慣，難免會(hui) 被譏為(wei) 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結”的流露。我甚至可以猜到會(hui) 有朋友要發出告誡：“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製度才靠得住。”

其實呢，當我們(men) 說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時，說的恰恰就是宋代的製度與(yu) 政體(ti) 。經太祖、太宗兩(liang) 代的創製及真宗朝的確認，至仁宗朝，宋代的政製已臻完善。每一項重大政令的出台，必須經過外廷討論，形成共識，然後由知製誥（或中書(shu) 舍人）草擬，經給事中審核通過，再以君主的名義(yi) 下詔，由宰相副署、發布，方能正式生效。禦史認為(wei) 詔令不當，還有權駁正。在這個(ge) 過程中，君主雖然名義(yi) 上掌握著最高裁決(jue) 權，但君主理當無己見，服從(cong) 公議，尊重宰相的執政權、台諫的監察權。這便是宋代的法度與(yu) 慣例。宋仁宗的克製，無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製度，此即“克己複禮為(wei) 仁”之意旨。“克己”加“複禮”，共同成全了宋仁宗的“仁”。

很多時候，宋仁宗對製度的尊重與(yu) 遵守是自覺的。正史說他“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 ；宋人評他“知為(wei) 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 ，說的正是這種自覺性。甚至，由於(yu) 仁宗過於(yu) 克製，幾乎全無成見，有些大臣還看不慣，提醒他攬權，如嘉祐年間，諫官王陶質問仁宗：“今政事無大小，皆決(jue) 於(yu) 中書(shu) 、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wei) 人主之道哉？”另一位諫官韓絳也對宋仁宗說：“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還有一些近臣貴戚也發牢騷：“萬(wan) 事隻由中書(shu) ，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

那麽(me) 仁宗是如何回答的？據楊時《龜山集》，“仁宗時，或勸雲(yun) ：‘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yu) 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wei) 不便，則台諫得言其失，於(yu) 是改之為(wei) 易矣。’”

陳亮《中興(xing) 論》也提及：“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cong) 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zhuan) 從(cong) 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wei) 便，則台諫公言其失，改之為(wei) 易。’”

兩(liang) 則記載的意思都差不多，宋仁宗不欲“收攬權柄”，乃是出於(yu) 君主權衡利弊之後的理性自覺。

從(cong) 《曲洧舊聞》記錄的一則故事，也可看出仁宗皇帝的理性自覺。有台諫上章疏說，內(nei) 廷“嬪禦太多，宜少裁減”。一名為(wei) 仁宗梳頭的宮女自恃受皇上寵愛，發牢騷說：“兩(liang) 府兩(liang) 製，家內(nei) 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人，則言陰盛須減去，隻教渠輩取快活。”仁宗聽後，沉默不語。梳頭宮女又說：“台諫所言必行乎？”仁宗說：“台諫之言，豈敢不行。”未久，仁宗果然遣散宮女三十人，第一個(ge) 被遣出宮的便是那名梳頭宮女。慈聖皇後問他：“掌梳頭者，是官家所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中的《改容聽講圖》，講述宋仁宗在經筵時，左顧右盼，講官拱立不講，仁宗立即竦然改聽。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宋仁宗承認“台諫之言，豈敢不行”，與(yu) 其說這是因為(wei) 他生性懦弱，倒不如說在宋仁宗的時代，製度與(yu) 政體(ti) 已經對皇權構成了硬性的約束，皇權既不是至高無上（宋人認為(wei) ，天底下，惟道理最大），也有其邊界，君臣“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 。

來看朱熹輯《三朝名臣言行錄》收錄的一段仁宗自白：“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製度，製度擺在那裏，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執政大臣與(yu) 台諫官也會(hui) 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yu) 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zhuan) 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宋仁宗寵愛張貴妃（去世後追封為(wei) 溫成皇後），想任命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wei) 宣徽使（一個(ge) 尊貴而沒有多少權力的官職），卻遭台諫官極力反對，特別是時任諫官的包拯，“大陳其不可，反複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麵”。這則記錄在《曲洧舊聞》的故事，正好可以作為(wei) “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的生動注腳。

爭(zheng) 執起來敢將唾沫噴到君主臉上的台諫官，並非隻有包拯一人。慶曆年間，開封開寶寺靈寶塔發生火災，仁宗欲重修靈寶塔。“諫官餘(yu) 靖言：‘塔為(wei) 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乞更不營造。’時盛暑，麵奏，靖素不修飾，帝入內(nei) 雲(yun) ：‘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麵上。’” 仁宗一朝，台諫權力極重，對君權與(yu) 相君均構成強勁的製約：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guan) 廊廟，則宰相待罪” 。君主如何能夠一意孤行？

除了台諫製度，宋仁宗朝還出現“封還詞頭”的慣例，這也是對皇權的一道有力製衡。慶曆元年（1041），宋仁宗欲封劉太後侄媳王氏為(wei) 遂國夫人，命知製誥富弼起草製書(shu) 。但富弼封還詞頭，拒不草詔。封命遂寢。 富弼此舉(ju) ，開創了一項很了不起的製度：知製誥（或中書(shu) 舍人）封還詞頭之製。皇帝的詔敕，例由知製誥（或中書(shu) 舍人）起草，如果他們(men) 認為(wei) 詔敕不合理，有權封還，不予草詔。

皇祐初年，有個(ge) 叫做楊懷敏的宦官因犯下過失，被罷免了“內(nei) 侍副都知”之職務，但仁宗大概比較寵信他吧，又欲下旨讓楊懷敏官複原職，但是皇帝的詞頭被知製誥胡宿封還。翊日，仁宗問宰相：“知製誥封還詞頭，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回答說：“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仁宗這才釋然，但又不死心，“改命舍人草製”。此時台諫也站出來反對楊懷敏複職。皇帝隻好讓步，“其命遂寢”。封還詞頭自此成為(wei) 一個(ge) 慣例、製度保留下來：“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yu) 富成於(yu) 胡也”。

當然，皇帝也可以繞開知製誥，直接下發禦筆手詔，但前麵我們(men) 已經說過，對於(yu) 手詔，政府可以不奉行，繳還皇帝。

總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製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攬權專(zhuan) 製的製度，宋仁宗謙抑的美德，與(yu) 這套製度是相輔相成的。良製養(yang) 成了美德，美德也守護了良製。宋人稱“仁宗皇帝百事不會(hui) ，卻會(hui) 做官家” ，說的其實便是君主自我克製的美德，而“百事不會(hui) ”的君主能夠達成盛治，則有賴於(yu) 整套製度的良性運行。在“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體(ti) 製下，君主不需要太能幹，隻要守住君主的本分，謙抑，克製，選賢與(yu) 能，垂拱而治。

相反，如果君主太愛逞強，往往隻會(hui) 破壞製度的良性運行。亡國之君宋徽宗被修史者評為(wei) “諸事皆能，獨不能為(wei) 君耳” ，正好跟仁宗的為(wei) 政之道形成強烈對比。一個(ge) “百事不會(hui) ”的君主，比一個(ge) “諸事皆能”的君主更值得讚賞。

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他們(men) 也確實認為(wei) ，君主是不需要太聖明的。宋孝宗算是南宋的聖明之君，但他逞能專(zhuan) 斷的做法卻受到理學家徐誼的抨擊：“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yu) 共功名乎？”

宋仁宗的政治遺產(chan)

宋仁宗在位，是守祖宗法度的典範。當他去世之後，仁宗朝的一部分慣例，也被後世的士大夫整理成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用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中的話來說，“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zhuan) 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法仁祖之法、複嘉祐之治，成了熙寧變法受挫之後士大夫最心儀(yi) 的“中興(xing) 路線圖”。

宋代君臣

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讀學士範祖禹編錄《仁皇聖典》進獻哲宗皇帝，並上書(shu) 說：“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zhuan) 法仁宗，則垂拱無為(wei) ，海內(nei) 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 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範拜相，即向理宗上奏劄說：“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廢置予奪，一切與(yu) 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台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wei) 天下，不以一已為(wei) 天下，雖萬(wan) 世不易可也。” 這裏元祐、淳祐的年號，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致敬的意思。

上書(shu) 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請在位的君主“專(zhuan) 法仁宗”、“惟恪循仁祖家法”。那麽(me) 這個(ge) “仁祖家法”到底是指什麽(me) 呢？我想特別指出來，經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繹與(yu) 歸納，“仁祖家法”已經被解釋成“虛君共治”、“分權製衡”的治道與(yu) 政體(ti) ：君主端拱在上，統而不治；執政權歸宰相領導的政府；監督政府的權力歸獨立的台諫係統。

這當然不是我的穿鑿附會(hui) ，而是宋人自己的“創造性解釋”。元祐元年（1086），右司諫蘇轍向哲宗皇帝進言：“臣竊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yu) 年，海內(nei) 乂安，近世少比。當時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進退，皆取天下公議，未嚐輒出私意。公議所發，常自台諫，凡台諫所言，即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台諫。忘己而用人，故賞罰之行，如春生秋殺，人不以為(wei) 怨。終仁宗之世，台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橫，由此術也。”

同一年，同知樞密院範純仁也告訴宋哲宗：“臣昔見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便從(cong) 允；而使台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放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四十餘(yu) 年，不勞而治。”

這麽(me) 闡釋“仁祖之法”的元祐士大夫還有秦觀：“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所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輒為(wei) 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禦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ju) 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liang) 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yu) 成康相先後，蓋由此也。……願（陛下）鑒漢唐之弊，專(zhuan) 取法於(yu) 仁祖，常使兩(liang) 者（政府與(yu) 台諫）之勢適平，足以相製，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甚至，仁宗晚年，由於(yu) 患病，臨(lin) 朝時無法多說話，這一表現也被後世士大夫塑造成為(wei) 垂拱而治的典範：“帝自此禦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feng) ，百姓安樂(le) ，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為(wei) 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 我們(men) 將這段話的潛台詞挑明吧：君主隻要放手讓宰相執政，以獨立的台諫監察政府，按照製度治理國家，那麽(me) 君主本人即便是一尊木偶，也無傷(shang) 大局。

總而言之，宋朝士大夫對仁宗之後的君主一遍又一遍申明一項憲製原則：陛下，請按“仁祖之法”約束您的權力，“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 ，總之不可攬權；您必須將執政的權力委托給宰相，將監督執政者的權力委托給台諫，“使兩(liang) 者之勢適平，足以相製”。這樣，陛下您便可以“不勞而治”，“弁冕端委而無事”，換成今日網絡上的說法，就是可以“洗洗睡”了。

兩(liang) 宋三百餘(yu) 年，除了開國的太祖、太宗不論，從(cong) 未出過一個(ge) 強勢、獨斷的君主，恐怕跟這一憲製原則被一遍遍申明、強調不無關(guan) 係。另一方麵，宋代權相迭出，從(cong) 王安石、蔡京到秦檜、史彌遠、韓侂胄、賈似道。這似乎又說明宋朝政製雖然有效解決(jue) 了皇權專(zhuan) 製的問題，卻不能很好地解決(jue) 宰相專(zhuan) 權的問題。

宋朝士大夫念茲(zi) 在茲(zi) 的“仁祖之法”，並非由宋仁宗一手製定，也沒有明晰的成文條款，它跟英倫(lun) 的非成文憲法一樣，散見於(yu) 仁宗朝的故事、慣例、詔書(shu) 中，並由後世的士大夫慢慢篩選、整理出來，加以闡釋。換言之，“仁祖之法”乃是宋朝士大夫集體(ti) 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度，形成機製與(yu) 英倫(lun) 習(xi) 慣法有異曲同工之處。

被宋朝士大夫視為(wei) 君主典範的宋仁宗趙禎本人，實事求是地說，確實是一位庸常之人，身上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在位之時，也沒少受到臣僚批評。然而，在仁宗去世之後，經由士大夫的塑造，仁宗逐漸成了仁聖之君，這是宋朝士大夫為(wei) 了拍皇帝馬屁嗎？不是。是為(wei) 了給活著、在位的皇帝確立一個(ge) 為(wei) 人君者的楷模、一副限定皇權的坐標。也因此，“仁祖之法”被闡釋成一項非常接近於(yu) “虛君立憲”的憲製。

親(qin) 愛的女兒(er) ，宋人塑造“仁祖之法”的心智，總讓我想到英國的“輝格史觀”。

你應該知道，西方史學中有一個(ge) 概念：Historiography（曆史編纂），十分注重對曆史的理解與(yu) 編訂，強調在曆史闡述中注入人們(men) 追求的價(jia) 值觀。以實證主義(yi) 或者考據學的目光來看，這樣的史學觀無疑是不夠嚴(yan) 謹的，但從(cong) “曆史學”對於(yu) “曆史”的塑造的角度來看，那種機械的考據與(yu) 實證才是毫無意義(yi) 的。顯然，《舊約》與(yu) 《新約》是經不起嚴(yan) 格的曆史考據的，但誰也無法忽視基督教精神對於(yu) 西方曆史演進的巨大塑造作用。

西方史學最成功的Historiography，可能要算英國的“輝格史觀”。17世紀出現的輝格黨(dang) 提倡君主立憲，他們(men) 從(cong) 自由憲製的立場出發，致力於(yu) 將英國的曆史描述成朝著君主立憲目標演進的進步史，自由與(yu) 憲製就在英國的傳(chuan) 統中。這同樣是經不起嚴(yan) 格的考據的，“翻閱英國的曆史，似乎並不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19世紀，還有無數進步的思想家在攻擊英國的普通法製度”。英國曆史上王權專(zhuan) 斷的事兒(er) 少不到哪裏去。然而，正是輝格黨(dang) 人講述的英國曆史，構建了英格蘭(lan) 古典自由主義(yi) 對於(yu) 憲製與(yu) 傳(chuan) 統的“重疊認同”，為(wei)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整理、積累了非常豐(feng) 富的憲政傳(chuan) 統資源，推動著英國的曆史往憲製的方向演進。

宋人之用心，也在於(yu) 此。南宋章如愚說，“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紀載之史；曰纂修之史。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實錄雲(yun) 者，左氏體(ti) 也；正史雲(yun) 者，司馬體(ti) 也；紀其大事，則有玉牒；書(shu) 其盛美，則有聖政；總其樞轄，則有會(hui) 要。其曰日曆，合紀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寶訓，於(yu) 實錄、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 這“纂修之史”，就相當於(yu) 西方的Historiography，裏麵貫穿著宋朝士大夫式的“輝格史觀”。

宋代之後，這樣一種宋式“輝格史觀”便中斷了。晚清的立憲派士紳一直想說服清廷實行“君主立憲”，但終究失敗。我有時候忍不住想象，如果將清朝轉換成兩(liang) 宋，“君主立憲”的轉型當如水到渠成。